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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3) 章诒和2012-10-06 04: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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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杨宝忠往事
《五家坡》杨宝森饰薛平贵(左),程砚秋饰王宝钏
世纪30年代杨宝忠便装于住所
前不久,国字号电视台举办了一次模特大奖赛。因首次有男模参加,我便有一搭、无一搭地看了。小伙子的体形、五官及做派都还可以,惟独考察到“才艺、 素质” 的时候,这些或有大学学历,或有白领经历的男人,仿佛一齐掉进了幼儿园:怎么能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样一句很不高明的广告语,说成是自己信奉的 人生座右铭呢?这情景让我想起了一个尘封已久的京剧伶人——先演员后琴师的杨宝忠。
如果他活到今日,如果他参赛,当是怎样的光景?
杨宝忠(一八九九—一九六八),男,汉族,安徽合肥人,京剧琴师
半条街都姓杨
这是弟兄二人:哥哥叫杨宝忠,是有名的琴师;弟弟杨宝森是有名的京剧老生。他俩出身梨园世家,祖父杨桂云(字朵仙)是有名的花旦,且善理财。父亲杨 小朵也是有名的花旦,且善操琴。当时北平前门外百顺胡同大半条街的房子,均为杨家的产业。故有人云:“愿为小朵门前狗,不作江西七品官。”
祖父的死
本文专说杨宝忠。他生下来就是个大少爷,未受“坐科”之苦。家里请人给他说戏,又有姑丈王瑶卿(京剧史上的重要人物,“四大名旦”皆出其门下,人称 通天教主)倾囊相授,他11岁便以“小小朵”艺名登台演出于北京、天津,颇受欢迎。二十一岁,拜著名老生余叔岩为师。他的感觉灵敏,能将玻璃、陶器、瓷 器,聚集一处,按顺序敲击,即发出高低不同却和谐悦耳的音乐旋律来。
据说,祖父的死与他密切相关。一天,杨桂云带着长孙杨宝忠到天津唱戏。回程途中,火车停在丰台。北方冬季风大,把孙儿的帽子刮掉。因下车拾帽而误了上车,祖孙遂顶着风寒徒步回家。连累带冻,到家即病倒。数日后撒手人寰。
精通西乐
杨宝忠十七岁变声,家居休养的他开始研究胡琴、钢琴、小提琴和西方音乐理论知识。他还与许多音乐名家交往,如老志诚、柯政和、刘天华。他拉的一手小提琴,每个音符都好似一条优美的弧线,或出于幽谷,或腾入云端,余韵不绝。
杨宝忠常在天主教堂给唱诗班伴奏圣歌。只要他去,便有人(如京剧名票南铁生)也跪在圣众席后排祈祷,为的是听他的演奏。很难想象:世俗世界的一个伶 人能进入那样圣洁不尘的心境。他的耳音和乐感,让人倾慕,而反应的灵敏,思维的深度又非一般人所及。虽说胡琴与小提琴都是弦乐,但胡琴声音偏于激越,不够 柔美;小提琴则婉转柔媚,但有时显得气势不足。文化乃人生中的一种智慧。一个人能兼善这样的两种乐器,其心智与胸襟绝然不凡。
一次,北京协和医院礼堂举办音乐会,其中有老志诚的钢琴独奏,也有他的小提琴独奏。杨宝忠用小提琴演奏中国传统乐曲《梅花三弄》,令听客与同行惊叹 不已。 “意悠扬,气轩昂,天风鹤背三千丈。”中国古人的乐思被他的西洋技法演绎得细腻流畅,并放射出异样光泽。杨氏“三弄”像春风吹遍了京城。很快,这支曲子由 美国胜利唱片公司以优厚的酬金请他灌制成两面一张的唱片,一上市即畅销全国。
尚小云与他合作演出的新戏《摩登伽女》里,最后一场叫“斩断情丝”。尚小云以西洋踢踏舞蹈场面作为结尾。他特请杨宝忠小提琴伴奏。而当杨宝忠手握提 琴,身着西服,风度翩翩地走上舞台,频频向观众躬身致意时,那个热烈轰动的场景,是现在靠着一句“掌声有请”才有掌声的歌星大腕所万万不及的。
《击鼓骂曹》
其实,杨宝忠的戏是唱得不错的,惟一的问题就出在扮相上。他要生在今天就好了,身材修长,宽膀细腰,两条长腿,满头黄发,高鼻梁,赭石色的眼珠儿, 整个一副西服架子,是个标准男模和武打明星。他平素看上去就是三分洋人,走在街上常被人们误认为是西洋观光客。所以,他的外号叫“洋人儿”。
《击鼓骂曹》是他的拿手戏,也最受欢迎。戏中的鼓艺,可谓登峰造极。鼓点子不同凡响,每擂一通,观众皆报以掌声。可惜吾生也晚,无缘得见。1984 年,天津市京剧团来北京演出,剧团以该团老生演员杨乃彭的《击鼓骂曹》作为打炮戏(即首演剧目)。包括我在内的许许多多观众,都是冲着“骂曹”来的。因为 谁都知道杨乃彭的这出戏,为杨宝忠亲授。有的观众,从一开场手里就举着录音机。当剧中的祢衡将鼓槌举起,全场顿时鸦雀无声。人们在等候,等候一个沉埋数十 载的灵魂随着鼓声归来。“夜深沉”曲牌奏响了,大气磅礴中充满柔美与激情的旋律,烘托着敲金击玉般的铮铮鼓声。人们悲欣交集,很多老观众流出了热泪,他们 在为杨宝忠的英灵而祈祷,而哭泣。
以后,电视台若放送京剧“骂曹”一折,不管谁演,我必看。不为看舞台表演,只为听那“夜深沉”,听那敲击心扉的鼓声……
人的生命不能永保,大概只有化为艺术才能长存。
都是朋友
天津著名京韵大鼓演员小彩舞(骆玉笙),曾演唱过一个新曲目《击鼓骂曹》。她在这个段子里仿照京剧“骂曹”,也有“夜深沉”曲牌,也有双手击鼓,用 的也是南堂鼓。那年,她带这个曲目来北京演出,首演在广德楼剧场。演出前几天,广告登出:“特请杨宝忠胡琴伴奏”。这一条宣传,使得门票被争抢一空。
演出那天,人们苦苦等候杨宝忠的出场。等到了最后,也没见他的影子。观众大失所望,有的离席而去,有的嘟嘟囔囔,场内秩序一度混乱。其实,那晚的节 目挺精彩,人称“金嗓歌王”的小彩舞自有号召力,仅由于宣传失真而影响不好。事后,有人问杨宝忠,他笑而不答,追问再三,也只说一句:“都是朋友。”
这话,当如何解释?谁也不明白。多少年以后,一位曲坛名票(李石如)对这四个字做了分析。他说:“小彩舞去北京演出请杨宝忠伴奏,是临时帮忙。帮了 这个忙,皆大欢喜。可今后怎么办?回到天津再演,又该怎么办?没有杨宝忠伴奏,岂不是让小彩舞的这个段子减色吗?凡事上去容易,下来就难了。宝忠够意 思。”
正因为是朋友,也正因为替朋友想,他才未去,任别人误解。
老胡琴
但凡好东西,大多来之不易。这里不单是个有无财力的问题。比如张伯驹、潘素夫妇为了那些国宝,除了典当黄金、首饰、房产以外,还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几乎把老命搭上。杨宝忠也有件宝,就是他手里那把用来伴奏的老胡琴。它也算得来之不易。而这个不易,则在于它的偶然性。
早年北京王府井的东安市场里,有两家“清音桌”(即京剧清唱茶楼)。一个叫舫兴茶楼,一个叫德昌茶楼,每日下午两点开锣,一直唱到日落时分。茶楼门 前的海报用正楷写着“特请五城弟子随意消遣”。啥叫“五城”?那时的北京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城,故叫五城。所谓“弟子”,就是指票友。每逢周 六、周日,这里就热闹非常,座无虚席。在这两座茶楼之外,还有一家清茶馆,它坐落在“润明楼饭庄”对面的一座小楼上。楼上,阳光充足,窗明几净,桌椅一律 是竹藤编制,室内备有当日报纸杂志和各色棋类,壁上挂着几把胡琴和月琴。用今天的话来说,这里时尚而温馨。京城的文人墨客,票界名宿和棋界高手,多来此一 抒雅兴。虽非“群贤毕至”,也称得上“风流云集”。
一天,有两位先生(张振华、白宝华)发现这里的一把老胡琴的音色颇好,宽亮又圆润,遂决定请杨宝忠来看看。翌日下午,3人来到茶馆。杨宝忠未待泡 茶,就走过去摘下那把老胡琴,仔细查看一番后,立即坐下来,拉了段“小开门”(京剧胡琴曲牌)。他喜形于色,悄悄对白先生说:“您问问老掌柜,能不能让给 咱们?”
茶楼主人五十来岁,精明干练。他一听,忙说:“这几把胡琴是我父亲生前留下的。挂在这里,专为诸位先生消遣,不能出手。”
白先生对他说:“我这位朋友(指杨宝忠)喜欢这把旧胡琴,您让给他再买把新的。”
见掌柜面露难色,白先生又道:“我这位朋友,您认识不认识?”
“不认识。”“他就是杨宝忠杨老板。”
掌柜听了,忙说自己实在“眼拙”。他三步两步走到杨宝忠跟前客气一番,双手拿着那把胡琴,说:“既是您喜爱这把胡琴,就送给您了。别提什么,您留着玩吧!”颇有古人“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的气概。
杨宝忠接过胡琴也客气几句,俩人都十分高兴。接着,杨宝忠拿出二十元钱对掌柜说:“一点小意思,收下吧!”掌柜连连摆手,执意不肯。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当时的二十元可不是个小数,三十多元就够买一两金子了,何况那时的胡琴不贵。
白先生说:“这不是胡琴的钱,是杨老板的一点谢意,你就收下吧!”
掌柜略加沉思,抱拳道:“那我就谢谢杨老板了。”
老胡琴经过杨宝忠的一番加工,成为他日后得心应手的伴奏工具。没过多久,白先生得到一把杨宝忠请当时最高明的胡琴工匠制作的胡琴。工艺精致,担子上刻着“宝华先生雅玩杨宝忠敬赠”的题款。还是他亲自登门送琴,说:“一是表达谢意,二是留个纪念。”
这样的伶人旧事,怎不叫人感叹———京畿之地,帝辇之下,故都优雅如许。人气最厚,人情也浓,难怪它能如此长久地维系着中国古典艺术的脉缘。
“阿马蒂”
梅兰芳中年对西洋音乐也热衷过一个时期,为此还购置了钢琴、小提琴、西洋音乐书籍和乐谱。后来,几位朋友劝梅兰芳别在洋玩意儿上瞎费功夫,还是应该 把精力放在京剧本行。于是,把钢琴送给了齐如山的小女儿,西洋乐谱及唱片给了儿子(梅)葆玖,自己只保留了那把意大利小提琴“阿马蒂”。这琴被经常上门做 客的杨宝忠看上了,竟爱不释手。又因梅兰芳不再练小提琴,他便多次提出用自己那把德国仿制的“斯特拉迪瓦利”小提琴交换,梅兰芳同意了。
杨宝忠跟一位意大利音乐教师学习提琴,练了许多乐曲,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把萨拉沙泰(Sarasate)那首弓法较难的《吉卜赛之歌》 (Ziqeunerweisen)演奏得十分动听。抗战胜利后,他每次到上海必带“阿马蒂”,带上“阿马蒂”必去梅宅,演奏几段给梅兰芳夫妇和在座的其他 朋友听。演奏前,他还拱拱手,谦虚地说:“这次再请诸位听听我有没有长进。”一个有月色的夏夜,杨宝忠在梅家阳台上奏起《吉卜赛之歌》,听得梅公子(绍 武)入迷又动心,并表示自己也要跟学小提琴了。
一九五零年代末,杨宝忠还通过梅兰芳从中国戏曲研究院(即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前身)借出一件藏品——梅雨田(梅兰芳伯父)的胡琴,到梅宅演 奏。杨宝忠用它给梅葆繫(梅兰芳之女,老生演员)伴奏了一段《文昭关》。杨宝忠弓法娴熟,速度极快,琴音铿锵悦耳。好琴加好手,一曲下来,令人终生难忘。
梅绍武问他:“您的演奏为什么与众不同?”
杨宝忠答:“这是我平时常练小提琴的好处。你有没有听出我用上了‘斯泰加托’(S taccato,断奏)的弓法?”
没法子,这就是天分了——你没有,我没有,就他才有。
多姿多彩
多才多艺的杨宝忠,生活上也是多姿多彩。说学逗唱,哪一门也考不住他。来一段“岔曲”《风雨归舟》,活脱一个荣剑尘(单弦名家);唱几句“鼓词” 《大西厢》,直逼鼓王刘宝全。莲花落,十不闲,梅花调,他是件件拾得起。说段单口相声,荤素杂陈,令人捧腹。来个口技,还带表情,活灵活现。
那时环翠阁(北京的有名青楼)的陆素娟,风头最健。每至中山公园,绕场一周,尾随之众,如过江之鲫。陆小姐对不感兴趣的宾客,即使呼三喝四,能一概 不理。陆素娟酷好京剧,唱得一口梅派青衣,杨宝忠自是最受欢迎的人了。若饭后到她家,必是进口香烟,四色干果的照例文章。杨宝忠不但能说腔,能托琴,陆素 娟唱《凤还巢》,他还能唱两句小生与之搭配。而那时的陆素娟已有下海的念头,到了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她终于成了伶人。
转折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北京有位以“雍女士”名义登台唱京戏的德国女人。她天赋很好,又受过名家传授,与她合作的老生演员便是杨宝忠。二人合演的《四 郎探母》等剧,都获得好评。一次,他们在北京吉祥戏院演《法门寺》,角色的阵容非常整齐。开演之前,下场门(旧式剧场为四根圆柱支撑的方形舞台,在后面板 壁的左右两边,各设一门,系演员上下场所用。右端之门称为上场门,左端之门称为下场门)台口忽然竖起一个启事牌,上面写着“杨宝忠艺员嗓音失润请君原谅” 几个大字。观众一时议论纷纷。
该他上场了。虽然第一句要了个碰头好,到了后面,即使已把调门放低,但他唱起来仍显吃力。全剧演得平淡,无精彩可言,而观众很谅解,没一个人喝倒 彩。足见,杨宝忠是有人缘的。这出《法门寺》对他来说,震动很大。也引起朋友的关注,一位老票友看罢,即说:“信忱(杨宝忠字)的前景不妙了。”
正是由于嗓音的变化,这位余(叔岩)派正宗老生放弃了演员的行当,走上了琴师道路。有人说:原本他该大红大紫,是烈性白酒的嗜好,终止了他的演艺生 涯。杨宝忠自幼就喜音乐,家学渊源,其腕力指音都有过人之处。有了改行的打算,曾与姑丈王瑶卿商量,谁知姑丈一桶冷水浇下来,说:“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 当了文场(即京剧伴奏),就永无回头之日。纵便能再回头,恐怕连今天的地位声誉都没有了。”
杨宝忠回到家中,越想越不是滋味。一气之下拿起一只心爱的鼻烟壶,就地摔了粉碎。这一摔,倒摔出了他改行的决心来。
“扶风”行
照行内的规矩:在未拜师以前是不能吃戏饭的。也就是说,你杨宝忠的胡琴再拉得好,没有师傅也不能算文场。在民国二十三(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他在北平“同兴堂饭庄”拜弦子圣手锡子刚为师,杨宝忠从此正式改为琴师。
他第一次正式登场操琴是拜师后的第四天(十二月二十四日),为马连良伴奏《借东风》。马连良多有眼力呀!待杨宝忠刚拜了师,即邀请他加入自己的戏班 “扶风社”。马连良处处以礼相待,酬劳极高,不但在广告、报纸和戏单上,加上“特请杨宝忠操琴”的旁注,而且在舞台上设立琴师专座,真是尊宠备至。每次杨 宝忠举琴出场,台下必是一片掌声。为表谢意,他总要向前走几步,或点头或鞠躬,然后再退回到琴师的座位。杨宝忠从不反复调弦,定音向来是一手准。应该说, 马连良的演唱和杨宝忠的伴奏在风格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彼此配合默契。那时他俩合作灌制的《借东风》、《甘露寺》、《苏武牧羊》等老唱片,现在都是极具欣赏 价值和珍藏价值的声腔艺术资料了。
翡翠玉石无其光润,丝绸素绢无其细致。杨宝忠的胡琴实在太好了,常常是胡琴花腔迭出,掌声热烈而长久,以致造成喧宾夺主之势。加上他率性而行,不管 谁唱,胡琴从不收敛,像只万花筒似的,令人目眩神迷。有一次,马连良的情绪低落,演唱效果欠佳。一路演来,心中暗自不悦,觉得是杨宝忠的胡琴刮了自己的胡 子。也就从那晚起,马老板疏远了颇具威胁力的杨宝忠。杨宝忠也是个心细之人。他不久即发现:马连良演出时,用的是自己;可在吊嗓子的时候,就换了人。杨宝 忠私下里对朋友悄声道:“我快要离开马家了!”
俩人终于分手,马连良改用了李慕良。
一诺千金
杨宝忠与马连良分手之后,有段时间很不得意。也是,以他的声望和很高的酬金,当然不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班社。这时他已从百顺胡同搬到和平门外西河沿 西口的一所四合院居住。房子条件很好,原是京剧名票、文物收藏家夏山楼主(韩慎先)的房产。外院是杨宝忠聘请的纪师傅制作胡琴的工作室,里院为自己的住 宅。
闲来无事的日子,在客观上给他一个反思的机会。他反复地想:难道自己的人生真的应验了通天教主那句话:“胡琴再好,也是傍角儿(指戏班次要演员、乐 师、后台服务人员对主要演员的依存关系,依傍名角而生活),俯仰由人,自己不能做主。”经过这番打击,他决心帮助弟弟——“要让我们老三(即杨宝森)成 名!”一定把他雕琢成器,务使其身价地位并驾于马连良。
苍天不负有心人,杨宝森终于有一天,组班挑大梁唱头牌了!凡杨宝森演出,海报上必写“杨宝忠操琴”五个大字,以加大影响力。杨氏昆仲的合作,对杨宝 森的表演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其嗓音也越发地好起来,每场演出也都十分卖力,常常贴演“双出”。他真的成了继余叔岩之后、成家立派的老生。杨宝忠用胡琴 把弟弟包个风雨不透,杨宝森所有的行腔、吐字、用嗓、气口,都在这位伟大琴师的掌控范围之内。从杨宝森的身上,也找回并再现了杨宝忠自己的舞台青春。难怪 有人认为:杨宝森创立的杨派之能够流传,哥哥的胡琴要占一半的功劳。甚至有这样的看法——与其说宝森会唱,毋宁说是宝忠会拉。若无杨宝忠指导唱法并作唱腔 设计,《文昭关》、《碰碑》、《击鼓骂曹》等杨派名剧的舒展平和、古朴苍凉的表演风格,也不会如此盛行。俗话说:牡丹虽好,还须绿叶扶持。但对杨氏兄弟而 言: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箭穿……”这是《文昭关》里的有名杨派唱段。戏中,杨宝森扮演的伍员(子胥)一夜白了头。可他自己只活了四十九岁(一 九零九 —一九五八),头发还没来得及白呢!杨宝森生前冷落,红在了死后。而有幸的是,杨宝忠有始有终地为他伴奏,伴奏到他最后一场演出。
一个人的生命力,大多在困境中滋长。弟弟跻身京剧“四大须生”的行列,杨宝忠以全部心血和大半辈子生命实现了“我要帮助老三成名”的诺言。大丈夫轻生死,重然诺。这就叫“一诺千金”。
制琴
杨宝忠还有经营之才。他不但能拉胡琴,同时也能制胡琴。从胡琴的取材、选料、泡制担子和筒子,以及蒙皮、刻马儿,在他是无所不能,无一不精。出于兴 趣,也出于精明,他在家里开辟一个工作室,聘用姓纪的师傅制琴。所制的胡琴都经过杨宝忠亲自选料,成品也须他亲自检验、试听,合格后才可送出销售。细心的 人可以发现,在他的胡琴筒子里贴有“杨宝忠胡琴”的标签,以杜假冒。他的胡琴音质好,制作也精细,故销路很广。他从中获得收益,但更多的是获得乐趣。
他还约请乐器行的名师制琴,择其优者加贴监制之名号。杨宝忠传世的两把胡琴“黄老虎”和“黑老虎”,就出自琉璃厂最具盛名的制琴大家史善明之手。现在这两把琴的身价,当在十万元以上。
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一九五二年,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京剧团,继而在天津市京剧团担任琴师(杨宝森为团长)。杨宝森去世后,任天津市戏曲学校副校长,国家文艺一级,工资待遇不低。他埋头工作,也深得信任。为人忠厚的杨宝忠,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是很满意的。
他夏天穿白衬衫,灰色派力司裤子。冬季是旧式驼绒袍,一派艺术家的风度。说到吃喝,若以今天的尺度衡量,简直就摆不到桌面了。到了节假日,他或去天 津有名的小白楼一带吃份西餐;或到天津中国大戏院隔壁的广东小酒家来一盘白斩鸡。当然,还得喝两小盅白酒。那酒后陶陶然,是他的享受和快乐。
除了喜欢吃点喝点,杨宝忠平时很简朴,把富余下来的钱照顾子女。每月领了工资就分别给子女们寄钱,这儿汇几十,那儿寄一百的,从不间断。而汇款的事 都是托天津戏曲学校的一位姓萧(英鸿)的老师代办。月月如此,年年如此。萧老师感叹道:“杨老师晚年总是惦记子女们。我劝过杨老师,您这么大岁数,何必 呢,杨老师总是一笑,说‘我应该多帮助孩子一点’。”说的时候,脸上泛出一片真挚的爱子之情。
最后的《吉卜赛之歌》
“文革”开始,杨宝忠立即被他的学生、红卫兵以“反动权威”的罪名打入牛棚,成了天津的“牛鬼蛇神”。常听人说,我国几代领导人都曾感叹中国老百姓 是最好的。准确地讲:是最好统治的。别说老百姓,连知识分子在内,都是上面说什么信什么,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一位学者认为:当被统治者顺从并习惯于统治者 的头脑思考,两者在客观上就成为了“同谋”。我很认同这个观点。我们这个社会出现过的许多悲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这种“同谋”的产物。
后来,杨宝忠身患重病,回北京的家中就医。在此期间,他常去梅(兰芳)家和姜(妙香)家串门。杨宝忠管梅夫人(福芝芳)叫舅妈,管姜妙香夫人(冯金 芙)也叫舅妈。姜夫人给他包饺子吃,梅夫人则请厨师给他做红菜汤、沙拉。他每周三天去梅宅吃饭,三天去姜家就餐。所以杨宝忠自己说:“我肚子里的油水,就 靠俩舅妈了。”
尘土衣冠,江湖心量。尽管环境险恶,生活困顿,但杨宝忠给梅家老小带去的是音乐和快乐。梅绍武、屠珍夫妇曾对我说:“‘文革’时期,杨宝忠常来我家 串门,母亲同情他年老体弱,又知道他工资被扣发,就请他常到我家来吃饭。他是我家老中小三辈都欢迎的人。杨宝忠生性好说笑话,虽然受尽挫折,却仍然乐观, 还诙谐地表演他在天津被勒令唱‘牛鬼蛇神嚎歌’的怪样儿,逗得母亲忍俊不禁。他每次一来,先到母亲的上房问安,坐不到半小时就要借碴儿到我们俩住的西屋 来。孩子们一见就把他围起来,要听他讲故事。梨园掌故,马路新闻,音乐故事,他是装了一肚子。晚饭后,孩子们就非请杨大爷拉拉提琴不可。那时西洋古典乐曲 属于‘四旧’、‘毒草’,没人敢听、敢演奏。因我家是独门独院,大家也就能偷偷地享受一番。由我们的女儿红红钢琴伴奏,他就精神抖擞地奏起《吉卜赛之 歌》。乐曲依旧,但因他的处境和心情,悠扬的琴声便多了一丝哀愁。我们最后听到杨大哥的演奏是在一九六八年。有一阵子他没登门,大家就觉得情况不妙,大概 凶多吉少……”果然言中:就在这一年,他活到了头。
在北京,他还常去西单一家乐器行,当然,乐器行的人也特别尊重他,喜欢他。一来聊聊闲话,二来弄弄胡琴,或制作或修理。刚开始,他是在乐器行里面的 一间屋子摆弄乐器,后来嫌光线太暗,自己就挪到了临街的玻璃窗下。冬季的一天,他被路过这里的天津市戏曲学校红卫兵、造反派发现,劫持回津,囚于斗室,无 人管理,无人过问。几日后,冻饿而死。
夕阳十里,西风一叶。一个极具才情的艺术家,拯救自己的能力一般都是很弱、很弱的。杨宝忠广结人缘,最后却是孤立无援。杨宝忠生性乐观,而离世的那 一刻,不知心上可滴血,眼中可有泪?他的死,当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同谋”的结果。我敢断言:那些发现他在北京西单乐器行坐着的人,一定是年轻人;那些把 他押回天津并关进无取暖设备小屋的人,一定是年轻人;还有那个掌管着小屋钥匙却不给他送饭送水的人,一定也是年轻人——他们一定就是天津戏曲学校的学生、 造反派。不错,“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可杨宝忠却是直接被这些人弄死的。这不是“合谋”是什么?“文革”的血腥战果,正是通过许许多多的名曰“革命群 众”的个人来实现的。受害者身上的伤痕,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在领袖号召下,在革命组织的策划主持下,由熟人、亲人、同事、部下、朋友、学生、街坊、邻里直 接动手干的。我们自己“应该反省,手上是否有血痕?”——前不久,女作家方方说的这句话,指向的是一个并未消失的现实。
害死杨宝忠的年轻人,大多数现在可能都活得很风光,也心安理得。父亲(章伯钧)一直对犹太人问题感兴趣,这可能与他德国留学时住在犹太人家庭的生活 经历相关。父亲曾明确告诉我:迫害犹太人的暴行,纳粹希特勒是罪魁祸首,但也有全德国民众的狂热参与。我听了,目瞪口呆——这就是说,数百万犹太人被关 押、被屠杀的罪行,也是上与下的“合谋”了。
如今有成就的京剧琴师,可以独自举办专场音乐会,甚至是京剧胡琴交响乐音乐会。以京剧曲牌“夜深沉”命名的大型乐曲,也已搬进了维也纳的金色大厅。 掌声、鲜花、欢呼、赞美、恭维,艺人终生期待的东西,应有尽有。遗憾的是,杨宝忠没赶上这些专为中国京剧音乐弓弦大师举办的盛典。但从另一个角度想:这些 盛会都属于古典与流行时尚的“对接”,中国传统艺术落到了这个份儿上才风光,说明它自身已虚弱到快要咽气了。所以,杨宝忠也不遗憾——他活在中国京剧真正 繁荣的鼎盛期。真的,文化方面的事物很难判断它的正与反、先进与落后、幸与不幸。
“故人何在,前程哪里,心事谁同?”杨宝忠的灵魂是慢慢地从躯体中离去,恍似白云一缕,袅袅舒卷于天际。我们若隐隐听到从远处传来“一轮明月照窗前”的咏叹,请勿惊惶,那是杨氏昆仲在另一个世界又继续他们的粉墨生涯了。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二月于守愚斋
征引文献: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京剧谈往录三编》,北京出版社,1990年
南奇《诗非梦——一代艺人南铁生》,台湾美教育出版,2005年
《齐崧先生文集》,齐志学编辑出版,1995年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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