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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5)(章怡和)2012-08-10 04: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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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像
作者:章诒和
康同璧,女,字文佩,号华鬘,广东南海人,1886年2月生。康有为次女。早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哈佛大学及加林甫大学,毕业后回国。历任万国妇女 会副会长、山东道德会长、中国妇女会会长。曾在傅作义召开的华北七省参议会上被推为代表,与人民解放军商谈和平解放北平事宜。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 文史馆馆员,是北京市人民代表,第二、三、四全国政协委员。1969年8月17日病故,终年83岁。
——摘自《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
我在校读书的时候,有位同窗是城市平民出身,那个年代由于阶级成分好,很受组织信任。当我毕业发配到边陲,她被留校当了研究人员。到了“文革”时 期,自然又是造反派成员。“改革开放”以后,她突然宣布自己本乃末代皇帝宣统一个妃子的近亲。“哇!灰姑娘一夜成公主。”——自信息发布,与之共事数十载 的同事,无不愕然。适值单位最后实施福利分房,她给统战部打了报告,言明皇亲国戚的贵族身份,以求统战。报告转给了文化部(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直属 该部)。结果,满足了“被统战”的期待,实现了分房的要求。
而今随意翻开一张报纸,“贵族”两字随处可见,什么世袭贵族、东方贵族、白领贵族、单身贵族、金卡贵族、精神贵族。与之相搭配的图片,不外乎豪宅别 墅,靓车华服,美酒佳肴。把这些东西摞起来,简直就是一本时尚大观,看了足以让人头晕目眩,进而想入非非。可以说,贵族生活、贵族气派、贵族气质,已是当 今众多少男的理想,无数少女的美梦。
总之,解放后曾与“地富反坏右”一样被视为弃履的“贵族”二字,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又陡然时兴起来,登时身价百倍。而我真正懂得什么是“贵 族”,是在认识了康同璧母女以后。其实,它根本不是什么用来炫耀、用以兑换到各种利益或实惠的名片,也非香车宝马、绫罗绸缎、灯红酒绿的奢华生活。
我们一家人认识康同璧,是反右以后的事。
1958年初,反右运动结束了。戴上头号右派帽子的父亲(姓章名伯钧)经过无数次亲人检举、朋友倒戈、同僚揭发的教训以后,在待人接物方面很开窍 了,也很收敛了。比如,在公开场合,他一般不主动招呼人,哪怕这个人是从前的下属。又如,在非公开场合,一般不邀请他人聚会,哪怕这个“他人”是昔日之好 友。
既然人家都不跟你玩了,那只好自己跟自己玩吧。于是,不久便形成了一个右派小群体,或叫小圈子。由于父亲是右派之首,也由于我们全家好客,加之,上 边给父亲保留了大四合院,小轿车及好厨师等等。所以,一群“乌合之众”的落脚点,大都选在东吉祥胡同10号。这是我家的地址,现在它已一分为二,正院住的 是中共高官,先搬进去住的是万里,后为段君毅。跨院分给了艺坛领导高占祥。
右派圈子的人,聚拢一起也很热闹。清茶一杯,有说有笑。聊国际政治的是罗隆基;谈佛学和古诗词的是陈铭枢;既说社会新闻、又讲烹调艺术的是陈铭德、 邓季惺夫妇。在有来有往中,彼此尊重,相互关心。一人病了,其他几个会自动传递消息,或电话问候,或登门探视。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这种交往是他们的生活 内容。在孤立压抑的环境中,这个聚会是他们的庆典和节日。一般人是害怕这个右派圈子的,而唯一没有右派帽子的加入者,便是康同璧及其女儿罗仪凤。
记得是1959年的春季,父母同去全国政协的小吃部喝午茶。傍晚归来,父亲是一脸的喜色。
我问母亲:“爸爸为啥这么高兴?”
母亲说:“自我们戴上帽子,今天头一回遇到有人主动过来做自我介绍,并说希望能认识你爸爸。”
“难道这人不知道咱老爸是右派吗?”
“当然知道。但她说以能结识章先生为荣。”
“他是谁?”
“她就是康有为的二女儿,叫康同璧。”
“她有多大?”我问。
“大概有七十岁了。”母亲遂又补充道:“康老和她的女儿说,后天请我们去她家做客呢!”
父亲好久没当过客人了——想到这里,我替父亲高兴。
第三天,父母去了。康氏母女的盛情款待,令父母感动不已。
母亲说:“一切都出乎想像。康老住在东四十条何家口的一所大宅院。我们原先以为不过是小坐,喝茶罢了。到了那里,才知道是要吃晚饭的。而且请我们吃 的菜肴,是她女儿罗仪凤亲自下厨操持的。尽管属于粤菜,那味道与街面的菜馆就是不一样。单是那又糯又香的广东罗卜糕,你爸爸就夹了好几块。”
父亲欣赏康同璧的个人修养和艺术才华。说:“果然名不虚传哇!难怪康有为那么疼爱这个女儿。她英文好,诗词好,绘画好。今天老人家拿出的几幅自己画的山水画,可谓苍古清隽,情趣天然。依我看,她的画和那些专业画家不相上下。”
其实,我心里清楚:让父母最为赞叹的,是康同璧母女对自己的态度。
过了一个礼拜,父亲提出来要在家中回请康氏母女。
未及母亲表态,我高举双手,叫道:“我同意!我赞成!”
父亲也举手,并向母亲叫道:“二比一,通过。”
三人复大笑。
母亲用手指着我的嘴巴,说:“是不是嘴谗了?”
“不,”我辩解道:“我想见见她们。”
经过紧张的准备,一切就绪。父母视康老为贵客,又是首次登门的缘故,所以决定不让小孩上席。我听了,不怎么怄气,反正能躲在玻璃隔扇后面偷看,偷听。
杂花生树,飞鸟穿林,正是气候宜人的暮春时节。下午三点,父亲让司机开着老别克小轿车接客人。
康同璧母女一走进我家阔大的庭院,便驻足欣赏我家的楹联、花坛、鱼缸及树木。老人看见正房前廊一字排开的八盆腊梅,不禁发出了惊叹:“这梅太好了,枝干苍劲、纵横有致,可以入画了。”
父亲说:“康老,你知道为什么这八盆腊梅这样好吗?”
“当然是你养得好哇。”
“不,因为送花的人是梅兰芳。”
康同璧听罢,一直站在那里不肯走。我则一直站在玻璃窗的后面打量她。应该说,脸是老人全身最美的部分。那平直的额头,端正的鼻子,细白的牙齿,弯弯 的细眉,明亮的眼睛,可使人忘却岁月时光。她身着青色暗花软缎通袖旗袍,那袍边、领口、袖口都压镶着三分宽的滚花锦边。旗袍之上,另套青紬背心。脚上,是 双黑色软底绣花鞋。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使老人呈现出慈祥之美。系在脖子上的淡紫褐色丝巾和胸前的肉色珊瑚别针,在阳光折射下似一道流波,平添出几许生动 之气。染得黑玉般的头发盘在后颈,绕成一个松松的圆髻。而这稀疏的头发和旧式发型,则描述出往日沧桑。
跟在康同璧身后的,是女儿罗仪凤,从外表判断,约有四十岁上下。她全身蓝色:蓝旗袍,蓝手袋,蓝纱巾,以及一副大大的灰蓝色太阳镜。港式剪裁的旗袍 紧裹着少女般的身材,并使所有的线条均无可指摘。虽然一袭素色,但一切都是上等气派的典雅气质。走进客厅,罗仪凤摘下眼镜后,我才得以看清她的容貌。老实 讲,娇小玲珑的她即使年轻时,也算不得漂亮。脸上敷着的一层薄粉,似乎遮盖不住那贫血的苍白。嘴巴宽大,嘴唇亦无血色。她的眼珠特别地黑,往里深陷,在一 道青色眼圈的映衬下,非常幽深。这高贵神态的后面,似乎还隐含着女性的一种伤感气质。
大圆茶几上,摆满了母亲从北京最好的食品店里买来的各种西点和水果。父母与客人聊天。刚开始,还听得见康氏母女说话。半小时后,客厅里就只有父亲的 声音了。我躲在连通客厅的玻璃隔扇后面,目不转睛地瞧着。忽然,我发现罗仪凤把鞋穿错了:怎么一只脚穿的是蓝色的皮鞋,而另一只是白色的呢?于是,父亲说 的话,我全都听不见了,只是专注于那双脚,琢磨着那双鞋。而在下定罗仪凤是于匆忙中穿错一只鞋的结论之后,我无论如何也憋不住了,有如父亲发现社会有问 题,就非得站出来提意见一样。
我大喊:“妈妈!”
母亲闻声而至,问:“你躲在这里做什么?”
我面带焦忧之色,说:“请你告诉罗仪凤阿姨,她把鞋穿错了。”
母亲不回答我,边笑边往客厅走去,来到罗仪凤面前俯耳说了两句。罗仪凤遂朝着玻璃隔扇,笑道:“请章小姐出来看看我的鞋,可以吗?”
我有些难为情地跨出玻璃隔扇,走到客厅,来到她的面前定睛一看:天哪!原来她的鞋,左右两色,从中缝分开,一半蓝、一半白。
罗仪凤微笑着,解释道:“不怪小姑娘,这是意大利的新样式,国内还很少见。”
父亲也笑了。我知道:在他的笑容里,有替我难为情的成分。
康同璧拉着我的手,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愚。”
“哪个愚字?”老人又问。
“愚,笨的意思。”
“哦,大智若愚嘛!”
再问:“那大名呢?”
“章诒和。”
“诒乐和平。你爸爸给你起的名字太好了!”康同璧弄清了“诒”字后,立即这样夸道,并一定让我坐在她的身边。
我就是在一种尴尬的处境中,结识了康有为的后代。父亲让我尊康同璧为康老,称罗仪凤为罗姨。
后来,康同璧送来她的两幅画作。大幅的山水,送给父亲。小幅的,送母亲。作品的气势、用笔及题款,令人无论如何想像不到它出自一个女人之手,出自一 个七十岁女性老人的笔下。从此章、康两家经常往来,而康同璧就成为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结识的新朋友。父亲欣赏她的才华,更感佩她的胆识。
康有为的后代,人数不少,其中的绝大部分在海外。康同璧就读于哈佛,丈夫姓罗名昌,曾任民国政府派驻伦敦的总领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老人唯一的儿子定居美国,自己却带着唯一的女儿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
父亲曾经问:“康老,你为什么要留在大陆?”
她答:“我要在这里做些事,给先父修订年谱,整理遗书,遗稿。”
“除了政协委员的荣誉之外,政府对你还有什么安排?”
“中央文史馆馆员。”康同璧停顿片刻,又说:“建国之初,我们的领袖还是有爱才之心,也有容人之量。毛主席和我第一次见面,便翘起大拇指说‘我是支 那第一人。①’——我听了,非常吃惊。没有想到他看见我,就马上背诵出我十九岁独自登上印度大吉岭时写的诗。这样的态度与气派,当然能够吸引许多人从海外 归来。”
老人所言,决非虚词。一次在人大三楼小礼堂举办文艺晚会,我与父亲同去,坐在靠后的位置。为了能看清演出,康同璧坐在了第一排。开演前三分钟,毛泽 东进了会场。当他看见了这个“支那第一人”的时候,便主动走过去,俯身与之握手。当时康同璧带着花镜,正专注于节目单。她认清来者,即匆忙起身。微笑的毛 泽东,即用手按住了老人的肩膀。许多人见到了这个场面。
我身边的一个官员模样的中年人,对他身边的夫人说:“这老太太不知是哪个将军或烈士的妈妈,面子可真大,咱们的毛主席都要过去跟她打招呼。”
我忍不住,插了句嘴:“她不是谁的妈妈,她是康有为的女儿。”
“谁是康有为?”那中年人的夫人追问。
我大笑不止,父亲狠狠瞪我一眼。
一天下午,父母乘车外出,归来时路过东四十条,看天色尚早,决定顺便去看望康同璧。跨进大门,就看见康同璧和一些容貌苍老的人悠闲地坐在院子里。一 张大圆桌,上面摆着茶具,杂食及瓜果。正是残夏、初秋的转折时节,整座庭院散发出馥郁的草木气息,几棵枝干舒展的老树,绽放出洁白的花朵。这里,既令人心 旷神怡,又呈现出一种令人惆怅的魅力。作为不速之客的父亲一下子面对那么多的生人,脸上的表情一时也好像找不到适当的归宿。康老很高兴,一再请父母坐下, 共赏院中秋色。在所有的客人里,父亲只认得载涛②。
康同璧用手指那开着白色花朵的树木,对父亲说:“这是御赐太平花,是当年皇上(即光绪皇帝)赏赐给先父的。所以,每年的花开时节,我都要叫仪凤准备 茶点,在这里赏花。来聚会的,自然也都是老人啦!”接着,罗仪凤把张之洞、张勋、林则徐的后人,以及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代,逐一介绍给我的父母。   园中一片旧日风景。显然,这是一个有着固定成员与特殊含义的聚会。在康同璧安排的宽裕悠然的环境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对历史的重温与怀念。主客 谈话的内容是诗,连其中一个相貌清秀的中年女性,也是满口辞章。而这恰恰是父亲最不精通的话题,父母很快告辞。
回到家里,父亲把这件事讲述给我听。在他的讲述里,流溢出一种叹服。在父亲的感受里,康家的举动不仅是出于礼貌,而且是一种美德。这种礼貌与美德, 给人以精神抚慰和心灵的温暖。康同璧款待朋友之殷勤敦厚,对前朝旧友的涵容忠忱,是少有的。一切以“忠义”为先——老人恪守这个信条自属于旧道德,完全是 老式做派。而那时,官方正在全社会强力推行“阶级、阶级斗争”学说,贯彻“政治挂帅”的思想路线。
有意思的是,康同璧在认识父亲以后,又提出很想结识罗隆基。父亲当然高兴,并很快做了见面的安排。因为都姓罗,所以康氏母女与罗隆基一见面,便“自来熟”。
“五百年前是一家。”罗隆基高兴地对康同璧说:“我正孤单度日,现在我有妹妹啦!以后穷了,病了,有妹妹照顾,我不怕了。”
罗仪凤则说:“我有个哥哥,很疼自己,可惜在国外。现在好了,又来了一个。”
总之,康氏母女都很喜欢罗隆基。后来,父亲又把章乃器、陈铭德、邓季惺等人,介绍给康氏母女。这些人经常聚会,聚会多在我家。我家的聚会只要有罗隆 基在场,就会变成个沙龙。而罗隆基身边由于有了一个未婚女性,人也显得格外精神。一有缝隙,他便滔滔不绝,夸示自己很有学问。遇此情况,父亲每每暗自发 笑。罗仪凤则很少开口,但很注意罗隆基的谈话。即使在他和父亲谈论民盟的往事,康同璧的这个女儿也很专注。那不移动的注视,意味深长。有时,在她的脸上, 还浮散着一阵红晕。
后来,罗隆基除了在我家与康氏母女聚会,自己还去东四十条登门拜访。后来,他又单独在自己的住所请康同璧母女吃茶点、喝咖啡。
三年自然灾害来了,连国家元首都发出了“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号召。一两油,二两芝麻酱,三两瓜子,半斤花生,是市民百姓逢年过节的特别供应。它 们似金子般地珍贵。为了多吃一口饭、多争一块肉,兄弟打架,姐妹吵嘴,夫妻反目,父子翻脸的事,屡见不鲜。也就在这个时期,康氏母女凡来我家,罗仪凤必带 些糖果或点心。
到了物质极度匮乏的紧张阶段,罗仪凤不再送糖果糕点。一次在我家聚会吃午茶,她趁别人不注意的空隙,朝母亲的手里递上一个两寸长、一寸来宽的自制小 信封,并用食指封嘴的手势告诉母亲:别吱声。客人走后,母亲拆开一看,全家大惊:是北京市政府根据侨汇多寡发给在京侨眷的专用糕点票,糖票,布票,且数额 不少。
父亲激动地说:“这是康老的儿子从海外孝敬老人的,我们不能收。”
母亲拨通电话,向罗仪凤表示:“伯钧和我们全家,不能接受这样的重礼。康老年迈,需要营养。再说,我们的生活比一般老百姓强多了。”
那边厢,传过来康同璧的声音:“我的生活很好,你们不要客气了。我的生活原则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母亲不断地从罗仪凤手里接过装着侨汇票的小信封。母亲怀揣小信封,由我陪着去坐落在王府井大街的侨汇商店买点心,买白糖,买花布。那个商店,永远是满满的人,长长的队。大家都在安心排队,耐心等待。
我和母亲捧着这些最紧俏的食品和物品,一路上谁也不说话,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回到家中。母亲把东西一件件摊开,父亲看后,说:“康同璧不说解放全人类,却从救一个人开始。”
谁都明白,父亲的这句话是个啥意思。
母亲拿着这些稀罕之物,曾招待或转赠别的人。如储安平,冯亦代。他们的处境比父亲更差。
到了春节前夕,康氏母女总要送来一小盆长满花蕾的水仙。罗仪凤还要在每根花茎的部位套上五分宽的红纸圈。如果有四个花键,那就并列着有四个红色纸圈。水仙自有春意,而这寸寸红,则带出了喜庆气氛。
母亲望着它,连连赞叹:“什么东西到了康家人手里,就与众不同了。”
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阶段,在康氏母女节俭度日的年月,罗仪凤把铺晒在窗台的橘皮,统统做成酱,还要把这一瓶瓶橘皮果酱塞进我的书包,让我带给父母。 母亲舍不得吃这些果酱,连连叹道:“看看仪凤,你就懂得什么叫侠骨柔肠了。”听说我家在使用蜂窝煤炉子取暖,罗仪凤就亲手教我做一种取名为“艾森豪威尔 汤”的美式汤菜。并介绍说:“这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二战军营里的发明。”
老太太还补充说:“这汤又便宜又营养,只是费火。你一定要给爸爸妈妈多做几次,叫他俩多喝些汤,对身体有好处。”
与康同璧母女几年的交往,使我认识到贵族绅士和物质金钱的双重关系。一方面,他(她)们身居在上层社会,必须手中有钱,以维持高贵的生活;另一方 面,但凡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又都看不起钱,并不把物质的东西看得很重。所以,在他(她)们心中,那些商人、老板、经纪人,决非gentleman。储安 平在他的那本有名的《英国采风录》里,拿出整整一章的篇幅,去描绘、剖析贵族和贵族社会。他这样写道:“英国教育的最大目的,是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绅士 (gentleman)。一个英国父亲,当他的儿子还没有成为一个man时,即已希望他成为一个gentleman。英人以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是一个真正高 贵的人。正直,不偏私(disinteregted),不畏难(capable of exposing himself),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她)不仅是一个有荣誉的人,并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③如果说,康氏母女让我懂得什么是贵族的话;那么 储安平的这段话,便教会我如何判别真假贵族。
也就在这个困难时期,右派们的聚会成了聚餐,并实行AA制。每次聚会,父母都会带上我。这时,我渐渐发现罗仪凤的衣著,从讲究转变为漂亮。像过去不 怎么穿的翠绿色,也上了身。头发油亮油亮的,发式也是经过精心梳理,越发地洋气了。更大的变化是在聚会中,她和罗隆基常开小会,而且说英文。有一次,我们 在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吃晚饭。饭毕,大家步出这座昔日的王府。我们都来到了大门,他俩还拉在后面老远。
我返身要催他俩,父亲一把拽住了我,嗔道:“傻丫头!”
月色下,庭院中迟开的花朵,吐露着芬芳。他俩说的是英语,罗仪凤语调温软,双眸迷茫又发着光。罗隆基的身心,好像都一齐被那双黑眼睛吸了过去。
罗仪凤经受不住罗隆基的感情攻势,也抵挡不了罗隆基的个人魅力。于是,这以兄妹相称的一对,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恋爱。除了单独约会,电话、书信是他们来往的主要方式。
见此情景,父亲不无担忧地说:“努生(即罗隆基的字)是旧病复发,一遇女性即献殷勤。可怜康有为的这个外孙女,真的是在恋爱了。”
一次,康氏母女到我家作客。人刚坐定,电话铃就响了——是罗隆基打来,问:“仪凤到了没有?”
这个用英语交谈的电话,足足打了半个小时。父亲很不高兴,嘴里直嘟囔:“这个努生,谈情说爱也不分场合。”
电话打完,罗仪凤回到客厅,略带腼腆地霎着眼睛。我发现,她那张原本不怎么漂亮的脸,竟因兴奋而生动,因生动而美丽起来。
不久,罗隆基的好友赵君迈④来我家闲谈。父亲关切地问:“老赵,到底努生和仪凤关系怎么样了?”
赵君迈说:“你们不都看见啦?就是那样一种关系吧。”
父亲索性直言:“我想知道努生的态度。他怕是又在逢场作戏吧?”
赵君迈没有立刻做出回答。他起身站到客厅中央,举臂抬腿,打了两手太极拳。然后慢条斯理地说:“伯老,你这不是在给我出难题吗?努生这个人的性情和毛病,你是清楚的。他现在对仪凤是热烈的,将来会不会冷淡下来,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
罗仪凤在明知罗隆基是右派的前提下,奉献出自己近乎神圣的感情——这让父亲非常尊重和心疼她,并担忧这场恋爱的前景。因为自从罗隆基和妻子王右家分手以后,他热恋过不少的女人,却无一人与之携手到白头。故父亲常说:“没有办法!负心的总是努生,可又总是有女人自愿上钩。”
极想成全好事的,是母亲。她兴冲冲地说:“他们要真的成了,那敢情好。老罗的生活有人照料,仪凤的未来也有了归宿。再说,他们是般配的。仪凤的出身、学识、教养,性情哪点比不过老罗?”
“李大姐(母亲姓李名健生)说得对。”赵君迈附和道:“我见过罗仪凤写给努生的信,全是用英文书写。句式、修辞、包括语调,都是那么地简洁明净、含 蓄优美。一般的英国人,也写不出那么精美考究的书面语言。别看努生总夸自己的英文如何如何,依我看无论是说、还是写,他都不是罗仪凤的对手。”
“老罗为什么把情书拿给外人看呢?”母亲的问话,显然是对罗隆基的这个举动有所不满。
“李大姐,你不要误会。”赵君迈赶忙解释:“这不是努生有意公开情书,而是震惊于仪凤的文字表达水平。他挑出一封信让我欣赏。我一边读信,他就一边感叹:‘我的这个妹妹写信的口气,不仅是彻底的西化,而且还是贵族化的。我搞不明白她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个本事?’”
而父亲的归结是:“这两人都是在恋爱。不过,罗隆基用的是情,罗仪凤用的是心。至于结局嘛,恐怕主要取决于努生了。”
在给第一批右派摘帽的时候,为安抚父亲和罗隆基,上边组织他们南下参观。父亲参观的线路是江浙;罗隆基走的是湘赣。而与罗隆基相伴的人,是康同璧母女。
在车厢里,父亲悄悄对母亲说:“看来,中央统战部很掌握、也很会利用罗隆基与康氏母女的特殊关系呀。”
此行欢愉而惬意。加之感情的注入,无论罗隆基还是罗仪凤,无不显现出充沛的力量。他们返京后,在我家聚会了一次。父母发现身材消瘦的罗仪凤竟丰满了一些,俩人暗自高兴。
经过一段时光,罗仪凤以为到了收获爱情的季节。她在给罗隆基送去的生日蛋糕上,亲手用奶油绘制出两颗并列的心。心是红色的,丘比特箭从中穿过。此外,还有花,有信。罗隆基接到生日礼物,大惊失色。这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他不知该如何回应,便向父亲求救。
父亲责怪罗隆基不该大献殷勤,说:“你半辈子的罗曼蒂克,有一部书厚。但现在的你是个右派,而人家出身名门,至今未婚,如今能袒露心曲,已是极果 敢、极严肃的举动。如果讲般配的话,罗仪凤实在是配得过你,就看你有无诚意了。再说,选择妻子,主要在于心地好,其余的都无关紧要。”
罗隆基说:“我们只能是互称兄妹,而不可结为夫妻。”
父亲问:“你主动接近她,现在又回绝她。努生,你到底搞什么名堂?”
罗隆基支吾半天,说不出一条理由。
“你是嫌人家老了,也不够漂亮吧?”父亲的话,让罗隆基哑口无言。
后来,尽管他们二人的关系再没有向婚姻之途发展,毕竟罗仪凤是康有为的后代,对罗隆基仍以礼相待。每逢端午、中秋或重阳,父母都会收到罗仪凤自制的糕点。有时,母亲打电话问罗隆基如何过节。
罗隆基答:“幸有妹妹送来点心,方知今夕为何夕。”
如果说,恋爱对罗隆基是享受的话,那么,恋爱对罗仪凤,就是消耗。消耗了许多的时间,许多的心力,许多的感情。而进入中年的女人,怕的就是消耗。不 久,罗仪凤得知罗隆基在与自己继续保持往来的同时,陷入了另一场恋爱。那个女人虽说不是燕京毕业,也不精通英语,但是精通打牌,擅长跳舞,活泼漂亮,颇具 风韵。她与罗隆基从牌桌搭档、舞场搭档关系开始,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为了她,罗隆基还与其兄(时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大闹一场,甚至闹到周恩来那里。这, 对罗仪凤是致命的一击。我知道,罗仪凤无论怎样地倾心罗隆基,也决不会跑到公众场合去充任什么牌友或舞伴的。
1963年秋,我被分配到四川省川剧团艺术室工作。罗仪凤陪伴全国政协委员的母亲来成都视察。在锦江宾馆,趁着母亲睡觉,她一连几个小时在述说这件事。
“小愚,如果他(指罗隆基)向我求婚,我也是决不嫁的。”她用阴沉的声音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罗姨,为什么?”
“我嫌他脏,肮脏。”她语调平静,嘴角却在颤抖。显然,在这平静的语调里,蕴涵着无比的怨恨。
我发现她一下子老了。
罗仪凤是何等的聪颖,当知罗隆基的浪漫天性及过去之种种。但她仍投身其中,往而不返。之所以如此,大概是要给自己日趋枯涸的人生,编织出一个最后的 幻像,一个幸福又奇魅的幻像。罗仪凤曾经将这次令她心碎的感情经历用文字写了出来,以倾吐内心的痛苦与不平。写完以后,却始终未示于人。“问世间,情是何 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元好问的这首《摸鱼儿》,替天下为情所苦所累者发出了永恒的追诘。看来,比死亡还神秘的,真的就 是爱情了。这场锥心刺骨的恋爱从明亮的粉红色开始,到黯淡的灰黑色结束。而从开始到结束,罗仪凤一直瞒着她的母亲。在情感生活中能持久地保持这样一种虔 心、凝韧、隐忍的态度,一般女性是办不到的。储安平曾说:“贤良、宽恕及自爱之中尽心与克制,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妻子的品行。”罗仪凤的身上就有这种品 行,只是应了父亲的那句话:“努生无慧眼,也无福份哇!”
两年后,罗隆基突发心脏病死在了家中。
消息传出,康同璧立即给父亲打电话,问:“罗先生猝然而去,我和女儿夜不能寐,悲痛又震惊。我要写副挽联,以表达哀思。不知写好后,该送至何处?”
父亲说:“老人家,你一个字也不要写,努生是右派。据我所知,对他的死民盟中央是不举行任何仪式的。”
“怎么可以这样做?一个普通人走了,也是要做丧事的。章先生,我们是不是可以问问统战部。”康同璧的情绪有些激扬。
不知如何作答的父亲,挂断了电话。
老太太哪里晓得:给民盟中央拿主意的,正是统战部。
我在四川省川剧团的几年,备受打击和歧视。说在艺术室工作,实际上派给我的活儿是白天弄幻灯,晚上打字幕。我不敢把自己工作的真实情况告诉家里,怕 父亲伤心母亲落泪,却很自然地想到了康氏母女,贸然地给康家写信,诉说满腹的委屈和愤怒。因为在我的直觉中,她俩是最可信赖的。直到“文革”前夕,我们始 终保持着书信往来。康家的复信,显然是由人代笔。但信中表现出的悲悯、温良与仁爱,则发自康氏母女的内心。(19)64年底,临近圣诞节了。罗仪凤随信寄 给我一个极其精美的金鱼书签,它用工笔绘制而成,形态乖巧,色泽艳丽。信上说:“这条鱼灵动又快乐,它就是我们眼中的你。”我捧着它,看着它,爱不释手, 又泫然欲泣。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康家。这使我对康同璧母女,有了较为深入的往来和了解。从(19)66年的8月开始,我家就经历着无日夜之分的抄家和洗劫。整座四合院被红卫兵、造反派占领,全家人被驱赶到紧挨大门的传达室和警卫室。
(19)67年春季的一个深夜,父母和我已经睡下。突然,暴烈的叫骂声、撞击声把我们惊醒。当父母和我从木板床上刚翻身坐起,一群红卫兵已用脚踹开 了门。打头的一个,只有十六、七岁的年纪,如果不闹革命的话,该在中学读书。他在问完“谁是章伯钧?”这样一句话以后,就命令大家动手抄家。
我家经过无数次的抄家,只剩下板床,木凳,棉被之类。所以,这次洗劫对他们来说,收获实在太小,太小。这个打头的,看见我们的手腕上还有表。于是, 把表“洗”了。其中包括父亲送给母亲的“摩凡陀”,父亲送给姐姐的“劳力士”以及他自己戴的“欧米茄”。他们走后,母亲发现晚饭后放在桌上的一块冰糖,也 被红卫兵“洗”了。
翌日,吃过早饭。神色严肃的父亲对母亲说:“健生,这个家太不安全。让小愚到外面去住吧。”
母亲同意了。我不同意,说:“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父亲说:“你白天和我们在一起,只是不要在家过夜,太危险。”
“爸,你让我住到哪儿去?再说,谁有胆量让章伯钧的女儿住在自己家里呢?”
父亲想了想,说:“现在,我们只有找真正的保皇党了。”
母亲怪道:“事情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开玩笑。”
“哪里是在开玩笑,我说的保皇党是指康同璧。听说,她的住所至今还没有外人搬进去住。”
我真的佩服父亲,不管处在什么样的险境,都不失清醒。当日下午,父亲叫我拿上睡衣和牙刷,跟他去东四十条何家口。
我说:“我拿睡衣干嘛?还不知道人家同不同意呢?”
“会同意的,你把东西都带上。”父亲的口气,不容争辩。
我和父亲搭乘13路公共汽车,便从地安门到了东四十条。当看见我和站立在我身后的父亲的时候,康同璧母女兴奋得将我俩抱住。
康同璧紧紧抓住父亲的双手,说:“这真是一场噩梦哇!同住一个城市,却彼此不明生死。”
罗仪凤则说:“从运动(指‘文革’)一开始,我们就掉进了地狱。”说罢,便去张罗茶叶,拿开水烫茶杯。
父亲忙说:“不要麻烦啦。今天我带着小愚来,是有事相求康老。”
康同璧说:“章先生,你有什么事?只要我能做到,我和女儿尽量去办。”
父亲在介绍了家中屡遭抄家和“打砸抢”的情况之后,说:“我老了,红卫兵再怎么搞我,无非骨头一把,老命一条。可让小愚住在这样的危险环境里,我和健生就很不放心了。我想到你这里或许会安全一些,不知康老能否同意,让她每晚留宿贵府。”
康同璧说:“当然可以,而且我非常欢迎小愚来我家。”
父亲听了,万分地感激。
康同璧打量着父亲,心疼地说:“章先生瘦了,你千万要保重哇!我现在出门不方便,不能去看健生,替我问候她吧。请转告她,小愚在我这里是最安全的。叫她放心好了。”
父亲随即告辞。我挎着父亲的臂膀,送至车站。父亲叮嘱道:“这样的家庭是有规矩的,你要守人家的规矩。稍有疏忽,便成失礼。我敢说,现在除了康同璧,再没有第二个敢收留我们家的人了。”
路上,父亲情绪不错,话也多了。他说:“康同璧的乐于助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家庭的影响。因为康有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接着,父亲告诉我,现在的人只晓得徐悲鸿的画好,却不清楚他是如何成材的。当年的悲鸿在宜兴老家,不过是个教书的。到了上海,穷得连饭都吃不上,还 谈什么绘画。这时遇见了哈同花园的总管,是他把悲鸿的一切生活费用包下来。后来,悲鸿想去法国进修深造,为此拜见了康有为。康有为称赞悲鸿有志向,并说要 给他弄个留学的官费名额,以便将来悲鸿在国外和蒋碧薇的生活也能宽裕些,得以专心习画。很快,康有为给朋友写信,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促成了这件事。所以 悲鸿成名后,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提起康有为都是满怀崇敬与感激。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一幅徐悲鸿为康有为一家人画的“全家福”。画作是一个富 有的温州人从法国购得。有人质疑其真伪,我却一口咬定:它是真的!因为它的美艳、工整与仔细,都应和了徐悲鸿对康有为的虔诚之心和景仰之情。
——父亲刚走,罗仪凤便忙着为我张罗起来。第一件事,即指点我盥洗间在何处,以及手纸、肥皂、牙刷、毛巾的摆放位置。第二件事,即带我去我的卧室, 让我看看自己的床铺、床单、棉被、枕头,拖鞋以及床头灯的开关,闹钟的使用。第三件事,即腾出一个空抽屉,让我存放自己的内衣或小物品。第四件事,向我介 绍家中的两个男佣老郭和二陈。第五件事是告诉作息时间,如三餐的开饭钟点。
我说:“父亲有交代,只住不吃。”
坐在一旁的康同璧睁大眼睛,说:“小愚怎么能只住不吃?到了我家,你就要听我的。”
最后达成妥协:我只吃早餐。
由于在这里落脚,我才有了充裕的时间和条件去熟悉这所大宅院。康同璧告诉我:房子的设计师就是自己的丈夫罗先生,风格是外中内西。所谓外中,就是指 中式砖木建筑,粉墙黛瓦,四合院格局。进大门,即有一道用原木、树干及枝条搭造的柴扉,粗糙笨拙,显得很原始,很不经意。但仔细打量却发现不经意中,其实 十分经意。院落里栽植着不加任何人工修饰的草与树。过柴扉,入正门,当中经过的是一条“之”字形的石板路。石板色泽如砚,脚踏上去凉凉的,滑滑的。这一切 让人有置身乡村的感觉,却分明又都是经文化熏染过的、一派文人士大夫式的精致风雅。而所谓的内西,则指房间的使用和陈设。一进门便是一间小小的待客室:高 靠背布艺沙发,有刺绣的垫子,菱形花砖铺装成的地面,玲珑活泼。客厅很大,铺着红地板。它按使用功能分做了三个空间,一边是用来吃饭,一边是用来会客,另 有一角摆放着书柜和写字台,供读书、作画、写字之用。
客厅里最惹眼的东西,是漂亮的英式壁炉以及与之相配的火具,还有铜制的台灯,烟缸和烛台等摆设。除了挂在壁炉上方的毛泽东水墨画像以外,一切都是康 同璧旧日风华的反光。与客厅相通的,是康氏母女寝室:白墙壁,白家具,白窗帘,一尘不染。要不是母女的卧具分别是淡蓝与浅粉的颜色,真圣洁得令人有些发 寒。后来,罗仪凤又带我到与盥洗室相连的一间屋子,里面堆满了许许多多的书籍和数不清的家具。那屋子大得似乎一眼望不到头。极讲究的是一道上空下实八屏雕 花落地隔扇,木料上乘,雕工一流,它给这间大厅营造出华美气派。
“这么大的房子,原来是干嘛用的?”我问罗仪凤。
“跳舞,开鸡尾酒会。你瞧,那道玻璃隔扇是活的,能移动。移动的位置,是依据来客的多少而定。”
她又说:“你现在看到的是前院,后院的房子更大,也更好。”
“那你和康老怎么不住在后面?”我不解地问。
“让给外交部的一个头儿住了。”
“……”
当晚,我打开罗仪凤为我准备的全套白色卧具,躺在小床上。和自己家里日夜的惊扰、惶悚相比,这里则是装满了宁静与苍凉。它们随着缕缕清朗的风月星辉,直入心底,令我难以入睡。
第二天清晨,当我梳洗完毕走进客厅,即看见黑褐色菲律宾木质圆形餐桌上已摆好了小碗、小碟等餐具。约过了半小时,康老走了进来。还没等我张口,她便 问我昨夜睡得如何?我们坐定后,罗仪凤开始上早餐:每人一碗稀饭,桌子当中上的是一碟炸小银鱼,一碟豆腐乳,一盘烤得两面黄的馒头片。两块油糕,单放在一 个小瓷盘里。
康老对我说:“和从前不一样了,现在我家吃得很简单。不过,银鱼下稀饭,腐乳抹馒头也还是好吃的。”她边说边挑了一片烤馒头递给我。在吃过薄薄的馒头片后,老人又吃了一块油糕。
罗仪凤指着另一块油糕,说:“这是给你的。”
我有礼貌地谢绝了。尽管银鱼下稀饭、腐乳抹馒头的味道,真的很好,我却不知该对这顿早餐说些什么。因为我的父母虽然做了牛鬼蛇神,每天早晨还是喝牛奶,吃鸡蛋。私下里,我问也寄居在康家的一位上海小姐:“康老为什么吃得这样简单?”
她说:“罗仪凤没有收入,一家人全靠康同璧在中央文史馆的一百五十元的工资,以及靠后面院子收来的一点点房租。从前老太太的儿子常寄些外汇来。可从 文化大革命开始,钱越寄越少,越寄越稀,后来就不寄了。原来她母女吃的早餐也是很齐备的,有蛋有奶,有面包黄油,有水果肉松。如今,家里的开销一再紧缩, 却把老郭和二陈的工钱加了又加。”
“干嘛要加钱?”我不理解地问。
上海小姐说:“还不是怕他们到居委会去胡说乱讲瞎揭发呗!或到社会上勾结红卫兵,引来造反派。现在的保姆雇工,可是惹不起的呀。”
我把康老的早餐向父母描述了一番,惹得他们十分不安。过一段时间,我觉得康老家的早餐也很不错。尤其是豆腐乳,第一天的味道,似乎与第二天的不同,第二天的又与第三日相异。我把这个味觉感受告诉给罗仪凤,她竟兴奋起来。
一天早上,天气特别好。虽说是初冬,城市披上了灰沉沉的外衣,树叶也完全落光,可这是一个晴天,金色的阳光如美酒,人的心情也舒展了许多。早餐后,罗仪凤问:“小愚,你今天能跑一趟路,帮我买点东西吗?”
“当然可以啦!你说,买什么?”
“豆腐乳。”
“行,这很方便的。一会儿,我回家的时候顺便到地安门副食店就买了。”
罗仪凤拍着我的肩膀说:“章家二小姐,你不是说我家的豆腐乳好吃吗?这好吃的东西可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
“罗姨,我该去哪儿买?”
“前门路东,一家专门卖豆腐乳的商店。现在叫向阳腐乳商店了。”
“行,我这就去。”我转身即走。
罗仪凤拽住我,说:“别忙。”
我说:“你不用给我钱。”
“不是钱,是给你拿盛豆腐乳的盒子。”
“什么盒子?”
“你呆会儿就明白了。”说罢,她进了里屋。不大功夫,双手举着很漂亮的六个外国巧克力铁盒,走了出来。见我吃惊的样子,罗仪凤笑了。放下铁盒,她从 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便签递给我。我接过来看,又是一惊。原来那上面排列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豆腐乳名称。什么王致和豆腐乳,广东腐乳,绍兴腐乳,玫瑰腐 乳,虾子腐乳……罗仪凤像交代要事那样告诉我:每种豆腐乳买二十块,一种豆腐乳放进一个铁盒,千万别搞混了。买的时候一定向售货员多要些腐乳汁。
她解释道:“用豆腐乳的汤汁抹馒头,最好。这也就是我非要用巧克力盒子装它们的道理。”
罗仪凤拿出十块钱,非要我收下。我不肯,见她真有些急了,我才把钱放进口袋。
她说:“小愚,我要告诉你,豆腐乳买好后回家的一趟路,才是最累的。因为六个铁盒子一定要平端着走,否则,所有汤汁都要流出来。为了减轻累的感觉, 你一路上可以想点快乐的事情。端铁盒走路一定要挺胸,如果躬腰驼背地走路,你会越走越累。”说罢,她捧起装着铁盒的布袋,昂首挺胸地沿着餐桌走了一圈。那 神态、那姿势,那表情,活像是手托银盘穿梭于巴黎酒店菜馆的女侍,神采飞扬。
“罗姨!”我叫了她一声,笑着扑到她的怀里。
我按照罗仪凤绘制的前门街道示意图和豆腐乳细目表,顺利地买到了五种豆腐乳(有一种缺货),并让和气可亲的老售货员在里面浇上许多汤汁。在归途,我 不但想着快乐的事情,且始终精神抖擞,器宇轩昂。冬天的太阳,也同样的温暖。这时的我,一下子全懂了——虽“坐销岁月于幽忧困菀之下”而生趣未失,尽其可 能地保留审美的人生态度和精致的生活艺术。难怪康家的简单早餐,那么好吃!
一日下午,冬雨霏霏,晚上我没有回到康家。饭后,一家人围炉聊天。
父母对我提起了章乃器。母亲告诉我,(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红卫兵拉到王府井,参加“集体打人”大会,由于他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被打得皮 开肉绽,鲜血淋漓,浑身上下见不到一块好肉。红卫兵把他的家抄个精光,还当着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个蹬三轮的车夫,见他还有一口气,便把他 拖上车,拉回了家。谁见了,谁都说他活不过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条硬汉,靠着气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来。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那些干部,没有一个理他, 同情他。倒是原来粮食部的一个司机,隔几日便悄悄在他家门口,放上一屉热馒头。他就是这样挺了过来。
父亲半晌不语,约莫过了十几分钟,才用一种迟缓的语调对我和母亲说:“乃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一点消息也没有。他一个人如何生活?我很想见见他,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他。”母亲和我听了,无以为答。
数日后,我把父亲想见章乃器的心事,告诉罗仪凤。
罗仪凤眉头微皱,说:“这个会晤当然好啦,但事实上很难办到。”
康同璧嫌我俩说话的声音太小,便起身坐到我跟前,说:“你们刚才说些什么?能不能再讲上一遍,给我听呢?”
罗仪凤用粤语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康同璧听清楚后,问道:“小愚,是不是你的爸爸很想见见章乃器?”
我点点头。坐于一侧的罗仪凤,用手指了指窗外说:“外面到处是红卫兵、造反派,街道的人(即居委会的人)都成了革命政权的耳目和爪牙,我们这样的人 一举一动都被监视。听说俞平伯想吃点儿嫩豌豆,又怕邻居发现。老俩口想了个办法,晚上蒙着被单剥豌豆,夜里把豌豆壳用手搓成碎末儿,掺和在炉灰里,第二天 倒了出去。结果,还是被检查垃圾的人发现,又挨了批斗,骂这个反动学术权威还继续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你想,一捧豌豆壳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更何况是这么 两个大活人、大右派的聚会。一但被别人发现,真的要大祸临头了。”
这时康同璧把脸扭向女儿,用一种近乎拷问的口气,问道:“你怕吗?”
“我怕。我是惊弓之鸟。当然怕啦!”罗仪凤说罢,双臂交叉扶着肩膀做出一副害怕的样子。
康同璧正色道:“你怕,我不怕。我就要是请两位章先生来我家见面。”
罗仪凤怔住了,我一时也不知该如何表态。
“你怕什么?”老人继续追问女儿。
“怕咱们担不起搞反革命串联的罪名。”
“小愚,你也害怕吗?”老人转而问我。
我迟疑片刻,遂答:“我怕连累你们母女。”
康同璧突然起身,面向我们站立,像宣布一项重大决议那样,高声地说:“下个礼拜,我以个人的名义请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先生来这里做客。”这令罗仪凤手足无措,表情显得十分尴尬。
康同璧则为自己陡然间做出的大胆决定而兴奋,她拍着胸脯,说:“我不怕承担反革命串联的罪名,一人做事一人当!”接着,手指地板,说:“会面的地点,就在我家,就在这里!”
“就之如日,望之如云。”看着老人因情绪激动而泛红的脸颊,我无法表达内心激动、尊崇、惊喜以及歉疚的复杂感受。只是觉得自己惹了事,让康氏母女二 人,一个担着风险,一个感到为难。尽管老人慷慨激昂地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但我知道真正要担待的,是她的女儿。罗仪凤不仅要担待,还要去操办,她肯吗?
“罗姨,你看怎么办?”我用充满疑虑的眼光看着她。
“怎么办?还不得按她的主意办。要不听她的,她能跟我拼命。”她苦笑着回答。
我无论如何想像不出来,老太太和女儿“拼命”是个什么样情景。我只知罗仪凤是出了名的孝女,有口皆碑。康同璧让女儿立即着手准备。比如:确定会面的日期;确定如何通知章乃器的方法;决定会面时喝什么样的茶;买什么样的佐茶点心。
康同璧叮嘱女儿:“点心要好的。”
罗仪凤背转身,向我做个鬼脸,偷偷地说:“她嘴馋。买来好点心,请客人吃,自己也能吃。”
“你们两个又在说什么?”康同璧问。
“康老,我们没说什么。”我走到她跟前,用手梳整她那稀薄的头发。
“我知道,她又在说我。而且,还不是说我的好话。”
我笑了,觉得老人可爱得像个孩子。
罗仪凤也笑了,说:“她说自己耳聋,其实是假的!”
“你们一笑,就说明我的话是对的。怎么样?”老人一副得意的神情。
第二天,吃早餐。康同璧发现属于她专用的一份油糕,没了。她东瞅西瞧一番后,问:“仪凤,我的油糕呢?是不是老郭给忘了。”
“老郭没忘。妈,咱们家不是要请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吃茶吗?你还特地吩咐要请他们吃好点心。我现在就要筹划,你的油糕刚好吃完,暂时不忙买,你说呢?”
老人“哦”了一下,不再吱声。过了会儿,她对我说:“小愚,为了这次会面,我很愿意不吃油糕。”
我一把握住她的手。我知道:自“文革”开始,老人的零食已经从西点、粤点降为北京油糕。现在,北京油糕也取消了。关于取消油糕的事,我没有告诉父母,怕自己说得心寒,怕他们听得心酸。
大约过了近十天的样子,一切由罗仪凤铺排停当,由我和章立凡(章乃器之少公子)联络,父亲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客厅得以见面。这是他们“文革”中的唯一一次见面,也是他们相交一生的最后会晤。
父亲一身老旧的中式丝绵衣裤。母亲说:“去见康老和乃器,还不换件衣服。”
父亲答:“越旧越好,走在街头好让别人认不出我来。”
章乃器穿的是洁白的西式衬衫、灰色毛衣和西装裤,外罩藏蓝呢子大衣。我说:“章伯伯,你怎么还是一副首长的样子?”
章乃器边说边站起来,举着烟斗说:“小愚呀,这不是首长的样子,这是人的样子。”
会晤中,作为陪客的康同璧,穿得最讲究。黑缎暗团花的旗袍,领口和袖口镶有极为漂亮的两道绦子。绦子上,绣的是花鸟蜂蝶图案。那精细绣工所描绘的蝶 舞花丛,把生命的旺盛与春天的活泼都从袖口、领边流泻出来。脚上的一双绣花鞋,也是五色焕烂。我上下打量老人这身近乎是艺术品的服装,自己忽然奇怪起来: 中国人为什么以美丽的绣纹所表现的动人题材,偏偏都要装饰在容易破损和撕裂的地方?这简直就和中国文人的命一模一样。康同璧还让女儿给自己的脸上化了淡 装,抹了香水。
她的盛装出场,简直“震”了。我上前拥抱着老人,亲热地说:“康老,您今天真漂亮!是众里挑一的大美人。”
“我不是大美人,但我要打扮。因为今天是贵客临门啦!”
我故意说:“他们哪里是贵客,分明是右派,而且还是大右派。”
老人摇头,道:“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人。再说,我不管什么左派、右派,只要来到我家,就是我的客人,我都要招待。而且,你的爸爸和章乃器 不是一般的客人,是贵客。”讲到这里,便开始抱怨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她用手指了指领袖画像,说:“人活八十,我见的世面多了,但是从没有见过像他这样 治国的。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现在却连同城而居的好朋友都不能见面,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一点文化也没有。”说着说着,老人二目圆睁,还真生气了。
罗仪凤为这次会晤,可算得倾囊而出。单是饮料就有咖啡,印度红茶,福建大红袍,杭州龙井。另备干菊花、方糖、炼乳。一套金边乳白色细瓷杯碟,是专门 用来喝咖啡的;几只玻璃杯为喝龙井而备;吃红茶或品大红袍,自是一套宜兴茶具。还有两个青花盖碗摆在一边。佐茶的饼干、蛋糕、南糖,是特地从东单一家有名 的食品店买的。罗仪凤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两根进口雪茄,搁在一只小木匣里。
父亲举起一根雪茄嗅了嗅,放回原处,不禁叹道:“坐在这里,又闻雪茄,简直能叫人忘记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也忘记自己是牛鬼蛇神。”
康同璧在劝茶的时候,说:“两位章先生,吃一点东西吧。这些是我女儿派人昨天从法国面包房买的,味道不知如何,东西还算新鲜。”
罗仪凤纠正她的话,说:“妈,东单的那家食品店,不叫法国面包房,改叫‘井冈山’啦!”
“怎么回事?井冈山是共产党闹革命的地方,这和面包房有什么关系?”康同璧的吃惊与质问,让我们都笑了。
一阵寒暄之后,康同璧母女做陪,父亲和章乃器开始了谈话。父亲问章乃器现在民建和工商联的情况。
章乃器说:“我是被他们开除的,具体情况不大清楚。好像在中国的资本家里,毛泽东只保了一个荣毅仁,其他人都受了冲击。”
罗仪凤在一旁纠正道:“荣毅仁其实也没能躲过。他在上海的公馆是有名的,极漂亮。北京高干出身的红卫兵说整座楼都属于四旧,于是放了火,火苗从一楼 窜到顶层。他们又把荣太太用皮带套着脖子,从顶楼倒拖至一楼,现在还有脑震荡的后遗症呢。不过,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让荣毅仁上了天安门,还特意和他握了 手。寓意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没变。”
章乃器说:“我讲定息二十年,结果共产党把定息全取消了。中国原来只有政策而无法律,现在连政策也没有了。”
罗仪凤朝章乃器一摆手,说:“快别提你的定息二十年吧!三五反、公私合营,就已经把资本家弄惨了,而这次运动,他们算是彻底完了。工人造反派把每个 资本家的底细摸得透透的,非要他们交出多少多少钱来,不够这个数字,就往死里打。结果也真厉害,资本家交出的私人钱财数目和他们算的数字,基本一样。咱们 的银行也积极配合,把替私人保密的存款底单一律公开,把保险柜一律打开或撬开。金银首饰,美元英镑,统统没收。抄家的时候,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才叫大显身 手。把藤椅用刀斧和锤子砸碎,能从藤芯里抽出美钞。家里烧锅炉用的煤,哪怕堆得像座山,也都筛上一遍,居然能从里面筛出用黑漆布紧裹的存折来。当然,这样 藏匿私产的资本家,都会被打死或打得半死。”
康同璧还把同仁堂老板乐松生惨死的情况,讲给章乃器听。
章乃器向父亲询问起民盟一些老人的情况。他也和父亲一样,庆幸罗隆基死得早,并说:“努生的个性是矛盾的。他脾气倔强,可质地脆弱,算不上硬汉。单是红卫兵的暴打和抄家,他就受不了,一定不会像我这样硬挺过来。”
父亲慨然道:“即使是条硬汉,也难过此关。黄绍竑不就是个例子吗?”
话说到这里,客厅的气氛便沉闷起来。罗仪凤忙提着滚烫的铜壶,给他俩续水。康同璧用微颤的手端起玻璃大盘,请他俩吃水果。
此后的话题,自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章乃器说:“从表面看来这个运动像是突然发生的。但历史和自然界一样,从来没有东西是突如其来的。其中不为人知的原因,恐怕已酝酿多年。毛泽东除了没有做法律上的准备,事前的一切准备都很充分了。”
父亲讲:“依我看,老毛动的这个念头(指发动“文革”),内因是源于他的帝王思想,就怕人家抢了金交椅。外因是有感于苏联的现实,看到斯大林死后出 了个赫鲁晓夫,他就忧虑得睡不好觉了,还给人家起了名字,叫修正主义。于是,在反修的旗号下,趁着自己还活着,就先要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挖出来。至于他和刘 少奇的矛盾,决不像共产党报纸上写的那样吧。”
谈到“文革”的政治后果,章乃器皱着那双淡淡的眉毛,说:“一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形成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极端个人崇拜;一个是极端专制主义。这两件东西,自古有之。毛泽东是把它发挥到顶峰了。而他手下那些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迎合,便是依附。”
父亲说:“‘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搞这个运动都是什么人?就像德国卢森堡当年形容的革命专政——少数几个首领,一些随机应变的政治骗子, 还有一群被同化的弱者尾随其后,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在这场革命中自己需要什么!这场标榜文化的革命对灵魂来说,是件极坏的事情,把人统统变成懦夫,这无异于 政治奴役。运动过后,病势深重的是人心与人性。”
罗仪凤则十分不理解毛泽东的搞法,愤愤地说:“要搞刘少奇,就搞刘少奇一个人好了。他为什么要把全国的人都发动起来。又是抄家,又是武斗,又是毁文 物。《圣经》上说:‘有时候,我们的英雄似乎只比土匪头子稍稍强一点。’我看两千年前犹太人说的这句话,在两千年后的中国应验了。”
康老在这里插了话:“今天哪里是两个大右派的聚会,我看是三个右派的沙龙。”她的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些兴奋的章乃器,探过身对老人说:“康老,我念一幅最近写的对联给你听,好吗?”
“好!”老人高兴了,用白手帕掸掸耳郭,说:“我洗耳恭听。”
“你是诗人,我是个俗人。不过,偶尔也诌两句。”章乃器立于客厅中央,面向毛泽东像,一字一顿地说:“肠肥必脑满。”接着,把烟斗掉转过来对着自己的胸口,说:“理得而心安。”
一言既出,顿时寂寞无声。
康同璧轻轻拍手,道:“写得好。”
罗仪凤吐吐舌头,对母亲说:“妈,这副对联你只能听,可不能对别人说呀!一旦传出去,咱们可都要掉脑袋!”
康同璧趁着女儿进卧室的空隙,也向我们吐了吐舌头,笑着说:“她怕,我不怕。当时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打了我,我也不怕。现在的中国人,只剩一条命。何况,我也八十岁了。”
父亲立即劝解老人:“仪凤的话是对的。你们母女相依为命,仪凤的生活全靠你,你更应小心才是。”
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章乃器望望渐暗的天空,对康氏母女说:“今天过得太愉快了,这得谢谢康老和仪凤。天色不早,我和伯钧要分头离开这里才好。他有小愚陪同,住得又不远,所以我要先走一步了。”
父亲和他紧紧握手,互道珍重。罗仪凤为他挑起客厅的棉门帘。
分手的一刻,脸上铺满微笑的章乃器对父亲说:“伯钧,我们还会见面的。”
大家目送他的离去。夕阳给这座僻静的院子,涂上一片凄凉的金色。章乃器敞开的大衣,在寒风中微微摆动。刚才还在说笑的人们,又都回到了现实。“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
父亲也起身告辞。临别之际,对康老说:“在人们要不断降低自己做人的标准以便能够勉强过活的时期,老人家依旧君子之风,丈夫气概。这次会面实在难得,但不可再搞。太危险了!尤其对你和仪凤的这个家,风险太大。”
康同璧握着父亲的手,连声说:“不怕,不怕,我们大家都不要怕。”
罗仪凤执意要将父亲送出大门。走在石板路上,她一再感谢父亲,并说:“要不是章先生最后说了不可再聚的话,我妈过不了多久,又要请你们来了。”
父亲用解释的口吻,说:“人老了,怕寂寞哇。”
“不单是这个理由。”罗仪凤反驳道:“更主要的是,她特别敬重你们。”
父亲内心十分感动,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听见这样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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