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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4)(章怡和)2012-08-09 04:3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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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厨师把晚餐伺弄得极其精美,连盛菜的盘碟,也一律换成了官窑 清(代)瓷。席间,张伯驹只是吃,既不评品菜肴的窳劣,也不留意杯盘的 质地。喜欢听两句好话的父亲和站在那边厢等着叫好的梁师傅,算是白费了 心机。倒是潘素,每上一道菜,都要微笑着点点头,连连夸道:“这个菜做 得不错。”   饭后,他们夫妇稍坐片刻,便起身告辞。爸叫洪秘书通知司机将老“别 克”开出来,送客归家。   潘素听后,忙说:“不用叫车。地安门离什刹海很近。”而此刻,张伯 驹什么客气话也不说,背着双手走出大客厅,一个人站在庭院当中,打量起 我家的这座四合院来。   从此,父亲每年都要在家请张、潘夫妇吃几次便饭。其中的一次,是固 定在春节初五至十五之间。我想,这顿饭,是在替我谢师了。父亲若是新购 得几件字画,饭前必拿出来请张伯驹过目,说说真假,评评优劣。他们不谈 政治。   父亲曾问:“你认为徐邦达的鉴定水平如何?”   张伯驹摇着头,说:“不行。他的毛病是把真的说成假的。”   张伯驹在看过父亲的藏画目录后,认为爸的收藏除了尽量搜集皖籍文人 、画家的作品,显示出明确目的之外,其余的藏品过杂,建议今后以明清佳 品为主。他说:“现在想找宋元字画,已经很困难了。如今,有了什么好的 东西,不是交公家,就是拿给康生、邓拓。你莫说买,连见都见不到。”   父亲苦笑着说:“我哪有野心和财力去买夏圭、马远,能弄到一两幅石 涛、八大,就很满足了。我现在是右派,好东西更不易搞到,工资也减了很 多。就是当部长的时候,文物商店有了好字画,也都是先通知中共领导干部 ,或者直接送到他们的家里。对他们,价格也是出奇地低。所以,不要讲康 生、邓拓,就我所知道的李一氓,家中的字画不比我多,却比我好。而他们 化的钱,却要比我少。有时候,一幅字画在跑了几个中共首长之后,人家不 要,才送到我们这些人手里。价钱嘛,标价是多少,我们大概就要掏多少。 乃器(即章乃器)算有是钱的。而我就只有靠工资了。(19)57年以后,我 的工资大减。有时买些古书,字画就很少问津了。再说,从前还能借些钱, 现在谁借给你?”   说到字画的价钱,父亲遂问张伯驹:“你的那些名贵字画,听说全是用 金条、房产换来的?”   张先生点头,对我们讲:“陆机《平复帖》是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畬的手 里买的。这个价钱算便宜的,因为溥心畬开口就要二十万大洋。买展子虔的 《游春图》,是我把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旧居)卖给辅仁(大 学),再用美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潘素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 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那里弄来的。那老板张口索要的黄金是八百两!《三 希堂帖》、李白字《上阳台帖》、唐寅《蜀官妓图》,当时老袁的庶务司长 郭世五愿以二十万大洋卖我。我一时也搞不到这么个数目的钱,只好先付六 万大洋的订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给郭家。范仲淹手书《道服赞》是我 用一百一十两黄金购来的。”   讲到这里,张伯驹喟叹道:“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 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 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代韩干的《照夜白 图》,就是溥心畬在(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 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30 岁到60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 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 传有绪。”   潘素还告诉我们,抗战爆发以后,他俩为保护这些文物珍品,把所有的 字画一一缝入衣被,全部携往西安。一路的担惊受怕,日夜的寝食不安。怕 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地小心,整日地 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动静,气不敢大出,心跳个不停。总之,为了这些死人 的东西,活人是受够了颠簸和惊吓。   我知道,朱自清、闻一多是极有气节的爱国者。可我翻来覆去地想,怎 么都觉得张伯驹也是个极有气节的爱国者。我搞不懂:为什么像“民革”里 和共产党动过刀枪的人物,在57年风浪中被认为表现良好;而“民盟”里 传播知识的教授,如潘光旦;“农工”里治病救人的大夫,如李宗恩;以及 眼前这个把用黄金房产买下的、用身家性命保下的好玩意儿都捐献给国家的 张伯驹,倒成了右派?其实,我的搞不懂,也是父亲的搞不懂。   客人走后,我对父亲说:“听张伯伯讲买字画又捐字画的事,心里很不 是滋味。把你划为右派,你到底还说过共产党的长短,可人家张伯驹呢!把 家产都拿去共产了,共产党也给他扣上个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给毛主 席,毛主席怎就不对他高抬贵手?”   父亲用一句话回答了我:“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   在中国的文化里,诗的地位是最高的。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也是诗的 。张伯驹在任何场合,都忘不了诗。随时可吟诗,可赋诗。这风度,倾倒了 包括毛泽东、陈毅在内的许多中共高官。别说是外出作客、看戏归来,他有 所感。就是午眠乍醒、夤夜起风,也能引出诗兴。于是,隔三差五,便有新 作。他作诗吟联填词,比我心算一加二加三等于几还快。我随便出个题,他 张口就来。既合格律又切题,真叫绝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文思、才思和神 思啊!与他的诗相匹配的,是他的字。因独创一格,人称鸟羽体。我甚至觉 得张伯驹在自己的生活中就扮演了诗作中的人物。或者说他的诗作是一面镜 子,里面映照出来的一个风流俊赏之人,那便是张伯驹自己。   张伯驹瘦削的脸型和冷漠面容所显示的一种尊贵神情,常使人感到难以 接近。其实,素不相识者只要踏入他所精通、爱好的领域,便可体味到一个 诗人的天性——浪漫的自信与理想主义的热情。正是这个天性,让张伯驹在 一般中国人尚不知书法、韵文为何物的五十年代,就组织了“北京中国书法 研究会”“北京中国韵文学会”等民间团体。他经常亲自出面,办展览,开 讲座。不仅在北京搞,还跑到济南、青岛去搞。因为活动内容的高质量,单 是书法研究会的会员在1957年就从一百多人激增到三百多人。张伯驹这样 做,无非是希望喜好诗的人,能写出合乎规范的好诗;但愿喜好书法的人, 能通过指导写出好字来。反右时,那些左派说他如此卖力是在扩大个人影响 和共产党抢夺文化阵地,实在是冤枉。   父亲也好诗。在他的藏书里,单是杜甫诗集的版本,就不下几十种。反 右以后,就更爱读诗了,而且开始学写诗。偶尔诌几首绝句、律诗什么的, 就举着涂改得一塌糊涂的诗作,从书房里狂奔出来,大呼小叫地让我和母亲 都来听他的吟诵。   我对父亲说:“怎么张伯驹作诗填词,连想都不用想。你把一本《白香 词谱》放在书桌上,翻来翻去,颠来倒去,也没当成诗家词手?”   已是一张老脸的父亲,被我说得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不无辩解地说:“ 我怎么能和张伯驹比?他九岁就能诗,人称神童,是极有天赋的。写出来的 东西,颇有纳兰之风。你的爸爸本科读的是英语,留学攻的是西方哲学,以 后搞的是政治,成了右派才学诗呢。”   父亲写的诗,仅用于自我欣赏。他拿给母亲和我看,也是为了能获得我 们对他的欣赏。他有一首题为《车叹》的五言绝句。   轴与轮相辅, 方可成器宇。 二者去其一, 行旅徒呼苦。   这诗一读,便知父亲还处在练手阶段。   写在这同一张纸片上的,还有题为《我说》的另一首五言绝句。   先我原无我, 有我还无我。 我既非常我, 今我实非我。   这首诗,有点意思,不过与其说它是诗,倒不如讲更像是一段哲学短语 。总之,父亲很想把诗写好,这个念头从(19)57年一直持续到病重之时。   “张先生的诗词,何以做得又快又好?”父亲恭敬地向他请教。   张伯驹答:“我这个人要学什么,非要学到精通不可!尽管诗词创作的 方法与技巧很多,但其要则只有两条。一是谙熟掌故,二是精通格律。而要 做到这两条,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记。”接着,又补充道:“我真正致力于诗 词,还是在三十岁以后。但是自幼记忆力就好,朝诵夕读,过目不忘。有一 次去个朋友家,随便翻阅主人的藏书。过了段时日,再去作客聊天,竟然还 能背诵出主人藏书里的诗句,而那主人什么都记不起了。”   张伯驹一席话,令我痛下决心:这辈子是永不学诗的了。因为我的记性 差得惊人。记得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级才读了半载,在学校的失 物招领处,就找回自己不慎丢失的东西大大小小34件。刚刚发生的事情, 我先后说给三个人听,那就一定是讲述了三则大处相同、小处各异的故事。 三人同时质对,我委屈万分,诚恳辩解——决非添油加醋,实实地是记性不 好。   张伯驹创作的诗词不求发表,是兴之所致,是习惯使然。一段时间下来 ,他就自掏腰包,把这些新作油印成册。这些灰兰封面、薄薄软软的小册子 ,一摞一摞地码放在客厅沿壁而立的竹质书架上。我有时会觉得它们酷似一 个身著素色长衫的文人,长久静立,沉默无语。我有时一不小心碰及书架, 那老竹杆发出的“吱吱”声,仿佛在提醒人们:这里还有诗。   我对张伯驹说:“您的诗集,能给我一本吗?”   他抽出两本,递过来。道:“拿一本给你的父亲。”   张伯驹既不在诗集的扉页上题款,也不说请我父亲指正之类的话。以后 ,但凡有了新作,张伯驹一定送我,且一定是两本。每本我大多翻阅前面几 页,然后束之高阁。不是不爱看,而是由于用典太多,我读不大懂。好在张 伯驹从来不问读后感想。   父亲是读完的,从开篇到页尾。他的读后感是:“中国的文学再发达, 以后不会再有张伯驹。”   和张伯驹对比,父亲认为自己算是个粗人。比如对一年四季的感受,不 过就是凉与热、冷和暖罢了。事情到了张伯驹那里,便大不一样。春天的梅 、鹊,夏日的蝉、萤,秋天的七夕、白露、红叶,冬季的霜、雪,他都有反 复的吟唱,细致的描摹。现在的人提起张伯驹,便说他是大收藏家,认为他 最爱文物。但我认为,张伯驹自己最看重的,仍是诗。他曾郑重其事地对我 说:“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 。”   张伯驹另一个爱好,是戏曲。   我问父亲:“看名角演戏就够了,干嘛张伯驹还非要自己登台呢?”   父亲笑我不懂中国有钱的文人生活。他说:“戏子唱戏,是贱业;而文 人票戏,就是极风雅的事了。”   1960年秋,我转入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本科戏文系读书。张伯驹从这个时 候开始,便经常主动地跟我谈戏说艺。很像是我特聘的一位专业教授,而且 常常是无须我请教,他就开讲了。话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落在余叔岩的身 上。他告诉我,自己与余叔岩的往来决非是一般人所言——是公子与戏子、 或是名票与名伶的关系。他说:“我们是朋友,知己,是不以利害相交的朋 友,情趣相投的知己。”   余叔岩的戏,他是必看的。看后,备好车等余卸装,收拾停当,同去吃 夜宵。饭后或送余回家,或同归张的寓所。他们谈的全是戏里的事。他向余 叔岩学戏,都在半夜,在余吸足了大烟之后。   张伯驹说:“那些烟土,一般都是他自己备好的。”   “余叔岩干嘛非得抽鸦片?”   “那是他的一个嗜好,很多艺人都如此。”   我很诧异,因为在我父亲所有的朋友中,没有谁吃这个东西。也许,我 的吃惊被张伯驹感觉到了,遂又补充道:“余叔岩在艺人中间,是最有文化 的。他曾向一些名士学音韵、习书法。我还曾与他合作,写了一本《乱弹音 韵》。”   张伯驹最为得意的,就是名伶傍他唱戏的事了。诸如,梅兰芳饰褚彪, 他饰黄天霸的《虮蜡庙》。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 陈继先饰马岱,陈香云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郃,他饰诸葛亮的《空城计》 。这出戏是张伯驹四十寿辰,余叔岩倡议为河南旱灾募捐的义演。前面的戏 码依次是:郭春山《回营打围》,程继先《临江会》、魏莲芳(因梅兰芳在 沪改由魏演)《女起解》,王凤卿《鱼肠剑》,杨小楼、钱宝森《英雄会》 ,筱翠花、王福山《丑荣归》。   我说:“你和这些人同台演戏,一定很轰动吧?”   “报纸登出戏码来,便轰动了。演出可谓极一时之盛。”张伯驹那张不 易呈现喜怒哀乐的脸,流露出兴奋之色。时隔数十载的一场戏,说起来有如 品嚼刚刚上市的时新小菜一样,鲜美无比。演出后,章士钊特作打油诗云: “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这两句玩笑诗连同那晚演出的盛况 ,令张伯驹陶醉了一辈子。   他自己亦做诗为记:   羽扇纶巾饰卧龙, 帐前四将镇威风, 惊人一曲空城计, 直到高天尺五峰。   任何事情都是盛极必衰。演出后不久,即发生了七七事变。接着,余叔 岩病重。杨小楼病逝。程继先、王凤卿也撒手人寰。用张伯驹自己的话来说 :“所谓京剧至此下了一坡又一坡。⑦”   我问:“死了几个名演员,就能让京剧滑向下坡?”   张伯驹点头,口气坚决地说:“是的。中国戏曲靠的就是角儿。”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的老师和当代戏曲理论家们,正在讲台上和文章里 宣布:“中国戏曲‘角儿’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天的观众看戏,看的是内 容。欣赏的是艺术的整体。所以,我们的任务是把中国戏曲提高为一门整体 性艺术。”   在理论上我的老师,当然是正确无比。但五十年的戏剧现像似乎又在为 张伯驹的见解,做着反复的印证。   张伯驹爱好戏曲的正面作用,是他成了一个极有影响的专家和名票。而 这个爱好的负面作用,是他当上了戏曲界头号保守派及右派。   1949年以后,官方对中国传统戏曲的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这八字方针是毛泽东定下的。而针对中国戏曲的具体文化政策是:“三并 举”(即传统戏、新编历史戏、现代戏三者并重)。我就读期间,文化管理 部门贯彻“三并举”方针,特别强调大编大演新戏。不用说一向对新文艺抱 有好感的周信芳,如鱼得水地推出了《义责王魁》《海瑞罢官》,就是一贯 主张移步不换形的梅兰芳,也以豫剧作底本,调动自己与他人的智慧,上演 了《穆桂英挂帅》。   我喜欢听旧戏。单是一出《玉堂春》,梅派的,程派的,或是张君秋唱 的,或是赵燕侠演的,都好。这么一个根本算不上深刻博大的戏,居然能让 观众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欣赏。这些不同流派的角儿能以各自的艺术处理与 舞台细节,共同传递出一个含冤负屈的青楼女子的内心情感。它正如张伯驹 所言:“这些角儿的本事,实在是太大了。”   我也喜欢看新戏,尤其爱看余叔岩高足李少春的新戏,如《野猪林》。 可我每每向张伯驹提及这些新戏,他都摇头,一脸的鄙薄之色。其实,我所 看的许多传统京戏,也是经过“推陈出新”的。故我常问张伯驹一些老戏是 怎么个演法。这时他的兴致便来了,不厌其烦地说,细致入微地讲。一句唱 词,老谭当初是怎么唱的,余叔岩是怎么处理的,他为什么这样处理……我 在惊叹他的热情与记忆的同时,便不由得想起在课堂上老师给张伯驹下的“ 保守派里的顽固派”的判定。我觉得如此判定,也恰当,也不恰当。他的确 保守,保守到顽固的程度。可是他的保守与顽固,与其说是思想的,不如说 是艺术的。他的保守顽固,是来自长期的艺术熏染和高度的鉴赏水准。要知 道,中国戏曲是以远离生活之法去表现生活的。这种表现性质注定它将形式 美、高级的美,置放于艺术的核心。它的魅力也全在于此。而魅力产生的本 身,就露出了滑向衰微的趋势。张伯驹要抗拒和阻止这个趋势。故尔,他的 顽固与保守完全是出于对中国戏曲艺术的高度维护和深度痴迷。也正是这种 维护的态度和痴迷的精神,让张伯驹在(19)57年栽了跟斗。   在1957年4月25日中央各大报纸,均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19)57年4月24日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闭幕。文化部副 部长钱俊瑞和刘芝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会上作了报告。他们都 强调在剧目工作上要大大放手的精神,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听了非常振奋。   “钱俊瑞指出,现在仍有许多干部怕‘放’。他认为,怕坏戏多起来、 怕艺人闹乱子、怕不好做工作、怕观众受害,这‘四怕’是多余的;他要求 大家‘放!放!放!除四怕!’他说,坏戏可以演,大家可以研究并展开讨 论,这样它可以成为提高群众辨别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好题材。他还强调戏曲 干部应当刻苦钻研,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学会分辨香花、毒草和化毒 草为有用之花的本领。   “刘芝明在报告中主张挖掘戏曲传统的范围要更广泛、更深入;在戏曲 之外,曲艺、杂技、木偶、皮影等方面都要这样做。   “周扬对国内目前形势和变化作了分析。他揭发了戏曲工作中的官僚主 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并且作了尖锐的批评。他建议,过去文化部所禁 止的26个剧目无妨拿来上演,请群众发表意见。   “在戏曲剧目工作方面,周扬归纳了十六字:‘全面挖掘、分批整理、 结合演出、重点加工’。他说,这些工作一定要紧密依靠艺人和群众,坚决 反对用行政命令和压服的工作作风。   “周扬认为,‘戏改’这个名词已成过去,因为戏曲工作者都成为社会 主义文艺工作者,新剧目也大量出现,舞台面貌已经改观,除了一部分遗产 还没有整理以外,还要‘改’到何时?‘戏改’工作,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任 务了。⑧”   周扬等人的这番话,在别人听来不过是领导发出的新指示、文艺政策的 新调整。但传到张伯驹耳朵里,那就变成了强大的驱动器和兴奋剂。因为早 在五十年代初,他就联合齐白石、梅兰芳、程砚秋等近百名艺术家,以父亲 、罗隆基、张云川等民主人士为赞助人,上书中央,要求纠正文化领导部门 鄙视传统艺术的倾向,成立京剧、书画组织,以发扬国粹。现在终于从中共 意识形态主管那里听到了“终止戏曲改革、维护文化遗产”的口令,张伯驹 欣喜若狂。在“发扬国粹、保护遗产”的大旗下,他要挺身而出,率先垂范 ,他要主动工作,自觉承担。为了发掘传统剧目,张伯驹把老艺人组织起来 ,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筹划每周演出一次。为了研究老戏,他又 发起成立了“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会。”他联络其他专家和艺术家,开办 戏曲讲座,举行义演。   中国戏曲的艺术精粹在于表演,而表演的艺术精粹在于技术、技法和技 巧。而这些高度技艺的东西,只存活在具体的剧目中。它实在不像西方的舞 台艺术能够拆解为元素或提炼为一种成分,并独立出来。张伯驹眼瞅着一些 包藏着高招绝技的传统剧目,因内容落后、思想反动或被查禁、或被淘洗, 而忧心如焚。张伯驹目睹一些身怀绝技的老艺人因从事教学不再演出,而愤 愤不平。现在好了,在官方“尊重遗产”的政策精神下,技术含金量高的传 统剧目有了重见天日之机。张伯驹在这个时刻推出了老戏《宁武关》⑨《祥 梅寺》⑩。他的选择戏的标准,当然是纯艺术的,甚至是纯技术的、纯形式 的。张伯驹曾理直气壮地对我说:“只要是艺术作品,它的鉴赏评判标准只 能是艺术性。思想被包裹于深处,是分离不出一个单独的思想性的。”   情绪高昂的张伯驹,对老艺人说:“这两出戏演出来,叫他们看看。” 意思是说今天的人没见过好的技艺,叫新社会的观众、包括那些领导文化的 行政官员,都来长长见识吧。   张伯驹的话,没说错。《宁武关》里有声泪俱下的唱腔,有繁重的武功 ,有唱念做打的妥帖铺排。不具备相当技术水准的文武老生,是过不了《宁 武关》的。而《祥梅寺》,则是京剧打基础的丑行戏。其中的舞蹈性动作, 实在漂亮。这个时候的张伯驹全然不想:毛泽东是怎样打下的江山?这两出 戏里的反面角色李自成、黄巢是何等之人?——如果说,张伯驹为自己珍爱 的国粹操劳了一个白天;那么,在夜深人静之时,他是否应该无声自问:事 情是否真的这样简单?事情是否还有另外的一面——即使现实已被涂得一派 光亮的同时,还存在着别样的色彩?   在那段时间里,张伯驹最为热心张罗的一件事,便是京剧《马思远》⑾ 的演出。这出戏在五十年代初,是文化部明令禁止的26个剧目当中的一个 。周扬、钱俊瑞建议戏曲界把禁戏拿出来演演的讲话传出以后,擅演此戏的 筱翠花⑿兴奋得彻夜无眠。在张伯驹的支持筹划下,决定重新搬演《马思远 》。演出的主持单位,就是他领导的京剧基本研究会。   “莫道老株芳意少,逢春犹胜不逢春。”张伯驹和一群只知唱戏、也只 会唱戏的老艺人,被周扬的话唤起了青春般的热情,热火朝天地干起来。筱 翠花和二十年前的合作者聚拢一起,商量如何剔除糟粕、修改剧本,加紧排 练,熟悉台词。很快,一切准备妥当。   5月8日晚上,在十分热闹的筱翠花收徒的仪式上,发布了拟于12日上 演《马思远》的消息。   5月10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马思远》的消息。并说报社“马上接 到许多读者的电话,他们急于想看这出多年未演的老戏。有的读者为了看这 出戏延迟离京的时间。”然而,就在当天下午,京剧基本研究会接到北京市 文化局的电话,说这出戏是文化部明令禁止过的,现在尚未明令解禁。所以 暂时还不准公开演出。   “一沉一浮会有时,弃我翻然如脱履。”君子风度的张伯驹,懂得“一 生一死兮如轮”的道理,却无论如何容忍不了这种“一翻一覆兮如掌”的做 派。不管这个做派是一个人干的、一个单位干的,还是一个党派干的、一个 政府干的。他气极,也怒极。气极怒极的他,下决心不但要兑现《马思远》 ,还要跟文化局理论理论。他让京剧名丑王福山等人紧急出动,重新约班底 ,找配角,租剧场,发消息。自己则向官方请愿,给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写信 ,陈述“如不公演,将影响艺人情绪”的后果。   5月12日这一天,张伯驹带着王福山等人,在和平宾馆举行记者招待会 。他掏出了事先写好的一篇文章交给记者,请报社发表,以图获得舆论的声 援。在会上,缺乏政治性思维的他,还居然提了一个政治性问题:“在大鸣 大放期间,出现了鸣放与法令的矛盾。是鸣放服从法令?还是法令服从鸣放 ?”   后来,文化部艺术局决定将《马思远》的公开演出改为内部试演,张伯 驹仍执意不肯。他说:“既然开放剧目,《马思远》却不能演,第二次全国 戏曲剧目工作会议等于没开。”   《马思远》禁禁演演的一番周折,便形成了所谓的《马思远》事件。事 件的中心人物是张伯驹。张伯驹划为右派分子,《马思远》事件是重要的罪 证。就连报导此事的《北京日报》副刊记者、年轻的曹尔泗也未幸免,被戴 上了右派帽子,押送到南口农场监督劳动。   说白了,《马思远》不就是一出戏吗?上边让演就演,不让演就不演, 有什么大不了的。为啥张伯驹肯把价值连城的东西捐给官方,却要为几个演 员一出戏跟官方叫板又较劲呢?我想来想去,觉得这和政治家为了维护自己 的政见能豁出性命的道理有相通之处。艺术的衰落,令有识者尤感痛切。张 伯驹从戏曲某些过左的改革政策,看到了文化衰败的消息,并随着“戏改” 深入进一步加剧和普遍。他认为这事和在战乱中眼瞅着珍贵文物大量流失, 没啥区别,无不属于文化的流失。张伯驹痛心于这种有形的文化财富的流散 和无形的文化精神的坠落。而从前不惜以黄金房产购回文物和今天不顾利害 地要求对戏曲解禁,表达的正是一个中国传统文人对当今社会日趋丧失文化 品格的深刻焦虑与椎心的痛苦。所以,他要利用自己包括金钱、地位、影响 、眼力、社会交往在内的全部能量和文化优势,尽其可能地去挽回或恢复原 来的文化品质和文化意境。   8月30日、31日,戏曲界、国画界联合,连续两天举行了张伯驹批判 会。马少波等人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宁武关》《祥梅寺》,无一不是站在封 建王朝的立场上,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   张伯驹不服,反倒质问批判者:“我们今天不是也讲忠吗?那么,我们 统战是统忠孝的周遇吉呢?还是统开城迎李自成的太监呢?”刹时间,群情 激愤。   几天后,北京市文化局负责人张梦庚在《北京日报》撰文批判张伯驹, 说:共产党也要忠,但要的是董存瑞、刘胡兰的忠于革命,而非周遇吉全家 忠于崇祯,反对农民起义。——张伯驹读后,仍然不服。   父亲曾说:“最优秀的人,往往是最固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伯 驹是最优秀的,也是最顽固的。他不想拖时代的后腿,更无意通过反对戏改 (即戏曲改革)去和新政权作对。他的“右派”言论,只不过是在全力维护 自己钟爱的东西——我把这个看法对潘素讲了。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很有些激动:“要是那些管文艺的人,也能这样看 待你张伯伯,他就不会划为右派了。”继而,又用诅咒的口气说:“他这个 人就是那么简单。自己喜欢老戏,便到处去讲,一些艺人也怂恿他讲。结果 ,非说张伯伯是在主张禁戏开放,提倡鬼戏和色情。那些领导反右的人也坏 ,还专门把唱老生的演员找来批判你张伯伯。艺人哪懂什么政治批判,只会 挖苦和嘲讽,讲的话还很难听。比如,谭富英就面对面地说:‘你算什么名 票,唱戏的声音像蚊子叫的!’你张伯伯回家不跟我讲批判会上的情况,是 我自己从报纸上看到的。报没有看完,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张伯驹见我们在说话,也走过来。听清楚我们是在说这件事,他一句话 也不讲,躲得远远的。也许他根本就不在意,也许他早已齿冷心寒。   我仍然按部就班地跟着潘素学画。有些微进步,便受夸奖。   秋天的一个周日上午,我去了张宅。进门后,便问潘素:“我今天学什 么?”   “今天不学新东西了。”说着,潘素递过一张画着山水的小书签。书签 约三指宽,三寸长。上端中央的小圆孔,系着一条极细的红丝带。我接过来 ,准备放进书包。以为这是潘素送我的小礼品。   “这不是礼品,是我画的一个样子。你要照着它画。”说着,潘素遂从 抽屉里取出一大叠空白书签。让我拿回家去画,两周以内全部画完。   书签虽小,画面却是精心布置了的:有松,有水,有远山,有近石。潘 素叫我当场就照着画一张,她要看看。我大概不到五分钟,便画好了。   “不行,太潦草。”潘素边说,边拿起笔给我涂改,又重新配色。   我问:“潘姨,这样一张书签能卖多少钱?”   “五分。”她头也不抬,继续修改我的小书签;还给我讲解画面无论大 小,必须讲究布局的道理。   小书签经她修改,很好看了。我很把它想留下来。可潘素说:“不行, 你一张也不能要。工厂发下来的书签,是有数的。画好后,要如数交回。”   在以后的两周时间里,我每做完学校的作业,便在灯下画书签。画得很 认真,很严肃。我的严肃认真,不是为了学什么布局,只是为了潘素。父亲 举着我画好的书签仔细端详,挺高兴。夸我能帮着老师干活儿了。我不敢告 诉父亲书签的价格。我更不敢问潘素:每画一个书签,您能得多少。是一分 ,还是二分?   我把画好的书签整整齐齐地交给潘素的时候,她一个劲儿地谢我,说我 帮了她的忙,完成了任务。我觉得北京市成立国画工厂,是件很奇怪的事。 创作国画的机构或组织,怎么能叫工厂?从名称上看,政府似乎就没把潘素 视为画家,而是当作职工或工人。   潘素把所有的书签翻检了一过儿,发现在一个书签里,我画丢了一座淡 青色远山。她当即补上。一切收拾妥帖,潘素对我说:“今天,带你去故宫 。”   我问张伯驹:“您去吗?”   “怎么不去?是我提议的。每年故宫要举办院藏书画展,东西是一流的 。我们都该去看看。”   我们三人,步行至故宫。仍然是张伯驹走在前,我和潘素跟在后。陈列 大厅内,佳作济济,观者寥寥。   潘素停留在明人陶孟学的青绿山水手卷的展柜前,细细讲了起来。她告 诉我:山水、人物、花竹、鸟兽,陶孟学无不擅长,笔法直逼南宋。特别是 山水,多用青绿。她让我仔细观摩这幅长卷。因为下个星期,要教我画青绿 山水了。   张伯驹背着手,独自浏览。大厅里有些阴冷,清鼻涕流出来,他顺便用 手一擦,了事。他欣赏这些故宫藏画,远没有潘素看得细致。好像自己与这 些藏品是老朋友了,这次来,不过是抽空会个面罢了。我越接近张伯驹,就 越觉得他是云间的野鹤、世外的散仙,自在得没人能比。   我想听他讲讲这些故宫珍品,便问道:“张伯伯,您能给我讲解讲解吗 ?”   他说:“你又不学字画鉴定。字画的真假判定方法,是可以讲的。纸张 、题款、印章、装裱、布局、技法等等,都有一套。而你现在是学画,在家 教了你画法,到了这里,你就是要好好地看,多多地看了。看多了,自能领 会。”   只参观了一个多时辰,张伯驹便催着出门。   “为什么?”我偷偷问潘素。   “先头在家就说好的。看完展览,三人去吃西餐。”   在路上,张伯驹对我说:“小愚,这样的展览,你来一趟是不够的。”   我是听话的。按张伯驹的要求,一个人多次去参观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展 览。但我从没有看到陈列张伯驹捐献的陆机《平复帖》或展子虔《游春图》 。据说,《游春图》里的马,画得最好。后人称之为“天下第一马”。我又 想,官方这样做似乎是对的。宝马归新主,何必见旧人。再说,旧人还被新 主划为了右派。   一天晚上,饭后无事,大家在北屋客厅闲坐。警卫秘书王锁柱进来,对 父亲说:“有一对夫妇来访。”   “是谁?”我问。父亲接过会客单,那上面在来宾姓名一栏里,填着: 潘素。   “快请他们进来。”父亲边说边从沙发上站起来,急步走到庭院,又高 叫勤务员赶快把前后院的电灯统统打开,并瞪着眼对我说:“你的老师登门 ,跟着我做什么?还不快到前面去接!”   黑黝黝的院子,刹时变得明晃晃。张伯驹夫妇在光晕树影间,快步而行 。我跑了过去。父亲带着兴奋的神情,站在院子的中心。   主宾坐定后,父亲先开口:“这么晚了,你们又徒步而来。一定是有什 么事情吧?”   潘素告诉我们:她受聘,要到吉林艺术专科学校去教国画。   父亲即问:“那伯驹先生呢?”   “当然,我们是一起去了。”   父亲又问:“伯驹先生的工作,吉林方面也谈妥了吗?”   张伯驹答:“我到艺专也能做点事。如教教诗词,或讲讲书法。”   父亲舍不得他们离京北去,但终归是高兴的。他说:“张先生,这可是 大材小用哇!你们夫妇是有才气和有学问的人,北京埋没了你们。现在,有 吉林的学校请过去教书,也好。不过,总觉得有些委屈你们。你们的才学, 靠我们这些民主人士欣赏是没有用的,要等到中共里面的伯乐去发现,才能 发挥出来。”   潘素说:“我想,起码那里的生活环境,会比这里好一些。”   父亲停顿片刻后,说:“我如今是个被撤了职的人,在行政方面没有什 么能力了。但在吉林多少还有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人叫徐寿轩,是我们民盟 的老同志,也是我的好友。反右没有被牵累进去,如果没有意外,现在可能 还在担任副省长。他即使不担任副省长,中共也会安排他充任其他领导职务 的。你们去后,我会与他联系,把你们夫妇的详细情况告诉他,请他关照你 们。”   潘素既是客气,又是感激地说:“那就多谢了。章部长自己身处逆境, 还要去操心别人的事。”   我知道,坐在爸旁边的张伯驹,是不会说这些的。父亲要给他们饯行, 约他们后天来吃晚饭,说:“凭个政协常委和350元的工资,我请你们吃一 餐饭的能力还是有的。”   张氏夫妇推辞了,说行期紧,还有许多事情等着去处理。今晚就是特来 辞行的。送客时,父亲执意送至大门。月亮升起来,树影花香,庭院另有一 番朦胧的景致。父亲与张伯驹并排走在前面,俩人一路无话。晚风裹着凉意 ,轻轻吹拂他俩已经开始灰白的额角。   父亲无论如何要用老别克车,送他们。张伯驹答应了。到了大门口,父 亲双手握住张伯驹的手,说:“如果你们夫妇休假回北京,一定要来我这里 !”   人走了,灯灭了。我们的家又恢复了宁静。   夜已转深,父亲仍无睡意。说:“小愚儿,陪老爸爸再坐会儿吧。”不 想,父亲与张伯驹的淡泊之交,于短别之际是如此沉郁的一抹。   张氏夫妇去长春不久,民盟召开中委会。开会期间,爸特意请徐寿轩吃 饭。谢天谢地,徐寿轩没有回绝,来了。虽是老友重逢,但没有了以往那种 无拘无束、无所不谈的气氛,彼此客客气气地扯些与政治毫不相干的事情。 不过,父亲已经很知足了。那时国家已进入了自然灾害时期。一桌饭菜是用 心准备了的。在饭桌上,父亲提起了张伯驹,遂问徐寿轩,是否知晓其人。 徐以点头做答。   父亲郑重地放下碗筷,十分详细地介绍了张伯驹和潘素后,说:“希望 你在吉林能关心、照顾这对有贡献的夫妇。潘素的工作已经定了,是在一个 艺术专科学校教书。张伯驹的工作好像还没有确定,他在文物鉴定、艺术鉴 赏方面是中国一流专家,不可多得之人才。寿轩,你回到吉林,看看能不能 跟省里的人疏通一下,给张伯驹安排个妥当的、能发挥他专长的工作?”徐 寿轩当时满口答应。但不知他回吉林是否真的关心、照顾过张伯驹夫妇。   父亲万分慨叹张伯驹夫妇的离京谋职。徐寿轩走后,父亲说:“凡是有 才能的人,总会受到外在世界的压迫。中国这样,外国也如此。” 1962年1月,春节即临。北京的老百姓都在为国家配给的几斤猪肉鸡蛋、几 两香油瓜子奔忙不息。一日,张伯驹夫妇徒步来到我家。因事先不曾得到他 们从吉林返京的消息,让我的父母颇感突然。   张伯驹只解释了一句:“前两天从吉林回的北京,节前一定要看看朋友 。”   他俩是下午来的。父亲说什么也要留他们吃晚饭,于是,马上叫洪秘书 和梁师傅想方设法弄几个菜来。   从张氏夫妇的神情气色上看,他们在吉林的日子似乎要比在北京舒畅些 。张伯驹告诉我们,他担任了吉林省博物馆的第一副馆长。潘素则说,她的 教学搞得不错,还在那里开了画展,观者踊跃,备受赞誉。特别是她的大幅 青绿山水画,引起东北画界的极大震动。——我知道,无论教学,还是画展 ,潘素在北京就能做到,但在文化发达的北京,不让她做。从事文物博物的 指导工作,对张伯驹来说,可谓人尽其才。可传统深厚的首都,不叫他干。 见他们在吉林工作顺手,生活舒坦,父亲特别兴奋,连连举杯向他们祝贺。   我对潘素说:“自您走后,我再没有画画了。”潘素听了,直说可惜。   张伯驹却道:“关系不大,诗画是一辈子的事。”   饭后,潘素细言细语对我说,抽个时间把借我以供临摹之用的她的画作 ,清理出来还回去。她还特别做了解释:“要这些画,是为了带去吉林作教 学示范。”   潘素的《什刹海冬景》水墨画,是我最喜欢的,一直存放在我的书房。 苍遒的树干,无叶的柳枝,不过寥寥数笔。晦暗的天空,含雪的远山,尽在 随意点染之中。我指着画对父亲说:“我太喜欢它了,不想还给潘素。爸, 我能请求她把这张画送给我做个纪念吗?”   “不行,必须还。”父亲口气无庸置疑,我心里很不痛快。   父亲见我面带不悦,便道:“我的小女儿,请记住,画只能由画家主动 送你,而你决不能向画家讨要。这是规矩,也是修养。我有不少齐白石的画 ,却没有一张徐悲鸿。其实,我跟悲鸿的关系要比齐白石深得多,也早得多 。他身边的那位太太,在留德留法学生的老婆当中,是最漂亮的,也是最有 风韵的,令许多的光棍学生暗羡不已。现在悲鸿的马,被认为是他最拿手的 。而我始终认为悲鸿的油画,特别是裸体女人画,是他的最好的作品。有一 次在任公(李济深)家中,他对我说:‘伯钧,我送你一匹马吧。’我说: ‘我不要你的马,我要你的女人。’悲鸿听了,摇头说:‘那些画,是不能 送的。’”   父亲的确喜欢油画和西画中的裸体作品。他每次去欧洲开会,用公家发 的外汇除了买黑格尔的书,就要买些油画画册和裸体素描画册。与之同行的 画家邵宇吃惊于他的这一爱好,曾主动送过不少质量很高的西方绘画图册。   父亲说:“人体绘画,中国不行。”他见我也喜欢,遂将这类藏品全都 搬到我的画室存放。   后来,父亲又送我一张18世纪德国印刷的铅笔素描画。画面是位端坐 在钢琴旁、一手扶键的美丽少女。   “你看,她的神态有多美。”父亲赞叹不已,并亲自将素描画镶嵌在银 灰色的木质雕花相框内,悬挂在我的画室。   有一次,父亲发现了我临摹潘素的一尺见方的习作,画的是中国山水画 中司空见惯的松林与石崖。父亲说:“我来收藏它。”   我说:“是我的临摹。”   “我知道。”   “爸,等我画一张自己的,送你。”   父亲摆出一派庄严的样子,说:“好。我等着,等我女儿的画作问世。 ”说罢,我俩大笑。   1963年,我被分配到四川工作。我与张氏夫妇失去了联系,父亲与他们 也没有了往来。   1966年“文革”开始,父亲已是万念俱灰。对自己往昔的政治生涯持深 刻怀疑的他,真的写起诗来。他一做诗,便感吃力,便想起做诗比说话还要 利索的张伯驹,便要自语道:“这对夫妇如今安在?怕也要吃苦受罪了。” 父亲的诗,绝句为多,都是信手写来。树上的麻雀,窗外的细雨,炉上的药 罐,外孙的手指,他都拿来入诗,唯独不写政治。一个搞了一辈子政治的人 ,由政治而荣,因政治而辱,而最终超然于政治之外。我不知道是应为他悲 伤,还是该向他祝贺?   1969年5月17日父亲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他走时,我正关押在四 川大邑县刘文彩的地主庄园。一年后,我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四川省公检 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为现行反革命罪犯,从宽处理:判除有期徒刑20年 。狱中产下一女,遂押至苗溪茶场劳改。苗溪茶场地跨天(泉)庐(山)宝 (兴)三县。那里与我同在的,还有一个在押犯人,她叫梅志(胡风夫人) 。我站在茶园,遥望大雪山,觉得自己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1979年5月17日,父亲去世后的整整十年,我丈夫走了,离开了这个 世界。我被宣布:无罪释放。宣读时,我无喜无悲,宣读后,我面对一纸裁 定书和满屋子公检法,拒不说“感谢政府感谢党”之类的话。因为我觉得是 政府和党长期亏待了我,有什么可感激的?   1979年10月,我穿着四川省第一监狱发的那件最好的玄色布袄布裤, 回到北京。我从拥挤不堪的火车车厢慢慢移出,月台上十年未见一面的女儿 ,亲睹我的丑陋憔悴,吓得躲在我姐的背后,别人拖也拖不出来。   为庆祝我的无罪释放,也为欢迎我回归故里,母亲将晚餐定在东安市场 的“东来顺”,吃的是涮羊肉。切成片的又薄又嫩的羊肉,红红亮亮规规正 正地横卧在洁净的青花瓷盘里。我仿佛有一个世纪没见过没吃过酒席了。看 着围坐在我身边的至亲的兴奋面孔,我很想说点什么,但我什么也说不出; 至少我该笑一笑,可我也笑不出。幸亏在至亲当中有个老公安,他以极富经 验的口吻,低声解释道:“关久了刚放出来的人,都不会说笑。以后会好的 。”   谢谢他的理解,我可以专心致志地吃东西了。我的那双红漆木筷,千百 遍地往返于肉盘与火锅之间。我一个人干了六盘,每盘的羊肉片重小四两。   “小愚吃了一斤八两(老秤说法)!”不知谁报出了数字。   这个数字把全席震了,也让我笑了,当然是那种傻吃后的傻笑。我想, 这时和我一起高兴的,还该有我的母亲。可扭脸一看,她正用餐巾抹去堕出 的滴滴老泪,而她面前的那盘羊肉,纹丝未动。   这一夜,母亲和我和我的女儿三代,共眠于一张硬榻。女儿上床后便昏 然大睡。我与母亲,夜深不寐。   这一夜,我要问清十年人间事。   我问的第一件事,就是父亲的死。母亲叙述的每一句话,我都死死记住 ,记到我死。   母亲告诉我:首先得知死讯的,是梁漱溟和张申府。那日,父亲死在了 北京人民医院。母亲从白塔寺大街出来,走到西四的时候,便碰上了迎面走 来的梁、张二人。   在街头,他俩问道:“伯钧现在怎么样了?”   母亲说:“他去世了,刚刚走的。”   张申府,这个与父亲从青年时代就相识,一道飘洋过海去欧洲留学的人 ,满脸凄怆,低头无语。梁漱溟,这个同我爸一起为民盟的建立而奔走呼号 ,又先后被民盟摒弃在外的人,伫立良久。尔后,梁公说:“也好,免得伯 钧受苦。”   接着,母亲又告诉我:父亲死后,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恳请搬家。好不 容易上边开恩,给了建国门外永安里的两居一套的单元房。早就搬进楼住的 蒋光鼐夫人,蔡廷锴夫人,龙云夫人,李觉夫妇,以及陈铭德、邓季惺夫妇 见到母亲居然有些吃惊。   母亲说:“自搬到建国门,我就清静了,谁都不知道新地址。可是,你 能猜想得到吗?是谁第一个来看我?”   我从亲戚系列里,说了一长串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农工”系列里,挑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从民盟系列里,拣了几个名字。母亲说,不是他们。   我说:“如果这些人,都不是的话,那我就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来咱 们家呢?”   “我想你是猜不到的,就连我也没想到。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家,拣 米准备焖晚饭。忽听咚咚敲门声,我的心缩紧了。怕又是造反派搞到咱们家 地址,找上门来打砸抢。我提心吊胆地问:‘谁?’门外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这里,是不是李健生大姐的寓所?’她的话带有江浙口音,我一点也不 熟悉。忙问:‘你是谁?’门外人回答:‘我是潘素,特地来看望李大姐的 。’我赶紧把门打开,一看,果然是潘素站在那里,我一把将她拉进门来。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她身后还站着张伯驹。几年不见,老人家身体已不如前 ,头发都白了。脚上的布鞋,满是泥和土。为了看我,从地安门到建国门, 不知这二老走了多少路。”   听到这里,我猛地从床上坐起,只觉一股热血直逼胸膛——   我是在关押中接到父亡的电报,悲恸欲绝。一家骨肉,往往相守以死, 而我却不能。狱中十年,我曾一千遍地想:父亲凄苦而死,母亲悲苦无告。 有谁敢到我那屈死的父亲跟前,看上一眼?有谁敢对我那可怜的母亲,说上 几句哪怕是应酬的话?我遍寻于上上下下亲亲疏疏远远近近的亲朋友好,万 没有想到张伯驹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如今,我一万遍地问:张 氏夫妇在我父母的全部社会关系中,究竟占个什么位置?张氏夫妇在我父母 的所有人情交往中,到底有着多少分量?不过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看 看画,吃吃饭,聊聊天而已。他怎么能和父亲的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 他怎能与父亲的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关照 与接济的人相比?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似流星坠 逝,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在这时却悄悄叩响你的家 门,向远去的亡灵,送上一片哀思,向持守的生者,递来抚慰与同情。   母亲又说:张伯驹夫妇在我家只呆了几十分钟,恐怕还不及他俩走路的 时间长。   母亲要沏茶,潘素不让,说:“伯驹看到你,便放心了。我们坐坐就走 ,还要赶路。”   张伯驹对母亲说:“对伯钧先生的去世,我非常悲痛。我虽不懂政治, 但我十分尊重伯钧先生。他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败论人。自己本已不幸, 却为他人之不幸所恸,是个大丈夫。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看看。现在又听 说小愚在四川被抓起来,心里就更有说不出的沉重。早前,对身处困境的袁 克定,凭着个人的能力还能帮上忙。今天,看着李大姐的痛苦和艰辛,自己 已是有心无力。”   “张先生,快莫说这些。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后的慰问者,你们夫妇是 第一人。此情此义,重过黄金。伯钧地下有知,当感激涕零。”话说到此, 母亲已是泪流满面。   母亲问潘素:“这些年,张先生受到冲击没有?”   潘素说:“伯驹因为两首金缕曲,和小愚一样,成了现行反革命。关了 八个月,最后做了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遣送舒兰乡 下。人家农村不收,才又回到北京的。我们什刹海的家,也不像个家了。抄 家时红卫兵,造反派,街道居委会串通一气。凡能拿走的,都拿走了。房子 拿不走,就叫外人搬进来住。四合院一旦成杂院,日子就难了。你家来什么 人,你说什么话,家里吃什么东西,都有眼睛盯着。”   母亲则叮嘱潘素:“如有机会,就给伯驹先生弄点好吃的吧。年岁大了 ,身体要紧。”   告辞的时候,张伯驹握住母亲的手,说:“李大姐,我们都得活下去。 ”   倍受感动的母亲,送他们夫妇一直送到建外大街。街灯,一盏盏地亮了 。他们的背影,在渐沉的暮霭中远去……   母亲还告诉我:原来张伯驹是从一张报纸上,读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翌日,他和潘素即去东吉祥胡同10号看母亲。刚进胡同口,便见10号的大 门敞开着,有辆小轿车停放在那里,不少人进进出出。潘素上前打听,问章 伯钧的家人是不是还住在这里?人家说已经搬家了。他们是给新首长来看房 的,早就晓得这所宅院极好。接着,张伯驹就让潘素四处打听母亲的新址, 可一点线索也没有。后来,他老人家好不容易找到地安门大街一家古董店的 店员老樊,托他去打听。老樊去农工党北京市委会,假托要和李健生核对章 伯钧生前所欠帐目,人家才把住址写给了他。   母亲的叙述,令我心潮难平。革命吞没人,尤其像中国的各种政治运动 和‘文革’,其吞没与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当然,知识分子往 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的硬度 则来自那优游态度、闲逸情调、仗义作风、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 立意志。他以此抗拒着革命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任各种潮汐的潮涨潮 落,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过着他那份生活。张伯驹的一生 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就是他的一颗心,一颗 充满人类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   1980年春节,我对母亲说:“咱们去给张伯驹、潘素夫妇拜年吧。”母 亲同意了,我们还去友谊商店买了上等的水果。   当我见到潘素的时候,她比我们还要高兴,特意拿出当时还是稀有之物 的雀巢咖啡加伴侣,给我和母亲各冲一大杯。冲好后,又往杯子里放了满满 三勺白糖。她让我俩趁热喝。   喝的时候,潘素不住地上下打量我,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喃喃自语道 :“小愚可怜,怎么也没想到在牢里一呆十年。”   我问:“张伯伯呢?在家吗?”   潘素笑着说:“他现在比我忙,他供职的中央文史馆事情不多,可其他 单位的事情倒不少。像什么诗词学会,书法学会,画院,京剧院,昆曲社, 文物学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都来请他,甚至连那些杂七杂八的事,也都来 找他。今天,又不晓得让什么人请走了。”   潘姨的口气里,不无抱怨,但也裹着一点小小的得意。我认识的国民党 太太和共产党夫人不算少。潘素是恐怕是最有资格为丈夫得意的,只是这种 得意来得太晚了。   潘素问我是否还想继续学画?并说:在我走后还有个唱京戏的,叫杨秋 玲的女演员跟她学了一阵子画。   我告诉她:自从四川调回北京,被文化部分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戏研 所。它的前身就是我当年就读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同事不是师长,便为学友 。然而,我的遭遇与归队,未得他们多少的同情和欢迎。工作上,人家或拿 研究课题,或进入国家项目。领导给我的任务不外乎做记录整理,拿着录音 机跟在别人屁股后头。一个好心人偷偷对我说:‘令尊大人还是头号右派, 你虽说坐牢是冤枉,可你敢说敢做,思想犀利,政治上不安分是事实。讲老 实话,你能从四川调回研究院,大家就足够吃惊的了。’”   讲到这里,我自己的情绪也激动起来,竟大声地说:“潘姨,共产党亏 待了我章家两代人。我不背叛这个政权,就算对得起他们。眼下人家如此轻 贱我,我就必须自强。所以,我顾不上跟您学画了,先得把业务抓起来。”   潘素对母亲说:“小愚被关了那么多年,性情丝毫未改。”   坐了一个多小时,见张伯驹仍未回来,我们母女便告辞了。   1980年冬季,一天的中午,正是机关下班食堂开饭的时候,我竟在单位 的二门口,看见了张伯驹。他已是龙钟老态,非往昔丰采。手持拐杖,缓缓 而行,身着宽大的丝棉衣裤,越发显得单薄。他老人家在这个时刻出现,我 估计肯定是院领导请包括他在内的院外学者,参加什么座谈会。一个清水衙 门请一群无官阶的文人开会,当然只有清谈,谈到肚饿为止。此刻,我觉得 自己当请他老人家吃顿饭。哪怕是去斜对面的小面馆,我俩各吃一碗晋阳刀 削面,也好。于是,我一边向张伯驹招手,一边朝他跑去。老人家好像没有 看见我,只顾使劲地拄着手杖,迳直奔向自己的目标。顺着他奔走的方向看 去,有个小伙子站立在大门口,扶着辆自行车。仔细辨认我才看出,那推车 等候的青年是他的小孙孙。小孙孙伸手接过张伯驹的拐杖,一把将他扶上自 行车的后架,叫他坐好,即蹁腿蹬车,驮着自己的爷爷,走了。我痴痴地立 在院中,研究院领导乘坐的小轿车,一辆辆从身边掠过。不知为什么,我心 里酸酸的。在张伯驹“发挥余热”的夕阳情调里,含着一点伤感,一缕悲凉 。   翌年春节,我和母亲去什刹海给张伯驹夫妇拜年。大家好高兴,天上地 下,啥都聊。话题自然又谈到了戏曲。我向张伯驹谈出了自己对继承传统, 振兴戏曲的看法。我说:“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现在的理论界对传统亦有了 新的认识。传统的价值恐怕不仅是针对艺术而言,它对于人,有着绝对的意 义。传统究竟是导致社会进步还是退化?传统的对立面是否就是现代化?‘ 推陈出新’里‘推’是指推开、推倒?还是也包含着推广的意思?其中的‘ 陈’,是否就是指传统而言?这些问题现在下结论,恐怕为时过早。我们最 大的问题不在传统,而在没有把人的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   张伯驹对我的看法,反应冷淡。他只是叹息:“现在对中国文化上的老 传统,懂得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就拿戏曲来讲,能在舞台上掌握戏曲传统的 人,就不多。今后的戏曲为何物,也只有后来人才晓得。”显然,他对戏曲 的发展前途,表示出茫然不可测的悲观。   我向张伯驹请教:“今后搞戏曲研究,我该从哪方面入手?”   他的回答是:“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你要从研究传统入手,而且 越具体越好。”   话说了一阵子,张伯驹忽然问我:“我好几次在你的那个单位开会,怎 么就看不到你呢?”   我说:“张伯伯,我尚无资格参加您所参加的学术会议。”我心疼他, 始终没有勇气提及二门口曾经见到的坐自行车后座归家的情景。   我和母亲品着香茶,仿佛岁月全溶化在渐淡的茶水里。我甚至觉得张伯 驹的经历,就像中国纯正的茶叶。不管怎样的烘制和压缩,只要遇上了好水 ,再遇到识货的好茶客,便会舒展自如,轻轻浮起,渗出旧日的汤色来。   1982年2月27日下午,潘素托人打来电话说:张伯驹于昨天去世了。   我和母亲全吓呆了。因为此前从未听说他老人家患病生疾的事,怎么一 下子就突然撒手归去?   第二天清晨,母亲带着我赶到张宅。跨进已变为灵堂的客厅,失魂落魄 、老泪纵横的潘素扑向我的母亲,二人抱头痛哭。   母亲问:“张先生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回事?”   潘素哭道:“伯驹是好好的,只不过得了感冒。几天不见好,才把他送 进医院,他不愿意去,是边劝边哄的。我原以为送他进去就能把病治好,那 晓得我把他一送就送进了鬼门关。”说到这里,潘素不住地用拳头捶打胸口 ,痛悔万分。   “张先生住的什么医院?”母亲又问。   潘素说:“后库的北大医院。伯驹走进病房见是八个病人住在一起,就 闹着要回家,而且这几个病人的病情都比他严重。我好说歹说,才把他安顿 下来,跟着我就向院方请求,能不能换个单人或双人病房?谁知医院的人说 :‘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两天以后,同房的一个病人死了,伯驹的 病情也不见好,反而比进来时重了。他情绪更坏,闹得也更厉害,就是要回 家。我再跟医院的人请求换病房,人家还是那么讲,说我们伯驹不够格。过 了两天,又死了一个。这时伯驹想闹也闹不动了,他从感冒转成肺炎。”   潘素又告诉我们:“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 ‘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 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   担任北京市卫生局顾问的母亲感叹道:“医院压根儿就不该这个样子。 可是在官本位的制度下,我们的医院就认部长、局长、红卡、蓝卡,不认得 张先生的真正价值。”   其实,就算把官本位取消了,如果一个民族对文化的认识尚未达到成熟 的话,像张伯驹这样的文人,其社会地位就一定会排在要人,贵人,阔人及 各色成功人士的后面,甚至在末尾。   张伯驹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悼者无数,挽联无数。我代表 母亲赴会,在人群中被推来搡去,根本无法去贵宾室慰问潘素。萨空了和千 家驹看见了我,一把将我塞进了他们俩个当中,叫我别再乱跑,安心等候开 会。在等候的时间里,三人不禁对张伯驹的逝世,深感痛惜。我心里知道: 萨、千二位在(19)57年是民盟反右的积极分子。   萨空了说:“伯驹先生是我们民盟的骄傲。说句老实话,把我们现在的 三个部长的作为加在一起,还抵不上张伯驹一个人的贡献。”   千家驹讲:“这几年,我参加的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很多 人的悼辞上都无一例外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 正的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不久,潘素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据说是当时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 长宋振庭的提名。六十年代初张伯驹在长春,担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 ,也是他的安排。那时,他的身份是中共吉林省委书记。这一点,恰恰应验 了父亲生前说的一句话——“你们的才学,靠我们这些民主人士欣赏是没有 用的,要等到中共里面的伯乐去发现,才能发挥出来。”   张伯驹晚年患白内障,极少出门。闲坐无聊,便回忆起自七岁以来所观 之戏、所演之戏、以及菊苑佚闻。于是,“拉杂写七绝句一百七十七首,更 补注,名《红毹记梦诗注》”⒀。张伯驹还特意说明这本书“其内容不属历 史,无关政治,只为自以遣时。”⒁不想,书流入民间,即获赞誉。1978年 ,“诗注”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从香港将此书带回。他请我的同事转呈给中国剧协 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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