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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回忆录(7)2012-07-15 05: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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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政治改革
选举
如果想简要地说明政治改革的意思,它是怎样构思的,又是怎样实施的,可以
说,就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
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因此,完全可以理解,改革的成败,尤其在初始阶段,完
全取决于苏共对待改革的态度,因为实际上苏共本应自动舍弃原来的独裁专制。这
是一场极其复杂、痛苦而又特别严重的政治战役,可以说对于党内的高官阶层来说,
那是“致命的结局”。“退位”,意味着这批人将逐步失去他们原先所享有的特权,
意味着他们将从当今世界强者地位下降为平民百姓。
不难理解,党政官僚阶层肯定对这些新政措施极端仇视。当时,政权的关键部
门还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因而只有两种办法才能使改革取得成功:组织社会上大多
数坚决主张彻底变革的力量,对党政官僚阶层施加强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运用策
略手段削弱上层的抵制,孤立其中最保守的部分,广招具有新思维的人士一起参与
改革。不采取策略手段应对,已经形成总体体系的强大的官僚阶层是永远不会拱手
让出权力的。
我想提请读者注意这一点,因为正是这种情况构成了民主派不断对我进行无情
批评的根据。而且也不只是民主派,就连我身边极亲近的人也不例外。不管人家怎
么指责我,说我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个党僚,无法从心底里摆脱对党内那些上层人物
的依恋,我在他们中间度过了许多年有意识的生活,无法摆脱受他们固有的那种思
维准则的影响。我本人对此持另外的看法。我未曾迅速处理干部问题的原因,在许
多情况下是我力求避免那艘“船上骚乱”:这很可能会在早期就把政治改革葬送掉。
也许,整个这个话题在所谓的百人党团这件事上显露得最清晰不过了。无论是
当时,还是现在,我都确信苏共有100个席位正好提出100名候选人的做法是正确的。
要让当时党领导的某些成员落选是不能允许的。这样做会立即把这些人推到改革事
业隐蔽的或公开的敌人营垒中去,使形势严重复杂化。要是不让已被列人表决名单
的钦基兹·文特马托夫、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以及其他曾积极支持过改革
的搞创作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当选,那肯定会带来更加消极的后果。
我的估计是:如果候选人名单中列人比如说103~105人,获“黑球”数最多的
可能使是利加乔夫、乌里扬诺夫和雅科夫列夫。假设这张名单再增加 10个候选人,
那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像:斯柳尼科夫、尼科诺夫、梅德韦杰夫、扎伊科夫、普里
马科夫,以及和他们一起的著名的作家钦基兹·艾特马托夫、达尼尔·格拉宁等人
都难免通不过。继而被排斥在外的将是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再说一句,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必花大力气就能找到一个保证选民能善
待他们的地方。不过这将会与按党的名单选出的那100名代表所代表的作为一个社会
组织的党的意图相左了。我得承认,起先我自己也曾动摇过。该怎么办呢?经过深
思之后,我得出结论:总书记应当到议会去,不是以个人的身份,而是以党的领导
人的身份。
还有,中央一月全会(1989年)的选举程序不排除还会有某个候选人落选或当
选的可能。因而,民主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丝毫没有受到践踏。
既然已经提到红色百人党团,在某些民主派的出版物里恶毒地给它打上了叉叉,
我就不能不谈谈关于社会组织在议会中的直接代表制问题,何况长期以来它早已成
为大众议论的话题。就此展开的批评有时相当尖锐,我们的反对派并没有花精力真
正去思考这一决定的理由。我当时就认为这项决定是必要的,现在仍坚持这样的看
法。
从形式主义的观点出发,事先确定名额的“社团代表制”是无可指摘的。在这
种情况下,当选代表不大会获得人民大众的核准。应当注意到,这样一来真正能得
到当选代表证书的,只是代表整体中比较少的一部分人。这种方法从一开始就想到
了只是一次性做法。后来,相应的提法已在宪法中作了修正。
所以,谈不上什么违反。可是,采用这种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多么重要的问题啊!
我们应当有清晰的概念:在当时那些钦定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以及他们手中握有
无限权力的情况下,许多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尤其是那些从事科技工作和搞创作的
知识分子当选的机会是很少的。这就是说,新一届议会所面临的,不是社会的政治
观点迅速向前的威胁,而是向后倒退的威胁;不是成为改革之动力的威胁,而是成
为改革之阻力的威胁。社会团体的直接代表制,可以使代表整体中进入一批人数虽
然较少、但对于未来议会的形成却是相当重要的有影响的民主派活动家,他们是通
过工会、共青团。妇联、创作协会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提供的名单进入议会的。为
了增强直观性,我举了一个例子。其实也未必需要再谈萨哈罗夫院士在人民代表大
会上所起的作用了。他是由科学工作者联合会选出的。那里还有某些著名的科学家,
也是按科学院提供的基本名单通过后取得当选代表证书的。
除去这一主要的情况之外,为社会团体确定的限额还有着另一层重要的意义。
在我们还没有接近多党制的情况下,这一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架构”起未来的
议会呢。当然,社会团体的代表组合不能替代议会,但在起始阶段,主张、情绪、
这一或那一社会阶层的意志,都会同它们有关联。而随着跨地区集团的形成,也会
开始出现许多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未来的政党,正是它们将与苏共进行角逐。
选举运动的进程表明,我们已处在一种完全陌生的局面之中。一场为争取大众
传播媒介、尤其是为争夺电视节目的播送时间而展开的斗争显得很残酷。而在报刊
上,在与选民会见时,争辩相当激烈,有时甚至表现得失态。从表面看来,有许多
事情令人伤心,也有许多事情是先前所不知道的。某些领导成员对这一切感到气愤、
‘不安,情绪上有点张皇失措。我倒觉得高兴,这说明我们确已把社会唤醒过来了,
确已做到了我们前几年搞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让人民参与政治。自由选举发现了
许多人才,弄清了社会各阶层的立场,我们过去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
代表中,苏共党员占85%(在过去的最高苏维埃里约占一半),而党的高层领
导把选举的这一结果竟看成是党的失败,这岂非怪事?选民们“竟敢”去厚爱“别
的人”,把选票投给诸如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尤·索洛维约夫
那样的人,这种情况竟然会使某些人气得休克,似乎世界已到了末日。统治者圈里
的精英们竟会如此“稳坐”在发号施令的安乐椅里,以至自信到不允许出现不符合
他们意愿的投票结果。
选举结束之后,我们召集了一次政治局会议(1989年3月28日)。大多数人的情
绪很压抑,一派天快塌下来的气氛。我的看法是,这次选举在实施政治改革中迈出
了极其重大的一步。搞政治改革是我们自己作出的决议。通过选举,社会将步上一
个新的层次,会消除宪法规范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政权将获得充分的合法性,
这本身便是巨大的成就。
在说这些话时,我感觉得到我的同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
有些人“像是心脏病发作一般”,在我讲话过程中已无法控制自己。我语气平和地
提醒说:“要是谁觉得在这里难受,可以退场。”我不是说要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但会议的气氛即时安静了下来。党的纪律起了作用,尽管许多人依然还是一脸的阴
沉。
我继续作分析,指出凡是人们体会到改革的现实成果的地方,选举对党来说进
行得比较顺利,损失也较小。在北高加索,在斯塔夫罗波尔、在中部黑钙土各州,
都有 90%的选民支持由当地党组织提名的候选人。对领导人的态度也是这样:谁
平素关心人们的疾苦,认真处置消极现象,就会受到尊重,当选就有保证。
总的情景并不简单。我们应当根据选举的结果来评价党和经济干部的活动状况,
特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居民们对改革进行情况,对生活问题的解决多有不满。
对于政府和党中央来说,这就是一个严重的信号,更不用说市委和区委了。
我们无权将选举运动中对领导提出的批评拒之门外。这种批评在许多方面都是
有道理的。经济领域的困难境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巨大的开支造成的,而这些开
支又是为了消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亚美尼亚地震、并非我们有意要干的阿富
汗冒险行径等的后果所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是由于我们不善于选择最佳的经济政
策,加深了市场上、财政领域内的紧张形势的缘故,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在各个方
面有了点头绪。
人们的情绪不好并不是因为《星火》杂志、《莫斯科新闻》或者叶利钦耍了什
么阴谋诡计。要是党和政权机构真正地精简了,能够更加贴近群众,更加关心他们
的疾苦,那么许多方面就会大为改观。我们在所有方面都掉在了后头,人民走到了
我们的前面,党只有以一切都是它开的头来为自己辩解了。
当时,党的处境并非毫无指望。要克服因告别牢固的权力垄断而引发的精神压
抑症的机会是有的,时间也是有的。赢得人民的支持已经不能靠吃十月革命和卫国
战争的老本了,而是要靠能够保障民主、公民权、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生活的有效政
策。我相信,苏共改变自身面貌是有可能的,那么,我那些担任党内领导工作的同
志们,他们的情绪究竟怎么样,他们更多地关心的是什么呢?
在领导层中已经可以分出左翼和右翼,不过离直接冲突和公开分裂还很远。一
部分人认为选举中民主赢得了胜利,另一些人则以为党失败了。前者竭力要使改革
推向前进,后者则越来越强烈地怀念过去的那种秩序。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报界的
批评意见是实行公开性的正常表现,是用以反思所犯错误的根据所在,另一些人则
认为,那是反党、反苏维埃分子发动的不能容忍的一意孤行的做法和诬陷运动。
我只从我的结语中摘录出以下一段文字:“党通过改革政策培植自己的威信,
不是用威胁和恐吓,而是采取公开贴近人民、而且号召大家对自己提出批评的方法。
现在应当去争取另一个阶段的威望了,这是一个办实事的阶段,‘堵住人家的嘴巴’
是得不到威信的。选举表明,改革需要维护,但维护的办法只能是深化和发展。现
在,主要的就是办实事。不能光围绕自我分析转圈子,也不能成天价陷于内疚自责。
我们应该让人们感觉到,对于他们所批评的那些弊端,我们是会作出回应的。我们
准备满怀信心地、平稳地行动起来。我们将以此去迎接代表大会的召开。”
先锋队倒退为后卫队
选举反映出新的现实,苏联共产党跟不上生活的节奏,而党内的达官贵人成了
改革的阻力,这种看法已经在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
的确,我在出行中也愈益感觉到管理部门和党的机构正在加紧阻挠活动。他们
认为,变革使他们受到被排挤出权力结构的威胁,因而竭尽所能地要去拦阻。实际
上这主意打错了:本来应当改变作风,多办实事,多接触群众。可他们却依然坐在
办公室里,做官当老爷。这不是积恨吗?我曾经向全国公开讲过(在一些非公开的
场合讲得更多),谁不想改革,不想跟着生活的节奏齐步走,那就得靠边站。选举
表明,敲起了警种。
我承认,暴露出来的党的“小毛病”已演变成不治之症,我的心情十分沉重。
作为改革的主谋,我看到,现实中主要的事业就是实现我国社会的民主化;同时我
又是苏共总书记,我有责任、也衷心希望党能够领导这一过程,不要做这一过程的
反对派。为此我还真是做了不少的工作。
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区委和市委的班子曾变动过三次,实际上苏维埃的
机构也已彻底更新过了。1987年中央一月全会之后,经过差额选举已经换掉了一批
第一书记,许多“老人儿”退休了。掌舵把的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是第四
“梯队”的人马,可事情一如既往,一切仍在按老规矩办。酵母的作用竟如此之大,
经斯大林作过简单化诠释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在人们头脑中竟如此根深蒂固。
选举显示,只要人们不再害怕党,并且相信党的统治再也无法用暴力来维持,
党的威望就马上一落千丈。从这时起,人们对共产党人表示信任,但那已经不是把
他们当成强大的政权机构的代表,而是当成个人。你是个好人,作风正派,会做工
作,我们支持你。普通党员开始被与党的官僚分离开来。结果令人震惊:地方领导
手里掌握了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交通运输、宣传大军、政府机关、文化设施
都屡屡败在昨天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手下。
我讲了政治局委员几乎一致的意见:对党的领导人选举失利一事不作组织结论。
但从党内的同志友谊和仁慈之心考虑,总不能长久抵抗严峻的现实生活吧。选民的
抉择对许多人来说是终极的,不得向中央申诉。甚至在莫斯科也没有要求选举中落
选的党的干部立即下台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倒是根据共产党员的要求,在社会舆论
的压力下,从自我保护的感情出发,一个个相继被迫离开了。
这时,关于认真更新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的问题又提出来了。二十七大过后
不久,许多中央委员已经不再参与活动,退休在家(303名中央委员中有84人已退休,
157名候补中央委员中也已有27名退休)。从另一方面讲,许多提拔到领导岗位的人,
并没有进入苏共中央的最高机构。
由候补委员递补,以及采用增补新委员的办法更新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是明智之
举。起先,我同原政治局委员(他们仍是中央委员)谈话,然后又会见所有已退休
的中央委员,给他们讲述当前的形势,委婉地、用商量的口气请他们理解需要把路
让给新上台的党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应当说, “老人们”都很庄重地接受了
这一点,谁也没有怨言。他们自己也都意识到是退下来的时候了。而我们根本就不
想剥夺这些曾经为国家做过许多工作的人参与工作的机会。曾打算让一些人进入中
央成立的各个委员会,让另一些人当顾问,以便利用他们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并从
精神上给予支持。
总起来说,一共退下去了一百多人,这就可以使一大批候补委员转为中央委员。
增补新委员一事毫无进展。利加乔夫劝我说,这办法无法接受,在民主日益发展的
条件下理应严格遵循原则,共产党员们会反对这样做的,如此等等。说实在的,我
对这种做法也缺乏信心,我们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吗?政治局内会开始争吵,每人都
竭力要提拔自己的亲信。
一句话,决定不增补新委员,这当然是一个错误。当时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吸
纳一些原则性强的深化改革方针的支持者到中央委员会中来,这样即可向党自身的
改革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无论为何,党的最高机关内的进步力量与保守力量对比就
会大变,全体会议上气氛也会为之一新。
全会召开之前,曾经讨论过政治局随着即将选举新领导而集体辞职是否适宜一
事。雷日科夫不只是赞同这样的建议,而且直接提出警告:这个问题很可能会提上
日程,总书记应该有所准备。我认为现在不是做冒险试验的时候,就当时中央委员
会的组成来看,十之八九会选出一个比较保守的政治局。其中将不会有雅科夫利夫、
梅德韦杰夫,而且一定没有谢瓦尔德纳泽,也不排除连总书记也会落选的可能性。
全会于4月25日召开。
有关政治局辞职的问题,全会上没有提及,可党内达官贵人的恐慌情绪则表现
得淋漓尽致。会上发言的直接或间接的话题自然是选举。一部分人干脆以为,选举
结果对党和他们自己都糟透了。另一些人谈及此事时明显带有指责领导的语气,觉
得是上面要进行民主实验而“把事情搞到了如此不成体统的地步”。最为激烈的也
许要数亚历山大·梅利尼科夫的发言,他是中央建设部部长。我对他的看法:这是
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热爱新事物的人。也许,这样的评价从当时一般公认的人事
标准来说是正确的,可是在那剧烈变动的局势中就没有什么用了。
确实也有不少党的其他领导人,在70年代看起来属于富于冒险精神的革新者。
因此,勃列日涅夫和卡皮托诺夫宁肯把他们“发配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去,而安
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一上台,这些“扰乱安定的分子”又陆续被召回来担任党的
领导工作。但渐渐地发现他们的革新,怎么说呢,具有限于在制度范围之内的性质,
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置清醒理智于教条之上。
说老实话,我听梅利尼科夫的发言,感到惊奇和恼怒,那恰巧是因为我没有料
到他会如此(恕我出言不逊)顽固不化。诚然,他还没有勇气指责我和我的战友背
信弃义,后来我们的原教旨主义者便在这方面小试身手。但他还是毫不掩饰地指责
领导,说他们把党引向崩溃,说他们脱离人民,搞特务监控,不知道国家靠什么在
过日子,地方上在干些什么。这简直是(恰好是)跟利加乔夫在政治局里相互呼应。
后来我认为,就连梅利尼科夫的发言稿起草恐怕也少不了利加乔夫的参与。后来,
他扎扎实实干起了这事(按照极坏的老传统),以策划对总书记的“自下而上”的
批评。
全会召开之前,政治局会议决定要比通常更加详尽地提供其工作状况的信息。
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一个念头,正是现在应当让社会完全了解党的领导层内部“各
种力量的分布状况”,让人们知道谁是怎样的人。这不是一时的冲动,我有意揭开
致使当局脱离人民的那层神秘的帷幕的想法由来已久。在现时的情形下,中央委员
会里顽固派的立场促使我全部公开全会上的争论状况的建议。
我听到赞同的声音,但很明显,大多数人对这项建议缺乏热情。不仅因为作挑
衅性发言的书记们很不情愿成为民主派报纸评头论足的目标。对于许多人说来,这
无异于放弃党内高层人士所享有的最重要的特权之一。但谁也无胆量站出来反对。
诚然,作过一些修正:公布时加上评论。我表示反对说,不行,不加任何评论,让
人们自己去思考。我的想法并没有错:社会上看到了苏共中央内部的真情实况,看
到了总书记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工作的。
按照惯例,全会的结果在政治局会上进行了讨论,大家都对这些结果作了肯定
的评估,不过很明显,领导层里各派所表示的赞同,其含义并不相同,甚至彼此对
立。利加乔夫甚至建议在党内搞一次讨论全会结果的运动,显然他是想给支持“民
主立场”的人制造困难,是想加强纪律。而所谓的纪律,主要是必须无条件地听从
党的领袖和党的机构。谢瓦尔德纳泽对“全会上所展开的直接对话”表示满意,并
补充说,他离开会场时,感到忧心忡忡。“我们没有培养出一批具有新的思想观念
的干部。党的积极分子的情绪让人警觉起来,这需要改变。我们没有听到认真的、
有效的行动纲领。除去一两个发言人以外,没有人提出什么建设性的计划。把责任
推给中央,推在改革头上。非正式组织成员走到我们干部的前面去了,他们同中学
生、大学生、甚至民族主义者一起做具体工作。一场现实的政治斗争正在进行,而
我们的人却在同假积极分子一起工作。如今社会上很激进。应当开展争论,拿出事
实来证明或者定下心来干实事。人们要求开除那些表现不良的人,可这样的人成千
上万呀……”
我也作了一次详尽的结论性发言。因为面临着就是要同这个领导班子一起筹备
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就要求即使达不到“令人愉快的”思想上的一致(这样的
一致从来也不曾有过,现在更无从谈起),至少也要对近一时期的行动纲领取得共
同的看法吧。我还是尽力把这个纲领的总的轮廓表述了一下,主要是筹备第一次人
民代表大会的计划已经过认真细致的酝酿。我又强调指出,对于党来说,当前主要
的就是帮助解决具体问题,掌握新方法,“到人民中间去”,到群众大会上去,不
要光坐在办公室里,要学习在民主条件下工作。
“越过了”全会这一步之后,应当继续向前推进,为国家生活中的一件非凡的
大事作准备。这大事便是第一次自由选举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局
会议开过两天之后,4月27日,我召集了一次“小范围”的碰头会,以便再一次把所
有的细节都考虑透。这下子可不是起草发言稿的事,应当提出建立新政权的构想。
也不是简单地着手准备一份像过去那种干巴巴的由“守纪律的代表们”一致通过的
法律草案。我们从一开始就会遇到强硬的反对派,他们因这次选举获得了勿庸置疑
的成功而精神大振,并急切地要投入战斗。而大多数代表会怎样行动,还不完全清
楚。
我已经不记得,是谁首先说过这样的话,但大家都很支持这个说法。他说:从
今往后,决定国家生活的主要的政治中心是人民代表的代表大会,而不是苏联共产
党的代表大会了。这是一次急转弯,一次真正的大转折,随之而来的应该是逐步取
代旧的政权体制以及这一政权的各种象征性的标志。
议会之诞生
1989年5月25日。上午10点。克里姆林宫会议室里座无虚席。舞台上像往常一样,
布置着带有列宁像的大幅覆墙画。池座里很多熟悉的脸孔,包厢则是留给外交官和
记者的。电视摄像机飓飓作响,一切都是老一套,所以也习惯了。有一个新气象:
政治局委员的坐位排在当选人民代表中间,而代表之中没有拿到当选证书的人则坐
在客人中间,就像普通人一般。宣布代表大会开幕的,不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或者最
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而是中央选举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弗·帕·奥尔洛夫。但总
的来说,暂且变化不大。
奥尔洛夫的讲话加强了这一印象。他谈了许多新现象,用的却是老话。听到了
不少标准的、“拔高了的”表述,诸如:“广泛的、迄今从未见过的公开性”、
“劳动人民的政治积极性蓬勃高涨”、“改革成了全民的事业,苏联人都支持进一
步深化改革”、“选举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步骤,使我国社会按照党的第二十七次
代表大会和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指明的道路向前迈进”、“人民把列宁的党看
做能够团结苏维埃社会的力量”、“从有利于共产党、有利于党的革新方针来讲,
我们还没有比全民投票更强有力的措施”。
我坐在第一排,后面是莫斯科代表的席位。我听到沙沙声、窃窃私语声,人们
显然开始恼怒了,他们所期待的代表大会开幕式不是这样的开法。我责怪自己疏忽
了这一非同小可的细节。但过于纠缠这些事也不必要。只要一宣布人民代表大会开
幕,它的进程就未必会按照原先安排的方案实施了。第一个自由发言来自里加的医
生B.O.托尔佩日尼科夫登上讲台,全场起立,为第比利斯的殉难死者默哀。激动
的场面马上将政治时针拨到了新的刻盘上。现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我们国家这艘
大船多年来一直系留在同一个码头,如今已经启航,要去作一次未曾体验过的航行。
为大船开辟航线的不仅有老广场和克里姆林宫的领航员。这在讨论议事日程时
已经可以看出来。反对派通过他们的领袖萨哈罗夫之口要求变更原先已经提出的讨
论程序:先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作总结报告,讨论国内局势,然后再选举新的国家元
首和最高苏维埃的组成人员。
请看萨哈罗夫是怎么说的吧。他说:“我在我的发言中曾多次表示支持戈尔巴
乔夫作候选人。我至今仍然持这一立场,因为我看不到还有什么人能够领导我们国
家。这一点我现在没有看到。我的支持是有条件的。我认为,必须展开讨论,必须
有候选人的报告,因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有的选举我们都应该支持差额提名的
原则,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在内。我在这里讲候选人时用的是‘复数’,
尽管我认为很可能不会有其他的候选人出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
夫是改革的创始人,他的名字是与改革过程的起始、与在四年时间内领导着国家这
一事实,应当说与这四年内我们国内所发生的一切都分不开的。他应当既讲讲成绩,
也讲讲错误,以自我批评的态度,讲讲这一切。而且我们也将据此决定我们的立场。”
显而易见的矛盾惹人注目:一方面,萨哈罗夫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候选人
不大可能产生,而另一方面却又坚持先要听我的报告,再对之作出评价。起先,我
倒是想,这是力求从一开始就把法制机构的工作引上坚定的民主程序的轨道,但在
对我们的激进派的立场再作一番深入的思考之后,我得出结论,在这里另一个动机
要关键得多,那就是将他们的行动纲领强加在大家头上。
据我猜想,不久以前还只是改革这块工地上的小工头的民主运动的奠基人,在
选举首战获胜之后处于一种兴高采烈的状态,他们对于我没有回应他们的呼吁感到
气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觉得受了污辱。也许,他们曾作过近乎这样的考虑:“他
只有作第一冲刺的本事,到此为止了。”无论如何,他们对我表示的拒绝是不会原
谅的。不久我就从有理无理都对我进行尖刻而粗鲁的攻击中感觉到了这一点。
其实,问题当然不在于我的纲领的局限性或者我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犹豫不决。
在面临最剧烈的变革时,我一刻也不能允许由“白色分子”统治来取代“红色分子”
的统治。我认为改革的全部意义,正是要结束阶级专政这一原则本身,要彻底结束
我国社会70年来的分裂局面。要拔除公民之间深刻冲突的根子,建立一种宪法机制,
在这种机制下社会各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靠打耳光、流血,而是通过
政治来弄清。
此外,不能忘却,我是共产党中央的总书记。千百万人把这个岗位托付给我,
我要是跑到另一个阵营中去,那是不像样的、不诚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犯罪。当时,
我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来是总统,我认为不用社会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施
行暴力的方法、而是通过协议的方法推动改革,是个原则性的问题。至少也要采用
主要的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都可以接受的妥协的办法。
代表大会上这种自发的“政党结构形成”,早在大会开始之前很久、实际上在
选举之后就已经出现了。一方面,激进的知识界,主要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
界代表联合起来了。这一有组织的议会党团雏形就是“纪念碑”,随后叫做跨地区
议员团,再后来发展成了“民主俄罗斯”。这个党公认的领袖,在初创阶段是萨哈
罗夫,其主要的思想家则是加夫里尔·波波夫。如果说,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头几天,
跨地区议员团的成员在回答能干的记者们有关他们的纲领目标时还有些支吾搪塞的
话,那么据我记忆,不久之后波波夫就公然承认他们把自己当成反对派了。诚然,
这时他们还没有宣布这反对派具体是针对何人而言,但已不难猜透,因为苏联共产
党当时还是执政党嘛。
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参与跨地区集团的、或倾向于这一组织的大多数代表,参加
这个组织的会议,却不办理正式加入手续,依然留在苏共内部。除了萨哈罗夫之外,
跨地区议员团的所有领导人实际上都是党员:像波波夫、阿法纳西耶夫等等。所以,
执政党内的大多数和议会中的反对派之间的界限就显得很“模糊”了,这也就带来
了诸多不便。”中央机构,以及大多数领导成员都未立即意识到,我们必须在全新
的情况下行动,需要重新学习,坚决屏弃以往的游戏规则。某些人还是从“共产党
人同非党人士的联盟”的传统观念出发。他们认为,苏共党员在代表中间占压倒多
数。既然如此,只需规定严格的党的纪律即可贯彻中央委员会的任何决议。党中央
各部经过短时间酝酿,建议将从各地来到莫斯科的代表召集起来,深人细致地引导
并提醒大家:党员的职责就是按中央的指示投票表决。
事与愿违。早在代表们前往莫斯科之前,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各州委就曾经
试图引导他们而遭致失败。在与“官方候选人”对抗中当选的苏共党员,干脆拒绝
当地党的领导人在代表们出发之前让他们去“对对表”的邀请。类似的措施在加盟
共和国一级还稍有成效。5月3日,我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见首都的代表。陪同我一起
参加会见的还有扎伊科夫、利加乔夫、沃罗特尼科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
代表们提出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问题。
不过,召集苏共议会党团的试图显然没有成功。应当承认,这种主意一开始就
有缺陷。因为假定我们在代表大会会议的同时把苏共党团召集起来,国家最高机关
的工作就会具有纯表面文章的性质,不过是确认一下中央和政治局制定的指令而已。
因此,我开始将这种想法“压下去”。诚然,当时还不排除以后组织某种像共
产党人议员俱乐部一类机构的可能性。作过这样的尝试,同样却毫无结果。问题全
在于我们这个党从来也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志同道合者的集体。当改革带来的自由
之风刚刚吹起的时候,就轰动一时地、有时甚至是气势汹汹地冒出了各种各样的、
包括十分对立的政治流派。
但代表大会上展开的斗争的核心,倒并不是“顺从而又有敌意的多数派”(据
O.阿法纳西耶夫估计约有五分之四的代表)和以“跨地区集团为首的民主主义的少
数派”之间的对立。
来自新西伯利亚的代表、病理学和血液循环科学研究所所长E.H.梅沙尔金,
对萨哈罗夫提出的议事日程的建议作了答复。他说他本人以及战友们都认为除了戈
尔巴乔夫之外没有其他的候选人,建议先选举最高苏维埃主席,然后再听主席的报
告。于是开始讨论这一职位的候选人选问题,并立即将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最高
苏维埃主席两个职务集于一身的可能性问题提到首位。如今,这个题目已经谈不上
什么紧迫性了,可当时还是相当重要的。国家好不容易摆脱了极权制度的统治,除
了顽固不化的斯大林分子以外,人人都害怕发生权力再次集中到一个人的手里去。
许多人并非毫无根据地说,了解戈尔巴乔夫这个人,知道不会做出令他亲自培育的
年青的民主派觉得意外的事情来。不过最好还是采取保险措施,明天谁都可能来当
领导。
简而言之,当时担任《莫斯科真理报》副总编的B.A.洛古诺夫,建议我辞去
总书记的职务。他同时指出,竞选运动中报纸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和群众来信都很支
持这样的决定。他的建议遭到安加尔斯克建筑师B.赫梅利的反对。赫梅利的意见是,
“投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票,并且赞成集总书记和最高苏维埃
主席于一身”。继之又有许多简短的发言,其中除了表示支持改革政策和对我的赞
扬之外,也有批评意见、建议和表达心愿的。后来,不少人对钦吉兹·艾特马托夫
的发言有议论。某些创作界的知识分子从他的言语中似乎发觉有再度唤起那臭名昭
著的颂扬首长的传统。我认为,这是不公正的。好像我曾读到了马雅可夫斯基这样
的诗句:“有人害怕别人叫他马屁精,于是用粗话骂头头儿。”我们现在也那样,
大家都讨厌给勃列日涅夫唱赞歌,以致诅咒领导反倒成了美妙的音调。不过我尽量
不让大家注意这个。
我还是要引用艾特马托夫发言中的一段话,说实在的,完全不是为了自我陶醉。
我只是觉得,他以他那作家的天赋能找到表述我国所发生的事情的确切用语。他提
到最高苏维埃从它成立之初起在我国就处于“专横制度过重的压迫下,这种制度把
这一最高立法机构的作用贬低到党组织的实际上的附庸”,接着他又说:
“喔,来了一个人,把正处在睡梦之中的王国惊醒了。他并非从某个外地来到
这里,而就土生土长于这个体制内部,也许这是以革新求生存的一个机会,因为从
历史状态的角度出发,停滞时期犹如一个雪团,它在自身内部聚积的惯性的和保守
主义的破坏力越来越大,这种破坏力无论对社会自身内部,还是对外部周围世界都
是很危险的。此人听从命运的意志登上领导岗位,真是再及时不过了。当然,他也
可以踩着前任的脚印,无须劳累自己,可以堂而皇之地端坐在主席团的席位上,在
讲台上宣读秘书写好的稿子,一切都会照老一套继续下去、可他敢作敢当,立志要
办看来是办不到的事:在保存社会的社会主义结构的条件下让人们的头脑来一次革
命……他敢作敢当,立志要步上一条社会革新之路,并乘着改革的疾风屹立在这条
大道上。”
关于“疾风”,艾特马托夫竟是那样地洞察秋毫,更何况,当时还只是刚刚吹
起阵阵微风而已。我的报告顺利通过,大家都投票赞成,只有四票弃权。根本没有
发现什么像样的竞争对手,自我提名的A.M.奥博连斯基没有得到大多数代表认可,
他多半是事先得到“跨地区议员团”投他的票的许诺。应当说,这个插曲并未给反
对派添彩增色。如果说他们提名萨哈罗夫或者叶利钦作竞选人,至少也得让当时有
点名气的波波夫和阿法纳西耶夫出山,这些活动家的知名度总要高一些,那还可以
理解。而要投票选举一个绝对是谁都不认识的人来担任国家最高职务,那是极其不
负责任的表现,总而言之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反对派当时决定不来争夺主席这把交椅,因为这样的做法明摆着是要落空的。
因此,叶利钦在其候选人资格由布尔布利斯提议后就放弃候选人资格了。顺便提一
句,是代表A.克赖科坚决要求他这么做的。
诚然,叶利钦的发言有两重含义。他提到了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关于两种
职务合一的决议,以及中央五月全会上提名戈尔巴乔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的事。
他还说,他本人在对我的提名进行表决时弃权,暗示他将执行全会的决议,“因为
他支持改革者”。他最后说,从昨天起他已是个失业者,因而会“在认真工作和尊
重改革的同时,赞成某种建议”。
计票委员会主席尤·安·奥西皮扬院士公布了投票结果:戈尔巴乔夫得赞成票
2123张,反对票87张。这样,我以参加投票人数的95.6%的票数当选为最高苏维埃
主席。
我对代表大会表示衷心感谢,随后返回自己在老广场的办公室,我的助手们已
在那里等候,以便商讨一下报告。自然,先表示了祝贺。但大家以为,我们在国家
机关内的地位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原先是主席团主席,如今“干脆”就是主席了。
我本人对于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是颇为理解的。
最高苏维埃的选举没有带来特别的意外。整个说来,这次选举是最适宜的。最
高苏维埃的组成内增加了不少职业议员,他们有能力做好立法工作。从这一观点出
发,联盟的最高苏维埃比俄罗斯的最高苏维埃强得多。至少,正是这一组成创建了
我国新议会的传统,并奠定了实施彻底改革的基础。
诚然,代表大会取消了某些代表的代表资格,他们曾是“改革的工头”。这使
跨地区议员团的人怒不可遏,于是便从他们监管的出版物上发动粗暴的攻击。他们
认为,这是达官贵人的阴谋诡计使然,是过去那种围绕苏维埃指挥棒打转的实践的
再现,如此等等。但是,这些根本不符合事实,即便是党的机构想照过去的方法行
事,也未必能够成功。代表们的心绪大不一样了。要是他们不投跨地区议员团的
“嗓门最大的”代表的票,那首先是因为他们受不了那种趾高气扬和毫无顾忌的粗
暴态度。这个组织的某些活动家,正是以这样的态度傲视从外省、从地区一级,从
机床边,从农田里前来参加大会的代表的。
还说什么外省人,连我这个新当选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也够受:有人责备我“操
纵大多数”,就因为我主持会议时尽量让所有的人都有说话的机会,尽量使议会辩
论不演变成对骂。
阿法纳西耶夫对此发出一个信号,他作了题为《斯大林一勃列日涅夫的最高苏
维埃》的发言。继他之后,波波夫、阿达莫维奇的发言也是同一个调子;许多蒙受
侮辱的代表相当激动地起来反击。双方都列举了重大的很有分量的论据,不过在一
时的冲动之下又添上了各式各样的粗鲁话。我一面开导火气十足的发言者,一面要
求注意跨地区议员团成员发言中所包含的很有内容的理由。至于他们之所以会使用
挑衅性的口吻,还是那个梅沙尔金说的最好。他说是阿法纳西耶夫和波波夫的发言
反映出对其在代表大会上的地位不满意,说明他们处于少数,而本来的预期是“他
们能够像在卢日尼基群众大会上那样,把我们所有的人都鼓动起来,将妨碍他们成
为代表大会主宰的一切立即扫除掉”。
坦率地说,我认为把叶利钦选进最高苏维埃是有利的。在五月全会上,他讲过
许多我本来准备签字的事情。至于对于政治纲领寄予了过分的奢望,那又另当别论。
无记名投票的结果,叶利钦还是落选了。当时,鄂木斯克的代表阿列克谢·卡赞尼
克律师表示要把他在最高苏维埃的席位让给叶利钦。顿时引起了一场相当活跃的争
论,从法律角度看,这一做法非比寻常。最后,“王车易位”还是易成了。
第十四章 苏联总统
这赫赫有名的第六条
有人曾说过,好像是布莱希特说的,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蚀。绝
对权力的主要特征是没有竞争者。执掌国家大权的人可以随心所欲,根本无须顾及
反对派,反对派要么本不存在,要么被卡住喉咙不敢张口。布莱希特所指系统治者
个人,但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除掉一切对手、并力图永世巩固统治地位的政党。无
论这个政党受到感召的思想是何等地正确,其纲领是何等地明智,开始之时人民所
给予它的支持又是何等地强而有力,革命政党不可避免地蜕变成保守政党,此事或
迟或早总会发生。
关于这种危险性,顺便说一下,普列汉诺夫、卢森堡、考茨基等工人运动的活
动家都曾向列宁提出过警示。十月革命的领袖与他们争论,却从未否认过这一危险。
但他认为,“胜利后的无产阶级”,其“政治先锋队”依靠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管
理、党内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手段是能够避免这种危险的。我觉得列宁当时是
从他本人以及他周围的人所具有的政治文化水平为出发点的。不久,怀疑情绪便使
他烦躁不安起来。在他1921-1922年所写的文章中,与党的官员迅速官僚化、共产
党员因而有脱离人民的危险有关的忧虑,已突现于首要位置之一。但要找到并实际
应用整治这种弊病的强有力的措施已经来不及了。
我认为,我们的经验,也像其他共产党的经验一样,相当令人信服地证明,无
论多丰富的想象力,多巧妙的花招,包括允许派别活动存在,都不能成为防止官僚
化、防止停滞僵化的可靠保障,当然,这不是针对大量普通党员讲的。这里指的是
很快迷上权力并准备不择手段保住权力的领导层。70年来,这个阶层经过党和国家
几代精英的交替,他们的意识中起决定作用的特点是坚信其永远执政的权利系与生
俱有,不与人分享。当时豪门贵族大致也有这种感觉。另有一些名门之后至今仍以
为,把这个阶层从权力宝座上踢开的革命是非法的、非正义的事情。现在,某些原
中央委员和原州党委书记不能原谅戈尔巴乔夫,也是因为改革的结果使他们丧失了
原有的“份地”。
不过如果说我当时相信取消苏联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对人民和共产党本身都有
利、至少是对几百万普通共产党员都有利的话,那么无论是过去和现在我都认为,
这样的事是不应该一蹴而就的。我并不认为苏联共产党似乎应当签发一份退位诏书,
并让那些棒小伙可以去夺权,他们早在1988年就已经在群众集会上打出:“党啊,
让我们来掌舵吧!”的横幅。
1989年,当国家已被分离主义运动、人民阵线的活动和种族主义分子向中央发
动的攻击闹得相当动荡时,《文学报》上刊出一篇由两名年轻的社会学家伊戈尔·
克利亚姆金和安德拉尼克·米格拉尼扬撰写的文章,主题是彻底的经济改革只有在
强大的有权威的政权的可靠庇护下才可能成功。当时社会已感染上民主思想,许多
人把这看成是独特的越轨行为。
这样提出问题,对我和我周围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我们决不是缺心眼
的人,居然不懂得手里要是没有权力这个杠杆、没有克服所设想的改革必然会遇到
的抵制的能力,就无法推行任何实质性改革。这个问题早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党代表会议之前就已作过深人的讨论。当时是这样打算的:为实现改革的设想所必
不可少的“盾”,将由权力逐步从党手里转归经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手中来予以
保证,并形象地将其表述为:从老广场转归克里姆林宫。
我们还意识到,权力不像物品,可以亲手转交。关键是不要在半途中把它丢失
了,比如不要在古姆或者财政部那一带财政部大楼和过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
(古姆)皆位于克里姆林宫内的全苏议会所在地和苏共中央委员会所在的老广场之
间。–作者注给弄丢了。权力的更迭是非常复杂的社会过程,必然会遭到那些不
得不与权力告别的人的抵制,同时要求做好积蓄新的力量的准备,他们要承担管理
国家的责任。不难看出,苏维埃尚未准备好履行全部权力职能。没有为此所必备的
机构,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专业素养的干部,也没有经验。而主要的是缺乏自信心,
缺乏那种今后一切都要由他们最后拍板、再也不必每走一步都要跑到党的区委和州
委去征得同意的自信心。简而言之,为了“掌权”需要时间,而且是不短的时间。
当然,这类问题在暴力革命的条件下会用别的方法解决。在那种情况下无暇顾
及手段:把旧政府赶走,第二天新政府就开会,即使没有任何技能、没有任何必要
的知识也无所谓。但问题是我们认为改革并不是暴力革命,而是一个排除激变及由
此引起的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人民的灾祸和苦难的和平改良过程。它要求高超的
技巧,以便最好地选择权力交接的时机。这种交接只有在自由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
利用它深化民主制、继续推进旨在建立法治国家和社会目标明确的市场经济的改革
时,方能完成。
我们未能在最佳时机结束这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这是天大的遗憾。
现在我尽量再现事件的过程。从原则上讲,苏共放弃垄断地位的决定及由此而
产生的一切后果(多党体制、准许政治反对派存在等等)都是早已经全苏第十九次
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如果说政治改革的其他要素,首先是自由选举和建立议会,本
拟立即实施的话,那么向多党制过渡便是“计划中”的下一步了。我们不准备把这
件事束之高阁,但也无意匆忙上阵。就这个题目我们争论了足有好多个小时,所有
参加讨论的人都同意,在新政治机构尚未相当有效地开始工作之前,党仍然应该是
稳定的保证。但这期限应有多长,我们自然不便指明,而想来粗略估算一下:议会
得以巩固,多党体制所需要的正常条件得以形成,总得不少于2~3年时间吧。
我想请读者注意,当时还没有人敢于以社会的名义向党的领导发起直接的挑衅。
胆大包天的“骚乱分子”在议论思想和政治多元化时也都必然要带上“苏联共产党
的先锋作用”的保留条件。可见,是党自己主动地放弃了不受监督的掌权,并表明
准备同其他政治组织及运动在平等的基础上为争取掌权而斗争。无须证明,这是具
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时刻,它标志着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分离。同时,自愿“放弃权力”
不仅是总书记和以政治局为代表的小范围领导集体事情,而且得到了苏共高层代表
机构,先是代表会议、随后是代表大会的正式同意。不过,在改革的这一时段上未
能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速度。
撤销第六条的运动实质上是刚成立的反对派的第一次重大的政治行动。这一运
动的口号是立即撤销1977年苏联宪法第六条,这一条的内容是:
“苏联共产党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是其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
织的核心。苏联共产党之存在是为了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总的前景,决定着苏联
的对外、对内政策,领导着苏联人民的伟大的创造性活动,使她为争取共产主义胜
利的斗争具有按计划的有科学根据的特点。
党的一切组织都在苏联宪法的范围内行动。”
当时,激进派控制着全部或者一部分出版事业,利用他们在广播和电视部门的
追随者的机会,使这项要求变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还将其作为深化改革的主要条
件。相反,任何抵制执行这一要求的做法不管是否有理有据,一律被轻率地宣布为
顽固落后,是党内当权派为保住自己对国家的统治、阻挠国家推行民主政治的垂死
挣扎。当然,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真实情况。但如此极端地提出问题,大大地减少了。
乃至完全失却了平稳地由一种政治体制向另一种政治体制转轨的机会。
起先似乎还可以对要求迅速撤消第六条的人做些开导工作,告诉他们党自己已
经走上这条道路,已经通过了正式的决议,再回到老路上去已无可能,但需要让苏
维埃为履行其所面临的新职能作好准备,如此等等。然而,随着社会上由报刊煽起
的所谓“革命的焦躁”日益强烈,这些道理听的人越来越少了。后来,由于派到矿
区去的鼓动家的指点(根据布尔什维克在与沙皇制度斗争中的经验),罢工工人开
始在经济要求之外又加上了政治要求,第一项要求又是宪法第六条。
从战略方面讲,激进民主派的积极立场,以及由他们所掀起的争取思想多元化
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的社会浪潮是符合改革意图的。但过分的敌意、蓄意“催发”
事端是会促使改革从可控制的变革向严峻对立转化的。这一点我自然无法认同。
我记得,这个问题我们在1989年中央六月全会之前曾进行过长时间热烈的讨论,
还专门讨论过是撤销第六条呢,还是同意只作修改?当时在我们的“高层大臣”中
谁也不敢冒风险从激进派的立场出发表态。大家都赞成必须变动,而围绕这些变动
该如何表述的问题争吵得相当激烈。已经明确立场的保守派集团(利加乔夫、尼科
诺夫。谢尔皮茨基)赞成作一些粉饰性的修改,不触及苏共在我国政治体系中的特
殊地位。改革的积极支持者(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反对他们
的意见,与其说是从实质上反对,倒不如说是拿这一方案“通不过”为借口。而那
些可以归类为政治局中的中派分子的人(雷日科夫、沃罗特尼科夫、斯柳尼科夫、
切布里科夫)则提出指望可以“通过”的表述,其中保留了党是所谓的“政治先锋
队”之类的说法。
我把当时提出来的建议在脑子中逐一思量之后,不得不作出结论:所有这些都
不过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治标之方。对第六条的任何修正都不能为实施多党制提供宪
法保障,也不会改变原先的政治制度。在这些修正的基础上,我国就只会出现像在
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中国的那种非独立的“二等”政党,那些国家的
这些政党起着工会和共青团那样的“传动带”的作用,并成为由共产党人领导的人
民阵线或民族阵线的成员。
在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之前,这个问题实际上成了在党的会议上的所有争
论过程中经常的话题。1990年3月,中央全会决定将有关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的提案
作为立法倡议提交代表大会审议。关于这一做法的意义,弗罗洛夫的发言陈述得最
确当,他说:“我们现在所讲的,只是表面上的我国宪法第六条和第七条的修正。
事实上(这又一次说明为什么在政治改革的收尾阶段需要这样做),同志们,这是
真正意义的上转折,是收尾,是政治体制变更的大结局。”
3月11~14~16,间断地举行了中央全会。
无论在中央全会上,还是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认真的辩
论,这一点很有意思。大家对我们就第六条所提出的修正案大体上都较满意,在当
时的情况下这是合宜的妥协。
但除了第六条之外,还有宪法的其他部分,其中包括增加设立总统职位的条款,
也是相当重要的。
诚然,在表决之前曾企图从文本中删除关于共产党的叙述,但没有通过。所通
过的第六条措词是这样的:“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青年团、社会团
体和公众运动,通过他们的当选为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以及其他方式参与制定苏
维埃国家的政策并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
很显然,立法者低调承认成立其他政党的可能性,同时也还未下决心不突出共
产党。这真是一项模棱两可的决议,但其革命性并未因此而稍减。
第一任苏联总统
第六条的问题同改造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建议一起研究,在祖国历史上第一次
设总统职位,这当然不是旨在“出人意外地”通过那项妥协的议案的策略性手段。
修正第六条和补充基本法第127条相互之间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前者表明,我们
国家将不再是一党制的国家,在一定意义上甚至不再是神权政治的国家,我们将奉
行民主制的一项主要原则–思想多元化和政治多元化。后者表明,我们承认民主
制的另一项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则:权力分立。
把总统制的形式和这一原则“捆在一起”是否合理呢?我想是的。这一思想的
公认的创始人孟德斯鸠,是以限制君主的独裁统治为出发点,同时要求维持能够保
障国家的完整性和社会的正常活动的相当强大的政权。这两者兼顾之达成,所依凭
的便是在决策集团中的职能分离。国家元首(总统制共和国)或者政府首脑(议会
制共和国)实施执行职能和指令职能,但不能参与立法,立法是议会的特有权力;
也不能包揽司法,那是司法机关的事情。
毕竟我还是后悔没有立即想到必须以设总统职务来圆满完成我国新政治机构的
改造。此外我还坚决否定了我的几位战友和专家们提出的相关建议。而且强调我国
政治体制的基础即使在改革之后仍然是苏维埃制度,总统的职位同苏维埃制度很难
相容,格格不人。我让我的对立面相信,也许将来我们会采用这种形式,而现在有
这么一个重要的革新措施已经完全足够了,那就是以最高苏维埃主席来替代最高苏
维埃主席团主席。这种革新措施自身就能扩大国家元首的能力,而且会赋予他许多
纯属总统所有的权力。与此同时,他仍然是最高苏维埃的首脑,这就是说,他将与
代表们一起从事立法工作,更深人地意识到自己对选民应承担的责任。
可是,事隔几个月之后,我真的相信我是犯了一个错误。我在最高苏维埃第一
次会议期间,从头至尾坐在主席的坐位上,尽力弄清会议所有议题、议程、各委员
会工作的细节,这时我明白了,将直接领导议会同其他职能结合起来,体力上是吃
不消的。
问题还不止于此。也许,更重要的还在于立法部门和执行机构需要不同的处置
问题的方法。这决不是说,两者之间一定会处于持续不断的相互对骂、或者甚至是
“战争”状态,一如目前我国最近的情况。两者应当既相互监督,又相互照顾,而
我们所选择的方案却排除了这样的可能性。因而,就使分权制结构的一个优越性失
去意义。
很遗憾,还有一个理由我明白得太晚了,很可能还是一个主要的理由。有时理
论家和政治家所创立的国家机构无论有多么完美,如果得不到社会政治文化和民众
心理方面的理解和支持,这些机构就可能运转不起来。几十年来,我们这里形成了
一种对政治局和总书记的特殊的迷信,要求对他们所下达的命令和指示绝对服从。
这个极有威望,既备受敬重、又令人畏惧的权力之源仿佛已经干涸,并立即在国家
的纪律上反映出来。尤其是如今他们的职能已转归最高苏维埃。而按根深蒂固的观
念,最高苏维埃在我国可是一个纯属装门面、摆样子的机构。至于这个新议会确实
很有权势,要相信这一点很难,至少马上不易做到。同样,就大多数民众而言,他
们对政治定义不甚了了,也就难以琢磨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最高苏维埃主席
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别。
总之,设立总统职位一事应当还有纯心理特征方面的原因。同时,建立联邦委
员会和总统委员会旨在加强最高权力机关的威望,这是在新的政治体制下独特的政
治局等同物。这一决定早在1989年的秋季便已酝酿成熟,但它只是在内部圈子里进
行过相当长时间的讨论,后来又征求了专家们的意见,后来有一个律师小组(沙赫
纳扎罗夫、库德里亚夫采夫、托波尔宁等人)根据我的委托,准备了必要的文件,
主要是修改苏联宪法的法律草案。就这样,与第六条和第七条的提案以及一系列其
他的提案一起提交非常代表大会审议。雅可夫列夫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
在争论中纳扎尔巴耶夫是第一批发言者之一。他支持设总统职位和对我的提名,
同时又明确主张这一模式同样应当在各加盟共和国采用,以求“消除已经暴露出来
的总统制思想和各加盟共和国扩大本身自主性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各加盟共
和国迅即察觉到中央政权要加强,在不希望放弃已经取得的自主权的同时,决定要
利用这个机会保障自身的安全,以防万一。经验丰富、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哈萨克
斯坦的领袖可以说玩了一场只赢不输的游戏。
不必隐讳,我原来当然并不打算在各加盟共和国设总统职位。这样做会使我们
为提高中央政权的威望已经赢得的成果失去一半的意义。各加盟共和国在同意给莫
斯科更多的特权时,随即要求得到“他们各自的那一份”。这有什么办法呢?要想
驳斥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只能煽起激情,并导致宪法修正案得不到所要求的特定多数
的支持。当时我真的相信(不知道已经是第几次了!),政治是“把握可能性的一
门艺术”。
然而不出所料,主要的攻击来自民主派阵营。而扮演代言人角色的,还是那位
莫斯科国家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所谓“代表大会好斗而驯服的多数”这一表述的
发明人阿法纳西耶夫。他一开始就明显地歪曲事实真相,他的话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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