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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25) 高华2012-04-06 07: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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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上层革命的开始:毛泽东与王明的首次公开交锋
一 穷途末路的国际派
1938年9月,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在中共
上层犹如引发了一场七级强地震,对王明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共核心层随即发生急
剧的分化和新的组合。毛泽东虽未正式出任党的总书记一职,但从此他已理直气壮、当
仁不让地独揽中共党、军一切大权。在毛的分化瓦解下,原先就已显现分裂迹象的王明
营垒更加分崩离析,王明等开始丧失与毛争斗的意志,在政治上逐渐衰竭下去。
作为毛泽东头号政治对手的王明,自1938年底从重庆返回延安后,实际上已被毛
泽东锁在笼中。从莫斯科返国后,王明在政治上的风光岁月仅仅维持一年,王明初抵延
安时的那种热烈、欢快的气氛早已烟消云散,现在王明只能依照毛泽东的安排,在某些
节庆场合出来点缀一番,其政治上的权力已被大大削弱。
在毛泽东的控制下,王明在政治上的失势是一步步进行的。六届六中全会后,王
明仍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成员,在六中全会后还新兼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从重庆返回延
安后,在1941年初,王明又被任命为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党校
委员会等三个机构的主任,王明并担任了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女子大学校
长。从表面上看,王明一时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然而,王明的这些职务大多为空头闲
职。1939年后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已完全由毛泽东控制,开会时间、会议议程等一切
皆由毛决定,旁人不得置喙。至于中央统战部,则是延安的一个冷清衙门。统战部下辖
三个科:干部科、友军科、各党派科,然而中共有关与国民党统战的所有大政方针,全
由毛泽东亲自掌握,周恩来则起着辅佐毛及执行毛指示的作用,王明在决策过程中所起
的作用极为有限。延安的中央统战部只有王明和副部长柯庆施、南汉宸(1939年9月至
1941年初任统战部副部长,1941年2月调往边区政府任财政厅厅长)以及少数工作人员。
除了有时配合延安交际处出面接待几个来访的国统区知名人士外,统战部的主要工作是
负责指导延安的中国女子大学,统战部的领导,从王明、柯庆施到干部科科长徐一新(即
徐以新)都在女大任职。原先中央统战部对边区党委统战部也负有指导责任,1933年,
时任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的王观澜表示反对王明提出的边区也是统战区的观
点,引起与王明的争论。毛泽东一锤定音,决定新设边区统战委员会,由王观澜任主任
委员,宣布今后边区统战问题由该委员会领导,大事直接请示中央,将王明任部长的中
央统战部的最后一点权力也彻底剥夺干净。 ①中央南方委员会、东北委员会这两个机构
更是形同虚设。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39年底,本来是为了加强对国统区中共地下党
的领导,但事实上有关南中国党的工作,基本由设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领导。在抗战阶
段,延安与东北的直接联系很少,特别是东北抗联失败后,中共在东北的工作几乎完全
① 参见赵来群:〈毛泽东与王观澜〉,载《党的文献》,1996 年第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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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顿,为此,1942年中组部曾挑选177名东北籍干部前往东北开辟工作。被派往东北从
事地下工作的党员主要为苏联情报机构服务,间或也与延安发生电讯联系,但是在日军
严密控制下的伪满洲国,从延安派出的中共地下党员很难开展工作,多数秘密机关被日
军破获,因此设立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虚应人事。任命王明负
责中央党校工作委员会,却是毛泽东的别出心裁之举。毛以此举有意挑起王明与张闻天
等的矛盾,指望坐收渔人之利。王明真正负责的工作岗位,只是中央妇委和中国女子大
学。而安排王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和女大校长,则有明显羞辱王明的含意。
对于江河日下的王明,毛泽东无丝毫顾惜之意,反而谋求对王明的进一步打击。
王明领导的中央妇委共有六名常委,包括其妻孟庆树,担任常委的蔡畅、帅孟奇,不时
就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和王明发生冲突。一度在国际和国内政治舞台上风光十足的王明,
到了1941年初,竟不得不主持召开妇委保育工作会议。王明任校长的中国女大也受到种
种限制,在解决生源、人员借调、学生分配等许多问题上,都碰到不少麻烦。1941年2
月13日,王明为女大毕业生分配事写信给陈云,提议中央组织部将调做其它工作的女大
毕业生的比例下降到25%,希望把来延的女学生均送入女大学习。次日,陈云覆信给王
明,规劝王明「彼此以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为好」,陈云在信中说,「女
大是我党的学校,全部学生都应归中组部在中央总的意图下分配工作」,暗指王明将女
大视为自己的私人范围。陈云向王明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
一部分,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
①1941年6月,王明被免去中央妇委书记的职务,由蔡畅接任。9月1日,创办两年、在海
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女大被合并进延安大学。蔡畅上任伊始,马上将妇委中原在中国女
大学习的女干部召集在边区政府交际处会议室开会,「了解一下王明当女大校长时,有
什么错误言论」。②在蔡畅的领导下,中央妇委开始批判王明在领导妇委工作中所犯的
「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对付王明最厉害的措施是切断王明与莫斯科的联系渠道。毛独握与斯大林
的通讯系统,除毛之外,任何人不得染指。据师哲透露,1940年2月任弼时在莫斯科时,
共产国际机要处交给他两套机要密码,由周恩来于3月随身带回延安。同年11月,延安
与莫斯科新的通讯系统正式开通,「效果良好,通讯准确无误」,但「只有毛主席一人
有权使用」。掌握这个绝密的通讯系统的机构,对外称「农村工作部」,又叫「农委」,
设在中央警卫团附近的小砭沟,部长为吴德峰,副部长是帅孟奇。毛泽东为了避人耳目,
任命王观澜为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其实王观澜并不参与此事,吴德峰才是真正的
负责人。但是,作为中央机要局局长的吴德峰也不能与闻毛与斯大林电报往来的内容。
参与电报翻译的只有极少数中央社会部工作人员,如师哲等一、二人。极端机密的电报
则由任弼时翻译,直呈毛泽东,从而避开了师哲。
在毛泽东的严密封锁下,身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
① 参见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70;另参见《王明年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年),页138-39。
② 参见勉之:〈革命圣地承教泽〉,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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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明,获知共产国际的信息,只能通过毛泽东的口头传达。而是否向政治局委员传达
共产国际的来电,是全文传达还是部分传达,是向个别人传达,还是向全体政治局委员
传达,这些全凭毛的个人意愿决定。为了防范王明与苏联和外界联面,毛还严格限制王
明前往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只是因为得到周恩来的支持,王明才出席了1939年9月在
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①,而在这以后,王明就再没有去过重庆。
王明在六中全会后的一段时期内,似乎并无政治上受挫的明显迹象,但随看毛针
对王明的一系列措施的陆续出台,他已完全明白毛的意图所在,只是有口难言,无力还
手。1939年春夏之际,当毛泽东携带江青,由两名贴身卫士随从,乘坐当时延安唯一的
一辆小包车——海外华侨捐赠八路军前线将士的救护车,风驰电掣般穿行于延安街道
时,人们看到的王明则是形单影只,「时常独自漫步街头,也不带一名警卫,低着头,
不发一言地,沉重的脚步声中若有所深思」。②
王明并不甘心自己在政治上的日趋败落,从1939年始,他就开始调整对毛泽东的
态度,试图以向毛示好的行动,改善自己的处境,在政治上重新振作起来。1940年,王
明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不惜对毛阿谀奉承,吹捧毛对「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所作出的巨大
贡献」,甚至加封给毛三个头衔:「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伟大的理论家」。
王明认为,自己的言行至少会化解毛对他强烈的敌意,从而缓和并改善与毛的关系。
王明的这番表演十分拙劣,这种丧失了意志力和自尊的行为,使其在毛泽东心目
中原本就不高的形象,更加一落千丈。毛在得意之馀,不仅毫不领情,反而视王明为一
具可以任意摆弄的政治僵尸。1940年,因热烈吹捧毛泽东,王明的处境有所改善,毛泽
东对王明还作出某种善意的姿态。该年,原红一方面军干部黄火青从新疆返回延安(黄
曾加入西路军,后进入新疆),毛在接见黄火青时,特别关照黄一定要去看望王明。6
③同年3月,王明在延安重新再版了1931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
企图论证自己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王明还凭籍其对马列原典的熟稔在延安各机关、学
校广作报告。在当年的延安知识分子中「王明同志」是一个令人敬仰的名字,其受尊敬
的程度和「毛主席」不相上下。口若悬河的王明,作起报告来条理清晰,出口成章,几
个小时的报告可以不要讲稿。报告完毕,「再从头到尾归纳一遍,一二三四大项,下边
又分甲乙……再分,大家对照记录竟能丝毫不错」,有时一席演讲,竟受到数十次掌声
的欢迎。王明的「口才」和「理论水平」赢得了延安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尊崇,人们普
遍认为王明是「天才」,被公认为是「活马列主义」。④这一切不仅把王明捧毛的效果
冲得一干二净,更增添了毛对王明的憎恶。
和心情抑郁的王明相比,1937至1940年,是博古心情比较舒畅的几年,主要乃是
博古远离延安,长期与周恩来在南京、武汉、重庆从事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六中全会
后,王明被调回延安,但是博古继续留在重庆,担任中共南方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在周
①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46。
②参见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88。
③参见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158。
④参见《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12;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30;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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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来的领导下,重庆的南方局继续保持着长江局时期机关内互相配合、互相尊重的空气,
丝毫没有在延安和其它根据地普遍存在的「书记专政」的现象。生活和工作在这种与延
安迥异的氛围中,①博古暂时忘却了自己不甚光明的政治前途。
博古心情舒畅的日子到1940年11月终于结束。这时,国共关系正因新四军北调问
题而处于紧张状态。毛泽东判断国民党即将与中共全面决裂,11月3日,毛及中央书记
处覆电周恩来及南方局,命博古、凯丰即回延安。博古返回后,重新回到他原先担任的
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的工作岗位,1941年5月,被责成领导新华社和《解放日报》,从
此,毛泽东将博古牢牢地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下。博古与毛打交道多年,早已领略毛那
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领导气势。对他而言,忍受毛的权势,虽比王明相对
容易一些,但终难气平。所以博古的反应就具有了两重性:一方面,博古自知气力不抵
毛泽东,在返回延安后,很快就解除了精神武装,心如枯井,任由毛随意摆布;另一方
面,博古对苏联的干预还抱有一线希望,在毛和康生的严密监视下,仍和苏联派驻延安
的情报人员保持断断续续的来往,将自己对党内问题的看法悄悄传送给莫斯科。苏联当
时派驻在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他的《延安日记》一书中曾描述过,博古如何躲过
康生情报机构的监视,来见苏联人时的那种胆战心惊的状态。②弗拉基米洛夫的叙述得
到师哲则面的证实。据师哲回忆,弗拉基米洛夫对他不止一次地说,「博古对他帮助最
大,使他弄清了国际、中国国内和党内许多复杂问题的来龙去脉」。③
作为原国际派第三号人物的张闻天,由于长期和毛泽东合作,他的处境要明显好
于王明和博古。但是在1940年后,张闻天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已大不如从前,而有朝
不保夕之危。早在1937年毛泽东、刘少奇政治联盟刚建立时,毛与张闻天的关系就发生
了重大变化,张闻天作为毛的第一合作者的地位业已丧失。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
张闻天失去了中共「负总责」的地位。到了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原拥有的主持中央
书记处会议的权力,也正式由毛泽东所取代。但在1939至1940年,当刘少奇不在延安时,
毛为了分化张闻天与王明的关系,有意倚重张闻天而疏远王明。因此,在一段时期内,
张闻天似乎仍是延安的第二号人物。然而好景不长,张闻天担任的这种角色,在任弼时
返回延安后便宣告结束了。张闻天虽然仍是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但其工作范围只限
于延安的党的意识形态部门。毛泽东开始对张闻天「横挑鼻子竖挑眼」了,据师哲称,
四十年代初期,毛曾针对张闻天「大而化之」的「工作作风」,对其「提出过批评」。
④194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返国,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对
中共领导人的评价,曼氏认为张闻天是中共党内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闻之
勃然大怒,他讥讽道:什么理论家,张闻天从苏联背回的是一麻袋教条,⑤当场将周恩
①邓颖超在1984 年的一次谈话中,从另一个角度承认了上述事实。她说:「当时长江局的民主集中制不健全,分工如划线,个人管个
人的工作」,换言之,长江局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统掌一切。参见《抗战初期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年),页
473。
②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页125、136-37。
③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19、179。
④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19、179。
⑤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年),页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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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挡回去。1941年春之后,毛对张闻天更加咄咄逼人,对张闻天负责的工作百般挑剔。
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干部教育的几个指示都曾给毛看过,再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出,均
是经中央决议通过的,毛却出尔反尔,又来训斥张闻天。毛动辄出口伤人,经常骂张闻
天「一事不懂」,使他满腹委屈,又无处倾诉。①在这个时期,张闻天仍领导延安马列
学院等文宣单位,他去马列学院的次数不多,但留给学生的印象却十分深刻。有一份回
忆资料这样描述当年张闻天的形象:高挑身分……头戴列宁帽……胸前别着一枚约伍分
硬币大小的、用红色玻璃镶嵌的马、恩、列、斯像,不时地闪闪发光。②张闻天的学生
们无法想象到,他们所尊敬的导师在经历了与毛共事几年的风风雨雨后,即将面临被毛
抛弃一边的命运。
从表象上看,在1938至1941年,原国际派中最风光的人物是王稼祥。毛泽东为酬
谢王稼祥传达季米特洛夫「口信」的功劳,在王稼祥返国后,立即封他中央军委副主席
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两个头衔。原国际派人物参与军委,在长征结束后,这是首次,
也是最后一次。由于毛的特别防范,王明、博古、张闻天均未能进入军委。派任王稼祥
为军委副主席,至少在名义上,使王稼祥排名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
军队第四号人物,表明了毛当时对王稼祥的特殊感激和信任。
但是,王稼祥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只是毛泽东给予的一种酬劳性质的安排,并不
表明王稼祥拥有实际的军权。从未独当一面指挥过军队、在军内毫无根基的王稼祥,虽
然足以使毛完全放心,但毛仍然留有后手。王稼祥在军委的职责主要集中于八路军的政
治教育方面,并不能过问军中高级干部的任免事项。王稼祥只是在毛需要借助党的力量,
弹压他所认为的军中分离倾向时才派上用场。1941年7月1日,在毛的直接授意和指导下,
王稼祥与王若飞合作,起草了针对彭德怀等军中将领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从这
个意义上说,身为军委副主席的王稼祥,只是承办毛书案工作的一名高级幕僚而已。
王稼祥政治上的顺境在1942年结束,从此,王稼祥开始走下坡路。1941年9月后,
遵照毛泽东的意见,任弼时在中央办公厅设立了国际问题研究室、政策研究室等机构。
设置这类研究机构,毛有其独特的运思。毛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将一批党的高级干部打发
进这类机构,将他们原先担任的职务予以冻结和事实上的终止,同时,切断他们与党内
外群众的联系,诱使这批老干部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反省自己的「路线错误」。
对于毛的这个计谋,王稼祥似乎有所觉察。虽然毛亲自动员王稼祥担任国际问题研究室
主任,并出席了研究室成立大会,但是王稼祥对这个只有三个成员的国际问题研究室,
丝毫「不感兴趣」。由于王稼祥的消极,这个研究室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③
属于国际派另一个重要人物的凯丰(何克全),其境遇在1941年居然发生了柳暗
花明的转机。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由于在遵义会议上曾发言支持博古,在长征
结束后主动与毛接近。1938至1940年,凯丰先后随同王明、周恩来在长江局和南方局担
①参见程中原:《张闻天传》,页480-81。
②江围:(难忘的岁月),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02。
③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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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要职务,1940年11月,奉毛的命令,与博古一同返回延安。对如何安排凯丰的工作,
毛深有考虑。一方面,为了离间、分化国际派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作为对凯丰在长
江局工作期间未积极参加王明「闹独立性」活动的一种奖赏,①1941年底,毛任命凯丰
接任张闻天,担任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在这之前,凯丰被任命为中宣部副部长)。毛一
箭双雕,既名正言顺罢免了张闻天的中宣部部长的职务,又赢得了凯丰的感激,同时也
避免将凯丰安置在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
在毛泽东的巨大压力和分化瓦解之下,国际派更加四分五裂、溃不成军。王明等
为了保住在党内的地位,不惜互相攻讦,争相向毛讨好。
1940年11月20日,王明在延安《共产党人》杂志第12期发表《论马列主义决定策
略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该文在歌颂毛泽东革命策略思想的同时,把批评的矛头指向
了博古。王明不点名地批评了在博古领导下的中共在三十年代中期所犯的错误,声称「苏
维埃革命后半期,我们不能利用反动统治阶级各派别及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的许多矛盾
和冲突,以利于苏维埃革命的发展」。固然,王明的上述看法并非首次发表,早在1934
年王明就有类似的意见,但当1940年博古正面临毛的巨大压力时,王明再次重申这类批
评,无疑具有与博古划清界限、着意摆脱干系的明显意图。对于王明此番表演,毛只会
暗中称好。因为至此以前,毛还没有充分的把握,公开批判苏维埃后期的错误。王明对
博古的攻击,使毛看到了国际派即将土崩瓦解的景象。
和王明竭力向毛泽东靠拢有所不同,王稼祥自恃有功于毛,早就以为自己已是「主
席」的人马了。1938年后,王稼祥更是刻意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拉开距离,以示自
己与王明毫无瓜葛。王稼祥几乎断绝了与王明等的一切私人来往。王稼祥自莫斯科返回
延安后,与毛泽东的故旧、原长沙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之女、担任中央政治局保健医生
的朱仲丽结婚,使与毛的来往又增加了一个渠道。王稼祥并在中国女子大学借调教员等
枝节问题上,「抵制」王明的「错误」,以显示自己立场坚定,爱憎分明。②
看似淡泊名利,恂恂有君子风度的张闻天其实早已和王明、博古分道扬镳。张闻
天与博古有宿怨,在瑞金时期的最后阶段,博古曾公开批评过张闻天主持的人民委员会
的「文牍主义」。1934年春夏,博古还排挤张闻天,将其派往闽赣几个县巡视,不让张
闻天参加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博、张关系早在长征之前就已出现严重裂痕。③
张闻天对王明更是抱有强烈不满。王明返国后,为了打击张闻天,曾散播「张闻
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支部书记期间,其所在支部党员都是托派」的流言。这一切都决
定了当毛泽东向王明等发起进攻时,张闻天将只求自保,绝不会助王明、博古一臂之力。
在原国际派中,表现出最大团结意愿的只有博古一人。遵义会议后,博古一改过
去骄横、咄咄逼人的态度,对所有的同事都表示善意和尊重。随着毛泽东权势的急剧膨
①有资料显示,凯丰在1938 年武汉工作期间不同意王明与延安对立,尽管在长江局与延安的电报中,均有凯丰的署名。
②参见朱仲丽:《黎明与晚霞》,页326。
③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上写道,六届五中全会以后,派他去担任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对于博古等人来说,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
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中排挤出去。」参见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 年12 月
16 日),载《文献与研究》,1985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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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博古天真地希望原国际派人马能重新聚合起来,对毛加以一定的制衡。1937年,博
古急切地盼望王明能早日返国,以为王明能担负起这个领头的使命。1937年9月初,博
古作为中共代表前往南京同国民党谈判,在南京期间,他还十分关心打探有关王明在苏
联的消息。10月21日,博古致电张闻天,告知苏联《少共真理报》(即《共青团真理报》)
刊有王明一论文的消息,要求延安将是否收到王明文章的消息迅速转告他,「以便译介」。
①但是王明返国后的表现却令博古失望。虽然博古在武汉长江局期间和王明相处堪称愉
快,可是只要一涉及过去的历史问题,王明马上就表现出一副与己无关、自己一贯正确
的姿态,使博古对昔日的同事彻底寒了心,于是只盼望能长时间留在重庆工作。博古已
预感到自己迟早将成为昔日朋友献给毛泽东祭坛上的一只羔羊。
国际派大将所暗存的侥幸和自保的心理,被毛泽东一一看在眼里,毛充分利用他
们之间的各种芥蒂和矛盾,施用区别对待、各个击破的策略,将王明等分别孤立在各个
被动的地位。当王明等正在为与毛关系的改善而暗自庆幸时,毛泽东已将他们引人早已
布设好的包围圈,正待一举「歼灭」之。
二 进退失据的周恩来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不久,周恩来看到毛泽东已获莫斯科的「承
认」,随即开始调整与毛的关系,其最重要的步骤就是与昔日关系紧密的王明迅速拉开
距离。
1939年6月,周恩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准备出席预计于7至8月召开的讨论国共关
系的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7日,重庆《新华日报》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中共领导人撰
写的文章,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博古、凯丰、董必武、吴玉章、
叶剑英、邓颖超等皆报上有文,唯独缺少王明的文章。《新华日报》不登载王明文章,
并非是一般的工作疏忽。周恩来此时虽不在重庆,直接领导《新华日报》的是南方局宣
传部长凯丰,若无重要领导人的指示或暗示,凯丰是没有理由、也无权力拒绝在《新华
日报》上刊登王明文章的。
1939年8月下旬,周恩来为治疗臂疾,启程离开延安,转道兰州、迪化前往苏联,
于9月中旬到达莫斯科。周在苏联居留的半年时间,除了住院治疗外,周此行的主要使
命是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战形势及中国党的工作。周恩来起草了长达数万言的《中国
问题备忘录》,于1940年1月分发给共产国际各执行委员阅读。1940年2月。共产国际执
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季米特洛夫
将这份决议当面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共产国际的汇报并没有直接涉及毛泽东与王明的分歧。但明显突出了毛
在中共党内的作用。周了解共产国际领导人对王明的同情态度,避免在正式场合批评王
① 参见《抗战初期的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页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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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却在私下谈话中,对王明进行了抨击。季米特洛夫在与周恩来个别交谈时问到王明
回国后的表现及与毛泽东的关系,周恩来回答,不够好,甚至有一个时期,王明跑到武
汉,企图组织自己的班子。①在这里,周若无其事,将自己与王明在武汉的密切合作全
部勾去。当季米特洛夫对中共远离工人阶级、以乡村为中心表示担心时,周的答复则是,
中共在农村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②周恩来的这
番言论十足像一个毛泽东的政策解说员,他以这种态度向共产国际表明他个人支持毛泽
东的立场。
周恩来在莫斯科的又一个重要活动是参加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对李德的审查。
1939年8月下旬,李德在华居留七年后随周恩来等同机前往苏联。同年12月,共产国际
「根据中国党的意见」,开始了对李德的审查,参加者有周恩来、毛泽民、刘亚楼以及
共产国际监委主席佛罗林。据李德回忆,周恩来在发言中批评了他在1934年对闽变的态
度以及「短促突击」的作战策略。但是,在李德与红军的「消极防御」关系问题上,周
的态度却「极其谨慎」。李德认为,这是因为此问题牵扯到周在内战时期的军事主张。
③共产国际最后对李德问题作出结论,免予处分,改派与中国无关的工作。1940年后,
李德被调往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从事苏联文学和列宁著作的德译工作。以后李德长
期在苏联克拉斯诺戈斯克任教,直至1949年才返回苏占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尽管周恩来已经拉开了与王明的关系,翩然来归,毛泽东却对周很不满意。毛对
周的不满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眼下现实的因素。1938年后,毛对周的不满主要集中在
周对国民党的温和态度,以及周对项英表现出的宽容。
如前所述,毛泽东与王明在理论上的重大分歧即是如何评价国民党抗战,以及中
共在抗战阶段应对国民党持何种方针的问题。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毛泽东将共产国
际加强统一战线的精神与毛自己有关大力发展中共力量相调和的政治路线,但在如何掌
握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却留下了极具伸缩性的空间。从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正式文件
中,很难真正看清中共对国民党的方针、策略已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共对国民党的方针
基本取决于中共领袖对瞬息万变的形势随时作出的灵活反应。由于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
会上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党的最高决策权已集中于毛个人之手,这就造成了极为尴
尬的局面:负责具体处理与国民党交涉的周恩来,根据六中全会的精神,继续强调中共
与国民党的合作;而毛泽东则拥有对六中全会的解释权,在毛的解释下,六中全会的路
线应是反击对国民党「妥协」的「右倾投降主义」。
周恩来没有全程出席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9月30日,周在六中全会作完统一战线
工作报告后,随即离开延安于10月1日返抵武汉。周对六中全会精神的理解主要依据的
是9月中旬至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基本方针,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六中全会的
预备会议,其主要内容是讨论毛泽东即将在六中全会上宣读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
①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141。
②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52;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载《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页178-79。
③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 一1939)》,页3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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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就是根据这次会议和《论新阶段》的精神,在六中全会后,继续强调拥蒋杭日,
加强国共两党合作。
然而,周恩来为贯彻六中全会精神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被毛泽东所欣赏,在毛的
眼中,周恩来在处理与国民党关系上的不少作法都烙有「右倾投降主义」的印记。在毛
的「账簿」上,周恩来为国民党办训练班一事,就是周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
1938年11月25至28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在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上,就
中共为国民党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一事同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此项动议出自中共
方面,1938年10月22日,周恩来陪同抵达武汉的朱德面见蒋介石时,向蒋正式提出此议。
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要求中共提供教官。于是,周恩来担任了该训练班国际问题讲师,
叶剑英任副教育长,中共教官、工作及武装人员共三十多人参加了该训练班的工作。对
于此类「为他人作嫁衣裳」事,毛泽东一向深恶痛绝。尽管周恩来此举最终得到毛的同
意,但对毛而言,这不啻是在外力强迫下,对既成事实的无奈批准,而依其本性则是极
不情愿的。
周恩来的这类「错误」在1938年底达到了高峰。1938年12月12日,周恩来、叶剑
英等在给廖承志并报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中,似乎忘记了毛对国民党一向采取分化瓦
解的既定方针,而提出中共应以「大党风度」调和国民党各派系的矛盾。①周恩来的这
种「抗战至上」的态度在1939至1940年继续发展。周在就统战问题与毛的往返电报中,
也是多强调「击敌和友」。②1940年10月以后,在围绕新四军北移问题突然升温的两党
冲突中,周和毛的态度更是存在根大的区别。与精神高度紧张、提出「作与蒋介石决裂
的准备」的毛截然相反,周恩来、博古多次建议中央应作必要的妥协,「也让一步」,
对国共分裂持相当谨慎的态度。③
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毛泽东、周恩来的态度差异,并不涉及任何实质性的
路线分歧。毛的强硬与周的稳健都是出于维护中共利益的同一目标。事实证明,抗战期
间,毛泽东在制定对国民党的方针过程中,十分重视并经常采纳周提出的外柔内刚、留
有馀地的主张,毛和周构成的互补关系,有效地维护了中共的利益。尽管周的中和作用
对毛的决策极为重要,然而在毛泽东心目中,周恩来作为一个「调和主义者」的角色也
就固定化了。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另一不满是周对项英的态度。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新
四军受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双重领导,在党的关系上,长江局直接领导东南分局。这样,
王明、周恩来和项英就有了比较密切的工作联系。毛泽东对项英原本就无好感,除了三
十年代初期两人在江西结下的深刻矛盾外,王明返国后,项英与王明关系的接近,更加
深了毛对项英的不信任。1939年春,项英指令新四军军部秘书、抗战前曾任中共上海剧
联书记的扬帆,写出江青在沪演艺界表现情况的书面材料,署名项英,将材料发电给延
①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28。
②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47、465。
③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72-475、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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