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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19) 高华2012-03-23 07:2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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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号。①
毛泽东在不到一个月前,在同样的党的高级干部面前,亲口说过拥护蒋委员长一类
话,现在却改口抨击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毛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六中全会
闭幕式上完全成功,与会的党的高级干部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至此,毛终于看清自
己在中共党内的主宰地位已经基本确立,「势」既形成,其「威」立时显现,即使党内
仍有不同意见,在毛的权势下,也只得噤口。
毛泽东在11 月5 日至6 日的闭幕式上还拉上刘少奇,毛称赞刘少奇道,还是少奇
讲得对,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际是「一切经过阎锡山」、「一切经过国民党」。
毛指责道,这是忘记了党的独立自主方针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提出对国民党应采取「先
斩后奏」、「先奏后斩」、「不斩不奏」、「只斩不奏」的灵活策略,最终目标是争取
壮大中共武装,为未来的胜利奠定基础——毛泽东终于讲出了被压抑很久的心里话!
毛泽东利用王明等缺席,将自己的真实观点公开表达出来,这是毛泽东取得的对王
明的重大胜利。但是,王明的观点毕竟没有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正式批判,〈中共中
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仍然包含了王明大量的观点。
1938年11月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由王明起草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该决议案
批准了「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口号。同时宣布,
国共合作最好的组织形式就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中共愿向国民党当局交出
中共党员名单。决议案再次重申,「不在国民党中及国民党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
织」。决议案没有充分反映毛泽东在闭幕式讲话中有关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内容,
而是根据〈请新阶段〉报告的精神,并且吸取了10月20日王明在六中全会上报告的精
神,提出各级党组织应防止统一战线中的「左」、「右」两种倾向,保证党在政治上和
组织上的独立性,强调不要给党内同志乱加「左」、「右」的帽子。②决议案还正式宣
布,完全同意政治局自五中全会至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③毛泽东对于
这个结论虽然很不情愿,但在当时也只能违心接受。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但是,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显
示,毛仍然受到党内不同意见的牵制,毛泽东还需找到能够在政治上制敌于死命的武器。
毛终于找到了这个武器,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四 毛泽东的「新话」:「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毛泽东经长期酝酿,为彻底打倒王明和党内的留苏势力,
铲除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对斯大林的崇拜,最终确立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导师」地位,
而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口号。毛通过「马克思主义的
①《毛泽东年谱》,中卷,页94。
②〈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1938 年11 月6 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 册,页755、
753-54、758。
③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称「遵义会议纠正了在五次『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但又
指出「当时的这种错误并非党的总路线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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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口号,为自己所有「异端」观点寻找到解释的依据,它集中体现了毛本人对中
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构成了渐趋成型的毛主义的理论核心。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讲台上,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化」的概念,毛指出:
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
许多珍贵品。……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
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
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看中国的特性,即
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持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
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喝,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
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①
毛泽东的上述言论,逻辑严密,言简意赅,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抗战阶段,完全契合
中共干部党员的心态,极具正当性和鼓动性。对于参加六中全会的许多中共领导干部来
说,他们似乎并不完全了解毛的这番讲话实际上已标志中共战略思想正发生重大改变。
他们也没有觉察到毛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讲话掩藏着不久后将向党内留苏
派势力开刀的预兆。时下,他们都乐意听到毛这种令人耳目一新,充满民族自尊感的话
语。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新概念并非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他积蓄
已久看法的总结与升华。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其主要精神而言,即在于他
吸取、应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式,将其与中国历史
的重大遗产——农民造反,「马上打天下」的传统融汇统一,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
的、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为基本目标的现代农民大革命。作为中共摹本的俄式革命理论及
经验,虽在毛将中国传统遗产转化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俄
式理论及其经验与毛的观念和行动又常有不合之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为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注人了民族主义的活力,它不仅为毛所有的观点提供了合理性的解
释,也给毛创造了自由活动的广阔的空间,它更有助于改变「中共乃外来观念之产物」
这一在当时颇为流行的观念,而大益于中共在中国社会的生根。
毛泽东从不讳言自己负有解救中国人民、再造中国的历史使命,他也从未怀疑过自
己具有别人无法企及的智能和能力。这种强烈的「舍我其谁」的自信力与坚强的个人意
志力一旦结合。确实使毛泽东产生了一种「能强迫历史朝他的理想迈进」的力量。 ② 1935
年后,毛逐渐控制了中共的实权,进而迫切需要创造一个在理论上能为自己自圆其说的
解释系统。同时,熟知中国传统的毛泽东也深知,欲成为党的最高领袖,仅手握兵符还
不够,还需要成为能为广大追随者提供精神资源的「导师」。换言之,有「君」之实,
而未有「师」之名,是令毛泽东深感缺憾的。于是,怎样创建「师」之理论体系,如何
①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 年10 月12-14 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 册;页658-59。
②参见白修德着,马清槐、方生译:《探索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年),页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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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达到「君师合一」,就成为长期困扰毛思绪的一大难题。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化」,不仅表明毛泽东的解释系统已初建成功,而且标志着毛为确定自己的「导师」(教
主)地位而进行的努力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毛泽东在1938年10月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主要出自他长期的思考,
但是若干资料显示,毛之所以能提出这个命题,也和他受到梁漱溟的启发有关。梁漱溟
与毛泽东相识于五四时期的北京,两人均未出国留洋,也未受过国内正规大学的训练,
都是自修型知识分子出身。1938 年1 月,这两位在政治思想和个人性格方面迥然不同
的老友,在延安的窑洞却有过六次十分深入的交谈。①
梁漱溟是一个新旧杂揉的「中国文化至上论」者,一生汲汲于融汇民主、科学与中
国固有文明,以济世的情怀,长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毛泽东则并非是一单纯的「中
国文化至上论」者,此时的毛已接受了大量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又是中国共产主义运
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毛虽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情有独锺,但是他的这种态度却完
全服从于现实功利的需要。
梁氏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表明,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要性存在怀疑。他认为,
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从外来引发的,而非内部自发。由于中共不了解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构
造,与欧洲中古、近代社会均非同物,而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才造成中共过去十年
劳而无功,仅靠中共军队维持党的生命。梁氏认为,抗战后,因中共放弃对内斗争,倡
导团结抗日,适合人心要求,中共才「声光出于各党之上」。梁氏希望今后中共要「认
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不要再靠军事维持一条党命」。②
毛泽东对梁氏所言,「笑言相谢」,称赞道,「很可感」。梁氏所论虽从根本上否
认了中共存在的必要性,但梁氏看法的某些方面却与毛不谋而合。毛在内心中早就对中
共党内的全盘俄化持有异议,且认为正是靠着军队,才挽救了共产党。至于梁氏关于中
国社会特殊性的看法,毛也未贸然否认,而是予以「相当承认」,只是不同意梁氏太重
中国特殊性而忽略中国之与世界各国所共有之一般性,即各社会均存在的阶级、阶级压
迫和阶级斗争。③毛并表示赞成梁氏《乡村建设理论》一书中不搞上层表面文章的「宪
政运动」,而从改造社会的基层入手,从农村入手的主张。 ④
毛泽东出于意识形态的限制,不可能对梁漱溟的观点全然赞成。但是两人说话投机,
在思想和观念上有许多共呜却是不争的事实。毛和梁都具有强烈的中国历史文化意识,
在精神和气质上都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但是,毛毕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型人物。1938
年1月,梁漱溟在延安见到的毛泽东,待人接物谦恭有礼,至于毛所具有的金刚怒目的
另一面,梁漱溟则要在十五年后才能真正须教,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1938 年,真正能够一眼看穿毛之动机的
人,在中共党内唯有王明。1938 年10 月20 日,王明应部分与会代表的要求,在前一
①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幺〉(1941 年),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144-45;138、147-48;154。
②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幺〉(1941 年),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144-45;138、147-48;154。
③梁漱溟:〈我努力的是什幺〉(1941 年),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144-45;138、147-48;154。
④参见梁漱溟:《再忆初访延安》,载《我的努力与反省》,页3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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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作过〈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后,再一次在六中全会上做〈目
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王明在发言中表示拥护毛
的意见,但是他又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实行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忧心忡忡。王明
提出,在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应注意五个方面的问题:一、首先应学习
马列主义;二、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三、不能以孔子的折衷论和烦琐哲学代替唯物
辨证法;四、不能以中国旧文化旧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五、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
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应用。①王明的上述看法显然出自其亲莫斯科的立场,
表达了中共党内留苏势力对毛泽东有可能利用这个口号背离正统马列的警戒和担心。
然而若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口号,确可发现,这个口号
对中共的作用是双重的。毛泽东提出这个概念,一方面固然大大有益于中共的发展壮大;
但是在另一方面,伴随这个口号,中国传统中的某些消极因素也被注人到中共体内,给
党自身带来了长期的困扰。中共成立之初,原本就缺少理论的准备,党内一直存在着轻
视理论的根深蒂固的传统。1927 年后,中共长期战斗在落后的农村边远地区,其阶级
构成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党员的比重在党内占了压倒优势,早已养成农村军事性格。「马
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出,为中国传统因素大规模浸润中共正式打开了大门,使原来
就深受农民造反传统影响的中共,更加显现出农民化的色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的这种双重作用,在中共以后的历史和1949 年后中国的历史中都得到充分的证实。
但是在1938 年秋冬的延安,毛泽东抓住「中国化」这面旗帜,已使自己处于完全
主动的地位。莫斯科的「承认」大大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毛泽东「奉天承运」,一手
牢牢掌握中共军队,一手挥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大旗,名正言顺,师出有名。
相形之下,王明等已陷入无以自拔的窘境。
第五章 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一 毛泽东从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学到了什么?
从1935—1938 年,经过四年的艰辛努力,其间虽有曲折和暂时的失意,毛泽东毕
竟在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凯歌行进,到了1938 年底,毛已将中共军权、党权
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须臾不得安宁——这就是毛
还未获得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解释权——给词语下定义的权力,这是人类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共产党内,解释
权则尤其重要,谁获得对马列经典的解释权,谁就控制了党的意识。换言之,即使拥有
军权和党权,若无意识形态解释权的支持,对党和军权的控制也难持久。解释之重要,
①王明:〈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1938 年10 月20 日);载《王明言论选辑》,页6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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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纯取决词语本身的内容及其意义,更在于词语与现实的联系,以及词语概念在社会生
活中的作用。长期以来,在留苏派的经营下,俄化概念在中共党内早已形成一种特有的
精神气质和浓厚的亲苏气氛,成为笼罩在党之上、阻遏一切创新精神的沉重低气压。王
明、张闻天等不仅凭籍这种氛围扶摇直上,且沾沾自喜,俨然以圣杯看守人和护法大师
自居,将一切独创思想均视为旁门左道而必欲除之而后快。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毛
对此除了愤慨而毫无办法,彼等出自莫斯科正宗嫡传,在他们眼中,毛泽东的那一套岂
只是离经叛道的「狭隘经验主义」,简直就是难登马列之堂奥的「野路于」。
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的毛泽东决意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且一呜必求一言九鼎之效,
使其政治对手就此噤口。还在191O 年,当毛还是湘乡东山学堂学生时,他就借一首「咏
蛙」诗而明其心志:
独坐池塘如虎距,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①
而在毛泽东已初建其大业之后,他就更不能容忍中共党内还存有的那种精神指导系
统。紧怀「传教」之志、兼有办事之才的毛,对自己及对手之特长均有极其清晰的了悟,
他深知目前自己之优势非在于此——马列经典读得毕竟比那些洋学生少;但毛又极具自
信,他之基于对中国历史及其文化传统深刻洞悉和体认,而对马列几个重要概念的融汇,
在其实际功用价值上远胜于那些食洋不化的迂腐书生的纸上谈兵。在毛看来,留苏派攻
「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其胸中茫然无有」,仅是凭籍莫斯科的栽培,先控制党
的意识形态,继而夺取了党权和军权。毛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凭其个人的意志和智能先
掌握军权和党权,最后攻占意识形态阵地。
1938年10月,当毛泽东已先读了一批马列著作和斯大林主义的解释课本——米丁、
爱森堡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之后,②毛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讲台上向
全党发出开展「学习运动」的号召。
学什么?一言以蔽之,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产物——毛的新概念以
及毛的态度和工作方法。可是当时既无「毛泽东思想」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斯大林
远距离观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贡献,况且,毛也难于将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毛
真正陷入到欲语又止的境地。
然而这一切对于经历过无数风浪的毛泽东,又实在算不了什么。1938 年末,来自
莫斯科任弼时的一份报告给了毛重要启示,帮助毛摆脱了这种困窘。任弼时向延安通报,
莫斯科刚刚出版了斯大林编着的《联共党史》,建议中共中央立即翻译。 ③几个月后,
当毛读了这本《联共党史》后,如获至宝,迅速向延安的各级干部发出号召:学习《联
①转引自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 年),页325。
②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该书收录经毛泽东批注的哲学读本共十一种,
其中抗战初期阅读的达九种。
③参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8 卷,页48;另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页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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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史》,做斯大林的学生!
毛泽东对《联共党史》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据当时担任毛军事秘书的郭化若回忆,
毛在一个干部会上说:「《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

从1939 年至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不下十数次号召全党学习《联共党史》。1941 年
5 月19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演讲,提议应「以
联共党史为中心材料」,研究马列主义,「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毛称赞道:
《联共党史》是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
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个完全的典型。②
1942 年,毛泽东更将该书称之为「马列主义百科全书」,把其列入《整风文献》,
以后又将其列入《干部必读》一类的学习丛书。1949 一1956 年,《联共党史》甚至成
为中国所有高等院校学生必修的政治课目,直到六十年代初,其至尊至荣的地位才被《毛
泽东选集》所取代。
毛泽东如此推崇斯大林的《联共党史》,究竟是出于策略手段,抑或是发乎真心?
毛泽东对斯大林有着很深的不满,眼下正在加紧赶制反对王明的炮弹,为何却对王明的
精神导师——斯大林的大作这般推崇备至?乍看似乎令人费解,毛泽东和王明这两个政
治上的对手,在歌颂斯大林的《联共党史》方面竟完全一致。1939 年5 月20 日,王明
当着毛泽东的面,在延安召开的中央干部教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作的主报告就是「学习
联共党史的重要意义」, ③王明偏爱《联共党史》尚在情理之中,那么毛泽东呢?
毛泽东高度评价《联共党史》一定有他意欲迎合斯大林的目的,但是更重要的是,
《联共党史》为毛提供了大量他所急需的开展党内斗争有用的经验与策略,完全可以用
来为毛的政治目标服务,为毛夺取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输送弹药。
《联共党史》全称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为在政治上彻底消灭
异己、巩固自己的独裁地位而下令编纂的。这部书经斯大林亲自修改、审核,于大镇压
达到顶点的1938 年正式出版。由于斯大林直接参与,精心组织了这部书的写作和出版,
斯大林同意将这部书归于他的名下。 ④
对于这本堪称斯大林主义标本的《联共党史》,毛泽东立时发现了它的巨大价值。
毛泽东高度欣赏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态度。和斯大林善于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
在《联共党史》中有选择地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一样,毛只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
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方面,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堪称一流大
师。斯大林擅长于将马克思主义化的为几个概念,毛泽东则精于对马克思主义作简化处
①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载《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 年),页157。
②毛泽东1941 年5 月19 日的演讲在1942 年3 月27 日《解放日报》公开发表时,已作了修改和补充。1953 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时又再次作少量修改。1953 年版本将毛发表演讲的时间模糊为1941 年5 月,把《联共党史》改为《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
并删去毛原文中「其它一切为辅助材料」一段话。参见《整风文献》(订正本)(上海:新华书店,1950 年),页56。
③延安《新中华报》,1939 年5 月26 日。
④前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德里?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里戈诺夫在其所着《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中,利用苏
共中央档案,详细披露了斯大林主持撰写《联共党史》的背景及其经过。参见《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第2 卷(北京:世界知
识出版社,1990 年),页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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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尤其善于把中国民间俗语、俚语引入到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发明「干部决定一切」
的口号,毛泽东则有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造反有理」!从《联共党史》简
明、程序化的叙述中,毛泽东获益非浅。不久,他就依据《联共党史》的结束语部分,
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起〈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报告了。
《联共党史》为了维护斯大林一贯正确的形象,任意剪裁历史,这也适应了毛泽东
急欲重写以自己为中心的中共党史的政治需要。《联共党史》把苏联共产党历史描绘成
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生死搏斗的历史,尤其突出斯大林的个人作用。全书提到斯大林、
列宁的名字共有六百五十馀次,介绍斯大林、列宁著作以及引用他们语录的篇幅占了全
书的四分之一;共有一百页左右。这一切都吸引着自认为是党的正确路线化身的毛泽东
的强烈兴趣,给了他丰富的启示。在毛的亲自主持下,1943 至1945 年,任弼时、胡乔
木等以《联共党史》为蓝本。以中共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为纲,编写出《联共党史》的
中国版: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中共第一个历史总结文件——〈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在这个决议中,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共正确路线的代表(在1945 年8 月修改稿中,
将刘少奇也增添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其它党的领导人,非「左」即右,至于广大党员
则成了党的领袖的陪衬物。
《联共党史》以斯大林的个人意志作为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竭力丑化、贬低党的
其它领导人,这又和毛泽东自大、专断的性格相吻合。《联共党史》把所有与斯大林意
见相左的党的元老,一概斥之为「机会主义」、「人民公敌」、「叛徒」、「卖国贼」、
「特务」、「暗害者」,为斯大林大规模屠杀老布尔什维克,实行社会恐怖,制造了理
论依据。抗战阶段的毛泽东尚处于「打天下」的创业时期,革命成功还要依赖于全党齐
心协力,因而只能有选择的学习斯大林的党内镇压经验。但是,毛泽东还是从《联共党
史》学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不久他就用「机会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
指控党的其它领导人。在毛的高压下,绝大多数党的领导人出于对党内团结的考虑,都
自觉或违心地接受了这些指控,从此,他们的「小辫子」被毛牢牢拽在手心,毛可以随
时根据需要任意处置他们,自己却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从《联共党史》中寻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以领袖为中心的革命战略与策
略,以这个中心为基轴,加强党的思想和建设的具体途径,展开党内斗争的方针与方法
等。从这本书中,毛彻底了解了做一个斯大林式的领袖所必须具备的特殊素质,这就是:
以铁腕统治全党,用意识形态为这种统治服务。对于这类问题,毛本来就不生疏,现在
又有《联共党史》作依据,毛更加充满自信。
如果说《联共党史》从政治功利性的角度丰富了毛泽东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思想,那
么斯大林的哲学狙击手米丁、尤金,则为毛主义的哲学化助了一臂之力。
在中共领导人中,毛泽东是较少受马列教义束缚,思维最自由、最活跃的一位。毛
青年时代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尤其重视陆王心学,正由于毛与中国传统哲学始终保
持一条沟通的渠道,他的有异于莫斯科正统的新思想、新概念才不时涌现。但是在三十
年代前期,毛的一系列富有创见的观点和主张却遭到党内留苏派的贬损。心高气傲的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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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决不甘心仅仅做一个「实践家」,他也要进入马列主义理论家的殿堂。既为共产党
员,就不能另辟新径,于是毛不得不求助于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使自己的观点系统化和
理论化。
1937—1939 年,毛泽东在延安如饥似渴地钻研由博古、沉志远等从俄文翻译的唯
物辩证法一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①然而,毛所读的几乎都是当时苏联官方哲学家
——米丁、尤金、西洛可夫等为斯大林著作作注解的教义问答式的「解释学」。
这样就不可避免造成互为矛盾的结果。一方面,由于毛泽东主动的迎合,他的活泼
的思维被无形地压入进米丁、尤金等教条的框框,斯大林的直线性和独断性的思维方式
对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分为二」、「无限可分」等毛氏箴言,简直成了放之四海
而皆准、应对世界万物的准则;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研读米丁、尤金、西洛可夫乃是
迫于外在压力,并非完全出于个人喜好;加之,毛的自由意志毕竟难以被斯大林式的「神
学大全」所完全限制,因此,毛的思想经常「越轨」,不时跳出斯大林的紧箍咒而呈汪
洋恣肆状,正是在这个时期,毛写出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论着〈实践论〉和〈矛盾论〉。
总之,在抱定「为我所用」的宗旨下,毛或者能够从「本本」的片言只话中,获取灵感,
将其引申开来,借洋调翻出中国曲;或者公然藐视「本本」而自谱新调。于是,创新开
掘与僵硬保守并存,两者互为补充,互相融合,就成了毛思想的显着特征。在这个过程
中,毛思想开始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外观形式,而米丁、尤金、西洛可夫则在毛主义
哲学化的早期工程中起到了脚手架的作用。
毛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颇为复杂,将两者完全等同,或将两者完全割裂,皆有
悖事实。然而就1939—1941 年毛在延安推行的学习运动而言,毛之思想与斯大林主义
有看千丝万缕的联系,乃是证据确凿。在斯大林的堂奥中,毛不仅发现了打击王明等的
武器,而且也为自己理论的系统化找到了凝固剂。在毛精心的操作下,他竟可以一边用
斯大林打击王明,另一边又用斯大林完善自己的思想体系。一旦斯大林也能为毛所用,
那么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毛也就食之如甘饴了。确实,毛的移花接木术已达到炉火纯青、
造化无穷的境地。由此看来,毛之所为斯大林的学生,果真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二「挖墙角、掺沙子」:陈伯达、胡乔木等的擢升
经过政治上、理论上的艰苦努力,1940 年毛泽东通过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易名为〈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共党内已嬴得首席马克思主
义理论家的地位。现在毛要实施他酝酿已久的计划,这就是逐步削弱王明等对中共理论
宣传部门的控制。
如果对王明等在中共党内发迹的历史稍作回顾,不难发现,这一批人主要是依靠意
识形态起家的。他们首先因为熟读马列和斯大林本本,而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从留苏
①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载《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 年),页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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