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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22) 高华2012-03-30 10: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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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使馆曾因一度向莫斯科反映了中国国内社会舆论对中共的批评而受到苏外交部的
严厉指责)。①毛泽东本人也经常在延安与弗拉基米洛夫进行长时间的晤谈,试图吸引
苏联驻延安代表对毛的主张的理解与好感,并通过弗拉基米洛夫向斯大林传送有利于自
己的信息。②
毛泽东对斯大林所作的一切友善姿态皆出于一个目的,利用斯大林的威望加强自己
在中共中央内的地位,在即将向留苏派发起进攻时,麻痹斯大林。
1941 年6 月22 日,苏德战争爆发,毛泽东行动的时机终于到来了。现在斯大林已
陷于战争的泥沼而无暇东顾,莫斯科鞭长莫及,即使斯大林派驻延安的「眼线」虎视耽
眈,紧紧盯住毛泽东,那也无济于事。毛泽东将立即采取行动,对不可一世的斯大林实
行远交近攻:铲除其在中共党内的门徒,而仍将斯大林奉为门神。
三 毛泽东最坚定的盟友:刘少奇及其班底
毛泽东发动党内斗争的基本策略一向是,为了打击主要敌人,团结依靠一部分人,
利用他们作为贯彻自己意见的工具。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毛这类斗争策略的第一次
大规模的操练,在这次战役中,毛的最坚定的盟友和帮手就是刘少奇及其班底。
1937 年春夏,在反对张闻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刘少奇联盟,在以后的一
年中得到进一步的加强。1938 年3 月,毛泽东为加强自己的力量,特地将在「十二月
政治局会议」上受到王明指责的刘少奇调回延安。刘少奇回到延安后,成为毛泽东的得
力助手,在1938 年上半年毛泽东与长江局的争斗中,旗帜鲜明地站在毛的一边。刘少
奇抑制不住对王明的强烈不满,经常在中央工作人员面前指名道姓抨击王明。据当时担
任中央秘书处负责人的王首道回忆,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刘少奇曾向他们说过:「我
们北方局,不仅成为抗日的根据地,也是支持毛泽东同志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的
根据地。」③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对王明的态度更加激烈。他似乎完全忘了六中
全会制定的有关「各政治局委员不得有破坏政治局和其它委员的威信之言论行动」 ④的
决定,除了不时在部下面前诉说自己昔日受压的经历外,还在许多场合不指名的对王明
进行攻击,称其是「披了马列主义招摇撞骗,是江湖上卖狗皮膏药的」。⑤
刘少奇对王明所持的势不两立的立场,被毛泽东一一看在眼中,1938 年9 月下旬。
刘少奇终于得到回报,他同时被委以北方局和中原局两个中央局书记的要职。在一个短
时期内,刘少奇虽兼看北方局书记的职务,但他工作的重心却转移到了华中。1939 年1
①据崔可夫回忆,自他于1940 年底赴重庆履任后,即与周恩来、叶剑英有密切的接触。参见瓦?伊?崔可夫:《在华使命——一个军
事顾问的笔记》,页49-50;《周恩来年谱》,页473、485。另参见安?麦?列多夫斯基:〈在中国的外交生涯〉(1942–1952)和〈外交官笔
记〉,载俄国《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1993 年第6 期。
②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20。
③王首道对刘少奇的这段描述可能有点言过其实,虽然刘少奇对王明不满,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概念当时还没有发明。参见王
首道:〈坚定地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页6。
④〈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1938 年11 月6 日通过),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1936–1938),第11 册,页763。
⑤参见《王首道回忆录》,页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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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8 日,刘少奇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迅速组建了中原局领导机关,具体落实毛
有关开辟华中的重大战略行动。
毛泽东派遣刘少奇去华中,首先是因为毛信任刘少奇,在对一系列引起党内争议的
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刘少奇与毛完全一致。刘少奇积极支持毛有关加速发展中共武装的
意见。根据档案记载,从1938 年春至11 月中旬,刘少奇单独或与毛泽东、张闻天联名
发往各战略区,指导创建根据地的电文、信件多达百馀件。①刘少奇抵达竹沟后,又于
1939 年11 月下旬,将中原局机关移至皖东,全力「招兵买马」,开辟了皖东、苏北根
据地。刘少奇还提议山东八路军派一部南下,新四军派一部北上,一年后,实现了两部
在苏北的会师,壮大了中共在华中的实力。刘少奇还经延安批准,积极部署对日伪的策
反工作。1941 年12 月,刘少奇亲自派遣新四军情报人员冯少白秘密前往日军占领下的
上海,②与李士群、周佛海、陈公博等联络。取得一定的收获。不久,在潘汉年具体策
划下,开辟了苏北和上海、南京、镇江之间的物资供应和人员往来的地下信道。
毛泽东委派刘少奇负责中原局的另一个目的是利用刘少奇牵制项英,以求进一步削
弱项英的权力。毛泽东对项英长期抱有深刻的疑惧,然而项英雄厚的革命历史和因坚持
三年江西游击战争在党内所享有的崇高威望,又使毛一时无从对项英下手。1938 年9
月下旬,在宣布设立中原局的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项英领导的中共东南分局升格为东
南中央局,仍由项英担任书记。1939 年7 月3至8 月25 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特别表彰了项英领导下的东南局,这些都显示了毛对项英的安抚和让步。③但是,毛绝
不会坐等项英实力的壮大而无动于衷,就在毛不得不顺应政治局多数人的意见,对项英
的工作表示满意的同时,针对项英的活动也在公开进行,设立中原局就是毛旨在抑制项
英的一项重大举措。中原局的工作范围包括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广大地区,原属长
江局和东南分局主管,现在将其划归于刘少奇的工作范围,明显地削弱了项英的权力。
刘少奇被派往中原局后,很快在新四军军力调配问题上,与项英产生了意见分歧,
在刘少奇与项英的对抗中,毛泽东坚决站在刘少奇一方。毛知道,1939 年以前,刘少
奇几乎从未涉足军队,刘少奇的资历与声望,皆不足与拥有丰富军事和党务经验的项英
相抗衡。1940 年夏,为了扩大自己在新四军的影响并支持刘少奇,毛利用调解项英与
叶挺矛盾之际,任命与刘少奇关系密切的饶漱石和自己的老部下曾山担任东南局副书记
(东南局原不设副书记职)。1940 年11 月,毛又内定撤除项英的职务,将东南局与中
原局合并,组成华中局,由刘少奇担任书记,只是惧于项英的反应,这个决定才未急于
出台。12 月31 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山东分局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
①参见马齐彬、陈绍畴:〈刘少奇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立〉,载《文献和研究》,1986 年第5 期。
②《刘少奇年谱》,上卷,页385。冯少白(冯龙)当时在新四军参谋处担任科长,因冯的姑父邵式军(盛宣怀外孙)任汪伪政府税务
署署长,与汪政权高层人物有密切交往,因此才被刘少奇选派执行此重要战略任务。从1941 年12 月至1945 年8 月,冯少白多次进入上海、
南京,除了争取物资、钱款资助外,还与汪政权高层人物秘密接触,试图争取周佛海、陈公博起义。1943 年3 月10 日,陈公博会见冯少白,
给了冯一本电报密码,责成邵式军建立与新四军联络的电台。由于周怫海早与戴笠系统挂钩,中共策反周佛海的活动最终失败。1945 年8
月,邵式军被中共地下人员接到淮阴,其部分财产(黄金数百条)被安全转给中共地下党。参见冯少白:〈抗战时期四进敌占区进行侦察和
策反等工作的回忆〉,载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0 年第2 辑,页54-63。另见施岩:〈关于冯少白同志策反周佛海的经过及其结果〉,载
上海《党史资料丛刊》,1981 年第3 辑,页133-38。
③《周恩来年谱》,页4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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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①这个决定事实上完全架空了东南局,使其名存实亡。几天以后,「皖南事变」
爆发,1 月9 日,刘少奇致电延安,提议中共明令撤项英职,毛泽东1 月10 日覆电,
表示目前撤项英职一事暂不必提。②随后几个月。刘少奇在华中主持了清算项英等「错
误」的斗争,1941 年1 月27 日,延安宣布合并东南局与中原局,成立华中局,由刘少
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
毛泽东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提携刘少奇,刘少奇则以加大对王明的批判回报毛泽
东,毛刘两人互相支持,配合默契,刘少奇成为毛泽东棋盘中炮打王明的马前卒。
1938 年11 月6 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闭幕辞中提到刘少奇的名字,指出「少
奇同志说得好」,「如果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
那只是片面的服从」。
1939 年4 月,刘少奇离开河南确山县竹沟镇返回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从8
月7 日至12 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该演讲包含
对王明等的影射攻击,立时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称其演讲稿「提倡正气,反对邪气」,
下令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发表。③
由于得到毛泽东的鼓励,刘少奇对王明的态度更趋激烈和严厉。1941 年7 月,身
任新四军政委和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在盐城配合乇泽东,也向国际派发起攻击。7 月
2 日,刘少奇作〈论党内斗争〉的演讲。7 月13 日,刘少奇给宋亮(孙冶方)覆信,不
指名地抨击王明等人。刘少奇顺应党内干部要求缓和党内斗争的心理,谴责王明等在党
内人为制造斗争,「借用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和形式在党内进行投机」,是一伙嗜好斗争
的「斗殴家」。刘少奇还公开指责不久前在皖南事变中遇难的项英等人,「依仗他们的
部队和枪杆子——向党闹独立性,向党宣告独立。」
刘少奇敢说敢为,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赏识,在毛的默许和支持下,一批主要由原北
方局干部组成的刘少奇的部属在中共党内逐渐崛起。刘少奇原先在中共党内并无个人班
底,直到1936—1937 年刘少奇担任北方局书记期间,在刘的周围才逐渐形成一个圈子。
1938 年后,随着刘少奇地位上升,刘少奇的老部下、原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出任了由
杨尚昆任书记的北方局下属晋察冀边区(后升格为中共晋察冀分局)书记一职。原北方
局成员刘澜涛、黄敬、林枫、安子文、姚依林、胡锡奎、林铁、刘仁、李葆华、李大章、
宋一平、刘锡五等分别担任了晋察冀、太行、晋绥等根据地党的领导职务。这样,在中
共党内就出现了一个以刘少奇为核心、由彭真作骨干的刘少奇的班底。
刘少奇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但是在四十年代初,刘少奇对
于毛的支持并不是完全无保留的,刘在个别重要问题上,仍持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刘少奇是中共党内最早承认和宣传毛泽东贡献的人,但是在这一时期,刘少奇只是
把毛视为是党的卓越的领导人,还未将其称之为「伟大领袖」。刘当然知道毛写过一系
①《刘少奇年谱》,上,页321、324。
②《刘少奇年谱》,上,页321、324。
③吴黎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的前前后后〉,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页2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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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论着,然而在1941 年他却宣称,在中共党内,「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 ①刘少
奇的这番言论,与他1943 年后竭力鼓吹对毛个人崇拜的论调,有如天壤之别。
对于批判「教条主义」的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也有微妙的差别。刘少奇没有如毛
泽东那般,将教条主义视为头号敌人,而是认为在中共党内存在着「强调在实际斗争锻
炼」、「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空气」。刘明确表示,将埋头学习马列理论的同志指责为
「学院派」是「完全错误的」。刘甚至放言,「一直到现在」,中共「缺乏理论的弱点
仍然未能克服」。 ②刘少奇的这些论调与毛泽东将留苏理论家视为「连猪狗都不如」的
「蠢人」的那些论调,显然是不协调的。
在对待「国际主义」的态度与保存中共实力等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看法也存
在一些差距。苏德战争爆发后,刘少奇、陈毅于1941 年7 月12 日致电毛泽东,表示「如
日本向苏联进攻,我们应号召全国向日寇反攻,即使国民党不积极反攻,我八路、新四
亦必须独力反攻,以牵致「制」日本,敌后某些据点可能放弃」。7 月18 日,毛泽东
覆电刘少奇,提出:「反攻口号是对的」,「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
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③
尽管刘少奇在1941 年对毛泽东仍然持有某种保留,两人在批评留苏派的方法上也
存在差别,刘少奇在保存中共实力方面的意见也不如毛那般「老道」,但是双方的政治
目标却是完全一致的。对于刘少奇某些不人耳的言论,毛泽东并没有予以深究,在毛最
需要帮手之际,放眼党内,能和毛有最多共同语言的,惟刘少奇一人。刘批评经验主义
的意见,只需毛泽东稍作调配,就可以制成进攻周恩来等的武器。因此,毛刘政治联盟
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这样,当1942 年3 月,刘少奇把领导新四军和华中局的责任委托给饶漱石,于同
年年底返回延安后,刘少奇就成为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的最重要的助手,刘少奇以政治
局候补委员的身分立即进入中央书记处,成为在地位上仅次于毛的中共第二号领导人。
四 毛泽东手中「出鞘的利剑」:康生
如果说在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中,刘少奇最早站在毛的一边。是因为刘少奇在一系
列重大问题上的观点与毛一致,毛、刘在反对王明的基础上结成了政治联盟的关系,那
么,康生与毛泽东的关系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康生是因其望风转舵,出卖王明,和竭
力撮和毛与江青的婚姻,以及其所拥有的苏联「格伯乌」经验,而得到毛的特别信任和
重用,继而成为毛手中的一把利剑。
毛泽东与康生素无渊源,1937 年11 月底康生与王明等飞返延安之前,毛甚至从没
见过康生。由于康生与王明曾有过的密切关系。甫抵延安的康生,并没有立即赢得毛的
①刘少奇的这句话见于1942 年10 月10 日出版的中共华中局内部刊物《真》第2 期。六十年代初刘少奇对此文作了修改,将这句话删
去。参见〈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页218-20。
②〈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选集》,上卷,页218-20。
③《刘少奇年谱》,上,页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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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毛、康由疏远至亲密。大约经历了半年的时间。
康生在中共党内最早以赵容闻名,1925 年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参加中共,1926—1927
年,和周恩来、顾顺章等一同领导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1927 年10 月中共中央机关秘
密迁到上海后,康生曾在中央组织部,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1931 年1 月,被六届四
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长。
早在三十年代初,康生作为中共「肃反专家」就声名显赫。1931 年4 月,顾顺章
事件发生后,中央特科的工作机构进行了重新改组。9 月,留沪的部分负责干部组成了
有康生参加的六人临时中央政治局,中央特科从此就改由陈云、康生、潘汉年组成的中
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
指定康生参与领导中央特科,与他在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期间曾经负责过工人「打狗
队」有关。1932 年陈云调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后,康生就成了中央特科的最高负责
人。
从1931 年末至1933 年7 月康生离沪赴苏,康生在上海的活动主要就是镇压中共变
节分子,以及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斗法。由康生领导的「红队」(取
「红色恐怖」之意)刺杀了国民党「调查科」上海直属情报员史济美(马绍武)和一批
共产党转向分子,在上海引起强烈震动。「红队」成员有王世英、项与年(八十年代中
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之父)、邝惠安、李士英等人。以后,在五十至六十年代,王世英
曾任山西省省长,李士英曾先后担任过上海公安局局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和江
苏省副省长等职。
1933 年夏,康生因上海环境日趋恶化,无法在沪立足而转道前往莫斯科,担任中
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为王明的副手。康生在苏联居留四年期间,竭力吹捧王
明,同时实地学习苏联镇压机关格伯乌的经验,在中共留苏人员中历行「肃托」,①成
为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受过苏联「格伯乌」全面熏陶的「专业人士」。在1935 年8
月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上,康生被任命为共产国际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
康生在1937 年之前的经历表明,他和毛泽东没有任何工作和历史关系。因此,当
康生返回延安后,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和康生只是维持看一般的工作关系,毛辩言鉴
貌,仔细观察康生的表现。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康生与王明、陈云一同进入了
中央书记处,由此参与了核心决策,但是康生长期脱离国内斗争,不可能在书记处内拥
有较多的发言权,他的具体工作则在中央职工委员会和「敌区工作委员会」。毛知道康
生是党内老牌的情报和肃反专家,有意发挥其专长,但是,毛又让康生兼任中央职工委
员会书记一职,在几乎没有产业工人的陕甘宁边区,此职无疑只是一个虚衔。此时,毛
泽东对康生还不知虚实,只能用这一实一虚的方法试探、等待康生。
时年三十九岁的康生,在初返延安的一段日子里,仍深信王明有莫斯科作后台,其
地位无可取代。1938 年初,康生还沿着在莫斯科时紧跟王明的惯性,在延安继续吹捧
①参见仲侃:《康生评传》(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 年),页47-51。5、5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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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据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回忆,当康生陪同王明给设在枣园的敌区干部训练班受训
的干部作报告时,康生「领导我们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上。』」 ①司
马璐回忆的这段史实,当发生在1938 年2 月末、3 月初。因为王明在1937 年12 月离
延安赴武汉后,只是在这个时间因出席「三月政治局会议」才返回延安。1938 年8 月
王明第二次回延安时,党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康生绝不会再呼喊「王明同志万岁」。
然而,康生毕竟在中共上层机关工作多年,具有观察政治风云的丰富经验,经过一
段揣摩和悉心的识别,康生发现毛泽东虽然在政治局内暂时处于下风,但毛对延安的一
切皆具有极大的支配力。和毛相比,王明在党内、军内并无坚实的基础,康生认定王明
决非是毛的对手,中共领袖必属毛无碍。康生一经掂量、估算,马上采取行动,拿出过
去的上司王明作投靠毛泽东的见面礼,以换取毛的信任和重用。
在1938 年3 月政治局会议上,康生小心翼翼地迈出了投向毛泽东的第一步。康生
表态支持毛有关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见。尽管毛泽东、康生、任弼时在会上提出的这
项动议因大多数与会者的反对未获通过,但是,康生试探的目的已经达到,在毛泽东暂
时处于少数的时刻。助了毛一臂之力,从而获得了毛的初步信任。
康生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投给毛泽东的一票,立即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
个月后,康生被委任为中央党校校长,离开了冷冷清清的中央职工委员会。
从「三月政治局会议」至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半年时间里,康生加紧了和毛泽东的
联系,康生和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陈云采取联合行动,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或他
们五人联名的形式,不断向以王明为首的长江局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康生已愈来愈明显
地和王明拉开了距离。
康生虽然已经逐渐获得毛泽东的青睐,但一时还未握有实权,不久,康生力排众议,
全力支持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从而一举获得毛的完全信任,康生的政治前途从此出现了
重大的转折。
1939 年2 月,毛泽东正式任命康生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敌区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康生成了中共情报和政治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毛将瑞金时期长期担
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打发去中央党校作校长,而将此重责委之于康生,一则显示毛
对康生的信任,二则分散了周恩来对情报工作的领导权(周恩来此时兼任敌区工作委员
会主任)。
在毛泽东的庇荫下,康生迅速成了延安炙手可热的人物。以中共的「捷尔仁茨基」
(苏联十月革命后肃反机关「契卡」的首任领导人)自居的康生,很快将延安的保卫机
构分门别类建立和完善起来。社会部开始在延安各机关、学校秘密布设情报侦察网,吸
收可靠党员担任「网员」。1939 年,中央社会部在延安「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基础上
又创办了一个培养情报人员和肃反干部的秘密学校,对外称「西北公学」,康生实际上
是该校的校长。
①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香港:自联出版社,1967 年),页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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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康生之于毛泽东是极其重要的,以毛之多疑善变,对属下一向猜忌、防
范的性格而论,和毛毫无历史渊源,又无战功和长征经历的康生,能长期获毛的信任是
极其罕见的,其主要原因乃是毛、康关系的性质,完全不同于毛与其它中共领导人的关
系。毛与刘少奇、任弼时等人的关系,从本质上说,主要是一种政治盟友的关系,而康
生之于毛,则犹如家臣。康生对毛泽东的绝对效忠和人身依附,使毛可以轻而易举将康
生与其它政治局委员区别开来。对于毛,康生曲意奉承,揣摩迎合,善于体会某些难言
之隐而主动为主人分忧;康生又能雷厉风行,坚决贯彻主人意志而不畏毛以外的任何中
共元老,实在是为人主者手中须臾不可离身的一把利剑。
经过几年的磨练,1941 年的康生早已铁定了心,做毛泽东的贝利亚(叶若夫被处
决后的苏联最高特工头目)。此时的康生,威风凛凛,经常身看俄式皮夹克,足蹬长皮
靴,手牵洋狗,每次外出,至少有四名保镖亲随,①已成为延安最令人恐惧的人物。他
犹如一头猛犬,随时准备听候主人的吩咐,向敌人猛扑过去。
五 毛泽东的「内管家」:任弼时、陈云、李富春
毛泽东所构思的整风运动包含了「破」和「立」的双重内容:一方面,毛要在这场
党内斗争中剪除其政治上的对手;另一方面,毛还要创立以自己思想为中心的中共新传
统,并将这两方面的成效有机地结合起来,最终为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而服务。如此艰
巨的任务,绝非刘少奇、康生、陈伯达、胡乔木等少数人参与就能完成,毛还需要其它
一些干部和工作机构来协助自己,他们应该运用某些机关的力量,坚决贯彻毛的意图,
创设制度,培养新人,支持和配合毛的行动。在四十年代初,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及
其领导下的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组织部,实际上扮演的就是毛的「内管家」的角色。
中共是依照苏共模式组建起来的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在理论上,党的中央机关应是
领导全党的最高司令部。1927 年后,中共逐渐转移至农村,长期艰苦的军事斗争,使
军队在党内的作用明显加强,但是在留苏派主政的瑞金时期,中央机关及其领导人的权
威仍是不容挑战的。长征开始,中共领导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党和政府系统全部并
入军队,军队与党实际已溶为一体,打破了党机关至高无上的局面。然而,随着长征结
束和延安时代的到来,一度因客观战争形势而被取消的党机关又渐次恢复,特别到了抗
战爆发,中共力量获得迅速发展,党的各种机构的工作任务极其繁重,为了适应新形势
的需要。又新创立了一些党的机构。这样,就使由留苏派掌握的党机关的作用再一次凸
现出来。
对于留苏派控制的党机关力量的复活,毛泽东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方面,毛不愿
过分刺激张闻天等人,在形式上对中央机关的格局采取维持现状的态度;但在另一方面,
毛又抓紧时机,利用自己在中央核心层已拥有的优势地位,果断地对党的重要机构进行
①司马璐:《斗争十八年》(全本)(香港:亚洲出版社,1952 年),页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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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调整。中央秘书处和中央组织部就是毛的局部调整战略的主攻目标。
1935 年后,在中共组织系列中,中央秘书处是除军队以外最重要的机构。中央秘
书处在瑞金时期只有少量工作人员,由担任中央秘书长的邓颖超主管,主要负责文电收
发(包括与共产国际及上海中央局的电台联络),保管、承担会议记录等秘书性质的工
作。由于军事斗争在苏区占据头等重要的地位,中央秘书处主要围绕中央军委工作。当
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主席的毛泽东,仅有一个工作人员兼收发,其它中
共领袖也无专门的秘书机构为之服务。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进入中央军委和中央常委会(书记处),中央秘书处局部恢复
建制,其作用开始日益突出。1935 年6 月,毛让自己过去的秘书王首道参加了两河口
会议的秘书工作(王首道在瑞金时期曾一度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其后,毛任命王首道
负责中央秘书处,并同时领导中央军委机要科。9 月,毛通过调离邓发、李克农的工作,
停止了邓发所担任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和李克农担任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
的职务。毛将原由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易名为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并派出
王首道担任该局领导。此时的中央秘书处,除了掌管机要文电外,还兼管政治保卫工作。
毛通过这些措施,将党、军队等全部机要通讯系统和肃反情报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
手中。
1937 至1939 年,中央秘书处继续由王首道负责。王首道忠实地履行了他作为毛泽
东执行秘书的职责,除了掌管文电收发、联络各方、照顾毛和其它在延安政治局委员的
生活起居等各项工作外,王首道还亲自担任政治局会议的记录员。1937 年底,王明返
国后召开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即由王首道担任会议记录。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虽
处下风,但是其权力并未受到真正动摇。会议结束时,毛命王首道收回所有与会者的笔
记本,由王首道代为保管。而事实上,由王首道收回的与会者笔记本以后一直未退还本
人。①
尽管王首道对毛泽东忠心耿耿,但在纷繁复杂的新形势下,中央秘书处的工作似乎
难以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需要。抗战爆发后,原由中央秘书处兼管的政治保卫工作的职
能又划归了边区保安处和继之成立的中央社会部,中央秘书处的职权范围有所缩小。自
此以后,中央秘书处基本处于维持现状的局面。为了加强中央秘书处作为毛泽东的耳目
和中枢机构的作用,1939 年,毛泽东调其老友、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兼管
中央秘书处,由王首道作李富春的助手。这样,在1940 年5 月任弼时就任中央秘书处
领导之前,李富春实际上成了中央秘书处的主管。
毛泽东对中央机关另一个重要部门——中央组织部,也不失时机,进行了改组。1935
—1937 年,中组部部长由博古担任,在这段时期,中组部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因为在战时环境下,干部调配基本由军委掌握,红军抵达陕北后,外来人员极少,集中
① 1950 年6 月9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责成王明必须对所犯历史错误作出书面检讨,王明
在同年8 月17 日给毛泽东及中央书记处写信,要求查阅旧时笔记本和有关报刊。王明提出,1937 年12 月会议散会时,主席叫王首道同志
把各同志笔记本都收下,不准带出去。我的笔记本也被收下去了,以后并没有归还。参见王明:《中共五十年》,页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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