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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43) 高华2012-05-17 06: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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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山东分局书记)、薄一波、孔原、罗瑞卿、邵式平、丁玲、阎红彦、陈奇涵、陈
郁、陈赓、宋时轮、王树声、刘景范、李培芝(王若飞夫人)、陈锡联、马文瑞、韩先
楚、舒同、陈再道、乌兰夫和蔡树藩等。
对于集中在党校一部的老干部,党校领导采取了区别对待的不同政策,老干部中凡
出身井冈山,或参加过长征的,一般不属于「抢救对象」,但仍需在党校接受审查和提
高「路线斗争觉悟」。
李伯钊是红军文艺宣传工作的开创者之一,她与其夫杨尚昆都是二十年代后期被派
往苏联学习的留苏生,李伯钊1931 年进入中央苏区后,长期领导红军中的宣传鼓动工
作。在长征途中,李伯钊曾被分配至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任宣传干事,由于不了解上层
的争论与分歧,在毛、张草地分家后,写过〈南下歌〉和〈谁的罪过〉等歌曲。1942
年毛泽东为召开文艺座谈会,曾向李伯钊了解根据地和八路军的文艺情况,李就此向毛
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解释和说明了一些情况」。在党校一部的审干中,李伯钊
在所在支部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并向党组织递交了「几万字」的自传材料,对自己
的思想和历史进行全面的反省。①
朱瑞也是原留苏生,瑞金时代曾任红五军团政委,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的中
央候补委员,1944 年2 月,从山东分局书记的任上调入党校一部学习。在审干中,朱
瑞写了详细的自传和(整风学习思想小结),他反复检讨自己「为什么会被教条主义所
提拔」,朱瑞认为,这其中「除了(自己)有莫斯科留学生的标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
做了许多工作之外」,更在于「我的思想方法是教条的,颇合他们的口味」。在党校期
间,朱瑞还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称「这次反省十倍百倍甚于过去任何一次,痛痛地打
动了我思想方法上主观主义这个悠久肥大的根株」。②
李伯钊、朱瑞皆有留苏背景,在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整风运动中,受到冲击自不
待言,然而他们毕竟长期在红军中工作,所受到的审查相对说来,仍是属于「和风细雨」
式的。相比之下,那些在国统区工作的老干部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在党校的审干、抢救
中,来自国统区的大批老干部被打成「特嫌」,邹凤平案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例。
邹凤平原任四川省工委书记,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因从事地下斗争被捕,身
体受到严重摧残,由于他的脊椎骨已断裂,身体一直不能直立。1938 年邹凤平曾在成
都约见过来自昆明欲投奔延安的陈野萍,并分配陈野萍去宜宾作地下工作(陈野萍在六
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40 年,邹凤平因四川省委负责
人罗世文被捕,川西地区大批疏散干部,与张曙时奉调回延安。邹凤平抵延安后入中央
党校一部学习,在「抢救」前夕的审干中,就已被认定为「特务」受到批判。邹凤平新
婚不久的妻子在压力下,也诬指邹凤平是「特务」,随后与他人同居,邹凤平陷入绝境,
愤而自杀。③
①《李伯钊文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 年),页120-21。
②郑建英:《朱瑞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页296、298。
③邹凤平当时的妻子甘棠,原名阚思颖,1928 年参加中央特科工作,其兄阚俊民,后改名刘鼎,中共党内著名军工专家。1949 年后甘
棠任重庆市妇委书记,四川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甘棠1935 年长征至遵义时被疏散在地方,并与其它被疏散的红军组成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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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中共四川省妇女部部长的曾淡如,在「抢救」中,因被诬为「特务」、「叛徒」
而备受折磨,最终也绝望自杀。
中央党校一部的审干、抢救、「逼、供、信,恶性循环」,①一百多老干部被指控
有政治历史方面的嫌疑,经彭真批准,将这批人分配至二部,编成两个支部,继续审查。
丁玲则作为有问题暂时弄不清的干部,被「挂起来」,于1944 年夏调往边区文协。中
共老党员、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孔原(陈铁铮),中共西南工委负责人、鄂中鄂西区党
委书记钱瑛被诬称为「叛徒」、「特务」、「红旗党」,遭到大会、小会轮番批判。 ②
原河南省委负责人王志杰、郭晓棠等此时已被公开诬指为「特务」,他们也被集中
在中央党校一部,康生亲自坐阵中央党校的批斗大会,逼迫王、郭承认「河南党是红旗
党,是特务,是叛徒」。大会一开始,就把郭晓棠等揪到台上,郭拒不承认,继之,又
将王志杰揪上台,限令王在五分钟内坦白交待。王也据理力争,声辩「河南党是执行党
中央路线的」,大会主席当即制止王的发言,宣布开除王、郭的党籍,把两人捆起来,
押往中央党校柳树湾禁闭院。(王志杰在抗战胜利后恢复党籍,调往太行根据地工作,
郭晓棠的党籍在1950 年才恢复,1966 年文革初期郭晓棠被河南省委抛出来,以「叛徒」、
「特务」等罪名第一个在《河南日报》被点名批判。)前河南省委书记张维桢则被施之
以车轮战、疲劳战,并被拖出去「假枪毙」,最终也被打成「特务」。③
在中央党校一部受审的河南省委干部中,叶剑英的前妻危拱之尤其引人注目。曾参
加广州暴动、留学苏联、又参加过长征的危拱之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女知识分子干部,
早在瑞金时期就因所谓「托派嫌疑」遭到开除党籍的打击。抗战后,危拱之被派往河南
工作,后被中共河南省委推举为参加中共七大的代表,于1940 年4 月来到延安。1943
年3 月,上级组织以参加整风学习和帮助党审查河南干部为由将危拱之等调入中央党
校,事实上是被集中在中央党校一部受审。不久危拱之就被扣上「特务」的帽子,受到
隔离审查。危拱之因不堪迫害,悲愤难禁,手持剪刀朝自己喉咙猛扎一刀,血涌脖颈,
但幸未死成。④
薄一波当年曾被编入党校一部担任第一支部干事,他在晚年回忆抢救运动时记述了
他所亲眼目睹的「抢救」惨状。薄一波写道:
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来不时的涌上心头,……那时我母亲也
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时,
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
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看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
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我:他们都是「抢
1936 年一度被俘,延安整风期间受到严重冲击,晚年生活凄凉,1971 年因疾病不得医治而逝世。参见郭晨:《巾帼列传——红一方面军三
十位长征女红军生平事迹》(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6 年),页157。
①张平化:〈满怀热情地参加整风学习〉见《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 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 年),页47。
②孔原:《一位杰出的革命女性—忆战友钱瑛同志》,载《忆钱瑛》(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年),页21。
③张文杰:〈河南党组织被康生诬陷为「红旗党」的历史真相〉,载《河南党史通讯》第1 期,引自廖盖隆主编:《中共党史文摘年刊》
(1985)(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年),页料344-45。
④郭晨:《巾帼列传——红一方面军三十位长征女红军生平事迹》,页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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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①
薄一波的回忆虽未具体指明这关押上百人的深沟属于哪个机关管理,但他明确记述
了在中央党校也有关押干部的审洞。薄一波发现,「在中央党校西南角的窑洞里,也关
押着『抢救运动』中『抢救』出来的一百五十名干部」,其中有武竞天、宋维铮等。
当时在一部接受审查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1942 年底,吕振羽夫妇随刘少
奇从华中根据地来到延安。到延安后,吕振羽已不再与闻核心机要,而专作研究工作了。
吕入中央党校一部后,很快就被卷入一宗「托派」案件中。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
原与吕相识的王姓夫妇,被诱导要他们交待吕振羽的「托派」问题。在多次逼供下,王
的妻于被迫供出吕振羽是「托派」。有关方面再以此追逼王本人,王某断然否认,并陈
述其爱人从未见过吕振羽。然而在高压下,最后王也被迫指供吕为「托派」。不久,王
某即翻供。尽管王某已经翻供,但吕振羽仍受到审查,吕详细写出自己的自传,断然拒
绝了对他「托派」的指控。吕振羽受此事牵累了近一年的时间,使其创作完成《简明中
国通史》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②
党校一部主任古大存是一位广东籍的老资格共产党员,红军长征后,一直坚持在粤
北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此时正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彭真的信任,
被委之以负责审查高级干部的重任。古大存在党校一部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将一大批
老干部整成「特务」、「叛徒」和「特嫌」,引起许多老干部的不满。陶铸的妻于曾志
此时也是一部的学员,古大存认为曾志的历史有疑点,但一时又无法查清,于是迟迟不
肯为曾志作一个相信本人交待的结论,而是将其「挂起来」。曾志和陶铸对此都十分不
满,陶铸曾当面批评古大存,为何没有证据,仅凭主观主义就将曾志的结论拖了两年。
1954 年,古大存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期间发言,检讨自己在中央党校一部领导整风时
曾伤害了一些干部。③但是,延安审干运动还是在陶铸与古大存的关系上投下了阴影,
五十至六十年代,陶铸主政广东,对担任广东省副省长的古大存多有压制和打击,最终
将古定为「反党的地方主义分子」。④
据安子文称,党校二部吸取了一部「抢救」的经验教训,「便没有搞抢救运动」。
⑤事实上,党校二部虽未搞大规模的「抢救」,但严格的审干继续进行,只是斗争的热
度有所降温。
中央党校三部集中了当时延安几乎所有较有名气的知识分子,除了中央研究院知识
分子干部外,住在延安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作家、文艺家(大
多来自大后方和华北敌后根据地),在审干全面展开后,也被分别送往中央党校,编人
第三部(1943 年春,延安文抗作为曾活跃于边区的一个文艺团体已无疾而终)。1943
至1945 年,在党校三部受审的党员知识分子有范文澜、陈学昭(1945 年入党)、于黑
①参见薄一波:《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上卷,页362。
②刘茂林、叶桂生:《吕振羽评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 年),页125。
③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州: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 年),页51、31。
④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州: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 年),页51、31。
⑤陈野苹、韩劲草主编:《安子文传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页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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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马加、吴伯萧、周而复、白朗、罗烽、方纪、冯兰瑞、曾克、刘白羽、欧阳山、草
明、叶蠖生、陈波儿、金紫光、陈明、刘雪苇等。
三部的党员知识分子干部组成七个党支部,按照校部的部署,进行交待历史、检查
思想的紧张斗争。
白朗——来自东北的著名流亡作家,来延安后,与其夫罗烽在延安「文抗」工作,
后白朗被调入《解放日报》社副刊部。罗烽因〈还是杂文时代〉一文获罪于毛泽东和周
扬,虽未被公开批判,但已被打入另册。白朗在抢救和审干中,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
先是在《解放日报》挨整,继而在党校三部遭斗争,「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白朗糊里
糊涂,痴呆麻木,整日不讲一句话」。①
方纪是以写颂扬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散文〈挥手之间〉而闻名的作家,他在「抢救」
中受到冲击,吴伯箫则被定为「反共分子」。吴曾在黄埔军校学习,国统区传说吴伯箫
被整死,在西安为其开了追悼会。1944 年7 月3 日,吴伯箫在《解放日报》发表〈斥
无耻的追悼会〉一文,自述其在延安「愉快地生活和创作,从来没有挨过整」云云。 ②
1943 年7—8 月,原被安置在西北局「创作之家」的几位著名非党作家塞克、艾青
以及从华北敌后根据地前来的杨朔、周而复等被通知到中央党校三部报到,随后塞克妻
子韦安,艾青妻子冯莎也被通知进入党校三部。1944 年3 月,结束自愿流放,从延安
县川口区乡下返回的萧军、王德芬夫妇也被送到三部,原先明确规定非党员不能入中央
党校的原则,此时也打破了。塞克夫妇、萧军夫妇等被编在各个支部,除不参加党组织
生活外,一样接受审查,参加转变思想的学习。
塞克才华横溢,是三十年代杰出的话剧演员、剧作家、诗人,曾以主演日本剧作家
菊池宽《父归》一举成名,誉满沪上。抗战前夕,创作戏剧《流民三千万》,写下脍炙
人口的《救国军歌》,奔赴延安后,又写下《二月里来》,本应是有功之臣。然而塞克
性格刚烈,嫉恶如仇,从不阿谀奉承,加之在延安经常执手杖下山上街。被某些领导人
视为是未曾改造的狂徒一类,终在延安不被重用。把塞克安置在党校三部接受审查,纯
属题中应有之意。
高长虹的情况则是一个例外。高在1926 年曾与鲁迅打过笔仗,又是二十年代「狂
飙社」的主将,1941 年11 月,经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负责人王世英介绍,高长虹
徒步走到延安,一度受到欢迎和尊重。但到了1942 年后,高长虹消声匿迹了。在「抢
救运动」中,高长虹因「直接向中央提意见,甚至向斯大林提意见」,被康生指为青年
党,「曾要整他」,只是由于得到博古和张闻天的保护才幸免于难。高长虹未能进入党
校三部,他可能是当时延安唯一的编外人员。③
党校三部的审干、「抢救」及以后的甄别前后持续一年多,即使处于被审查状态,
三部的知识分子仍不忘为配合当前政治任务而努力工作。1944 年,三部学员陈波儿与
①王良:〈罗烽、白朗蒙冤散记〉,载《新文学史料》,1995 年第2 期,页176。
②韦君宜:《思痛录》,页19;另见《解放日报》,1944 年7 月3 日。
③1945 年8 月,毛泽东曾约见高长虹,征求他对今后工作去向的意见,高长虹说他想去美国考察经济,毛闻之勃然大怒,立刻把他轰
出去,谈话「闹了个不欢而散」。参见言行:〈高长虹晚年的「萎缩」〉,载《新文学史料》,1996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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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学员姚仲明合作,创作了一出抨击「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
路》,在延安广为演出,受到领导的重视和好评。1944 年,除三部之外的党校其它各
部,均奉中央命令转入「两条路线」学习,上级规定,凡属于「有问题暂时未弄清的人」,
不参加学习「党的路线」。丁玲虽在党校一部,但她不能和其它学员一同参加「路线学
习」。①党校三部——属于有严重问题的单位,则被整体打入另册。那些「历史复杂」、
「思想复杂」、「狂妄自大」的知识分子只配永远「脱裤子、割尾巴」,交待历史,反
省错误。在延安上层某些人眼中,三部的知识分子是一群「异类」,是不配学习「两条
路线斗争历史」的。
1944 年夏,中外记者团在延安访问、参观期间,仰慕中央党校的名声,再三提出
参观要求,都被婉拒,于是记者先生感叹:「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人」。②
由彭真直接领导的中央党校,在「抢救运动」中一马当先,造成大量冤假错案。但
是,这一段历史一直被精心掩饰,一直到八十至九十年代还有人对之文过饰非。1986
年7 月26 日,曾任中央党校秘书长的黄火青、郭述申等发表〈回顾延安中央党校的整
风运动〉一文,对当年在党校发生的「抢救」惨剧竟无一字描述。③1995 年,黄火青出
版《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的回忆录,虽然提到党校受到「反特扩大化」的「很大
影响」,「伤了不少同志感情」,但马上强调党校的错误「及时得到纠正」,对党校「抢
救」的具体情况一字不提。 ④和黄火青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薄一波,1996 年薄一波公正地
指出,「中央党校是『抢救运动』的重灾区之一」,成为批评当年中央党校「抢救」的
中共唯一领导人。
六 延安白然科学院的「抢救」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延安唯一一所工业技术学校,成立于1939 年5 月,原名为自然
科学研究院,初期为研究单位,1940 年1 月改为工业技术专门学校性质,1940 年9 月
成立大学部,设生物、物理、化学、地矿四系,后改为机械、化工和农业三个系,另附
设一个由十二、三岁中学生组成的补习班,共有六百馀名师生。1940 年12 月,中共中
央任命延安著名教育家徐特立为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整风转入审干后,徐特立被调回
中宣部,负责干部教育教材的撰写工作,中共西北局另派原中组部干部陈伯村⑤坐镇自
然科学院,该院审干、反奸、「抢救」运动由西北局直接领导。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审干、抢救的重灾区之一,该院许多师生是从国统区前来延安的
青年党员和知识分子。运动即起,马上就受到严重冲击。本科生和教师中的大多数人被
打成「特务」,当年在自然科学院任教的武衡(1976 年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就
①参见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载《新文学史料》,1993 年第2 期。
②金东平:《延安见闻录》(重庆:民族书店,1945 年),页120。
③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260-76、163-64。
④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260-76、163-64。
⑤陈伯村在1954 年被宣布为「高饶反党联盟」成员,文革后得到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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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中之一。
自然科学院「抢救」运动的进展引起徐特立的强烈不安。徐特立为人宽厚慈祥,在
延安有「革命的好外婆」之称,虽然一些中共老干部都知道他曾在长沙第一师范做过毛
泽东的老师,但是徐特立从不声张,有别人问时,徐特立也不承认。但若站在毛泽东「路
线斗争」的角度上来观察徐特立,他的「路线斗争」敏感性似乎并不高。整风运动前,
徐特立曾去马列学院作报告,在号召干部学哲学时,徐特立说:在我们党内,真正把马
克思主义哲学学通了的只有两人,一个是润之(即毛泽东),一个是洛甫。①称赞毛泽
东固然无可非议,但将张闻天与毛泽东并列,则犯了大忌。显然,由徐特立这样心慈的
老人来领导审干肯定不合适,故有将徐特立调走之举。运动高潮阶段,保卫机关不断到
院里抓人,此时,徐特立已被调回中宣部,虽未正式免去他的自然科学院院长一职,但
已不许他过问自然科学院的运动,然而他仍几乎天天步行几十里去自然科学院。有一天
徐特立在前往自然科学院的路上,正巧遇上保卫机关一帮人将一个怀孕的年轻女同志捆
绑走了。徐特立将自己的上衣脱了下来,披在那个女同志身上,什么话也没说。事后,
徐特立竟被指责为「同情反革命」。②
身为自然科学院院长,在延安享有崇高威望,当时已高龄六十七岁的徐特立,在审
干、抢救的洪水袭来之际,虽尽多方努力,仍无法保护该院的师生。运动依旧按照它的
内在逻辑疯狂运转,人夏后,「抢救」深入到补习班(中学部),居然在这群少年中「抢
救」出三十几个「特务」。到了1943 年秋,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相应的自然科
学院中学部也并入延安大学中学部。至1943 年底,延安大学中学部又挖出三十几个「特
务」,前后共有七十馀人落网。延安大学中学部的有学生二百馀人,分为五个班,大多
为中共烈士子弟和干部子弟,以及少量从部队调入的「小八路」,竟三分之一成了「特
务」。③
在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曾有一位被树为「特务」典型的受害者,此人即彭
而宁(钱家骥),也是出自自然科学院。彭而宁被扣上「兼差特务」、「双料特务」的
帽子(即「日特」兼「国特」),早在1942 年就和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等人,被康生
机关秘密逮捕,1943 年整风转入审干、抢救后,又被康生作为罪证确凿的「特务」抛
出来,作为证明「特务如麻」的依据。④彭而宁入狱,在很大程度上是康生及其机关的
独立作业,而非自然科学院审干小组所能左右。
彭而宁出身世家,其父钱来苏为同盟会会员,曾任第二战区少将参议。1939 年,
彭而宁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1940 年辗转进入延安,被分配至自然科学院就读。
整风之初,彭而宁作为非党人士,曾名列该院整顿三风委员会的常委, ⑤曾在壁报报头
①江围:〈难忘的岁月〉,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03。
②徐干:〈历久长新的回忆——永远铭记父亲徐老的言传身教〉,载《徐特立在延安》(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 年),页118。
③蒋祖林:〈胭脂河畔〉,《新文学史料》1993 年第4 期,页78-79。
④彭而宁在离休前任西北林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他在1987 年撰文纪念徐特立,回忆延安自然科学院,仅泛泛谈论「延安精神」,
和自然科学院的科研、教学活动,只字未提当年自己的遭遇,可能是不忍再触及心灵上弥久的伤痛。
⑤《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 年),页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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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了一幅向日葵,康生就此诬指此画意指「心向日本帝国主义」,将彭而宁秘密逮捕,
最终将其定为「日特兼国特」。
彭而宁遭此劫的根本原因是康生对其来历极为怀疑。彭而宁来自日伪统治下的北
平,家世背景复杂,本人也无中共北方局系统的介绍,站在保卫部门「怀疑一切」的立
场,彭而宁肯定是个「问题人物」。康生其人本来就极左,对来历清楚的人,尚且能从
鸡蛋里挑出骨头,对彭而宁这样「疑点」较多的人就更不在话下了。彭而宁1940 年从
华北来延安,对彭而言也是一个不利因素。抗战爆发后的1937 至1938 年,从华北奔赴
延安的青年不在少数,对这个时期来延的人员,虽然也须经审查,但是多为组织部门经
办,保卫部门插手不多。一般多能过关。但是1939 年后,从华北来的青年愈来愈受到
怀疑。其中不少人被控以「托派」罪名,遭到关押和处置,因此彭而宁落难,实属在劫
难逃。
彭而宁被捕后,紧接着又牵连到其父钱来苏、妹钱家楣及其丈夫孙静远。1943 年3
月,正当延安整风转入审干、反奸之际,还不知其子已被捕的钱来苏,因不满蒋介石,
经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的介绍,带看女儿、女婿,秘密投奔延安,殊不知
此时的延安正弥漫着「提高警惕性」的浓厚气氛。钱来苏抵延后,受到客气的欢迎,被
安置在延安交际处居住,其女儿、女婿则被送往延安大学接受审查。
钱来苏素来崇仰毛泽东、朱德,一直希望能见毛、朱一面,然而,钱氏的这个愿望
并未能实现。此时已非1937-1938 年,当年毛泽东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广结人缘,而现
在毛对钱来苏这样一位已失去影响力的失意人物,再也产生不了兴趣,再加上其子已被
定为「兼差特务」,见钱来苏一事,简直无从说起。
钱来苏千里兼程投奔延安,尽管毛泽东近在咫尺,却难见一里。不久,坏消息接踵
而至,其女儿、女婿在延安大学双双被打成「特务」遭到隔离审查。一心想报效中共的
钱来苏此时真正陷入了绝境:其子、其女和女婿,全都变成了蓄意危害革命的「特务」,
自己虽未被捕,但成天被安置在交际处,似乎离被抓、坐牢也不远了。恰王世英又奉命
来找钱来苏谈话,劝其「交待问题」,钱来苏怒斥道:当初介绍我到延安来的是你,现
在把我说成特务的又是你!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从此次谈话后,钱来苏宣布绝食,以示
抗议。
从表面上看,钱来苏被勒令交待问题是受其子彭而宁、其女钱家楣、女婿孙静远「特
务案」的牵连,但更深一层的缘由乃是延安上层对钱来苏存有严重的怀疑。
据当年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透露,「负责整风审干运动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怀疑
钱来苏老先生同日本帝国主义有关系」,此人究竟是谁呢?肯定不是康生,如系康生所
为,金城一定会直接点出其名。据笔者分析,此「中央领导同志」可能是彭真或任弼时。
在整风审干期间,彭真是仅次于康生的活跃人物,彭真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对当地的
「敌情」、「政情」比较熟悉。以某种审干逻辑看,钱来苏身上的疑点确实较多:钱来
苏在张学良时代曾长期在东北军界活动,与日本很难摆脱干系;「九一八」事变后钱避
居北平,属失势人物一类;北平在「九一八」后鱼龙混杂,北洋失意政客、军界失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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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与日本有关联;抗战爆发后,钱来苏又到了山西阎锡山第二战区长官部。钱来苏过
去与中共毫无联系,现在投奔延安,目的何在,殊堪生疑。在延安负责审干的「领导同
志」中,最了解华北地区的情况、最具有发言权的,除了彭真还有谁呢?
笔者提出任弼时只是一种大致的推测,因为任弼时作为毛泽东委派的中共中央指导
西北局工作的负责人,对陕甘宁边区系统和西北局机关的审干、抢救运动,有很大的影
响力,在这个时期,他经常过问具体案件。但笔者认为,对钱来苏一案负有直接责任的
人,更大的可能是彭真。
七 鲁艺(延安大学)的「抢救」
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创立于1938 年4 月,初设戏剧、音乐、美术三
系,后扩大为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四部,院长先后由毛泽东和中共元老吴玉章挂名,
实际工作由副院长周扬负责。周扬既担任了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又是鲁艺事实上的总
管,这使他成为延安文艺、教育、宣传系统中叱咤风云的人物。
整风之初,中央文委系统组成学分会,由周扬负责,他在鲁艺依照中央总学委的部
署,在1942 年,领导全院教职学员开展了反王实味的斗争。到了整风转入审干阶段后,
周扬又积极排队摸底,清查可疑分子,在1943 年4 月1 日大逮捕前夜,已经揪出重大
特务嫌疑人员二十九人,并将其全部移送边区保安处侦讯。①
1943 年3 月16 日,中共西北局常委会议决定,将鲁艺、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
院、自然科学院合并入延安大学,校址设于桥儿沟鲁艺内,合并后的延大校长,仍由吴
玉章担任,周扬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这次会议同时决定,「将政治上没有问题与不合
条件的,调出分配工作;适合于继续学习的,留下学习;政治上有问题的,留下整风」。

鲁艺等院校并入延安大学,使延大人数达到一千六百多人,为了避免出现混乱情况,
影响整风、审干的进行,西北局常委会议宣布,继续保留原各学校的单位形式,自然科
学院的整风学习,由西北局直接领导;鲁艺等单位由周扬主持,受中宣部领导。
虽然3 月16 日西北局常委会议提到,「适合于继续学习的,留下学习」,但是在
当时的形势下,这已完全不可能。在1943 年4月1 日大逮捕后,坦白运动已全面展开。
5 月18 日,周扬在合并后的延大主持召开第一次全校规模的坦白动员大会,部署在延
大四个单位分别进行坦白大会的预备工作。几天后,四个单位都发现了特务嫌疑分子,
其中由周扬直接领导的鲁艺成果最大,一举揪出各类问题人物十二人。③ 5 月21 日,
鲁艺坦白大会如期召开,会计科科长蔡光华等八人登台坦白,大会气氛紧张,共开了十
三个小时,直至深夜十一时左右才结束。周扬要求各单位以这些已坦白的人员为榜样,
①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194。
②〈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关于延大、自然科学院等精简问题的决议〉(会议记录),载《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页28-29。
③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196、201、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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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三天突击坦白活动,来一个坦白检举的大比赛。①
在周扬领导的三天突击坦白活动中,鲁艺师生成立了许多规劝小组,按照组织的安
排,纷纷找嫌疑分子谈心,「早上劝,下午劝,夜深人静还劝;今天劝,明天劝,后天
仍劝,有的更深夜不眠劝」。在密集性的劝说攻势下,鲁艺有二十三人在三天突击坦白
活动中交待问题,加上以前已坦白的二十五人,仅鲁艺就有五十二人承认自己是「特务」。

应该指出,在1943 年7 月「抢救」正式开场前,鲁艺的「坦白」活动总的说来是
相对温和的,还没有使用捆绑吊打等暴力手段,但是在7 月以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一方面,「如火如荼的群众反奸斗争以开大会,开小会,个别规劝,小组规劝等群众自
己创造的各种形式进行着」;③ 另一方面,暴力因素迅速渗入,鲁艺等单位不时传来有
人因不堪斗争而自杀的消息。
当时在延安有几位在国内享有盛名的非党作家:塞克(陈凝秋)夫妇、艾青夫妇和
高长虹等人,他们因来延安之前即闻名全国,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优待。塞克等被安
置在桥儿沟西山由中共西北局领导的「创作之家」,享有单间窑洞的待遇,获准可以进
行创作。刚从华北根据地来延安的周而复、杨朔(1943 年还是非党作家)也被允许住
进「创作之家」,「以文艺形式反映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的战斗生活」。但是,「仿佛是
世外桃源」的桥儿沟西山的「创作之家」,很快也受到「抢救运动」的冲击。
在「抢救」的暴风骤雨中,在塞克、周而复、高长虹等居住下方的鲁艺的「政治空
气越来越紧张了」。该院有一位艺术家因不堪迫害,全家自焚。 ④鲁艺教员、木刻家彦
涵亲眼看到鲁艺一位被审的青年,冲出关押室,纵身跳下悬崖,嘴里大声哭喊「冤枉」,
凄厉的声音回荡在沟底。⑤塞克等居高临下,西山下面的情况一目了然,只见「一批批
干部被抓走,一声声逼供信的声音传来」,在山下不断传来的「地动山摇的口号声」中,
原准备在「创作之家」创作剧本的塞克终究无法写完他的剧本。
塞克无法在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中创作出剧本,只能说明他的思想水平低,真正的
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只会欢呼「让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在「抢救」高潮
中,革命文艺战线的「领导同志」周扬一刻也没忘了自己肩负的使命,他虽然为挖「特
务」忙得不可开交,但还是想到要用文艺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在周扬的直接领导下。鲁
艺竟然在短时间里排出一场《抢救失足者》的话剧!这场话剧由周立波、陈荒煤、袁文
殊等集体编写,水华导演,「剧情是一个特务领导另一个人,他们潜人延安进行了破坏
活动」,为了让戏剧效果逼真,还特别安排让正受审查的骆文扮演特务,美其名曰「亲
自演,体会会更深」。这场话剧以后因为政治风向发生变化,又遵周扬命停止了排演,
①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196、201、204-205。
②陈永发:《延安的阴影》,页196、201、204-205。
③《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 年),页
179。
④韦君宜:《思痛录》;页15。
⑤孙志远:《感谢苦难:彦涵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年),页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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