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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回忆录(8)2012-07-18 03:5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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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党和改革
苏联共产党开始变革
在有倾向性的改革史编纂学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提法,似乎苏共几乎从一开始
就是变革的反对派,而且尽其所能地干着阻挠改革事业的勾当。也许,党内确有不
愿见到任何变革的保守分子,还有那些预感到改革对他们的利益会构成威胁的党僚
们,对改革抱着十分警觉的态度。但大多数共产党员意识到必须对现行制度进行深
人的改革。正是作为一个组织的苏联共产党,才是变革的首创者。
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反对的声音:这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群有民主化情绪、
充满批判意识的人。这样的人在各个阶段都会出现。一部分遭迫害,另一些人则遵
从游戏规则行事。二十大使体制经受过一次重大的变革,但并未完成;随后又着手
对体制搞过一些革新的尝试,包括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开始阶段。但有一件事实,即
党内在不断成长起来一批或者一个阶层的潜在的革新者,这个阶层一次比一次行动
更加大胆,而且能得到苏共党内更加广泛的支持,这一事实本身足以证明,苏共作
为执政党尽管保守主义甚重,意识形态僵化,但终归还是经受住了这场伟大的变革。
在“最高层”有那么几个人坚信必须实施变革,而且准备亲身去冒这巨大的风
险:他们开始了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一场针对高度集中、官僚主义盛行、意
识形态僵化,且成功扎根已有70年历史的那个体制的根本性改造。同我一起开始这
一事业的那些党的领导成员与各地区、各社会阶层、政治流派、党内的许多派别都
有联系c他们知道,在苏共党内和社会上有利于革新的情绪相当强烈。据此他们信心
十足,因为我们着手的并非堂·吉河德式的行为,是会得到支持的,总之,改革不
是一天两天的宣传活动,也不是中彩摸奖的口号。我国是历尽艰辛才得到这个机会
的。
还应当看到,“改革运动”只有在发端于党内的条件下才有获得成功的机会。
任何别的官方的或者非官方的组织,想发挥类似的主动精神,那是注定会徒劳无功
的,会遭到社会“政治核心”所排斥,也会被认为是持不同政见者对现行制度的蓄
意低毁。
这就是说,只有兴起于党的怀抱之中、由党的领导人来推行的事情,正统派人
士才能勉强地容忍下来,不过总还得小心谨慎才是。而要是这样的事从一开始便发
韧于旁门别路,就会寸步难行,必将被扼杀于萌芽状态。
这时候,社会就已经像是一口蒸汽锅炉。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党自己给已逐步
把社会的其他阶层全都卷了进来的变革过程定调子;要么保留原来的体制,不作任
何变动,任其存在下去。到那时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强力大爆发。应当关切的还有这
样的情况:改革体制,也就是将其逐步重建,只有手中握有权力的杠杆才做得到。
我们是从变革观念起步的。重要的是开动“改革的发动机”,并且要“行驶到”
已经无法再掉过头来走回头路的那个点位,在这个点位上我们是有着以前变革尝试
的教训的。我指的是赫鲁晓夫、柯西金;我没有忘记“60年代的人物”;我给予萨
哈罗夫、持不同政见运动以应有的评价。所有这一切都可算是由我们发端的改革的
各具特色的准备阶段。它们无不留下了自己的印痕,即使不是在结构方面,至少也
在思想方面。
可以说,指责我行动迟缓,把按照“进一步、退两步”的原则而造成的一切摇
摆不定都归到我的头上已成时尚。而如果我们严格地回忆一下事态的进程,那么从
1985年四月全会起,我们还从来没有变更过政治方向,始终都是沿着变革的道路向
前推进的。当然,也并不一直都是同一个速度,是有张有弛的。但从未有过从民主
化改革的既定目标上后退的事。
我们也不是一下子就挖得很深,最初不过松松土罢了,想是能够得些先前所不
曾有过的好苗苗。当时已经涉及到所有制、商品货币关系、经营管理的新形式等问
题。改革的构思,随着运动的进展,加之积累了一些经验,其轮廓更加明晰了。运
动不是自发地、也不是按照总书记一个人的意志。而是在辩论和执政的共产党正式
机构作出的决议的基础上推进的。
如果照这些“党的里程碑”来看,改革的历史大体如下。
第一阶段,从1985年4月到1986年苏共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万事开头难。
我们摆脱了渐渐地已习惯的意识形态的模式,初步地尝试着分析要建立一个怎样的
社会,这个社会与列宁的设想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它在世界上占有怎样的位置。我
们回顾了自己的历史,尽量剔除对历史的扭曲。开始制订一份在社会主义选择的范
围之内的革新社会的计划。
在这一可说是哲学阶段之后,是组织阶段,这阶段已在研制经济、政治和法律
的改革的规划,并采取将其付诸实施的措施。而此时每前进一步都要由党、由其领
导机构的决议来安排。我记得,1987年的一月全会上提出了必须重新审视关于社会
主义的过时了的观念,并建议采纳一系列社会和国家民主化的激进措施。同年的六
月全会,批判了管理经济的行政指令方法,并明确表示支持彻底的经济改革。1988
年的二月全会是在“给革命性的改革以革新思想”的口号下召开的。最后,全苏第
十九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成了改革事业从哲学思想和第一批按照“在实践中摸索的
工作方法”进行的实际行动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开展全方位深人推进过渡的基础;
首先是向实施1917年之后第一次自由选举议会过渡。
于是,任何一个公正无私的研究者都应当承认,党不仅曾经是改革的发动机,
而且事实上还在人民代表大会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之前就已经同意放弃自己在社会
上的垄断地位了。
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政权便开始转交到苏维;埃手里。党就像在民
主社会里那样,已经不再能指令性地决定国家的发展,而是应该通过政治手段行动
了。但它仍然是惟-一支拥有全联盟范围的组织规模的强大的政治力量。不过,许
多党的委员会在失去习以为常的指挥职能之后自我感觉失常。
对党来说十分沉重的阶段开始了,它要寻找自己在革新中的社会里处于怎样的
地位。广大共产党员面临着实实在在要决定党的命运的问题:它有没有能力改革好?
能不能从一个与国家同生同在、在许多方面官僚气十足的结构改变为群众性的按民
主作风组织起来的左派力量的政党?一场全党范围的大辩论自发地启动了,矛头针
对领导的批判浪潮掀起来了,脱离党的队伍的人数急剧增长。苏联共产党的团结统
一因各共和国的分立运动而开始逐步削弱并遭到破坏。
即使在这一十分艰难的时刻,苏联共产党仍继续在对事态的进程发生重大的影
响。在1988年的七月全会上,讨论了落实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决议的问题。九
月全会的议题是完善党的机关结构。1989年1月,中央委员会核准了苏共参与选举的
政治纲领。3月,发表了新的土地政策,其主要目的为恢复农民是土地主人的地位。
同年的九月全会因通过了《关于党在当代条件下的民族政策》的纲领而成为瞩目事
件。1990年2月5~7日举行的全会,又通过了苏共中央提交党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的纲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我希望读者不要埋怨这份“党的大事记”。提到党的这些会议,我想强调指出
的是,党的生活并未止息。作为苏联的当选总统,我根本不准备像现今某些人所认
为的那样,“让党听凭命运摆布”。如果我真有这样的意图,那就照此办理,离总
书记的职位而去,而且这不也正是民主派那么坚决地要求我的么。这是再简单不过
的事了。可正因为我意识到面对苏联共产党、面对几百万共产党员,对改革的命运
应该负起责任,而我还认为,竭尽所能,使党能经历内部民主化的道路,井在新的
政治结构里具有应有的地位,也是我的责任。对于能否成功地解决这项任务,还是
让机关的保守势力占据上风,应该由提前召开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作出回答;
而俄罗斯共产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则是它的特殊的前奏曲。
光明正大
关于第二十八次党代表大会的意义我已经谈过了。这是党内的改革派和正统保
守势力之间的一场搏斗。党在经历了将近90个年头之后,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
并未放弃自己历史遗产中正面的东西,但谴责了极权主义,还宣誓要民主、要自由、
要人权。
这是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决裂,也是苏共改革大业中意义重大的第一步。可跨出
这一步是相当沉重的,有过好几次千钧一发之险。代表大会之后留下了令人不安的
感受,因为所取得的进步是脆弱的。如今的苏共,一只脚已踏上“彼岸”,另一只
脚却仍留在“原地”。在这样一种过渡状态中,她遇到接踵而来的暴烈事件,这在
她的命运中起着决定的作用。
在代表大会工作的头4~5天,实际上整个争论都是围绕着政治报告展开的,那
时保守情绪显然占据优势。代表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和机关的发言人的言语中,没有
任何新的和建设性的内容。他们根本不想多少客观地对形势作出分析,说是党应该
亲自来恢复自己在已经发生变化了的社会中的作用和威望。实质上,他们是把总结
报告当作耳旁风,只是就某些个别问题作一些形式上的引用罢了。
这些发言的基调是,集中揭露并咒骂使苏共失去了垄断统治地位的领导人。许
多人从心底里抱怨经济、文化、族际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一点也看不到自己的过错,
把全部责任都推到“热心的改革者身上”(称他们为“破坏者”)。总之,这是统
治者阶层对改革的极端敌视的反应,无非是因为改革大有动摇他们权力之虞吧。
这倒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我就这么说,党的领导挨了批评;事实上,他们咒
骂的只是领导层中的民主派。逐个列出名字的有:总书记、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
夫、谢瓦尔德纳泽,有些人还想起了拉祖莫夫斯基。但没有沃罗特尼科夫、斯柳尼
科夫、克留奇科夫、亚佐夫,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似乎也没有利加乔
夫的帐。可是要知道,所有的决议都是党的领导集体通过的,何况也是得到中央委
员会全体会议赞同的。发言者不是不知道这一点。
在争辩中保守情绪占上风,他们丢开报告不顾的做法,说明他们是有充分准备
的,我甚至说,是经中央组织部安排进行过多次协调行动预演的。正当我们在认真
思考所发生的事、并为党制订政策得出必要的结论时,领导层里和机关里的顽固分
子却“长时间坐在电话机旁”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联营社会议”,接见党的干部。
当然,这是代表大会之前的通常做法,但这一次通常做法却是被利用来按照反改革
一派的方案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
我得到的消息说,代表们得到的是决不符合“新思维”精神的训导。利加乔夫
和与他持同一立场的中组部副部长O.巴克拉诺夫(过去事实上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的
头头)活动特别积极。当然,他们的立场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秘密。使人无法理解的
是,对改革路上的每一步都有自己一份责任的人,居然会与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搞起
幕后活动来了,还唆使他们起来闹一场独特的“反改革的骚乱”。我对人类的灵活
性资源显然估计不足。
在代表大会上参与组成好斗的“原教旨主义”多数派的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
第一书记C.古连科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E.索科洛夫等人。
我还会见了各区委和市委的书记们,同他们聊了四个小时,觉得他们都在为生
存、为保持自己的权力而斗争。而这只能驱使他们去设法捞回老本、让党返回到原
有的立场,最终以葬送掉改革事业收场。
现在再来谈谈另一翼–苏共改革运动中偏左的一翼。报告为他们提供了指明
辩论方向,展示自己论据的可能性。但他们不善于利用这次机会。
在李森科、绍斯塔科夫斯基、布兹加林、卡尔加诺夫的发言中使人感到过分的
谨慎,他们都是和蔼可亲的人。也许,这些民主纲领派的领袖都被原教旨主义者吓
坏了。如果说他们曾充分考虑了率领党内五分之一的人前进的构想的话,那么在代
表大会上甚至连认真的划清界限的打算都不曾有过。这一派的某些发言人呼吁自己
的同伙:万一他们的意见没有真正受到重视,就砰的一下关门走人。可这些人立马
遭到拒绝。其中绍斯塔科夫斯基还声称,他的一伙人不会离场。在这里原则也为利
益让步了。左派不愿意放弃自己那一份党的遗产:知识、报纸、财政资金等等。
所有这一切并不说明,争辩中完全听不到改革派思想的声音。应当公正地说,
叶利钦的发言有这种精神,而且相当尖锐。他说,未能削弱党内保守势力的活动。
关于苏共的命运,他说:“要么在政治现实的压力下党的机关下决心在党内进
行根本改革,要么抓住注定灭亡的形态不放,并成为人民的对立面,咸为改革的反
对派……我们把生命的几十年都交给了党,认为有责任来到这里,为的就是要说一
声,苏共总还是有出路的。尽管很困难,很艰巨,但有出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
向多党制转轨势所必然。必须有组织地把苏共已有的纲领都记载下来,给每个党员
以自己作出决定的时间;更改党的名称,应该是社会民主党;党应该摆脱任何国家
职能。”D我立即说:这些论点和政治报告的精神相近似,也与改D革派的立场相接
近。但叶利钦的主要目的决不是要改革党,而是要破坏党。
他的所谓现在来讨论党纲和党章为时尚早的说法也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在这严重关头使党处于深人改革的阶段而无纲领目标,不去实现其结构的民主
化,而这恰巧是大家,从普通党员和最基层的组织到各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都这么要求,这就说明要使党迅速垮台。怎么可能不讨论纲领,不决定苏共政策应
该建立在怎样的原则基础上而形成新的领导呢?
总之,叶利钦并不愿意加入改革派一边真正帮助拯救党,以求对之进行适时的
改组。我想,这中间不仅仅是出于不相信有这样的可能性,他多半是不肯以二流角
色参与到苏共里来;他急切地要掌权,认为自己已经是另一个、他自己的党的领袖
了。
阿巴尔金的发言很有内容。他公正地指出,对党来说,主要的是革新思想理论
基础。“经验证明,建立在经济全面国家化、否定多种形态的所有制和经济活动、
否定市场基础之上的模式,是不能保证高水平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
当阿巴尔金院士开始提出有利于市场的论据时,他的发言时不时被会场里的喧
嚣声、砰砰的关门声打断。但他并不离开讲台,就在这种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中讲完
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应该摆脱神话般的空想:一种表现是,似乎不作出牺牲、
不经历苦难、不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就能转轨到繁荣昌盛的经济;另一种表现是,
似乎这种转化在保持对价格的行政监控、不触动价格形成体系的条件下也是可以实
现的。
中间休息时,我试图找到阿巴尔金。我已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来我这儿的,
就在当天呢,还是次日。我对他所作的很有意思的发言表示感谢,接着我们谈起了
改革价格体系的问题,我们还回想了他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取得何
等的轰动效应。当时许多人,其中也包括我,都对阿巴尔金所谓经济正走向崩溃的
见解感到愤慨。要知道,他注意到了政府的极度胆怯,以及改革起动时拿不出一套
系统的办法来的情况,这是对的。他的发言受到保守分子的猛烈抨击,激进分子则
诬蔑院士偏爱受调控的市场思想。
在确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时,就已经提出过关于政治局委员个人
作述职报告的问题。这个题目,事实上成了整个代表大会前半部分的基本主题。保
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斗争最终可以说打了个平手。这场斗争采取的方式是这样的:
原教旨主义分子胸怀要把那些使他们丧失权力的罪人“抹黑”的强烈愿望,成功地
坚持要“作述职报告”(诚然,基本上是在分组会上)。本来还设想了那么一道侮
辱性的程序,作为让坚持改革方向的活动家“当众出丑”的方法,但他们无法操纵
对这些报告提出评估这道程序。
我在准备阶段以及代表大会的多次会议上曾坦率地说过,整个这种想法没有什
么意思。政治报告,这就是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集体机构作的述职汇报;更何况党
的某个方面的活动都要受到它的监督,所有原则问题都是经过集体讨论并作出决定
的。
当然,如果情况正常,有人建议听听每一位领导人员的工作汇报,这本也没有
任何不体面之类的问题可言。但是,在剧烈的政治搏斗情况下,这种所谓的“自我
述职汇报”的方法,显而易见是企图给总书记及其周围的人以打击,给我以压力,
迫使我改变立场,而一旦得逞,那便是政治上的胜利,进而再由此引出“组织结论”。
最后,所有的领导成员都作了汇报,成绩各不相同:有人“一炮”打响,因为
事先精心作了准备的发言,极善从光明面着力表现自我;有的人回答问题时“神志
不清”;还有人脸色苍白,显得平庸。
述职汇报以及有计划地对领导的革命路线实施猛烈的抨击之后,“家宴食谱上
的美肴”已近耗尽。活儿就转到分组会去干了。在稍有建设性味道的气氛中举行了
全体会议,会上各分组会的头头汇报了各组的情况,某些政治局委员回答了有关问
题。
问题是各式各样的,有嘲弄挖苦的,也有善意关怀的。我的同事都能选定恰当
的语气,列举颇有说服力的论据,由会场上的气氛可以看出大多数人对此是满意的。
代表们情绪上的转折明显地反映在他们所写的建议停止对个人述职汇报作出评价的
字条上。哈里托诺夫代表写道,不应该对政治局委员进行审讯。“也许,这样做会
使有些人满意,但每个人都应该放聪明一点,不要把代表大会搞成没完没了的审讯。
要知道我们正在朝着更加文明的社会发展,有人却在召唤我们回到1937年去”。这
一席话赢得了掌声。
我抓住情绪的转折,提请大会对中止听取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述职汇报的
议案投票表决。投赞成票的计3078张,反对票1113张,弃权票50张。如果把这一次
同三天前的投票结果相比较,那时候主张要对个人述职汇报作出评估的有2557位代
表,反对的1393位。看,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多大的“摇摆”啊。理智逐步压倒了狂
热,普通代表受到“强制”的影响减弱了。
关于就政治报告辩论作总结发言该怎么说,我想了很多,也常在和同事们议论。
原先经过深思熟虑,精雕细琢的文本我手头没有,于是只好干坐了大半夜。7月10日
凌晨,我发了话,想要核实几处要点。
“改革的政治方针、在社会主义选择的范围内革新整个我国社会的政治方针,
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大多数代表都明白,这一方针是由现实生活中提出来的,尽
管有错误、失误和延误,尽管国内局势充满矛盾冲突,但业已发生的变革的总的结
果是可观的、进步的。
主要成果是:社会获得了自由。自由解放了人民的力量,使千百万人得以投入
政治生活,并使迫在眉睫的改革大业开始启动。没有自由,就没有这次代表大会的
那种气氛。
另外一个问题是,无论党也好,整个国家也好,无论旧有的还是新成立的运动
以至我们的新政权机关,我们大家都还没有学会运用已经获得的自由。党的危机的
根源恰恰在不善于、也不愿意去弄明白:我们已经生活并工作在一个新的社会里,
这个社会具有广泛的、实际上是无限的公开性和史无前例的自由。需要有另外一个
经过革新的党;不搞民主化,不加强同人民的直接的联系,不积极开展群众工作,
我们就会丧失阵地。”
当谈到在改革的主要方向上下一步该怎样做的时候,我提出要把经济改革战略
摆到首位。我说:“我国的全部历史证明,通过对指令性体制的修修补补来摆脱国
家和公民所处的困境的做法是毫无成效的。如果硬要这样走下去,我们会把国家搞
垮。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证明,现在的问题只是,在市场条件下能
否有完备的社会保障机制,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劳动者的制度所
特有的东西能否得到保障。答案是:不但可以,而且正是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才可能
大大地增加社会财富,从而使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宣布打算向市场经济过渡一事使人民感到恐慌。市场是以商品货架空无一物和
物价昂贵的形象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从价格开始不是办法,不改革价格形成,也就
无所谓市场了。总之,我们要扭转这个印象,并在9月份以前向最高苏维埃、向社会
提出经过反复斟酌的建议,以便让它们确定立场,并作出选择。”对于改造党而言,
最重要的,当然莫过于确定其纲领目标。“全部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社会主义。
有些同志认为,只要我们现在在纲领性声明中写上仍然忠于老的观点,那么一切就
都到位了。到什么位呢?我们不是又要回到我们60多年来一直呆着的那个老地方了
吗?那种状况造成的后果是尽人皆知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是一部什么都按照章节、条条、规则和原则分别写好
的教科书。它将随着社会主义本身一起形成,将随着我们促使国家变成一个丰衣足
食、安居乐业、文明、精神生活丰富、自由幸福的国家一起形成。随着我们重新掌
握全人类的价值观念,不是把它作为某种阶级方面异己的东西,而是作为正常人应
有的正常的东西来掌握。这些价值观念可是历时好几百年才锤炼出来的啊,对它们
采取轻视态度已经给我们带来众所周知的后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将在使国家参
加到共同雉动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形成。正因为如此,广范的范围是由新思维决定的,
而新思维已经在全世界作为我国新的国际主义被接受下来,这种国际主义是要把世
界团结起来,而不是把它分裂成为互相对抗的阵营。
我们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继承高级的思想方法论、辩证法的思维方
式,这将是我们理论上和政策上的依据。但是我们决不允许把经典作家创作的一切
变成例行的简明教程,看来,有人对此感到遗憾。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它对于改
革、对于社会都极其有害。”
坦率地说,我对于这些话能受到掌声欢迎感到高兴。这说明,人们已开始思考,
开始怀疑那些原以为不容怀疑的基本原则了,他们不愿意再次受制于仅仅享用一份
可怜的精神口粮了。
我还不得不出来维护我国的对外政策,当时原教旨主义者将其作为攻击的对象,
指责领导“丢失了”东欧(就好像那是我们的殖民地一样!),在西方国家面前
“屈膝投降”,还“出卖了”阿富汗。其实,“维护”这个词用得未必合适。我是
竭力想证实,只有顽固不化的“鹰派人物”才会咒骂能够结束国家的超军国主义化,
使世界摆脱掉核毁灭,为我国进入世界经济结构和世界政治结构的一体化创造前提
的方针。
我的最后一个题目是:党和政权。“许多代表都对苏共丧失威信,党受到其他
政治力量所排挤,在某些地方共产党员被迫转入反对派,深表忧虑。这可是实际情
况。如果党的干部仍然打算回复到过去那种可以从中央得到管理一个区。一个市、
一个州、一个共和国的委任状,不管你工作得如何、人们对你有何想法,你都可以
在这个岗位呆上一辈子的时代,那就不会有任何向好的转折。昨天是无论如何拉不
回来的了,而且无论怎样的专制(如果有谁脑子里还有这种梦中般的想法的话)也
都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只要我们大家还不懂得苏共对政权和管理的垄断已经结
束,党就不可能得到改造。即使我们能够在选举中赢得多数(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为
赢得执政党地位而工作),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同非党代表合作,同其他真正
关心国家命运的、法律上承认的政治流派的代表合作。要同宗派主义情绪、同这一
垄断彻底决裂,并从党的工作人员和全体共产党员的思想上根除这些东西。”我以
这一思想结束了我的发言。
宣布中间休息。我刚从讲台上下来,代表们就把我围住了:有人想跟我谈谈印
象,有人急于利用机会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人就只是想让我记住他。所有这
一切都是人性自然的表露。记者们也蜂拥而至,要求进行简短的采访。我摆脱羁绊
之后进了休息室,政治局全体人员都已聚集在大桌子旁。大家纷纷表示祝贺,真诚
的程度参差不齐。我记得很清楚,在一片赞扬声中也有利加乔夫的嘉许。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今天情绪极好。一篇提纲挈领的演说,一个准
备充分的纲领……”
我不敢担保每个字都那么有分寸,但总的意思确是如此。我很感激,但自忖:
莫非我真的相信这些说法了?然后立即想到,他是在耍滑头,是想解除对他的盘算
的怀疑。最近以来,我不止一次不得不在政治局“开导”利加乔夫。的确,他是右
翼的领袖,这一点对谁都不是秘密。我们面临选举,他已经“试着坐上了”党内的
第二把交椅,而且还对能赢得总书记的祝福寄予希望。
接着,开始起草决议。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首次对这一工作如此认真(我这样说
是把列宁时期排除在外的,当时根据速记记录,即使是最简短的文件也总要对草稿
进行讨论,而且气氛活跃)。至少在我所曾经参加过的代表大会上一切都纯粹是走
形式而已,工作简单化到了粗俗的地步。在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干脆决定无须
故弄玄虚,因为“列昂尼德·伊里奇指勃列日涅夫。作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那里
面无所不包,就让我们通过一项简短的决议:一切照总书记总结报告里的原则办。”
是的,这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也与历次大会有着很大的差异。当组建文件起草
委员会时便出现了尖锐的争论。比如,有不少代表对奥托·拉齐斯参加其中的一个
委员会(党章起草委员会)表示抗议。尽管我认为他当时的观点还是相当有分量的,
但对他发表在《消息报》上的文章不满意。有人把改革派人士排挤在外,与此同时
却大量吸纳秘书班子里的代表。
我觉得,这两种人参加委员会都是理想的对象。委员会略为大一些是可以的,
但不应该给人以印象,似乎有人害怕生出什么事来,也不能因有各种不同的派别和
不同的观点而设置人为的障碍。当选举各委员会的主席时,角逐就尤其激烈了。候
选人拉祖莫夫斯基在竞争党章起草委员会领导人的职位时落选了。当时我就提议由
我亲自出任,结果当选了。
起草纲领性声明的委员会由梅德韦杰夫主持。觊觎农业政策委员会主席职位的
人多达11名。有人以戏剧性的基调提出由利加乔夫来领导这个委员会的问题。这说
明,担任这一职务的活动家似乎就领到了一张“通关资格证”,是取得了代表大会
之后仍能留在党的领导组成之内的一种独特的保证。这是利加乔夫的支持者全力维
护他们利益的代表人物的做法。顺便提一下,在投票表决他时场内一片掌声;而赋
予阿巴尔金领导经济政策问题委员会的提案,则被持有保守情绪的代表否定了。
我想根据个人的经验来转述一下这些委员会的工作气氛。一般说,如果由总书
记来担任某个委员会的主席,那他似乎总会把实际工作中的全权托付给身边最亲密
的人员中的某一位。这一次,尽管争论很激烈,加之我必须经常出席代表大会,但
我还是不得不亲自召集好几次党章起草委员会的会议。
我就经常在代表大会主席团和我那个委员会的办公室之间“来回穿梭”。我结
识了许多很有意思的人,我把其中有些人列入了“中央调人名单”中,并通过这张
名单将他们调进了苏共中央领导机构。
我想,既然当时在党章里已经把党的民主化问题确定下来,那就总会有比较积
极的结果,没料到民主化的历史到1991年8月居然中断了。这里我所指的首先是扩大
共产党员和基层组织的权利,以及各共和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削弱中央集权、下放
职能有了保证,而吸纳各共产党的领导人参加政治局又保证了行动的统一。
每天都有人向我汇报其他委员会的工作状况。经济问题委员会里改革派和保守
势力双方之间的观点严重对立。关于所有制形式的交锋以“劳动者私人所有制”的
提法取得一致而获解决。正统派分子自始至终为反对市场而战。最后,委员会坚持
了符合已由社会认可,且在最高苏维埃例会上得到确认的立场。这段时间内,政府
已在为采取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紧急措施提出建议作准备了。
这是一场持久而紧张的斗争。只是到第13次会议之前,整个代表大会期间才出
现转折,我在这次会上作了总结报告。前面还有激烈的争斗,那是同选举新的领导
有关的争斗,但主要的问题已经解决,我们不能容许使党偏离既定的改革方针,我
们已经为党的改造奠定下基础。
第十六章 新思维和对外政策
出发点
要在经济领域和政治体制中实行彻底的改革,就必须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相应
的改革,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否则是不可能的,这个道理大概不证自明。作
为开头,至少也得把“冷战”的积雪扫除干净,把由于我们被卷人世界各地的冲突、
参加糜费精力的军备竞赛而带来的种种问题所造成的压力缓解下来。必须认识到,
无论就国内而言,还是就国际而言,“长此下去是不行了”。
此时日益逼近的危机已经有目共睹。增长速度的减慢,技术和工艺落后于发达
国家,人民生活质量水准低下,一切都说明一场重大的改革势在必行。早在我当选
总书记之前,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关于对外政策必须进行重大改革的一些想
法就在头脑中形成了。我并不是要说我的文件包里此时已装着一份详尽的行动计划,
而是说此时已经有了一个相当明确的目标和关于头几个步骤的大体上的设想。所以
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的改革开始齐头并进,一个方面的成功推动着另一个方面的改
革,而挫折则会使两个方面的改革同时受阻。
但是,无论“第一把手”的思维方式和意图多么重要,总书记也不能独自统揽
对外政策。况且这里所谈的并不是什么小事,而几乎是180度的大转舵。当时必须让
国家集体领导班子认识到这个必要性,对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则必须予以更换。这
项工作由我做了,读者对此已经了解。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领导班子。党中央、外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外贸机构中
国际部门的机关人员,总体上是保守的,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受到的“训练”并
不亚于那些内务部门的官僚,很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在“国际战线”上
确有不少向往变革的分析研究人员和专家。把这些人提拔到外交领导岗位上来,是
我的最初的几项任务之然而在这之后,事态仍然进展缓慢,党的二十七大决议和向
无核世界推进计划已经通过,人事方面已经做了调整,可是“外交马车。依然墨守
成规,步履维艰地走着老路。
1986年5月底,关于苏联外交新作用的问题提交外交部的会议讨论,驻各国的使
节、在莫斯科的“外交界精英”全都应邀到会。会议先听取并讨论了部长的报告,
后来(5月28日)我也向这些国际问题专家们发表了讲话。讲话的主题是:外交机构
跟不上步子,滞后于政治领导班子的构想和实际步骤。我把这次会晤看做是全面贯
彻新思维工作的开端。
很难说当时世界上的事态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因为我们在新政策框架内采取的
步骤一开头就因为西方各个政治中心不理解、不接受而屡屡碰壁。这里起决定性作
用的是广大公众能否认识到:世界正濒临深渊,不能听任事态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了。
政治家们不能不正视这一事实。
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最重要的不是获得同情、怜悯,而是获得理解。为了
首先求得理解,我努力把自己对必须进行的变革的看法写进《改革与新思维》一书。
该书列举了我认为取代战后国际秩序的新国际秩序应该赖以构建的理论公设。这就
是:各国和各民族相互依存、利益均衡、选择自由、连带责任、共同解决当代全球
性问题。
我们认识到了必须破除对外部世界的扭曲观念,它几十年来使我们和外部世界
对立,这不仅仅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对社会意识,对科学和文化,对国家
的知识潜力,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当代相互依存的世界,一个闭关锁国、思想封闭、
与全球的发展隔绝的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今天,任何一个社会,只有在和其他
社会互动而又保持本色时,才能够得到充分发展。
我们认识到,不顾及他国的安全利益,就无法保障本国的安全,而在核时代不
可能用军事手段建立起可靠的安全。这促使我们提出了全新的全方位安全观念。全
方位安全囊括民族间关系和国家间关系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人权。
如今这些论点已广为人知。讲话、文章、学术专著中都千百万次提到它们。在
那个时候,这些论点在国内外都是很难一下子被接受的,在实际中贯彻这些论点的
尝试更谈何容易。我记得我于1986年1月15日发表声明,提出了使人类全面摆脱核威
胁的建议。这项建议遭到了怀疑和讥讽,被说成是苏联司空见惯的“和平斗争”中
又一个宣传花招。没有多少人相信在几年之内能够使核裁军事业获得切实的进展,
能够结束“冷战”,能够填平使东西方隔离的鸿沟,能够妥善地而不是唐突地解决
世界政治中的其他难题。
其中最“棘手”的难题,无疑是超级大国的军事竞争。通过对话和理智的妥协,
苏美关系得到了改善,这使整个国际气氛出现转机。
承认所犯过的错误,吁求睦邻友好,从而消除了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不和。苏联
和日本开始了富有成效的对话。符拉迪沃斯托克倡议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倡议,使
面向幅员辽阔、前程远大的亚太地区的窗子化掉了冰霜。
同欧洲各国领导人的会晤,就降低军事对抗水平所采取的重大措施,东欧.国
家摆脱“超级大国的束缚”,全欧进程获得的新动力,所有这一切促进了欧洲作为
全球积极变革因素所起的作用得到了恢复。
谈判过程尽管遇到了重重阻力,却初见成效,为调解区域冲突和不断改善国际
气候奠定了基础。如果说以前“苏联威胁”这个概念左右着我国同西方的关系,那
么到了1989年初只有那些抱残守缺的顽固派还把这个可怕的词句挂在嘴上。几十年
来对苏联有增无减的恐惧开始消散。“反苏堡垒”对亚美尼亚地震做出的反应成为
令人惊奇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坦诚和感激
之情接受了同情和援助,这是国际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的象征。
新的对外政策开辟了与当代世界西方、南方、东方的各种不同力量进行接触和
交流的可能。就在不久前似乎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的一些集团,原来我们和他们的
代表人物也可以找到共同语言和相互谅解。
战后年代第一次,恐怕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国家的安全增强了,但不是靠扩
充军事实力,不是靠追加数额本来就巨大的国防开支。正相反,我们可以按照单纯
防御的观念修改我们的军事学说,开始削减武装力量和武器,着手将军工生产转为
民用生产。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考虑到了北约国家的回应行动将无损于苏联的
安全。
从1994年的“高度”回顾过去几年,必须承认,尽管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我
们国家和国际社会遇到的麻烦依然有增无减。新的问题取代了先前的问题。必须继
续走下去,根据已经取得的经验更新“新思维”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历史
记载着今天提出的许多问题的答案。例如,成功的协议,其原因何在?这些协议又
是用什么方式达成的?从另一方面说,那些至今仍令人伤脑筋的国际问题,妨碍它
们解决的障碍在什么地方?
下面我将对这些情况做出如实的阐述。决无隐瞒和矫饰。
苏美关系的转折。第一步:日内瓦1985
我本人和我的一些国际事务中的同道,都认为应当从美国着手。美国既是一个
超级大国,又是公认的西方世界领袖,没有它的首肯,任何企图求得东西方关系突
破的尝试都将无果而终,甚至会被看成是“阴谋”、“离间”等等。罗纳德·里根
不同于社会民主党人帕尔梅或社会党人密特朗,他曾经把苏联称为“罪恶的帝国”,
由于实行“里根经济学”、人侵格林纳达以及其他种种劣迹而遭到我国宣传界的痛
斥。同这样一个人寻求共同语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经过漫长的谈判,我们才就1985年深秋在日内瓦同他会晤达成协议。
苏联代表团下榻在苏联代表处大楼,部分谈判、招待罗纳德·里根和南希·里
根的宴会也在这里举行。美国总统住进了距日内瓦五公里的一所二层楼房,美国人
还在日内瓦湖畔租了一幢名为“弗莱尔德奥”的别墅供谈判用。
苏美首脑最近一次会晤是在1979年夏天,距今已有六年半之久。国际形势已经
极度白热化,北大西洋公约和华沙条约两个强大的集团,各自筑起核弹头导弹的篱
笆,彼此对峙,闹得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无怪乎全世界都把眼睛“盯住”了日内瓦,
为了报道这次会晤,有3500名记者云集于此。
11月19日10时,我乘“吉尔”牌汽车抵达“弗莱德奥”别墅。里根出来迎接,
走下台阶。我们初次见面就很自然随意,无拘无束。旁观者甚至觉得我们立刻用双
方都懂得的英语或世界语交谈了起来。里根邀我与他合影,我们便走进楼里。和我
在一起的有谢瓦尔德纳泽,我当时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雅科夫列夫,副外长格·
科尔尼延科,驻美大使阿·多勃雷宁,党中央部长列·扎米亚京。美国方面参加谈
判的有国务卿舒尔茨,白宫机关领导人里甘,驻苏大使哈特曼、安全助理麦克法伦、
白宫和国务院工作人员尼采、里奇威、梅特洛克。
对日内瓦会议,我们的态度很现实,不指望达成重大的协议,只希望为进行严
肃的对话创造一些前提条件。不无重要的是,让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彼此“端详”
对方,就当今世界和本国所起的作用交换看法,思考一下为缓和敌对情绪、建立合
作关系可以做些什么。后来我得知,美国人曾经想要弄清楚,撒切尔夫人赞扬戈尔
巴乔夫的话究竟有几分道理,戈尔巴乔夫究竟是不是“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我
认为这是他们对之感兴趣的最重要的方面。第一次会晤的任务是十分明确的。
按照几十年来形成的惯例,在出行之前,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制定、审议、批准
一份给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指示。这份指示是在我直接参与下由外交部、党中央国际
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起草的。人所共知,指示有各式各样。如果就政治对话而
言,那么这仅仅意味着阐述应告知对手的立场观点,并要求弄清对方对所讨论的问
题的看法。如果是指具体问题谈判而言,指示则含有硬性的规定:我们提出什么,
以及我们准备采纳什么。我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和现在都有人在发表
许多浅薄无知的议论,包括一些无中生有的臆测,说什么总书记凡事都独断专行,
竟然做出了得不偿失的让步,如此等等。
除了基本观点外,还准备了一些备用观点。这些观点可在接受得失相当的妥协
时做应急之用。如果意见达不成一致,一项议题便被搁置下来,这意味着此项议题
必须由某方作进一步的分析。我就以削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个最具思辨意义的题
目为例,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研究议题的工作通常由相关部门准备建议开始。准备阶段的协调人角色,最初
几年照例留给外交部。后来,由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在政治局下属设立了一个专门
委员会,其职责是在主管部门提交了指示草稿或总结性文件之后协调准备工作。该
委员会多次开会,听取外交部、国防部、科研院所、国家计委、军工联合体委员会、
包括科学院院士在内的著名专家学者的意见,并为他们之间必然会发生的分歧寻求
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有关最重要的结论和有争议的问题,都向总书记汇报,后来
则向苏联总统汇报。这件事通常由扎伊科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两人来做,有时有亚佐
夫或阿赫罗梅耶夫,切布里科夫或克留奇科夫等人在场。这种在提交政治局之前的
讨论,具有定期性质。
经过多次协商和我的指示之后,大家选定某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要汇报给政治
局,同时也把那些不同的意见报上去,也就是说,最高领导的成员能够得到关于辩
论情况的通报,有机会了解可供选择的观点。
政治局的这个专门委员会长期以来由扎伊科夫领导。军备问题中有两个方面,
一是某种武器的用途,一是该武器的生产。扎伊科夫对这两个方面都十分精通。凭
他在军工领域的工作经验和对技术的通晓,想欺骗他可没那么容易。更何况他一身
兼备高级专家的品质和排难解纷、协调议案的本事。他善于息事宁人,调解部门之
间的冲突,防止外交部在纯专业问题上造成失误。与此同时,他还善于“敲打”国
防部,揭穿军工联合体的保守主义和狭隘的部门主义观点。
顺便提一句,国防部明明知道军备竞赛使国家不堪其苦,我在莫斯科工作期间
他们却一次也没有提过裁减军队和压缩武器生产方面的建议。
国防部的代表们在研讨重大裁军倡议时,常常把脾气火爆的高加索人谢瓦尔德
纳泽(时任苏联外长的谢瓦德纳泽是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人)搞得怒不可遏。他有时
找到我,扬言说:“我再也无法跟他们一起共事了!”我总是对他好言相劝,吸收
扎伊科夫参加,当我了解到他们已经争论得不可开交时,便亲自参与。有时我请谢
瓦尔德纳泽和国防部长索科洛夫一起过来,后来再请他和亚佐夫、阿赫罗梅耶夫一
起或者他和亚佐夫、莫伊谢耶夫一起过来,大家坐下来,对全部情况进行详尽的分
析。
当然,制定原则问题方面的政策基础,确定符合国家利益和国际形势实际情况
的立场,这都是政治局、总书记的权力。所以这项工作是集体做的,而且做得极其
扎实。我们的公文包里当时装了不少主张和具体建议,正因为如此,在和美国总统
第一次会晤时就开始探求当时最迫切的核裁军问题的解决途径了。
在日内瓦,谈判及其他会晤总共占去大约15个小时。有5次或6次我们是单独会
晤的,而且每一次都违背了“时间表”的规定。仅此一点足以说明,会谈绝不是礼
仪性的,绝不是与会者把更多的时间用来看手表而不用来做事情的那种。不是的。
我和罗纳德·里根的会谈是时间紧凑、内容丰富的,有时候还是感情冲动的。最重
要的是,我们的谈话很坦率,而且彼此越是增进了解,谈话也就更加友好。当人权、
地区冲突、臭名昭著的战略防御计划成为辩论题目时,双方都慷慨激昂。不过,在
会谈结束时我感觉到和里根是“可以打交道”的。
现在让我顺序叙述。第一天是从单独会谈开始的,本来应该谈15分钟,却谈了
一个多小时。我翻看记录,最先映人眼帘的是交谈双方“极端意识形态化的态度”。
起初这更像是“头号共产党人”和“头号帝国主义者”的大辩论,而不是两个最大
强国的领导人务实的对话。我竭尽所能地回击关于侵犯人权的指控,不过我并不是
一直都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则反驳我对军界和工业界集团在美国所起的作用和这
个集团在建立一个从事反苏工作的强大宣传机器方面所起的作用所作的评价。而对
于把世界推向灾难边缘的疯狂的军备竞赛,我们两人则言词激烈地相互推卸责任。
当时我们两人既各有各的道理,又都没有道理。事实是,世界的分裂、战争威
胁的加剧,苏美关系的极度紧张,两国都负有责任。但是,这种相互认错的局面并
没有出现在日内瓦峰会上。还需要假以时日,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思考,需要认识。
至于说到我,早在就任总统时我就说过,苏联和美国错过了战胜法西斯后出现的建
设新型国际关系的机遇。我们的美国伙伴目前还只是向着承认事实这个目标前进。
干扰仍然来自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有人试图把“冷战”的结束说成“资本主义对社
会主义的胜利”就是明证。
可见我们在日内瓦从会晤的最初几分钟起就在进行可谓实质性的会谈了。我在
那时就说过(虽则只是笼统地):我们不打算滞留在阿富汗,我们主张用政治方式
解决阿富汗冲突。
第一轮谈判就表现出了对抗、互不信任、政治上的冷漠规模是巨大的,性质是
尖锐的。当我们开始讨论地区冲突时,这种印象则有增无减。里根长时间谈到我们
对第三世界事务的干涉,抱怨说这种干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
的紧张关系。我在一次有双方代表团参加的大范围会谈中做了如下的答复:我们是
在帮助各国人民争取自由,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建立军事基地的计划,也不打算
“输出革命”。在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行动和美国在它的切身利益所在的区域所采
取的行动并无不同,只是美国把这个区域实际上扩展到整个世界。
午休时间我们回到住处,我在那里和同事们谈了和里根单独会谈的印象,并指
出,在政治层面上里根不仅仅是个保守派,而且还是一条“恐龙”。大家一致认为,
对话必须坚持下去,但是不能偏离目标,不要放过达成理智协议的一次小小的机会。
吃过午饭后我们又返回“弗莱德奥”别墅,开始谈武器监督问题。我的对手显
然“急欲投入战斗”。我后来才得知个中原因:美国人按照他们既定的策略,企图
先发制人,公开已准备好的主张,以便迫使我们加入他们的游戏。于是他们旁征博
引,大谈坚决削减进攻性武器和同时建立防御系统的好处。总统义愤填膺地把威慑
政策驳得体无完肤,正是这个威慑政策导致了军备竞赛,为人类生存造成了威胁。
里根在他建议的最后说了一句充满激情的话:这是一条“最好的出路”,苏联不必
害怕战略防御计划。这位总统想尽量把话和盘托出,提出了“实验室开放”的主张,
最后声称一旦这项技术开发成功,他将力主与我们分享这项技术。
他们对宇宙空间战略创意提出的种种辩护理由,使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印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想象力的驰骋,而且其用意是使苏联在谈判中变得易于被
说服吗?或者不过是一种不太高明的计谋:稳住苏联,而他们自己把疯狂的“主张”
推行到底,建立起一道屏障,可以有恃无恐地施行先发制人呢?我手头上有专家学
者们的评价,里根提出的一连串论据并没有陷我于措手不及的境地。回应是激烈的,
果断的。
我说,从总统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对战略防御计划是很执著的,而这无非是
想通过一个宇宙空间系统为施行先发制人而建立一道屏障。在这方面发表的泛泛的
议论,做出的种种“保证”,不会使我们被迷惑。这只能证明美国不相信我们。那
么为什么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就必须超过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呢?
战略防御计划是军备竞争的继续,只不过是在另一个领域,一个更加危险的领
域。怀疑和不安将不断增强,每一方都担心被对手超过。苏联反对把军备竞赛转移
到宇宙空间,但是,如果美国听不进去理性的论据,不肯响应寻求停止军备竞赛和
削减现有核武器的途径的呼吁,那我们别无选择,只得给以回击。我应当说明,在
原则上我们的回击手段已经有了。这种回击手段是很有效的,造价较低,可在较短
时间内实现。
国务活动家不能把他们凭着“地位”的原因所了解的一切都张扬出去。即使到
了今天我也不能把某些细节透露给读者。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声明:这决不是虚张
声势,研究结果表明,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回击手段的确会像我们警告的那样。
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像我们走进了死胡同……”沉默,一阵紧张而沉重的
沉默开始了。沉默显得很漫长。
“为什么我们不出去走走呢?”总统问。
“我看这倒是一个好主意,”我表示赞同。
我们两人从桌旁站起来,在几位译员的陪同下走进一个内院。我们朝一幢建筑
物走去。这是一个游泳池。那里面的会客室–如果可以这样称呼我们进去的那间
小屋子的话–点着壁炉。散步、新的环境、薪柴燃烧发出的毕剥声,顿使紧张气
氛消散。我们刚刚在椅子上落坐,里根便又急忙推行他的策略上的“锦囊妙计”了。
他担心我们现在已经是单独在一起,我又要谈战略防御计划这个题目,便决定抢在
我前头,从衣袋里掏出武器监督建议递给了我。而且,照我的理解,这不是供讨论
用的,而是供采纳的,并作为指令发给我们的谈判人员的。
这是用英俄两种文字写成的、含有9个项目的一组建议。其中有多东西由双方通
过这种或那种方式讨论过,但是未能达成协议。里根强调指出,美方正是把这些建
议看做是一揽子建议。
我不慌不忙地看了一遍之后说,读第一遍时就发现我们不能接受的东西很抢眼,
首先一点就是,如果全部采纳这些建议,美国就能够继续推行战略防御计划。里根
点了点头。我回答说:“这正是我们不同意的原因。”后来的辩论表明,我们不过
是在原地兜圈子罢了。谈话结束了。炉火熊熊,房间里温馨而舒适,可是说心里话,
这次交谈没有使心情好转。我们走出房间,我感觉外面很冷:不知是因为离开了壁
炉的缘故,还是经历了一场热烈争论的缘故。这时里根突然邀请我访问美国,我则
以邀请他访问苏联作为回答。
“我接受邀请,”总统说。
“我接受您的邀请。”我说。
这就是说,在那个艰难的一天里,我们两人身上毕竟发生了某种重要的情况。
我认为有两个因素起了作用:一个是责任感,一个是直感。中午的时候我的想法还
不同,就是傍晚分手时,我们仍然坚持着对立的立场。但是,“人性因素”在不知
不觉中开始起作用。敏感的嗅觉暗示我们两人不要走向决裂,要继续进行接触。在
意识深层的某个地方,对可能达成协议萌发了希望。
第二天,苏联代表团是接待方。我做为主方,在苏联代表处门口迎接了里根。
我们登上楼梯,停下来等拍照,然后谈判人员再一次面对面坐了下来。大家的情绪
有所转变,彼此相互“适应”的结果显现出来了,而且昨天关于互访的协议也令人
产生一定的期望。
我再一次和总统单独会谈,这次谈的是人权。里根有他自己的打算:单独谈这
个题目可使会谈以非对抗方式进行下去。我想他是在摸底,看我有什么反应,可又
不愿意当着同事们的面这么做。
从他的话里我没有听到什么新鲜东西。早在会谈筹备期间美方就把人权问题提
到了首位。他们不仅通过外交途径这样做,而且还通过新闻界这样做。里根一开场
就声称,苏联如果想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就必须改正它在人身自由方面的声誉。总
统用下面这个事实作为他的论据: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它对这个问题极端敏感,
没有一位政治领导者能够忽视这个问题。
我则阐述了我自己对人身自由的观点。而且首先强调了一点:美国不应把它自
己的标准和生活方式强加于人。
接下去,谈话在代表团成员中继续进行。我对总统和他的同事们说,削减百分
之五十武器的谈判因战略防御计划而受阻,美国政府必须对之采取某种行动,否则
削减核武器就无法实现。里根坚持他的那一套,我们也不打算让步。漫长的、有时
变得很激动的辩论暴露了不可克服的分歧。可以想象到(关于这一点好像有人写过),
美国代表团和我们的代表一样,也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结束这次峰会呢?
看来,只有一件事还给人带来希望:无论哪一方都不愿意让日内瓦会谈无果而
终。因为那样一来,就会被人看做是超级大国领导人的个人失败,而更重要的是,
那样一来就会在广大的舆论界造成失望,使千千万万人对我们的会谈所抱的希望化
为泡影。那种把失败归罪于另一方不肯让步的屡试不爽的做法,这一次也不会很灵
验了。最起码也必须宣布会谈将会继续进行。
我们午饭后碰面时商定责成谢瓦尔德纳泽和舒尔茨两人研究一下,是否可能搞
出一个协议。这一段时间我和总统一直呆在苏联代表处,等待结果。到了17点才明
确,在许多条款上分歧十分严重,达成协议的希望微乎其微。我们于是分手,相约
在代表团范围内寻求摆脱窘境的可能。
接下去,由我和里根委托有关人员继续协作,并在傍晚报告结果。我开玩笑地
补充了一句:“但愿他们不会败坏我们的好心情。”
在谈判期间还有一些其他活动,包括相互之间的宴请。我们都携夫人和直接参
加谈判的人员出席宴会,围坐在一张张小桌前进餐。除此之外,根据议定的礼仪规
定,夫人们还举行了两次茶话会。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来日内瓦时带了一些苏联儿
童的画。这些儿童都是1984年国际儿童绘画比赛的优胜者。他们的画在苏联代表处
展出,引起了很大兴趣–它们充满了善良、天真、友好。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便
邀请南希做一次短暂的参观,这使得两人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刻。
后来她们又一道参加了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博物馆大厦奠基典礼。她们和弗格
莱尔女士把一封由她们签名的信装进密封盒放在基石下面,信的内容如下:“奠定
这块基石是希望本博物馆将有助于增进理解,加强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鼓舞
全世界的后代为全人类去寻求和平和和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活动安排还有
访问一个农民家庭、世界卫生组织、一所大学和一所图书馆。当我们来到为里根夫
妇租赁的那幢楼房时,为了使谈话不受拘束,这一次我们仍被安排坐在点燃的壁炉
旁。报刊上登出了一条新闻,标题为《壁炉旁的会谈》。的确,壁炉起了一定作用:
谈话的气氛变得温和,言词不再那么咄咄逼人,焦躁让位给沉思,大家更愿意理解
对方了。
早在第一次会谈时我就发觉里根不喜欢过问具体问题。有人对我说过,送交到
里根办公桌上的信息资料一般只有一、两页,最多也只有三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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