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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6)(章怡和)2012-08-11 04: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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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住在康家的这段时间,我还认识了三个教授。
一个叫张长江,是康有为弟子张伯桢之孙,北京史专家张次溪之子,在对外经贸学院(即现在的对外经贸大学)任教。说得一口好英语、又有一手好书法的 他,十天、半月来罗宅一次,负责处理康同璧的文字类事务。他曾偷偷告诉我:“你在川剧团,康氏母女给你的回信,大多由我代笔。所以,我们早就认识,只不过 无缘得见。”
张先生进门后,从不急于走到写字桌忙着提笔干活。他要和老人说上许多闲话,趣话,以及街头新闻。和我聊天,则讲菊苑旧事,文坛掌故。一旦和罗仪凤谈 及需要处理的事情,有我在场的话,就全讲英语了。我也理解,毕竟属于人家的私事。他在康家从不吃饭,哪怕是抄抄写写到天黑。知书达礼,随和风趣,以及对人 情世故的谙通,使他成为一个备受欢迎的人。可以说,张长江一来,康氏母女总是眉开眼笑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陆刮起留美狂潮。我在北海后门附近,遇到那位上海小姐。简短的闲聊中,她对我说:“你要去美国吗?要去,就找张长江。 他不教书了,在美国大使馆工作,可红啦!他对你印像很深,常念叨你呢。”我家离美国大使馆很近,只隔一条马路。但我始终没有去找已是红人张长江。据说,参 加康同璧母女葬礼的,有他一个。
另一个教授的名字,怎么也记不起了。他并不怎么老,却已是满头白发。在山东大学教书,自心理学科被官方取消后,改教中文了。他来北京料理私事,请假 三日,食宿在康家。当他听说我父亲是章某人的时候,即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说:“我对令尊大人非常敬佩。今天我们给马寅初和章罗联盟下政治结论,为时 尚早。因为胜负输赢不到最后一刻,是难辨分晓的。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究竟革命还是反动?更要留给历史评说。”
三天里,他天天议论江青。他说:“江青就是蓝苹嘛。沈从文就认识她,也跟我谈过她。一个三流电影明星,品质也差,非要称什么文化旗手,还成了叱咤风 云的英雄。她一登政坛,便用尽低劣之极的招数。我们英明领袖的‘英明’,也真是少有。最让我不明白的是,几百万的共产党员,竟都能服从、容忍,甚至拥 戴。”说话时,那无比愤怒的态度和胆量,使人觉得他根本不是什么教授、书生而是侠客,壮士。
临别时,他希望我能在罗宅多住些日子,说:“这个家太冷清,人太寂寞。从前可不是这样的。”
再一个教授,便是黄万里了。
那天下午,我回到康家,见一个学者风度的人坐在餐桌旁边。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约五十来岁,衣著得体,脚下那双生胶底软牛皮皮鞋,很显洋气。
罗仪凤说:“你们该认识吧?”我们各自摇头。
康同璧惊奇地说:“怎么会不认识呢?一个是黄炎培的公子,一个是章伯钧的千金。”
康氏母女哪里晓得民盟的复杂结构与人事。父亲与黄炎培的往来纯属公务性质,谈不上有多少私交。反右以后,索性断了联系。
黄万里听了老太太的介绍,立即起身,向我伸出右手,说:“我叫黄万里,在清华教书。虽说我是父亲的儿子,可现在是你父亲的兵呀!”
站在一边的罗仪凤解释道:“万里和你爸爸一样,戴了右派帽子。”遂又翘起大拇指,说:“他的学问特别好,在美国读了三个大学,得了七个博士。万里,万里,他本该鹏程万里。”
有了这个前提,似乎也就有了话题。我问黄万里是因为什么划了右派。他告诉我:“是因为黄河,具体说就是反对三门峡工程。”原来,黄万里认为黄河的特 点在于泥沙。治黄关键在治沙,可那时苏联专家的方案是根本不考虑排泥沙的事。后来三门峡用于挖沙的钱好像比发电得的钱还多。大坝一次次改建,弄得千疮百 孔;库区百姓上下来回搬迁,搞得苦不堪言。实践证明,他是对的,可帽子戴了二十三年。
康同璧用称赞的口气,补充道:“小愚,万里的诗是做得很好的!”
黄万里笑了,说:“快不要提什么诗了。(19)57年划成右派,跟我写的《花丛小语》(随笔小说)还有很大关系呢。”
大约闲谈了一个多小时,黄万里起身告辞。说:“回清华的路太远,要早一点走。”
康同璧非常舍不得他走,拉着他的手,一再叮嘱:“你只要进城,就一定要来呀!”
黄万里一再保证:“只要进城,就一定来。”
有了这句话,老太太才松了手。
这三个教授与康氏母女都是老朋老友了。他们之间的往来,不涉“关系”,也无利益原则,完全是传统社会的人情信托。他们之间的相处亲切,信赖,安闲, 是极俗常的人生享受,又是极难得心灵和谐。他们之间的谈话,因文化积累的丰富而有一种特别的情调,因有了情调而韵味悠长,像白云,细雨,和风。
我每天是在晚饭后去东四十条罗宅。有时因为天气不好,父亲就叫我早一点离开家。康氏母女见我回来得早,总是特别高兴,见面的第一件事,便要我说说当 日新闻或小道消息。听完以后,康同璧常说的一句话是:“现在外面太乱,人变得太坏,好多事情也搞不懂了。我经历了四个朝代,总结出的经验是‘以不变应万 变’。”
忆旧,则是我们的另一个话题。一提到过去,康同璧的话就多了,而且讲得生动有趣。一次,大家坐在客厅搞精神会餐,罗仪凤讲发鲍鱼和炖燕窝的方法;上海小姐介绍如何自制沙拉酱,我也聊起父亲和我爱吃西餐的事情。
老太太接过话头说:“先父也爱吃西餐。在伦敦生活的时候,有一次上街看见一家地下餐厅,他想餐厅开在地下,价格肯定要便宜,于是就走了进去。翻开菜 单,那上面竟有龙虾。先父大喜,叫来服务生说,我要龙虾。饭饱酒足后,呈上账单。他一看,吓坏了,就是把口袋里所有的钱掏光,全身的衣服当尽也不够。他只 好狼狈的坐在那里,等外面的朋友送钱付账。原来伦敦的地下餐厅是最贵的地方。”
老人讲的故事,不但引来笑声,而且引出口水。我叫嚷着:“罗姨,我想吃西餐!”
老人见我叫,便也跟着叫:“我也要吃。”
上海小姐说:“如果吃西餐,沙拉酱归我做。”
罗仪凤嗔道:“都闹着要吃,可谁来洗那二百个盘子?”
“怎么要洗二百个?”这个数字让我吃惊不小。
罗仪凤答应了我们,并说:“你们不许催我,什么时候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吃。”
康同璧高兴得直拍手。我回家却挨了父亲的骂,说我嘴馋的毛病走到那里也改不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局势和环境。
第二天,我对康同璧说:“不想吃西餐了。”
“是不是爸爸批评你了?”坐在一边的罗仪凤马上就猜出了原因。
我点点头。
罗仪凤说:“我一定让你吃到西餐,不过,就别回家再说了。”
过了许久,我早把闹着要吃西餐的话,忘在了脑后。突然,罗仪凤告诉我,这天晚上吃西餐。她简直就是一个能施魔法的仙女,在社会生活都已全部革命化的 情况下,居然摆出了规范而正宗的西餐。长长的白蜡插在烛台,高脚玻璃杯斟满了红酒,镀银的刀叉,雪白的四方餐巾。我不禁惊叹道:“咱们好像到了一个神话世 界。”
什么都摆弄好了,罗仪凤竟没有在场。我问:“罗姨是不是还在厨房?”
康同璧和上海小姐都默不做声。等了一会儿,罗仪凤从卧室里走出,那一瞬间,她漂亮得好似回到了少女时代。烫染过的头发起伏闪亮,并整齐地覆盖着额 头。粉红的唇膏衬托出一口整齐的牙齿。秀丽的眼睛上面,眉毛仿佛出自画家之手。苗条的身材裹着白底蓝色小碎花图案的布质旗袍,跟盛开的花丛似的。散发着香 水芬芳的她,温雅又柔美。接着,又惊异地发现她的睫毛比平素长了,胸部也高了……这是怎么弄的?我那时还真的搞不懂。
每上一道菜,必换一次盘,包括衬盘、衬碟在内。在刀叉的配合、唇齿的体味与轻松的交谈中,我渐渐找到了西餐的感觉和旧日的情调。在橙黄色的烛光里,真有种类似梦境的意味。
我把吃西餐的始末与美妙,讲给父母听。父亲说:“你太粗心大意了。一个女性能如此操办、打扮,肯定是在给自己过生日了。”
“那罗姨为什么事先不说或在举杯时讲呢?”
“仪凤是在回避自己的年龄。”
我又问父亲:“罗姨的生活环境那么优越,怎么她什么都会?做粤菜,做点心,做西餐,烧锅炉,种玫瑰。”
父亲告诉我:“英德两国的传统贵族,自幼均接受严格的教育及训练,都有治家的性格与能力。哪里像你的那些干部子弟同学,生活上的事共产党一律包干,两只手除了会化钱,就什么都不会干了。”
纵不能惹起某个男人的热烈情感,但足以引起普遍的喜爱,罗仪凤就是这一流的女子。轻盈的体态,纯良的品质,对日常事物处理的稳妥周全的才智,以及由 此派生出来的大家风范,兼备于一身。难怪父亲,章乃器,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等人,都无一例外地喜欢她。我也喜欢罗仪凤,但在我与她已经混得很熟的时候,仍 觉自己并不完全了解她。她和自己的母亲拥有一个很大的活动天地,交游缙绅,往来鸿儒。但是当她一个人独处时,又好像全世界皆与之无关。她与康老一样地善解 人意,却很少将自己的事随便告人。我至今不知她从燕京毕业后的几十年,有着怎样的经历?她怎样生活?工作过么?被人爱过么?——为了能解答这些疑问,我对 她说想看看她的影集。罗仪凤爽快地答应后,一头扎进后面的书房。
我接过落满尘土的老像册,不禁叫起来:“罗姨,怎么只有一本?”
“我自来就不爱照相。”她笑着回答。
本想从旧影中对她的过去寻些蛛丝马迹,不料竟一无所获。像册里面,绝大部分是康同璧的照片,属于罗仪凤的,很少很少。偶尔发现一两张,那也是她与女 友的合影。即使这样的照片,她的相貌也是模糊不清,因为总有一副硕大的太阳镜遮住半拉脸。在所有的照片里,生活十分西化的她,身边居然没有一个男性。曾听 上海小姐说:“康老不愿意女儿和男人往来,想把女儿永远留在身边,好照顾自己。一次,同仁堂的乐家大姑专门来给罗仪凤说媒。没几分钟,康老就把乐大姑撵出 了大门。老太太惟有对罗隆基是个例外,始终视为贵客。”
我看完影集后,问:“罗姨,你为什么不爱照相呢?”
她抚摩着影集的黑皮封面,叹道:“这些相片对留影人,当然是宝贵的。可你想过没有,多少年后一旦落在陌生人手里,那将是个什么情景?恐怕不是当废纸扔进纸篓,就是作为废物卖掉。想到这样的归宿,即使面前是多美的景致,身边有多好的朋友,我都不愿意面对镜头了。”
“罗姨,一张好照片,可随时欣赏。你现在何必担忧几十年后的事。”我想,罗仪凤不留影的根本原因,恐怕是觉得自己并不漂亮。
她摇头,说:“像我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又是一个人,是必须学会预算生活的。”
罗宅有一套看着大气、坐着舒坦的英国沙发,而且被保养得很好。当那位上海小姐要搬离康家的时候,罗仪凤毫不犹疑地把沙发送给了她。我问:“这么好的东西,你也可以用,干嘛要送给别人?”
罗仪凤说:“我的小愚,你还年轻啊!许多事要提前做安排,不能等老了以后再说。特别是那些视为珍贵之物的东西,一定要由自己亲手处理,不要等到以后由别人来收拾。我说的‘别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儿孙和亲戚。”
“淡生涯一味谁参透?”在我懂得她所持的这个观点后,才渐渐懂得她的行事及做派。罗仪凤给自己立的做事规则,犹如提前执行遗嘱一样,很有些残酷。别 说我接受不了,就是一向欣赏西方人生活原则的父亲和罗隆基,恐怕也办不到。然而,当我历尽坎坷、不再年轻、并也做了孤家寡人的时候,对她的观点和行为,不 但深深地理解了,也彻底地接受了。
罗仪凤爱香水。
她对我说过:“香水好,就连装它的瓶子,也是美的。”由于都知道她的这个喜好,所以从她读燕京开始,人们在送她礼品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上等香 水。她把最好的香水作为藏品,装入一个木箱。“文革”爆发,这个木箱再没有打开过,就是说,她把香水“戒”了:不搽,不闻,不看。
后来,她把箱子送到我家,对母亲说:“这里面都是最好的香水,有的比黄金还贵。你有两个女儿,她们可以用。”
母亲执意不收。
罗仪凤想了想,说:“算我寄放在这里,总可以吧?”
母亲答应了。那么喜欢香水的她,自己竟一瓶不留。从此,她不提木箱的事,直到死。
罗仪凤喜欢鞋。
我一直以为在她的服饰穿戴里,最讲究的部分就是脚下的一双鞋。她穿鞋要配衣服,配季节,配场合,配情绪。一句话,把鞋穿到了审美的境界。所以,她的鞋既是用品,也是藏品。红卫兵抄家、破“四旧”的时候,她不知该如何处置,又舍不得把它们丢掉。
情急之下,她把我的姐夫找来,急切切地说:“红卫兵在‘勒令’中,只规定不许穿高跟鞋。你看,咱们是不是可以用锯把所有的鞋跟儿都锯掉?”姐夫听后,同意了。
夜深人静,罗仪凤把鞋子统统翻出来,几乎堆成一座小山。她又找出了锯子。先是姐夫一个人锯,后来是两人一起对拉。十几分钟,却连一只鞋的后跟儿也没 锯掉。罗仪凤累得满头大汗,急得满脸通红。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姐夫观察发现:罗仪凤的鞋均为进口货,别看后跟儿纤巧如一弯细月,可内里都有优质钢条做支撑。 他擦着汗说:“国产锯怎么对付得了进口钢?罗姨,我们这样干个通宵,也锯不了几双鞋。”
罗仪凤坐在地板上,瞧着那些八方买来、四季穿着、一心收藏的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她屈从了现实,放弃了审美,把鞋扔了。一双未留。
罗仪凤爱花。
她家的庭院里,栽有一片法国品种的玫瑰,还有十余株品质极高的榆叶梅,排列于大门两侧。五十年代的春日,一位副总理级的高官驱车路过东四十条。那繁 密似火、浓艳似锦的榆叶梅,绽露墙外。花树之盛,引得他驻足而赏。后来,他的手下工作人员,含蓄地表达了首长意思。待花谢尽,罗仪凤让人把所有的榆叶梅连 根挖出,送了过去。一株未留。
一个冬日的夜里,我住在康家。恶梦把我惊醒,开了床头灯看表,已是半夜三点多了。一片寂静中,仿佛觉得有仙乐从天上飘来。细听,那仙乐是一首小提琴 独奏曲。再细听,那声音是从罗仪凤的卧室传出。顿时,我睡意全消。月亮穿过窗帏,投下寒冷的光波。我躺在狭小的床上,忘记了外面的疯狂世界。“此曲只应天 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尽管自己知道此时此刻,是绝对不该叨扰她的。但我难以克制涌动的心潮,不由得推开了通向她卧室的小门——
罗仪凤见我光脚散发,立在她的床头,惊恐不已。原本就没有血色的脸,刹时变的灰白,灰白。她的双手下意识地抱住一个有整块青砖大小的东西。那东西在 月光映射下,闪动着金属的光泽。我想,美妙的音乐该是从这里流淌、蔓延开来。恰恰在这个时侯,小提琴旋律戛然而止,从“砖头”里传出的是英语。
我问:“罗姨,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收音机。”
然后,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她也不知道该向我解释些什么,二人相对无语。沉默中,罗仪凤突然爆发出无比的激愤,她下颚骨发颤,眼睛像火一样的红 了起来。她把“砖头”护在怀里,用一种类似诅咒的口气,说:“小愚,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也是个无能的人。我无夫无子,这辈子只剩下一点儿爱好。我喜欢鞋, 现在鞋都扔掉了。我爱花儿,可那些美丽的玫瑰是我在(19)66年夏天被抄家的夜里,流着眼泪亲手用开水浇死的。现在,花儿没有了。我爱香水,香水没有 了。我爱音乐,音乐没有了。我爱英文诗,诗也没有了。我从来没有、也不想防碍共产党,可共产党为什么要如此侵害我?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我家来说,是釜底抽 薪;对我个人而言,是经脉尽断哪!”罗仪凤仰望夜空,力图抑制住心底的悲与痛。但我还是见到了她的泪水。灯下,她的泪水像玻璃一样剔透。
待情绪稍有平复,罗仪凤反倒起身送我回屋,并问我:“要不要吃点安眠药?”
后半夜,我一直在琢磨康氏人家,索性不睡了。父亲说过,她们母女是真正的贵族。我想,这些昔日贵族活在今天,日子太难,心也太苦。康同璧常说自己的 处世原则是“以不变应万变”,然而,现实却在逼迫她们做出“顺适”。出于教养,也出于经验,她们的“顺适”往往表现为一种不自觉其努力的努力。这种努力和 共产党员努力“改造世界”,当然其内涵各异。后者的努力是向外、向外、再向外,具体说就是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前者的努力,是向内、向内、再向内, 具体说就是努力于自省,自律和克己。努力的核心内容便是:忍。在云诡波谲世事不胜其变幻的年头,谁都得忍。强权下的老百姓,以其渺小而忍。那么,康氏母女 所代表的老派家庭的忍,又体现出什么呢?是阅历太多、见事太明的无可奈何?还是抹杀自己、无损于人的智慧生存?——年轻的我无法判断,但罗仪凤的哭诉,却 让我深深懂得:这种“忍”,原来是最可痛心的,其内里,有着怎样的悲凉与沉重。因为任何分寸的“顺适”,都要毁损或抑制天性。想到这里,我暗自发誓:这辈 子决定保卫自己的天性,决不“顺适”。而后来的情况竟是——我为这样的决定付出了几乎一生的代价。
康同璧自幼成材,游学欧美,后投身社会,并从事艺术。有如此经历的人,该是不迷信的。但不迷信的康同璧,却很喜欢让人给自己算卦,而且只信一个人的 卦。这个人不是什么风水大师、易经专家,是与之同住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姓林,大家都管她叫林女士,我至今亦不知其名。罗宅跨院的两间平房,是她的落脚之 处。
从相貌到举止、从打扮到说话都是个十足农妇相的林女士,平素只呆在自己房间里做女红,如纳鞋底儿,缝棉袄,絮棉被。康同璧母女叫她,她才进到正院。 在我们面前,她有些拘谨,极少说话。即使有人问她什么,也是用最短的语句回答。而老人叫她,不外乎两件事。一是治病,即按摩、针灸,拔火罐。二是算卦。隔 几日,康同璧必请林女士算上一卦。老太太什么都算:如天下不下雨?有没有客人来?某人今天是否平安?而林女士又是什么都能算,而且从草梗、纸牌、硬币到缝 衣针,林女士都能拿来当做占卜工具。
我曾问罗仪凤:“你妈为什么喜欢算卦?”
她笑道:“哎,算着玩呗!八十岁的老太太还能玩什么?现在我们能玩什么?”
“林女士算得准吗?”
“很准。”
“真的?”
“真的。”
“为什么?”
罗仪凤说:“因为她的命最苦,心最善。这样的人算出来的卦,最准。”
“罗姨,你能给我讲讲她的身世吗?”
罗仪凤尽管点点头,却一个字不说。我常站在一旁,看林女士给康同璧算挂。一般来说,都是好卦,至少是平卦。可到了1968年夏季以后,林女士算出来的卦,有时就不太好了。如果卦不好,康同璧往往是摆摆手,让林女士离开客厅。
一天清晨,康同璧起床便说自己头昏,心里不舒服。刚吃过早饭,就叫女儿请林女士过来给自己的身体状况卜算一下。那日的天气特别地坏,狂风大作,乌云蔽日,气温骤降。罗仪凤建议等到中午再去请她。老人怎么也不肯,非要立马见人。林女士很快来了,算出来的卦,很糟。
“怎么会这样?”老人的眼睛直视对方。
“康老,就是这样。”林女士小声回答,态度谦恭。
罗仪凤使个眼色,林女士即退了出去。
那日下午,我回到罗宅。刚跨进门,罗仪凤便悄悄告诉我:“还不到吃午饭的时候,我妈又让人把林女士叫来,又测一卦。”
“结果怎么样?”我问。
“假如早上的签,是‘不好’的话,那么中午的签,就是个‘很不好’了。所以,你最好在客厅多坐些时间,多和她聊天说话,让她把‘卦’的事忘掉。行吗?”
“当然可以。罗姨,你放心吧。”
不一会儿,康同璧午觉醒来,走到客厅。罗姨赶忙取来木梳,给母亲拢头。我赶忙打开话匣子,东扯西拉。一向爱聊天的老人,对我们的谈话失去了兴趣。她将双手摊在膝盖上,看看掌心,再翻过来瞧瞧指甲。之后,便抬头对女儿说:“你去请林女士来。”
罗仪凤指着窗外,说:“外面刮大风,是不是明天再让她过来?”
“不,你现在就去。”口气坚决的不容置疑。
罗仪凤无可奈何,也毫无办法,只好去请林女士。
占卜是在书桌上进行的。康同璧神情专注,眼睛紧盯着林女士的手。罗仪凤忐忑不安,站在母亲的身后。我也跟着紧张,害怕再出坏签。林女士的脸上则无任 何表情。整个宅院像一座久无人住的古堡,四周没有一点声音,只有窗外的狂风在猛烈地呼啸着。这哪里是在做占卜的游戏,简直是两军对垒,决战前夜。卦推出来 了:下下签,是个最坏的结果。
“你说说,这是什么签?”老太太面带怒容,一下子把脸拉得很长。
林女士不语,康同璧气得两手发颤。罗仪凤急得朝林女士努嘴,使眼色,意思是叫她赶快撤离。
康同璧继续逼问:“我问你,这是什么签?”
林女士还是不说一字。
“我在问你,你怎么不回答我?”老人严峻的表情,甚至有些刻毒,眼里闪耀着可怕的光芒。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还流露出一种能打动人心的痛苦。
在林女士呆板的神色里,含着一种不祥的镇静。大概是一日三卦,一卦不如一卦的凶兆和林女士一问三不答的态度,同时刺痛了老人。康同璧忽然满脸绯红, 鼻翼也由于激动而张大。一条深深的皱纹从紧咬的嘴唇气势汹汹地向下巴伸展过去,她死死盯着眼前这个给自己三次预言厄运的女人。眼睛里的那股可怕光芒,已变 成了无法遏止的怒火。“啪!”老人猛地伸出右手掌,一记耳光打在了林女士的左脸颊。这个举动发生得这样突然和意外,瞬间的行为和一贯举止的巨大差异,把我 吓呆了。而毫无表情的林女士,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罗仪凤惊呼,道:“妈妈,你怎么打人呀?!”随即,从暖壶里倒了一杯开水,递给林女士。
康同璧也震惊于自己的举动。她用手扶着桌子,闭上眼睛,仿佛眩晕了似的,额角渗出细细的汗珠,脸色惨白。
我胆怯地问:“康老,我扶您到沙发那儿去坐吧。”
“不用。小愚,谢谢你。”显然,她在竭力约束住自己,慢慢地转过身朝卧室走去,在掀门帘的时候,肩膀一下子靠在了门框。我觉得那个耳光,同时也打在了老人自己的身上,打掉了她全部体力和精神。
晚饭后,我们围坐在壁炉前。这时,康同璧的眼神又恢复了清亮,像是乌云散去后,那汹涌的波涛经月色的照拂,已归于平静。她让女儿再请林女士过来一 趟。我想,这次该不是又要算卦了。林女士在罗仪凤的陪同下,进来了。她的温和与礼貌,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儿时在香港教会学校读书见到的修女。
康同璧见到她,立即起身,走到跟前深鞠一躬,说:“林女士,请你原谅我下午的举动。”
这个举动也如那记耳光,同样令我吃惊。林女士也有些惊恐。因为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惯常做法是:心里认错,嘴上不说,更不会低头,搞主动道歉。站在我身边的罗仪凤则长出一口气,脸上浮出了微笑。
事后,我问父亲:“为什么一个下下签,就能让康老失去常态呢?”
父亲认为,我提的可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这其中有哲学内容,有心理学成分,还有社会因素。他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没有信仰,却迷 信。穷人迷信,阔人迷信,贵人迷信,要人也迷信。康同璧自然也不例外。”说到这里,父亲用手指着后院的方向,说:“小愚,还记得我们家后院角门的四扇活页 门板上分别写的‘元亨利贞’四个字吧。你知道它个是个什么意思?”
我瞎猜道:“大概是说平安通泰吧。”
父亲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故意压低嗓门在我耳边说:“这是卦辞。”
“真的?”
“当然啦!是《易经》里的乾挂的卦辞。”
“天哪!卜辞都进了家门。”我叫了起来。
父亲说:“你看,这不就叫迷信到家了嘛。再说,像康同璧这样的老人,只想长寿、平安。所以一个凶卦对她来说,就是打击。连续三次打击,她老人家就消 受不了。冲动下的那一耳光,与其说是针对是算卦的人,不如说是针对她算出来的卦。不过,康老在冲动过去后,便去鞠躬道歉,这是很有勇气的。不像某些人明知 自己错了,却从不认账。”
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林女士的卦是灵验的;林女士本人也很不简单。
(19)68年,康同璧过了最后一个生日。
罗仪凤对我说,家里还存有一些燕窝,准备在母亲生日的时候,全拿出来请客。
我说:“我这辈子还没吃过燕窝呢。”
“你怎么会没吃过它?”罗仪凤吃惊地问。
我说:“(19)48年在香港,马来的燕窝大王曾送给父亲两大口袋燕窝。回国后我爸忙,我妈也忙,谁都顾不上吃,一直搁在堆放杂物的房间里。结果,红卫兵抄家时把燕窝全抖落在地上,脚踩来踩去,都成了粉末。”
康同璧听了,拍着沙发扶手说:“生日那天,你一定要在这里吃晚饭,我请你吃燕窝啦!”
我高兴地答应。可到了老人生日的那一天,父亲胃痛,我陪着父母喝稀饭。天完全黑尽的时分,才赶到东西十条。一进门,我即向康同璧鞠躬祝寿。满脸喜气 的老人赶忙拉我的手,走到平时吃早餐的圆形餐桌旁边,端起小碗举到我嘴跟前,说:“这就是燕窝。要不是我提醒仪凤给小愚留些,大家早就吃光了。”
燕窝是凉的,但我愿意当着寿星的面,趁着兴奋劲儿一股脑儿吃下去。吃的时候,舌唇虽难察其味,但幸福与满足的感觉,一起挤入了心底。
客厅里坐满了客人,令我惊诧不已的是:所有的女宾居然都是足蹬高跟鞋,身着锦缎旗袍,而且个个唇红齿白,妩媚动人。提着锃亮小铜壶,不断给客人斟茶 续水的罗仪凤,穿了一件黑锦缎质地、暗红色软缎滚边的旗袍,腿上长筒黑丝袜,脚下一双式样极其别致的猩红毡鞋。头发也拢直了,用红丝线扎成一双辫子。不仅 是女孩儿家打扮,而且红黑两色把她从上到下装扮得风情十足。转瞬之间,我仿佛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
我问那上海小姐:“现在,连花衣服都被当做‘四旧’取缔了,她们怎敢如此穿著打扮?”
上海小姐说,她们来的时候每人手提大口袋,内装旗袍,高跟鞋,镜子,梳子,粉霜,口红,胭脂,眉笔。走到康家大门四顾无人,就立即换装,化装,而丈夫则在旁边站岗放哨,好在那时的居民不算多。
我问:“她们干嘛不到家里去装扮,非要在外面?”
“这是规矩,也是对老太太的尊重。你想呀,进门就要行礼祝寿,穿着那套革命化制服怎么行?”
我坐在客厅的角落,看着满屋子贵客和康氏母女时而英语、时而粤语、时而旧话、时而笑话地热烈交谈着。在暖融融的气氛里,被强权政治压瘪了的灵魂,因 顿获释放,而重新飞扬起来。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女性穿的是银色软缎旗袍,脚下是银色高跟鞋,淡施脂粉的娇好面孔,焕发着青春的光彩。
我问罗仪凤:“她是谁?实在是太漂亮了。”
“她姓吴,芭蕾舞演员。上海永安公司老板的外孙女。”
这时,我听见康同璧问她:“你的妈妈好吗?”
吴小姐答:“妈妈被赶到一间阁楼,阁楼窄得只能放下一张床。每月发给她十五元钱。领工资的那一天,妈妈必去‘红房子’(上海一家有名的西餐厅)拿出 一块钱,挑上一块蛋糕吃。她说,现在上海资本家家里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装着食品的饼干筒了。如果红卫兵再来抄家,她说自己一定先把能吃的东西都塞进嘴里, 再去开门。”
吴小姐还说:“妈妈说话常带出英语单词。越是着急,英语就越是要蹦出来。为了这个,批斗时吃了不少苦。”她还模仿了一番母亲怎样“英汉双语”地说话。那活灵活现的表演,让大家拊掌大笑。
另一个中年女性始终端坐在单人沙发,神情高贵,很少说话。即使对老人说上几句,也是我一点也听不懂的广东话。罗仪凤告诉我,她是自己的亲戚,在北欧 一个国家的大使馆工作,月薪高达三百。“文革”开始不久,上边就命令她回家。那个国家的大使夫妇曾手持鲜花,数次登门拜访,一再表示希望她能回到大使馆。 因为现在外交部派了三个人来顶替她,也还没把活儿干好。
在那么一个既疯狂又恐怖的环境里,大家都在苟活着,谁也谈不上风节。但他(她)们却尽可能地以各种方式、方法维系着与昔日的精神、情感联系。去康家 做客,服旧式衣冠,绝非属于固有习癖的展示,也非富人阔佬对其占有或曾经占有财富及文化资源的炫耀。他(她)们的用心之苦,的确体现出对老人的尊崇与祝 福。然而,这种对旧式衣冠及礼仪的不能忘情,恐怕更多的还是一种以历史情感为背景的文化表达。尽管这些人必须听党的话,坚持政治挂帅,读毛选,背语录,去 过革命化、格式化的生活。但在他(她)们骨子里欣赏并怀念不已的,还是风雅、细腻,高度审美化、私人化的日子。而康家老宅及旧式礼仪及衣冠所蕴涵的温煦气 息和超凡意境,又使每个人自动获得了精神归属和身份的确认。“感秋华于衰木,瘁零露于丰草。”——想到这里,我不由得瞧了瞧自己身上的咔叽布制服。别看住 在康家,与之相比,归根到底我还是个圈外人。
进入高龄的康同璧,是很少生病的,只是夜间尿频。为此,罗仪凤每天都要给母亲砸核桃,剥核桃吃。不仅要她吃核桃肉,还要她必须吃掉两半儿核桃肉之间 的那片木质的“衣”,说这个东西可以“拦”尿。老人吃得愁眉苦脸,然而起夜却并未减少。由于我睡的房间紧靠盥洗室,所以她每次起夜,必从我的床边穿过。冬 天的后半夜是很冷的,康同璧照样自己起身,打开床头灯,戴好睡帽,披上睡袍,扶着墙壁或家具走进盥洗室。有一次,患有高血压的康同璧白天就喊头晕眼花,夜 里简直就是跌跌撞撞地走路。望着老人一趟趟的艰难挪步,一次次地频繁往返,我对罗仪凤说:“干嘛不在卧室里放个高筒痰盂,偏要三更半夜地折腾老人?”
“哪里是我折腾,是她自己不肯呀。”罗仪凤一脸的委屈。
一天,我被上海小姐传染上了重感冒。康氏母女无论如何也不让我回家了,说这里的条件要好些,也有现成的药。我卧病在床的那阵子,康同璧每天都要走到床头问:“现在是不是感觉好些了?”说罢,还伸手摸摸我的额头,看看是否发烧。
罗仪凤只要发现她进我的屋子,就要撵她走,并生气地说:“小愚病了,好办。你要再病了,我可就麻烦了。”
老太太乘罗仪凤到外面张罗事儿的功夫,又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她像个胜利者,很得意地说:“女儿总要管我,我不服她管。”隔了会儿,她从外屋给我端杯白开水。一路上颤颤微微,水也洒了一地。她还一定要站在床前看我喝上几口,才肯离开。
和康同璧相处,使我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一个高龄老人的天地,第一次体会到人生最后阶段的种种心理及困苦。有丰富阅历和教养的她,即使进入到老年,也 竭力在维护着人的尊严与自由。她懂得失去独立意志和自理能力的生活,是痛苦和羞耻的。所以,老人顽强地拒绝帮助和搀扶。这种不承认衰老,不向年龄妥协的心 理,其实是老人与自己的命运在做主动较量。她过问我的病情、递给我白开水时所表现出来的骄傲、温情和快乐,一方面说明老人以自己尚能关怀别人,照顾别人为 乐事,幸事。另一方面,是她用行为证明自己仍然可以独立自主,进而尝试到把握生活的满足。总之,我在东四十条生活的日子里,康有为这个最有才气的女儿特有 的个性、习好、自尊以及某种乖僻所合成的人生最后乐章,让我无比的珍视与感动。以至于这种感动和珍视,影响了我的后半生——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老人,我都能 体味出落日余晖的伤感和美丽。
也就在这一年,按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社会总动员,开始狠挖阶级敌人,抓现行反革命。我必须返回成都的工作单位。离京前夕,我去和康同璧母女告别。
“小愚,你为什么要走呢?陪着你爸爸妈妈多好!”康同璧边说边摇头,分明流露出不满。
我不知道该向老人家如何解释自己的危险处境,罗仪风见我面带难色,便对母亲说:“小愚的工作单位在四川,在北京住了那么久,当然要回去一下,至少该把这几个月的工资拿回来。”
“去,把工资拿来,再回北京。回来还住在我家,我随时都欢迎。你领回的工资,留着自己用。再不,送给爸爸妈妈,我这里仍旧是吃住免费。我这个人是施恩不图报。”
我们三个人都笑了。我答应康同璧,一旦把杂务事料理好,立即返京并仍住在她这里。
老人很满意我的回答。随即伸出一个手指,问:“你去一个礼拜,好吗?”
见我没有反应,又伸出两个手指,问:“要不,去两个礼拜?”
见我仍无反应,便再加上一个手指,直声直气地问:“三个礼拜,你总够了吧?”
罗仪风朝我眨巴眼睛,我忙说:“康老,要不了三个礼拜,我就回来了。”老太太乐了,高兴得双手拍巴掌。
其实,我很明白自己的返川之途是凶多吉少,一踏入川剧团的大门,即会被革命群众专政。斗我,关我,怎么收拾我都行。我舍得自己的命,却舍不得父母。 父母比天大,比命重。只要想到年迈的父亲,我便心神不定,很悲哀,很迷茫。和康同璧的相对宁静安稳比较,我简直不敢揣测父亲本已不多的未来。难以克制内心 忧伤与恐惧的我,低声对罗仪凤说:“我这一走,不知道爸爸以后的日子会怎样?”
尽管把耳朵凑过来,康同璧仍然听不清我的话。她迫不及待问女儿:“小愚在说些什么?”
罗仪凤用粤语大声地重复了我的话,她听懂后,一只手拍着自己的胸膛,说:“小愚,你放心地去吧!你的爸爸只要不生病,今后就不会出问题。我敢打包票!”她的口气坚定无比。
我感谢她的快慰之语,却情不自禁地问:“康老,您凭为什么这样说?又还敢打包票。”
老人说:“是命运告诉我的。先父的经历,证明了命运是存在的。你大概知道戊戌变法的事情吧?”
我点头,道:“中学历史课就讲了,大学又讲了一遍。我还根据谭嗣同狱中题壁的情节,写了一折戏呢。”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老人随即大声背诵出谭嗣同那首写在监舍墙壁上的绝命诗。
她叫我移坐到她的身边,又叫女儿给自己倒上一小杯水。见此情状,估计这是要跟我认真谈谈了。果然,她开始了关于康有为命运的讲述:“戊戌年 (1898)的八月先父变法失败,假如我还没有记错的话,是初六清早发生的政变。皇上(光绪皇帝)被囚,西太后临朝听政,下谕抓维新人士,南海先生是情罪 重大的首犯。他恰恰在这一天的上午11点钟,把自己的行李从招商局的海晏轮搬下来,改乘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号轮船,离开天津。荣禄派飞鹰兵舰追,飞鹰兵舰 的速度比重庆号快一倍。可是走到半路,兵舰的煤 不够了,只好折回天津。小愚,你说这是不是命定?初八船过烟台,先父上岸买了水果。荣禄向上海道、烟台道发出‘截搜重庆号,密拿康有为’的密电。恰好烟台 道有事外出,随手把电报塞进了口袋。等他掏出一看,马上返回烟台时,重庆号已经开走。小愚,你说这又是不是命定?上海道得到密旨,连日亲自坐镇吴淞,凡来 自天津方向的轮船都要上去搜查。上海的维新党人士看见许多兵勇守在那里,以为康有为这一回是死定了,大家痛哭而返。可就在这个时候,船上一个叫普兰德的英 国人用对照片的方法找到先父,把一道‘皇上已崩,急捕康有为,就地正法’的电旨拿给他看了。然后,这个英国领事馆的人,让先父马上和自己一起坐小轮船登上 英国兵舰。刚上了兵舰,上海道派来搜拿小船便靠了重庆轮。小愚,这又是不是命定?先父在船上情绪很坏,以为皇上已被西太后和荣禄杀掉了,便也想去死。在船 上他写了一首诗,我现在还能背出来——‘忽灑龙翳太阴,紫微移坐帝星沉。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青天夜夜心。’先父做完诗,又写家书,和大家诀别。那个英国 人看到这个样子,就说:‘皇帝的死讯还没有证实,请康先生忍死须臾。’在英国两艘兵舰的护送下,先父到了香港,知道了皇上还活着的消息。所以,后来先父对 我们家人说,这次脱险他有十一个可死的机会,只要碰上一个就没有性命了。”
讲到这里,康同璧举起手指像数数一样地说:“小愚,你看南海先生有多少可死的机会。假如皇上不催他立即离京,那一定是死了。假如西太后的政变早一天 发生,那一定是死了。假如迟一天出京,那就会在南海会馆被捕,一定死了。假如在天津住客栈,搭不上轮船,那一定死了。假如乘的是招商局的海晏轮,英国领事 馆的人就无法救他,那一定死了。假如追他的飞鹰兵舰不是因为缺煤折回天津,那一定死了。假如烟台道不外出,接到电报就派兵截拿,那一定死了。假如那个英国 人不派兵舰护送,半路被截,那一定死了。——小愚,你看先父就有这样多的可死机会而不死,不是冥冥中有鬼神护佑,是什么?我说这就叫命运,叫命定。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命。”
接着,老人霍地起来站到我跟前,说:“不要看现在你爸爸倒霉,他的命终归会好。别看红太阳现在红,连他的夫人也红,将来这一家人的命,都不会好的。小愚,你不要笑,我说的是真话,老实话,正经话。”我的确笑了,却笑得有些勉强。
康同璧觉得我似乎不大相信她的断语,便神色严肃、拍着胸口大声地说:“你爸爸命中注定,不会有事的!除非章先生他自己不想活了。你放心地去成都吧, 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你遇到困难,还有我呢!”显然,老人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忘记了终日吃豆腐乳的处境,忘记了夜间起身艰难挪步的年纪,更忘记了外面的 红色恐怖。我流着眼泪,扑在了她的肩上,仿佛在恶风扑面、腥雨满地的时候,有人护卫我,向我张开了双臂。
是的,一切死生之说、任何存亡之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却又难以预知。后来的事情,恰如康同璧所言:一年之后,父亲死于病。终极原因是自己不想 活,是包括亲人在内都难以理解的心灵创痛,精神孤独,以及耻辱,疲惫,消沉。这使得他决意告别这个已是一无所求的纷繁世界。生命之于父亲,真是一个过于奢 侈的字眼,胸中填满了痛苦与悲愤,走了。而这,不正是康同璧所说的命运或命定吗?
我返回成都,即被革委会关押,失去了行动自由。(19)69年秋,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我,抱定最后能看上母亲一眼,死也要死在自己家里的决心,半 夜翻墙逃出川剧团私设的牢房,纵身跳上开往北京的火车,站在车厢厕所过道,两天不吃不喝不合眼,回到了北京。当晚母亲告诉我,在父亲去世(1969年5月 17日)后的三个月,即1969年8月17日康同璧病逝。
老太太最初不过是患感冒,先在家中调养。不想,病越来越重,便送进医院,搁在了观察室。窄窄的床铺正好对着门口,穿堂风儿吹个不歇,过往之人走个不停。罗仪凤一再恳求,是否可以转到病房。
院方的人白了她一眼,回答说:“你母亲不就是个社会名流嘛,这么呆着就行了。”
几天后,康同璧死在了观察室。
记得一次闲聊,罗仪凤对我讲起西方的一则故事。她说,在一座大楼里,住着许多国家的人,有英国人,法国人,犹太人,德国人,还有中国人。一天夜里, 大楼突然起火。只见英国人去救妻子,德国人去救女儿,法国人去找情人,犹太人去拿钱袋。而中国人呢,却背着老母亲向楼下快跑。——她的故事惹得我哈哈大 笑。笑后,忽然觉得我的罗姨,不正是在中国政治风暴中,驮着母亲疲劳奔跑的人吗?现在,母亲从她的背上滑落下来,她或许可以喘口气,歇歇脚了。然而,事实 并非如此。
在我潜逃回京的短暂日子里,经母亲周密安排,我见到了罗仪凤。时隔一年多,她形容尽变,变成了一个老妇。两鬓和眼窝深陷,脸孔呈铅色。本已瘦弱的 她,仿佛全身仅由骨头和神经构成似的。特别是那双曾经美丽的眼睛,像撂荒百年的土坡,全无润泽之光。算来她恐怕还不到六十岁,这岁数在国外正是好吃好玩的 好时光。革命之于她,真的如自己所言——可谓经脉尽断哪!
她直勾勾地看着我,说:“小愚,我们见面了。可你没了爹,我没了娘。”
我俩抱头恸哭。她只坐了半个时辰,即起身告辞。
母亲留饭,她谢绝了。说:“走这一趟路,只为看看小愚。”
母亲执意送罗仪凤到公共汽车站,回来后对我说:“可怜仪凤,走路比我还要慢,说话的精神也没有了。”
让我不解的是,罗仪凤本人好像未受到什么政治迫害,怎么变得如此孱弱,凄凉?
母亲说:“康老死后,仪凤的哥哥还是渺无音信。革命政权规定所有私房的产权一律交公,那么租给外交部官员的房租收入,也没了。断了经济来源的她,粗 茶淡饭,节俭度日。在辞退帮工的时候,家里的男佣老郭和二陈提出,要仪凤每人给三千元安置费,否则就闹到居委会去。康家哪有钱?仪凤胆小,不敢得罪工农兵 和街道的人,明知是敲诈,也只得忍气吞声。为了凑这六千块,她都快急疯了,白天找人托卖家具、衣服、杂物;夜里焦虑,失眠,哭泣。泡在这样的苦日子里,她 能不老吗?到了冬季,仪凤自己已烧不动锅炉,只好烧壶开水,灌个暖水袋抱在怀里。过着这样的穷日子,她能不老吗?再说,以往所有的生活内容及全部的社会关 系,都断了。好比终日坐在一口枯井里。所以,仪凤的老,是从心老开始的。”
母亲的话,像一根根钢针刺痛着我的心。而此刻的罗仪凤可能坐在电车里,躲避着别人的注视把脸朝着车外,死寂般的眼睛望着变换的街景,想着渺茫的未来……
整个晚上,我都在竭力思索,力图给我的罗姨寻出一条新的生路。结果,什么也没有想出。旧梦已逝,新梦不来。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她是做不出新 梦的。她的处生之道,为新社会所不容。而新政权所倡导的整齐划一的生活、观念及思维方式,又把她的心灵最后一条缝儿,都封没塞绝。这样的特定人物及其生存 情境,不禁使我联想中国历史上的遗民。难怪研究明清之际士大夫问题的学者说,中国历史上“遗民多有祈死,待死,以生为死者”。⑤而父亲说,康氏母女是中国 最后的贵族,看来也是不错的。
我不知罗仪凤什么时候去世的。后来得知:在“文革”后期,因街道积极分子和男佣的检举,罗仪凤曾被关押,令其交代与司徒雷登的反革命关系。因为她 16岁考入燕京,年纪最轻,功课最好,深得这位洋校长的赏识。罗仪凤早就说自己是惊弓之鸟,怕的就是政治。我想,正是中国酷烈的政治折了她的寿。况且,灵 魂高贵的人往往脆弱。
1978年春,我平反出狱,回到了北京。
一年的除夕,母亲带我去新源里聂绀弩家,给聂老做寿。中午,吃罢寿面,母亲即刻告辞。我很纳闷儿:母亲往常要呆很久,今天为什么例外?
离开聂家,母亲便告诉我:“托人找到了罗仪凤后来居住的地址,好像就在这附近,今天咱们一定要去看看。”
母亲一路走,一路问,根据字条上写的楼号、单元号及门牌号码,我俩终于来到了一栋普通居民住宅楼的底层。这个楼很旧,公共通道里的光线暗淡。按动门铃后,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妪开了门。
我惊呼:“这不是林女士吗?!”
“你是小愚吧?”
除了满头白发,林女士的样子一点儿也没有变。那时她不显年轻,现在也不觉衰老。她对我母亲礼貌又谦恭,犹如当年对待康同璧一样。
她告诉我们:“康老和罗小姐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保存着。”说罢,转身打开房间里面的一扇门。
原来这是一个两居室的单元房。里面的这间屋子,比外屋略大一些。家具,皮箱和杂物堆满了整个空间,一直堆到天花板。我仔细辨认这些旧物,想找到一件 小东西,留做纪念。突然,我看到了那张黑褐色菲律宾木质圆形餐桌,那曾经摆着豆腐乳和烤馒头片的餐桌,那放着一小碗燕窝等我去喝的餐桌。蓦地,一阵隐痛浮 上心来。
“你今后怎么处理这些旧物?”母亲问林女士。
她答:“不处理,我等着,等着康家的亲属。康家的人不来,我就这么守着。”
和林女士分手的时候,她向我们深鞠一躬,并连连道谢。
回到家中,心情无论如何也好不起来。晚上,全家吃过年夜饭,围着九寸黑白电视机看节目。我的眼睛在看,心却飞到了东四十条何家口。“瀚海漂流燕,乍 归来,依依难认,旧家庭院。”我想起了那里的柴扉,石板路,御赐太平花,被挖走的榆叶梅,被开水浇死的玫瑰,还有我睡的窄窄小木床……
夜里我和母亲并排躺下。母亲累了,可我毫无睡意。
我问母亲:“那东四十条何家口的大宅院,是康同璧自己的房子,属于私产。林女士应该在那里替康老和罗姨守护遗物。”
母亲说:“那宅院早让别人占了。”
“谁占了?”我问。
“叶道英。”
“是叶剑英的弟弟吗?”
“是的。”
我喊道:“他凭什么占康家的私房?”
“江山都是人家的,还说什么房子。”
“混帐。”我翻身爬起,在监狱里学会的脏话,不知怎地竟脱口而出。
母亲厉色呵斥,命令我改掉狱中恶习。我乖乖地躺下,望着漆黑的天空,最后一次见到的罗仪凤那灯干油尽的样子,就在眼前摇来晃去。我心想,如果罗仪凤像我能学会骂人,她一定会像我一样活着。
我曾打听康氏母女骨灰的下落。得到的信息是:由康同璧儿子出资,由政协出面,将康同璧母女安葬在福田公墓。那时儿子已经坐上了轮椅,无法飘洋过海参 加母亲和妹妹的葬礼。而她们母女所保留的康有为的遗墨、手稿、藏书,其中包括那套珍贵的《大藏经》,按照康同璧生前的遗愿全部无偿地交给了国家。
事情到此,总算有了一个“入土为安”的结尾。但我转而又想:康同璧在北平和平解放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是有贡献的,再说人家母女把上等宅院和珍贵 藏书都上缴了,捐献了,怎么一块不足三尺见方的墓穴加两个骨灰盒,还要远在美国的儿子出资?难道康同璧的资历和贡献,还抵不上我们的一个副局级干部?
在已无神圣与纯粹可言的今天,受人敬重的康同璧是一种绝响;我能去敬重并感受她,是一种福祉。
注释: ①: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六节载:“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研精史籍,深通英文。去年孑身独行,省亲于印度,以19岁之妙龄弱质,凌数千里之莽 涛瘴雾,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近得其寄诗二首,自跋云:‘侍大人游舍卫祗林,坏殿颓垣,佛法已劫。然支那女士来游者,同璧为第一人。’诗云:‘舍卫山河历 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灵鹫高峰照暮霞,凄迷塔树万人家。恒河落日滔滔尽,祗树雷音付落花。’”
②:载涛(1887—1970)姓爱新觉罗,字野云,满洲正黄旗人。1890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同年晋为不人八分辅国公。1902年袭贝勒。 1908年12月加郡王衔;同月与铁良等任总司稽察。清廷新设禁卫军,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1909年6月管理军谘处事务。1910年2月赴日、美、 英、法、德、意、奥、俄八国考察陆军,5月派任赴英国专使大臣。1911年5月任军谘大臣;其后任蒙古镶黄旗都统。1912年1月,与载洵等组织宗社 党;3月宗社党解散。1917年7月张勋复辟,溥仪任为禁卫军司令;同月复辟失败。1918年徐世昌任为将军。1927年6月任翊卫使。1931年1月, 国民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1949年后,历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970年9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③:储安平《英国采风录》第73-74页。1949年观察社出版。
④:赵君迈(1901-1988)湖南衡山人。毕业于日本成城中学,后赴美国留学,先后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和诺维支骑兵学校。1928年回国,加入 中国国民党。1930年任浙江教导团团长。1936年任财政部税警视察长。抗战期间,任湖南省盐务局局长,衡阳市市长兼警备司令。1942年被选为第三届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员。1945年任吉林长春市市长。1946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2、3、4届 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7月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 87岁。
⑤: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345页。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2年8—11月于守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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