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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伐中宣部(3)-焦国标2012-06-20 04: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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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写《讨伐中宣部》

焦国标
编者按:2004年11月5日至7日,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三一学院共同主办的“信息时代的族群关系”主题研讨会在美国康乃狄克州哈特福德 市的三一学院举行。这是该基金会举办的“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的第四届主题研讨活动。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北美等地的四十多位中国问题专家、新闻工 作者和网路技术专家共聚一堂。此文由作者根据其在这次研讨会上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略有删节和改动。

焦国标(左)在研讨会上演讲
大家好!首先感谢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决定让我参加这个会议。
我演讲的题目是《我为什么要写〈讨伐中宣部〉》,主要谈谈这篇文章出笼前後的一些情况,包括我在这段时间里的所思所想,特别是我所遇到的一些压力和约束,以及我是怎么样冲破这些约束的。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过程。
我是1989年开始接触新闻的,六四期间才开始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此前从来不看新闻节目。当时我在开封读河南大学,专业是古代汉语,觉得 新闻离自己太远了,与自己无干。1989年我研究生毕业,心生想做记者的念头,就给当时的新华社社长穆青冒昧写信,我们是河南杞县的老乡。他居然推荐我去 新华社河南分社实习。由於一些具体的原因,我最终没有去成新华社。1993年我考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读博士,三年後去中国文化报作记者、编辑,後来又 到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至今已满三年了。
十几年来我一直接触新闻学和新闻业,相对於一般的新闻记者或新闻学教师,我的涉猎要稍宽泛些,对中西新闻学的理论和实践有更多的体认,对中国整 个宣传部系统,从中宣部到省、市委宣传部,对新闻业的管理和控制,有特别多的感触。去年年底,我参加了一个新闻舆论监督方面的研讨会,会上大家都在抱怨中 宣部和各地省市委宣传部统辖得太死,触发了我的灵感,我在会上作了五分钟的发言,题目叫《拯救中宣部》。这实际上是後来《讨伐中宣部》的核心内容。会议结 束後我开始写这篇文章,写了四个月,今年三月底完稿。
《讨伐中宣部》写毕,最初是发给一些朋友看的。到第二天、第三天,有朋友就把文章转发给我,说是推荐一篇妙文章给我看,因为当时幷没有作者署名 嘛。我的文章转两天居然转到我这里了,当时挺兴奋的。有一个最近做了很多事的朋友,就是浦志强律师,大约三天後给我打电话,说把文章给放到网上去了,担心 引起什么
後果,一定要告诉我,愿风险共担云。我说没有关系,既然写出来了,就是让人看的,而且已经放到网上,不可挽回了。
文章在网路上迅速传开,估计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香港的媒体如《开放》和《亚洲周刊》发表了压缩或截短的文稿,一些国外的广播电台如美国之 音、BBC、法国国际电台、德国之声都陆续做了报导,一些外国媒体,特别是《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周看(Joseph Kahn)先生和储百亮(Chris Buckley)先生专程到北大来采访。我们在万圣书园见了面。一些北欧国家的媒体也用地方语言也作了报导,采用的是《纽约时报》上的照片。在很短的时间 内,就我所知的,有好几十家媒体报道此事,有的是或摘译或摘发或摘播这篇文章。我不知道的媒体也许更多。大约是九月份,一个毕业於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朋友告 诉我,据他掌握,当时这篇文章最少已经被翻译成二十二种语言。
争取会见外国记者的权利
这篇文章在香港的纸媒体上发表以後,学校挺紧张,校领导和院领导都找我谈话,希望我不要见外国记者。在大陆,我们知道,即便是那些很知名的人 士,在单位领导提出不见外国记者的建议和要求的时候,他们一般都是言听计从的。最初的五至十天我也决定不见,後来我觉得不对。我为自己找了好多理由,比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没有不能见外国记者这一项义务,我们北京大学的教师行为准则里面也没有说不能见外国记者,而且外国记者是外交部把他们请到中国来的,他 有权利在中国境内采访,中国公民自然也有权利接受他们的采访。见记者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想清楚了这些道理之後,我就突破了这个 给自己设置的樊篱,凡有外国记者打电话来约见采访,我都说行啊,什么时候见都可以,只要时间允许。
大概到七月份的时候,日本一家出版社要出我一本书。书名拟叫《讨伐中宣部》,收录“讨伐”一文和我写的关於中国新闻业其他文章,结成一个集子, 翻译成日文出版。译者是日本共同社的资深记者阪井臣之助先生。阪井先生驻过香港和大陆,他的夫人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是我们的一个中国同胞。从三月底《讨伐 中宣部》在网上传开到七月份,有三、四个月时间,我没有写东西,我失重了,不知道该写什么、该做什么。这时要结集出版,阪井先生让我写个日文版序,我说可 以。写什么呢?想来想去,就写我的後讨伐中宣部时代吧。
这篇序文本不打算发表,因为那时候心里还是有点拘束、收拢的感觉,说白了就是还有些恐惧吧,怕惹来更多麻烦。说实话,见外国记者我心里就一直惴 惴不安,觉得没听领导的话,“不够朋友”。当时《南华早报》的一位资深记者,一位老大姐,听说我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希望我发给她看看。她看了之後,把这篇 文章转发给了《亚洲周刊》的总编辑丘立本先生,说让丘总看一下,如果可以发的话,再徵求一下我的意见。结果邱先生那边径直发了,我初听此消息,感到很吃 惊,有点猝不及防。我怕学校知道了一定不得了,怎么可以再一再二谈论中宣部,谈论《讨伐中宣部》呢!不过既然已经发表了,我也没办法,死猪不怕开水烫,虱 子多了不嫌痒,只能等着挨着看怎么着吧。
这篇文章是八月份发表的。八月中下旬,我带学生到北京郊区的延庆县军训,我是班主任。到八月二十几号,大约是二十五吧,离军训结束还有差不多一 周时间,院领导给我打电话,说让我立即准备返校,洗漱用品什么的也都带回来,不用准备回去了。我感到挺紧张,非常紧张。军训地方偏僻,交通不便,次日才能 回北京。当天晚上我躺在训练营的房间里,难以入眠,甚至想死的念头都有,目光老是不自禁地扫来扫去房间里的暖气管儿。我想起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免除恐惧的自由,人类如果不再有恐惧,该是多么幸福!第二天,学院花了六百块钱打出租车,把我从延庆军训基地接了回来。中午十二点多回到学校,下午三点我 们的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梁山泊好汉”全员都在,找我开会。会议的中心意思有两点:一是别再写重大的时事政论文章,二是还是要求不见外国记者。 外国记者简直成了妖魔鬼怪了。会後,我们书记婉言要我再写一篇类似於保证书的东西,估计是担心将来如果我再言而无信,私见外国记者,责备我时就有文字作证 了。
第二天是27日,我的确写了一个东西,算是一篇短文吧。但是我把逻辑范围缩小了:昨天会上我答应的是不再写重大时政类文章,今天在保证书上写的 却是我再也不写与中宣部过不去的文章,中宣部哪怕再撑个十年八年三年五载或三天五天,或像秦始皇希望他的子孙那样千世万世而为君,它千世万世而为部,都与 我贫道无关。我答应保证不见外国记者了,但是我必须说明的是,外国记者在我眼里对中国是有功的。我例举了两件事:2003年中国的萨斯危机是美国《时代周 刊》最先披露的;六十年前,1943年,正好一个甲子,河南大灾荒饿死一百多万人,另有一百万人流亡,也是《时代周刊》的记者最初报导的,他叫 Theodore H. White,中文名字叫白修德。他的报道引起欧美对蒋介石政权的谴责,最後挽救了这场灾难。中国政府应该给《时代周刊》授勋!外国记者对中国是有恩德的, 他们不是麻烦制造者。
中宣部的寿命还有六七八年
在这篇小文里,我还提到,根据我这六、七年写言论的经历,我感觉到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或一个大的社会肿瘤,一旦开始人人议论它、非议它、指责 它,就离摘除它不远了,长的五六年,短一点的一两年,甚至更短的几个月,像孙志刚案。我相信中宣部从我首举义旗大张挞伐之日起,六年七年八年内它会被拆 除,或者大改组。最後一句话我说的是“愿我们各自保平安!”
在这篇短文里我还提到了我为甚么要写这类政论文章。我解剖了一下,我觉得自己很仁慈,甚至高攀一点可以说是一种慈悲。看到中国老百姓这么苦,宣 传部还不让报导他的灾难,我受不了。我没有立场,也没有甚么政见,只有是非感。如果说有甚么自私的目的话,我想得两个奖,第一个奖是美国的普利策新闻奖, 第二个奖是诺贝尔和平奖。
我想得这两个奖的想法可能把领导们吓住了。27日我把保证交给他们,到9月2日,院长给我打电话,说上面要停我的课。领导们可能觉得,我流露出 来的这个想得大奖的念头应当适当加以遏止。他们觉得我可能要不停地做下去,不然的话得不了普利策新闻奖和诺贝尔和平奖。据我推测,这可能把他们吓着了,直 接导致9月 2日停课。到9月17日,另一位院长通知我说,指导研究生的教师名册里也没有我的名字了。其实就是指导研究生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9月2日通知停课那天,我还想,停就停吧,心里还比较轻松。9月17日那天对我打击挺大,我推着自行车绕着未名湖漫无目的地走,眼泪在眼眶里 转。我到北大正好满三年,我是2001年9月初来北大任教的,心想与北大也许就只有这三年的缘分吧,感到非常难过。但过了两三天我又想明白了,现在北大停 了我的课,以後或者还会开除我的公职,可即便如此,我还可以想别的办法谋生,可以去非政府组织找个甚么事做,或者做个自由写作者自己养活自己,再不济就回 家去种地养活我妈。这么一想,觉得路还很多嘛,灰暗心理就这么转变过去了。
实际上在我对媒体说我的课被停以前,中宣部就已经对外说北大已停了焦国标的课,据可靠消息说是一位副部长在一个小范围的挺高规格的会上说的。先 是香港《成报》报导了我停课的消息,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打电话向我印证,我说我没有告诉过别人啊,他说《成报》已经报导了,我说是被停课了。我想配合领导 隐瞒消息,可是没用啊。我的课被停,我失败了,中宣部领导同志胜利了啊。谁胜利谁就希望捷报频传,谁干不体面的事谁就想隐瞒消息,此乃人之常情。由此可以 判断,谁控制媒体越紧,谁不体面的事干得越多,甚至是罪恶越多。
中国社会最少还需要有两个解放
要不要再见外国记者?要不要再写时政文章?想来想去,写时政文章和见外国记者,都属於言论自由的范围,是宪法保护的权利,我争取了,履行了,我 没有错。那么为什么学校因此停我的课呢?由此我脑海里産生了一个新的思想火花:我觉得中国社会还必须有两个解放:一个中国是把新闻出版业从中宣部的掌控中 解放出来,另一个是把每一个中国人从各自单位党政领导的掌控下解放出来。
你想啊:我批评中宣部,结果学校停我的课,这中间没有因果关系嘛。如果我的教学有问题,是学校管的范围,学校可以停我的课。我批评中宣部是宪法 管的范围,批评中宣部的权利是宪法规定的权利,不是我的院长或书记所能给予或剥夺的,学校或学院停我的课没道理。可是在中国就是这么做的。过去的一切群衆 运动,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包括最近的揭批法轮功,都是具体单位的领导在施加压力,推波助澜,贯彻执行,等等,结果把中国人 的宪法权利空间挤得越来越小。精神层面,从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到信仰自由,都属於宪法保护的范围,不在一个村支书或街道办事处的权力范围之内。所以我说, 中国还需要有一个解放,就是每一个中国人从他所在单位的党政领导掌控下解放出来。这不是不服从单位领导的领导,也不是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完全两回事。
我的这个想法後来在《亚洲周刊》上发表了。文章发表後,我碰到我们的书记,我发觉他没有太责备我,我推断他可能认可了我的一些说法。特别是公开 报导以後,形成了一种压力,他可能觉得我说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是有建设意义的。我有一个想法是,有些东西需要公开化、透明化才有力量。如果觉得这只是很 隐私的事,只是我和单位领导之间的事,不便公开多说,那你就很被动,而且对社会的良性发展不利。即便是家事,如家庭暴力、家庭冷战,也都成为社会关注的问 题了。我最近在两处文章中写道:梁啓超当年曾自号“少年中国之少年”,我焦国标要自号“阳光中国的阳光男孩”,我走路要带阳光,我要把路照亮。我现在的行 为基本上由这种阳光理念在支配,要把自己照亮起来,要把我们周边的社会环境照亮起来。太阳光可以杀菌消炎。
再接受国家权力的馈赠便是国民公敌
上上一周,我应邀到南京大学先锋博士论坛做讲座。我人已在途中火车上,南京那边的组织者打来电话说,教育部、中宣部和国家安全局都打去电话,说 不给焦国标这样一个讲台。但是我还是去了,讲座最终没有做成。此前南大的研究生们做海报,网上发消息,传得很广,整个东南中国的大学差不多都知道南大要有 这么个讲座。有些人从很远赶来,如从温州赶到南京的,坐十好几个小时的火车。演讲取消後,我给《亚洲周刊》江迅先生打电话,告知此事,他很快就做了报导。
当时我有一个设计,我准备告诉南京大学的研究生们:我们的远邻印度尼西亚,大选刚刚成功,我们的近邻阿富汗大选正在顺利进行,我们知道阿富汗是 一个尚处於部落文明的社会,印尼则是有一两万个岛屿组成的国家,连它们这样的国家都能举行大选,我们具有五千年文明史、有整块大陆的中国,甚么时候才能举 行大选?今天我给你们南大的研究生们留一个作业,就是你们能不能给我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写一封信,让他不要再劳心劳力遴选接班人了,把选拔国家领导人的权 利还给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这段话《亚洲周刊》也报导了,我认为起码这是一个很好的提法,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感觉到这个提法提出以後对我有甚么不利的後果。
在这次来美国的飞机上,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我们不仅要给胡锦涛国家主席提一个要求,请他不要再张罗接班人,我们还要发起一场运动,像当年抗日 战争时期抵制日货那样,抵制遴选出来的任何接班人。在二十一世纪民主化的大潮中,在周边国家、落後国家都在举行大选的时候,我们仍然在搞指定接班人,实在 太不像话,太没面子。不仅国家领导人不体面,普通老百姓也跟着没面子。因而如果再有哪一个人接受了胡主席托付的国家主席高位重权,我们可以把他认定为国民 公敌,可以把他认定为民族的败类,可以认定为炎黄的不肖子孙。现在不是每年祭黄陵吗?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到黄帝陵去祭告,告诉祖先,中国出现了非常可耻的子 孙。我们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有十三亿人,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传统的观念来说,中国在世界各民族之林是第一大门大户,可是我们中国的各级领导 干部,从国家领导人到最基层的村干部,其遴选方式却是非常的偷鶏摸狗,非常的小儿科,非常低的一种文明形式,我觉得我们没有脸面。正是基於这样一种民族大 义,我们要给那些准备接受国家最高权力馈赠的第五代、第六代国家领导人一种舆论上的压力,要让他们感到这个是不光彩的。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里,庄严隆重 的就职盛典上,如果下一位主角仍然是被指定的国家领导人,我们应该感到可耻,感到受辱,我们应该千夫指其为国民公敌、民族败类、不肖子孙。今天我借此场合 发表这个倡议,希望能够形成一种社会压力。
把中国所有的敏感都麻木掉
而且我还有一个想法:在大陆说来非常敏感的东西,那些说不得、谈不得、碰不得、做不得的东西,我要一一把它们麻木掉!准确说是使它们变得不那么 敏感,让它们变得可说、可谈、可碰、可做。中国大陆上的那些敏感角落,实际上都是些非理性的角落,甚至是一些非法的角落。比如大陆不能见外国记者,对很多 人都是有效的。比如陈桂棣先生,《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法国《费加罗报》驻北京记者助理告诉我:“都与他们夫妇约好了,结果他们却不敢见我们,估计是受 到上面的压力。”还有《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我曾问他约见中国人容易吗?他说很难,有一次约见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法学教授,原本答应了,可是过几天又说 不便接受采访,问为什么?他说请示了党委书记,书记不答应,只能取消前约。我觉得我现在已经突破了这一点,这是宪法的权力,不是党委书记能拿走的。我突破 了这些,我被停课了,接下去发生什么,我还不知道。政法大学教授听从了书记的话,想必不会有任何麻烦。
这一次我到美国来是很偶然的机缘,我想借此机会见一见中国大陆上很敏感的人物。如果可能的话我都见,不但见,见了以後我还要都写出来。比如最着 名的像李洪志先生、魏京生先生、达赖喇嘛等等,包括最敏感的媒体如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等,我都要去看看。我自己是这么准备的,最後不知能否成功。我之 所以要这么做,就是想化解掉现存的种种禁忌。这些敏感的、不可接触的、所谓敌对的人物是毒蛇猛兽吗?即便是毒蛇猛兽,我们不是还追到动物园里观瞻它们吗? 难道这些敏感人物比毒蛇猛兽还可怕?不然为什么就不能接触呢?“他们”和“我们”究竟相隔有多远?相隔一百个侏罗纪吗?最近我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 说,自由亚洲电台没有在大陆设记者站,大陆一直把你们看成是一个敌对电台,但你们在我眼里不是敌对的,我眼里没有敌人,所谓敌台无非是彼此有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资讯渠道而已,而这些正是我们需要的。再说,凭什么你的敌人就一定得是我的敌人?凭什么我必须跟你保持一致,你怎么不与我保持一致?
自从《讨伐中宣部》出笼以後,我就産生一个新的比较大的文章写作计划,就是呼唤中国全社会的和解。比如说中国媒体天天念叨日本不向我们道歉,我 要说的是,中国大陆几十年来历届为政者欠中国老百姓那么多,饿死那么多人,整死那么多人,冤死那么多人,打死那么多人,总数比日本人杀害的中国人数大多 了,谁道歉了?在建国五十周年大庆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说在五十年大庆欢天喜地的庆典上,我们是否应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个三分钟的默 哀,以悼念建国五十年来曾经遭受不公正待遇,甚至被屈死、冤死、打死的人们。这个稿子当然没有地方发表了。迄今为止,改革开放以前的二十几年,我们没有从 道义上划一个句号,欠中国老百姓的债还很多。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几年过去了,又发生了一批批新的流血,新的命案,新的冤屈、不公和罪恶,比如六四的问题,法 轮功的问题,农民和农民工的问题,上访的问题,城市房屋拆迁的问题等等。概括说,改革开放以後中国社会又出现四大受害群体,即被苛捐杂税害苦了的农民和农 民工、城市拆迁户、六四受难群体和法轮功受难群体。因了这四大群体的存在,大陆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紧张和晦气。此外还有与美国强嘴的人权问题,与台湾的关 系问题,西藏的问题,新疆的问题,诸如此类。我觉得我们需要大家真正坐到一张圆桌上去谈,不要把彼此视为敌人。欲营造这种祥和的社会氛围,就要从破除隔绝 开始,从大家彼此说话开始,都是人,有什么不可以说、不可以谈的呢?中国社会要走向祥和,各社会群体要走向共处共荣,中国要和平崛起的话,这是一个必不可 少的里程。照目前这样彼此隔膜甚至仇视下去,非但和平崛起无望,甚至能否做到和平垮台都难讲。
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给意识形态脱敏》,现在我要给中国脱敏。我现在的这些做法都是要麻木掉中国的一切敏感,把一切敏感关系变成正常状 态下可以处理的关系。最後我再补充说一句,我们为什么会导致如此隔膜?这与我们传统的农业社会的行为模式有关系,你不跟我说话,我不跟你答腔,是中国传统 社会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中国人做了官,他还是农民,跑到国外当了外交官,他还是农民。陈水扁先生上台前後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陆媒体不准提陈水 扁的名字,只提“台湾当局”之类,後来才慢慢出现使用“陈水扁”三字。这简直就像小儿科,非常低级的一种心理状态和行为状态。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各位!

人权三题

焦国标
编者按:本文由三篇独立的文章组成。该组文章写於不同时间,针对不同的问题,但都与人权有关。
一、人权高於主权就是新时代的民贵君轻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人太熟悉这句话了,也太赞赏这句话了。近十年喊出的“人权高於主权”这个口号与两千年前孟子的“民贵君轻” 之说,其实完全是一个精神内核。人权不就是民之权吗?主权就其对民衆的统辖而言与君权是一回事,何况在当今许多国家里,主权仍然就是君权。至於“高於”和 “轻重”,二者完全是一个意思。甚至这两个口号的背景都有相似性:“民贵君轻”的背景是战国,“人权高於主权”的背景是全球化。战国是国与国的较量,全球 化何尝不是?可是正如一个舞台演员,换了舞台,改了装束,人还是那个人,观衆却认不出来了;“人权高於主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一露脸,就普遍遭到东方国家 的碰头倒彩。即便是“民贵君轻”的故乡中国,也辨认不出“人权高於主权”本是“民贵君轻”化生出来的新蛱蝶,瞪起惊愕、恐惧的眼睛最起劲地指控起“人权高 於主权” 是西方干涉主义蜕变而成的妖蛾子来。兜肚离家西装回,乡人疑心他是贼。
人权与主权谁高谁低於是成为当今世界上争吵最激烈的话题之一。不过,如果冷静分析就会发现,这种争吵幷不是双方的“正相逢”,而是“斜相逢”。 换言之,人们幷不是用“主权高於人权”来正面反击“人权高於主权”,而是避开正面交锋,绕一个弯子对“人权高於主权”之说进行反击。常见的绕弯子反击模式 有两个:其一,不正面回答人权与主权孰高孰低,而只说“人权高於主权”是西方大国干涉别国内政的一个藉口;其二,不正面回答人权与主权孰高孰低,而只说一 个国家如果丧失了主权,比如清朝末年,就根本谈不上人权。这两个模式都从正面回避了人权与主权究竟有没有一个高低的问题。
人权与主权究竟有没有高低?所谓高低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的理解是,主权要无条件地为人权服务,为人权保驾护航,永远听从人权的召唤。如果说人权 是主人,那么主权就是保镖和仆人。主权须臾不可离开人权。主权一旦离开人权,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也将是一个非法的主权。主权是此在的、现世的,人权是永 恒的。主权概念未産生以前,部落首领也得时时刻刻把部落成员的“人权状况”放在心上。主权概念消失以後,人权的旗帜将飘扬得更高。一个此在的、现世的主权 如果不讲人权,迟早它将覆亡。继起的主权如果一仍旧贯,它的命运仍然是覆亡,直到一个差强人意的主权出现。这些情况都说明,人权是高於主权的。
上面提到的两种绕弯子反击模式,尽管没有直接认可“人权高於主权”之说,可是在潜在的逻辑上它们都间接地肯定了这个提法。何以言之?模式一说 “人权高於主权”是西方干涉别国内政的藉口,这本身就意味着:西方如果不把它当成干涉别国内政的藉口,该提法本是可以接受的;或者“人权高於主权”之说本 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在实际中出了问题,成了西方国家用以打人的棍子。这种逻辑情形,类似於“经本是好经,可惜让歪嘴和尚念歪了”,经是被肯定的。模式二 说一个国家如果丧失了主权,就根本谈不上人权,这本身意味着承认人权的主人地位,主权为保障人权而设,失去主权,人权就失去了保证人和保卫者。主权是人权 的保镖和仆人,失去了保镖和仆人,主人的地位就得不到显现和保证。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从严格的逻辑学上讲,失去主权就谈不上人权之说决不是对“人权高於 主权”的否定,而是换一个方式用假言判断进一步肯定“人权高於主权”这个关系判断。
当今世界各国国家,无不把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权状况当成最重要的使命,人权理念已经被全球政治实体普遍接受,已经没有哪个国家再把它说成是资产阶 级虚僞的、骗人的把戏,也没有哪个国家自满得认为自己的人权状况已经完善至极,无需再进一步为之奋斗。这说明,世界各主权国家已经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人权的 保镖和仆人的位置上,无论其实际的人权状况如何,都不再将主权淩驾於人权之上。人权高,主权低,已经是一个现实存在。
主权是可以分出好和差的。你不会说纳粹德国的主权与当今德国的主权好坏状况是一样的吧?你不会说国民党政府统治末期的主权与1949年建立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好坏是一样的吧?你也不可能说十年动乱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与改革开放以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没有好与坏的差别吧?既然主权有好 坏之分,那么什么是好的主权?坏的主权又是什么?我们不能不说,为人民带来福止的主权就是好的主权,祸国殃民的主权则是坏的主权。为人民带来福止的、公民 人权得到良好保护的主权,决不意味着高於人权,而只意味着自己作为保镖和仆人,职责尽得还算周全。至於祸国殃民的主权,那是连保镖和仆人的职责都还没有尽 到的主权,离人权的水平綫尚差十万八千里,更不用说高於人权了。这即是说,最好的主权也不过是给人权做保镖和仆人做得称职,而决不是做到主人或高於主人的 份上;而对於那些坏的主权来说,连保镖和仆人都远未做好,离主人的地位还差一大截,更莫说高於主人了。换言之,好的主权固然低於人权,坏的主权就更低於人 权。既然主权无论好坏都低於人权,而好和坏已经穷尽一切主权,一个必然的结论就是:所有的主权都低於人权。这是一个全称肯定判断,全称肯定判断主项前面可 以省去“所有”、“一切”等限定性概念,所以“所有主权都低於人权”可以省称作“主权低於人权”。“主权低於人权”与“人权高於主权”在逻辑学上是等值同 真的,在生活中是即便是十成白痴也不会提出疑义的。
主权低於人权的情形我们很容易想象,那就是主权甘心情愿为人权保驾护航。可是主权高於人权的情形什么样?我们实在无法想象。让人权为主权做出牺 牲?为保住主权而不惜伤害人权?如果说有人确是这么理解主权与人权的关系,幷且这样取舍,那纯粹是鬼迷心窍,那不叫“主权高於人权”,那叫主权自寻死路。 主权只可与殖民地身份或附属国地位构成一对概念来比高低,在争取摆脱殖民地或附属国处境的斗争中打出“主权高於一切”的旗号。这个“一切”只是一种强调, 决不可将 “人权”也包括进去。主权与人权根本不在一个梯级上。中国漫长的反帝历史,使得“主权高於一切”成为一个无例外、勿反思的命题。一旦西方提出“人权高於主 权”之说,我们本能的反应是“它还能高於主权呀?”实际上“它可不就高於主权咋的?”这是模仿赵本山的语气。你想,我们中国几代仁人志士抛头颅、撒热血争 取民族主权所为何来?不就是由於当时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恶劣吗?争来主权干什么?放到被窝里捂着吗?不就是用它为中华民族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吗?美好的未来 是什么?不就是更好的人权状况吗?争主权也罢,守主权也罢,不都是围绕改善人权做文章吗?争取主权是为了拯救沦落的人权(堪比救主),掌握主权是为了确保 更好的人权前途(堪比保主),无论如何主权总归是人权的保镖和仆人。所以,我们从帝国主义列强手里争取主权的历史,决不是用来证明“主权高於人权”的论 据;完全相反,它仍然证明“人权高於主权”是放之四海、超越时间而皆准的一个命题。
人权与主权是主人与保镖的关系。保镖有双重性,是安全的保卫者,又可能是最大危险的制造者。保镖如果起了歹心,想害主人,那还不杀主人如杀一狗 尔。人权的护卫主体有如下几个:主权政府、国际社会、慈善机构和慈善者个人。在这几个主体因素中,主权政府显然是挑大梁者,其他皆不足与主权政府的功能相 比。再看人权的侵害者。人权的侵害者除了自然力(如特殊的气象灾害)以外,主要是社会力,如本国主权政府、外敌、黑社会、反政府组织和犯罪个人。这几个侵 害主体一望可知,主权政府一旦走上邪路、为非作歹起来,其他因素诸如外敌、黑社会、反政府组织和犯罪个人,都难以望其项背。走上邪路的主权就像凶恶的继 母,是孩子的最大伤害者,比邻居、小夥伴、世仇等都更频繁、更深重地伤害孩子的身心。一言以蔽之,主权既可能是保卫人权的功之魁,也可能是侵害人权的罪之 首。
我们常以清末为例,说失去主权就谈不上人权,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清末是清末,现在是现在,清末不能帮你现在任何忙。试问失去主权以前大清朝的 人权状况就好吗?一样不好。主权完整的大清朝是中国人民最大的人权杀手。再说,清末失去的只是一部分主权,比如关税方面的主权,而不是全部主权,比如大清 朝廷结结实实统治中国人民的主权就一点儿也没有丧失。这个事实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一国主权的完整程度是分行当的,比如关税方面的主权不完整,幷不影响其 统治人民的主权是完整的;第二,一国的人权状况与主权的完整程度幷不存在多少必然的联系,不要说它是失去主权以後才“谈不上人权”的,它本来在主权完整的 时候就谈不上人权。
事实上,中国在清末不仅不是因为失去主权才“谈不上人权”的,某种意义上甚至正是由於失去(部分)主权才开始谈人权的。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是清末 的沈荩案。记者沈荩因泄露清朝向日本出卖主权的秘密,慈禧太后下令立即将其处死。适逢万寿月(皇帝生於此月),例不行斩。可是沈荩实在太可恨,朝廷便下令 乾脆於刑部大堂就地杖毙算了。一是没有合适的刑杖,二是没有专业行刑人士,结果是沈荩全身骨头都被打断了,一提玲玲当啷的没有一根骨头是立得住的,可人却 还在翻眼皮喘气。不得已,又将绳子套上沈荩的脖子,终於将其勒死。太惨了,以致刑部工作人员多日不敢去上班。沈荩案发後,各国驻京公使的太太纷纷向太后抗 议,说首先是记者沈荩不该死,其次是就是死也不该这样惨。试想,这事搁在1840年以前,死一百个沈荩也不会有人向朝廷提抗议呀。明朝和清初的文字狱死了 多少人?朝野什么动静都没有。主权一旦不完整了,残暴统治者草菅民命的主权也不得完整了。因而,前面说“大清朝关税主权不完整,幷不影响其统治人民的主权 是完整的”,幷不十分准确。事实上,清末朝廷统治人民的主权是受到影响了的,比如梁啓超等改良主义者和孙中山的革命党,都曾经因列强干涉了大清朝的内政, 才使他们在大清国土的地面上安全逃生。在这一点上,清末失去(部分)主权不仅不是人权沦丧之始,反倒是接触人权之端。
我们习惯於把人权与主权关系的话题当成是政治问题。其实没有一个政治问题不是学术问题,任何一个政治问题都可以学术的态度将其说清楚。之所以常 常把一些学术问题搞成莫予毒也的政治问题,谁碰就把谁的手烫个半熟,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愚昧。无意间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是愚昧,故意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是更深 的愚昧。 “人权高於主权”已经是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全世界的共识和行动,再玩“凡是敌人提出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冷战低理性游戏实属不智。这只能让人怀疑我们的追求人 权的诚意,给自己的国际形象带来污点。我们确实是在正心诚意地为改善我们的人权水平而不懈地努力着,何必因这个口号而给自己背上一个仿佛对人权缺乏诚意的 黑锅?我们花三四十年才接受有关“人权”的一套理念和说辞,不再说它是虚僞骗人的了,我们难道还要再花三四十年才接受“人权高於主权”这个原本没错的口号 吗?“人权高於主权”是一回事,以“人权高於主权”打人是另一回事,别混为一谈。谁用它打人,你再反对谁就是了,何必一般地反对这个口号?这个口号是无辜 的,是没错的,是正确的,是代表着人类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
我们把眼界再放宽一些还会发现,许许多多被人用做打人棍子的口号都是好东西。人权曾被人用做打人的棍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正义、革命、自 由、民主、博爱等等,也都被人用做打人的棍子,它们都是好东西。好东西被人用做打人的棍子,正说明它们好得永恒,好得连坏人都得逢迎供奉着它们。
最後,对“打人”再做一点分析。“打人”有文打和武打之分。“人权高於主权”这个口号属於“文打”范围,所以这里就不讨论“武打”的事了。既然 是“文打”,彼此不妨姿态高一些。比如美国每年用国别人权白皮书“文打”中国,中国习惯的做法是以大字报文风加以“文回”,同仇敌忾声讨一番。这大字报文 风我看就可以改一改。怎么改?可以这样改:首先,对你们美国在过去一年里费劲巴力花着自己的钱、忙着自己的人来关注盯梢全球人权状况的努力表示敬意;其 次,对你们美国帮助中国用第三只眼睛打量我们自己国家人权状况之免费义举表示感谢;第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们一定参考你们提供 的意见和建议,使得来年我国的人权状况好上加好永不歇、精益求精攀高峰;第四,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们美国,据我们过去一年里的考察研究,你们美国在 某方面、某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尽人意的人权问题死角,希望你们能注意及之;第五,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未来,让我们携手向不人权的行为开战,向更人权的境界进 发。完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中华礼仪之邦就发育出一整套委婉含蓄得体切当的外交辞令,你瞧上面这番话不是更像懂文明、爱人权、涉外礼仪发达之邦的人士说 的话吗?
二、与邢贲思先生论人权
此次访美,接触到一些人权机构,有美国人办的,也有中国人办的。发现这些机构的工作都很实在,盯住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一些违背人权的具体事件 不放,尽可能地为人权事件的受难者提供帮助。反观中国大陆的人权机构,它们做什么?我的印象是它们只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与美国斗嘴的工作。你美国说我中国 的人权状况不好,我反咬你美国问题一大堆,还有脸对中国说三道四?我们中国人权状况好着呢,不需要你来做人权教练。我不知道中国的这些人权机构为遭受人权 灾难的中国人和世界人,特别是为遭受人权灾难的美国人,提供过哪些具体帮助。你不是说美国人权问题一大堆,比中国还差吗?快伸出援手救救那些水深火热之中 的美国人啊。
人怕没脸,树怕没皮。中国与美国可比的地方多着呢,干吗跟人家比人权?你不比还好,一比就更暴露出你的邪恶来。为什么?人权状况差,又不承认, 既有事实上的邪恶,又有道德品质的邪恶,一事而两邪恶。凡是那些说中国人权比美国人权还好的中国学者,我都觉得他特别不要脸,灵魂完全抵押给魔鬼。作为一 个中国人,我什么时候才会“爱国”?当这个“国”说,“咱的人权保护与美国相比差得还远啊,我们要好好向人家学习呀”,到这个时候,我才会爱她。否则,我 只能像许多网友指责的那样,“卖”它!毫无可惜。下面的文字,写於2003年初,只见於网络,未见於报刊。据说自由亚洲电台曾经谈论过这篇文章,说是当下 中国谈论人权最具戳穿力的文字。谢谢褒奖。
2002年第六期《人权》双月刊发表采访邢贲思先生的文章《在发展中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这是一个不错的文章标题,也是一个科学的口号和工作思路。可是文章中有许多根本问题值得推敲。
(一)怎样认识解放後中国的人权进程。
邢先生讲道:他最近看到一个资料,说“解放前在革命根据地曾经有个陕甘宁边区的人权条例,这说明早在建国以前我们对人权问题就非常重视。解放以後,无论是人权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上的人权保障制度建设,我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我们的《人权》杂志是“中国第一份国际性人权杂志”。既然是国际性的,不是自吹自擂性的;既然是严肃的人权杂志,不是自娱自乐杂志,那么最起码的品格应该是客观、准确,不能自说自话。试问邢先生这段话它客观、准确吗?
首先,解放前革命根据地的人权状况究竟如何,不能仅凭陕甘宁边区“有个人权条例”就轻下结论。王实味被处决,是不是在革命根据地?江西根据地同志之间彼此的清洗,更是不可胜记。
其次,人权条例幷不是什么神秘高级的东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可以看成是人权条例,刘邦的“约法三章”,曹操的马踏禾苗者斩,李自成的各 项军纪,都可以看成是人权条例。条例毕竟不同於实际,实际则正如《汉书?刑法志》所嘲笑的,“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
第三,解放以後,人权成为资产阶级骗人的把戏,人权问题长期成为禁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怎么突然变成“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反右”害死人,“大跃进”累死人,“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文革”十年整死人,这些能算是解放後做的“大量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吗?如果这些不 算,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了别的什么呢?
“十年浩劫”是中共中央认定的标准提法,既称“十年浩劫”,自然是摧残人权的十年,邢先生作为理论权威,您的“大量工作”和“重大成就”论,是否有另说一套,不与中央保持一致之嫌?
特别是邢先生所谓“实践上的人权保障制度建设”,我不知道“我们”都建设了什么样的保障制度。除了侵害人权的行为愈演愈烈,好像幷没有建设别的 什么。“我们”通常说1949年以後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试问人民到底当了多少家,做了多少主?他们是能做他们财産的主,还是他们能自由选择他 们可心的单位领导和国家领导?他们经济上不能做他们财産的主人,政治上毫无选择自己的单位领导和国家领导的权利,他们当的什么家,作的什么主?
解放後农民分得土地可以说是最大的当家作主,是最大的翻身解放,可是分得土地还没有暖热就又被合作化去了。所谓合作化,无论动机多么好,实际上 等於是分来的土地又被剥夺去了。以国家行为剥夺土地的做法,给中国农民带来千古未有的大劫难,那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三四千万人。中国尽管是个灾 害频繁发生的区域,尽管过去土地私有条件下农民被盘剥得非常厉害,可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饥荒饿死的人数也赶不上在土地国有名义下“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 的人数。他们名义上是土地的主人,实际上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精神上的被摧残更甚,面对成囤成仓的粮食,尽管饿得要死,可他们连偷连抢的胆量都没有了。这是 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悲哀。
以国家行为剥夺土地的做法,还给中国农民带来至今摆脱不了的身份歧视。在旧时代,乡下人与城里人只是职业区分,而在“翻身”後成为土地“主人”的时代里,种地不再是一种职业,种地人成为一种身份。这种身份让中国农民饱受损害半个多世纪,至今才略见解除的意思。
因而,邢先生说的“西方国家对目前我国的人权状况主要有两种评价:一是比较公正、客观的,认为建国以来我们人权状况在不断改进,人权保障制度在 逐步完善”,在本人看来这一评价根本就不“公正、客观”。“不断改进”意味着一步比一步好,而实际上建国後的近三十年里更多的是波折、失误和倒退,而不是 “改进”。解放以後中国人权状况的改进,“断”的时候比“不断”的时候多得多。至於改革开放之後这二十多年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另一个话题,这里不予论及。
(二)生存权、发展权与民主自由究竟是什么关系。
邢先生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比民主、自由等政治方面的权利更加重要,特别是对一些比较贫困的发 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在非洲,有些国家由於长年乾旱,粮食颗粒无收,老百姓经常面临贫困、饥饿的处境,在那里生存权、发展权自然比其他人权更加重要。”这段 话不是邢贲思先生个人的话,而是中国人权干部常说的套话。这实在是十分荒谬的一句话。
第一,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是西方的殖民地,它们之所以会变成人家的殖民地,之所以生存权和发展权被列强剥夺,最根本的一条原因就是它们是落後愚昧 的封建专制国家。进入後殖民时代,它们独立了,可是生存权和发展权仍然命悬一綫,仍然处於“发展中”,历史厄运幷没有真正过去。为什么?最根本的原因仍然 是它们不长进,没记性,他们不民主、不自由,反民主、反自由。换言之,在前殖民地时代它们政治上不能与时俱进,抗拒民主、自由的大潮,所以成了亡国奴;後 殖民时代,他们仍然抱残守缺,抗拒民主,敌视自由,在联合国的保护伞下混日子,苟且偷生,禁锢人力,摧残思想,所以至今仍然内外交困,生存岌岌可危,发展 更是谈不上。由是观之,民主、自由等政治方面的权利决不是生存权、发展权的对立物,而是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一个不讲民主的国家,一个人民不能自由表达 自己意志的国家,永远不可能有放心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过去我们常说,昏庸腐败的清政府导致亡国灭种之祸。这就意味着专制政治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杀手。可是在上面那段话的逻辑里,发展中国家只有 专制才能保证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就等於说,清朝的专制是亡国之因,今天发展中国家的专制是兴国之本。这究竟是逻辑问题、时代问题,还是理论家的居心 问题?
第二,即便是在“长年乾旱,粮食颗粒无收,老百姓经常面临贫困、饥饿的处境”的非洲国家,民主、自由等政治方面的权利也是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先决 条件。最贫穷的地方也存在分配,越贫穷的地方分配越性命交关,而凡分配就必然牵涉到公平与否的问题。物质越匮乏的地方,生存权越发系乎分配的公平程度。所 谓民主、自由等政治方面的权利,本质上就是人民能够自由选择公平的掌秤人的权利。只有掌秤人公平,才能谈得上公衆的生存。非洲非我所知,五八年“大夥上” 我们是有耳闻的。据过来的老人们讲,村里天天有人饿死,可是村干部和管夥的却吃得白胖。我们想一想,当此之时,还有比村民们可以自由、民主地选择他们的村 干部和管夥的更关乎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事情吗?
因而,如果一定要说“在非洲,有些国家由於长年乾旱,粮食颗粒无收,老百姓经常面临贫困、饥饿的处境,在那里生存权、发展权自然比其他人权更加重要”的话,也只能说:“在那里,一小撮统治集团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自然比一般老百姓的其他人权更加重要。”
无论是什么国家,民主自由等政治方面的权利都是确保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有力武器。发达国家之所以生存美满,发展顺畅,此无他,只因为它们民主自由 等政治方面的权利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生存维坚,发展无望,亦此无他,这是它们糟蹋人民在民主自由等政治方面权利的报应。生存和发展越成问 题的国家,民主、自由越至关紧要。将生産权、发展权与民主自由等政治方面的权利对立起来,认为不民主、不自由的专制制度才是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这是发 展中国家理论工作者最可耻的声音。
(三)这是哪个西方国家的民主?
邢贲思先生说:在民主问题上,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对大多数人实行民主,对少数一些破坏分子、犯罪分子就只能讲专政。“西方国家强调的是 绝对的民主。实际上,这种民主,是抽象的,带有一定的欺骗性。其实,在美国国内,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妨碍了社会秩序,警察照样要抓人。而美国恰恰使用这种标 准来要求其他国家……如果其他国家不推崇这种价值,就认为你违反了人权……这种把民主绝对化的理解,是我们反对的。”
邢先生这段话的逻辑是:美国自己的警察抓人可以,中国的警察抓人不行,幷说这就是美国的“绝对民主”,可见美国的“绝对民主”采取双重标准,是 虚僞的, “带有一定的欺骗性”。试问邢先生:这真的是美国的“绝对民主”吗?美国人是这么理解民主的吗?你说这是美国的“绝对民主”,我看美国决不认你给他定义的 这个民主。我相信美国思想家决不至於浅薄到竟能如此理解他们的民主理想。据我所理解,美国只问警察凭什么抓人和怎样抓人,从来不反对警察抓人。美国只关心 警察该不该抓和怎样抓的问题。
“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对大多数人实行民主,对少数只能讲专政。对於六七八九亿的中国人口来说,几十万“右派”,几百万的“文革”受害 者,数目不大,更何况十年二十年以後“我们”还给他们平凡昭雪,恢复名誉。这与“抽象的,带有一定欺骗性”的美国“绝对民主”比起来,是多么人道,多么值 得自豪的民主形式啊。
邢先生还说:“我们也反对把民主仅仅理解为‘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试问“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美国 的民主吗?美国的哪本书里有这句胡话?美国的哪个人说过这样的胡话?我从没有见过,也决不相信美国会有这么低级的学者如此庸俗地理解民主。我真诚希望当代 中国最着名理论家邢贲思先生能指教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句话,究竟是西方哪个国家理解的民主?究竟您这是在哪本书里读到这个对民 主的理解?
(四)在主权与人权高低问题上你们主张什么?
邢贲思先生说:“在人权与主权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与美国的看法不同,我们反对人权高於主权的观点。”本人想请教的是:你说在人权与主权的关系问 题上“我们与美国看法不同,我们反对人权高於主权的观点”。你们反对的我们知道了,你们主张的我们还不知道;在人权与主权的关系上,你们主张什么呢?
人权与主权的关系无非四种:一,人权高於主权;二,人权与主权一般高;三,主权高,人权低;四,人权、主权没有高低。你们既然反对人权高於主 权,剩下的就只有一般高、没低高和人权低、人权高了。一般高和没低高这两种情况,这里不讨论。如果你们主张主权高,人权低,那你们是彻底错了。主权高於人 权什么样?法西斯什么样,它就什么样。人权与主权正常的关系就应该是美国提出的人权高於主权。人权高於主权不是洪水猛兽,而是我们民族十分熟悉幷珍爱的一 个思想宠物,即孟夫子三千年前提出的“民贵君轻”。这个观点我有单篇文章予以论述,此不赘述。
邢先生说“按照国际准则,一个国家不能随便干预其他国家的主权,除非这个国家的确危害了其他国家”,那么请问假定这个国家在国内胡作非为怎么办?就像希特勒灭绝本国犹太人,别人也不能干预吗?
邢先生还说:“就连美国的一些盟国,(在打击伊拉克问题上)意见也出现了分歧。所以,在人权与主权的关系问题上,幷不是所有国家都与美国的看法一致。”
在这里邢先生又看走了眼。它们这不叫看法不一致,这叫做法不一致。在人权高於主权问题上,盟国看法没有分歧,只是采取的方式不一致罢了。这情形 就好比对街头正在行横的恶棍,个小力怯的不敢近前,个大力不怯的飞身上前呵阻,对待恶棍的方式虽然不同,可是认定恶棍是恶棍,这个幷无不同。人权高於主权 是欧美的共识,美国决非曲高和寡、孤孤凄凄。中国的一些理论家,用一辈子时间批驳自由、民主、人权是资产阶级虚僞的东西,现在终於不批了,难道还要花下一 辈子的时间批驳人权高於主权这个本来就根本不错的口号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作为一个理论家,荒废一辈子就已经够可惜的了,难道还要继续荒废下去?一个理论 工作者如果只协助走上邪路的一綫政治贻误自己的民族,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再数落几句《人权》杂志。我读你《人权》,是念你权威,你是中国人权研究会的刊物嘛。我不是看《故事会》,也不是看《转法轮》,是找权威、“找党”,你就刊登这些不讲逻辑、不讲历史、不讲学术、不讲身份“四不讲”的信口胡扯的东西来糊弄“找党”、找真理的读者吗?
三、中美人权官司该如何打
为回应美国国务院《2003年国别人权报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歪曲和指责,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3月1 日发表《2003年美国的人权纪录》。这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针对美国一年一度的国别人权报告连续第五年发表美国的人权纪录。该开头的是:“……与往年一 样,美国又一次在《报告》中‘遗漏’了美国在人权方面存在的积弊和问题。因此,我们也不得不像往年一样,帮助美国把美国的人权纪录补上。”结尾是:“长期 以来,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表《国别人权报告》,以‘世界人权法官’自居,无视各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社会发展的不同和差异,不顾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 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人权模式,对别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无理指责,而对自己的人权问题熟视无睹,充分暴露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推行双重标准和霸权主 义的实质。美国的人权纪录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世界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更与其自我标榜的‘人权大国’形成强烈的讽刺。美国理应正视自己在人权方面存在的问 题,反省自己在人权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和所作所为,停止利用人权干涉别国内政的不得人心的做法。”
本学期我为北大新闻传播学院01级新闻专业的学生上《新闻评论》课。2004年3月1日课堂上,我拿出10多分钟,让同学们现场写一篇评论习 作。新闻事件给出两个:一个是新华社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发表《2003年美国的人权记录》;另一个是京华时报报道注水猪肉进北京。16位同学谈的是注水 肉,23位同学论的是中美人权官司。十来分钟论人权,个个倚马可待,主要观点如下:
1、 “对駡”不如做实事
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中美“对駡”不如各自回头做实事。
吴春春:“如果说第一次‘对駡’,作为听衆的我们还觉得新鲜,期待它真的可能对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改善起一丝作用,那么‘对駡’到第五次时可能 已完全与我们没有关系,只是政治角色们的伎俩和游戏。在多数人看来,多做些改善所谓人权状况的实事,可能要比这种近乎无聊的‘对駡’有意义得多。”
王琳:“奉劝两国,把目光从国外移到国内,多关心国内的人权状况及经济建设,莫当长舌妇。”王轶阳:“多做些实事,少写些‘报告’。与其费力‘打嘴仗’,不如安分地做点实事。”
姚森:“国家间争来争去,对於普通百姓而言,幷不能得到好处,实显无聊。”
康维:“若要真‘报复’,就要学会用实力和事实反驳,切实改善中国人权状况,而非鹦鹉学舌,配合美国上演‘泼妇駡街’的好戏给世人看。”
2、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有相当多的同学认为,仅仅停留在互相指责、“对駡”,不可取,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从对方的“駡”中反省自己。
王昭倩:“当然,面对美国在人权报告中揭的短,中国也必须直面,深刻反省。”王琳说:“有者改之,无者加勉。清者自清。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裘小玉:“明智的政治家和学者若能从中研究别人眼中的自己,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旁观者清,或许有善言可鉴。”
常江:“在媒体上频频使用‘无端’、‘无理’等字眼指责美国是不负责任的(简单化的)体现。应该把每次来自别国的责问当成自我反省的机会,不断完善民主与人权建设。”
马红:“维护秩序,需要警察。如果自己不能管理好自己,只能把监督权交给别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顶。中国发表美国人权记录,也算是充当了一回警 察的角色,媒体也满足了公衆的知情权。但公衆在对美国人权知情的同时,是否也得到了本国相关问题的足够信息。中国的人权记录除了在国外报纸上可见之外,老 百姓有多少机会可在国内媒体上得到客观数据。问题是人人都希望检查别人,有多少人愿意做好自己的警察。”
蒋俏蕾:“在大书特书这“以眼还眼”的美国人权记录的同时,是不是也留心一下人家的长处,咱们互相监督,互相学习嘛。这才是一个大国应有的风度。”
叶晓君:“一个人的缺点,不会因为被揭发而增多,一个人的优点也不会因为无人肯定而消失。我们宣称人权问题不容许别国干涉,或者我们乾脆不承认人权有问题,可是关起门来,容忍不了别人的声音,人权就真的没问题了吗,或者人权问题就真的能解决了吗?”
王昭倩:“人权报告正好切中美国的软肋,你的人权状况幷不完美,不要只盯着别人的短处,要多检讨自己的错误。”
3、鶏毛掸子与换气扇理论
朱亮亮就此提出鶏毛掸子理论。中美人权状况的“对駡”,就好比挥舞起“满世界的鶏毛掸子”,“专门掸去家具、衣服上的灰尘,却惟独看不到自己身 上的灰尘”。“中国发表美国人权记录,自然是必不可少的外交手段,否则岂不是被视作‘默认’?但事情想回来,这回击果真有力吗?无非充当鶏毛掸子,搅起一 团灰,自己幷没有因此乾净了。美国教师爷的面目固然可憎,中国的鶏毛掸子也幷不可取。人类在这个世界上艰难地爬行着,人权的进步应该是一项光辉的事业。如 果有一天,美国也好,中国也好,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审视自家的人权状况,甚至更好一些,互相搀扶着前进,那才是真正的进步。会有那一天,鶏毛掸子会变成 换气扇,这世界也就真的清净了。”
4、暴人之短岂能增己之长?
马凤娥:“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自己的短处由别人说来是耻辱,由自己道出却是圣明,不管是美国还是我们自己。有工夫去为他国编什么‘人权记录’,何不多花点时间、心思来改善自身的人权状况。难道说你说人家的短处就能将自己的短处变为长处吗?”
5、意气与报复
有同学认为中国发布美国人权记录是一种意气用事,是一种报复。
裘小玉:“中国发布的美国人权记录或许更像一个维护国家尊严的意气之争,就像巴西对入境美国人提取指纹和拍照一样。”
康维:“人家发表人权调查报告,我们於是也发表。为发表而发表,把人权调查当作了一种形式。且不谈如此冤冤相报未免有失大国风度,单说这‘报 复’的方式及态度,就不太对味。我们烦的不就是美国那种狗捉耗子多管闲事的态度吗?我们恨的不就是美国鶏蛋里挑骨头的行为吗?那么何苦依样学来,自甘堕 落!好好的一锅汤,偏偏厨师太小气,因为别人指手画脚、说三到四,就得往里添油加醋,到头来,哎,难免不对味。”
刘誉泽:“中国再次扮演弱势国家不屈不挠大义凛然的角色,而互相指出的那些事实,却年年如此,幷不见改观。人权是件大事,可一旦成为政治手段, 就扭曲和变形了,似乎解决不解决现实问题幷不重要,挺直腰板说一句“你自己也不过如此,凭什么说我”才是当务之急。掩饰、争辩在国际舞台上像乒乓球一样推 来挡去,而那些所谓的‘事实’却一直存在着,呻吟着。我们不愿也无心看那些互相指责的记录,只能问一声:‘何时能了这以牙还牙的闹剧?何时少谈些记录,多 解决些问题!’”
吕亢:“一味地反击造成的是弱者形象,就好比伊拉克人的汽车炸弹袭击。美国人的行径全球皆知,也不用我们辩解。”
王昭倩:这不仅是为中国自己,也为其他受这种苦的国家出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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