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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28) 高华2012-04-10 07: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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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思想革命包含了四个重要原则:
一、树立「实用第一」的观点,坚决抛弃一切对现实革命目标无直接功用的理论,
把一切无助于中共夺取政权的马列原典一概斥之为「教条」。全力破除对马列原典的迷
信,集中打击中共党内崇尚马列原典的老传统及其载体——党内有留苏经历的知识分子
和受过西方或国内「正规」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的精心引导下,中共党内最终形
成了熟悉原典有错、少读原典光荣的新风尚。
二、全力肃清「五四」自由、民主、个性解放思想在党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
立「领袖至上」、「集体至上」、「个人渺小」的新观念。为集中打击俄式马列主义,
毛泽东在短时期内借助党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围剿留苏派,一经利用完毕,毛迅即起用
已缴械投降的原留苏派,联合围剿党内残存的「五四」影响。
三、将「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观念系统化、理论化,并将其贯穿于中共一
切思想活动。
四、把宋明新儒家「向内里用力」的观念融人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理论,交替使用
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慑的手段,大力培养集忠顺与战斗精神为一体的共产主义「新人」的
理想人格,并在此基础上构筑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的基本范式。
毛泽东的思想革命既有因袭的成份,也有独创的方面,它是列宁、斯大林主义和
中国部分传统的混合物。1942年后,毛得心应手,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制两种手段,将思
想革命的四项原则贯穿于整风运动的全过程。随着整风运动的深人展开,毛泽东的「新
解释」迅速取代了俄式「老话」,成为中共的新传统。
二 冻结政治局,中央总学委的成立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由毛泽东倡议而成立的中央高级学习组逐渐成为延安最
有权势的机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许多功能已在静悄悄中被中央高级学习组所取
代。在延安经常出头露面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只剩下毛泽东、康生、任弼时、陈
云等少数人。其它几位,或因病住进了医院(王明),或主动请求离职,悄然前往了农
村(张闻天)。王稼祥、凯丰在整风之初活跃了一阵后,很快也销声匿迹了。博古、邓
发则成了「问题人物」。至于远在重庆的周恩来和坚守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彭德怀虽然
暂时还未被触及,但他们几乎对延安上层近几个月所发生的变化毫无所知,直到1942
年2月21日,毛才致电周恩来,通报有关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讨论过去路线的结论精神。
①在延安之外的政治局委员,也许只有刘少奇对延安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他几乎与延
安同步,在苏北的盐城也开始了整风的部署。
面对政治局和书记处名存实亡的既成事实,毛泽东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成立中
央总学习委员会,作为其个人领导整风运动和全党一切工作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
①《毛泽东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函电》,《文献和研究》1984 年第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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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2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以下称中央总学委)宣告成立,由毛泽东亲
自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总学委设秘书处,康生兼任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总
学委下辖五个分区学习委员会:
中央直属系统(中直机关)分区学习委员会:康生、李富春负责;
中央军委直属系统(军直机关)分区学习委员会:陈云、王稼祥负责;
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任弼时、高岗负责;
中央文委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周扬负责;
中央党校分区学习委员会:彭真负责。
中央总学委的设立标志着中央高级学习组成立后开始的权力转移过程得到了进一
步深化。中央总学委具有最高权力机关的各种特征,总学委的秘书处作为毛泽东的办事
机构,犹如清廷中的军机处,政治局和书记处虽未明文予以撤销,但其许多职能已被中
央总学委取代。
毛泽东主控下的中央总学委具有广泛的权力。总学委有创设机构权,1942年后,
中央总学委在延安各分区学委会普遍设立了党的常委会组织。总学委还有权向延安及各
根据地发号施令,决定停止一切政治及业务工作,转入整风文件的学习。总学委有权决
定参加各地高级学习组成员的名单,判别哪些干部可以进入,哪些干部不能进入。总学
委派出的巡视团和巡视员享有至高的权威,可以任意前往各重要机关、学校检查运动进
行情况,听取各单位负责人的汇报。
1942年6月2至15日,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总学委举行了三次会议,仅从这三次会
议所决定的几项重要措施,就可以清楚看出总学委在整风运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和毛泽
东领导整风的策略。
一、布置抽阅高级干部的整风笔记。
1942年3至4月,毛泽东亲自选编了供干部必读的「二十二个文件」,下令所有参
加高级学习组的干部,必须对照文件精神,联系个人的思想和历史经历,写出整风笔记。
6月2日,中央总学委第一次会议决定,总学委有权抽阅参加中央学习组全体高级
干部的学习笔记,并由康生拟出第一批抽阅笔记的人员名单。①6月7日,总学委第二次
会议宣布了负责检查笔记的人选名单和分工范围:
一、四学校及文抗——凯丰、乔木、蒋南翔。 ②
二、党校——毛主席、彭真。
三、军委——王家祥、 ③陈云、陈子健。
四、中央直属——康生、富春、尚昆、曾固、曹轶欧。
五、边区系统——弼时、康生、师哲、廖鲁言。④
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多么急于了解党的高级干部对他所发动的整风运
①《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 年第9 期。
②「四学校」指鲁迅艺术学院等党校以外的学校,「文抗」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
③即王稼祥。
④《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 年第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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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真实态度。毛尤其关心中央党校学员的思想反应,这是因为1941年后大批延安及外
地返延的高级干部被送入中央党校受训,中央党校已成为高干集中地,毛迫切希望了解
他们的「活思想」。
二、运用「掺沙子」、混合编组的方法,将国际派孤立在中央学习组下的十个小
组。
国际派分子大多为重要干部,一些人甚至是政治局委员或中央委员,无论是论其
资格或是运动本身的目的,他们都应被列入中央学习组。为了防范这批「问题人物」在
中央学习组「扎堆结伙」,互为呼应,毛泽东在编组上也作了精心安排。中央总学委将
国际派成员分散编人各个小组,在不少小组都安排了属于毛营垒、但职位较低的干部作
副组长,以收监督、牵制之效。1942年6月7日,中央总学委宣布中央学习组混合编成十
个小组,组长与副组长名单分别如下:①
正组长 副组长
第一组 毛泽东 高岗 谢老(谢觉哉)
第二组 朱德 彭真 吴老(吴玉章)
第三组 弼时 尚昆 徐老(徐特立)
第四组 家祥 贺龙 陶铸
第五组 凯丰 林老(林伯渠)方强
第六组 陈云 罗迈 蔡畅
第七组 博古 徐向前 定一
第八组 邓发 陈正人 师哲
第九组 富春 叶剑英 乔木
第十组 康生 谭政 萧劲光
以上十个小组的正组长除了李富春之外,均是政治局委员,但有几个小组,非政
治局委员的副组长却比正组长有更大的权威。例如,博古虽是第七组组长,但小组的实
际主持人却是毛的盟友陆定一。第八组组长邓发的境况与博古近似,副组长陈正人是毛
在江西时代的老部下,为了加强陈正人的力量,毛还把中央社会部工作人员师哲安排为
副组长。对于德高望重的朱德,毛甚至也未完全放心,他虽无意猛烈打击朱德,但却颇
担心朱德「立场不稳」,于是特派出此时备受他信任的彭真担任朱德的副组长。
三、「引蛇出洞」,摸底排队。
自毛泽东整风报告传达后,延安各机关、学校陆续出现针贬「三风」(党风、学
风、文风)的墙报、壁报,其中少数内容尖锐的壁报已引起延安杜会的震动。为进一步
「收集材料」,1942年6月7日召开的中央总学委第二次会议部署进一步「放」:
要使领导者善于启发,使大家有话敢说,展开争论,暴露思想,然后从容
结论。②
①《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 年第9 期。
②《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 年第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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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中央总学委第三次会议更具体要求:
各机关、学校出有墙报者,为着展开思想上、工作上的论争,对于投稿之
选择,不论其正面的与反面的,正确的与不正确的,均应登载,不得抑制。①
中央总学委密切注视看延安各单位的整风动态,全力引导整风朝看毛泽东规划的
方向发展。总学委要求各系统分区学委对所属单位一一「摸底排队」,「择其必要者加紧
整顿之」。至于「哪个机关、学校应特别注意,由总学委同志与各系统学委商定之」。②
中央总学委作为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最重要的机构,其地位与作用类似于二十几
年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是中央总学委的挂帅人物,是一切重大决
策的设计者。中央总学委在毛的直接领导下行动,也只对毛个人负责。在中央总学委内,
康生是第二个最有权势的人物,康生作为总学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具体秉承毛的旨意办
事,其角色类似于文革期间的江青,但远比江青的地位显赫。1942年底刘少奇返回延安,
一段时间后也担任了中央总学委副主任,排名在康生之前,但刘少奇似乎不愿多在幕前
活动,因而人们一般仅注意到康生而忽略了刘少奇。在总学委的权力金字塔上,还有其
它几个重要角色,他们分别是李富春、彭真和陆定一。
康生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权势得到进一步扩大,一跃成为集部分党权、情报
权、干部审查权于一身的延安第二号人物。全面整风发动后,康生又成为毛泽东「圣旨」
的传达人和毛与总学委之间的联络员。在党内,康生是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
中央敌工工作委员会主任;在领导整风方面,康生是总学委副主任兼秘书长、党与非党
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康生还取代了凯丰,担任了指导整风的总学委机关刊物《学习报》
的主编。康生大权在握,权势熏天,1942年4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在社论中,甚至
将康生与毛泽东的名字并列,号召全党「细心研究一下毛泽东和康生同志的报告」,以
「了解什么叫三风」。
毛泽东有意倚重康生,在经他亲自选定的整风必读「二十二个文件」中,其中有
两份是康生作的报告。毛将康生和刘少奇并列,封为「马列主义正确路线」的代表,从
而大大抬高了康生的身价。康生自恃有毛泽东撑腰,更加有恃无恐,竟将其妻曹轶欧也
拉进了总学委,让她参与抽查高干笔记。康生的奸诈险恶使延安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失
去了安全感,神憎鬼厌,人见人怕,许多高级领导干部都避康生如避鬼神,惟恐躲之不
及。1942年6月,康生向毛泽东提议,让担任各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协助他做整风的
调查研究工作。康生的「调查研究」之真正含义是什么,毛当然一目了然,正可谓求之
不得,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罢了。经「党中央同意」,康生正式要求胡乔木(毛泽东的政
治秘书)、黄华(朱德的政治秘书)、廖鲁言(王明的政治秘书)、师哲(任弼时的政
治秘书)、王鹤寿(陈云的政治秘书)、陶铸(王稼祥的政治秘书)、匡亚明(康生的
政治秘书)等作他的助手,向他及总学委汇报「整风学习的进展情况」。③只是此时中
①《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 年第9 期。
②《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 年第9 期。
③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5-26、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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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上层正处于急剧变动之际,各政治局委员与毛的关系深浅不一,毛对彼等态度也大有
差别,因此,康生此项工作的成效也各不相同:凡与毛关系比较密切的政治局委员,他
们的政治秘书多以工作繁忙为由,对康生交办的任务束之高阁,最后则不了了之;只有
任弼时的秘书师哲和王明的秘书廖鲁言经常向康生汇报工作。①师哲当时任毛泽东的俄
文译员和任弼时的秘书,又是社会部的工作人员,与康生接触较多主要是出于工作原因,
但廖鲁言与康生联络频繁就显得颇为蹊跷了。因为王明自1941年10月生病住院后已脱离
工作,廖鲁言的「工作汇报」又从何谈起?无非是将王明夫妇日常生活的动态和言论及
时向康生汇报。1943年1月,王明对廖鲁言作过一次谈话,王明讲述了在中共历史上三
次反对「莫斯科集团」的问题,廖鲁言对王明的谈话作了记录,事后迅速向毛泽东作了
汇报。②廖鲁言对毛的忠诚自然得到了回报,事实是廖鲁言在中共建国后长期担任国务
院农业部部长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并于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
中央候补委员,他并没有因长期担任王明的秘书而受到任何打击。
中央总学委的另几个关键人物李富春、彭真、陆定一等也各手握重权。整风运动
开始后,身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组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很快被任命为中央总学委副秘
书长兼中直机关分区学委组长,主管中枢机构的清洗、整顿工作。在整风期间,李富春
几乎与康生并驾齐驱,是毛泽东最倚重的干部之一。1942年6月7日,很可能是得到毛的
授意,李富春在总学委第二次会议上提议成立中央总学委秘书处,由康生负责领导。李
富春又提名吸收杨尚昆(中共北方局书记,刚从太行返回延安)、柯庆施(中央统战部
副部长)参加中直系统学委会常委会。 ③陈云除参与领导军委系统分区学委,还负责对
选派到中央党校受训干部的资格审查工作。彭真则全面掌管全党高级干部培训兼审查中
心的中央党校。陆定一在历史上曾受过博古等国际派的严重打击,1941年从太行八路军
总部政治部副主任、宣传部长的任上调回延安,很快受到毛的重用。毛知人善任,授予
陆定一的新职责也不平常,他成了凌驾于博古之上、监督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的舆论
总管。
1942年6月,中央总学委成立后的一段时间,任弼时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
被委派领导中共西北局的整风工作,没能如康生那样,成为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任弼时
政治地位的变化,反映了中共核心层斗争的复杂性。任弼时为人较为方正,在整风初始
的关键时刻,难免显得碍手碍脚,将其暂时打发一边,不让他与闻某些机密,以待其「觉
悟」,可能是毛泽东暂时贬谪任弼时的原因。
1942年春夏之际,毛泽东祈求多时的整风暴风雨终于向延安各机关、学校袭来。
毛的得力助手康生、李富春等已全部披挂上阵,——中共重建工程已正式展开。
①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5-26、246。
②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38。
③《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 年第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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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从「延安之春」到斗争王实味
一 利用白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毛泽东与延安「白由化」言论的出笼
1942 年的初春,春寒料峭,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犹如一股春风,将延安知识分
子干部的心吹的暖烘烘的。各机关、学校纷纷办起壁报,人们踊跃着文,响应毛泽东的
号召,向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发起猛烈的攻击。就在这时,毛泽东开始了一
个重大行动:清剿「教条主义的大本营」①——延安中央研究院。
延安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是中共为培养高级理论干部而设立的一所「红
色教授学院」,它的前身是马列学院,这是国际派的一个世袭领地,自1938 年5 月5 日
成立,即长期由张闻天兼任院长,副院长一职则由中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山人之一、
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师河上肇的弟子王学文担任。张闻天和王学文是中共党内极少见
的掌握数门外语、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宿耆,但是毛泽东对张闻天、王学文领导下的
充满浓厚理论学习气氛的马列学院并无好感。1940 年5 月,王学文因长期在日本留学,
熟悉日本情况,被调到总政治部任敌工部部长,王学文虽然继续挂名副院长,但张闻天
在工作中已失去一重要助手。1941 年5 月,马列学院改名为马列研究院,7 月,又易名
为中央研究院。毛将马列研究院改名的目的是为了淡化中共作为原型马列政党的形象,
以凸显中共的民族主义色彩,此举也是为最后摧毁斯大林伸向中共的这块精神租界地尽
早作好舆论和心理上的准备。
1942 年1 月,中宣部部长兼中研院院长张闻天,主动下乡进行社会调查,在临行
之前,张闻天去中研院讲话,他「以庄重的口吻说毛泽东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始
终是扎扎实实的,脚踏实地的,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是全党学习的楷模」,号召大家
要「老老实实」地向毛学习。张闻天随即话锋一转,开始自我贬损,声称:「我没有什
么值得学习的,我不过是一个缺乏实际的梁上君子罢了。」 ②毫无疑问,张闻天这番话
会一字不差地报到毛泽东那里,张闻天用这种方式向毛传递了他彻底认输的信息。张闻
天离开延安后,中宣部代部长凯丰以「带罪之身」奉命领导中央文宣部门的整风运动,
但他极为知趣,不肯过问中研院的运动。罗迈(李维汉)则在毛的支持下,以中宣部副
部长的身分坐镇中研院。罗迈系中共元老,也是毛青年时代的朋友,但曾一度依附国际
派,得罪过毛。1935 年后,罗迈审时度势,积极靠拢毛,更在1941 年9 月政治局会议
上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检查」,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毛的谅解。1942
年毛泽东派罗迈主持中研院整风运动,就是要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进一步考
察他。对此,罗迈心领神会,1942 年3 月16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要清算干部
①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6。陈明(丁玲的丈夫)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前身马列学院学习。他在回忆中提
到马列学院曾被一些人指责为「教条主义大本营」。参见陈明:《回忆与怀念》,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314-15。
②江围:《难忘的岁月》,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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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的教条主义》的署名文章,指责1938 年后的中共干部教育,造成了「两耳不闻
窗外事,一心只读马列书」的风气,将矛头直指领导中央文宣和干部教育工作的张闻天。
罗迈十分清楚,毛正不动声色地注意着自己,他也知道毛早已派陈伯达挂职于中研院,
陈伯达这个「包打听」将会把中研院的大小事情迅速禀告于毛。
毛泽东派罗迈前往中研院的目的十分明显:揭开中研院的「盖子」,先打掉院内那
批留苏、留东、西洋的「理论权威」的傲气,再进而将斗争矛头直指「教条主义的祖师
爷」——中研院院长张闻天和王明、博古。
中研院被毛泽东选作整肃国际派的重点单位绝不是偶然的。1938 年后,经张闻天
亲自挑选,马列学院集中了一批中共著名的学者和理论家:担任中研院各研究室负责人
的张如心、王思华等皆有留苏或留欧美、留日背景,且均为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入
党的老党员;各研究室的一级研究人员也多是一时之选,其中大多数人都是三十年代左
翼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有的人还有译着出版。但由于后一类人入党时间较晚,且大多
不曾留苏,所以在政治上的地位并不高。
毛泽东为了在心理上彻底打垮中研院内这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意志,交替使用
了两种手段:第一,在政治上和人格上公开羞辱他们;第二,挑动青年知识分子的不满
情绪,「放火烧荒」,将青年的怒火引至国际派身上。
出身于长沙第一师范的毛泽东有着极其强烈的自尊心,对所谓「大知识分子」一
直怀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他从来就怀疑党内那批理论家在内心深处并不承认自己,
毛也猜度这批人甚至根本就否认中共党内有「教条主义」一说,他们完全可能以中共绝
大多数党员没读过马列著作为由,拒绝接受「教条主义危害论」。毛泽东知道,对付这
笔「红色教授」,仅仅用说理辩论那一套纠缠不清的「文明的方式」显然是不够的,最
有效的方法就是将他们臭骂一通,使他们在劈头盖脸般的责骂中,斯文扫地,无地自容。
对付「红色教授」,毛泽东自有其法术,其中最厉害的一着就是剥掉他们引以自豪
的「理论家」头衔,赐他们一个「坏透了的留声机」的恶名。
秉持毛泽东的旨意,《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嘲笑那些以熟读马列为奇货可居的「红
色教授」,自以为「谁背的书最熟,谁就是最好的理论家」,其实是在闹「天大的笑话J。
社论声色俱厉地警告他们,必须自我脱帽(「理论家」之帽),并以无可置疑的权威口吻
教训这些「理论家」:
会引证马列主义之警句的人不能称为理论家,能以马列主义精神方法解决实
际问题的人,才能称为理论家。 ①
为了一举打掉「红色教授」身上的傲慢,毛的得力助手胡乔木在《解放日报》上
着文,干脆直接将他们喻为「废物」。当然,这样的骂人话实在太难听了。于是,胡乔
①参见《解放日报》1942 年2 月2 日社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这是配合前一天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所作同名报告而发表的重要社
论,文章极有可能经过毛泽东的亲自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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