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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26) 高华2012-04-07 04:4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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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此电报明确提出。江青不宜与毛泽东结婚。①项英此举更进一步增添了毛对项英的
反感。1937年后,毛泽东十分担忧项英因领导新四军而加强其在党内的地位,对项英明
显表现出冷漠和排斥,对项英提出的一些工作方面的请求,也多加以敷衍和事实上的阻
拦。
1938年春夏之际,项英为新四军组建事,多次致电毛泽东,请求调派得力的军政
干部前往江南。项英在电报和信中提出,延安集中甚多的干部,「应抽调大批派到南方」,
项英还提议中央派刘少奇、陈云到南方工作。在给毛的电报中,项英建议「中央负责同
志也应轮流到南方巡视」,强调此举对「加强对于全国领导,实属必要」。项英的上述
言论,在极度敏感的毛泽东那里,有影射其据守延安、从不前往前线视察的寓意。毛对
项英提出的这类要求仅作一般性的敷衍,只派去周子昆、袁国平、李一氓等少数高级军
政干部和五六十名团连级干部。毛在覆项英的电报中,语含轻慢,声称「如你处不要,
则交长江局使用。究竟你处是否要这批干部」?对项英毫不掩饰自己的厌烦。②但是在
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慑于项英在党内、军内所享有的崇高声望,以及项英一身凛然的「共
产主义清教徒」的气质(项英是少数反对任何特殊照顾,在生活上坚决与普通战士同甘
共苦的中共领袖),对项英也无可奈何,只能在其背后多方加以掣肘。1939年后,随看
毛政治地位的巩固,毛频频开始了对项英的指责,并采取一系列步骤削夺项英的权力。
对于毛泽东的狭隘胸襟和毛、项之间的纠葛,周恩来完全清楚,他既附和毛对项英的部
分批评,又试图维护项英的威信,在关键时刻助项英一臂之力。
1939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连续举行会议,听取周恩来就统战问题和南方党与
军队工作情况作的政治报告。项英未出席这次会议,由张鼎丞代表东南局和新四军出席
会议。周恩来在谈到新四军问题时,高度评价了项英的领导作用。8月25日,会议由周
恩来而非毛泽东作结论,周指出,项英领导的东南局取得了许多成绩。③
时隔一年,周恩来在1940年6月17日举行的讨论新四军工作的南方局常委会上,再
次肯定新四军执行了中央为新四军制定的「向北发屐,向东作战和向南巩固」的方针。
在这之前,194O年5月4日,毛泽东在给东南局发出的指示中,对项英领导的新四军工作
未尽展开,实力发展不大提出批评。项英感到委屈,于5月9日、12日致电延安,表示同
意中央路线、方针、策略,但希望中央指明他的错误性质和具体内容,并公开宣布撤销
他的职务。周在6月17日南方局常委会的发言中虽然对项英提出了委婉的批评,指出新
四军没能利用有利时机大胆发展,但仍然强调「一年来东南局的工作在项英的领导下是
正确的」。周恩来并面告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中央仍以项
英为东南局书记。④
①参见张重天:《共和国第一冤案》(北京:华艺出版社,1989 年)页18-20。
②在《毛泽东年谱》中没有记载毛泽东1938 年3 月18 日致项英电,该电报和项英1938 年5 月13 日致中共中央信,载《抗战初期中
共中央长江局》,页181、236。
③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长期宣称这次政治局会议是由毛泽东作会议总结,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7 年),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周恩来传(1898 一1949)》和《周恩来年谱(1898—1949)》出版,才恢复了历史
真相。
④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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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8月4日,周恩来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周一方面批评新四军
未积极执行中央向北发展的方针,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也未坚持党的立场;但同时,周
再次提出,东南局仍以项英为书记。周恩来的这番表态具有重要的意义。1940年,毛泽
东在远离江南的延安,隔着千山万水,凭着电报对新四军实施具体指导。惯于为自己留
退路,以显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料事如神的毛泽东,在给项英的电报指示中,前后矛
盾,变化无端。毛既要项英尽速作好北渡转移的准备,又要项英维持「拖」的局面,来
配合延安部署对国民党的谈判斗争。毛忽而判断国民党大军进攻在即,要求皖南部队立
即分批移动;忽而又命项英向重庆要开拔费,要饷弹,「再拖一两个月」,①致使项英
无所适从,始终难以最后确定新四军北上的时间和路线。而毛泽东只看结果,不管过程,
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在延安对项英吹毛求疵,百般指责。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成
员也随看毛泽东的调子,对项英多方挑剔。江南新四军所处的环境与华北八路军完全不
同,国民党在江南留有强大的兵力,新四军的活动与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加之项英的
领导确有缺失,对国民党顾忌较多,这些都严重削弱了项英在党内的地位。1940年11
月中旬,延安决定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令项英在部队移动安排就绪后,
返回延安参加「七大」。在项英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刻只有周恩来能体谅项英进退两难的
苦衷,强调项英在东南局和新四军的领导作用,竭力维护项英在新四军中的威信。
周恩来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上的稳健态度及对项英的善意和宽容,都被毛看在眼
里,毛只是需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向周恩来表明自己的不满。
1939年1月5日,在没有任何特殊迹象的情况下,毛泽东公然推出一项旨在削弱周
恩来权力的行动。是日,毛隐身其后、以延安中央书记处的名义,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
无端改变1939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关于设立南方局的决定,提议将华南及西南各省合
并成立的中央局(即南方局)易名为西南局。②此决定如果一经最后确定、必然大大降
低南方局作为中共在延安之外领导南中国党最大的派出机关的地位,而将南方局等同于
地位较低的北方局(杨尚昆)、中原局(刘少奇)等其它派出机构。周恩来立即对延安
的这封电报作出回应,1月7日,周与在重庆的另两位政治局委员博古、凯丰共同联名,
覆电中央书记处,强调新设立的中央局「以南方局名称为好」。只是在周恩来、博古、
凯丰的强烈要求下,毛泽东才作出让步,于1月13覆电,同意仍沿用南方局的名称。③
对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南方局的工作,毛泽东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的。1939年8月
24日,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一方面称赞南方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
并指出「这是在恩来领导下的成绩」。但是,毛紧接看话锋一转,开始尖锐指责南方「党
不巩固」,「群众运动不深入」,「统战没有中层阶级更大的发展」。④周恩来对于毛
的批评迅速作出反应,在当天周所作的会议结论中,周承认南方局在巩固党、利用合法
机会做群众工作不多,周还检讨了在统战中「偏重了联蒋」,「对中产阶级团结不够」。
①参见王辅一:《项英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 的年),页435-39。
②《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载南方局党史资料——党的建设》(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年),页3。
③《毛泽东年谱》,中卷,页102-103。
④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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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周恩来小心翼翼、努力协调与毛泽东的关系全然不同,毛则不时示周以颜色,
让周明确地体会到两人的关系已今非昔比。1940年3月26日,周恩来、任弼时、蔡畅等
从莫斯科返抵延安,尽管在抵达延安的前一天,周恩来在甘泉就和毛通了电话,但是当
周抵达时,毛却仍在睡觉,「只有李富春前来迎接,而且主要还是接他的夫人蔡畅」。
②两年后,毛却亲自迎接从莫斯科返延的地位远低于周恩来的林彪。这一回毛不睡觉了,
他挽看林彪的手步入杨家岭他居住的窑洞。③毛对周、林的亲疏之别,一目了然。尽管
毛有意怠慢周恩来,周却处处关心、体贴毛。1940年2月下旬,周恩来一行自莫斯科启
程返国时,共产国际为周等准备了两大箱西式食品和烟酒,以备旅途食用。周却提议旅
途中改用中餐,将这两箱洋式点心万里迢迢带回延安。返回延安后,周又亲自检查食品
箱,命令将其送给毛泽东夫妇享用。④毛固然对周之细心周到心领神会,但对周的态度
始终未越过公事公办的界限,这就使周永远感到头顶上有一个紧箍咒存在,至死不敢稍
有懈怠。
1938年后,毛泽东准确地利用了周恩来的性格特点,对待周,有扬有抑,有紧有
松,成功地瓦解了周恩来与王明的联盟,并重新理顺了毛、周关系。对于毛而言,周恩
来是须臾不可缺少的股肱,周的崇高声望、非凡才干和对中共事业的献身精神,使周成
为任何人都难以取代的人物。更重要的是,毛了解周没有争当中共领袖的权欲,对毛毫
无威胁。周既非王明集团成员,又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关系深厚,是可以代表毛与斯大林
打交道的最合适人选,这一切都可使毛继续重用周。但是,毛绝非是一个能轻易忘记过
去的人,周在1931至1935、1937至1938年两次与王明联手孤立毛的往事,使毛刻骨铭心,
难以忘怀。周恩来身上散发着的那种儒雅、高贵的气质,也与毛一身的「山大王」气质
格格不人。因此,毛时不时就要借机敲打一下周恩来,并执意提拔刘少奇作中共第二号
人物,将刘作为制衡周恩来的工具,以防周恩来在党内形势发生突变的关头,再一次弃
毛而去。
为了打下中共的江山,毛泽东必须借重周恩来的才干和忠诚;周恩来也在与毛的
长期共事中,发现毛具有自己所缺乏的可作「人主」的霸气,断定凭藉这股霸气,毛能
够一统江山。因此,周以其独有的机敏和灵活,很快适应了与毛的合作关系。在这种关
系中,毛居于主导地位,周则安于作一个辅佐性的角色。由于毛、周都重视对方对自己
的价值,各守分际,因而两人的合作虽时兴波澜但仍弥久而不坠。只是三十年代末至四
十年代初,毛、周合作的关系还刚刚建立,毛对周还有太多的怨气没能尽兴宣泄,故而
毛有意让周体会上下不落地的虚空,使周恩来在很长时间内搞不明白自己在中共核心层
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这种由毛一手制造的对周恩来的慢性精神虐待长达七年,直到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才告一段落,使周恩来进退失据,有苦难言,为自己昔日的「过失」
①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48。
②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331-32。
③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54。
④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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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三 初战告捷: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
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为在政治上彻底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小心
翼翼,稳扎稳打,将王明等成功地加以分隔,逐步缩小包围圈,已取得了对王明、博古
等的绝对优势。经过三年的精心策划和细致的准备,毛泽东在1941年9月召开政治局扩
大会议,正式向王明等下战书。
毛泽东向王明等挂牌的行动发生在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于延安召开的政治
局扩大会议上。据当时担任会议记录的胡乔木的记载,这次会议「实际上只在9月10日、
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五次会」。参加者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
弼时、王明、博古、康生、陈云、张闻天、王稼祥、朱德、邓发、凯丰等十一人,政治
局委员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缺席会议。毛泽东为了确保自己在会议上取得完全的优
势,批准自己的支持者李富春、高岗、陈伯达、彭真以及杨尚昆、罗迈(李维汉)、林
伯渠、王若飞、叶剑英列席会议。毛并指定王首道、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
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以至外界长期难以窥其
真相。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为反击王明对毛泽东的攻击,①中共党史研究部门才有
选择性地披露了这次会议的若干资料。直至1994年《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出版,才
使得外界对历史上这次著名会议的实情有了初步的了解。
毛泽东为这次会议确立的目标是具体和明确的,这就是重新解释1931至1935年中
共的历史,从根本上摧毁王明、博古等国际派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逼王明、博古彻底下
台。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基调发言,以谈「主观主义」对党的危害为突
破口,迅速切人到「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的命题。毛严厉指责苏维埃后期的
主观主义,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毛说,
1933年中央苏区反「邓毛谢古」实际上是「指鸡骂狗」,「在苏维埃运动后期,五中全
会精神……这些都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在政治上表现得更完备」。为了防止王明等抬
出莫斯科作挡箭牌,毛主动出击,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声称国际派师承的并非是斯大
林正宗,而是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毛说,主观主义来源之一即是「外国的传统,过去
共产国际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影响」,一下子就将王明等与已被斯大林消灭的
「人民公敌」捆在了一起,把他们一同打进「假马克思主义」之列。毛在集中攻击国际
派的时候,没有忘了把周恩来捎上,他在讲话中批评了周恩来领导的苏区中央局于1932
年5月11日作出的《关于领导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
动周的决议》,「是完全主观主义的东西」(当时博古、张闻天仍在上海,苏区中央局
①八十年代初,王明的《中共五十年》虽由内部出版,控制发行,但该书内容仍有所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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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为周恩来)。①
毛泽东在1941年9月主动挑起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是经由他精心策划,不断试探,
并判断在核心层已不会遭到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才进行的。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
议上,毛为了夺取军权,无心在有关党的政治路线的问题上纠缠。但是到了1937年6月,
当毛已初步站稳脚跟,他却支持刘少奇向张闻天挑战,企图在对过去党的政治路线的评
价问题上,打开一个缺口。只是在遭到多数人的激烈反对后,毛才被迫退却。1938年毛
又想重新挑起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被共产国际明令阻拦,但毛不甘心就此罢休,再
次放出试探气球。10月,毛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有意含混其辞,避免直接评价
1931至1935年党的政治路线,甚至重复〈遵义会议决议〉,再次肯定遵义会议所纠正的
党的错误,「并非是党的总路线的错误,而是执行当时总路线所犯的战争策略与战争方
式上的严重原则错误」。但是毛同时宣称,这种错误具有「左倾机会主义性质」,为日
后推翻原有结论预埋了伏笔。1940年12月,毛再次出击,在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提
出要总结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政策错误问题。毛说,遵义会议的决议须有些修改,决议只
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然而毛的这
种说法又一次受到张闻天等的反对,毛只能被迫妥协,在12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
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没有提出「路线错误」的正式概念。半年多后,形势向有利于
毛的方面发生了重大的转变,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毛已无后顾之忧。毛编
辑的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号人座」的《六大以来》已经发至各政治局委员和其它负
责干部。毛对党的组织、军队、保安力量的控制也达到坚不可摧的地步,现在他再无需
违心地附和众议了,于是义无反顾,破门而出。
毛泽东是一位高明的战略家,深谙开展党内斗争也需像军事作战那样,要讲究以
虚就实、声东击西等一套战法。毛要师出有名,更要撇清个人争权的色彩。在九月政治
局会议上,毛将整肃国际派的意图暂时模糊化,他说「要实行学制的改革,把过去的一
套彻底打碎。……以《联共党史》作为学习的中心……」。在他列举的「宗派主义」的
各种表现中,首先是「首长至上」。(「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排挤非党干部」
(「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明明毛要讨伐的是王明等的「宗派主义」,
却故意施用障眼法,将「宗派主义」的外延尽量扩大。然后,毛宣布要「实行两条路线
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②
尽管毛泽东说得冠冕堂皇,但是与会者个个都明白他所指的「主观主义」和「宗
派主义」究竟是什么。王明作为毛泽东的头号政治对手,对毛的意图洞若观火,可是他
的嘴却被自己和毛泽东双重地封死。王明多年前就曾批评「苏维埃后期左的错误」,现
在毛只不过是重复王明昔日的指责,王明已无任何理由对毛的批评提出异议。因此当毛
抨击「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时,王明明知其中隐藏凶兆(「左的错误」与「左倾
①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 年9 月10 日),载《文献和研究》,198S 年第1 期;另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 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页372-75。
②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 年9 月10 日),载《文献和研究》,198S 年第1 期;另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 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页3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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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主义」,在共产党语汇中有质的区别),却也无可奈何。王明表示赞成毛的报告,
承认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王明说,他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是「不
同意的」,对五中全会提出的「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决战」的主张,他也是「不同
意的」。王明强调自己在莫斯科期间,就曾反对过博古的错误,博古应是「苏维埃后期
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①王明在发言中还爆出一个大冷门——他揭发博古道:1931年9
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成立时曾有过约定,将来到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要将权力交出来,因
为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张闻天皆非中央委员。②而事实上博古、张闻天抵达中央苏区
后,并没有正式传达这个意见。王明所述基本符合事实,但是他自己对此也有责任,因
为王明并没有从莫斯科打电报来纠正这个问题。再说,王明这番揭发也把周恩来、陈云、
康生牵扯了进来,因为临时政治局成立时,周恩来仍在上海,陈云、康生均为临时中央
政治局成员,周恩来等有可能也与闻此事。博古、张闻天到达苏区与苏区中央局合并成
立中共中央局时,没有资料证明,周恩来曾向博古等提过这个问题。当然,博古、张闻
天、周恩来完全可以为自己辩护:1933年在中央苏区成立的只是中共中央局,当时在上
海也存在一个中共中央局。最后,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成立的政治局的名单也得到
了共产国际的批准。在博古落难之际,王明的这些话无疑是对博古落井下石,同时也进
一步把事情搞复杂化了。诚然,对于王明而言,是没有什么「朋友」概念的,只要能保
护自己,随时可以「翻脸不认人」。
博古在会议上处于被告者的地位,「墙倒众人推」,没有任何人向他援之以手。
在一片指责声中,博古两次发言作了检讨。他承认自己「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
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德波林是布哈林派的哲学家——引者注),又搬运了一些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博古对王明的「揭发」也作出了
反应,他没有为自已辩护,相反承认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没有交权「确有纂位之嫌」,
但又认为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也有责任,③最后,博古表示他有勇气研
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④
张闻天在会议上的表现在原国际派中是最突出的。他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之一,
毛泽东在9月10日讲话中,多次把矛头指向张闻天——在国际派中,张闻天力量最为虚
弱,毛先捡软的柿子捏。毛尖锐抨击张闻天负责的干部学习活动是「同实事求是的马克
思主义相对抗的」。毛嘲弄张闻天道,「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
家』资格」。⑤面对毛的挖苦讽刺,张闻天第一个缴械投降。他在发言中除了表示拥护
毛的报告外,还不惜自我贬损,称「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
①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9;另参见《任弼时传》,页470-71;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延安整风中的王明——兼驳王
明的《中共五十年》〉,载《党史通讯》,1984 年第7 期。
②莫斯科当代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333;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
代史研究》,1998 年第4 期。页14-15。
③莫斯科当代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333;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
代史研究》,1998 年第4 期。页14-15。
④参见《胡乔木回忆延安整风》(上),载《党的文献》,1994 年第1 期。
⑤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41 年9 月10 日),载《文献和研究》,198S 年第1 期;另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 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页3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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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央机关来,这就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损失」,表示「现在要补课」。9月29日,张
闻天再次发言,这一次他干脆把王明也拖下水,张闻天仿效博古,承认临时中央到苏区
「确有纂位问题」,但马上强调王明对此也有关系,因为「五中全会的名单也是国际批
准的,这些事情王明当时为什么不起作用」?①在这天的会议发言中,张闻天一改过去
固守「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态度,宣布同意毛对苏维埃后期党的路线性质的评价,
承认「当时的路线是错误的」,并且主动表示,「我是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
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我应负更多的责任」。②张闻天的这番表白究竟是出于真心,
抑或是迫于毛的巨大压力的违心之论,看来两者兼而有之。张闻天在和毛的长期共事中,
对毛的性格体会甚深,了解毛不做则已,一干则不择手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另
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张闻天的大转弯与其对毛认识的加深有密切联系。毛的文韬武略给
张闻天以深刻的印象,也许张闻天已从内心对毛「服气」,正是鉴于内力、外力两方面
因素的作用,张闻天决定向毛主动认输,以求早日解脱。
王稼祥、凯丰、邓发等几位政治局候补委员,虽然都知道毛泽东迟早要清算过去
的历史,但是乍听到毛的严厉指控,仍不免受到强烈的震动。因为,毛在讲话中对1934
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否定,直接威胁到他们在那次会议上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地
位。
在这三人中,王稼祥早已归顺毛,由于他和毛的合作,是以否定「三人团」的「左
的错误」为基础,1938年后王稼祥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又与毛的大力扶助有关,因此王稼
祥不可能转而为「苏维埃后期错误」辩护。在9月1O日的会议上,王稼祥检讨自己,「我
也实际工作经验很少,同样在莫斯科学习一些理论,虽也学了一些列宁、斯大林理论,
但学得多的是德波林、布哈林的机械论。学了这些东西害多益少」。③
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凯丰的心理压力也许是与会者中最重的一位。遵义会议上
反对毛泽东复出的旧事,足以使凯丰心惊肉跳,后怕不已。在会议紧张的气氛下,凯丰
除了作检讨外,别无其它选择。
邓发不属于国际派,也不在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之列,此时不握任何实权,他
在会上也作了检讨发言。
在国际派各员大将和邓发相继检讨的同时,其它政治局委员也陆续发言,除了表
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外,还采取主动,纷纷作出自我批评。在毛的设想中,这次会议不
仅要解决国际派的问题,即使那些现在属于毛营垒的人也应对他们过去程度不同的「错
误」表明态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在中共党内唯有毛泽东才是唯一正确的,也只有
通过这种形式才能确立毛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
9月12日,毛泽东的重要盟友任弼时在会议上作检讨发言,承认自己当年「反对所
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并说自己「毫无军事知识」,却在当年中央苏区召开
①莫斯科当代历史文献研究中心档案,全宗号495,目录号74,卷宗号333;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
代史研究》,1998 年第4 期。页14-15。
②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5;另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481-83。
③参见徐则浩:《王稼祥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年),页361;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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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雄会议上对毛所坚持的苏区内部也能打仗的正确主张不以为然。①9月11日、29日,
陈云和康生分别就过去白区工作的「错误」在会议上作检讨发言。陈云提出,刘少奇同
志是代表了过去十年来的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有些干部位置摆得不适当,要正位,如
刘少奇同志将来的地位要提高。 ②康生在发言中以当年王明副手的身分指责王明实际上
与博古有着一样的思想,他还特别指出王明回国后也犯了错误。对于他自己有何错误,
康生说,今天看起来是少奇的对,自己当时反对少奇,把少奇完全看成机会主义者,一
是由于自己的主观,二是听国际说少奇是机会主义。康生还说,主观主义的错误路线把
白区工作弄光了。如果中央那时是刘少奇负责,情况将是另一样。③
陈云、康生的发言抬出了刘少奇,把刘少奇看作是中共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
这在当时和毛泽东的战略目的并无冲突。毛虽然想独占「唯一正确」的光环,但毛早有
将刘少奇扶持为中共第二号人物的意图,此时毛也考虑到中共尚有白区工作这一块,于
是毛接受了「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的说法。
参加九月政治局会议的领导人已经就他们过去的错误作出初步检讨,迈出了「思
想觉悟」的第一步。如何迈出下一步,似乎无需毛泽东的点拨,与会者几乎个个都无师
自通,迅速而自然地就跨越了这一步:他们开始纷纷当着毛的面对毛进行赞颂。王稼祥
说:「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④陈云说,
「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罗迈说,「毛主席——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
型」。叶剑英说,「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⑤还有人当面向毛
提议,「多作论着,教育全党」。 ⑥在这类对毛的赞颂辞中,只有任弼时的调门较低,
他说:「我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形来工作,所以犯主观主义少些。」

与会者的检讨和表态使会议出现了毛泽东所盼望的一边倒的局面,可是仅仅限于
这一步仍是不够的。熟谙共产党斗争哲学的毛明白,若不将王明盯住,会议散后,王明
仍有可能兴风作浪,只有「擒贼先擒王」,将火烧到王明的身上,才算真正断了国际派
的后路。
如前所述,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博古、张闻天是被批判的主角,对王明几乎没
有正面涉及。在这段时间面,毛泽东两次找王明交谈,试图说服王明承认「错误」。 ⑧
毛此时尚没有明确提及王明在「苏维埃后期的错误」,而是集中于对王明返国后「错误」
的批评。毛提出王明在1937年12月会议上的报告和武汉时期的工作都有错误,强调王明
的错误为:政治上犯有原则性的错误,组织上闹独立性的错误。但是,毛与王明谈话并
无结果,双方实际处于胶着的状态,直到1O月初,一个偶然的事件触发了王明向毛泽东
①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70;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7。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7。
③参见杨奎松:〈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台前幕后〉,载《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 期,页15;另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8。
④《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年),页326。
⑤参见徐则浩:《王稼祥传》,页361。
⑥参见华世俊、胡育民:《延安整风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年),页16。
⑦《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198。
⑧《毛泽东年谱》,中卷,页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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