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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11)(章怡和)2012-08-22 05: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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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问罗隆基:“怎么很少见你看戏呀?”
他对我们说:“成右派以后,我进过剧场。先头还没有注意,然后就感觉情况不妙。发现我在看戏,可别人都在看我呀。前排的观众扭过头瞅,后面传来问话 ──哪个是罗隆基?我索性起立,转身面向大家,挥手喝道:‘你们看吧,看吧!我就是罗隆基!’这一下,倒很有效,剧场顿时安静,人家不再看我,大家都去看 戏。”
他的话,引得一家人大笑不止。
我想:这样的举动,父亲是不会做的。它属于罗隆基。
一次,我去听张权独唱音乐会。在音乐厅里,我看见了坐在后面的罗隆基。人很精神,穿着笔挺的米色西服,手持粉色的唐菖蒲。在旁边的是赵君迈⒀,一副 中式打扮,象个跟班。张权每唱一首歌,罗隆基都鼓掌。字幕打出“休息半小时”,他立即起身,双手捧花,走向太平门,这一路非常惹眼,他却毫不在意。当我再 看见罗隆基返回座位的时候,他手上的那束花没有了。
几日后,罗隆基对我提及那场音乐会,说:“我去,是为了张权,不是为了音乐。她与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还把一条性命,丢在了 东北。舞台上,观众只是觉得她神采依旧,无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后台去送花,用英语说:‘祝贺你能在北京开音乐会。今晚的你,非常美丽。’她连说 thank you。可是当我问:‘生活可好?’的时候,她的眼圈立刻红了。人呀,没有经历生的一番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创痛。”
显然,那束粉色唐菖蒲,他是用心准备了的──为了往昔的友谊,为了共同的际遇。我想,象这样的举动,父亲也做不来。它属于罗隆基。
(一九)59年的夏季,毛泽东在庐山搞起了反右倾运动,在党内挖出了个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公报刊出,父亲和罗隆基很感突然。因为降职以后,耳目闭塞,他们和老百姓一样,只能得到官方准予知道的消息。
父亲以一种自语的口气道:“彭德怀怎么会和张闻天搞到一起?”
听到这个消息,就跑到家来聊天的罗隆基说:“这有什么奇怪?章罗能联盟,他们也就可以成为集团。这肯定又是毛泽东下的结论。”
“右派、右倾,老毛如果总是这样定罪的话,国家的政治生活,今后要不得了。特别是中共内部的斗争,非常残酷。发表的公报和事实的真相,往往相距甚远。”父亲很有些忧虑。
自己灾祸缠身,何必替他人担忧──罗隆基多少怀着这种情绪,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彭德怀和我是连襟,但素无往来。我在他眼里,始终是个异己。57年我成了右派,有人问彭德怀的感想和看法。伯钧,你猜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他居然说,应该,应该。”
父亲解释道:“人家是共产党,当然要这样讲啦。”
罗隆基不以为然,说:“象他这样的共产党干部,阶级阵线划得分明,不会理解和同情民主党派。这次轮到他们自己的头上,或许能有一些‘法’的觉悟,不会老指责我们这些知识份子在崇尚西方政治民主了。”
过不久,不知从哪儿吹来一股风,说中共中央准备给一批右派摘帽子。这下子,罗隆基和父亲往来特勤:打电话,碰头,同去参加一个会……内容是打探消息,核心是看看自己能否摘帽。
一天,我随父亲到政协礼堂看文艺演出,在礼堂前面的大厅里,碰见了林汉达。眉清目秀的林先生特意走过来,对父亲说:“章先生,恭喜,恭喜。你的问题要解决了。”
父亲追问:“什么问题要解决了?”
林汉达没有作答,用右手做了一个摘帽子的动作。
父亲看懂了。
第二天,父亲和罗隆基通电话,请他过来一趟。
见面后,父亲即向他叙述了林汉达说的话。
罗隆基一听,就象触了电,激动、亢奋。遂道:“伯钧,多年的媳妇快熬成婆了。”
父亲说:“这消息要是出自民盟的人,我不大信。林汉达讲,情况就不同了。他又肯直接告诉我,说明消息的来源比较可靠。”
罗隆基点点头,表示对父亲分析的赞同,认为毛泽东一定发布了给右派摘帽的指示。于是,两个沉浮宦海、年过花甲的男人,象小孩猜谜一样,猜猜明天谁能 摘帽子。真是衰耄之气顿消,少壮之心复起。父亲提到章乃器,龙云,黄琪翔;罗龙基说到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他们还说到上海的王造时,沈志远,报界的储 安平,徐铸成 ……。事情涉及到自己,二人的看法便有了差异。
罗隆基对前途估计乐观,觉得过去有功,自己有才,今后有用。他的结论是:“要给右派摘帽子的话。当然首先要给章罗摘帽,不然的话,地球上怎么知道中共在给右派摘帽子呢?”
父亲也在暗自企盼,但经验给予他一种并不乐观的感觉。他说:“摘帽子不是没有可能,可我俩的希望不大。因为老毛恐怕要用来留作标本。”
此刻,不管谁能摘帽,仅摘帽二字,就足以让他们心旌摇荡。
风吹一阵,似又恢复了平静。国庆10周年前夕,毛泽东建议特赦一批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其中有溥仪、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沈醉等人,共33名。特赦令里,没有右派。
战犯释放了,皇帝大赦了,后又听说这一批人进了全国政协。一个周末的晚上,冯亦代来家做客。饭后闲聊时,他顺口说道:“前几天,我在政协小吃部,真的看到了溥仪。旁边坐的一个小孩,连东西也顾不上吃了,跟大人闹着要看皇上。”
这一下,大大刺痛了父亲和罗隆基。俩人愤愤不平,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气。他们一致认为毛泽东的政策出于实用、功利之目的和某种炫耀心理及政治成就 感。如以罪论,即使右派是罪犯,他们也比任何一名战犯干净。因为在知识份子的手上,没有血痕。其实,无论是父亲还是罗隆基,心里是清楚的:毛泽东成功以 后,防范的就是智者,尤其是那些善用怀疑眼光审视现实的人。
统战部毕竟高明,没有找他俩谈话,但深知章罗此时正处于心理严重失衡的状态。于是,组织他们南下参观。父亲参观的线路是江浙;罗隆基走的是湘赣。父 亲和母亲到了火车站,发现与之同行的有邵力子夫妇,陈半丁等人。这一路,天气甚好,他们与邵老谈诗,与半老论画。与罗隆基相伴的人是康同璧(康有为之女) 母女。
父亲悄声对罗隆基说:“看来,此行的主角是你我。”
罗隆基点点头。
父母参观的城市有南京、上海、杭州、绍兴。但不久即发现,这些历史上最富庶的地方,物质供应竟极其匮乏。去绍兴坐的是船,船行水上,又有清风明月, 邵力子酒兴大发,一个劲儿地说,想喝“加饭”。上了酒,却无菜。见此情状,不管是左派、右派,还是陪同的统战部干部,谁也不吭声了。
母亲琢磨出何以无菜的原因,偷偷对父亲说:“我们的一日三餐在计划之内,是上边指示,地方事先筹办好的。邵老饮酒是个意外,意外就露了馅。我分析得对吗?”
父亲不语,神色冷凝。因为他看到了红旗下掩盖的贫困。
回到北京,父亲和罗隆基写了书面的思想汇报,感谢中共所提供的学习、改造机会。材料送上,如石投大海。统战部既不说好,也不说歹。
罗隆基原先还在期待着什么,后来便也明白了。不禁慨然道:“伯钧,你说对了。不过是安抚我们罢了。”
我第一次去罗隆基的家,是他打电话向父亲借阅每日三本的《参考消息》。自当上右派,统战部取消了他看“参考”的资格,这可能与他降级过低有关。所以,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向父亲借些来看。
我说:“爸爸,让我骑车送去吧!我还没去过罗伯伯的家呢。”
父亲同意了,又板起面孔,故意装得很严肃的样子,说:“你去要当心!他对女孩子是有魔力的!”说罢,俩人相视而笑。
这是在(一九)59年8月的一个下午。罗隆基住在东黄城根附近的迺兹府胡同12号,这也是一座四合院,不过比我家那所宅子的格局要小得多。罗隆基先 把我带到书房。地板、坐椅、茶几、写字台、书架,没有一丝灰尘,干净得吓人。每种报纸、期刊,在书架上均有固定位置。在书架每层隔板的外沿,他都贴着用毛 笔写的标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画报》《争鸣》等。写字台上放着一部极厚的洋装书,书是打开的。罗隆基告诉我,这是一部外交史。
我说:“这么厚,要多久才看得完。”
“小愚,这你就不知道了,罗伯伯看英文比读中文还要快呢。”他给我泡了一杯茶,指着杯中泛起的新绿,说:“这种龙井是上品。小愚,我是把你当贵客呀。”
我摘掉草帽,满头是汗。罗隆基连忙跑了出去,拧了个湿毛巾来,说:“这是一条新毛巾。”接过毛巾,有香气扑鼻。
他打开电扇,电扇是放在地板上的。见我不时用手指按住飘起的裙边,又走过去,蹲下,调整螺丝,将扇头压底。
发现我喝不进烫茶,罗隆基再次起身出去,隔一会儿,端来一杯放了冰块的凉开水:“小愚,你现在觉得怎么样?还热不热?渴不渴?电扇的风大不大?”
17岁的我,生平第一次受到一个男性如此体贴入微而又礼貌周到的接待。突然,我的脸红了。
“罗伯伯,这倒水,沏茶,收拾房间,每天都是你做的?”
“亲爱的小愚,我和你爸爸都是右派,又是联盟。但实际上我哪里比得了他。你家还有司机、警卫、勤杂、秘书、保姆。我呢,落得个孤家寡人,从早到晚,形影相吊哇。”
我环顾四周,只有电扇发出的声响。他这个家,安静得有些过分。
罗隆基知道我是学文的,他的话题就从学文开始。问我:“现在文科教材里面,有没有现代文学史?”又问:“在现代文学史里面,有没有新月派?”再问:“新月派里面,有没有罗隆基?”
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我学戏剧文学,不开现代文学史课,而在我自己所读的现代文学史里,新月派宗旨已不是从“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 未来的圆满”,给“社会思想增加一些体魄,为时代生命添厚的一些光辉”的文学流派。官方认定的文学史上,说新月派在政治上是既反对国民党、又与共产党作对 的第三种力量的代表,并因为受到鲁迅的批判而处于受审的历史地位。
罗隆基见我回答不出提问,便给我上起课来:“小愚,罗伯伯要告诉你,新月派的人都是很有才华的,象徐志摩、梁实秋、胡适、沈从文、梁遇春。我们不是 一个固定的团体,不过是常有几人,聚餐而已。在一起的时候,讲究有个好环境;吃饭的时候,爱挑个好厨子。我们的文风各有不同,你罗伯伯专写政论,对时政尽 情批评,几十篇写下来,被人叫做新月政论三剑客,另二人一个是胡适,一个叫梁实秋,都去了台湾。可惜现在新月派被否定,罗伯伯被打倒,你读不到我的文章 了。比如我写的‘非党员不能做官,为作官尽可入党’一句,恐怕就已不只是国民党政权底下的事实了吧。”
罗隆基常跟我提到昔日好友闻一多,他告诉我:一多和他同是清华辛酉级同学;闹学潮的时候,同受“自请退学”的处分;一起飘洋过海到美国留学;一道在 芝加哥成立倡导国家主义的大江会;回国之后二人又与徐志摩、胡适等人创办《新月》杂志社。当然我还知道:是他介绍闻一多、李公朴参加民盟;(一九)46年 闻一多被害,上海各界在天蟾舞台公祭,罗隆基丢掉准备好的稿子,慷慨激昂演讲,会场霎时风起云涌,达到了高潮。罗隆基走下讲台,邓颖超跑过去激动地紧握他 的手,一再感谢,致意。
提起闻一多,罗隆基又说:“当年在清华读书,闻一多擅诗,我长文。一多曾一度专注学术,对我介入政治也有微词。但一多被杀害,成了烈士;你罗伯伯活 着,成了右派。现在我揣想,假如你父亲和我从外国归来都不搞政治的话,我俩会成为很好的教授,我还可能成为一个不亚于一多的文学家。”
我至今都相信他说的话。遗憾的是,罗隆基不是闻一多,也不可能是闻一多。这是因为尽管闻一多与罗隆基同属中国的自由民主派。但解放前的毛泽东,为夺 取江山的需要,是把他们当作社会的中间派来争取的;而建国后稳坐江山的毛泽东,则把民主派等同于右派,视为打击对象了。所以,40年代的闻一多,成为中国 民主派的英雄。而50年代的罗隆基做为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代表,只有去充当挨打的反面角色了。
他请我去客厅看看。如果说,我家的客厅是古色古香的话,那么罗宅的客厅则有些洋里洋气了。茶几中央是一束黄色唐菖蒲,插在一个缠枝莲花纹的青花赏瓶里,瓶高颈细,花繁色雅。仅这样一束花,就使屋子里充溢着柔润清丽之气。
我问:“罗伯伯,这花从哪里来的。”
“我买的,每星期在东安市场买一次。你喜欢这种颜色吗?”
“喜欢。”
“你下个礼拜来,我就换个别的颜色给你看。我喜欢鲜亮的颜色,要不然,你罗伯伯就更老了。”
我的父亲从不买切花,他喜盆栽和露养。
罗隆基的客厅,没有多少古董。只在一个菲律宾木的玻璃大橱里,摆放着青花瓷的各式器皿。他对我说:“瓷器里,我只好青花,也只买青花。我不管官窑还是民窑,只要我喜欢,就可以了。”
罗隆基推开橱门,取出一只青花大碗,指着碗壁绘制的松下高士、锄地得金等四组人物构图,说:“这是康熙官窑的东西。”
他举着碗,让我靠近细观:果然那上边的人物形象生动,山川草木层次清晰,图案繁密。他还拿出青花瓷盘、青花玉壶春瓶和一个造型别致的青花小罐,让我把玩。别看罗隆基以“喜欢就行”为收藏标准,其实,他有鉴赏力。
令我吃惊的是:客厅四壁,悬挂的全是仕女图,有张大千的、徐燕荪的、叶浅予的、傅抱石的、梁黄胄的、张光宇的。父亲酷爱书画,在各种画作里,他极少 买仕女图。即使买了,也不挂。记得有一次琉璃厂送来一幅张大千的水墨仕女图,由于画的是女人的一个背影,十分清淡,且写意味道甚浓。父亲买了,也只在客厅 挂了3日,便叫洪秘书卷了起来。那时,我正爱看大美人,心里自不高兴,但父亲解释说:“正屋挂女人像,不雅。”
我把父亲的这个观点告诉了罗隆基,他把眼珠子一瞪,嘴角一咧,说:“小愚,谁象你爸爸那么有福分,(一九)57年后,我是人去楼空呀!我买仕女图,叫做画饼充饥,我的章小姐,你懂吗?”
他特别声明今天之所以挂这么多幅画,完全是为了我。
最后,他带我参观了他的卧室。迎面是一张大大的双人床,床上叠放着一方毛巾被。被单、枕头、窗帘,均为白色,质地或棉或纱。床头柜上是台灯、座钟和一只小铃。这间屋子,我似乎能感受到主人内心生活的落寞。
“罗伯伯,你的床头为什么要有小铃?”
“我有心脏病,有时在夜间发作。一旦有病情,我就按铃,外面的人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又回到客厅小坐。罗隆基赶忙从书房,把我的绿茶和冰水端到了客厅,让我慢慢喝,并遗憾地解释:“我因为有糖尿病,家里不备糖果,也很少买水果。小愚,你莫嫌罗伯伯小气呀。”
父亲说他爱向女性献殷勤,看来是一点也没有冤枉他。但是,他的殷勤献得来如此自然自如又自在,我觉得这简直就属于是一种天性了。
我说:“罗伯伯,爸爸夸你精通国际政治和西方法律,是这样吗?”
他笑了,神情得意地说:“你爸爸说对了。但有一点需要补充。那就是我也懂中国的法律。比如中国历史上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迅速的所谓‘盛世’、 ‘治世’和‘中兴之世’,都和统治者整饬法制,振肃朝纲的政治活动相关。你一定看过通史啦,那上面讲到的汉代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包括明代的仁宣之 治,都是这样的。”
回到家中,我的话匣子就打开了,说到最后,我告诉父亲:“爸爸,让我高兴的是,罗伯伯没有把我当小孩子。”
父亲故意瞪眼,喝道:“这恰恰是最危险的。”
我大乐,父亲也乐。
在庆祝反右倾胜利的同时,所有的中国人的肚子开始品尝饥饿。三年自然灾害来了,“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无数”。当代社会用萧条恐怖的景 象,来显示“民以食为天”的古训。章罗的聚会,原本出于精神的目的,现在也被物质的欲求所充实。形式上,也相应地从清谈变为聚餐。聚餐的建议是罗隆基提议 的,无固定日期,实行AA制。基本成员有罗隆基、陈铭德、邓季惺、赵君迈、康同璧母女、父亲、母亲和我。偶尔有黄绍竑、周舫文。聚餐之前,相互用电话联 系,订下人数与时间。至于地点,就看每次是由谁做主持了。如是陈铭德、邓季惺夫妇,自然是在四川饭馆。去“新侨”、“听鹂馆”等供应首长的内部餐厅,则由 父亲出面。
为此,罗隆基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小愚,你罗伯伯后悔啦!我要象你爸爸一样,赶快认罪该有多好,能保留部长级待遇。当时不知利和弊,现在看出得与 失。你爸爸是肉蛋干部(指每月配给一定数量的肉类和蛋类),我是糖豆干部(指每月配给一定数量的白糖和黄豆)。连”新侨“的西餐都吃不成啦。”
那年头,除居民定量供应的粮油、副食、肉类、芝麻酱、肥皂之外,其余的东西均以高价出售。故有“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手纸上茅房”的民谚流行。下一次馆子,花销不菲。我们的聚餐常常是半月一次。8人一桌,约费8、90元。我家3人,母亲每次须带4、50元。
经过一段时间,母亲有些不安了。对父亲说:“我们这些右派,常常这样吃饭,会不会让人家有看法?怀疑我们又搞什么活动了?”
“怕什么!吃饭总不犯法吧?”
经父亲这么一说。母亲心里不嘀咕了。电话一约,这7、8个人准时到齐。
事情居然有那么凑巧。一次,约定在专门供应首长的新侨饭店六层的西餐厅吃饭。进门,见已有一桌人围坐在那里。再走近些,发现这些人的面孔并不陌生。 原来是史良、胡愈之、楚图南、周新民、高天、吴晗……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民盟的左、右两派在这里碰面了。别说是父亲和罗隆基,就是我,也感到十 分地不自在。奇怪的是,左派先生似乎更觉得不自在。刚才还在边说边吃,现在都哑巴了,吃闷头儿饭。
我们选了一个和他们距离最远的餐桌。父亲挑的座位是背向他们,罗隆基偏选个位置正对着胡愈之。
父亲说:“努生,我们两个是民盟的,你看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
“伯钧,你不要动,为什么非要我们过去?他们就不能过来?”说罢,罗隆基把身子板挺得直直的,好让瘦小的胡愈之能一眼瞧见自己。
年过八旬的康同璧,全然不解这种紧张局势,操起一口广东官话,大讲其父南海先生在伦敦地下餐厅吃龙虾,因付不起钱而受窘被困的故事。大家特别认真地听,个个都想尽量在这样的认真中,忘掉“那一桌”的存在。
那一桌很快吃完了。周新民走过来和我们一一握手,左派撤离。
“老罗,下次民盟开会又有新材料了。”父亲虽是笑着说的,但不无担心。
“你不是说过,吃饭不犯法吗!”罗隆基扶了扶镜架,气呼呼的,脸也是红的。
康同璧的女儿罗仪凤小姐伏在我耳边,说:“小愚,你看他这时象不象一只好斗的公鸡?”
聚餐多了,我就发现每次饭罢,罗隆基和罗仪凤二人并排而行,不是快步于前,便是缓行于后。他们用英语交谈,罗隆基说话的语气柔顺和婉,罗仪凤那双深陷的眼睛,亮得发光。
我问父亲:“他俩怎么了?干嘛老单独在一起。”
“努生在献殷勤,仪凤大概在恋爱。傻丫头,已经长这么大了,还不懂人的感情。”父亲虽责怪我,却有一种兴味在里头。
一日,罗隆基打来电话,对父亲只说了句:“伯钧,不要出去,我要马上过来。”
电话弄得父母很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事。父亲立即让司机开车去迺兹府接他。
这次谈话,不象在议论时政,罗隆基的声音很小,我怎么听也听不到。事后,我问母亲,母亲告诉我:“昨天,是你罗伯伯的生日。上午接到罗仪凤的电话, 说有礼物送上。下午,从一辆汽车里端出四大盆花和一个蛋糕。老罗把蛋糕盒子揭开,呆住了:上面的奶油图案是一支丘比特箭连着两颗心,心是红色的,另附一封 英文信。罗隆基收下礼物,怎么也不敢给罗仪凤回话。这不,向你爸爸讨计策来了。”
我问:“爸爸说些什么?”
“你爸爸怪老罗不该大献殷勤,摇动了女子的春心。人家出身名门,又至今未婚,她能袒露心曲,已是极果敢、极严肃的举动。如果讲般配的话,罗仪凤实在是配得过的。只看老罗有无诚意了。”
“那罗伯伯又怎么讲呢?”
“老罗说,罗仪凤是很好的女子,但他们只能是互称兄妹,而不可结为夫妻。”
“为什么?罗伯伯不是自比卢梭,风流一辈子,到头来却无女人相守吗?”
“你爸爸一眼看透,说:‘你是嫌人家老了,也不够漂亮吧?’努生支吾半天,说不出一条理由。”
我把自己所认识的罗隆基的女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的确,她们个个漂亮。这还不包括罗隆基的妻子王右家。而王右家被公认是洒脱任性、美艳如花的一个女人。
后来,叶笃义来家小坐。父亲和他谈及此事,说:“这事如成,努生会幸福的。罗仪凤的修养且不说,单是那烹调,就让老罗享用不尽。她既能做一手地道的粤式点心,又能摆出一桌精美的西式大菜。”
叶笃义却说:“老罗是无福消受。我和罗仪凤在燕京大学是同学,她的人品和成绩,都非常优秀。谁都知道老罗英语好,却还赶不上她。”
父母一直很想从中撮合,可他们二人的关系再没有向婚姻之途发展,但仍是往来密切。父亲慨然道:“在男人当中,恐怕只有努生才有这种吸附女人的魅力。”
在与罗仪凤的关系陷入低谷的时候,罗隆基还真的闹了一场恋爱。在一个舞会上,他结识了一个风韵多姿的中年妇女。很快,他俩成了舞伴和牌友。到了周 末,便同行同止。每次约会,一般是罗隆基给她写张便条,托专人送去。彬彬有礼,措辞谦恭。处得久了,人也熟了,罗隆基写条子,态度就亲昵随便起来,他们的 约会也不止是跳舞、打牌。一次,那位中年妇女在接读条子的时候,被自己的兄长察觉,一把抓了过来。兄长是位非常著名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当其发现 条子的落款竟是罗隆基三个字,顿时勃然大怒,喝令妹妹不得与大右派往来。她吓坏了,流着眼泪恳请罗隆基忘掉自己。
这对罗隆基来说,已不是什么约会、跳舞或写条子的问题,这是侮辱、羞辱和耻辱。换了别的右派或许罢手,而他不能。
罗隆基特地从政协叫了车,找到了科学家,郑重相告:“今日以前,我与令妹不过是朋友;此刻,我与她在恋爱;将来,我与她是夫妻。 ──我是右派,我也是公民。无人可以剥夺我的权利。”言罢,不等科学家开口,即转身离去。
科学家也不甘示弱,却想不出良策对应。他找到了周恩来,请总理出面“摆平”。罗隆基何以能平。
消息传出,反应不一。父亲说:“一个血性男子,当如是。”
民盟中央的人说:“哼!自己是大右派还不老实,风流成性。”
罗仪凤听说后,从下午便守着我,伤心落泪至黄昏。
(一九)62年9月,中共举行8届10中全会。毛泽东做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要求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 说,中国人当中有百分之一、二、三的人是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父亲把《人民日报》的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文,读了又读,皱着眉头对母亲和我 说:“形势不大妙,老毛不知又要搞什么名堂了。”
一日,统战部叫父亲去一趟。父亲进了小会议室,罗隆基已坐在那里。不一会儿,彭真板着脸来了,对章罗既不握手,也不问候。父亲心想:(一九)56年他们曾一道出国访问苏联和东欧,彼此有说有笑。今日见面,如临敌匪。中共让一个主管政法的人出面谈话,肯定有了什么严重情况。
彭真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两个虽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但党中央、毛主席对你们是宽宏大量、仁至义尽的。”
父亲和罗隆基,互看了一眼,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彭真继而说:“你们认为社会主义不好,共产党待你们不好的话,可申请出国。除了台湾,你们去哪个国家都行。如果没有钱,我们愿意送你们出国。在国外 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住不下去了或又想回来看看,我们中国共产党仍然欢迎。必要的话,还可以派人去接你们回来。现在,就看你们的态度了。”
父亲回答:“我虽留学德国,三次暂居香港,到过十几个国家,但请转告毛主席,章伯钧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罗隆基说:“有机会我是想出去。不过,现在不想走,我还要看看。”
彭真起身,谈话结束。
好几天,父亲的心情都很坏,一直在推想彭真谈话的起因。他对母亲和我说:“不知谁出了问题,把乱子的责任朝我们俩人的头上推。与中共打了几十年的交 道,我们的爱国立场,他们是清楚的。现在,居然由政法书记出面,提出送我们出国。很显然,是对我们最基本的家国观念和爱国立场也产生了怀疑,一定认为我们 在背后搞了什么举动。”
父亲也不满罗隆基那天的表态:“最糟糕的,是努生的表态。什么叫 ‘有机会想出去’?人家不正是怀疑我们伺机而动吗?所有的聪明他都摆在脸上,其实,他处理一些问题,是傻气十足。可你要当面说他傻,他还要跟你吵。”
停顿片刻,父亲象是自言自语:“这几天,他没有打电话来,恐怕躺在床上,也慢慢察觉到气味不对了。”
过了段时间,冯亦代来我家过周末,吃罢晚饭,闲聊起来。他告诉父亲:“传言刘王立明的一个儿子,最近在边境被捕。审讯时他交代说,有四个人要潜逃国外,他是先行探路的。但这四人究竟是谁,还不清楚。”
冯亦代讲这则消息,不过是当作社会传闻、茶余酒后的谈资,说说而已。不想,父亲听后大惊,骤然悟出彭真讲话的背景。冯亦代走后,父亲对母亲说:“刘 王立明是努生的相好,再加上我和你,不刚好四人。如果中共是这样来推断的话,那一定怀疑我们有出国的企图,难怪彭真要找我俩谈话了。”
事情没有了下文,算是不了了之。但父亲和罗隆基的内心,都更加明白:中共对他俩的印象是越来越坏了。这从民盟中央的每次学习会,胡愈之必骂章罗的行为中获得印证。俩人的情绪很消沉。
不过,他们也有喜悦欢欣之时,尽管它短得只有几分种,却刻骨铭心。
“伯钧,今晚我到你家,有个消息告诉你。”罗隆基在电话里的口气轻扬,连站在一边的我,都听见了。
晚饭后不久,罗隆基来了──这是一个初春,父亲还穿着蓝色薄丝棉袄,而他已换上了浅驼色西装。精心梳理的头发,整齐地披向脑后。
神情含蓄的罗隆基,让父亲猜猜他带来一条什么样的消息。
父亲说:“统战部对我们有什么新的处理?”
他摇摇头,说:“比这个重要。”
“是不是周恩来找你谈话?要你做些事。”
他又摇头,说:“比这个重要。”
父亲不猜了,带着一种讥讽口气,说:“当今的民主党派,再没有比中共的召见更重要的事了。”
罗隆基说:“伯钧,我俩上了大英百科全书啦!”
父亲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来踱去,情绪很不平静。他叫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早点睡觉。
当晚,他俩谈得很久。
第二天,父亲精神很好,走到我的书房,先和我掰腕子玩。然后,对我说:“我想,有些事情现在可以跟你讲一讲了。”
我说:“这和罗伯伯昨天带来的消息有关吗?”
“是的。”父亲让我把他的小茶壶拿来,他似乎要认真地和我谈谈了。
他说:“前两年,爸爸还期待着摘帽子,现在戴不戴、摘不摘均无所谓。只是连累了你们。小愚,我向你郑重宣布──反右时的爸爸并没有错。两院制一定会在中国实现。”说到这里,父亲的声音很高,拳头攥得紧紧的。
父亲看到我吃惊的表情,便尽量控制自己的激动,语调也放平缓,继续说道:“这话现在听起来很反动,你不必害怕,女儿,将来你就会晓得它是正确的。 (一九)五七年五月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我提出国家体制改革,关键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问题。因为从集权到分权,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任何国家都如此。努生 欣赏西方的三权分立是分权,我说的两院制实际也是分权。不管两分、三分、四分,怎么分都可以。总之,集权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后国家的大政方针,还是 党内一决定,全民都拥护。我敢断言,老毛绘制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永远是蓝图,是幻想。昨天努生讲,最新的大英百科全书已经上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 目。他们的基本解释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一个简单的条目内容,让爸爸激动彻夜,觉得自己一辈子从事爱国 民主运动,能获得这样一个归纳,也很满足了。爸爸能被历史记上一笔,还要感谢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俩当作一、二号右派份子,我们始终不过是个内阁部 长或党派负责人罢了。”
几十年的光阴似云烟一般飘散而去。果然,父亲和罗隆基以未获改正的右派身分,被历史铭记。我始终且永远为这个身分而自豪。
(一九)六三年秋,我毕业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政治表现不佳,被分配到西南边陲。
罗隆基说:“小愚。你走时,罗伯伯给你饯行。”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称赞道:“你能让他请客,很不简单。共产党说我两个是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联盟。可是,他从来没有请我吃过饭。”
九月下旬,罗隆基兴冲冲打来电话,说饯行的事已经办妥,在和平宾馆预定了西餐。那时的金鱼胡同,多为庭院式的四合院,精致又气派,而和平宾馆是那里唯一的洋楼,西餐做得不错。
初秋的夜空,疏阔清朗。七时整,父母带着我准时进了餐厅,身着灰色西服的罗隆基,已在那里等候。他起身拉着我的手,一定让我坐在他的旁边。桌上的 刀、叉、杯、盘在灯光下,熠熠发光。寒暄几句之后,罗隆基说:“这里的西餐很丰盛,一个人一份是吃不完的。所以,我已点了菜,订的是三份。四个人吃,也是 足够的。”
父亲不吭声,母亲忙说:“可以,可以。”
上菜的时候,我发现罗隆基点的,几乎全是牛排、猪排一类。而且,哪里是他所说的“一个人吃不完一份”?
肚子尚未填饱,彬彬有礼的服务员即上前,轻声问道:“饭后,要不要咖啡、红茶、冰淇淋?”
不等罗隆基开口,我抢先喊着:“要,要。我要双份冰淇淋。”
在饭桌上,罗隆基讲了很多亲热的话:希望我常写家信,信中毋忘对他的问候;希望我每年能回北京探望父母;希望我归来时,身旁能有个如意郎君;希望能惦念着北京城里一个孤苦伶仃的罗伯伯……原本,饮食聚会是件欢悦的事,经他这么一说,变得惨兮惨兮。父亲的话,就更少了。
饭毕,我再三道谢。大家步出宾馆,穿过有假山、水池点缀的中式花园。时近中秋,冷的月色和黄的路灯透过凌乱的叶片,把班驳的光影投洒在地面,晚风已分明带着凉意。父亲用车先送罗隆基回迺兹府。
到了他家门口,罗隆基问父亲:“要不要进来坐坐?”父母连连摆手。其实,我是很想进去的。
罗隆基俯身汽车的窗口,对我说:“小愚,再见!罗伯伯祝你一路平安。”
不想,月下的一声再见,竟是诀别。
回到家,父亲让厨师马上给他煮一小锅稀饭,说:“努生太小气,我根本就没有吃饱。”
此后,外地工作的我给父亲的写信,在末尾从未忘记问候罗隆基。父亲的复信对他的情况,却只字不提。
(一九)六四年,姐姐结婚,母亲来信说,婚礼在家举行,父亲大宴宾客,请了以罗隆基为首的八个大右派。那日,罗隆基非常高兴,席间谈笑风生,还问起了远在天边的我。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在乡下参加“社教”运动。一日,进县城开会,在“社教”工作团团部的办公桌上,放着刚到的《光明日报》。打开一看,发现刊 登着这样一条新闻:“全国政协委员罗隆基去世”。文字简短,平淡如水。当夜,我回到茅草棚,流着眼泪给父亲写信,追问:我亲爱的罗伯伯是怎样地去世?
父亲没有回复。
(一九)六六年春节,因批评单位领导而人身已不自由的我,没有向组织请假,跟人家借了八十元,偷偷买了张机票,悄悄溜回北京。父亲高兴得亲自到机场去接,我坐进老别克车里,便问:“爸爸,罗伯伯是怎么死的?”
父亲不做声,司机不做声,警卫不做声。车外是一片残雪和雪后的严寒。
第二天用过早饭。父亲把我叫到他的卧室,对我说:“昨日,你刚从飞机下来,就打听努生的情况。你要知道,现在的北京政治空气很紧张。这些话题,都不 宜在公开场合谈论。现在,爸爸可以告诉你── 他是害心脏病突然去世的。据说,努生白天还给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老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 离,就断了气。‘才如江海命如丝’,这句诗用在努生身上,是合适的。”
我去过罗隆基的卧室,洁净,有序,贵族气息。我能想象出他临终的样子:挣扎,痛苦,死不瞑目。
父亲叹息良久,又道:“如有仪凤在,努生当不死。”后更正,说: “所幸仪凤未嫁努生!”
“爸爸,死后你去看了他吗?”我这样问父亲。
“或许因为我们是‘联盟’,也通知了我。我到迺兹府的时候,一切已被收拾得干干净净,也空空荡荡。我问民盟的人:‘老罗写的那些东西呢?’他们说:‘组织上拿走了。’”
“罗伯伯写了什么书?”
“不,不是书,是日记。几十年,老罗一向有记事的习惯。他留下的这些文字,让统战部的人看看也好。努生笔下,一定骂我不少,这起码能叫他们知道章伯钧和罗隆基到底有无联盟?”父亲说到这里,不知为什么脸上浮起一丝苦笑。
母亲还告诉我,罗隆基家中藏有一箱子女人写给他的情书,里面还有青丝发。这些属于隐私的物品,也被拿走。反右时,民盟的人骂他是“一日不可无女人的流氓”,可他划右以后,依然故我。那时,我不大能理解男人的这些事,便去问父亲:“你说罗伯伯是流氓吗?”
“你要知道努生是独身,他有权谈情说爱。他的这种颇为浪漫的生活态度,与其说是品格沉沦,不如说是在压抑、委琐的现实中,唯一可以表现自己、表现活 力的方式。当然,他也用这个方式摆脱精神孤独。再说,交往的女友都知道罗隆基身边还有其他女友的存在,但仍然愿意保持交往。她们觉得老罗是有真感情的,不 搞什么欺骗。象与刘王立明的亲密关系,就伴随努生半辈子。所以,有人是流氓,但努生不是。”父亲在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口气几乎是恶狠狠的。当时我不知父 亲所讲“有人是流氓”,指的是谁。
不管别人怎么骂他,官方怎么说他,罗隆基的滔滔雄辩和喃喃情语,在我心中都是无比的美好和珍贵。
英雄无后,天才无种。罗隆基无妻又无后,他的弟弟与侄子继承了他的财产: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画;卖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数千元的现金;兑换了从前 的美国朋友送他的六百元美钞;大概他还留有极少量的黄金。叔侄俩把他的书籍捐给了民盟中央,独独甩下骨灰──罗隆基的骨灰,走了。
(一九)八三年一个冬日的晚上,由罗隆基供养读完大学学业的侄子来京出差,提着个大蛋糕探望母亲。他喜洋洋美滋滋地地告诉母亲:前不久,挑了十八幅 齐白石的画(罗隆基专门收藏齐白石),以三万元的价格卖给了省博物馆,现在自己是个万元户了。母亲送走客人后,哀叹不已,说自己要有三万块钱就好了,可以 留住老罗的藏画。
(一九)八五年,是父亲诞辰九十周年,我们一家人在母亲的带动下,四方奔走,不断请示,终被官方批准,搞了一个座谈会。民盟中央是主办单位之一。这次活动使民盟的人受到启发,决定也照这个样子,给罗隆基举办九十周年诞辰纪念活动。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民盟中央召开了“纪念民盟创建人、著名爱国主义战士和政治活动家罗隆基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
我对母亲说:“即使民盟中央不请我参加,你也要带我去。”
母亲同意了。
在会上,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做了总结性、评估性的发言,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千家驹的即兴讲话。他坦言,从前自己一向看不惯罗隆基,所以反右时很积极。“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如今,才认识到罗隆基在大节上,始终是没有错的。为此,他一直愧疚……
我们全家每年都要给父亲扫墓。我第一次扫墓是在(一九)七八年平反出狱(我于一九六八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返京后,由母亲带我去的。
祭扫完毕,我问:“罗伯伯骨灰,也在这里吗?我想看看。”
母亲答:“他的亲人都不保留,民盟的人还会保管?”
我仰望浮云,满脸泪痕。
“古来何物是经纶,一片青山了此身。”从父母双亡,寡嫂收养到孤凄而死,尸骨无存,罗隆基始终是个漂泊无依的人。
(二OO一年十一月完稿、二OO三年六月修改于北京守愚斋)
注释: 注释⑴
潘光旦(1901~1967):原名光,后署名光旦,又名保同,号仲昂,江苏宝山县人。1913年江苏省政府咨送北京清华学校。1922年秋赴美留学,入 迪特茅斯大学,1924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理学硕士学位。在社会学、优生学、家庭问题及进化论、遗传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返国后 历任吴淞政治大学教务长,东吴大学法律学院预科主任,光华大学社会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暨南大学讲师,中国优生学会会长等职务。1927年春,与胡适、徐 志摩等在上海筹设新月书店。1929年10月任出席第3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代表团代表。1934年秋任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后兼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 员。1937年10月任长沙临时大学教务长。1938年5月临时大学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务长。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之 前身),任民盟中央常委。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任第2~4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划为右派,后任中央民族学院专门教 授。1967年逝世,终年66岁。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著有《优生学》、《优生概论》、《政学罪言》、《人文史观》、《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 之家庭问题》、《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等。
注释⑵
曾昭抡(1898~1967):字叔伟,湖南湘乡人。1919年毕业于清华,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1926年获化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中央大学任教授 并兼任化学系主任。1931年秋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1932年发起创建中国化学会,并担任化学会会志总编辑,还多次当选为中国化学会会 长及常务理事。1935年担任国立中央研究院评议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北大南迁,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教授。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948年4月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高教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 委员。化学研究所所长等职。曾被选为第1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划为右派,1958年任武汉大学教授,1967年逝世。终年 68岁。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著有《炸药制造与实验法》等。
注释⑶
范朴斋:生卒年不详。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民盟中央委员兼宣传委员会副主委,1957年划为右派。1979年改正。
注释⑷
张志和(1894~1975):化名何渠安,笔名李凡夫,四川邛崃人。 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校2期,毕业后服务于川军,历任连、营长,刘文辉川军总司令部参谋,后又兼任兵工厂总办。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四川 日报》《新川报》。大革命失败后和陈静珊在上海开办辛垦书店,又在家乡办敬亭小学和中学。1932年脱离川军出蜀。 1934年出国考察,并到苏联参观,回国后曾去两广鼓动李宗仁等抗日。1936年在上海辛垦书店主编《研究与批判》革新号。同年底在成都开展抗日救亡运 动。抗战爆发后,曾去延安。回到成都后恢复党籍,从事文化界救亡运动,与陈静珊等合办《新民报》、主编副刊《政经周刊》,应王陵基相邀,经党同意,任30 集团军副团长及总司令部参谋长,赴武宁抗日。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前身),任民盟中央委员,西南总支委员,主要从事国民党西南 高级军政人员统战工作。1942年将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引与周恩来见面,后促成刘部起义。1945年在成都出资开办健诚实业公司和临邛茶厂,掩护地下党 和进步人士。1949年后,当选为第2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1957年划为右派,1975年逝世,享年81岁。 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
注释⑸
刘王立明(1896~1970):原姓王,名立明,婚后随夫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姓刘。安徽太湖人。1916年留美攻读生物学,回国后,于20年代初开始创 办妇女刊物,发表文章,著书立说,宣传富民强国,要求妇女解放,成为我国早期妇女参政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她领导中华妇女节制协会,反对包办婚姻,倡导节制 生育,开展妇女职业教育和兴办妇女福利事业。先后在上海、香港、重庆、成都、广元等地,创办妇女职业学校、妇女文化补习学校、妇女工艺生产社、妇女赈济工 业社等。抗战前,在上海创办了专为单身妇女解决食宿困难的女子公寓,在江湾设立妇孺教养院,收容大批流离失所的妇女儿童,并给予一定的职业训练和文化教 育。抗战期间,又在四川叙府和重庆分别创办湛恩难童教养院和胜利托儿所,后者是当时重庆唯一的全托托儿所。她还发动各阶层妇女募集寒衣,支援前线,抢救伤 员、难民和天津流亡学生,并负责主持梅园难民救济所。1934年日本特务暗杀了刘湛恩,她秉承丈夫遗愿继续从事抗日运动。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 当选为中央委员,与李德全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团结进步妇女,宣传民主反对独裁。1946年,与陶行知等人倡导成立中国人权保障委员会,陶去世 后,接管会务。积极援救被捕的进步人士及其家属。建国后,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中华妇女节制会会长,世界妇女节制会副 主席。1957年划为右派,1970年逝世,享年74岁。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
注释⑹
周鲸文(1908~1985):号维鲁,辽宁锦县人。青年时期,从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旋赴美国,入密西根州立大学,毕业后赴英,入伦 敦大学学习政治学。1931年返国,主办《晨光晚报》。1933年塘沽协定后,在北平组织东北民众自救会,出版《自救》周刊。1936年任东北大学秘书主 任兼法学院院长,并代理校长。 1938年初赴香港,创办《时代批评》半月刊,宣传抗日。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常务委 员,后任副秘书长。建国后,任第1届全国政协委员,第2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 1956年12月去香港,后在香港主编《时代批评》及英文《北京消息》半月刊。1985年逝世,终年77岁。著有《人权运动纲领》、《风暴十年》。
注释⑺
叶笃义(1912~):安徽安庆人。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系。1944年加入民盟,后任民盟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建国后,任法律出版社社长,政务院政法 委员、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1957年划为右派。1979年右派问题获得改正。后任第6~7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副秘书 长、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
注释⑻
罗德先:生平不详。
注释⑼
张东荪(1887~1973):原名万田,字圣心,浙江杭县(今属余杭)人。早年留学日本,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辛亥革命时回国,历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 秘书,上海《大共和日报》、《庸言》杂志、《大中华》杂志和《正谊》杂志主笔,《时事新报》总编辑。并在上海中国公学任大学部部长兼教授。1919年在北 京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任总编辑。次年改名为《改造》。1920年与梁启超等成立《讲学社》,1922年与瞿菊农等创办《哲学评论》,并主编《唯物辩 证法论战》。1932年与张君劢等在北平组创国家社会党,并发行《再生月刊》。1934年与张君劢在广州创办学海书院任院长。后回上海,任光华大学教授。 旋又去北平,任燕京大学教授,抗战时期,曾一度被日军拘禁。获释后,从事著作。1938年当选为第1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年当选为第2届国民参政 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1月出席中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外交 学会理事,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973年6月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著有《道德哲学》、《认识论》、《科学与哲学》、《多元认识论重述》、《阶 级问题》、《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等。
注释⑽
浦熙修(1910~1970):江苏嘉定人。女。7岁随母赴北京,读一年高中即辍学。再进入京华美术学校学绘画,两年后接替大姐在北京女师大附小教课。后 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同时继续在小学兼课。大学毕业后,任北京志城中学语文教员。1936年随夫袁子英至南京工作。1937年任职《新民报》,初负责 发行广告,后升任记者,采访部主任。1948年夏,《新民报》被封后,继续为上海、香港等地报刊撰写揭露时政通讯;同年11月,被捕入狱,经营救出狱赴上 海。1949年曾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该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并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候补中央委 员,全国政协委员。1959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副主任。1970年4月23日病逝。终年60岁。著有《新疆纪行》、《朝鲜纪行》等。1957年划 为右派,1979年获得改正。
注释⑾
在五四运动中,罗隆基取代了清华最初是学生领袖陈长桐,领导清华学生参加了五四运动。而校方对学生的爱国行为早已不满。一次学生开会,校长张煜全下令关闭 电灯,不想此举激怒了学生,学生点燃蜡烛继续开会。恰巧这时有学生发现会场外有几个打着灯笼的乡下人,盘问后方知是校方请来准备弹压学生的。由此引起清华 学生驱赶校长风潮。张煜全、金邦正接连被学生列队赶出校门。外交部派来第三任校长罗忠诒,尚未到任,就传出消息说此人吸食鸦片,舆论哗然。短短几年,清华 三易校长,实不多见。在三赶校长的风潮中,闻一多写宣言、贴标语,做的是文书工作,而罗隆基则充分发挥了他的领袖才能,演讲、开会,风头极健。罗隆基、闻 一多等辛酉级学生,应该在一九二一年夏季毕业,秋季赴美。由于参加学运而受到校方当局的刁难。罗隆基和闻一多受自请退学的处分。一年后才赴美。因此辛酉级 学生一部分人在清华学习九年。故罗隆基后来在人前夸耀自己是“九载清华,三赶校长”。
注释⑿
刘清扬(1894~1977):天津人。回族。女。五四运动时期,参与发起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担任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并参加了周恩来、邓颖超等发 起组织的觉悟社。1921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在广州、上海、北平等地组织爱国妇女团体。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党。1931年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4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常务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1961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8~1975年被监禁。1977年病逝。这里说的“远学刘清扬”是特指她的婚姻行为。她与张申府的爱人关系从保持了二十八年 (1920~1948)。正当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以势如破竹的速度取得胜利之际。1948年10月23日张申府在《观察》发表《呼吁和平》一文。11月 15日民盟总部宣布取消其盟籍。12月26日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了离婚启事。
注释⒀
赵君迈(1901~1988):湖南衡山人。毕业于日本成城中学,后赴美国留学,先后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和诺维支骑兵学校。1928年回国,加入中国国民 党。1930年任浙江教导团团长。1936年任财政部税警视察长。抗战期间,任湖南身省盐务局局长,衡阳市市长兼警备司令。 1942年被选为第3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员。 1945年任吉林长春市市长。1946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2、3、4届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 7月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附:罗隆基著译篇目
〔1〕《美国未行考试制度以前之吏治》,《新月》1卷8~10月号(1928,10~12月)
〔2〕《美国的吏治与吏治院》,《新月》2卷1号(1929,3月)
〔3〕《专家政治》,《新月》2卷2号(1929,4月)
〔4〕《论人权》,《新月》2卷5号(1929,7月)
〔5〕《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新月》2卷6,7号(1929,9月)
〔6〕《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新月》2卷8号(1929,10月)
〔7〕《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新月》2卷12号(1930,2月)
〔8〕《汪精卫论思想统一》,同上
〔9〕《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新月》3卷1号(1930,3月)
〔10〕《我们要财政管理》,《新月》3卷2号(1930,4月)
〔11〕《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书评)》,同上
〔12〕《行政学总论(书评)》,同上
〔13〕《漱溟卅后文录(书评)》,同上
〔14〕《政治思想之变迁(书评)》,《新月》3卷2号(1930,4月)
〔15〕《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新月》3卷3号(1930)
〔16〕《服从的危险》(拉斯基著,罗隆基译),《新月》3卷5,6号(1930)
〔17〕《约法与宪法》,同上
〔18〕《政治家的态度》,同上
〔19〕《平等的呼吁》(拉斯基著,罗隆基译),《新月》3卷7号(1930)
〔20〕《总统问题》,同上
〔21〕《人权不能留在约法里》,同上
〔22〕《上海民会选举》,同上
〔23〕《对训政时期约法的批评》,《新月》3卷8号(1930)
〔24〕《国民会议的开幕词》,同上
〔25〕《我们不主张天赋人权》,同上
〔26〕《美国官吏的分级》,同上
〔27〕《现代国家的文官制度》,同上
〔28〕《现代文明里的世界政治》,同上
〔29〕《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党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3卷10号(1930)
〔30〕《美国官吏的考试》,同上
〔31〕《“人权”释疑》,同上
〔32〕《答复叶秋原教授》,同上
〔33〕《什么是法治》,《新月》3卷11号(1930)
〔34〕《告日本国民和中国的当局》,《新月》3卷12号(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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