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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37) 高华2012-05-04 05: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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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与张醒同时被捕的两位妇女从此失踪,下落不明。不久,阎锡山还专门来电,向保
安处要张醒,覆电是:延安无此人。很快,负责审理张醒一案的保安处侦察部部长陈湖
生被投人监狱,险遭杀害。后在滕代远等人的保护下,陈湖生虽免一死,但仍长期坐牢。
1944年2月,时任边区参议会党团书记,并参加边区司法领导的谢觉哉调阅陈湖生案卷,
认为陈湖生「所犯罪尚无反革命嫌疑,因某种顾虑致久羁抑殊有不妥」。 ①谢觉哉日记
所言「某种顾虑」即陈湖生触犯康生事也,直至1944年6月,陈湖生在坐牢七年后才被
释放。②1937年后,在延安类似张醒这样的托派嫌疑分子被秘密处决的事件,并非个别。
据司马璐回忆,1938年初,曾经在边区医院住院的张抱平(1935年温济泽曾和张抱平同
囚于苏州江苏省陆军军人监狱)、镇江左翼青年李明、边区剧团演员林萍均因被怀疑为
托派而遭秘密逮捕,从此永久失踪。③另据陶晶孙④之于陶坊资披露,陶晶孙的两个妹妹
1937年奔赴延安,其中之一的陶凯孙,「被康生打成反革命,在1939年被秘密杀害」。

康生认为中共广西党已被「托派」破坏,将在延安的一批广西籍干部秘密关押,
其中有广西工委书记陈岸(八十年代任广西自治区人大副主任)和刘毅生(八十年代任
广西自治区党委秘书长),陈岸被关押了两年半。⑥
二、曾经在苏联学习工作过的人员。
顾顺平,上海人,1935年底随张浩经外蒙辗转来到陕北,后作为重犯,长期被戴
上脚镣秘密关押,与陈湖生同监。在关押期间,顾顺平曾在某夜偷锯脚镣企图逃跑,因
陈湖生告发而事败。⑦顾顺平以后的下落不明,最大的可能是在逃跑失败后被秘密处决。
三、虽与托派毫无牵连,但被强加于「托派反革命」之名的原西路军干部。
据陈湖生揭露,1938年后,某些返延安被集中审查的原西路军干部惨遭康生及其
保卫机关秘密杀害。⑧这些历经千辛万苦返回延安的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因与张国焘有较
多的工作关系,遭到了与李特、黄超同样悲惨的命运。陈湖生之说是否属实?如果是假
话,为何没有人出面澄清?如果属实,在延安被秘密杀害的西路军干部究竟有多少?至
今仍不详。这悲惨的一页,徐向前、李先念等原西路军领导人都不忍重新揭开,直至去
①《谢觉哉日记》,上,页575。
②陈复生(陈湖生):《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年),页21-28。按照共产党内一
个不成文的看法,只要被敌人逮捕,不论是否变节,都说明此人有疑点,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是故,康生从未承认自己曾被捕过,直至
八十年代,其妻曹轶欧仍坚持此说。但据叛变国民党的1931 年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卢福坦的说法,康生在1930 年,曾在沪被捕,并出卖
过同志。建国后卢福坦被长期关押,1969 年被康生下令秘密处死。
③司马璐:《斗争十八年》(全本),页52、56、60-62。
④陶晶孙在三十年代曾参加「左联」,1937 年后,奉潘汉年之命加入南京汪精卫政权组织的「中国文化协会」。
⑤陶坊资:〈回忆父亲〉;陶瀛孙、陶乃煌:〈陶晶孙小传〉,载《新文学史料》,1992 年第4 期,页167、162。
⑥〈广西部分老同志座谈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载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资料通讯》(1981 年合订本)
(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82 年),页133。
⑦陈复生(陈湖生):《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年),按照共产党内一个不成文的
看法,只要被敌人逮捕,不论是否变节,都说明此人有疑点,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是故,康生从未承认自己曾被捕过,直至八十年代,
其妻曹轶欧仍坚持此说。但据叛变国民党的1931 年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卢福坦的说法,康生在1930 年,曾在沪被捕,并出卖过同志。建
国后卢福坦被长期关押,1969 年被康生下令秘密处死。页35、28。
⑧陈复生(陈湖生):《三次被开除党籍的人——一个老红军的自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年),按照共产党内一个不成文的
看法,只要被敌人逮捕,不论是否变节,都说明此人有疑点,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是故,康生从未承认自己曾被捕过,直至八十年代,
其妻曹轶欧仍坚持此说。但据叛变国民党的1931 年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卢福坦的说法,康生在1930 年,曾在沪被捕,并出卖过同志。建
国后卢福坦被长期关押,1969 年被康生下令秘密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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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都未泄露一字。①
西路军干部被秘密处决,究竟是康生私自所为,抑或是奉旨行事,迄今仍无第一
手档案资料证明,但综合各方面情况分析,1938年的康生在没有得到明确的指令前,似
乎还无胆量向红军干部动刀。1937年后,返延的原西路军高级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
张琴秋、李先念一直处于受压状态,毛决不放心让徐向前等执掌大战略区领导权。1939
年,毛委徐向前以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头衔,让其带领一支小队伍前往冀南和山东,
仅仅一年后,毛又以参加七大为由,将徐向前召回延安。陈昌浩则于1939年前往苏联,
张琴秋被安排在延安中国女于大学作教务处长。李先念运气稍好一些。毛让李赤手空拳
返回鄂豫地区,使李获得了重建功业的机会。在此种形势下,徐向前等绝无能力保护自
己的部下。
「肃托」的罪恶尤其体现在非人道的审讯方式方面,在早期红军粗糙的战时审讯
方法的基础上,康生又系统输人苏联格伯乌惩罚经验,使「逼供信」成了审讯业务中根
深蒂固的传统。
中共粗糙的战时审讯方法形成于国共长期残酷的战争环境。从中共革命的角度来
看,在面临生存巨大危险的非常时期,运用红色恐怖手段,用快速和极简单的程序处置
敌对分子,本是天经地义。但是。这种依赖于暴力惩戒和单纯口供的审讯方法在执行中
极易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被审讯者一般惧于肉刑而乱咬口供,而主持肃反机关的某些
品质不良的领导者则有意利用虚假的口供向上邀功,这样,在革命队伍内部就不可避免
发生持续性的自相残杀的惨剧。1932年周恩来抵达瑞金后,虽然基本纠正了保卫机关受
毛泽东影响而处于肃反狂热的极端行为,使肃反机关的矛头重新对外。②然而,由于周
恩来等忌惮于毛泽东可能产生的过份反应,对毛多有退让,既未正面批评毛在肃反问题
上的错误,也未建立起较为系统和完善的审讯制度。结果,这种粗糙的战时审讯方法在
康生接管社会部后,不仅重又萌发,而且和苏联格伯乌「先进经验」迅速融合,甚至被
视作中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经验结合的产物被逐渐固定化,从而成为中共审讯工作的基本
方法。
康生机关审讯案犯的常规方法就是动用肉刑逼供、诱供、套供。肉刑又包含有拷
打、坐老虎凳、用电话线通电等种种刑罚。然而对于康生,一般的肉刑逼供也许已不能
满足其虐杀心理的需要,他还需要更尖端的虐杀才能填补其灵魂的空虚。也正是在康生
的主持下,延安「肃托」演出了令人发指的一幕。据原社会部成员、任弼时政治秘书师
哲揭发:1940–1941年间,师哲与陈郁参观延安柳树甸和平医院,曾被一女护士长带到
一间大厅,发现一个大槽内用福尔马林浸泡着一具年约三十岁的男尸。护士长介绍说,
「这是医学解剖用的,原来有三具。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处理的。他们
①李先念在「文革」后仍不愿谈有关西路军的历史,直至九十年代初,他才向其传记写作组人员谈了西路军的若干情况。徐向前逝世
后,《炎黄春秋》杂志公布了他在1982 年与廖盖隆等人的谈话,澄清了一些有关西路军历史的真相。徐向前坦承过去他为了与中央口径保
持一致,写的一些文章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是已公布的徐向前与廖盖隆的谈话仍未涉及延安处决西路军干部事。参见廖盖隆:〈徐向
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载《炎黄春秋》,1993 年第1 期。
②据李一氓回忆,1932 至1934 年,江西瑞金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情况比较平稳」,「肃AB 团」、「肃社会民主党」等事件均已过
去。参见李一氓:《模糊的荧屏——李一泯回忆录》,页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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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姓名、来历,我们一概不知道」。师哲、陈郁听了颇觉诧异,便询问他们被送来时是
否是活人,女护士长回答,「当然,以医疗的名义送来,然后处理的」。①
和这种处置方法相比,对于监禁的犯人采取特殊的着装与蓄发制度,就是小巫见
大巫了。1937年10月27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曾为此发出通知:「……为防止犯人逃
跑及易于辨认起见,特令犯人穿看半红半蓝的衫裤,发蓄在头之左右方,头顶及前后部
之发,一律剃光」。②1939年这种制度曾经在一部分刑事犯中停止执行,但在政治犯中
间仍然继续推行,因触犯康生而被秘密关押的原边区保安处侦察部长陈湖生,就穿著这
种「以胸背的中线为界,左边红,右边黑」的对襟衣服,头上留着「一条不宽不窄的『马
路』」,戴看手铐脚镣,在延安过了「五年零四个月的带镣生活」(卸镣后又押了一年
零七个月)。
在1939年秘密「肃托」的同时,康生还一手制造了三起著名的假案:
一、「钱惟人案」。钱惟人系当时的边区公路局局长,曾负责与边区交界处的国
民党地方当局商谈修路事宜,却被康生无端诬蔑为「内奸」,并利用钱的妻子对钱进行
侦察。钱惟人在延安被关押长达七年。
二、「王尊极案」。十九岁的王尊极陷入冤案系由她的家庭背景所致,由于王是
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就被康生凭空定为「日特」和「国特」。王尊极于1939年被捕人
狱,受到三天三夜的车轮战,「搞得她两腿粗肿」,最后被迫招供。
三、「李凝案」。李凝原是东北地下党员,1938年前来延安,只因「走路像日本
女人」,「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衬衣」,就被逮捕入狱。李凝最后下落不明。③
以上三个案件当时在延安都曾被康生作为自己的反特「政绩」在一定范围内予以
公开,这和「肃托」的隐蔽化大不一样。
延安的「肃托」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基本由康生领导的中社部负责执行,主管干部
审查和管理的中组部并不能广泛与闻有关「肃托」的详细过程。有资料显示,当时任中
组部部长的陈云在「肃托」问题上持有比较谨慎的态度,曾经保护过被指称有「托派嫌
疑」的同志。1938年秋,曾参加过平津同学会南下宣传团的丁秀(1949年后曾任中共鞍
山市委副书记)夫妇因「托派嫌疑」被调回延安。在陈云的关照下,仅仅两周就查清了
问题,陈云当面向丁秀夫妇宣布,不存在托派问题。如果不是陈云亲自过问此事,快速
澄清问题,而是将案例移交中社部。丁秀夫妇以后的命运将不堪设想。④
尽管陈云在「肃托」问题上态度比较谨慎,但是在中共党内,除了毛泽东,没有
任何人可以真正刹住「肃托」快车的狂奔,其它人充其量只能做些纠偏一类的工作。
延安的「肃托」对其它根据地产生了恶劣的示范作用。1939年8至10月,山东湖
①师秋朗(师哲之女):〈《我所知道的康生》一文被删部分补正〉,载《炎黄春秋》,1992 年第6 期。师哲所写的(我所知道的康生)刊
载于《炎黄春秋》也92 年第5 期,但该文曾被《炎黄春秋》大量删节,且所删某些内容又恰是康生最阴暗的部分。师秋朗为此向《炎黄春
秋》表示意见,《炎黄春秋》在同年第6 期补发了师哲被删文章的部分内容。另参见师哲:〈我所了解的的康生〉,载《峰与谷——师哲回忆
录》,页215。
②《陕甘宁边区法制史话》(诉讼狱政篇)(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 年),页247-48。
③仲侃:《康生评传》,页77-78;另参见《峰与谷——师哲回忆录》,页216。
④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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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地区(亦称苏鲁豫边区),在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呜、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
仁和苏鲁豫边区党委书记白子明的主持下,掀起疯狂的「肃托」运动,滥杀党政军重要
干部约三百人,被处决的方式有集体被刺刀捅死、马刀劈死、集体枪杀、活活打死、集
体活埋、任凭狗咬、并用木榔头将脑壳砸烂。①在湖西「肃托」中,被关押待处决的党
员、干部多达数百人,所使用的刑罚包括毒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过电(用手摇电
话机)、点香烧脸、用子弹刮肋骨、压杠子等七十二种酷刑。②在「红色恐怖」的风暴
下,「肃托」中心地带的中共党政组织纷纷解体。只是由于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
在11月赶到湖西,才制止住这场疯狂的内部屠杀,并从屠刀下救了郭影秋(1953—1957
年任云南省省长)等人的生命。
湖西事件的消息传到延安后,陈云于1940年初在中组部主持召开了湖西事件汇报
会,康生、李富春、王鹤寿及原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参加了这次会议。陈云就湖西事件
作了基调发言,认为湖西肃托的错误在于当地党、军队领导人在主观上夸大了托派的力
量,同时简单地将一切工作表现不好的人员都看成了托派,凭口供任意拘捕,使暗害分
子王须仁有机可乘,以逞其借刀杀人的阴谋诡计。会后,根据陈云的意见,起草了〈中
央关于湖西地区锄奸工作错误的决定(草稿)〉,经中央批准发至各根据地。③这份文
件在制止「肃托」极端化方面有积极作用,但是仍坚持认为「肃托」是正确的,湖西确
有「七个真托派」,错误仅在于圹大化。由于有这个基本判断,1940至1942年,鲁南、
滨海继续发生残杀干部的「肃托」事件,虽然罗荣桓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进行了干
预,挽救了一百多人的生命,但山东的「肃托」,直到1942年4月刘少奇在前往延安、
路经山东检查工作后,才完全停止下来。建国后,湖西「肃托」中深受迫害冤枉的人员
在1955年的审干肃反运动中又遇到麻烦,被杀的「真托派」的家属遭受到数十年的歧视。
④湖西的「肃托」案件的彻底平反是在1983年底,⑤距当年惨案的发生整整过去了四十三
年。
在远离延安的山东,「肃托」已燃成野火一片,可是在「肃托」的策源地延安,
「肃托」却一直处于地下秘密状态,各学校、机关不时发生人员神秘失踪的事件,不久
就传来失踪人员是「托派」的流言。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在紧张、神秘的氛围中,延
安的干部和党员都患上了「托派恐惧症」,「托派」一词成了瘟疫的代名词,个个谈「托」
色变,惟恐避之不及。人们愈加护言慎行,生怕交游不慎,一下子上了保卫部门的「勾
魂簿」。
在日益紧张的气氛中,康生机关的形象愈来愈高大,人们怀着恐惧、紧张的心情
注视着枣园(中央社会部所在地),因为延安的人逐渐意识到,社会部是延安最有权势
①〈湖西「肃托事件」〉(中共济宁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调查报告),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2 辑(北
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年),页212-24;另参见郭影秋:《往事漫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年),页101-105。
②〈湖西「肃托事件」〉(中共济宁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调查报告),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2 辑(北
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年),页212-24;另参见郭影秋:《往事漫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年),页101-105。
③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15-17。
④郭影秋:《往事漫忆》,页109-15。
⑤1983 年12 月,中共中央转发山东省委(关于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指出湖西「肃托」是一起重大的冤假错
案,不是扩大化的错误,应予彻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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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关,每个人的政治命运都操在它的手中。
二 1940年的审干与干部档案制度的建立
进入1940年后,「肃托」继续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秘密进行,与此同时,新一轮
「审干」已在公开状态下全面推开,与以往的情况类似,这一次的审干也是在社会部的
密切配合下进行的。
对干部进行经常性的政治审查是中共的一项既定政策,但是1940年的审干却有其
特定的背景,这次审干的主要目的在于对1938至1939年党员大发展阶段吸收入党的新党
员实行政治过滤。
如前所述,「审干」发端于国共激烈对抗的十年内战时期,基于对国民党和国内
其它党派的高度警惕,中共一向极为重视清理内部,即使为此错整或错杀了「自己人」
也在所不惜。1937年抗战爆发,中共获得合法地位后,大批青年投奔延安,一些原先失
去组织关系的党员也纷纷归队,中共组织部门在社会部的配合下已对进入延安的每一个
人实行了严格的审查,换言之,只有经过组织审查的人,才能被分配至各机关、学校、
部队。
抗战初期,中共为了要在战时国内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及为了未来与
国民党一争天下,对于发展中共党员的数量有着强烈的紧迫感。十年内战结东时,中共
的党员数量只剩下不足三万人,其中绝大部分在军队。显然党员数目之少已与中共在国
内政治舞台所扮演的第二大党的角色十分不符。当时担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就力主要与
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他认为「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否则将来悔
之晚矣」。①为此,1938年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在以
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前往延安与各根据地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被吸收入党,以至于个
别部门和地区,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发展党员的任务,反复动员、说服青年知识分子参
加共产党,造成所谓在发展党员工作中「拉夫主义」的错误。待发展党员的任务基本完
成后,中共中央又重新回到过去那种严格入党条件的道路。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
发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要求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审查党员成份和各级干部,但又
明确提出,这种审查「不应成为普遍的清党运动」。在一年半之内,中共在发展党员的
政策上,一下子从敞开大门到暂停发展,其实并无矛盾,中共为了壮大党,需要「广招
天下士」(陈云语),中共也是从现实需要出发,认定只有经过严格的审查,才能真正
巩固党。在毛泽东和其它中共领袖看来,中共应该网罗天下英才为我所用,至于是否有
嫌疑人员乘机混人共产党则大可不必惊慌,中共自有妙计对付此事,这个法宝就是审干。
就在党员大发展的1939年,针对新党员和从事白区斗争干部的审干就已同步进
行。这个时期,中央社会部通过其密布在各个机关、学校的「网员」,对包括知识分子
在内的各类人员进行秘密调查,这种调查虽然有成效,但是局限性也很明显。
①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3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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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于调查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不易得到各级党组织的配合,调查的深
度和广度都受到限制。
其次,中社部工作人员较少,无法应付延安几万名干部的秘密调查,大量的材料
上报社会部后被长期积压。
正是基于以上情况,1940年,中共中央决定正式开展审干工作。这次审干的目的
有两个方面:第一,为了发现干部的长处与优点,以便加以「适当的培养、使用、提拔
和调动干部」;第二,「为了发现混在党内的异己分子,以便清洗他们出党而巩固党的
行列」。①在这之前不久,中共中央也改变了中社部原垂直侦察系统,改由各级社会部
受同级党委和中社部双重领导。在这次审干中,中组部和各级党委的组织科(干部科)
处在前台,中社部则在幕后予以配台和协调。
1940年审干所获取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初步建立起中共干部的档案资料管理制度。
十年内战时期,中共对党员的个人档案资料管理尚处于非正规化的水平,由于战
争环境和地下斗争的险恶,干部的个人档案资料很难予以有效的保存。1935年10月,中
央红军历经艰险抵达陕北,带至陕北的党和军队的核心机密文电总数仅五十馀斤。 ②为
了安全的因素,干部的个人档案资料在长征前夕已尽行销毁。
党员干部个人档案资料管理制度的建立及逐渐正规化,开始于抗战初期。七七事
变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纷纷来到延安,中共也获得了陕甘宁边
区这块较为稳定的地盘,于是,在中组部干部科的策划下,逐渐建立起党员干部的个人
档案管理制度。
1938年初,司马璐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后,又经中组部部长陈云面谈,由中组
部分配去位于枣园的「敌区工作委员会」报到。中组部工作人员交给司马璐一封信,要
他面交枣园机关主任秘书曾希圣,司马璐在途中偷拆了信,发现其中一份是介绍信,另
一份是中组部对司马璐作的「鉴定表」,上面写着几段评话:
有组织能力和斗争经验,但具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个性强,骄傲,
缺少劳动观念,组织生活锻炼不够。③
这个时期,中共的组织和干部工作尚处于恢复和重建时期,许多手续还不健全。
以后,组织部门给干部的「鉴定」一般不由干部面交,即或交由干部转交,也需在信封
放口处加上火漆,以防干部偷拆。
延安初期的干部档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干部填写的履历表,
二、党的组织部门对干部履历的鉴定或结论,
三、干部所在部门党组织对干部政治思想及各方面表现的鉴定,
四、有关干部履历的其它证明材料。
①参见1940 年8 月14 日,中组部对审查干部经验的总结,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北京:中央党校
出版社,1983 年),页100-101。
②费云东主编:《中共保密工作简史(1921 一1949)》(北京:金城出版社,1994 年),页100。
③司马璐:《斗争十八年》(全本),页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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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个人档案由各机关、学校的干部科(组织科)管理,领导干部的个人档案由
上一级组织部门管理。
审干开始后,运作方法仍是动员干部自己报告个人历史,审干人员则从干部填写
的材料中查找疑点,在党员按照组织要求,多次填写的各种履历表格中很快就可发现各
种问题。
1940年6月,延安马列学院在29个抗战后入党的新党员填写的表格中,发现前后
一致的仅103人,占总数的33%,「其它67%都是经过了党的无数次教育解释工作才改
正了、补充了自己的历史的。」①
为什么会出现前后表格不一致的现象?基本情况有两类:
一、许多新党员担心自己的阶级成份是地、富,害怕受到歧视。因此将家庭出身
改成贫农、中农或「没落的小资产阶级」。
二、一些在白区工作的老党员一度失去组织关系,深恐引起组织的怀疑,来延安
时没有详细交待,现在仍「将错就错,填下去」。
上述情况在延安各单位都普遍存在,自然引起中组部的高度重视。1940年3月,
陈云发表了〈党员对党要忠诚〉的文章。中组部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审干教育,
对党员进行反复的说服、教育、启发,解除党员「惧怕」、「怀疑」审干的心理,让党
员明白审干「是有利于党,有利于他自己的」,只要党员改正了过去填表不真实的错误,
他过去的行为,不仅不会受到党的怀疑,相反,党会认为他在政治上取得了进步。与此
同时,中组部还要求从事审干的同志要加强对干部表格和各类资料的分析、调查。由于
干部填表前后不一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中组部形成了几个基本的看法:
党员最初填写的表不一定是完整和真切的,有的干部是不会一次向党老实交待自
己历史的,为此必须多方搜集干部的个人资料。
如何搜集呢?
首先要求干部提供个人历史的证明人,这又包括几个环节:
一、在干部本身的材料中找证明人;
二、从干部提供的证明处找证明人;
三、从谈话中找新的证明人;
四、从相同时间、相同地区、相同事件中找证明人;
五、从此人的材料中发现彼人的证明人。
即使有了证明人,也不能完全相信,因为存在几种可能性:
一、提供证明人与被调查对象暗中串联,互相包庇,互相吹捧对方。例如,经常
会出现证明人提供这样的材料,证明某人是「非常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但实际情况
是他们同样在监狱中出卖过同志。
二、有的证明人因惧怕牵累,不敢为被调查对象出具证明。
①马洪:〈马列学院审查干部工作中的一些经验〉,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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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反复细致的说服动员后,干部的各种审查资料都陆续到齐,下一步就是具体
地分析和判别这些材料。这个过程又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一、首先研究党组织对这个干部的介绍资料,这种介绍材料一般具有两个核心部
分:
组织上对这个干部的基本评价,
提出对该干部需要重点考察的问题。
二、检查这个干部本人写的材料:
先看他最近写的材料,再从中找出疑点,即组织介绍材料中所提出的重点考察部
分,把两者进行互相印证。
继而从他本人写的各种材料中找出可疑与不清的问题。
三、检查他人提供的旁证材料,这也需要几个步骤:
首先确定旁证人的可靠程度,
从旁证人材料中找出组织介绍材料中提出的重点问题,
从旁证材料中再找出受审干部自己所写材料中暴露的可疑部分。
经过对以上材料的反复对比研究,就可以查明该干部所存在的问题的性质。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将问题提到干部科科务会议,进行逐个研究,对这个干部作出
组织结论或鉴定。
在作出组织结论之前,还有一个程序,这就是干部科的同志与受审干部进行个别
谈话。
这种谈话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核对材料,或发现该干部过去在填写各种表格时未予
反映的内容,因此在谈话中,审查人员不应打断对方的谈话,尽量从被审查对象的谈话
中发现问题。当这一切都完成后,就到了做正式结论的阶段。
结论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历史审查的结论。一般由干部科会议集体作出,可以向当事者公开。在这部
分的结论中,应对干部的历史中已搞清楚的问题,作出肯定的结论。但是,如果问题仍
不清楚,旁证材料不够齐全,肯定的结论也可不做。
至于干部某段历史尚无证人证明,则对干部有证人证明的历史,和组织上已清楚
了解的历史作出一般的结论。但需写明,某段历史尚不能肯定。
对另一些问题严重的干部,一时无法找到证人证明,则将其所有问题提出,全部
保留,并由组织上对此人做出一般结论,以供日后继续考察。
二、在单位表现的鉴定。这类鉴定由党员所在的党小俎、党支部在会议上讨论并
作出鉴定,被鉴定者本人可以列席会议并表示自己的意见。在党支部鉴定的基础上,该
干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结合对干部历史的考察,做出干部在单位表现的鉴定。党组织对
干部表现的鉴定通常不与本人见面。它应该包含被鉴定者的政治思想状况、党性修养以
及干部个性、特长、工作经验与能力,以及对干部今后工作发展方向的建议等方面的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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