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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30) 高华2012-04-16 12: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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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毛当即给《解放
日报》打电话,「要求报纸作出深刻检查」。① 毛泽东感到情况不妙;担心运动将失去控
制,迅速改变原先制定的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的策略;在亲自前往看过在《矢
与的》壁报后,毛召集高干会议,决定抛出王实味作为靶子,先行将「自由化」打压下
去。②
1942 年3 月31 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放出「反击」的气球,他
抓住「立场」、「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三个问题,向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发出严
厉警告:
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
近来颇有些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
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
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
结不利的。 ③
毛泽东的上述警告赫然刊登在4 月2 日《解放日报》的头版,但是在1942 年春天,
延安大多数青年干部还未练就从报纸上观察政治风向的本领,竟然将毛的警告置之脑
后,继续我行我素,「鼓噪」民主。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发出的政治信号熟视无
睹,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中央研究院3 月18日召开动员整风大会的前夕,《解放日报》
就分别刊登罗迈、张如心文章,④已从侧面传达了毛对他们的保护态度,只是在当时,
王实味和中研院的绝大多数干部根本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如果说上次的疏忽碰巧与毛
泽东「放火烧荒」的意图相吻合,毛也并非不愿看到罗迈这个昔日的政敌被群众「火烧」
一下,那么当毛已改变主意,将王实味视为首要敌人之后,中研院再「炮轰」罗迈,就
属犯上作乱的行为了,只能增添毛剿灭自由主义的决心。
1942 年4 月3 日,也就是《解放日报》刊登毛泽东警告的第二天,中宣部正式发
出有名的「四三决定」(即《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
定》),这个决定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⑤针对中研院整风出现的「自由化」倾向,
特为「纠偏」而制定的。《决定》明确申明:整风必须在各部门的领导机关负责人领导
下进行,不得以群众选举的方式,组织领导整风的检查委员会;在检查工作时,不仅只
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每人都必须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
⑥「四三决定」的颁布不仅结束了短暂的延安之春,而且标志着自1941 年10 月就秘密
①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449。
②这次由毛泽东主持的高干会议召开于1942 年4 月初,代表文艺界参加的只有周扬和丁玲两人。会议的议题是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
花》,曹轶欧(康生妻子)、贺龙等在发言中都严厉指责了丁玲。毛在会议总结中将丁玲与王实味区分了开来,声称丁玲同王实味不一样,
丁玲的文章有建议,虽说也有批评,而王实味则是托派。参见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页62;另据戴晴称,1943 年贺龙曾在大会上「把《三八节有感》的作者骂为『臭婊子』」,参见戴睛:
《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页102。
③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页91。
④ 1942 年3 月16 日《解放日报》刊登罗迈影射攻击张闻天的文章《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3 月17 日又刊登张如心不指名
攻击王明、博古的《清算德波林主义,开展反主观主义的斗争》一文。
⑤李维汉语,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486。
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 一1942),第13 册,页3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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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酿的干部审查运动即将拉开帷幕(当时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
会」),整风不久将转人严酷的审干肃反阶段。
4 月5 日,《解放日报》刊登胡乔木起草的《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的社论,胡
乔木在社论中指斥整风已出现了「不正确的方法」,再次重复毛泽东3 月31 日发出的警
告,不指名地抨击王实味是「从不正确的立场来说话」,谴责王实味等的「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办法,不但对于整顿三风毫无补益,而且是有害的」。 ① 4 月13 日,延安壁报的
始祖,创刊于I941 年4 月的中央青委《轻骑队》壁报编委会在《解放日报》上作出初
步检讨,与胡乔木关系密切的中央青委的几个青年已从胡乔木处获知运动将转向的信
息。《轻骑队》编委会的这份检讨正好与毛泽东的目标相一致。毛很清楚,延安的青年
知识分子普遍同情王实味而他却不能将他们全部打成反革命——毛只求杀一儆百,从此
封住他们的嘴,继而改造他们的思想,使其心悦诚服,老实就范即可。因此毛乐意让《轻
骑队》壁报在认错后过关,这也算是给中央青委书记陈云的一个「面子」。4 月23 日。
《解放日报》果真发表了《轻骑队》编委会的《我们的自我批评》,他们在此文中申明
自己是「一群政治上幼稚的青年同志」,承认自己的言论「助长了同志间的离心倾向」,
「产生了涣散组织的恶果」②《轻骑队》获得了解脱。 ③
王实味此时并不知风向已变,仍在中研院振振有词,继续发表情绪激昂的演说,
殊不知他已被毛泽东选中,即将被当作活祭推上燃烧看的火台,成为警吓众「猴」的一
只待宰之「鸡」!
1942 年4 月7 日,在前一阶段因遭到巨大的批评压力,暂时退避一旁的罗迈遵循
毛泽东的「反击」部署,从容跃入前台。具有丰富的党内斗争经验且十分熟悉毛泽东个
性的罗迈,为了向毛显示自己的忠心,先将中研院出现的「自由化」与王明、张闻天挂
起钩来,④再有条不紊、胸有成竹地部署中研院的反王实味斗争。很快,中研院原先支
持、同情王实味的干部,被骤然降临的风暴吓得不知所措,随即为求自保,纷纷反戈一
击,或痛哭流涕检讨自己立场不稳,上当受骗;或义愤填膺,控诉王实味一贯「反党」、
「反领导」。一些人甚至作出与王实味「势不两立」的模样,要求组织上严惩王实味。
在这种群体性歇斯底里的疯狂状态中,王实味被控的罪名也不断升级,到了1942 年6
月,王实味的头上已有三项「铁帽子」:反党分子(不久又升格为「反党集团头目」)、
托匪、国民党特务(又称「国民党探子」)。在持续的精神恐惧中,6 月初,王实味突发
书呆子「异想」,宣布退出中共,以为就此可以摆脱一切。但是,王实味又大错特错了,
①《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解放日报》社论,1942 年4 月5 日。载《胡乔木文集》,第1 卷。页57。
②《轻骑队》编委会:《我们的自我批评》,载《延安文萃》,上,页57。
③据当年参加《轻骑队》壁报的李锐称,《轻骑队》没有编委会,在闻知胡乔木对《轻骑队》的意见后(胡责成《轻骑队》成员童大林
对编辑方针的错误作出检查),许立群对《轻骑队》的「错误」作了长篇检查,胡乔木让童大林对原文作了压缩,将《轻骑队》的检查送给
毛泽东过目,毛给文章加上《我们的自我批评》的标题,发表于1942 年4月23 日的《解放日报》。参见宋晓梦:〈李锐与延安《轻骑队》〉,
载广州《岭南文化时报》,1998 年9 月10 日。虽然《轻骑队》检讨文章称,「我们决心把第二年的《轻骑队》来一个彻底的改造」,但事实
上《轻骑队》已寿终正寝,再没复刊。
④罗迈在1942 年4 月6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高级组会议上发言,将中央研究院整风中出现的「偏向」归咎于「过去教条主义的教
育」,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页486。一年后,张闻天对王实味问题也作了检讨,他在《整风笔记》中写道:由于「放松了对各
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以致如王实味一类的反动思想在整风开始后,得以取得全院绝大多数人的同情」,「我曾经想在马列学院内创造一种新
的学风,新的党风,而结果却发展了教条主义,自由主义与党八股。这种学风,党风与文风,正是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特务分子所
欢迎的」。引自唐天然:《有关延安文艺运动的「党务广播」稿》,载《新文学史料》,1991 年第2 期,页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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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迈等绝不会允许王实味退党,而是要将其开除出党。他承认或不承认「错误」,更是
无关紧要,他的归宿早已由「上级」作了安排,作为一个难得的「坏人」标本,等待他
的将是被捕人狱,即使王实味痛哭流悌,收回退党声明,承认自己的言论犯了弥天大罪,
跪在中央组织部磕头求饶,也丝毫无济于事。①1942 年11 月后,王实味已处于隔离状
态,失去了人身自由,1943 年4 月1 日,王实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关押进中社
部监狱,②从此成了活死人,除了偶而被带出来向来延安的外国或国统区记者发表一番
自唾自弃的说辞外,③王实味的日常「工作」就是写交待材料,直到1947 年7 月1 日在
山西兴县被康生下令砍了头。
从毛泽东的角度看,整肃王实味,并下令在延安展开批王斗争乃是箭在弦上,不
得不发。1942 年6 月初,在批王斗争达到高潮时,一位与王实味友善又与萧军相熟的
作家李又然,请求与毛关系较熟的萧军向毛代为说项,然而当萧军向毛陈述后,却遭到
了毛的断然拒绝;毛并警告萧军不要插手。④
1942 年春,王实味这头从魔瓶中跑出的「魔鬼」使毛泽东大为震惊,毛本指望大
大小小的王实味们可以把一把大火烧到王明、博古一类的「大尾巴」上,谁知王实味等
乱燃野火,横扫一切,竟敢把矛头指向了新秩序的基石——等级差序制度,真可谓犯上
作乱,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时,毛方体会到等级差序制度的「甜露」还不很久,毛愈
来愈相信,等级差序制度是建立新秩序的重要保障。在唤起农民「觉悟」,组成浩浩荡
荡的「打天下」队伍时,一个「阶级斗争」,一个「论功行赏」,无疑是壮大和凝聚革命
力量的两个最有效的武器,只不过「阶级斗争」是公开亮出的旗号,另一个则是在内部
实行的方法。王实味向等级差序制度挑战,影射、讽刺这是旧中国的「污秽」,涣散人
心,居心叵测,只能使青年知识分子顿生革命的「无意义感」,无疑是企图摧毁革命。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才勃然变脸,全然不顾自己曾抨击过延安「首长至上」的现
象,以及大力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割大尾巴」的事实,厉声谴责起王实味的「绝对平均
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毛也发现,利用自由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是一
种格外需要小心驾驭的、充满巨大风险的政治游戏,不到绝对必要时不能轻易操之,否
则极易引火烧身。1942 年春,王明等已显出一副衰相,虽说国际派仍是毛在党内的头
号敌人,但毛已再无必要利用王实味之流来围剿王明。当然,事情既已发生,也无需惊
慌失惜,正好借此契机,因势利导,同时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将自由主义和教条
①参见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温济泽是当时中央研究院党总支工作人员,写过一篇记述中研院斗争王实味大会的《斗
争日记》,发表于《解放日报》1942 年6 月28、29 日。1979 年后,温济泽为平反于实味冤案作了大量的申诉工作,在温济泽和其它人努力
下,1991 年2 月7 日,王实味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②凌云(中社部当时的工作人员,曾参与审讯王实味,八十年代曾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王实味的最后五十个月》(1993 年5 月),载
《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4。据凌云称,1942 年11 月初,康生曾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要周提供有关王实味等是「托匪」的资料,「但
周的覆电没有提供任何对康生有用的材料」。
③《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在1944 年5 至7 月参加了赴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返回重庆后,写了《延安一月记》,记述了他见到王实
味的情景。赵超构写道,王实味对中外记者说,他「在休养中」,王实味「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
肃的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参见赵超构:《延安一月记》,载王克之编:《延安内幕》(上海:经纬书店,1946 年),页52、51;另据
凌云称,让王实味见中外记者是党中央的指示。王实味是由中社部的干部陪他去见记者的,当时「王实味还是顾全大局的」,只是返回后,
王实味「非常恼火躺在床上,握紧拳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说当众承认是托派『是自我牺牲,是被迫的』」。参见凌云:《王实味的最后五
十个月》,载《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页78。
④萧军对张毓茂的谈话,参见张毓茂:《我所知道的萧军先生》,载《新文学史料》,1989 年第2 期,页1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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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一锅煮,把反王实味的斗争转化为一场整肃「异端」的运动,这也可叫做「将坏事
变为好事」于是「延安之春」的帷幕刚落下。审干肃反的锣鼓就已敲响!最后在审干战
役的高潮中,1943 年5 月,毛泽东干脆关闭中央研究院,把「红色教授」们全部赶进
中央党校去受审。
总之,王实味是在劫难逃,延安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也命中注定要在这已置放好
断头台的革命广场上经历一场红色风暴的洗礼,以实现脱胎换骨的蜕变。当然,最不幸
的还是王实味,虽说每一场大革命都有一批冤死鬼,但王实味的毁灭却因是一场精心设
计的计谋的牺牲品而格外另人扼腕同情。毛泽东决定拿王实味开刀,挑选在当时社会知
名度不甚高的他作斗争靶子,而有意放过了和王实味有相同思想的知名女作家丁玲,是
基于一种深谋远虑的考量:若在延安打击1936 年底就投奔陕北的《莎菲女士的日记》
的作者丁玲,势必将在国统区文化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中引起极大震动;而清洗王实味,
则犹如下一场「毛毛雨」,最多地皮湿一层,稍刻就会踪影全无,不致严重削弱国统区
左翼文化人和青年学生对延安的向心力。尽管毛泽东政治行为中的功利主义的性质在王
实味事件中得到充分的暴露,但是世人既有势利眼,也就不能单单责怪毛泽东的老谋深
算,工于心计。毛泽东的策略果真获得了成功:虽然国民党当局围铙王实味事件出版了
小册子,王实味的命运也曾引起国统区一些文化人的关注,但是王实味的名气毕竟不很
大,而国统区的严重腐败使更多的人把国民党在王实味事件上的反应视为是老生常谈的
「反共八股」而不予置理,——王实味终于被历史尘封了。
四 毛泽东为什么要给延安文化人套上「辔头」?
1942 年春王实味事件的爆发及其巨大反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王实味的拥护
者和最忠实的听众基本上是那些前来延安的「文化人」,而在这些人当中,文艺界人士
又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毛泽东十分清楚,王实味事件绝非是一孤立、偶然的事件,王实
味的言论集中反映了延安文艺界人士的不满情绪,代表了他们的观点、态度和立场,毛
联想到延安文艺界多年来存在的问题,判断在延安文艺界存在看一股反叛的潜流。
延安文艺界果真有反叛的迹象吗?毛泽东的估计显然过于严重了。从1937—1941
年,延安的文艺界人士想党之所想,急党之所急,自觉服从中共的政治需要,积极宣传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延安文艺界以街头诗,活报剧,木刻版画,大标语,大合唱等
文艺形式和小说、剧本的创作,热情歌颂抗战和八路军、新四军,抒发对延安和敌后根
据地的热爱,同时还根据中共的宣传口径,批评、抨击国民党。在党组织的支持下,一
些作家还将自己的作品投寄给在国统区创办的左翼文艺刊物,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报
《新华日报》也不时刊登延安作家的小说和诗作。在国统区刊物上发表的延安作家的作
品,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向往中共和延安。
延安文艺界对毛泽东也显示出充分的尊重。一度挂名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的
毛泽东曾多次在鲁艺发表演讲,在和鲁艺师生的接触中;毛表现出虚怀若谷的姿态,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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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文艺界人士的普遍好感。1938 年春,途经武汉转赴江南新四军的一位署名「大漠」
的青年,特将他所记录的毛泽东在鲁艺的演讲稿整理成《毛泽东论鲁迅》,投寄给胡风
主办的《七月》,此文在武汉的发表使毛泽东在中共领袖的身分之外,还增添了「革命
文学理论家」的色彩。①1939 年底,毛泽东在和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交谈时提到延安文
化活动不够活跃,提议排演曹禺的《日出》以丰富延安的文化生活。②戏剧界人士闻风
而动,经过二十多天的突击,于1940 年元旦正式公演了《日出》;不久又在胡乔木的「关
怀下」排演了《雷雨》、《钦差大臣》等一批中外名剧,受到毛和延安广大干部和知识分
子的欢迎。③文艺界人士不曾想到,两年后,毛泽东会改变态度,将遵照他个人指示开
展的所有这一切指责为「脱离群众」、「关门提高」、「顽强表现小资产阶级情感」的行为。
尽管延安文艺界为宣传中共政治路线竭尽了全力。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并不
真正满意。他敏锐地感到在文艺界存在看一股与正在形成的新权威相对立的离心倾向,
而这种离心倾向,在毛那里可以简化为两句话:文化人不听话,不尊重领导。
如果说「不听话、不尊重领导」是指文艺界人士在服务于党的政治目标的前提下,
仍然保留了某些个人独立性和原有的审美习惯、语言特点和生活习性以及文艺家独立不
羁的个性风格,那差不多是事实:
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人士虽然尊重毛泽东,但并没有把毛泽东视为中共唯一领袖,
尤其没把毛看成是精通文艺问题、可以指导自己创作的理论大师。不少文艺家还未养成
尊重党在文艺方面领导人的习惯。一些来延安前就有较高成就的文艺家,「孤芳自赏」,
独立特行,根本不把「文艺界领导同志」周扬放在眼中,经常对周扬的领导作风反唇相
讥。
在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文艺界人士中,许多人还带着原有的小圈子的色彩,在延
安就有以周扬为首的「鲁艺派」和以丁玲为首的「文抗派」两个摊子。1939 年,周扬
担任「鲁艺」副院长,实际主持鲁艺工作,在周扬的周围逐渐聚合了何其芳、周立波、
陈荒煤、沙可夫、沙汀、刘白羽、林默涵、贺敬之等。1939 年5 月,经张闻天同意,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成立,主要成员有丁玲、萧军、舒群、艾青、
白朗、罗烽等。两个摊子互相排斥,势如水火,经常在延安打笔墨官司。1941 年6 月
17 至19 日,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文学与生活漫谈》,他以领导者的口吻指责延
安一些作家说:「他们写不出东西却把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8 月1 日,萧军、艾青、
舒群、罗烽、白朗在争取到毛泽东的同意后,在延安「文抗」机关刊物《文艺月报》着
文(此文寄给《解放日报》,但被退回),指斥周扬既「有自己的小厨房可以经常吃到肉」,
却无端贬低其它人只知和首长闹平等争肉吃。萧军愤然写道:「到延安来的都不是为了
来吃肉,是为了来革命;正如周扬到延安来不仅仅是为了当院长(鲁艺),吃小厨房和
出门有马骑……一样」。④ 在这些纷争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创作思想的分歧。周扬
①胡风:《一点回忆》,载《胡风晚年作品选》(南宁:漓江出版社,1987 年),页81-82。
②艾克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延安文艺运动〉,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408-409。
③艾克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延安文艺运动〉,载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页408-409。
④张毓茂:《萧军传》,页2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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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鲁艺派」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派」主张「暴露黑暗」。① 延安文艺界的这些
纷争似乎表明延安的文化人还生活在上海的亭子间里,一句话,延安的文艺界仍然沿看
过去的轨道运行,在逐渐形成的毛的「新秩序」下,文艺界自成天地,俨然是一个世外
桃源。
其实,文艺界的「不听话」并非有意与毛泽东的「新秩序」对抗,而是三十年代
左翼文艺运动的残阳馀韵和正旭日东升的毛主义的不协调而迸发出的火花。
「红色的三十年代」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和由对西方制度的
怀疑、动摇而产生的幻减感和深刻的精神危机,促使西方一部分知识分子将人类的前途
寄托于斯大林进行的苏联共产主义试验上,因此,从三十年代初至1939 年苏联参与瓜
分波兰前,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纷纷向左转,而在向左转的知识分子中,情感丰富,且
对政治和社会生活变化最具敏感性的文学家又占有最大的比重。
和欧美作家从三十年代初才逐渐左倾有所不同的是,中国作家的向左转则早在二
十年代后期就开始了。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的环境比西方作家更加恶劣,左翼作家普
遍将文学作为参与社会改造的特殊工具,赋予文学以巨大的社会批判的功用。作为中国
险恶的政治和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左翼文学,一方面继承了五四
新文学关照社会现实和直面人生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吸取了俄罗斯文学深厚的人道主义
的精神,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和激进化倾向。
中国左翼文学的另一特点是,左翼作家根少像他们的欧美同行那样以独立的个人
形式向社会陈述自己的理念,而是结成比较紧密的集团,以集团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文学
和政治主张。受逐渐斯大林化的苏联共产党文艺政策和领导方式的影响,中共在1928
年后将很大的精力投放在组织以上海为中心的「普罗文学」运动上,并在1930 年2 月
领导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文艺的集团化固然可以形成风潮,在吸引追随者方
面发挥特殊作用,但也易于引发文艺家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尽管瞿秋白、鲁迅、胡风、
冯雪峰、周扬等以「左联」为依托。集合了大批的知识青年,使左翼文学的队伍越益壮
大,但中国文艺界从此也就埋下了长期纷争的种子。
三十年代初、中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剧了国内局势的动荡,加之俄式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广泛传播,中国左翼文学得到蓬勃的发展,蒋光赤、柔石、叶紫、
萧军、萧红等一批作家迅速崛起,在他们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社会关怀,引起了生
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共呜。贫穷至极的生活和对国民党统治下社会
现实的不满,将一批批青年吸引到左翼文学的行列中,促使他们走上用文学反抗社会的
道路。
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北平等大都市中,创作具有社会批判内容的诗歌、小说、剧
本成为知识青年和大中学生显示「革命精神」和自我价值的一种时尚。三两个朋友,凑
一、两百元钱就可以自费创办一份文学刊物,如果再将几篇作品结集印成小册子,一个
①参见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载《延安文艺回忆录》,页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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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或诗人也就诞生了。尽管国民党当局也曾颁布「图书审查条例」,但是国民党图书
审查的重点对象只是鲁迅、胡风、茅盾、丁玲等少数著名作家,对活动在上海租界内和
大中城市的一般作者,「图书审查条例」形同空文,几乎不产生作用。正是由于这些原
因,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家多如过江之鲫,文学青年则更是不可计数。当然,作品有高
下之分野,作家也有影响大小之区分。如果某一作品被鲁迅、巴金等主办的刊物选用,
再经胡风、周扬等革命文艺理论家为之点评,那么,该作者从此就名声大震,顿时从一
般文学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有影响的著名作家了。然而有此殊荣的作家毕竟不多,多数
人尽管已出版了数本创作集和译着,但知名度并不高,除了作家周围的朋友圈子,一般
读者是很少与闻的。
对于所有这些已出名或尚不出名的左翼文艺家,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实是令人
窒息和不堪忍受的,与此相映照的则是苏联小说中展现的和在自己头脑中存在的莫斯科
的「光明天地」。正是左翼文学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对新社会的渴望,最终将大批左翼文
艺家吸引至中国的莫斯科——延安。
对于理想主义和乌托邦新村生活,赴延安的左翼文艺家并不陌生,除了早在书本
上与之神交外,部分左翼作家在三十年代还亲身体验过。以作家碧野为例,出身贫穷而
酷爱文学的碧野在三十年代初身无分文只身来到文化古都北平,就曾与十一个境况相近
的青年组成了一个共产主义新村寄住在潮州会馆。这些青年或写诗作文,或在北京大学
旁听和去图书馆看书,过着极为贫困,但却是「有衣同穿,有饭同吃」的生活。在他们
的脑海里,延安正是这样一个和他们心目中景仰的、「克里姆林宫塔尖上的红星光芒」
照耀下的苏联完全相似的理想国,在那块土地上,充满着社会正义的原则,人们个性自
由,到处都可以「自由呼吸」。①所以不少左翼文艺家「到延安一进边区,就匍匐在地上
亲吻土地」。②诗人柯仲平更直接将延安比作但丁《神曲》中的天堂。③
从1937 年到1939 年,投奔延安的文化人,除了个别名气较大由延安指名调入的
人之外,绝大多数为一般的左翼青年知识分子,只有少数人读过大学。这些名气不大的
作家和艺术家,甫抵延安一身轻松,又是「自由呼吸」,又是「自由歌唱」,而中共为了
发展实力,对来延安的文化人一度也做到「礼贤下士」,毛泽东更是真真假假,对延安
文艺界取得的成绩满口称赞,甚至还和一些文艺家交上了「朋友」,于是文艺家们陶醉
了。
这是一批「单纯到透明」的青年人,尽管延安缺吃少穿,物质生活极为艰苦,但
是他们毫无怨言,只把延安视为中国的莫斯科。现在他们又传唱着这样一首苏联歌曲:
人们骄傲地称呼是同志,
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有这称呼各处都是家庭,
①碧野:《人生的花与果》,载《新文学史料》,1992 年第2 期,页54-63。
②参见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载《延安文艺回忆录》,页36。
③参见王琳:《狂飘诗人柯仲平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2 年)页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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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非(分)人种黑白棕黄红。①
然而,毛泽东与延安文艺家的「蜜月」仅维持了两年。随着毛的政治地位日趋加
强,和延安等级差序制度的逐渐形成,以毛泽东和红军老干部为一方,与以赴延安左翼
文艺家为另一方的矛盾就逐渐公开化了。
逐渐地,延安的文艺家对一些老干部和老红军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看不顺眼了,
许多青年文艺家竟发现原先心目中的英雄既无文化,更不懂马列主义理论,个别人开口
「妈个×」,闭口「妈个×」,但却会摆「首长」的架势。于是他们开始拿起笔,批评起
延安生活的阴暗面。
毛泽东和红军老干部对文艺家的不满则主要集中在文艺家的「无组织、无纪律」
和个性的狂放不羁方面。1940 年,丁玲在延安「文抗」主办的文学刊物《谷雨》上发
表批评延安官僚主义的著名小说〈在医院中〉,毛泽东没有说什么,但已对丁玲严加注
意。1942 年2 月17 日毛泽东、王稼祥等参观华君武等主办的《讽刺画展》,毛虽对画
展有所称赞,但在约华君武谈话时,却要求华君武在漫画创作上「要注意片面性」。毛
并举华君武一幅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谈植树的漫画,说「不要笼统说延河旁所有植的
树都枯死了,应当说是那一段地点的树,植得不好」。②
如果说毛泽东对延安文化人的不满更多的集中在政治方面,那么一些老干部的不
满则来自于对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怀疑和歧视。许多红军老干部从未进过城市,更长期
生活在疑惧知识分子的环境中,③抗战之初,一经接触满口新名词、思想和生活习惯与
己迥异的知识分子,虽觉新鲜,但为时不久,隔阂即生,生怕这些见过大世面的城诗人
瞧不起自己。于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类的念头再度复活,重又退回到原先怀疑、
恐惧知识分子的蜗牛壳。
作为志在夺取天下的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自然有别于某些目光短浅的军
中老干部(需要指出的是多数军中高级将领,如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聂荣
臻、罗荣桓、叶剑英、陈毅、徐向前、关向应等都十分重视、尊重知识分子,工人出身
的关向应因嗜读鲁迅作品,有「小鲁迅」之称。对知识分子抱有偏狭态度的只是个别高
级将领和军中中下级干部)。毛一方面需要文艺家,另一方面又恐驾驭不住文艺家,因
而一段时间内,毛的态度摇摆不定,既投之以饵,间或鼓励抚慰一番;又从内心深处鄙
视舞文弄墨、吹拉弹唱的文艺家;更厌恶于彼等日空一切、抗上犯下之狂态,故时不时
对文艺家旁敲侧击一下。只是这群文艺家旧习难改,依然故我,因而毛在1942 年后对
文艺家越发讨厌。据师哲回忆,一次他在陪毛泽东从杨家岭出来在延河滩散步时,正巧
碰上一位作家,只见他手执拐杖不停飞舞,见到毛泽东打了个招呼,仍继续摆动手中的
拐杖,遇到驮盐的毛驴队,仍然如是。毛泽东极为气愤,向师哲道,「这是流氓行径,
①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年),页5-6
②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67;华君武:《延安的漫画活动》,载孙新元、尚德全编:《延安岁月——延安时期革命美术回忆录》
(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年),页137-38。
③仇视和乱杀知识分子最严重的是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及鄂豫皖、川北根据地。1937 年进入延安中央党校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
中,许多人明明识字,却硬伪装成文盲,惟恐因识字而遭清算,参见《成仿吾传》编写组编:《成仿吾传》(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8 年),页111;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还有一个轻蔑的称谓,叫作「白脚杆」。参见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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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无人。……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不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坐在人民的头上
显威风……目空一切,摆臭架子」!①当年在延安文艺界人士中有用拐杖习惯的只有萧军、
塞克等数人,他们又何尝能想到,被自己称为「知己」的毛泽东,对自己的冒失和莽撞
会如此愤怒,竟然在师哲面前将其骂作「流氓」!
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人士的反感又和对张闻天的不满掺和在一起,
使毛和延安文化人的矛盾更趋复杂化。
张闻天是继瞿秋白之后中共党内对文艺问题有专门研究的极少数高级领导人。张
闻天青年时代曾直接从事过文学创作,他具有比其它中共领袖丰富得多的文学素养和较
高的艺术鉴赏力。抗战以来,张闻天作为中共文宣方面最高负责人,多次代表中共中央
就文艺问题发表意见,但是张闻天在有关文艺的几个重要问题上的观点和毛泽东的看法
并不一致。
关于新文化的性质问题。张闻天在1940 年1 月5 日至7 日作的《抗战以来中华民
族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又称《文化政策》)的报告较毛泽东提前四天,对新文化的
性质作了具体阐释。张闻天认为所谓新文化,它应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
的」。② 在这里,张闻天将「民主的」单独列出,表明他对新文化民主特性的重视。然而
毛泽东在也年1 月9 日作的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以后改名为《新民主主
义论》=的报告却对此问题话焉不清。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
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也是民主的」——毛泽东将「大众的」等同于「民主
的」,是疏忽抑或是别具用心,人们不得而知。但显而易见,「大众的」决不能取代「民
主的」,因为「大众的」既有专制愚昧的内容,也可有民主科学的内容,毛以「大众的」
代替「民主的」,实际上是模糊了新文化民主的性质。
关于「大众化」、「中国化」的问题。张闻天早在1937 年11 月就初步接触到这个
问题。1940 年1 月,张闻天针对延安文艺界已出现的孤立强调通俗化的倾向,明确指
出「通俗化不是曲解新文化,使新文化庸俗化」,张闻天强调,「无论如何,现代文艺的
各种形式比较中国旧文艺的形式是进步的」。③张闻天的上述言论是对在毛泽东鼓励下正
在兴起的复归旧传统倾向的一次回击。
关于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毛泽东扣之以「对知识分子
采取宗派主义极左态度」的张闻天等人,在对待文化人的工作方式、个性特点、生活习
惯等方面都表现出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其态度远较毛泽东温和。张闻天在1940 年10 月
10 日代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
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中,要求「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
理」。他指出:「爱好写作,要求写作,是文化人的特点」,「文化人的最大要求,及对文
①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37。
②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新文化与今后任务》,载《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页252-54。
③引自程中原:《张闻天论稿》(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 年),页346-47、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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