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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50) 高华2012-06-05 05: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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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贸然否定六大,不可避免将引起斯大林的怀疑。于是,毛泽东为了显示自己的党内
历史老资格,教训王明、博古等人,在许多场合多次宣称,自己是迄今仅有的六大选出
的几名中央委员之一。
其二,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是否合法问题。在1943 年秋以后,随着毛泽东、
刘少奇、康生等对王明、博古、周恩来批判的调子愈来愈高,在中共领导层内,已出现
王明、博古是内奸,是专门来破坏中共的论调,王明、博古似乎马上面临被捕的局面。
在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期间,毛泽东尽性地斥骂王明、博古及其后台——1938 年已被
斯大林枪毙的原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在这种气氛下,由米夫一手策划召开的六届
四中全会及由博古、周恩来在江西苏区召开的五中全会,就开始被认为是非法篡权会议。
但是,在1943 年12 月22 日季米特洛夫来电后,毛泽东经周密思考,最后决定,将王
明、博古仍视为党内问题(不再认为是内奸),承认四中、五中全会均为合法会议。米
夫虽被斯大林处死,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借沟出水,将被共产国际批准的六届四中及五中
全会乘机指为非法。如果把长期在莫斯科工作、斯大林对之较为熟悉的王明等人指为敌
人,则又走得太远,特别是在眼下中共还需斯大林支持的时刻。
在毛泽东的精心指导下,〈历史决议〉圆满完成。从此,它成为毛泽东手中掌握的
一个对付党内同僚的「紧箍咒」,在1949 年后为毛的每一个政治斗争服务,一直到1966
年刘少奇倒台,才从《毛泽东选集》中撤出〈历史决议〉。
〈历史决议〉的完成是毛泽东胜利大进军的一个路标,毛无惊无险,就将政治上的
绝对优势化为新党史的样本。
毛泽东在加紧修订〈历史决议〉的同时,重建中央机构的工程也在抓紧进行。
重建中央领导机构的中心任务之一是调整中央书记处的格局,在延安整风运动中,
毛泽东采用非常手段,冻结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部分权力。1943 年3 月,在周恩来
等缺席的情况下,又对中央书记处实行重大改组,1937 年12 月政治局会议——六届六
中全会的书记处成员只有毛泽东一人继续保留书记职务,加上新任书记刘少奇、任弼时,
中央书记处只有三人。对这种情况,尽管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口不敢言,但长期以往,毕
竟难以服众。尤其在周恩来等已返回延安、对以往过错作了全面检讨并表态全力拥护毛
泽东后,再将周恩来排斥于最高领导层之外,似多有不妥。
调整中央书记处也和整风、审干已进入后期扫尾阶段有关。现在一度代行政治局、
书记处功能的中央总学委已完成使命,随看甄别阶段的到来,客观上也要求恢复党的日
常领导机构的正常运作。
最后,抗战即将胜利,中共将面临新的复杂形势,也迫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建全党
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随着抗战期间中共力量的急剧增长和即将到来的抗战胜利,中共
马上要迎来一个新的时期。新的环境和新的形势需要全党上下一心,一致对外,显然,
1943 年的中央格局已不能适应目前党所面临的形势和新的任务。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1944 年5 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开幕之时宣布,由毛泽东、刘
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人组成主席团,代行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权,此五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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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团实际就是延安整风后新产生的中共最高领导核心,也是未来中共七大新组成的中央
书记处组成人员。
在这五人领导层中:
毛泽东是主宰全局的领袖,
刘少奇是仅次于毛的党内第二号人物,
周恩来位居第三,
朱德作为红军和八路军总司令,其中央书记的职务在根大程度上只具象征意义,
任弼时自1940 年进入核心层,全力支持毛,1943 年成为三人书记处成员,现在继
续保留中央书记的职务。
至此,延安整风运动所要达到的改组中共最高核心层的目标已经完成大半,下一步
就是在中共七大上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
五 中共七大召开及博古、张闻天等人的公开检讨
1945 年4 月,中共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这次会议是在严格保密下
进行的,所有代表的笔记本在当天会议结束后,都须编号上交中央办公厅保管。全程参
加会议的外国人只有苏联驻延安观察员弗拉基米洛夫,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即野坂
参三)仅参加了部分会议。
中共七大以毛泽东的胜利而载入史册,毛泽东昔日的政治对手及一批党和军队的重
要领导干部,在大会的讲台上相继对自己的错误向全党和毛泽东作出检讨。
毛泽东鼓动那些具有雄厚革命经历的党的负责人在全党面前公开认错,有极现实的
意义:彼等的检讨一则证明毛之正确;二则用他们自己的嘴,清除或削弱彼等在党内之
广泛影响,树立毛的领袖地位的绝对权威;第三,毛从此手握批评之主动权,可随时给
「犯错误」的干部念「紧箍咒」,使其绝对服从自己的领导;第四,以此向斯大林表明,
毛所作所为光明正大,被批判的干部已心悦诚服,毛是当之无愧的中共领袖。
王明本属应予检讨的头号人物,但因患重病未能参加全程的会议。王明本来要向大
会请假,毛泽东亲自上门劝说,请王明务必参加大会的开幕式。于是,王明被抬着担架
送入会场,以显示全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空前团结。①
在七大召开前夕的1945 年4 月20 日,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
的「帮助」,王明向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交出长篇书面检讨,他表示接受〈历史决议〉
对自己的全部批判,并且声称,将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服从毛泽东的领导。
王明以后宣称,当年他的检讨是被迫的。他说,一些前去探望他的同志劝他作出检
讨,并列举理由: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再也没有什么组织可以申诉自己的意见了……如
果你拒绝承认七中全会的决议。反正七大也能通过类似的决议,如果那时你再不服从,
①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70-7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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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把你开除出党,那时要进行斗争,就更加困难了……。①显然,王明是抱看「留得
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心理被迫承认「错误」的。
博古是在大会上作公开检讨的「教条宗派集团」的首要人物。1945 年5 月3 日,
博古向大会做长篇检讨,他流看眼泪对自己作了全盘否定和鞭挞(在前不久的六届七中
全会上,博古的「思想还搞不通」)。博古在大会发言中,以自己的错误、荒谬和对革
命带来的危害来证明毛泽东的伟大与正确。
在博古之前,5 月2 日,张闻天也在大会作公开检讨。张闻天作为「教条宗派集团」
的骨干,自然是罪责难逃。张闻天的检讨采用对比法,以自己为错误的一方,以毛泽东
为正确的一方,全盘否定白己,在对比中几乎用尽所有贬义词汇,痛责自己的愚蠢、狂
妄、肤浅和食洋不化。张闻天表示从此要「以郑重与谨慎的态度来在实际行动中学习毛
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
张闻天的检讨堪称「新我」战胜「旧我」,是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一个样本,
也是将自我谴责与歌颂毛泽东相结合的一个范例。他首先将自己形容成一个对革命成事
不足,败事有馀,一贯给革命造成危害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本没有资格担任领导,只是
被「超级的提拔」,才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张闻天说: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首先使我深刻感觉到的,就是我过去自高自大,自以为
是的骄傲态度,曾经妨碍了我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与作风,……关于我过
去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的尖锐与深刻的批评,使我的骄病
有了转机。这里,我首先应该感谢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对于我的帮助。……
为了真理,我曾经必须从我自己的身上撕去一切用虚假的「面子」与「威信」所
织成的外衣,以赤裸裸的暴露我自己的一切丑相,我曾经必须打倒把我高悬在半
空中的「地位」与「头衔」的支柱所搭成的空架子,使我从天上直摔到地下。……
我的无产阶级的灵魂,就是这样,悄悄地在斗争中占了上风。
张闻天继续说:
(毛泽东是一切方面的模范)他的思想与情感就是人民的思想与情感,他的
痛苦、欢喜与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欢喜与愤怒,……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
的「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这是真正伟大的人
格!……在这伟大的人格面前,我们感觉到真正的骄傲与光荣……而同时我们又
感觉到我们自己是如何渺小呀!
张闻天表示,他是一个坏思想、坏作风根深蒂固的人,「你们如果轻易相信我,你
们可能犯错误」。张闻天恳求毛泽东继续「帮助」「改造」他,他自己则要「赎罪于万
一」!②
在博古、张闻天之后,杨尚昆、朱瑞等被划入「教条宗派」的领导干部,在大会发
言中,也都对自己以往所犯错误表示忏悔。
①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70-71、157。
②张闻天:〈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共党史资料》第53 辑,页15-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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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在七大开幕式的演说和4 月30 日向大会所
作的〈论统一战线〉的发言中,都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彭德怀、刘伯承、
叶剑英也分别就自己所负责的工作中的错误,各自作了检讨。彭德怀在4 月30 日的大
会发言中,还像其它高级领导人那样,将自我检讨与歌颂毛泽东结合起来。他说:华北
抗战八年所取得的成绩,与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中央的许多具体指示规定是分不开的,
与朱德的名字也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有赖于华北党的长期斗争历史和刘少奇对中共中央
北方局的正确领导。①
中共领导干部在七大上做公开检讨是被精心安排的。做检讨的人无非是两类人,一
类为留苏干部,即「教条宗派」分子,另一类为中共老干部,即「经验宗派」分子。毛
泽东的亲信均不在做检讨之列。
康生在七大期间是一个备受代表们瞩目的人物,与会代表中一些人曾在审干、抢救
运动中蒙受打击,现在他们都得到甄别,党也承认在抢救运动中出现过偏差,因此他们
都迫切希望康生能在大会上对此问题作出检讨。然而这些干部的愿望注定要落空,因为
康生的所作所为皆为毛泽东所批准,他不认为自己有何过错,毛泽东也不愿看到康生在
七大会议上受到指责。
大会本来计划安排康生做审干、反特斗争的报告,后毛泽东、刘少奇等以七大应解
决党在当前斗争中的任务为由,取消了康生的报告,改由他在大会作发言。5 月2 日,
康生在七大第六次会议上作对毛泽东政治报告的认识和两年多反奸工作经验教训的发
言,康生在发言中,未作一字的自我批评,引起与会者的强烈不满。毛、刘于是专门安
排曾积极参与领导中央党校审干的原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在大会作专题发言。5 月11
日,古大存在七大第十次会议上作广东党在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发言,他在发言
中就势大谈审干的必要性。古大存强调,审干十分重要,有缺点错误在所难免,而这些
错误是在正确路线上,并且已经改正,因此不必死抓住这点去做口实。古大存称,在抢
救运动中,边区老百姓的政治警惕性提高了,国民党的特务政策破产了,这就是说党得
到了根大的胜利。古大存在发言中就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粤北省委被国民党破坏的教
训(1944 年被国民党破获,南委副书记张文彬遭国民党逮捕并被杀害,南委负责人涂
振农被捕叛变),强调必须加强对国民党特务政策的警惕。他批评从大后方撤退来延安
的同志不能正确地对待党的审查,他说,有些同志因审干受到冲击而对审干表现的那样
愤慨。古大存指责道,这些人拉拢对审干不满的同志,袒护嫌疑分子,这里骂,那里骂,
操他娘×你妈,他们为什么不痛恨国民党的特务政策,不去想一想那些牺牲的同志,却
因个人情绪受一点刺激就永世不忘呢?!至于南委和粤北省委被破坏,我们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听过大后方提起过这个沉痛的教训?使我们的同志们以后从这个教训里面去
警惕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呢?没有!②——此时的古大存可能不知道他的这番话已经伤害
到周恩来,因为大后方的党受周恩来领导,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南委)作为南方局
①《彭德怀年谱》,页297。
②参阅杨立:《带刺的红玫瑰花——古大存沉冤录》,页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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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属机构更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批评大后方的党不重视反奸斗争就是批评周恩来,
且这种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在抢救高潮中,周恩来曾主动为那些受到打击和怀疑的从
大后方撤退来延安的同志作出证明和辩解,如果依照古大存的逻辑,周恩来的行为也称
的上是「袒护嫌疑分子」和「拉拢对审干不满的同志」了。古大存虽是一位老党员,却
不懂「党的高级政治生活」,他在七大的发言说出了毛泽东、刘少奇、康生、彭真想说
又不便说的话,全面地表达了毛、刘、康、彭在抢救问题上的观点,客观上为康生等作
了掩护。于是,大会期间,康生心安理得地欣赏和他地位不相上下的领导人,在全党面
前自我羞辱,与会者虽然对康生强烈不满,但大家对他却无可奈何。
属于刘少奇系统的干部在中共七大上也受到保护。彭真在中央党校领导整风审干,
曾伤害过许多干部,同样引起党内的不满,但是彭真等皆被划入刘少奇白区正确路线的
大旗之下,他们的威信只能被提高,而不能像「教条宗派」分子和「经验宗派」分子那
样受到打击。
六 毛泽东的胜利与中共新的领导核心
中共七大是毛泽东将其经过多年的努力与斗争而获得的胜利,以组织的形式予以体
现和确认的会议。
在中共七大上全党正式接受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毛成为
无可争议的中共最高领袖,毛昔日的政治对手在全党面前向毛缴械投降,毛以自己的意
志彻底改造了中共,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和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具体体现了
毛泽东主宰下的中共新格局。
原「教条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尽管自三十年代后期就积极靠拢毛
泽东,甚至在延安整风初期还十分活跃,但终因在遵义会议上反毛泽东的历史旧帐,而
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会。
原「经验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补委员,瑞金时代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
因在江西时期负责肃反,结怨甚多,早在三十年代末就逐渐失势,邓发在1936 年去苏
联后,与王明的关系又颇为密切。在新疆任中共代表时,对毛泽东略有微辞,此次也在
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
抗战前期地位显赫,一度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与博古等关系密切的前中央候补
委员朱瑞,和前中央候补委员、原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未能和一般大区负责人一样,被
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
原「教条宗派」分子、前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只因毛泽东亲手点燃的反「教条
宗派」的大火,差点烧到失控的地步,竟需要毛出面为王稼祥说几句好话,才被选为中
央候补委员。
王明、博古作为「错误路线」的象征人物,被保留在中央委员会,但名列中央委员
三十三人中的倒数第一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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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毛泽东挂帅的新政治局也兼顾了历史与现实。七届政治局只保留一名原教条宗派
分子张闻天,这也是对张闻天较早从王明集团中分化出来,长期配合、服从毛泽东的犒
劳。
前政治局委员周恩来、陈云保留了他们原先的职务。在1935 年末瓦窑堡会议补选
为政治局委员的彭德怀,作为军队代表,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以显示毛泽东公正、宽
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将任弼时选为政治局委员是顺理成章,现在任弼时名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之后,成为中央书记处第五号人物。
新政治局的组成安排也反映了刘少奇力量的急速上升,刘少奇的老部下彭真跳过中
央委员的台阶,一跃进入政治局。刘少奇在中共七大这次党内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中,大
大加强了自己在中共组织系统中支配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刘
少奇的一批老部下,突破了因历史上曾被国民党关押于监狱和反省院而造成的干部使用
方面的限制,顺利地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1943 年11 月,一批原从北平、天津等地国民党监狱和反省院出狱的中共干部相继
来到延安。尽管1937 年他们出狱曾经毛泽东、张闻天批准,但是在审干和七大代表的
资格审查中,这批人当年出狱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早先,由陈云主持的中央组织部曾
倾向于将彼等的出狱视为政治历史问题,在干部使用方面予以一定的限制(1940 年就
开始了对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现在,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毛亲自接见薄一波等,
询问有关情况,最后作出有利于薄一波等的安排,陈云原先担任的中央组织部长一职也
由彭真正式接替。毛泽东此举固然与其当年知晓薄一波等出狱经过有关,更因薄一波、
安子文、林枫等人皆属刘少奇的得力部下,且在抗战爆发后。从事领导华北敌后武装工
作,在招兵买马方面功劳卓著。毛泽东不囿成规,对刘少奇系统的干部表示充分信任,
并在组织安排上予以重用,以此作为对刘少奇支持自己的回报。1945 年,在中共七大
召开期间,陈赓等部分七大代表再一次提出薄一波等因出狱问题不宜担任中央候补委员
的意见(在酝酿名单中,薄一波被列入候补中委),陈赓向刘少奇、周恩来反映了自己
的看法,毛泽东发话,将反对意见挡了回去。毛并说,将薄一波安排为候补中委本来就
不妥,其意是薄一波有资格担任正式中央委员。①结果,在七大中委选举中,薄一波、
安子文等皆当选为中央委员。
高岗作为西北地方党和军队的代表,与彭真一样,也一步跃过中央委员的台阶,直
接进入政治局,这个时期,高岗受到毛泽东的青睐,被认为是毛的亲信。
康生是老政治局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蝉连,随着形势巨变,中共急需一致
对外,而对内整肃的任务已经完成,康生长期担任的中央社会部部长一职由李克农接任,
康生成为挂名政治局委员,马上陷入「失业」的境地。此时毛泽东已暂时用不着康生,
于是他只得主动请求去山西,以后又去山东渤海区,在两地搞了一场极左的土改。
①参见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增订本),页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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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七大召开及新的中央领导核心的建立,标志着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已取得空前
的团结,毛声称,「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已被打碎,不复存在了。经全党奋斗,
几年努力,1949 年中共革命终于成功。但是,曾经一度失去踪影的「帽子」,数年后
又忽隐忽显,飘浮在毛泽东那些同僚的头顶之上,康生又重新被从笼子里放出。自五十
年代中后期始,毛泽东重又频念紧箍咒:1958 年周恩来被批评,1959 年庐山会议上,
再掀历史老帐,斗争彭德怀、张闻天,指责朱德,延安整风时期的两顶帽子重新飞舞。
而到了1966 年文革爆发,毛更将他在整风期间提拔的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全部打
翻在地,刘少奇等只能束手待毙,连招架之力也没有——怨怪毛泽东也不全对,难道不
是因为他们才直接、间接造成了这一切!当年不正是刘少奇等将毛泽东捧为至尊至圣,
使毛获得了予取于夺、凌驾于全党、无人能予制衡的绝对权力!现在刘少奇等意识到这
一点已太晚,这正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002 年重版
后记
这本书从酝酿到写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八十年代,我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念头,但促使我
对延安整风这一历史事件萌发兴趣则是在更久远的年代。
我是在1961 年的南京读小学的,那是一个政治意识畸形发展的年代。从1963 年初开始,我对
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经常躲看她偷偷阅读。我也从那时起,养成了每天读江苏省
党报《新华日报》的习惯。可是我对那时的社会状况并不清楚——应该说,除了雷锋、革命先烈、
越南、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时我的头脑中并没有任何其它东西,但是到了1963年下半年后,情况发
生了变化,我愈来愈注意《参考消息》和报纸上刊载的有关中苏两党论战的报道。1964 年春夏之间,
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二月全会上作的「反华报告」,第一次看到
对斯大林、莫洛托夫制造三十年代大恐怖罪行的揭露,以及对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
——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这份报告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我长期保留这份《人民
日报》)。我开始思考苏斯洛夫报告中所论及的一些词汇: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新托洛
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等(七十年代,我从内部读物才知道,苏斯洛夫是一个顽固的教条主
义者。近年出版的俄罗斯资料透露,1964年苏共党内的革新势力利用与中共的论战,削弱了斯大林
主义者在苏联的阵地,一度遏制了保守势力复辟的势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守的苏斯洛夫才
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了这个报告)。对于这些话,当时我似懂非懂。我联想自己的日常生活,
几年前那些饥饿的日子,我随母亲去南京郊外的农场去探望因「右派」问题而被下放劳动的父亲,
1963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语学校录取,却因政审不通过而被拒之门外。不久甚至连小学也讲起「阶
级路线」,我因出身问题越来越感到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迎来了1966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在学校的号召下,我通读了《毛选》一至四卷,我多次阅读收人《毛选》中的〈关于若于历史问题
的决议〉以及毛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于是我知道了「整风运动」这个词。
紧接着文革爆发,我从每天读的《新华日报》上发现,1966 年5 月初北京召开的欢迎阿尔巴尼
亚党政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不见了彭真的名字,接下来我就读小学的一些干部子弟(我的小学邻近
南京军区后勤部家属大院和《新华日报》社家属区),手拎红白相间的体操棒在操场上殴打一位「成
份不好」的三十多岁姓余的美术教师,校长兼支部书记则装着什么也没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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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1966 年8 月下旬的红色恐怖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我的家庭受到冲击,有一天,我
无意中听到父母的谈话,父亲说,这一次可能躲不过去了,再不跑,可能会被活活打死。父亲终于
离家出逃。躲在山东农村老家那些纯朴的乡亲中避难,不久,我家附近到处贴满了父亲单位捉拿他
的「通缉令」。
在文革的血雨腥风中,我看到了多少景象!曾几何时,那些在文革初期指挥揪斗「死老虎」的
当权派自己根快也被拉下了马,「周扬四条汉子」、「彭罗陆杨」、「刘邓陶」像走马灯似地被「扫
入历史的垃圾堆」,真是「一顶顶皇冠落地」!从那时起,我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报纸上的「排名
学」。1967 年初,在南京大学的操场上,我亲眼看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被批斗,就在半年前,
我们小学的校长还是满口「江政委」唤个不停。不久我又去了省委办公大褛,那里正举办所谓「修
正主义老爷腐朽生活」的展览,那宽大的带卫生间和休息室的书记办公室,那嵌在舞厅天花板壁槽
内的柔和灯光,无一不使我头脑翻江倒海。
我的家庭背景使我不能参加这场革命,我在家庭中受的教育以及我从各种书籍中所获得的精神
营养也使我不会去欣赏那些在革命名义下所干的种种凌虐人的暴行。在文革前,我家有一个区文化
馆图书室的借书证,因此我读过不少中外文学、历史读物。至今我还记得,在恐怖的1966年8 月,
我如何从母亲的手中夺下她正准备烧掉的那套杨绛翻译、勒萨日着的《吉尔?布拉斯》等十几本书
籍。在焚书烈火中被抢救下来的《吉尔?布拉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普希金诗选、《唐
诗三百首》等给了我许多温暖,让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远处一簇光。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希望之光是黯淡和飘忽的。1967 年初,我在家附近的长江路南北
货商店墙上看到一张写有「特大喜讯」的大字报,上面赫然写着叶剑英元帅最近的一次讲话,他说,
我们伟大领袖身体非常健康,医生说,毛主席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看到这张大宇报,我头脑轰地
一响,虽然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直觉是,这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注定要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了。我马
上去找我的好友贺军——他目前住在美国的波士顿,告诉他这个消息,我们一致认为,毛主席不可
能活到一百五十岁,因为这违反科学常识。
从这时起,我在心里消悄地对毛泽东有了疑问,我知道在中国,一切都凭他一个人说了算,其
它人,即使刘少奇,虽然〈历史决议〉对他评价极高,虽然在文革前到处都能看到毛、刘并列的领
袖标准像,虽然刘少奇夫妇访问东南亚是何等的热烈和风光,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喜欢,刘少奇马上
就被打倒。我又看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事,离我家不远一个小巷的破矮平房里,住着与我同校但
不同班的一对姐弟和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亲是「阶级敌人」,他们的妈妈是一位普通的劳动妇女。
因为不能忍受歧视和侮辱,这位母亲竟失去控制,将毛主席的画像撕碎并呼喊「反动口号」,结果
在1970 年南京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枪毙。召开公判大会那一天,我的中学将所有学生拉到路边,
观看行刑车队通过,美其名曰「接受教育」,这姐弟两人也被安排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他们的母亲
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车队通过后,学校革委会副主任要求全校各班立即分组讨论,于是所有同学
都表态拥护「镇压反革命」——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对毛产生了看法。我知道这些看法绝不能和任何
人讲,甚至不能和自己的父母讲,只能深埋在心中。
在那令人窒息的岁月里,没有希望,没有绿色,除了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贺军,差不多也没有任
何可以与之交心的朋友(即使我们之间的谈话也小心翼翼,绝不敢议论毛泽东),但是,我的心中
仍存有一线微弱的光。我的家附近有南京某中学留守处,这个中学已被勒令搬至农村,所有被封存
的图书都堆放在留守处的大仓库里,由一姜姓老先生看管(老人是山东人,年青时被国民党拉去当
兵,被解放军俘虏后成为「解放」战士)。至令我仍感激这位老先生,是他允许我每周进一次仓库
借一旅行袋的书,下周依时交换。正是在那里,我翻检到1958 年《文艺报》的〈再批判〉专辑,因
而我第一次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那几年,我从这个仓库借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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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中外文学和历史书籍,至今还记得,孟德斯鸠的《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
利斯朵夫》、惠特曼的《草叶集》、叶圣陶的《倪焕之》、老舍的《骆驼祥子》,就是在那个时候
读的。1971 年后南京图书馆局部恢复开放,我又在每个休息日去那里读《鲁迅全集》,将包括鲁迅
译着在内的旧版《鲁迅全集》全部通读了一遍。正是这些作品支撑起我的人文主义的信念。
七十年代中期,国内的政治局势更加险恶,我的一位熟人的弟弟,因愤恨江青的专横,在1975
年从其家中的阁楼上跳下自杀身亡。我的家也每天受到居民小组老太太的监视,只要家里来一外人,
她就站在门口探头探脑。197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与好友贺军坐在长江路人行道的路边,我背诵
了鲁迅的话:「地下火在运行,岩浆在奔突……」(1995 年8 月底,我与贺军在纽约第五大道的街
心花园坐了半天,我们共同回忆起往昔岁月,我们都谈到1976 年夏在长江路边的那次谈话)。
在文革期间,我读了许多毛泽东的内部讲话和有关「两条路线斗争」的资料,这些资料真真假
假,其中不少充斥着大量的歪曲和谎言,然而它们还是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结合文革中所发生、
暴露出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感受,我愈来愈有一种想探究中共革命历史的愿望,在这个过程中,
我注意到了延安整风运动——这虽然是距那时以前几十年的往事,但我还是隐约感到,眼下一切似
乎都与它有联系。在大字报和各种文革材料中,我难道不是经常读到毛和其它「中央首长」的讲话
吗:什么「XXX最坏,在宁都会议上,他想枪毙我」,「刘少奇在抗战期间勾结王明反对毛主席的
独立白主方针」,什么「XXX在延安审干中查出是自首分子,因此对他控制使用」,还有「王明化
名马马维奇在苏联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
在那些年里,我虽然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却不知填了多少表格,从小学、中学到
工作单位,每一次都要在「政治面貌厂「社会关系」栏内填写老一套的内容。看看周围的人,大家
也一样要填表。我工作单位的人事干事是从老解放区来的,她说,这是党的审干的传统,是从延安
整风开始推广的,那么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带看这些疑问,1978年秋,我以历史专业
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考入了南京大学历史系。
1979 年后的中国大学教育开始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经历了那几年由思想解放运动而带来的
震撼并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在课堂上,我再次听老师请延安整风运动,我也陆续看到一些谈论「抢
救」运动的材料,然而所有这些都在维持一个基本解释: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
教育运动。1979 年我还读到周扬那篇有名的文章〈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周扬将延安整风与
五四运动、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相提并论,谓之为「思想解放运动」。在大学读书的那几年,
我知道,虽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已被批评,但毛的极左的一套仍根深蒂固,它已渗透到当代人思想
意识的深处,成为某种习惯性思维,表现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盛行,为圣
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论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当然我十分理解前辈学者的矛盾和
苦衷,他们或被过去的极左搞怕了,或是因为年轻时受到《联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的思想训练太深,以至根本无法跳出官学的窠臼。
然而,我难以忘怀过去岁月留下的精神记忆,刘知几云,治史要具史才、史学、史识,其最重
要之处就是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至令我还清楚记得1979年在课堂上听老师讲
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所引起的激动,我也时时忆及范文澜先生对史学后进的教诲:板梁甘
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所有这些都促使我跳出僵硬教条的束缚,努力发挥出自己的主体意识,
让思想真正自由起来。从那时起,我萌生一个愿望,将来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为此
我开始搜集资料。
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这给研究者带
来极大的困难。但在八十年代以后。官方也陆续披露了某些与延安整风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除了
少量档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忆资料,这给研究者既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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