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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27) 高华2012-04-08 06: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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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正式回击。
1941年1O月4日,毛泽东将一份季米特洛夫给中共中央查询中国抗战情况的电报交
给王明,提议王明先作考虑,然后集体讨论如何给共产国际回电。季米特洛夫在这封电
报中提出十五个问题要中共回答,其中有中共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在德国法西斯继续进攻
苏联的情况下,在中日战场打击日军,从而使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打击苏联;中共
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究竟采取什么立场等。①王明看到这封电报,如获至宝,觉
得反击的机会到来了。
10月7日晚,毛泽东偕同任弼时、王稼祥到王明住所,共同商讨回电季米特洛夫的
问题。王明在与毛的谈话中,就季米特洛夫来电所提有关中共统战政策等问题,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王明认为,「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
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左」。王明又说,「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
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
错误的」②
10月8日晚,王明在杨家岭召开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全面阐述他
对当前党的政策的看法。王明集中谈论三个问题。第一,批评中共(实指毛泽东)有些
地方政策「过左」,「妨碍统一战线」。王明说,「对地方实力派消灭过份,对地主搞
得太过火」,「今后阶级斗争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
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可有回旋馀地」。王明提出,在中国与苏联都异常困难的形势
下,中共不仅应与民族资产阶级搞好关系,而且还应与国民党把关系搞好,此「既有必
要,也有可能」。第二,对毛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异议。王明认为,「在目前统一
战线时期,国共双方都要避免两面战斗,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
王明指出,「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第三,对毛
就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长江局的指控提出反驳。王明宣称「十二月会议与六中全会
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长江局总的路线是对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如「强
调斗争性不够」,「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指与延安的关系),但王明紧接看又
强调,「我在武汉工作时是讲独立性的」(指与国民党的关系)。③
王明在10月8日的发言是他最后的背水一战。1938年共产国际在斯大林大清洗中遭
到严重摧残,王明的恩师米夫因与布哈林有牵连,已被处决,王明失去了保护伞。共产
国际出于现实的考虑,实际上已半抛弃了王明。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季米特洛夫未与王
明直接联络(或许有联络,但电报被毛截留),备感凄楚的王明只能审时度势,违心地
向毛低头。正当王明独自一人承受来自毛的巨大压力时,季米特洛夫的电报犹如一剂强
心针,顿时给王明注入了活力。他抱着孤注一掷的心理,向毛作最后一搏。
王明的反击被毛泽东当场粉碎。毛泽东针对王明的指责,反驳道,王明认为我们
①王明:《中共五十年》,页37;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2。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9-200。
③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00;另参见《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0-31;《王明年谱》,页142;(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
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载《党史通讯》,1984 年第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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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毛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
误,我们是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的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前几天
与他谈话指出了武汉时期有这样几个错误:一、对形势估计,主要表现是过于乐观;二、
对处理国共关系,没坚持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
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在组织上,长江局与中央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常用个人
名义打电报给中央与前总(指八路军总部),有些是带指示性的电报,不得中央的同意,
用中央的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现在王明同志谈了他的看法,大家
可以讨论。①
毛泽东的迅速反击有效阻止了王明再次聚合国际派的努力。参加当晚会议的任弼
时、康生、张闻天、陈云、王稼祥、凯丰纷纷表态,一致批评王明,拥护毛的发言。王
稼祥、任弼时还以当事人的身分。搬出了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当年对王明的批评
性评价。任弼时回忆季米特洛夫曾向他说,「王明缺乏工作经验」,「王明有些滑头的
样子」。②张闻天插话说,《救国时报》(王明领导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
办的中文刊物)宣传王明为英明领袖。③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当机立断,关于苏维埃
运动后期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希
望王明对武汉时期的错误及对目前政治问题,在政治局会上作出说明。毛特别提出「王
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④
据胡乔木记述,在10月8日书记处会议后,毛泽东随即写了一份「较为详细的讲话
大纲」,准备在拟定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毛在这份讲话大纲中进一步扩展了
自己在10月8日会议上的讲话要点,认为王明的首要错误是统一战线中的迁就倾向,其
它错误是,在中日战争问题上,有盲目乐观倾向;在军事问题上,只是空谈五个统一与
七个统一,⑤以对抗「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对中央关于发展长江流域游击战争的意
见置之不理;在处理党内关系上,坚持要到武汉去,使长江局成为实际上的中央,反对
延安用书记处的名义,对延安、华北下命令;不印〈论持久战〉小册子;开六中全会不
肯回来,到了西安还想回武汉去,形成「独立自主局面」。胡乔木说,毛的大纲也指出
了王明还有一些「对的地方」,但胡未予列出。 ⑥
毛泽东在10月8日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对王明的批驳,及会上出现的的一边倒局势,
使王明深感孤掌难呜,只得全线撤退。1941年10月12日,王明宣布有病,不能参加政治
局会议。这样,原定的会议未开成,毛泽东准备的「大纲」也未能宣讲(此「大纲」所
列各点日后成为中共党史编纂学对长江局评价的定论)。次日,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
作会议报告说:今天李富春参加医生的会诊,医生要王明休息三个月。王明提出,病休
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00-201。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4。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4。
④《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1。
⑤指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和「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与国民党军事合作的方针,即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
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
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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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中,不参加书记处会议,只参加政治局会议(实际上自此以后,王明就再也未参
加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任何会议)。王明并提出两点意见:—、关于武汉时期的工作,「同
意毛主席10月8日结论」。二、关于他对目前时局的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住处去谈,
以后由政治局进行讨论,他病好后再看记录。 ①
对于王明声称有病,不能出席政治局会议事,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长期被解释为
「诈病」。②王明则在三十年后出版的《中共五十年》中说,10月8日,他的胄大出血,
10月9日,毛泽东派其私人秘书叶子龙将他「从床上拖到了会上」。③从10月10日起,他
就卧病不起。10月14日,王明被李富春等送进延安中央医院。王明说,毛泽东是为了「甩
开」他,「强迫」其住院治病。④
王明自动请假,使毛泽东最大的一块绊脚石已不复存在。在10月13日中央书记处
工作会议上,毛对王明表现出少有的温和态度。他请任弼时向王明转达,「对他说明,
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
如他还有什么意见,等他病好后随时都可以谈」。 ⑤然而就在同一天,毛一改数日前宣
布的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错误」的决定,再谈过去历史问题。毛说,苏维埃运动后期
错误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同志,张闻天算犯第二等的错误,王明在四中全会中形式上纠
正了立三路线,但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线。⑥会议最后决定成立「清算过
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任弼时、康生、王稼祥、彭真五人组成,以毛泽东为首,
再次引导党的高级领导人把目光转回到过去历史问题。 ⑦
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并不复杂,其实就是根据毛
的意图重新改写中共党史。毛当然知道此项工作的意义所在,根本不需他人帮忙,而是
自己亲自动手将改写党史的框架建立起来。据近年披露的史料显示,毛泽东在这段期间
一共写了两组系统批判「左倾路线」的文稿:一组是至今仍未完全公开的长达五万多字
的「九篇文章」;另一组为近两万字的作为九月政治局会议结论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
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
所谓「九篇文章」,是毛泽东针对原中共中央从1931年9月至1932年5月发出的九
个文件而写的批判文章。这组文章以嘲讽怒骂的方式尖锐指责了博古、张闻天、周恩来
等当时党的领导人。初始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以后改为「关于
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再改为「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
中央路线的批判」。⑧
据看过「九篇文章」的胡乔木评论,该文「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5。
②参见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页50。
③经笔者查阅《毛泽东年谱》等党史资料,10 月9 日,政治局或书记处均未召开会议。但也不能排除王明所述的真实性。因为《毛泽
东年诺》的编辑是有选择性的,例如毛泽东在1941 年10 月22 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就没有在《年谱》中反映,《年谱》中1941 年10
月22 日的栏目空缺。
④王明:《中共五十年》,页39、38。
⑤《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2。
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3。
⑦《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3。
⑧《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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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是毛泽东的「激愤之作」「也是过去长期被压抑的郁闷情绪的大宣泄,刺人的过
头话不少」。①毛在「九篇文章」中提出一些重要观点,如认为1931年秋成立的临时中
央是非法的,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的领袖人物」,文中还多处援引刘少奇的观点。
文章写成后,毛泽东只送给当时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刘少奇、任弼时看过,没有在其它领
导人中间传阅。②相信这是毛泽东在对刘少奇、任弼时进行「路线交底」。胡乔木作为
毛的秘书,「看过此文,属于例外」。③
1964年春,「九篇文章」从北京中央档案馆发现。毛泽东将这组极具攻击性的文
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以及陈毅传阅,毛在批语上写「请
提意见,准备修改」。1965年1月2日,毛又将此件批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传阅,让
他们对文章提出意见,以便毛「修改」。毛在1965年1月2日的批语中写道,将删去文中
提到的周恩来的名字,「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毛说,「此文过去
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1965年5月12日,毛泽东在对「九篇文章」作了修改后,将原文标题改为〈驳第三
次左倾路线(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在内容上也增加
了一些文字」。据胡乔木透露,经毛修改的1965年稿。仍然保留了「咄咄逼人、锋芒毕
露」的特点。此时,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原先不准备发表此文的想法,准备重新发表该文。
毛解释道,「由于年深日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因素——写得太尖锐,不存在了,干部
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章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
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⑤然而不久毛泽东再次改变了主意,打消了公布这组文章
的念头——概因1965年春毛已开始酝酿文化大革命,毛着实不愿公开这组文稿给刘少奇
脸上贴金。1974年6月,毛泽东又找出「九篇文章」,将有关称赞刘少奇的内容尽行删
去,「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只发给部分政治局委员看过」,⑥当时正是毛对周恩
来再度不满、策动反周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毛似乎有意将此文作为反周的石头。
毛在临去世前一个月的1976年8月,又一次对此文发生兴趣,「请人读给他听过一遍」。
⑦此时刘少奇、周恩来、王明、张闻天、彭德怀均已不在人世,邓小平也被毛再次打倒,
毛的「敌人」已尽情铲除,夕阳日下,毛重温旧稿,也许只是出于对这篇尽遂性情文章
的特别珍爱,却再无发表此文的念头了。
与「九篇文章」有所不同,毛泽东写的〈结论草案〉具有较正式的辞章形式和较
强的理论色彩。《结论草案》的核心精神是,首次明确认定在中央历史上,自「九一八」
事变到遵义会议的「三年零四个月」为「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改变了毛自1940年12
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214。
②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另参见《任弼时传》,页477。
③《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3。
④《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页49-51。
⑤《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4、214-15、215。
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4、214-15、215。
⑦《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14、214-1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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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以来以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为「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起点的划分。毛的这个改
动非同寻常,由此,可以将王明与「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挂上钩。由于这个改动,毛
在起草《结论草案》时,对原先只点出博古一人的名字作出修改,加上了王明的名字。
毛写道:
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领导的这条路线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
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集各方面错误之大成,它是形态最完备的一
系错误路线。①
毛泽东并从思想形态、政治形态、军事形态、组织形态等方面具体剖析了这条「错
误路线」的特征和对中共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特别指出,在长征前把中央领导变成「三
人团」,变为外国顾问一人专政,剥夺政治局委员与闻军国大事的权利,甚至根本停止
政治局的工作。以及「故意地压抑刘少奇同志(他是很好的与很老的群众领袖,又是政
治局委员),而提拔了两个新党员(博古、张闻天)」,是这条「错误路线」最恶劣的
表现方面之一。 ②
〈结论草案〉的另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关于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评价。与中共
党史编纂学的传统解释完全不同,毛泽东在这份〈结论草案〉中不仅没有将六届四中全
会称之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起点」,相反,毛写道。
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详细材料经过详细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四中全会及其以
后一个时期,中央领导路线虽有缺点、错误,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③
毛泽东在〈结论草案〉中列举了「四中全会的成功方面」:「反对了李立三的错
误路线与罗章龙的反党行为」,恢复了共产国际在中国党内的信任,放弃了组织城市暴
动和攻打大城市,解决富田事变的争论。以及在粉碎第二次、第三次「围剿」中都作了
工作等等。毛指出,这些都应肯定。「这是四中全会的主要的根本的方面」。④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肯定以后遭致他强烈谴责的六届四中全会?综合两方面的因
素,可得出下列判断:
首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派往江西的中央代表团在1931年4至10月,曾经全力支持
毛泽东。正是在中共中央和任弼时的全力支持下,才最终把一度被项英翻案的富田事变
重新定为反革命事变,有力地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
第二,几个与毛泽东关系最密切的政治局委员,如任弼时、刘少奇是在六届四中
全会上当选的(任弼时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云、康
生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不可避免将触及他们。有可能
对任弼时、刘少奇等与毛的合作产生不利的影响。
至于毛泽东是否顾及到共产国际的因素并不是主要的。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
都是经共产国际批准召开的,毛既可以否定六届五中全会,就没有理由担心否定六届四
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6、229、224、224-25。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6、229、224、224-25。
③《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6、229、224、224-25。
④《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26、229、224、2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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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会将遭致共产国际的不满。
然而毛泽东终究是要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的,非此不能彻底剥掉王明等国际派
「合法性」的外衣。这一幕何时推出,还得取决于党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政治局多数
成员态度的进一步转变。现在,毛泽东的老对手项英已死,只要任弼时能够配合,江西
「肃A8团」的那一段历史,任何人都不敢牵扯到毛的身上,毛反而可将「肃反扩大化」
的帽子扣到王明、博古的头上。只是眼下形势还未臻于完全成熟,毛泽东还需继续等待。
毛泽东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虽然没能彻底否定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但是他的
一些最重要的目标已经实现。毛已一举摧毁王明等国际派,完全控制了中央政治局和书
记处。毛还顺利地打下了重写中共党史的基础。1941年秋,在毛的倡议下,中央政治局
宣布成立几个机构:以康生为主任的「中央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9月26日成立
的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高级学习组」和以陈云为首的复查过去被错误打击干部的委
员会,前两个机构成为毛领导整风运动的最重要的工具。
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结果表明,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控制力已基本丧失,在中共
政治生活上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国际派已经土崩瓦解。王明实际上已退出中共核心上
层,从此不再对中共重大决策起任何作用。毛泽东的下一步骤是乘胜前进,全面肃清王
明等国际派在党内的影响,在全党搞臭王明、博古,彻底改变中共的面貌。
第八章 革命转入中下层:全面整风的发韧
一 动员「思想革命」:毛泽东究竟要做什么?
毛泽东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取得了对王明的决定性胜利后,在中央层陆续
推出一些重要措施以扩大自己的胜利,同时开始调整战略,积极布置将反对王明、博古
的革命引入到党的中下层。经过数月的准备,1942年2月1日,毛泽东正式登场,在延安
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动员全党整风的报告——《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
选》时易名为《整顿党的作风》),2月8日和9日,毛又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两次
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在此之后,毛亲自主持制定了几个有关整风学习的中央决
议,至1942年4月3日,复以中宣部的名义,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
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向全党正式提出开展「思想革命」的号召。
毛泽东在2月所作的报告和他主持制定的有关动员整风的决定,都没有直接点出王
明、博古的名字,只是号召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一年前的1941年5月,
毛泽东当看王明等人的面,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演讲中,怒斥留苏派只是「言必称
希腊」的留声机,控诉他们用教条主义来毒害青年,「十七八岁的娃娃,教他们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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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啃《反杜林论》」。 ①现在毛在《整顿党风、学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
的演说中又对留苏派及党内知识分子冷嘲热讽,他历数中共党内的苏俄崇拜情结在文宣
形式的八大罪恶,甚至将留苏派等贬之为「连猪都不如的蠢货」。毛说:
他们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办事……只要你认得
了三五千字,学会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个什么书,公家又给了你小米吃,你
就可以摇头晃脑的读起来。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
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
猪,猪会跑,杀它,它会叫,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随你
怎样摆布都可以。……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
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
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
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么用处呢?②
毛的这番话已迹进《何典》风格,充分展现了毛个性中尖酸刻薄、狂傲不羁的一
面。
毛泽东亲自登台作报告,矛头直指「比狗屎还不如的教条」,表明他已决心全力
发动整风运动,并以此诏示全党,毛本人是整风运动的最高领导者。此时的毛早已被公
认为全党的领袖,他也完全习惯了这个角色。毛已不愿像1936—1938年那样直接与普通
党员见面,现在到了「定朝仪」的时候了。毛需要选择一个代言人,由这个人向延安各
机关学校传达毛认为有必要公诸于众的指示,以显示毛的威严和神秘。
毛泽东所选择的代言人正是康生。1942年2月21日,康生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向延
安二千二百馀干部传达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康生尤其对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
分子作了「深刻生动的说明」,他说,「目前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最无知识,工农分
子反而有一点知识」。③3月7日,康生又在同一地点向三千多干部传达毛的《反对党八
股》。4月18日,康生再在八路军大礼堂向中直机关、军委直属机关干部作长篇动员报
告。在这几次大型报告会上,康生极力发挥毛泽东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知识分子的
嘲讽,将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新概念,在延安三万干部中迅
速传播开来。问题是毛泽东为何舍任弼时等不用,单单挑选王明昔日的副手康生作自己
的代言人呢?
毛泽东看中康生的是他对自己的绝对顺从和康生这个「魔鬼」形象所具有的威慑
作用。康生敢于最早向王明反戈一击,继而不为自己留半点退路,早已深获毛的信任。
与毛的其它盟友相比,康生之于毛,有更多的亲和性。另外,毛也不对全党干部转变思
想抱十分乐观的态度,毛要利用康生的专业特长,促成全党思想转变的工程。康生这个
①毛泽东在1941 年5 月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把教「十七、八岁的娃娃啃《资本论》、《反杜林论》」列为教条主义最恶劣的
表现之一。毛的这句名言在延安不胫而走,再也没人敢钻研《资本论》一类的经典著作。1949 年后,毛的这段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
被删除。原文见边区总学委编:《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延安:1942 年),页4-5;另见王惠德:《忆昔日》,《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
79-81。
②上述内容在收入《毛选》时已被删去,题目也被改为《整顿党的作风》,原文见《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
③《解放日报》,1942 年2 月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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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所象征的强制性,将有助于延安的干部在思想改造中加深对毛泽东权威的感性认
知。
整风运动既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教育运动」,那么理所应当,负责全党
文宣工作的中宣部将处于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心地位。然而,作为「教条主义大本营」的
中宣部自身就是运动的重点整肃对象。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的后期阶段曾经决定成立
以中宣部部长张闻天为首的教育委员会,负责改革全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但是张闻天十
分知趣,他在这次政治局会议后,实际上就离开了核心上层,这个所谓的「教育委员会」
还没开展工作就无疾而终。张闻天为了「不妨碍毛主席整风运动方针」的贯彻,决定自
我放逐,1942年1月26日他率领一个「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去了陕北和晋西北农村,
中宣部部长由另一个国际派人物、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代理。凯丰似乎忘记了他本人就
是整风运动所要打击的目标,竟然煞有其事地在《解放日报》发表《如何打破教条主义
的学习》的文章。凯丰在这篇不长的文章里,开口「毛泽东同志」闭口「毛主席」,他
以指导者的身分,告诉延安的读者,「过去我们的学习方法,受教条主义熏染太深,形
式逻辑的思想方法习惯太多」,凯丰试图以自己的「努力」和「紧跟」来换取毛泽东的
信任,从而使自己继续留在革命的指导者的行列。①尽管凯丰对宣传毛的有关整风指示
竭尽了全力,他为了「赎罪」,还自鞭自责,检讨中宣部没有把贯彻毛的整风报告作为
目前宣传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②但为时不久,毛还是派了自己的秘书,既非中央委员,
更非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前去「暂代」凯丰,③用这种方式改组了中宣部,将其完全控
制在自己的手中。
1942年冬春之交的延安笼罩着一层厚重的浓雾,广大中下层干部并不知道眼下正
在开展的整风运动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他们还以为这是类似1939—1940年学习运动的新
一轮学习运动。延安各机关、学校在听了康生作的传达和动员报告后,纷纷成立了整风
领导机构,基本停止了日常的业务工作。早已习惯遵从上级指示的干部们正兴趣浓厚的
按照上级的布置,制定各人的学习计划,日夜精读指定的文件材料,一时间延安似乎又
再现了前几年的景像,成了一所研究马列主义理论的大学校。
毛泽东如此兴师动众,将革命引入中下层,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仅仅着眼于夺
取中共最高领袖的地位,毛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已经基本达到这个目标,经过1941
年9月政治局会议,毛已完全控制了政治局。把原本对党的上层斗争毫不知晓的普通党
员强行拉入到这场已见分晓的上层角逐中,果真有这个必要吗?在目前抗战最艰苦的阶
段,把延安的日常工作停顿下来,全部转人政治学习,在道理上能站住脚吗?
毛泽东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除了中央核心层领导干部,上至各根据地多数
领导人,下至广大中下层干部都不甚明白。不过,毛并不担心他们一时跟不上自己的步
①《解放日报》,1942 年6 月11 日。
②《中共中央关于延安整风的一组文件》,《文献和研究》1984 年第9 期。
③凯丰在1942 年上半年整风运动的初期还十分活跃,他甚至是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要组织者,但是毛泽东不放手让凯丰负责文艺
界整风,而是亲自挂帅,同时指派胡乔木协助自己主持文艺界的整风运动。6 月2 日,毛在中央总学委成立会议上宣布,「因凯丰同志工作
很忙,改由康生负责中央总学委机关刊物《学习报》的编委工作」。不久,胡乔木即奉毛泽东之命正式代理了凯丰的中宣部代部长一职。参
见胡乔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载董边、镡德山、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页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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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毛作为革命的策略大师对运动如何进行自有安排,各级干部只需顺看毛的思路,照
看毛的部署一步步去做就行。
毛泽东执意将上层革命引入中下层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摧毁王明等的党内基础,在
全党肃清王明等俄式马列主义的影响,从而确立自己「新解释」的至尊地位。多年来,
王明作为俄式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代表,拉斯大林的大旗作虎皮,在中共党内已建立起广
泛的影响。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共党内普遍存在的照搬马列原典和盲目崇拜苏联的
气氛。王明等在这种气氛下,八面来风,如鱼得水,不仅争取到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
干部派的合作和支持,王明本人也嬴得了全党的尊敬。眼下王明虽然已退出中央核心层,
但还未正式缴械投降,若不乘势打碎党内根深蒂固的苏联崇拜情结,斩断俄式马列主义
伸向中国的须根,在全党搞臭王明及其同伙,一遇风吹草动,很难排除王明有挟苏联支
持、在最高层卷土重来而获全党普遍拥戴之巨大危险。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要用自己的「新解释」填补王明之后中共在思想上的真空状
态,然后用自己的思想彻底改造中共,将党内原先对王明的崇拜引向对自己及其思想的
崇拜。但是这种转换过程并非短期就能完成,必须使全党集中一个相对长的时间,用于
进行这项除旧布新的思想改造工程。
然而,王明等在党内的实际影响力可能被毛泽东有意夸大了。事实上,王明的影
响主要集中在党的上层和党内知识分子之中,在军队和党的中下层影响甚微。无论在红
军时代,还是在抗战阶段,中共的主体都是军队,红军将士只知有朱毛,不知有王明和
博古。①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的中共军中确实存有崇拜苏联的气氛,有留苏经历的
军政干部在一段时期受到推崇,也是事实,但军中文盲比率极高,众多官兵文字尚不识,
一些党员干部「听也未听说过马列主义」。②中共虽对少数高级军政干部进行过短期的
马列基础教育,但这种教育以「少而精」为原则,受训干部只能略知马列皮毛,在这种
情况下,何以谈得上「教条主义」!显而易见,在中共党内、军内占主导地位的并非是
教条主义传统,而是经验–实用主义传统。毛执意要在基本由农民组成的中共党和军队
内开展反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用心殊深,其结果可想而知。将污水泼在有留苏经历的
军政干部身上,虽可解一时之愤,但其严重的后果却是从此也将鄙视理论、轻视知识分
子的风气发扬光大,并深深地扎根于党的理论与实践中。所以毛此举决非是无事生非,
小题大作,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重大战略行动。
1941—1942年毛泽东的全部兴奋中心都围绕着一件事,这就是如何构筑以自己思
想为核心的中共新传统,并将此注入到党的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整风运动确实是一
场对马列原典的革命,它以教化和强制为双翼,以对俄式马列主义作简化性解释为基本
方法,将斯大林主义的核心内容与毛的理论创新,以及中国儒家传统中的道德修养部分
互相融合,从而形成了毛的思想革命的基本原则。
①罗瑞卿在瑞金时代担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属于军中高级干部,当时连王明的名字都不知道。参见点点:《非凡的年代》(上
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年),页85。
②李维汉:《回忆中央党校》,载《回忆与研究》,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年),页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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