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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日记(15)2012-09-28 03: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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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盛岳(美):“四一二”政变时的蒋经国
很多俄共领袖和共产国际的官员对中国事态的逆转毫无准备。例如:一九二七年四月五
日,即上海反共政变前一周,斯大林还在说,没有必要试图去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
从纪律的,共产党人需要国民党右派,在国民党右派中有能干的军事领袖。整个三月,《真
理报》都在鼓吹蒋介石不得不服从革命群众意志的老调。很难使人相信,斯大林等人事前没
有得到中国局势的情报,他们就丝毫没有嗅出从中国飘送过来的大屠杀的气味来。也许事件
的变化比他们预料的要快,同时也许由于同托洛茨基的斗争,托洛茨基老早就预见过有大难
临头。斯大林宁可怀疑任何消息,那怕是证实托洛茨基主张的私下流言。毫无疑问,斯大林
用了很大力气要拉住蒋介石。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国民革命军开始屠杀冒着生命危险三次支持革命军的上海工人
了。这个消息像夺取了上海的消息一样迅速地传遍了世界。上海事件来得如此突然,不啻给
莫斯科和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当头一棒。共产国际和中山大学对政变事先都没有接到任何警
报。四月十二日晚,我们举行了另一次集会,会上不是二十天以前的欢庆气氛,而是激怒的
气氛笼罩着整个大厅。在我们每个青年的脸上没有丝毫的笑容。我们以极大的义愤通过这一
项决议,致电武汉革命政府,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电报说:
“当前中国革命的发展引起了帝园主义及其忠实走狗的反击。假革命的蒋介石及其一伙
违背了党的原则和纪律,他们背叛了我们的革命,屠杀上海的革命工人,从而成为帝国主义
的走狗。现在他们成了我们革命道路上的障碍。但是我们有信心,得到我们工人群众和革命
军队支持的国民党中执会和国民政府一定会勇敢坚定地进行反对反革命的蒋介石及其一伙的
斗争。我们确信我们会得到最后胜利。
中山大学的全体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
在电报通过以前,很多学生,包括国民党要人的儿子们在内,都发表了演说,他们走上
讲坛严厉批判上海的“四·一二”政变。蒋经国是登台演讲的学生之一,当时他是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团员。他那雄辩的演说赢得了全体学生雷鸣般的热烈掌声。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
日,《消息报》在一篇描述中山大学学生对政变的反映的文章中发表了这篇演说的情况,
“……蒋介石的儿子鼓动学生们到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示威。不久前,他在一次中国青年的
会议上说:‘我在这里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
的。’”几天之后,蒋经国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谴责他的父亲蒋介石是他的敌人。这份声
明被塔斯社译为多种文字广泛散发,全文如下:
“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
革命,切望与张作霖和孙传芳妥协。蒋介石已经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
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中国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
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了。”
他在中山大学学生集会上的演说和他所写的谴责他父亲的声明,可能是他年轻和受压处
境下的产物。然而这一抛弃他父亲的行为却使他受到中山大学学生和俄国人民的尊敬。这个
声明发表后,我们无论走到哪,都碰到人们以极大的关注问我们:“蒋介石的儿子在哪
儿?”一夜之间,他成了一个有名的大红人,而倒霉的是我们没有一个像蒋介石那样的父
亲。“四·一二”政变后,我们的地位一落千丈了。不仅不再有俄国姑娘们向我们卖弄风
情,而且我们到处都受到俄国人的轻蔑。俄国人不光指着我们喊“张作霖”,而且还给了我
们一个新头衔:“蒋介石”。不久以前,他还被当作中国的民族英雄和革命家来赞美,而现
在则被贬低到和张作霖一样的反革命军阀。我记得很清楚,莫斯科五一节筹备委员会原来准
备在莫斯科五一游行队伍中,陈列一个大型的蒋介石模拟像,以向蒋介石表示敬意。中山大
学为了庆祝五一节也给制了一个齐身的蒋介石的大画像。可是一接到“四·一二”政变的消
息后,局势的突变使俄国人和中山大学学生真是像发了疯一样,立即把蒋介石的模拟像和画
像全都烧毁。
经过这一切事态发展后,我认为中山大学学生很少有人感到中国革命的道路非依赖共产
国际和苏联领袖们的英明领导不可了。斯大林和布哈林在我们许多人心目中的威望一落千
丈。这种局面当然为对托洛茨基寄予同情的学生和教员改善了处境。他们可以提出托洛茨基
的立场来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只有忠于国际派的强硬核心还敢于出来同他们辩论。这
样,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主义在中山大学获得了最初的冲劲,当时在推进托洛茨基事业
的人当中,就有蒋经国。他经常在演讲台上露面,常常带着一堆书,从中引证来支持托洛茨
基的立场。在这种会议上,每个演讲者只准讲五分钟。小蒋讲话好比机关枪,飞快地翻书,
找到和宣读针对问题的适当引文,然后再讲,再找下一段引文。他是个出色的有条理的演讲
者,能最大限度地使用分配给他的时间。同时,他写了许多有力量的短文,张贴在学校的布
告栏里。
我们将在后几章讨论中山大学托派的命运。在这里,我想先说一点。蒋经国并没有因为
他公开拥护托洛茨基而受到惩罚,尽管有些比他讲得不那么露骨的人,尚且受到了粗暴的对
待。相反,他反被从中山大学送去列宁格勒的一所军政学院学习。那时我们有些人猜想,苏
联当局这样做是出于原谅他年轻,政治上偶尔疏忽。后来我才领会到,斯大林很可能是想把
蒋经国抓到手里,当成将来同蒋介石可能谈判时的筹码。也可能是,斯大林仅仅是指望通过
蒋经园来同孩子的父亲保持某种联系,以便一旦有事将来可以加以利用。在抗日战争中及战
后一小段时间,实际上后一个考虑确实就是那么一回事,不过这不是本书在这里要谈的事
了。
不管怎样,中山大学有许多在这一艰难的时期转而同情托洛茨基立场的学生,最后都成
了托络茨基反对派的正式成员。但对于我们这一伙人来说,尽管我们的信心受到了痛苦的考
验,我们还是忠于共产国际的领导,希望国际和俄国的领袖们确实从他们的错误中得到教
益,在估量中国革命的要求和发展方面更加成熟老练。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标志着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一天起,国民
党的政策重新回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改组前的那种状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抉助
农工三大政策突然中断执行。同样也从这一天开始,形势迫使中国共产党人清算陈独秀的软
弱路线领导,奉行武装斗争的强硬路线。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后,共产党人在上海和其它
大城市所遭受的一系列长达数年的失败,成为中共转变政策的决定因素,从以组织城市工人
为主要任务转为在农村进行武装土地革命。他们形成了先占广大农村再逐个吃掉城市的军事
战略。过了好久,正是这一战略,他们坚持应在全世界推行,以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
(摘自《莫斯和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文题是编者加的。)
附录二 覃异之:我所认识的蒋经国
本文关于蒋经国在赣南部分,主要是根据李以劻先生所提供的亲身见闻及曹云霞女士的
赣南回忆录;关于蒋经国和表扬军部分,以笔者亲身见闻为主;关于抗战胜利后蒋经国在上
海、南京的情况,以笔者当时直接所了解到的为主;关于蒋经国的早所和在苏联的情况,是
根据所搜集到的资料写成的。本文中错误和遗漏之处,希望知者予以指正和补充。
一 蒋经国的早所经历
蒋经国于一九一○年三月十八日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镇。六岁时入溪口镇武岭学校从塾
师顾清廉、王欧声受启蒙教育,读了六所的四书五经。据顾清廉的评价,他“天资虽不甚
高,然颇好通读”(见毛思诚《民国十五所前的蒋介石先生》)。一九二一年夏,蒋介石把
经国接到上海,托塾师王欧声、姑丈竺芝珊监护,王还在课外为经国补习国文。一九二二
所,先入万竹小学高年级,后转入浦东中学。一九二五所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了“五卅”
惨案,反帝怒潮高涨,蒋经国曾因积极投入这个运动而被学校当局以“行为越轨”的罪名开
除学籍。当时进步学生都以赴苏联留学为荣,蒋经国征得他父亲的同意,赴北平入吴稚晖所
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见《吴稚晖年谱》)。蒋经国到北平才数月,又因参加反
对北洋政府的示威游行,被北平警察局关押两周,获释后便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到广州黄埔探
亲(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当时黄埔军校正派一批学生赴苏留学,蒋
经国参加这批留苏学生的行列,于一九二五年十月由广州乘苏联轮船经海参崴转西伯利亚铁
路前往莫斯科。
蒋经国进入莫斯科孙逸仙大学不久,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七年秋,
进入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政学校。毕业后,于一九三○年夏要求回国,被拒绝;申请分发
红军中工作,又遭到否决。后来苏联把蒋经国的安排交给第三国际中共的代表处理。中共代
表派他到列宁大学(即原来的孙逸仙大学)担任中国学生的辅导员,曾奉命率领学生到外高
加索、乌克兰等地参观旅行。回到莫斯科后,因重病入院治疗。据《蒋经国在苏联》记载,
蒋经国因受家庭出身及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一九三一年二月被派到“狄拿马”电汽工厂做
学徒,后又被下放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农村劳动,因表现较好,曾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
席。一九三三年一月调到埃尔他金矿场主编《工人日报》。同年十月调到斯夫洛斯克“乌拉
重型机械厂”任副厂长。一九三四年与铁路工人的女儿(孤儿)乌拉厂的女工费纳结婚。一
九三六年一月,共产国际中共负责人召蒋经国到莫斯科,要他发表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该
信发表于《真理报》,《纽约时报》曾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刊其摘要(原文收入波多
野墘一著《中国共产党史》)。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成、一致抗日”的主张,
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蒋介石一再向苏联提出,要蒋经国回国,终于得到苏方的同意。
一九三七年三月,蒋经国携妻及一子一女回到上海。
蒋经国回国后,即到杭州谒见蒋介石,蒋介石给他的俄国媳妇取名“蒋方良”,给孙女
取名孝章,孙儿取名孝文。这时张学良以“读书”名义被软禁在奉化溪口镇的雪窦寺,蒋介
石让蒋经国与张学良一道在雪窦寺读书,由政学系少壮分子徐道邻为他们的老师。蒋经国谈
到这段读书生活时曾说:“张学良专攻《明史》。我读朱子《纲目》、《阳明全书》、《曾
文正公家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张学良便结束了这一段读书生活,同机飞到重庆。
二 蒋经国在赣南
蒋经国到重庆不久,政学系头目、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迎合蒋介石的心意,于一九三
八年一月任蒋经国为江西省保支处少将副处长,兼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这个学院专
为训练流亡青年而设,以后改编为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同年五月,兼任江西省新兵督练处处
长。新兵督练处设在临川(抚州)温泉,集中训练江西省新征来的壮丁,编成几个新兵团,
归他督练,实际上是为野战部队训练补充团。这是蒋经国回国后初露头角,第一次独当一面
的职务,自然希望一显身手,有所作为。他首先提出,要连队做到经济公开,赏罚公开,不
准打骂士兵,不准克扣土兵伙食,注意改善士兵生活。其次,他积极采取措施,开展“康乐
活动“,以活跃官兵精神,造成朝气蓬勃的气象。对于军官教育,则反复宣传王阳明学说。
他还遵照他父亲的一贯作法,把《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
等列为军官必读的书。他接近干部,有时也深入连队与官兵一道活动。他把这一段督练新兵
的过程,编了一本《温泉练兵实纪》,借以宣传他练兵的成绩,同时也是向他父亲第一次交
的考试答卷。为了替蒋经国制造舆论,蒋介石曾指示一些部队派人到新兵督练处参观。
新兵督练处于一九三九年迁到赣州。赣州地方的恶霸势力很大,省府的政令向来不能贯
彻执行;这个地区的专员、县长,如不与地方恶霸集团勾结,就站不住脚。当时赣州的行政
督察专员是康泽系统的复兴社分子刘己达,他自恃有康泽作后台,对地方恶霸不放在眼里,
结果在一次出巡中竟遭到恶霸爪牙的围殴,并被软禁,后由蒋经国亲自出面警告恶霸刘甲
第,才获释放。刘己达为此引咎辞职。熊式辉便借此机会,派蒋经国接任赣州行政督察专员
兼赣县县长(县长由杨明代理),冀图利用这位“太子”的权威来整顿赣南的混乱局面。
一九三九年六月,蒋经国就任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当时他面临的问题,是
如何压制地方势力,树立自己的威信。这时蒋经国年方三十,由苏联回来才两年,革命教育
的影响还未完全消失,尚未染上旧官僚的习气。他首先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
恶霸、流氓、地痞的气焰,恢复地方秩序;强调严惩贪污,整饬吏治,提倡“公仆”精神,
常常微服出访,搞一些“亲民”的小动作;厉行禁烟、禁赌、禁娼、改良社会风气。他还提
出“建设新赣南”的口号,要在赣南树立一个“三民主义模范区”,“开创赣南新时代”,
“建设‘五有’(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
天地”。由于他敢于采取严厉手段对付一切与他作对的人,赣州的恶霸流氓一时有所收敛,
政令基本上得以通行,从而他在赣南博得了“蒋青天”的称号。但是,他虽然摆出一副激进
的姿态,宣称“要打倒封建势力”,事实上他对封建恶霸势力根本没有触动,也不可能触
动。以刘甲第而言,他仍然是赣南的大地主,在赣州城内拥有不少地产,还兼营七八家商
店,照样妻妾婢仆成群,只是不像以往那样耀武扬威,招摇过市罢了。许多所谓公益事业,
蒋经国还得请当地刘甲第等有名士绅挂上委员的头衔,群众大会的主席台上也有他们的座
位。逢年过节,蒋经国还亲到那些大绅士家走访,以表现“敬老尊贤”的传统作风。
一九四○年夏,蒋经国在“新赣南三年建设计划”的讲演中,曾提出了发展钢铁、机
器、电力等重工业,促进农业机械化,兴修水利工程,把各城镇建成现代化的城镇,等等一
系列的计划,但是对于农民迫切要求解决的土地问题、苛捐杂税问题,却只字不提。由此可
见,所谓“建设新赣南”是多么不切实际的幻想。结果,除了一些装饰门面的建筑物外,给
人留下的只是一些形形色色的标语、口号、宣传画而已。
蒋经国上任初期,对抗日战争的态度表现很积极,公开赞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赣
州一度呈现开明进步的气象。如一九三九年江西的吉安等地的生活书店都被查封,而赣州的
生活书店却照常营业。江西各地禁止《新华日报》发行,而赣州直到一九四○年初还是公开
出售。因此,当时在江西省政府所在地泰和,曾一度有“蒋经国在赣州搞共产了”的传说。
很显然,这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很可能正在他父亲
“庭训”指示下,蒋经国终于在一九四○年三日开始反共了。特务根据《新华日报》的订户
和生活书店的顾客姓名,开出黑名单,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实行秘密大逮捕。蒋经国对中
共地下党员的处理,也完全是秘密进行,其手段是很毒辣的,这是蒋经国反共的第一次表
态。为了积极反共,他还大力加强地方保甲制度。自蒋经国本人以下、所有专区和县级的主
要干部,都兼任保甲指导员。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行动,订了种种规约,以加强控制。从
下面一首民歌可以看出赣南人民的反感:“蒋大专员开了口,赣南百姓齐遵守:黎明集合上
早操,立正稍息开步走。每天大事第一桩,总裁像前三叩首。保长传令开会多,天天高唱搞
五有。结婚必定集团办,太阳节日(蒋经国把他父亲捧为太阳,把老蒋生日定为太阳节)大
喝酒。下地赶墟背家训,叫人急得直发抖。我的天啦蒋专员,哪年哪月你撒手?”
一九四○年六月以前,蒋经国还不是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这年六月,他带职到重庆中
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一个月,才取得党团员的资格。从此他在三青团的地位便迅速上
升,七月便被指定为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八月又被指定为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但是
三青团头目康泽却不识时务,利用三青团组织处长的职权,未征求蒋经国的同意,竟把江西
支团部的主要干部都派定了,几乎都是康泽的学生和复兴社分子,使蒋经国成了空头主任。
久在苏联受过共产党的组织斗争锻炼的蒋经国,现在又有父亲做后台,当然不接受康泽的控
制。他决定从培养自己的干部着手,发展自己的力量,便在赣州赤珠岭创办“三民主义青年
团江西支团干部训练班”,自己当班主任。他把从苏联学来的一套群众运动的形式,与青红
帮江湖义气的精神糅合起来,在生活和训练中强调“效忠团长(指蒋介石)”,“做团长耳
目”,“彼此要建立兄弟般的团结”,“同心同德,患难与共”,不分男女,都以“大哥”
“小弟”相称,造成一种“兄弟热”的气氛。这就是他大事宣传的“赤珠岭精神”,实际上
完全是变相的青红帮集团。这个干部训练班共办了五期,每期一个半月,共训练干部五百多
人。蒋经国用这批干部为骨干,逐步把康泽在江西的三青团干部挤走。这些干部后来成了蒋
经国“嫡系中的嫡系”。不久,他又开办“新赣南经济建设干部训练班”,自兼主任,由专
员公署科长范魁书负实际责任,先后训练了数百人。一九四三年七月,他在赣州虎岗办了一
个青年夏令营,调训中专学生近千人,由他亲自主持,又倡导一个所谓“虎岗精神”。此外
他还兼任“中正中学”的校长。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蒋经国被调到重庆担任三青团中央干部
学校教育长(校长是蒋介石),兼三青团组训处长,名义上仍兼赣州专员(由杨明代理)。
这是蒋介石准备让蒋经国接管三青团大权的一个重要步骤。
蒋经国这个专员与-般专员不同:他有蒋介石侍从室派出的警卫小组随身保护;财政部
盐务署为了照顾蒋经国的财政收入,特为他设置“浙、皖、闽、赣四省盐务督运处”,由他
兼任处长,使他除了征收赣南的钨矿附加税外,又从盐税方面得到补助。此外,第四专区的
征兵征粮也与其他专区不同,蒋经国可以用征来的壮丁充实专区的“白卫大队”及各县的
“自卫队”;可以用征来的粮开办“交易公司”。赣南实际上成了他的独立王国。
一九四五年一月底,日寇人侵赣南,代理专员杨明急电蒋经国请示对策。蒋复电指示
说:“应紧急动员群众,誓死保卫新赣南。”他随即回到赣州,召开了一连串紧急会议,并
召开群众大会,声称:“决心和赣南父老兄弟姐妹一道,誓死保卫新赣南。”但是实际上只
是徒然喊一阵口号,除了做了一些疏散民众的工作之外,并无准备作战的实际行动。正在戆
州危急时刻,蒋介石拍来急电,以“政工班开办伊始,政治部组织未臻完备,诸待积极进
行,以免误青年远征军政治工作”为由,要蒋经国立即飞回重庆,同时派专机到遂川飞机场
等候。蒋经国离开戆州之次日,赣州即告沦陷。
三 蒋经国和青年军
青年军是蒋家王朝在抗战末期所建立的一支政治性很强的军队。早在一九四三年,在大
规模号召知识青年从军之前,为了补充驻印军的特种兵(如汽车团、炮兵团等技术性要求较
高的兵种),曾由个别新兵补训处招收一些知识青年,成立了几个团,陆续空运到印度去。
一九四四年日寇由湖南长驱直入,经广西到达贵州边境,重庆震动。为应付当时的局势,蒋
介石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号召知识青年从军,并成立“知识
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亲自担任主任委员,党、团、军、政各方面负责人及各大学校长、
社会名流等担任委员,蒋经国也是委员一。为了鼓励知识青年从军,还提出各种优待条件,
如:复员后可以免考免费升学;愿意就业的可以优先就业;大学生可以公费留学,等等。这
样,在很短时间内,先后成立了青年军九个师。蒋介石成立青年军的用意,不仅是为了扩充
抗战力量,其更重要的目的,首先是在政治上与中共争夺青年,因当时许多爱国青年都认为
到延安去是“抗日救亡”之道,其次是要把青年军办成一个训练干部的大学校,重建“黄埔
精神”,创立新军,为大规模扩军、反共打内战作准备。因此,蒋介石对青年军的人事安排
很重视,师长由他亲自挑选(实际上多半是陈诚、胡宗南推荐),团长由嫡系部队挑选少将
级干部担任。团以下干部则由各部队择优保送到青年军训练总监部所属的干部训练团受短期
训练后,选派到各师任用。青年军成立初期的各师师长是:二○一师戴之奇,二○二师罗泽
闿,二○三师锺彬,二○四师覃异之,二○五师刘安棋,二○六师杨彬,二○七师罗又伦,
二○八师黄珍吾,二○九师温鸣剑。
青年军训练总监罗卓英是陈诚的重要助手,副监兼东南分监黄维是陈诚的亲信干部。各
师的主要官佐不少是陈系的人,以二○四师为例:副师长吴啸亚是陈的小同乡;参谋长唐肇
谟、参谋处长卢庆善、六一○团团长胡一、六一一团团长黄绶绅、六一二团团长蓝啸声,山
炮营、野炮营、工兵营的营长等,都是十八军(陈的基本部队)系统的人。政工人员则以蒋
经国领导的三青团中央干校学员为骨干,把大专学校从军的青年集中起来,成立“青年军政
工干部训练班”,蒋经国任班主任,训练为期一个月。第一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开学,一九
四六年一月结业,约一千人。训练班设在三青团中央干校内,工作干部完全由干校人员兼
任。干训班的教育,基本上搬用赣南“江西青干班”那一套。蒋经国常常与青年一道活动,
特别令人注目的是,他往往在寒冷的早晨,光着膀子带青年们跑步。他这种作风,当时曾博
得青年人的好感。政工班名义上虽属总监部领导,实际上除经费补给由总监部转发外,一切
都是自搞一套。青年军成立政治部时,由蒋经国任中将主任。各师政治部主任,除余纪忠、
范魁书(蒋经国的亲信)有实权外,大多数都是挂名的,实际工作由他的亲信副主任负责,
如二○四师政治部主任刘炳黎(复兴社分子)是教授,除到各团作政治讲演外,一切具体工
作都由副主任洪长铭掌握。各团督导员及师政治部组训科长、总干事等主要干部,均由三青
团中央干校研究部学员担任。一般连级政工干部,则由政工班结业学员担任。从青年军的人
事实排,已经初步看出“蒋介石——陈诚——蒋经国”的布局。有人说青年军是蒋经国登上
政治舞台、准备接班的一股政治力量,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蒋经国在青年军的政治工作,主要抓以下几点:一、通过康乐活动(文体活动)使政工
干部与士兵打成一片(团有俱乐部、连有康乐室),二、通过小组活动,了解士兵的思想情
况;三、逐步在士兵中培养爪牙。具体作法是:从每班士兵中各选出一二名,组成全团“小
组长训练班”,由团督导员亲自负责,在师政治部协助下,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后,回到各连
任学习小组长;师政治部从每排士兵中各选出一名或二名,组成师“康乐干部训练班”,经
过一个月的训练,回连协助连训导员搞康乐活动。以上这些经过短期训练的士兵,后来大多
数成了蒋经国在青年军士兵中的骨干分子。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寇投降后,蒋介石最初决定把二○八师、二○九师合编为三十一军,
由黄维任军长,开到杭州集中;二○四师、二○五师合编为第六军,由刘安棋任军长,开到
粤汉路护路;二○二师、二○三师合编为第九军,开到沪宁路护路。不久又把第三十一军整
编为二○八师,由吴啸亚任师长;第六军整编为二○五师,由覃异之任师长;锺彬军整编为
二○二师,由罗泽闿任师长。
蒋介石最初并未考虑到第一批青年军很快就复员,因而未作复员的准备。约在一九四六
年初,各师都有一部分青年要求复员升学、就业。蒋经国怀疑有共产党分子从中鼓动,乃密
令政工干部在各连队组织“防奸小组”;同时为了安定军心,宣布复员前必须进行三个月的
预备军官教育,期满后发给预备军官证书。在这三个月期间,一方面加强反共宣传,派一些
反共教师到各师巡回讲演,如反共专家叶青曾到二○四师作过两星期的宣传;一方面集体参
加三青团。青年军的师长刘安祺、覃异之,师政治部主任余纪忠、范魁书等成了三青团的中
央干事,有些师长和政治部主任成了中央监事。有人认为,这是蒋经国用青年军来吞并三青
团,曾提出过反对意见。至此,蒋经国实际上已控制了三青团。
一九四六年秋在庐山召开三青团代表大会时,听说蒋介石曾企图以三青团为骨干去改组
国民党,因元老派及CC系反对,结果用“党团合并”来解这个矛盾。三青团的中央干事成
了党的中央委员,团的中央监事成了党的中央监察委员,蒋经国的亲信郑彦棻成了中央委员
会的副秘书长。从此,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也有了自己的一派。
青年军的复员管理工作,实际上是控制复员青年军的工作。“复员管理处”名义上由陈
诚任处长,实际上由副处长蒋经国负责。管理处后来改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由蒋经国任局
长。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正式宣布第一批青年军复员,并规定这一天是“复员节”。蒋经
国控制复员青年军的作法是:一、复员前夕,以地区为单位成立“通讯小组”(如武汉通讯
小组、郑州通讯小组等等),并创办《曙光报》作为通讯联络的刊物。各小组负责人是复员
青年中拥蒋的骨干分子,直接与预干局联系,在各地上学和就业的复员青年军,既受当地三
青团组织的领导,又参加当地的通讯小组;二、一九四七年改为“青年军联谊会”;三、每
年夏季在各地组织夏令营活动,把各地的复员青年军集中起来,受一次短期训练。
第一批青年军大部分复员,其中一部分志愿留营的,由各师根据留营的人数,编成教导
团或教导营(二○五师编成教导团),准备担任第二批青年军的班长或副排长,一律以预备
军官待遇,以后根据工作成绩,分批送中央军校受训。复员的青年军分为“升学”、“就
业”两部分。就业的送入新成立的就业训练班,在训练中陆续分配到各机关团体工作。升学
部分中,上大专院校的,送入各地成立的补习班或直接进入各院校,上中学的,除介绍到各
地中学外,可进入三青团在各地成立的“青年中学”。各校的复员青年军不少人成了破坏学
生运动的打手。重庆的青年中学在解放战争中扩充成反共的武装部队。许多复员的青年军后
来成了蒋经国“青年勘乱建国大队”的骨干分子,也是他建立自己特务系统的基本力量。
一九四七年七月,蒋介石在庐山亲自主持召开青年军干部会议,决定征集第二批知识青
年。新整编的二○五师(我任师长)于一九四七年初分别由万县、贵阳开往粤汉铁路沿线,
一面护路,一面招募第二批知识青年。各地方的三青团组织虽大力动员,但志愿从军的知识
青年仍不踊跃,到八月才勉强招足。这时蒋介石电召我到南京,要我准备开往台湾接受美械
装备。我便和孙立人(已内定为台湾训练司令)以及美国驻华武官苏洛一同飞往台湾察看训
练场地。行前,我曾去见蒋经国,他正忙于到上海负责管制经济的工作。从他简短的谈话
中,知道这次青年军接受美械装备是费了一番交涉的(因美国最初不同意装备青年军),用
孙立人作台湾训练司令,是为了便于与美国打交道。看来蒋介石对孙立人,既讨厌他依靠美
国人以自重(他到英国去接受勋章后,未经蒋介石的许可迳自访美,加强与美国的关系),
又不得不利用孙以争取更多的美械装备。
二○五师于八月底开始由粤汉铁路陆续向广州黄埔港集结,运往台湾。因船只少,运输
速度很慢,师部及直属部队十月初才到达台南高雄凤山营房,后续部队仍在运输中。正在这
时,蒋介石电召我到南京,告诉我说,东北行辕主任陈诚要调我到东北去担任第八兵团副司
令兼五十二军军长,要我准备到东北去。当时东北战局对蒋军不利,熊式辉、杜聿明已相继
离开,我当然不愿去做替死鬼,便找蒋经国想办法。他这时正在负责上海的经济管制工作,
刚从上海回来,一两天又要回上海去,看来很忙碌。他答应向蒋介石转达我希望免调东北的
想法。第二天他给我电话说:“已电陈主任商量,可能免调。”过了两天,蒋介石召见我,
仍要我去东北。我又去找蒋经国,他已到上海去了。第二天晚上,蒋介石又召见我,限我在
十月十六日以前到沈阳行辕报到,我这才不得不去东北。蒋经国此时名义上虽已不负责青年
军的政治工作(政治部已改为新闻处),但是青年军的重要问题,他还是过问的。他的政工
干部也常向他汇报青年军的情况,对青年军的重要人事还得征求他的意见。如二○五师师长
的继任人选,孙立人曾保荐唐守治,蒋经国却坚决主张提升副师长刘树勋。又如二○五师镇
压地下共产党员伍瑞云等案,也是请示蒋经国处理的。
四 东北外交特派员和上海“打虎”
日寇投降后,为了接收东北失地,对苏联的外交成了当时的重要问题,蒋经国曾作为他
父亲的私人代责,协助宋子文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并曾受到斯大林的接见。他
回国后,担任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和熊式辉、张嘉璈同赴长春。为了工作方便,他把原任衡
阳市长的赵君迈(与他有密切关系)调任长春市长,这也是一般外交特派员所办不到的。蒋
经国虽然精通俄语,也有苏联的朋友和同学,但在蒋介石反共反苏的顽固政策指导下,任何
外交能手也不可能争取苏联的支持,何况初上外交战场的蒋经国?他在东北期间,非但无所
建树,还受种种奚落,所谓交涉,只不过是一场空话。后来蒋经国谈到这次外交时,他难过
得流泪,说:“军事行动不能配合外交,使外交工作出丑。”他也责怪当时在东北负总责的
熊式辉没有很好的支持他的工作,责怪熊式辉倚老卖老,有问题不直接和他商量,却向蒋介
石报告,“以我父亲来压我”。
蒋经国回南京后,郁郁不乐。蒋介石曾打算派他任国立政治大学的教育长,因CC系从
中作梗,学生游行示威反对而没有能实现。蒋经国为此精神上受很大打击,心情更加苦闷。
据接近他的人说,他变得喜怒无常,动辄挥拳拍桌,斥责部下,有时借酒浇愁,往往喝得酩
酊大醉。不久,他又被任为全国军队政治工作的总督导,老蒋妄想通过政治工作来挽回日益
低落的士气。接着反共战争的形势如江河日下,蒋经国又召集骨干分子及部分复员青年军,
创办“戡乱建国训练班”(又名“勘乱建国学生”),成立若干“勘乱建国大队”,派往各
省担任组训群众的工作,不过他只起个头,以后就不闻不问了。
一九四七年,由于反共战争带来生产萎缩,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商人投机倒把,官吏
贪污勒索,成了普遍现象。蒋介石避开经济动荡的根本原因,认为只要打击贪污和投机倒
把,便能转危为安,并把发行金圆券看成挽救经济的灵丹妙药。他在孝陵卫对军官训练团讲
话时,居然说,“共产党最怕我们发行金圆券”,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蒋经国在戡乱建国训
练班讲话时也说:“共产党,投机奸滴,是革命的两大敌人。肃清奸商,稳定物价,就能消
灭共党。”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九日,行政院长翁文灏宣布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发表俞鸿钧
(中央银行总裁)为上海经济督导员,蒋经国为副督导员(负实际责任),妄图以行政铁腕
解决经济危机。经济管制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一、八月十九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十足
准备发行金圆券;二、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于九月三十日前兑换
金圆券(后来延至十月三十日),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违者严办;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
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
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蒋经国接受任务后表示:“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个人甘冒一切危险,
什么都可以牺牲的。”并说:“问题在于能否认真执行既定的方案。”为了了解蒋经国这段
工作情况,下面择录他的《沪滨日记》数则:
八月二十日
早晨抵申后,即开始研究上海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上午到中央银行访问俞鸿钧先生,商
谈经济管制各事。午后在寓所清理文件。
八月二十一日
今天上午同崇镛兄谈金融管制问题。中午参加俞总裁所召集的经济会报。上海方面负重
要责任的人都出席发言;各人有各自不同的意见。下午会客,并商量戡乱建国大队在上海的
工作计划。
八月二十二日
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市民对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多抱乐观的心理,而
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利害。扰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
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开刀就要从“大头”一开始。今天我正式被任命为经济
管制委员会委员,并派在上海协助俞鸿钧先生督导经济管制诸事。这件工作是非常困难,但
是十分重要,无论如何必须尽心尽力干下去。今天是星期日,天下雨,气候甚闷。上午在寓
所拟订经济督导的工作计划。
八月二十六日
上午召开统一检查会议。这批出席人员中有许多都是官僚,而且是想弄钱的人。对于他
们,必须严格的加以管理与监督。下午照常在中行办公,处理事务。以今天的情形看,目前
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背上,则不可不干到底了。
蒋经国在题为《上海何处去》的讲演中,唱出很高的调子,说什么:“天下没有什么力
量比人民的力量更大,再没有谁的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
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在
行动上,他采用杀鸡警猴的手段,把泄漏经济机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判刑;把上海警备司
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等人枪决,把囤积居奇的商人王春哲判处死刑,又把包括一
部分巨商大户在内的商人六十四名关进监狱。但是,蒋经国这种举动尽管锋芒逼人,却经不
起以扬子公司为代表的孔、宋势力的反击。解放后,傅作义将军谈及此事时曾说:“当时蒋
介石正在北平开会,为了处理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所引起的严重影响,临时决定回南京
去。”结果蒋经国只得发表一篇“告上海人民书”而草草收兵。
蒋经国自一九三七年从苏联回国到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以前的重要活动,据笔者所知,
略为上述。至于蒋经国去台湾以后三十年来的政治经历,笔者虽陆续从有关资料中有所了
解,但究非亲见亲闻,根据文史资料的撰稿要求,在这里就略而不谈了。(一九七九年十一
月)
(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三辑)
附录三 薛汕:和蒋经国相处的日子
洪都邂逅
“蒋经国同志!”
我以前曾经这样当面称呼过,期待以后仍有一天作这样的称呼。但这毕竟已成为永远不
可能实现的事情了。
我们党的领导人称他为“蒋经国先生”了。这就有条件,也有基础,更有可能让我称他
为“蒋经国同志”。这话怎么说明?在爱国主义大义面前,曾经这样相处过;仍然在爱国主
义大义面前,也有可能再度相处。在这里,让我回到曾经这么称呼他的岁月。
我少时读到王勃的《滕王阁序》,那“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老
在脑海里回响着。因此,当我一脚踏上“洪都故郡”的时候,即使当时的歌声“工农兵学
商,一齐来救亡”是那么震撼着人心,把千万人引上街头,游行呼喊,也卷人部队,奔向前
方,可以说让热情熔化在抗战的大霞下。我自不能例外。与此同时,我还有一点当时也很流
行的小布尔乔亚情调,想探古访胜,看一看滕王阁故址。这就经百花洲,到了赣江,走上
“中正桥”,放眼东望,什么也没有了,只有芳草萋萋,群鸦点点……
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感到“有幸”,竟能于1937年在南昌住下来了。
我所说的“在幸”,仿佛在梦境里,一个什么也没有的青年人,竟能在新四军办事处中
坐在神驰已久的人物周恩来副主席的面前;而且竟能与被敌人诅咒侮辱为“矮脚虎”的英雄
人物项英同志握手。除此以外,我竟一识蒋经国,与他有来有往,相处延续了几年。
我的“有幸”,不等于幸福。此后,流过苦泪,作出了牺牲。可是,一经过去,平生曾
经有过的往事,倒难免要喟叹一声:“有幸”得来之不易呀!
我当时是把蒋经国作为英雄人物看的。风卷云涌的1925至1927年大革命,已经失败
了,也可以说是余波吧!在街头巷尾私下里流传着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其中一个,就是蒋
经国在列宁的故乡,大义灭亲地痛斥父亲背叛革命的英勇行为,深深地印在一般人的脑际。
他宁肯放弃现成的“荣华富贵”,走上革命的道路,自食其力,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这
是多么不平凡的事啊!
这在过去,我是在传说中去想象他的;现在,却出现在我的眼前,怎么不感到神秘、敬
仰、新奇……当不可捉摸的想象就要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体,英雄也是人,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关于他,又有新的传说了。听到的是这么个样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了,抗日战争
开始了!他在新的形势下回来了,不是回到延安,而是回到浙江奉化。这不免有点费解:怎
么不先回到党的怀抱里?也许是秘密,外人不得而知。也许是为了“统一战线”,先奉汤母
侧。然而,不论怎么说,他的父亲终于要他到江西省,在“省主席”熊式辉麾下“管教”,
以观后效。这个说法更是奇怪、神秘莫测。那么究竟是怎么一个真象,他又是怎么样一个人
物呢?真要拭目以待了。
一般国民党的军官,很神气,军装着身,斜皮带一技,长靴橐橐响,那就另一番样子,
总得有高人一等的架势。可是,他一反其“势”,很少这么穿戴,倒是“夹克”短衣,漏斗
形马裤,皮鞭在手,爱戴鸭舌帽,就像是赛马场中的骑土。看来,他不像在当官,倒像是个
运动员,天真、活泼、威武,没有架子,到处奔走,毫无顾忌,喜欢与青年人一道唱歌、玩
儿……
我当时在“江西青年服务团第一大队”做抗战宣传的工作。这个“江西青年服务团”,
可以说是国民党别出心裁的产物。当时宁沪弃守,大批热血青年涌向武汉,接着就是长途跋
涉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大势所趋,国民党只好沿途阻拦,用尽各种办法,把人留下来。“省
主席”熊式辉就是起用农工民主党的王忱心,作为这个团的总于事,容纳从东战场来的青
年,表示不分党派,精诚团结。当时,夏征农就以半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参加了团本部的工
作。这样,略有“民主”,任青年们有个献身之处。第一大队的队长何土德,是个音乐家,
他从上海带一个合唱团到南昌,就留下来了。在这个大队里,有些民主自由的气氛,可以不
受限制地发表意见。我在队里,主编了《窗报》,每星期换一次,旗帜鲜明,是一个进步的
舆论阵地。它不仅为内部的人所爱好,很多外面的人,一到来,就怀着不同的目的来阅读上
面的文章。
我当时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托派是不是一个政治党派》,文章的材料,都来自党报党
刊,我不外结合东战场的具体情况,再一次阐明罢了。
江西青年服务团设在南昌的心远中学。当时已不上课,学生已跑上各个岗位去了。这个
学校的体育场地好,设备也好,爱好运动的莫不被吸引到这来。有这么一天,大约是初秋
吧!蓝蓝的天,淡淡的云,金色的阳光不炎热,像在每个人的身上,涂了一道颜色,格外鲜
明。篮球场上,健儿们的活泼、矫健、敏捷的身姿,正在夺球抛篮,四边站满了人。球场离
第一大队教室不远,我没有去瞧那个热闹,探头一望,已成惯常,不以为异,仍在室内干我
的。没多久,打球散场,看打球的回来了,对我嚷着:
“小蒋来了!“
“小蒋”是当时青年们对蒋经国的泛称,包涵了崇敬而又亲切的意思;假如有称作“太
子”的,就是贬意了。有意不正名,不宣而喻。我想:蒋经国来了就来了,有什么可大惊小
怪的?于是仍干我的。可心里不免想着:蒋经国倒还能朝气蓬勃,跟青年一道,精神不减当
年。没有多久,听见一大串人,包括何土德在内,一路走来,说话声没有个停。我抬头一
瞧,倒很容易地就看出来了,别的都穿工人裤,就是蒋经国穿西装裤,手中挎着夹克短衣;
另一只手,随时跟着他说话伸出、缩回……他的嘴巴忽地噘着,忽地咧开,逢人不管认识不
认识,就打起招呼来:
“喂!老表!”
刚巧他招呼的对象不是江西人,有的好笑,有的就对他也来个家乡话:“阿拉上海
人。”这一说就有点尴尬了,不得不改口说着:“呀呀!找伲江浙人,交关勿容易。”这个
时候的青年人,同乡的观念淡薄了,不计较是哪里人,也就在一起拥着他走,没有介绍谁和
谁。何士德当了引导,伴着他前走,带着他走进到第一大队来了。蒋经国看看床辅,看看桌
子上的书籍,又看看玻璃窗前的《窗报》。他在栏前眼不转睛地瞧着,然后问何土德:“陈
秀仕是谁?这篇东西写得好极了,应该动员青年的力量参加抗战……”“她是暨南大学的学
生,华侨……”“啊?华侨!“刚好陈秀仕那娇小的身躯正在走动,何士德指着说:
“就是她,就是她!”
“呀!华侨女青年,真了不起,竟跑到江西来。”
陈秀仕落落大方,走上前来。一听蒋经国说了这么些话,十分腼腆地用响亮的话说着:
“抗战嘛,哪儿不能去?”
“你的爸爸妈妈在南洋吗?你舍得离开他们?”
“这有什么舍不得?你不是也离开祖国到苏联去过吗?”
这么一个回答,究竟是表扬呢?还是贬低?也就很不好说了。好说的是蒋经国曾经经历
过,不好说的是蒋经国现在是怎么个状况,就不简单地是个“抗战“的问题了。他没有说什
么,沉默了。这时,他又抬头再看《窗报》上的文章。对我所写的一篇,他很注意地从头到
尾看完后,说:
以嘿!雷宁,是哪一位呀?”
这使得何土德不能不高声地喊着:
“阿雷,到这儿来!”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上前了。这会儿,我把他看清楚了,带棕色的脸上,有小小的麻
点,浅浅地像水螺纹;两个眼睛很灵活地转着,有时眼皮一耷拉,还爱眯着。
何土德把我介绍给他:
“就是他,是个广东人。”我有点怪何土德,你不也是广东人?这有什么奇怪呢!何土
德的话还没有完,补充上来了:“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健将,上海来的文化人。”
这些话,何士德除没有到北平以外,其余等于他的自我介绍。说的随口而出,听的十分
细心,蒋经国马上伸出手来。他不跟别人一样喊“阿雷”,而是慎重其事他说:“好,雷宁
同志,广东籍的文化人。”我只好跟他握握手,相应地喊着:“蒋经国同志,第一次见到
你……”我的话里,意思多着呢!远的说是“如雷贯耳”,到现在才得见;近的说是从他到
南昌来;很多人跟他往来,也很熟悉,我却迟迟才见到,绝没有“相见恨晚”之意,倒有点
意外能在这个地方见到他。原来,他是有目前的,下面的话,我才恍然大悟了。
蒋经国问我:“《托派是不是政治党派》是你写的?你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你怎么知
道不是政治党派呢?”
言下之意,这类文章不是我写的,而是别人写的或有人授意我写的。“兴趣”二字,应
该说成:“这个斗争你也参与?”最后,可是你怎么可以认为不是政治党派呢?无妨说他不
能同意了。但年少气盛的我,只用简单的回答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了:
“就是我写的!”
他一听,不多说了。
过了一会,他又对何土德和我说:“什么时候有空?你们一道到我家中来吧!”
我一半出于礼貌,一半出于还想把这个问题弄个明白,马上回答:
“好,准去!”
他呃呃地笑开了,有点沙嘎,带看尾音,像已得到报偿而很满足了。然后,就自顾朝前
走,又对旁边的何土德说下去:
“你的《挖战壕歌》有‘挖战壕呀!嘿!,苏联歌曲《红色水手歌》,也有‘嘿’不过
他们是噼呖拍,僻呖拍!,……”
“蒋副处长,你用俄语唱一唱。”
偏偏有一个要循规蹈矩地这么说,在这里倒成意外了。
“不要叫我处长,一叫,我唱不出来了,呃呃呃!”
他没有唱就走了。
过了几天,何土德对我说:“咱们大队要到三家村玩儿,一道约小蒋去。”“去,我们
去约他。”“你没有到过他的家?”我说:“没去过。”“我带你去。”南昌城里,比起现
在的大都市来说,再远的住处也显得近。我记得走了不大的工夫,就到城郊了。穿过林荫
道,经过一排楼房,来到一幢小楼下,上了走廊,已经见到两个混血儿在玩耍。这准是他的
孩子,用不着问。一瞧,就知道到了他的家。一进他的房子,不像卧室,又不像客厅,也许
是由于很多青年在这里,已经把布置捣乱了。他坐在中间,有问有答。青年们问的,都是在
苏联生活中的事情:如何恋爱,如何结婚,如何建立家庭,又如何过社会主义的生活,什么
图书馆、托儿所、公园、戏院……他是归来人,完全能够满足一个个的询问。看来,他不拒
绝这些询问。他见何土德和我一道进去,就站了起来招呼道:
“呃,雷宁同志,广东人,你北伐到南昌来了。”
我说什么好呢?只好一笑了之。何土德也是广东人,他也一笑了之。然后,何土德说明
来意:“明天上三家村,你骑你的马,我们走我们的路。那儿的杜鹃花还盛开着,……”
“好啊!我们也去。”
他还没有回答,在里面的青年,有的是江西省保巡司令部政训处的政工人员,还有一些
是刚到来的救亡团队唱歌人员,……一下子都嚷着要去。由于他向大家介绍了何士德,这么
些人接着就喊开:“蒋经国同志,你像刚才唱俄语‘僻呖拍’一样,用俄语唱《青年航空
员》,我们用华语,何队长指挥,唱吧!”何士德没有推辞,说了一声:“你……唱!”众
人齐声唱着:
“你看战斗机飞在太阳光下,
你听马达高唱着走进云霞,
它经轻地旋飞着又抬头向上,
向上排成队用力飞,用力飞,……
它载负着青年的航空队员……”
几乎没有谈什么话,就坠入热情的歌声之中。他用俄语,我们用华语,竞能合拍合调地
唱开了。何士德挥动指挥棒,定调起拍,没有他就唱不好了。在这个时候,我感到蒋经国即
使大了几岁,终究是要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此时此地不是已经在这样做了么?他跟大家一
样,张开嘴,带着抖音的俄语,竞能合谐,一起共鸣。
他,这么做,跟同时代青年,应该说,实际上就跟进步的力量,跟爱国的群众,联系得
多密切啊!又多么令人不易忘记啊!已出现的一些场面,又是多么生动啊!
这个时候,南昌云集着一些文化人,有何士德、孙席珍、夏征农、程懋筠——音乐家,
国民党党歌的作者……加上当地的头面名流,象许德瑗、程宗宣——江西民众教育馆长……
很不少,几经筹备,决定仿效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办法,成立南昌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地
点就在江西省民众教育馆的礼堂。布置就绪了,四面贴满了标语,红红绿绿地有一番新气
象。各个团体的青年人,为值得尊敬的文化人,都愿意做点工作,写的、扎的、糊的、唱
的,还有演的……正在紧张地准备的时候,万万想不到国民党的江西省党部来了个通知:要
延期,必须等候批准。负责筹备的夏征农等人,认为爱国救亡,用不着批准!坚决拒绝,不
子理睬,要依时举行。但是,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已派来一批众人皆知的打手,纷纷出现
在会场内外。从他们交头接耳、抛眼色、努着嘴的神态,可预料大约要大打出手了,这个会
难得风平浪静。怎么办呢?这个会,已经要蒋经国参加。而且要他作主席团成员,都是事前
约好说妥的。可是,他却迟迟没有来。他来不来呢?很没有把握,要是他来了,会好一些
的。于是,我负责去他家中看看。我到了他的家,不见人,说出去开会。开哪个会呢?也没
有说清。也可能是别的会,我有点狐疑,又到保安处一趟,没见人。从传达室到他的办公
室,都推说不知道。我只好扑空悻悻地回来。站在门口岗亭的警卫,虽没有为难,也似乎在
冷笑一样,你爱找就找吧!没那么便宜,这不就大大耽搁时间么?当我正往回走的时候,不
知从哪儿钻出来,听到一个喊声:
“雷宁同志,站住,等着我!”
一回头,蒋经国从保安处走了出来。显然,可以看出,他是临时有了事情,忙撂开别的
事来的。他的手上还拿着东西呢,连额角上有些汗珠,都来不及抹去。这一回,他破例穿起
军装,去了身上的斜皮带,只有腰间的纪带,仿佛是不愿意当官而这么做的。还没有等我说
什么,他自己就说了出来:
“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我一定去。这边的会,没完没了,怎么说也不能奉陪
了。”
听他这么一说,不必说明来意,我改口这么说了:
“我也要去,时间早到了,快走!”
我们很自然地小跑起来。那个时候,不兴自行车,他入市骑马也不方便,更没有特备的
小轿车,就是靠两条腿,穿过了大街小巷。到会场门口时,一大堆人拥塞着,不让进,不让
出。……这么一批人,认出他来,不敢阻挡,腾个空让他进去了。这时台上纷纷嚷嚷,拥着
一个穿中山装的说个不休、台下没有坐满人,却有的站着,叫嚷着:
“中央规定民众组织就是抗敌后援会,没打什么救亡协会,不合法,不许开!”
“这个会没有批准!”
“你们几个人代表不了文化界”
这已经清楚不过,有一批人在阻止开会。但是到会的群众,没有退让,也站起来,在台
下与他们辩论开:
“抗日救国,人人有份!”
“全国战争一开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都要组织动员起来!”
这些话,还是国民党的“总裁”说过的,现在就用来反驳所谓“不合法”的指责了。我
伴着蒋经国上台了,他插到夏征农、孙席珍与那个来阻止开会的人中间去。开这个会,由于
他是赞成了的,也是答应来多加的,不予开会,没有道理。他上前拍着胸大声说:“照常开
会,我负责一切,别管。”可是,台下已经不成秩序,有的几乎就要动武了。“你们不合
法!”“你们不讲理,爱国的良心哪里去了?”……他气愤地站在台前,手指着前头:
“哪个到会场来捣乱?给我出去!“
那些人一抬头,见是蒋经国,不能不安分些,停止拌嘴,东看看,西望望,在找寻什
么,分明在听候指挥……他又在说一遍:
“我是保安处副处长,捣乱的听着,出去!”
那些人没有动,装作是出席的群众,可以不被发觉。但是,他的手没有放下来,还是指
着:
“出去!“。
那些人,贼眉鼠眼,在听见口哨以后,就一个一个抽脚偷偷地退了出去。会场登时安静
下来,也没有辩论了。他放下手,摸一摸下巴额,从容不迫他说着:
“这是一个抗日的文化界团结御侮的大会,开!”
当下,会场的情绪完全转变过来了,没有阻拦开会的了。坐下的群众,连同从门口涌进
来的,伸出手,一下子爆发出连续不断的鼓掌声。正气上升了,一股邪风不见了,台上马上
安排开会的事宜。会场里,早已练习好的大合唱《祖国文化进行曲》,系孙席珍作词,何士
德谱曲,此时在揩挥下众口一调地唱了开来:
“祖国快要沦亡,起来,快把文化武装,
要争取,民族的解放!文化人,也该起来,
踏上抗敌的战场……”
我站在台上的一角,听着歌声,一股热气正在上升,随口也唱了。一个个声音,集合成
巨响,只听到滚滚而起,急急而来,一如大海的波涛,席卷着一切,……
这时的台上,蒋经国站着,即使穿军装,也是一个普通列兵,没有什么特殊。但当他看
到会场上,别的人不是穿工人装,露出雪白的村衣,就是着中山装,浅蓝的一片,仿佛感到
只有他的颜色不一样,有点不入俗,就把军帽脱了,腰上的风纪带解了,然后把双手伸开,
十分轻快而活泼地冲着夏征农、孙席珍等人说着:
“时间不早了,开会吧!”
黄澄澄的灯炮,发出的光像是底色,有时因电力不足,竟暗了下去,幸好台上已有两盏
汽灯,放射着银亮的光圈,扩大开去,把台下的群众,黑压压的头脸,照得一清二楚。四
周,能够反光的玻璃窗,闪着闪著。这好像在一个码头,巨轮就要启碇了,送行的人眼光无
不集中在轮上,情深深,意切切,祝愿能一路顺风。
中秋之夜
翁翁郁郁的杉林,成一片蓝色,与白云飘雾,像水拨彩画一样,渲染在一起。自从红军
长征后,井岗山是个禁地,几乎没有人上过。为了看一看盘踞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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