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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38) 高华2012-05-05 04: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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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一步,对干部的审查就可以告一段落,而审干过程中形成的具体文字资料
就成了干部的个人档案。从此这份档案就尾随干部,像一个无形的影子,干部调到哪儿,
这份档案就跟看他到哪儿。以后每逢审干或政治运动,这份档案都会增加内容,党组织
都会在这份档案中写上对这个干部的考察意见,它将决定这个干部在政治上的前途,或
被提拔重用,或「不得重用」,或被「控制使用」。于是干部档案就成为决定干部命运
的一件利器,它同时也成了一只「不死乌」。它既属于这个干部,又是完全独立于干部
个人的异己物(干部通常不知道领导在自己的档案中写些什么),两者相依相随,一直
到这个干部离开人世,这份干部个人档案也还未寿终正寝。它被置放在某个文件柜中,
在对这个干部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的政治审查中还将继续发挥作用。
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审干工作正紧锣密鼓全面展开的同时,社会部的秘密侦察工
作也在有条不紊地同步进行。
如前所述,1939年后,社会部加强了对延安各机关、学校人员的秘密考察业务,
被列人考察对象的人员包括以下几类:
从国民党监狱释放来延安的人员;
来延安时介绍信不清的人员;
年龄与相貌不符的人员;
喜欢打探小道消息的人员;
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空隙可以被敌人利用的人员……
社会部如何得知这些干部的背景?没有组织部门的协助和提供介绍,显然是不可
能的。尽管社会部在各机关、学校派有单线联系的秘密情报员——「网员」,但依当时
的规定,各单位的工作人员互相不得打听彼此的背景(有些同志或有可能被派往国统区
工作),因此,社会部获取干部资料的渠道主要是各级组织部门。
1940年9月20日,中央社会部发布〈除奸工作指示〉,要求延安各机关、学校划
出审干中的嫌疑对象,将其材料上报社会部。①根据这份指示,一大批嫌疑分子的材料
被集中到社会部,另有一些人,嫌疑程度尚不足上报社会部,其材料则由各单位组织部
门自行掌握。
从1940至1941年上半年,社会部会同各机关、学校的组织部门和保卫委员会,对
集中在社会部的嫌疑分子材料进行鉴别,并展开对这些嫌疑分子的秘密侦察。
然而,确定「嫌疑对象」并没有太多的事实依据,对大多数嫌疑分子的怀疑,主
要依据的是他们本人所填写的各种表格,而这些表格中所反映的问题,也大多是「剥削
阶级」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复杂一类。以及曾集体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复兴社。
当时,这批已被内定为「嫌疑分子」的人员大多是在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学习的
学员,他们之中,除了少数人是在国统区自行报考进入延安的(陕北公学曾在国统区刊
登过招生广告),绝大多数人都是经各地中共党组织或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推荐介绍
①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年),页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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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延安的,在「嫌疑分子」中也有一些党龄较长的老干部。可是他们依据事实填写的各
种表格竟成为将他们定为「嫌疑分子」的唯一依据,他们将由此被长期秘密审查,一「挂」
就是几年,非党员的不得入党,也不被分配到急需干部的前线。
林纳,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政治处副处长,1940年秋在审干高潮中被王明主持的校
务委员会免去职务,将其调往由张琴秋担任处长的教务处,做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
一概不予宣布。林纳被免职的真正原因是受到其夫的株连,因而受到党的怀疑,被认为
是「嫌疑分子」。林纳与其夫都是留苏干部,抗战爆发后,夫妇俩奉命返国,但在临行
前,其夫被苏联格伯乌逮捕,林纳一人返回了延安,被分配在女大任政治处副处长。女
大的审干由政治处处长孟庆树(王明之妻)和政治处干部科科长叶群负责,但立案审查
林纳,是中央社会部的决定。为了让林纳「坦白交待」问题,叶群经常找林纳谈话,对
其施加种种心理压力,有时「拍桌子,瞪眼睛」,有时又显出「很怜悯林纳的样子」。
每一次谈话后,林纳总要「大哭一场」(其实在这时,叶群自己也因历史上的问题受到
审查)。以后,中组部也参与对林纳的调查,经过反复研究,报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
才作出了「林纳无问题」的结论。①
在社会部调查的「嫌疑分子」中,著名作家萧军也榜上有名。萧军来延安后,长
期未被分配工作,他被安置在兰家坪招待所,成为一个闲散人员。萧军性格粗犷,初来
延安时对纪律严明、等级井然的新秩序颇难适应。由于没有工作在身,萧军经常到桥儿
沟鲁艺找朋友聊天,言谈中对延安的生活常有牢骚之语。某次,中央文委负责人艾思奇
奉命与肃军谈话,由于话不投机,萧军竟「从怀中掏出了匕首」。萧军的言行立即引起
上级的警惕,「一些领导干部」要求社会部尽快拿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以确定萧军究竟
「是友是敌」,而另一些人则要求社会部从快对萧军作出处理。②
包括肃军在内的大批嫌疑分子的材料集中在社会部等待鉴别,这项工作量大繁
重,而主持调查的社会部治安科人手又少,治安科工作人员陈龙(建国后任公安部副部
长)系东北抗联出身,曾在苏联学习,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对排查「嫌疑分
子」的简单化方法持有保留意见。陈龙征得治安科科长汪金祥(建国后任公安部副部长)
的同意,两人一起向康生提出改变「反革命嫌疑分子」确定方法的意见。此时正值中央
书记处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的前夕,康生接受了陈龙等的建议,将此作为他重
视开展调查研究的一项政绩。
在此背景下,1941年4月10日,社会部发出〈中央社会部关于清理反革命嫌疑分
子的指示〉,文件提出各地已经「堆积着相当数量的反革命嫌疑案例,没有切实审查」,
是因为「各地侦察工作薄弱所致」,另外的原因则「是由于有的除奸同志幼稚,主观夸
大,推测附会,捕风捉影,自造了一些所谓的嫌疑分子……」。文件要求在重新审定原
有的嫌疑分子时,必须做到「详细研究」和「慎重考察」,「要把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
①参见谢燕:《张琴秋的一生》(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5 年),页184-86。建国后,林纳在齐齐哈尔特殊钢厂工作,文革期间,
康生、叶群公开点林纳的名,最后林纳惨遭迫害而死。
②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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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与主观附会、传说自造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严格分开;把党内错误、思想意识不好或组
织关系与历史不清等问题与反革命问题分别清楚」。①
1941年春夏,中社部已全面开展清理嫌疑分子的工作,尽快对萧军作出结论,是
清理中的一项重要任务。陈龙此时已升任社会部治安科科长,他布置治安科青年干部慕
丰韵装扮成从其它根据地来延安的干部,住进兰家坪招待所邻近箫军的塞洞里,就近观
察萧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慕丰韵发现萧军喜爱京剧,正好慕会拉京胡,就以操京
胡伴箫军清唱与箫交上了朋友。萧军毫无城府,「不出几天就对慕丰韵无话不谈」,慕
丰韵将所了解到的萧军的思想动态向陈龙和社会部领导汇报后,最终才解除了对萧军政
治上的怀疑。②1941年7月,毛泽东会见了萧军,与他进行了颇为友好的交谈,萧军当然
不知道,在此之前社会部已对他进行了这么细致的侦察活动和甄别工作。
萧军是延安的知名人士,得到中央的特别关照,由中社部直接经手对萧军的甄别
工作也进行得比帆利,但对于那些已有工作单位的其它「嫌疑分子」,这项工作的开展
就并非一帆风顺。
延安各机关、学校对于中社部提出重新审查嫌疑分子的决定,反应并不一致,有
的予以配合,有的则以各种借口加以推诿,甚至认为,保留嫌疑分子没什么不好,「清
不清没什么必要」。③ 在陈龙、汪金祥的努力下,决定以中社部的名义再发一个文件。
1941年8月2日,社会部发出〈中央社会部关于清理嫌疑分子的指示〉第二号,文件分析
了各单位清理工作开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一、把组织中个别未查清或未解决的个别问
题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二、把通常的、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真正的反革命
嫌疑分子混淆起来;三、把各种不良现象或倾向与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混淆起来;四、
把一般不满言论和牢骚与有意制造破坏混淆起来;五、甚至还有把出于正义感的某些批
评与恶意的政治污蔑混淆起来」。「总之,……是把现象当本质,把可能当作事实,把
推测附会当作具体事实,不分内外,不分性质,自造了一批所谓的嫌疑分子……」。④
从中央社会部1941年4月和8月两份文件的提出,可以形成以下几点看法:
—、中社部确有一批政策水平和文化素质皆高的干部,他们因广泛接触各方面情
况,视野较为开阔,有的干部对过左的审干方法持有异议。例如,陈龙曾力主排除对萧
军的怀疑。在党内形势比较正常的气候下,这些干部会从自己的业务工作的角度出发,
向上级机关提出不同意见。
二、中社部负责人康生在一般情况下无法兴风作浪。在较为正常的大气候下,康
生也会接受下属的建议,提出慎重处理不同性质矛盾一类的意见,尽管他抱有私心,一
心想突出自己,并把下属的成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三、1941年4月、8月的两份中社部文件也存在不足。例如在第一份文件中说,「要
把真正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与主观附会、传说自造的反革命嫌疑分子严格分开」,既然是
①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②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③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④参见修来荣:《陈龙传》(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年),页113-14、95、117-18、97、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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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附会、传说自造,就不能再视为是「反革命嫌疑分子」。文件中某些用语措词方面
的模糊,在实际贯彻中不可避免将向过左的方面倾斜,从而影响纠偏的进行。
与以后的历次审干运动相比,1940年的审干是属于比较温和、比较稳妥的,其最
重要的一点是在审干方法上没有渗人强制的因素。社会部虽然全面渗人审干,但社会部
并不直接主持审干,社会部在这一时期甚至还起着某种中和的作用。正是在社会部的主
导下,1941年春夏开始进行对嫌疑分子的甄别工作,解脱了一批干部。1940年的审干基
本依据「审查干部的材料,主要的依据本人的报告」的原则。没有动用「逼供信」、「车
轮战」等手段;在组织部门与被审查干部的关系上,也没有事先假定被审查对象是「特
务」的框框;在与被审查对象谈话时,审干人员的态度也较和气,一般并不采用「法官
问案式」的谈话方式。这个时候还强调,对新同志的谈话要注意「客气些」,让他们自
由地随便地去谈」,「务使被召来谈的人不感枯燥而乐于畅谈」。
1940年审干未酿成严重事件的更重要原因是这一时期党内政治生活还较为正常,
主持审干的中组部部长陈云以及负责延安文宣工作的中央书记张闻天等人在审查干部
问题上持有比较慎重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陈云、张闻天持有相
当开明的观点,陈云提出中共不仅要「广招天下士」,还要「诚纳四海人」,主张信任
和提拔青年知识分子。陈云并参与起草或代中央起草了几份关于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决
定。张闻天也强调中共应尊重知识分子的工作和生活特点。陈云认为,审干是必要的,
但务必慎重。他们的看法与毛泽东的意见并不一致,而在1940年毛毕竟还不能在延安完
全决定一切。在他们的影响下,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1940年审干没有采用搞政治运
动的方式,也没有事先划定框框,规定一定要排出多少百分比的「叛徒」、「特务」。
尽管1940年的审干已经包含某些过左的因素,但是在对干部历史问题的估计上,多少还
是考虑到「干部是生长在中国错综复杂社会」这层因素,因此在对干部作出政治结论和
鉴定时,一般还比较客观。
以丁玲为例,丁玲1933至1936年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的一段历史,在她赴延安后,
成为套在她头上的一道紧箍咒,「自首分子」的帽子若隐若现,长期在她的头上浮动。
1938年上半年,康生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公开在党校大会上宣布,丁玲「不是我们的同
志」,党校不接受丁玲前来学习,①致使丁玲长期蒙受严重的政治压力。1940年审干中
对丁玲这段历史正式作出结论,明确宣布,丁玲应被视为忠诚的共产党员。
再以王实味为例,王实味在赴延安前曾与托派有联系,在1940年审干中,王实味
主动向中组部谈出这个问题,事后王实味仍在马列学院工作,他的中共党员的党籍也继
续保留。
以后随着党内政治生态环境的恶化,1940年审干对丁玲、王实味的结论分别在
1957年和1942年全被推翻,不再做数了。
1940年延安的审干在1941年上半年基本结东,然而时隔一年半,从1943年初起,
①《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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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比1940年审干规模不知要大多少倍的新一轮审干又平地掀起,由于这一次审干的规
模和范围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审干,使其有了「审干运动」的名称。
既然1940年审干已经结东,1940年后也没有大量新人进入延安,为何还要兴师动
众进行又一轮审干呢?其根本原因是进入1942年后,党内的大气候已发生深刻的变化,
兼之中共在长期的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已经形成某种习惯性的思维,这就是国民党特务无
孔不入,任何审干都不可能彻底,总会有漏网之鱼潜伏下来,即使搞了审干,也不足以
完全解决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进行审干,对自己的内部进行经常的、无情的洗刷,
而共产党就是在与外部和内部敌人的不断斗争中壮大起来的。上述习惯思维早已成为党
的性格中的一部分,如果党内政治生活比较正常,它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被控制在一定
的范围,但是,一旦党内环境发生巨变,极左的敌情估计马上就会占据上风,将原先比
较稳妥的审干政策冲得一干二净。1942年整风之初,延安知识分子批评时政一时蔚为风
潮,引致毛泽东的极度警惕,其结果是重新祭起审干肃反的宝器。社会部在1941年4月、
8月制定的文件,被康生白己废弃一边,重演一遍文件中所列举的各种极左的错误,且
比1940年更加变本加利。曾经在1941年春夏被解除嫌疑的人又被翻了烧饼,问题更是连
升几级,从「特嫌」上升为「特务分子」,其中多数人在1943年4月被秘密逮捕。究其
原因,系党内恶化的大气候所致,大气候之形成,其主导者为毛泽东,尽管康生在其中
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 「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
整风运动与审干运动、抢救运动的关系是研究延安整风历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
问题,「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① 是康生的名言,此话究
竟是康生对毛泽东整风部署的蓄意篡改,抑或是他对毛泽东整风意图的正确理解和阐
释?换言之,整风运动发展到审干和抢救(反奸、肃反)阶段,是康生一个人的「错误」
指导所致,抑或是毛泽东、康生共同规划、共同领导的结果?
1980年代以来,大陆史学界(包括党史学界)对抢救运动与整风运动之关系有过
短时间的探讨,占支配性的意见认为,整风审干是毛泽东正确、英明的决策,抢救运动
则是整风运动后期出现的一个插曲,是由康生为破坏整风、蓄意背离毛泽东的部署而擅
自发动,且一经出现,很快就被毛泽东所制止,是故,抢救与整风审干无关,抢救运动
不能纳入整风的过程,延安整风运动与抢救运动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②
对上述看法作出最具权威性表达的是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邓
力群(1942年中央政治研究室成员)。1991年12月10日,邓力群在接受《党的文献》编
辑采访时说,抢救运动只「搞了十来天」,以后很快进行「甄别」,「没有一个同志受
①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9。
② 参见〈延安整风与审干运动是性质不同的两个运动〉,载《中共党史文摘年刊(1986)》(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 年),页
3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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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冤屈」,「全都做了符合实际的结论」,「实现了同志间没有芥蒂的真诚团结」。 ①
显而易见,按照邓力群的上述思路,仅仅搞了十来天的抢救运动非但不能归人延安整风
运动之中,甚至连提一下的必要也没有,即使要涉及这个问题,也应该「用历史的发展
的眼光」,多从其积极效果方面看眼,因为「没有抢救运动,恐怕就没有九条方针」(指
1943年8月15日;毛泽东提出的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②
笔者认为,将抢救运动强行从整风运动中分离开来的观点严重违背了历史事实。
邓力群的看法值得商榷,抢救运动并非仅进行「十来天」,所打击的对象更不是「全部
都做了符合实际的结论」。至于整风、审干、抢救对党内团结的影响,则是见仁见智,
这里暂不作讨论,可是用「坏事变好事」的眼光来评价抢救运动则是很不恰当的。因为,
我们绝不能因为有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就肯定法西斯运动,同样,我们也绝不能因
为中国在八十年代进行改革开放,就肯定「文化大革命」。
整风运动与审干、抢救运动的关系本来并不特别复杂。某些人之所以有意回避、
曲解这段历史事实,纯粹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简言之,他们是为了维护毛泽东和其它
领导人的形象,而有意将毛泽东等与康生截开,让康生一人扮演魔鬼的角色,由他承担
所有的历史责任。
「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是康生对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整风
——审干——抢救三运动之有机联系性的准确、客观的体会与描述,毛泽东开动的整风
机器就是依照其内在逻辑,沿着整风——审干——抢救的轨迹依次快速递进,而在这个
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处于决策的主导地位。
毛泽东作为延安整风的总策划人,他发动整风的目的和为推行其意图施展的基本
策略本身就蕴含整风运动逐步升级的内部动因。
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根本目的——彻底肃清国际派在中共的影响,打击和争取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的力量,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中央,进而确立毛个人在
中共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原本就孕育着可能导致中共分裂的巨大风险,为了避免整风
可能带来的这种危险,使即将发生的党内结构的重大改组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毛
泽东始终小心翼翼,稳扎稳打,绝不轻易冒进。谨慎地施用说教(文的一手)和镇制(武
的一手)两种手段,成为毛的基本策略。
文武两手的交替使用并非始于1942年,早在1941年9月,毛泽东决定和王明正式
挂牌之际,毛就将此种策略用于中共党内的高级政治生活。一方面,毛在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上主动挑起争论,以「反主观主义」为名,诱使王明集团四分五裂;另一方面,
毛又频频向王明显示自己一手控制的中央警卫团的力量,③给王明施加压力。1942年后,
康生更加强了对王明、博古的监控,将国际派与中共其它重要干部和驻延安的苏联代表
的联系基本切断。④
①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载《党的文献》,1992 年第2 期。
②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载《党的文献》,1992 年第2 期。
③参见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60-11。
④参见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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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42年2月揭幕的大规模的全党整风,毛泽东在一个短时期内(从2月至3月)
主要施用「文」的一手(动员学习整风文件,反省思想),但随看3月末开始反击王实
味,「武」的一手在整风中所占的比重急剧增加。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经由康生、
彭真、李富春等的协助,文武两手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和促进,已经完全渗入整风的过
程,并且一直持续到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
文武两手在整风运动中所占的比重是灵活而富于弹性的。变化的时机、节奏不仅
依据于毛泽东的意志和运动自身发展的规律,而且还受到外界环境的制约。1942年11
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出分清「一条心」和「两条心」,使「文」的一手退
隐于「武」的一手之后,从1942年12月至1943年底是整风镇制的一面大显身手的时期。
毛泽东、康生、刘少奇(1942年底抵延安)、彭真根据整风运动进行中所发生的
新的变化,因势利导。先是铺开坦白、审干运动,继审干运动之后,又在延安和各根据
地领导了为时近一年的抢救运动(部分单位和地区的抢救及其扫尾工作一直持续到1945
年)。但是在遭到来自莫斯科的压力和党的核心层内多数成员的消极反对后,毛泽东又
审时度势,决定终止抢救,引导整风运动转入「文」的方面——学习中共两条路线斗争
历史。文武两手的交替使用,终于使毛泽东的既定目标完全实现。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
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并决议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至此,
针对党内的文武两手遂被搁置,中共的全部力量集中于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斗争上。
在毛泽东运用文武两手重建中共的过程中,毛与康生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和互相
依赖,康生以自己的忠诚和「创造性」的工作全力辅助毛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毛则予
以康生特殊的信任,提升和扩大康生在中共党内的影响。毛、康的亲密合作不仅源于彼
此充分看重对方,还在于双方在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完全一致,毛对康生的赏识和信
任程度远超于当时其它与毛关系接近的中共领导人。因此,在康生遵循毛的意志具体领
导整风、审干、抢救的所有重大战役的紧要关头,毛泽东都积极支持康生,为康生开展
工作创造有利的环境:
一、1942年春,毛泽东舍弃较孚众望的任弼时,委派康生出任自己的副手——中
央总学委副主任,全面主持整风的日常工作。在毛的支持下,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全
力负责延安各重要单位的审干业务,使康生机关的力量急剧膨胀,其特派人员渗透于延
安中央各机关、学校和边区一切重要单位。
二、毛泽东在对待王实味问题的看法上也与康生完全合拍,毛对康生处理王实味
的措施给予全面肯定。1942年夏秋开始的审干、反奸试点工作得到毛的充分支持和高度
重视。
三、1943年4月3日,中宣部颁布第二个「四三决定」,有充分证据说明此决定是
由毛泽东参与制定的。该决定强调整风——审干——肃反的必然联系性,全面反映了毛
泽东的肃反观——对于奸细、特务,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运动初期必须打击自由
主义的右倾思想,大胆怀疑以造成普遍震动;运动后期,则适当纠偏——康生在1943
年4月初的行为完全符合毛的肃反观。4月后,康生放手大干,毛泽东听之任之,不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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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干预,使抢救野火四处蔓延。
四、1943年7月后,抢救运动形成高潮,毛有意维护康生,虽然在8月15日颁布审
干九条方针,但对落实执行却一反常态,不予强调。结果九条方针颁布后,抢救不仅未
停止,反而在更大范围内发展。
五、抢救是在1943年12月下旬毛泽东接到季米特洛夫干预电报后才真正刹车的,
尽管中共其它高级领导人对康生都表示了不满,毛仍竭力保护康生,结果康生有恃无恐,
即使当毛向被伤害党员道歉后,康生也拒不作任何自我批评。当然,从康生的角度看,
他没有理由承认错误,因为毛从未说整风、审干是错误,所以,即使康生拒不为毛承担
责任,毛也无可奈何。好在毛、康两人心中都有数,只是未捅破那一层纸而已。
六、1945年后,整风中的抢救一幕成为毛泽东最大的禁区之一,毛严禁任何出版
物涉及抢救的历史,即使在康生政治上失意的五十年代前期,亦不准语涉康生在抢救运
动中的错误。①1967年2月,毛闻知陈毅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上批评四十年代抢救运动时,
顿时勃然大怒,不仅将陈毅打人冷宫,还一举废黜了中央政治局。
上述事例只是说明康生所描绘的「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反奸(肃反)」
并非康生的个人发明,而是毛泽东、康生共同的思路和整风运动发展的客观过程。所谓
客观过程,不仅是指整风、审干、抢救的依次递进性和不可逆性,而且也是当年运动开
展情况的真实写照。当时担任中共晋绥分局书记的林枫曾对此有过具体描述,他在其所
作的关于整风审干的结论中指出:晋绥整风三个时期各有其特点:第一个时期主要是整
学风,性质是党内斗争,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第二个时期是反特斗争,这个时期是
从党内斗争转到党外斗争。第三时期又开始整风(指「路线学习」——笔者注),成为
党内党外两种斗争的汇合。②需要指出的是,在毛泽东施用文武两手彻底改造中共的工
程中,除了康生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外,其它领导人也或多或少起了他们的独特作用。
将整风、审干和抢救割裂开来,将全部历史责任推在康生一人身上,都是背离历史真实
的虚构。
四 毛泽东的「肃反」情结:
从「肃AB团」、「肃托」到「抢救」,从江西时期到延安时期,和毛泽东直接
有关的中共几次内部整肃斗争:「肃AB团」、「肃托洛茨基派」(「肃托」)和「抢
救运动」,都是以「肃清国民党渗透奸细」、「肃清反革命」和「肃清汉奸托匪」等名
目进行的,然而每到运动后期,党的上层都发现,兴师动众开展斗争所取得的实际结果
与原有的估计大相迳庭:所发现和已被镇压的「敌人」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同志,于是
①1955 年8 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宣称「延安审干运动,中央订出了九条方针,是完全正确
的。审干运动把许多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清查了出来,纯洁了革命队伍,在组织上保证了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这个成
绩是很大的,应该加以充分的估计的」。对于抢救运动,则仅指出「是有偏向的,其结果是犯了逼供信的错误」,但强调此错误在甄别时得
到了纠正。参见贺晋:〈对延安抢救运动的初步探讨〉,引自中国现代史学会编:《中国现代史论文摘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 年)
页358。
②〈林枫同志在分局高干会关于整风审干的结论)(1944 年7 月7 日),转引自郭华伦《中共史论》,第4 册,页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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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进行一番甄别和抚恤工作(但为了维持领导者的「英明」形象,照例保留一批「问
题人物」不予解脱)。可是隔不多久,新一轮肃反斗争又在酝酿中,……在毛泽东主政
的年代,这已几乎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导致残酷的肃反斗争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一是毛泽东对党内敌情的过份估计,
极左的肃反观已形成固定的思考模式;二是毛出于其个人的目的而对「肃反」的误导。
毛泽东的极左的肃反观是中共对国民党屠杀中共政策的激烈反应,以及他个人对
国民党特务活动超常估计的产物。1927年后,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共,长期处在被封锁和
剿杀的极端残酷的环境下,作为一种自卫反应,中共和毛习惯将国民党的反共行为给予
严重的估计,在对诸如国民党向共产党区域派遣破坏特务,国民党利用「自首政策」胁
迫中共人员充当特务等问题上,毛看得尤其严重。在激烈的国共斗争中,毛已形成一种
思维定式:即对于国民党在共产党区域的活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若从「警惕
性」方面而言,在中共高级领导人中间,任何人都未超过毛泽东。且不论王明等人从未
执掌过军队和肃反机关,即使作为中共情报肃反机关创始人的周恩来,在对待「敌情」
的估计上,也从未像毛泽东那样持如此极端的态度。由于对「敌情」的极端警惕和采取
了一系列严密的审查和防范措施,在江西和陕甘宁边区,中共确实挫败了多起国民党针
对中共的破坏活动。但是。从总的情况分析,国民党对中共组织所造成的破坏,基本限
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在中共区域,由于中共组织的高度严密化及对社会的全面和彻底的
控制,国民党的渗透几乎不可能,国民党特务活动对中共的危害远小于中共肃反所造成
的自相残害的严重程度。
另一方面,利用「肃反」为其政治目标服务,又一直是毛泽东功利主义政治谋略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谋取个人对中共武装的控制、进而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的长期
斗争中,具有极强自信的毛泽东对来自党内的任何异见都予以强烈的排斥,尤其对向他
个人权力挑战的举措更是怀有高度的警觉。为了打击党内异己,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
毛在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内,善于巧妙利用来自莫斯科的口号和条文,「拉大旗作虎皮」,
或自创罪名,将反对派和潜在的反对分子,指为「反革命」。在镇压「AB团」的过程
中,毛发明了「扯起红旗造反」的概念,用来打击党内那些敢于向其权威发起挑战的人。
抗战时期,他又放任康生制造「红旗党」冤案,把一大批共产党员打成执行国民党「红
旗政策」的「特务」。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更是创造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概念,
把大批被诬为「叛徒」、「特务」的老党员、老干部投人监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全党
和全国人民。尽管毛泽东肃反手法多变,与一味屠杀党内同志的斯大林有明显区别,但
两人在利用肃反消灭政敌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毛泽东运用肃反手段打击党内不同意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中
共当时所处的环境和毛泽东个人地位之强弱成了决定毛肃反态度变化的基本因素,表现
在肃反手段上也有显着的差别。在毛尚未掌握全党领导权之前,其肃反手段更直接且更
具残酷性;在毛实际已控制中共后,为维护自己作为全党领袖的贤明和公正的形象,他
对运用肃反手段处理党内不同意见则稍存谨慎之心,一般多喜施一纵一收之术,以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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