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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13) 高华2012-03-15 08: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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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的争论充分展现了刘少奇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
对刘少奇有了新的认识。
对于刘少奇与张闻天的争论,毛泽东的态度既明确又微妙。初期,毛置身于争论
之外,但对刘少奇明显表示同情,毛希望刘少奇的意见能被中央领导层所接受;后期,
则担心刘少奇承受不住张闻天和党内的巨大压力,于是,在6 月3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
发表了声援刘论点的重要讲话。但是当毛看到刘的有关看法遭到普遍反对,遂决定从长
计议。毛在这次论战中发现了刘少奇的杰出才干,首先是刘在白区工作方面的丰富经验;
其次,毛也看到了刘的理论能力,刘甚至能够引人入胜地分析十年「左」的传统和根源
之一乃是「思想方法与哲学方法上的错误」,即「形式逻辑」是造成「许多错误的根源」,
这给毛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毛并没有把自己的威望全部投放在对刘少奇的支持上,因
为时机还不成熟。现在毛更愿意做党内争论的最高仲裁者,既然僵局已经打破,矛盾的
盖子已被揭开,张闻天受到了强烈震动,自己的威信反而因对争论所持的折衷调和态度
而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因此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团结张闻天。为了防止张闻天和将要回国
的王明重新结合,加速「教条宗派政治组织上的分裂」,维持和加强与张闻天的合作,
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由于有了这些考虑,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并没有立即被
提拔进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委会),而于7 月28 日被派到太原,继续担任已从北平迁至
太原的中共北方局书记的职务。
刘少奇虽然离开中枢,但毛张联盟从此走向解体,而毛、刘长达三十年政治结会
的基础却因此争论而告奠定。毛、刘与毛、张同是政治上的结合,但是两种政治结合之
间却有显着区别。
第一,毛张结合是战时非常状态下的临时组合。1935 年初。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
毛泽东和张闻天有意忘却昔日政治上的分歧走到一起;毛刘结合也是一种政治结合,但
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不存在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正是对原中央政治路线及其领导人的
不满。使毛与刘走到了一起。而早在1932 年,毛刘之间就围绕此问题彼此交换过意见,
并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与毛张结合相比,毛刘结合具有更深的思想基础。①
第二,毛泽东与张闻天没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但是毛刘不仅有同乡之谊,而且,
早在1922 年毛、刘就有工作上的密切联系。
第三,毛张结合是两个地位相近的政治人物的平行结合。但1937 年,刘少奇在党
内的地位和影响则远逊于毛和张闻天。因此毛刘结合是一种以毛为核心、刘为辅助的政
治结合,而非两个地位相当人物的平行结合。
毛刘结合的上述特点保证了毛以后在向「教条宗派分子」发起挑战时可以得到刘
少奇的全力支持。毛刘的结合也预示看毛与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领导人两年多的合作
已接近尾声。
①据1931 年秋至1932 年底与刘少奇同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一度与刘少奇夫妇同住的张琼的回忆,刘少奇曾在1932 年底就白区工作
的策略问题写信给毛泽东,批评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不久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写来一封很长的回信」,表示赞成刘少奇提出的稳健主张。
参见张琼:〈刘少奇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断〉,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 年第2 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页4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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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直线。就在毛泽东一路凯歌行进的1937 年,也有坏消息传
来,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即将携共产国际新方针返国,正待毛
泽东加紧对中共重大方针、政策进行调整之际,半路上却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毛泽东面
临着1935 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三 1931—1935 年王明对毛泽东的认识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逐步控制了中共军队,并大大加强了他对中央机关的影
响力,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毛泽东尚未能将他的势力延伸到中共领导机构的
另一组成部分——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
际代表团,因享有法理上和精神上的巨大优势,在中共党内获有崇高的威望,毛泽东将
不得不与从未谋面的王明合作共事。
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中共中央派出
的,代表团中有四名政治局委员,他们是1931 年11 月7 日抵达莫斯科的王明,1933
年春抵达的康生(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委员),和1935 年8 月抵达的陈云(六届五中全
会政治局委员)。工人出身的陈郁虽是六届四中全会上任命的政治局委员,但陈郁因在
1930 年未一度参与罗章龙派的活动而在政治上不被信任,被罚去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
劳动,并不参加代表团的实际工作。除了这四名政治局委员,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吴玉章、
李立三、林毓英、饶漱石、赵毅敏,和1933—1935 年赴苏的中国苏区代表团成员高自
立、滕代远、白区代表孔原。中共代表团成员同时还兼任中国各赤色组织驻莫斯科的代
表,黄药眠、饶漱石先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林毓英任中国赤色工
会驻赤色工会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集中了中共在苏区以外最庞大的领导阵
容。
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在苏联期间,正是国内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
向江西苏区转移、共产国际蕴酿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方针的时期,保持与国内
联系信道的畅通成为代表团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中共代表团通过两个渠道与国内的中共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一、开通大功率无线电秘密电台、中共代表团通过共产国际的电台和在上海的中
共中央地下电台,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地下电台保持经常的秘密联系。因距离遥远和
技术手段限制的原因,莫斯科与江西瑞金没有直接的电讯联系,而必须通过在上海的秘
密电台中转。远东局和上海中央(包括中共中央迁江西后成立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分别
有自己的秘密电台,远东局给瑞金的电报须由中共中央上海地下电台翻译转送。代表团
与国内的电讯联系在红军长征后中断。1935 年末林毓英携密码本自苏联秘密返回陕北,
国内与莫斯科的电讯初步恢复,而当1936 年刘长胜再携密码本回到陕北后,在陕北的
中共中央与代表团的电讯联系就得到完全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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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派遣秘密信使。中共代表团通过回国的中共党员向国内的领导机构传递重要
的信息,1933 年公开赴苏访问的著名新闻记者、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就曾为中共中央
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传递情报。共产国际并借助在中国国内的中共组织的协助,招募
中共党员为其搜集情报,这些直属莫斯科指挥的中共党员,间或也为莫斯科与上海的中
共中央传递消息。①
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按照中共的组织原则,代表团的主
要职责是代表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向中共传达莫斯科的指示,在莫斯科与中共之间起
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代表团的另一项工作职责是领导在苏联学习、工作的中共党员。
从1931 年11 月王明赴苏至1937 年末王明返回延安,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的活动主要
集中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在共产国际内展开对中共及中国工农红军的大规模宣传。王明自抵苏联后,
以共产国际执委和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分经常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和联共
(布)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文章,宣传中共主张,介绍苏区各方面情况。1932
年王明指派萧三以诗人身分参加在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大会,与高尔
基、巴比塞等着名左翼作家联络,以扩大中共的影响。1935 年,王明又指派吴玉章、
饶漱石等前往巴黎,创办中共报纸《救国报》(后易名为《救国时报》)。王明并以其在
共产国际分工主管拉美共产党事务的便利,指导美国共产党内的中共支部,在美国创办
华文报刊。
二、领导在苏联的中共党员。三十年代在苏联仍有不少中共党员,分散在莫斯科
的列宁学校和莫斯科的外国工人出版局中国部等单位。在远东地区也有一批中共党员在
苏联各单位工作。由于在苏联的许多中共党员同时又是苏共党员,中共代表团所能领导
的只是在莫斯科的部分中共党员,莫斯科以外的党员基本上归苏共领导。
三、配合苏共清党,在莫斯科中共党员中厉行肃反。早在1927 至1929 年王明在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就曾密切配合校长米夫和苏联秘密警察「格伯乌」,将持不
同意见的中国学生投人监狱,或送至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区劳改。②三十年代初,斯大林
开始大规模镇压在苏华人,莫斯科华侨商人被大批逮捕、流放、处死,「新经济政策」
后一度兴起的华人商业繁荣的局面顿时消失殆尽,中国人在苏联的处境日益艰难。③远
东地区的镇压则更为残酷,许多进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员被当作「日本间谍」
投放到劳改营。④1934 年后,苏联因基洛夫被刺,再掀清党运动,王明、康生紧紧跟上,
①三十年代初,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在上海秘密成立,一度由苏联著名间谍佐尔格主持,1932——1933 年佐尔格曾去北京、南京活动,
佐尔格去日本后,远东情报局由华尔敦主持。远东情报局于1935 年春被国民党破获。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85 年),页279;另见于生:〈轰动一时的神秘「西人案」〉,载《革命史资料》,第3 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年),
页156——64。
②参见庄东晓:〈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载《广东文史资料》,第33 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年);陈修良:〈莫斯科中山
大学里的斗争〉,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江泽民:〈回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载《革命史资料》,
第17 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年)。有关反映中国留苏学生在苏联流放、劳改的资料有马员生的《旅苏纪事》(北京:群众出版社,
1987 年);唐有章的《革命与流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姚艮:《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年)。
③莫斯科广播电台,1993 年1 月3 日23:2O 华语广播。
④参见姚艮:《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 年),页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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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内也展开类似运动,代表团成员杨之华(瞿秋白之妻)、曾涌泉、
孔原等均曾遭受打击。①
四、援救西路军。1937 年初,中共代表团争取到共产国际的大量军火援助,以接
济准备进人新疆的西路军。计有五万支步枪,上百挺轻重机枪和几十门大炮。陈云、滕
代远、冯铉、段子俊、李春田押送这批武器,存至阿拉木图,等待西路军的讯息,后因
西路军失败,此事告吹。②
中共代表团除了上述四个方面的工作以外,还有一项特别的工作,这就是指导中
共满洲省委。1932 年后,因日本侵占东三省,中共满洲省委已无法与上海中央局正常
联络,转而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王明等曾多次发出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
并派人潜入东北。满洲省委和抗联也多次派人去苏联向代表团汇报工作。
中共代表团领导满洲省委是特殊形势下的一个例外——满洲省委与莫斯科的联络
远比与上海的联络更便捷。按照中共组织原则,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无权干预中共国内
的事务,但是在事实上,以王明为团长的代表团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对国内领导层的影
响力。王明之所以具有对国内的影响主要源之于他的共产国际背景和当时他在国内项导
层中所拥有的政治优势。
王明是深受斯大林信任、由共产国际一手扶植起来的中共领导人。1931 年1 月,
在共产国际代表、原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强力安排下,王明被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指定为政治局委员,紧接着王明赴苏,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便被任命
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东方部副部长、部长,因而被公认是「国
际路线」的代表。一方面王明是中共代表,另一方面又是共产国际的化身,王明所拥有
的这种双重身分使他可以随时向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中共,表述其个人的意见。
王明在国内有一批盟友,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博古、王稼祥等皆以「反立三路线」
的英雄,与王明一道进人中共领导层,稍后返国的张闻天在政治上也属于王明、博古集
团。在王明赴苏后,博古等人都成为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他们与王明的关系是一种「声
气相求」、「共存共荣」的政治盟友关系。由莫斯科一手操办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得到莫
斯科的高度评价,将其称之为「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开始」,成为王明、博古等领导中
共的全部法理依据。王明作为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一批人的精神领袖,对在国内的博古
等人无可置疑地具有影响力。
王明在莫斯科是否对国内的中共中央实行遥控?从现在已披露的历史资料看,王
明和代表团一般不对国内的具体活动进行直接干预,但是在某些时候,王明也曾就重大
政策问题向江西表达自己的意见。在1931 至1935 年,王明与国内的中共中央既有一致
的方面,也有分歧的方面。导致王明与国内产生分歧的原因乃是王明捕捉到共产国际即
①参见孔原:〈怀念敬爱的稼祥同志〉,载《回忆王稼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页98;另见蹇先任:〈38 年留苏纪事〉,载《革
命史资料》,第15 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年),页139。
②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页1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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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开始新的策略方针从而提出了新的政策主张,但是,国内的博古等人仍坚持旧有路线,
拒不同意调整方针。
王明在莫斯科对他在国内的盟友一直持坚定的支持态度,对毛泽东则在一个相当
长的时期内多有贬低和冷淡。
王明在共产国际的讲坛上高度称赞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总路
线百分之百的忠实」。1932 年3 月31 日,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上发言,
他宣称:
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执委这个全会上,完全有权利高兴地向一切兄弟党
说:我们党在其布尔塞维克中央领导之下,现在达到了其十三年存在的历史当中
空前未有过的统—,团结和一致。①
与王明对中共中央全力支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对毛泽东的排斥态度。据王明在
中山大学的同学陈修良等人回忆,早在1928 年,王明等就在中大散布过「山沟沟里出
不来马列主义」。②
1932 年10 月,苏区中央局主持召开「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军权
被剥夺,毛的军事主张也被指责为「右倾」和「保守主义」。会议后,在上海的博古、
张闻天迅速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王明很快在共产国际的讲台上,对博古等作出呼应。
他用几乎与博古、张闻天完全一样的语言,指责「党内一部分分子,对于国民党军事围
剿和日渐逼近的帝国主义对苏维埃革命的公开武装干涉表示悲观、失望和消极的情绪和
观点」,表示坚决支持「党在中央的领导之下」,对「目前阶段的主要危险——右倾倾向」
进行斗争。③
王明与博古的完全一致在1932 年逐渐发生变化,王明开始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和
国内的中共中央产生了分歧。王明在征得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同意下,以共产国
际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提议调整中共的土地政策、对富农的政策和工商业、劳动政策,
但遭到博古等的拒绝。
1932 年3 月,王明发表文章,第一次公开批评中共的土地政策,指责国内苏区「时
常不断地(甚至一年三、四次)重新平分那些已经由基本农民群众分配过的土地」是一
种「表面好象『左』的。实际上非常有害的倾向」。王明还指出「对中农的关系不正确」,
是中央「最重要的」「弱点和错误」。④
1933 年1 月,王明进一步批评国内苏区对富农采取的全面没收的政策。王明指出,
采取这种「左」的立场是混淆了革命的阶段,「认为在苏区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转
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了」。王明还尖锐批评中央苏区禁止自由贸易,严重损害了苏区的经
①参见王明:〈中国目前的政治形势与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载《王明言论选辑》。页312。
②陈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载《革命回忆录》增刊(1),页56。
③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3 年12 月),载《王明言论选辑》,页361、364。
④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3 年12 月),载《王明言论选辑》,页36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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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明确要求纠正上述政策方面「左」的观点,制定灵活的、能够反映各地区差别的经
济政策。①
博古对远在莫斯科的王明的上述意见完全置之不理,与一般人所想象的情况绝然
不同,博古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对王明亦步亦趋。此时的博古正青春年少,位居中央苏
区第一号人物的地位,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博古更加坚持原有的僵硬政策。本来博古
的立场在苏区内部就已受到张闻天的质疑,②现在连王明也提出批评,但是,博古对所
有这类批评都采取了坚决「挡回去」的态度。博古的僵硬立场引致王明的强烈不满,正
是在这个时刻,王明对毛泽东的态度也从冷淡转向热烈。
王明对毛泽东态度的转变,大致以1934 年为界。在这前几年,王明完全支持博古
等对毛泽东的「批评」、「帮助」。王明自认为在党内的基础巩固,对毛泽东的重要性尚
缺乏全面认识,也还没有将毛视为是自己政治上的对手。在这个阶段,王明对毛泽东轻
视、忽略有之,但认为王明出于防范毛泽东的个人动机,在莫斯科处心积虑贬损毛,则
未免言过其实,也缺乏事实依据。1934 年后,随着王明对博古不满的加深,王明对毛
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王明开始在共产国际的讲台上宣传毛对中共的贡献。1933 年
下半年至1934 年春,王明曾多次试图返回国内进入中央苏区,但最终因知晓王明返国
计划的上海地下电台台长被国民党逮捕,王明返国计划被迫取消。③为了修补因长期脱
离国内艰苦斗争而对自己政治上所造成的损害,在毛泽东已受到党内批评、权力被削弱
的情况下,王明向毛泽东援之以手,不仅可以进一步扩大自己在党内核心层中的影响,
更可使自己在党内矛盾中处在仲裁者的有利地位。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从1934 年4 月
起,王明在莫斯科陆续做出一些姿态,试图建立起和毛泽东较为亲善的关系。
1934 年4 月20 日,王明、康生致函中央政治局,批评中共中央在一系列重大问题,
诸如在苏区发动针对毛泽东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所存在的「不可忽视的严重弱点」,
信中指出:
(中央政治局)A、对于缺点和错误的过份和夸大的批评,时常将个别的错
误和弱点都解释成为路线的错误,……没有一个白区主要的省委或直接在中央领
导之下的群众团体的党团,不被指出过(甚至不只一次的)犯了严重的或不可容
许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的、两面派的错误,……决没有领导机关的路线正确,
而一切被领导的机关的路线都不正确的道理,此种过份和夸大的批评,既不合适
实际,结果自不免发生不好的影响,……B、对于党内斗争的方法有时不策略,比
如在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时,有个别同志在文章中,客观上将各种的错误,都
说成罗明路线的错误,甚至于把那种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上与罗明路线都不必要
①王明:〈中国苏维埃区域的经济政策〉,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 年),页222—23。
②程中原:《张闻天传》,页168-70。
③据1934 至19SS 年担任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盛岳(盛忠亮)回忆,1933年下半年至1934 年春,共产国际多次来电,要求为王明进
入中央苏区加紧准备香港——汕头——闽西秘密信道,上海中央局为此曾两次派人前往香港进行布置,但最终因上海地下电台台长被国民
党逮捕,王明返国计划被迫取消。参见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北京:现代史料编刊杜,1980 年),页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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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在一起的错误,都解释成罗明路线者。这样在客观上不是使罗明孤立,而恰恰
增加了斗争中可以避免的纠纷和困难。①
王明、康生虽然没有完全否定「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但是这封信还是使已进行
一年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停了下来。
1934 年8 月3 日,王明、康生又就当年1 月18 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
决读案》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长信,在这封信中,王明、康生指出中央政治局在对第
五次反围剿政治意义的评估、扩大百万红军、以及有关对「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解释
等三个重要问题上,都存有「问题」,「很容易引起不正确的结论」。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对博古的这类批评,不仅未被承认,反而将其定为是王明的主
张,王明当年对政治局的批评意见,几乎被毛泽东全盘接受下来,只是已被当作批判王
明自己的武器。
1934 年9 月16 日,王明、康生再一次写信给中央政治局,这封信可能是中共中央
大转移前来自远方的最后一次信息。王明在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准备召开七大以及对西
北问题的指示后,专门谈及共产国际出版毛泽东文集的事宜: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指毛在「二苏」大会上的报告——引者注),中文的已
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
的书,与这报告同时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三篇文章(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
文章),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题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有极大的作用。③
随后,在中共代表团的协助下,共产国际又出版了《中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一书,收有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的报告等文件,并译成俄、英、德、日等文字,在
苏联和世界各国发行。这样,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人能够有资格在苏联出版文集
的,除了王明,只有毛泽东。
在王明、康生9 月16 日来信后不久,1934 年10 月10 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
及八万六千名红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对于这一决定,王明事先是知道的。1934 年5
月,中央苏区军事战略重镇广昌被国民党军攻占后,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决定
将主力撤离江西,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④在共产国际覆电
批准转移计划后,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以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的「三人团」,负责战
略转移的全部准备工作。从1934 年10 月上旬红军长征开始,瑞金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络
就已中断。直到1934 年11 月中旬,王明在莫斯科通过上海日文新闻联合通讯社11 月
14 日发布的消息,才知道红军开始长征。
王明在这种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了他对国内中共中央的批评。1934 年11 月上旬,
王明向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局中国部全体工作人员作(六次战争与红军战略)的报告,
①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4 年4 月20 日),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226-17。
②〈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4 年8 月3 目),转引自周国全、郭德宏等:《王明评传》,页255-57。
③〈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 年9 月16 日),转引自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页184。
④《周恩来年谱》,页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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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14 日,又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信(这封信因为红军已开始长征,未能传送至中共
中央)。王明的报告及信件都提出中共中央犯了忽略国内形势「新特点」的错误,尤其
在军事问题上存在「许多错误和弱点」。王明还批评了中共中央处理福建事变的方针,
宣称由于没能援助十九路军,最终导致闽变的失败,从而加剧了红军冲破蒋介石围剿的
严重困难。在中央红军撤出江西苏区的背景下,王明对中共中央的这些批评,与已经形
成的严重危机有密切关系,同时,也是他与博古等在一系列问题上分歧的合乎逻辑的发
展。
1935 年1 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在一段时间内,王明并不知晓(王明是
在1935 年8 月20 日陈云一行抵达莫斯科后,才获知有关遵义会议的详情的),王明尽
了很大努力,试图恢复与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1935 年初春,王明派李立
三、段子俊和一个熟悉无线电通讯的波兰人前往中亚的阿拉木图,李立三专门派了两批
人,携带无线电密码本经新疆回国寻找红军,但都未获成功。①此时的王明并不知道博
古已经下台、毛泽东重新出山的消息,他仍然继续在一些重大场合中向毛泽东表示敬意。
1935 年8 月7 日,王明代表中共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作关于中国革命形势与党的任务的
报告,他在报告中例举了十三个中共领导人的名字,将他们称之为「党内领袖和国家人
材」。在这份名单中,毛泽东位居第一,而博古仅排在第十二位。②
纵观王明在1931—1935 年对毛泽东的认识及态度变化的过程,可以发现,王明对
毛泽东看法的转变是与他和博古分歧的逐渐扩大互相联紧的。1932 年后,王明受到共
产国际调整政策的影响,其原有的极左思想发生明显变化,而在国内的博古因消息闭塞,
兼之头脑僵化,却继续恪守共产国际旧时的政策。王明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党内
高层关系的复杂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改善并加强与国内毛泽东的关系,就成了
1934 年后王明在莫斯科的主要活动之一。王明相信自己在党内所处的地位是不可替代
的,他已作好准备,和毛泽东等其它领导人携手合作。
四 在「反蒋抗日」问题上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分歧
1935 年3 月,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奉命离开正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于5 月辗转
到达上海。在上海稍事休息后,陈云与已在上海的陈潭秋、杨之华、何实山等会合,作
为中共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经由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秘密安排,在沪搭乘苏联货轮,
前往海参崴,于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之日的8 月20 日到达莫斯科。在这之前,上海中央
局派驻北方的代表孔原和上海中央局重要干部,前中央提款委员刘作抚,化名陈刚也抵
达莫斯科。从陈云那里,王明第一次了解到有关长征和遵义会议的全部详情。从此,在
王明与毛泽东之间,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①参见唐纯良:《李立三传》(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年),页115。
②参见王明:《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1935 年8 月7 日,载《王明言论选辑》,页449。1937 年王明返国后,对原文作了修改,在被列
为「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才」的中共领导人中,删去了张国焘的名字,增补了董必武、徐特立两人,博古由原排行第十二位上升至第五位。
参见《陈绍禹(王明)救国言论选集》(汉口:中国出版社,193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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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与王明之间,围绕统一战线问题产生的意见分歧,始终占据突出的位置,
成为日后毛、王公开冲突的导火索。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奉行共产国际的关门主义政策,号召建
立下层统一战线,「武装拥护苏联」王明对此政策的推行负有完全的责任。从1931 年
11 月王明抵苏至1932 年底,王明全力支持这项政策,但是从1933 年初开始,随着共
产国际政策的调整,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观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进而成为中共领
导层中倡议转变政策、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第一人。
1932 年8—9 月,王明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这次会议鉴于欧、亚
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严重形势,开始修正过去的一些僵硬的观点,认为存在着争取社会民
主党下层群众、建立工人统一战线的可能性。王明受到这次会议的启发,逐步酝酿在中
国也调整政策。
1933 年1 月I7 日,王明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起草了著名的〈中华苏维埃临时
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
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明确宣布,中共愿与国民党外的一切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政治
党派进行合作,共同抗日。
1933 年1 月26 日,王明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给中共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
党员的信,史称「一二六指示信」,第一次提出在东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主张。同年春,王明还参与指导国内的中共组织与冯玉祥的联络活动。
1933 年10 月27 日,王明、康生致信中共中央,提醒应关注「民族革命战争的策
略问题」,并随信附上他们起草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具体纲领〉。这份呼吁「立即停
止一切内战」的文件,经宋庆龄等l779 人签名,于1934 年4 月20 日发表后,在国内
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到了1934 年春共产国际预备召开七大期间,王明思想转变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该
年春,共产国际加紧酝酿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产国际的这一新动向,对王明产生
了重要影响。1934 年4 月20 日、9 月16 日、11 月24 日。王明、康生在致中共中央的
信中都提出打破关门主义、改变打击中间阶层的过左政策的主张。而到了1934 年11 月,
王明在他的〈新条件与新策略〉一文中,正式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1935
年8 月,共产国际七大号召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年10 月,王明在与中共
驻莫斯科代表团广泛协商讨论后,起草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在巴黎的中共报纸《救国时报》发表,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大到除蒋介石以外的国内一
切党派,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而到了该年底,王明在《救国时报》撰文,宣传「联
蒋抗日」,将蒋介石也纳人到统一战线的范围。
然而,根据现有的资料看,1935 年前的中共中央对于王明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意见,并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由于国内反应冷淡,王明还托从莫斯科返国的同
志向国内领导机关传达口头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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