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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5) 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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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已经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下一步的措施就必然是加强中央对苏区的领导
和红军中党的领导。在9 月29 日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要求中央派自己前往苏区工作。
次日,周恩来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在红军中党的领导要有最高权威。
1930 年10 月3 日,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全党最高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三人常委
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组成,周恩来为实际负责人),初步决定由周恩来、
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和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派项英先行前往江西。
10 月17 日中央政治局最后确定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在周恩来未到达之
前,由项英代理书记一职,以苏区中央局为苏区党、军、政最高领导机构。10 月29 日
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的指示信,通知毛泽东:「苏区中央局在项
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朱德为红一、红三军团总司令。目前一
切政治军事领导统一集中到中央局。」①
至1930 年10 月,中共中央为贯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的具体措施已经落实就
绪。为配合中共中央向苏区的转移,周恩来在9、10 月采取了更为细致的部署:
在上海举办从苏联返国准备前往苏区的军事训练班,一批军政干部如张爱萍、黄
火青等参加学习后被派往江西苏区。
安排从苏联学习返国的刘伯承、叶剑英、傅锺、李卓然等把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
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译成中文,并送往苏区。
主持打通了比较固定和安全的由上海前往江西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成立了以吴德
峰为局长的中共中央交通局。
积极筹备建立自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至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大功率秘密电台和
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至江西苏区的无线电联系,莫斯科—上海—江西苏区的通讯渠道即将
全部打通。
项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中共江西苏区最高负责人的身分,肩负加强中共中
央对江西红军领导的重大使命,沿地下秘密交通线于1930 年底抵达江西苏区。
项英是中共党内少数出身产业工人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他于1921 年在武汉加入中
共后,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曾在1928 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是1925 年中共四大后
的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项英
对从苏联学来的马列理论有着坚定的信仰,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感情」较深,个人性格
和作风则比较拘谨和严肃。
1930 年11 月下旬,项英从上海出发,当他刚一抵达江西苏区就闻知不久前在赣西
南红军内部爆发了一场矛头直指红四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富田事变。
项英领导的苏区中央局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处理富田事变。1931 年1 月16
日,发出《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一方面表示「完全同意总
前委对富田事变所采取的斗争路线」;另一方面,又在相当程度上冲淡了毛泽东等对富
① 《周恩来年谱》,页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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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事变性质的看法,主张采取较为缓和的、有区别的政策,以缓和苏区内部的紧张关系,
避免红军的分裂。
《决议》的矛盾性和含混性集中体现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上。项英认为「江
西省行委中之段良弼、李白芳及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系AB 团要犯」,彼等发
动「富田事变」是「分裂革命势力」「分裂红军」的「反党行为」并决定「将富田事变
的首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等开除党籍」;但与此同时,项英又声
称富田事变不是AB 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而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并责令赣西南
特委和红二十军党委,停止党内互相攻击,听候中央局调查处理。
如果说,项英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认识上采取了折衷主义的立场,那么,项英针
对「肃AB 团」扩大化的尖锐批评,几乎就是直接指向毛泽东的了。《决议》重点批评
了「过去反AB 团取消派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并列举其主要表现:「第一非群众路
线,许多地方由红军或上级机关代打」,「第二是盲动,没有标准,一咬便打」。项英
强调:今后「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也不能随便听人
乱供乱咬加以逮捕」;「党在每个斗争中都应以教育方式来教育全党党员。这样才能使
党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①
项英的上述态度与他对毛泽东的复杂的观感密切相关。项英在大革命时期虽与毛
泽东有过一些工作接触,但他在未抵江西之前,对江西苏区的认识全凭在上海中央机关
所看到的来自苏区的零散的报告和周恩来的介绍。项英在性格上较为直露和坦率,与毛
泽东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因此,一经发现富田事变的原委,项英很快就掩饰不住对毛
的不满。但是,项英毕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十分了解毛在1927 年后对党与红军的贡
献及毛在江西苏区所拥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己又甫抵苏区,深知不能公开指责毛泽
东,所以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判断及处理方法上煞费苦心,既要考虑到维护毛泽东的威
信,又要坚决地制止、纠正毛在「肃AB 团」问题上的错误。然而随着项英逐渐熟悉江
西苏区的内情,他原先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进一步发生变化,对毛泽东的批评也日趋
尖锐。
1931 年2 月4 日,项英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发出《中央局给西路同志信》:「飞函
王怀、丛允中等同志及各党部派一人及有关系诸同志(如陈正人,红军学校等)来中央
局讨论,将一切得到一个最后的解决。」项英在这封信中还明确表示那种认为「二全会」
是「AB 团」会议的看法是错误的,②显示出与毛完全不同的态度。项英这封信表明他已
看手准备富田事变的全部善后处理工作。1931 年2 月19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第十
一号通告,事实上修正了1 月16 日《决议》关于富田事变是段良弼等人领导的「反党
反革命」行动的看法:
中央局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的历史和党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客观
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
① 〈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 1931 年1 月16 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 册,页 639-42。
② 毛泽东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强调:「二全会议主要反对二七会议,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反对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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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能有事实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
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这种分析和决议正是马克思
列宁主义唯物辩证论的运用,是铁一般的正确。①
《通告》宣布开除李韶九、段良弼等五人的党籍,对其它人,只要「证明未加入
反动组织(AB 团),承认参加富田事变的错误,绝对服从党的决议的条件之下,应允
许他们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来」。
2 月19 日后,项英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红二十军返回河东,毛泽东尽管感到项英
的压力,却因身系事件中心,一时明显处于下风,难以有所作为,只能暂取观望之态,
遂把全部身心投入指挥和国民党「围剿」部队的作战中。
项英首先责成富田事变时躲回家乡的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回到河西红二十军中去
作说服动员工作。并随带中央局指示,通知赣西特委负责人和参加事变的领导人回苏区
中央局开会,并委派干部去永阳解散由谢汉昌等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是否去苏区中央局开会,这是关系到领导事变负责人的人身安全的关键性问题,
在这个节骨眼上,项英的个人威望起决定性的作用。据曾山回忆,谢汉昌等对项英抱很
大希望,「估计项英同志是支持他们的」,在这种预期心理的作用下,1931 年4 月间,
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者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及西路行委书记王怀,遵照项英和苏区
中央局的指示,回到宁都黄陂苏区中央局驻地参加会议,「向党承认错误,请党教育」,
只有段良弼一人因去上海中央汇报富田事变而未前往。红二十军的官兵也遵照苏区中央
局的指示,「努力向泰和、固江北路歼灭各地地主武装,夺回被迫反水群众」,但是等
待他们的命运却是他们和项英都未曾料到的:中共中央否决了项英对富田事变性质的评
价及其处理方法,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及红二十军、赣西南大批党员干部的出路只
有一条:被枪毙!
三、「肃AB 团」烽火再起:中央代表团贬斥项英,支持毛泽东
根据迄今披露的资料显示,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对富田事变作出反应。
1930 年11 月至1931 年1 月,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上海中央内部围绕
「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返回,原先在中共
党内地位较低的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王稼祥等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改组
在和「立三路线」斗争中「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以周恩来、瞿秋白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而以何孟雄和罗章龙分别为首的「江苏省委派」和「全总派」,在一度与陈绍禹等联络
反中央后,又转而反对陈绍禹新提出的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主张。党内各派别的争
论使中共濒于分裂,最后,在1930 年12 月中旬秘密抵达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亲
自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931 年1 月7 日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强行统一了全党
的认识。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陈绍禹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
向忠发、张国焘组成中央常委会,仍由向忠发担任总书记一职,但从此中共中央实际由
① 转引自戴向青、余伯流、夏道汉、陈衍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页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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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绍禹、周恩来掌握。1 月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开除继续反对
中央的罗章龙的中央委员及党籍,至此,开始了中共党史上被称之为「王明左倾路线统
治时期」。在这次会议后,原有的党内纷争基本结束,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走上轨道。
一经解决了党内的分裂危机,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所处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讨论
富田事变问题。
1931 年2 月13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富田事变。
在这里,有若干问题仍存有疑点:中共中央是如何知道富田事变发生消息的?1931 年l
—2 月上海中央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系还未建立,直到同年秋,才开通了上海中央经香
港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络。有资料显示,富田事变后,中央政治局曾要求毛向中央报告
富田事变真相,①毛是否对此作过反应?毛泽东在富田事变后,曾写有《总前委答辩的
一封信》,这封信是否是给上海中央的?据八十年代后期披露的权威性资料反映,富田
事变中被扣押的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刘作抚)在事变后即被段良弼开释,携在苏区筹
集的千两黄金很快返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另有资料透露,1931 年2 至3 月,段良弼及
江西省团委共三人去上海汇报富田事变经过,博古等会见了他们,并向中央常委会作过
报告。博古判定,赣西南来人及其口头叙述与少共中央所收到的赣西南控告毛的文件大
体都是真实的。②尽管周恩来没有接待过赣西南来人,但有一个问题基本可以确定,这
就是在1931 年2 月13 日前,周恩来等已得知富田事变的有关情况,此时的周恩来已意
识到在赣西南所发生事件的严重性质,并决定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
周恩来在2 月13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两项决定:第一、立即给江西发一中央训
令「停止争论,一致向敌人作战」;第二,重新调整中共苏区中央局人选,决定项英、
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为常委。经过这次调整,毛泽东在苏区中央局第二号人物的角
色将由任弼时担任,而刚刚在六届四中全会担任中央委员的留苏派王稼祥则进人了苏区
中央局最高领导机构。③
2 月16 日,中央政治局又举行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组成委员会,
研究富田事变的性质及处理意见。2 月20 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三人委员会的
意见,周恩来代表三人委员会发言:「赣西南的AB 团是反革命组织,但是尚有动摇的
和红军中的不坚定分子,在客观上也可为AB 团所利用」。④
会议决定:根据周恩来这一结论,由任弼时起草一信,要江西苏区停止争论,集
中一切力量对付敌人,派遣中央代表团前往苏区处理富田事变,中央代表团有全权解决
的权限。
2 月23 日,中共中央发出由任弼时起草的致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
委、各地方党部的信,信中指出:
①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 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年),页484;另参见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34 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页486。
② 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 册(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年),页484;另参见何盛明:〈陈刚〉,载《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34 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页484。
③ 《周恩来年谱》,页203-204
④ 《周恩来年谱》,页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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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在与敌
人艰苦作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中央特决
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
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前,从总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
党部一直到各地党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地服从总前委的统一
领导,一致的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①
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这封信,在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上,推翻了1930 年1O
月中央政治局原先作出的决定,沉重地打击了项英。
第一,否认了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局)而刚刚成立的
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合法性,剥夺了项英在江西苏区的最高领导权。
第二,明确规定,在中央代表团抵达之前,毛泽东在江西苏区享有指挥一切的最
高权威,重新恢复了被取消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否认了1 月中旬刚成立的项英领导的
中共中央军委的合法性(事实上,1931 年1 月30 日,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已
决定重新组成由周恩来为书记的新的七人中央军委)。
3 月4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组成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
代表团,立即动身前往江西苏区。作为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派往江西的第一
个高级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直接使命是代表中央政治局处理富田事变问
题,享有明确而全面的授权。为策安全,议定任弼时于3 月5 日出发,王稼祥3 月7 日
启程。
关于共产国际对富田事变的态度,至今没有详尽资料。1931 年春,共产国际常驻
中国的机构是设在上海的远东局,负责人罗伯特系德国人,其人在共产国际地位较低,
他的意见经常不被中共中央领导人重视和接受。早在1930 年春由于中共中央与远东局
在「富农问题」等意见上的分歧,周恩来曾专程去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汇报。1931 年
夏秋,由于罗伯特向莫斯科汇报了李立三试图把苏联拉入中国内战的情报,以及远东局
对李立三的抵制,罗伯特在共产国际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仍不具备足够的权威,以至于
共产国际专门派遣米夫秘密来华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据有关资料透露,米夫于
1930 年12 月抵华后,曾在上海秘密逗留半年时间,但迄今也未发现有关米夫对富田事
变发表看法的任何资料。
只有一两份资料间接透露了有关共产国际对富田事变的态度。根据《周恩来年谱
(1898—1949)》一书透露:1931 年3 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会议,
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至于远东局意见的具体内容如何,该书未
作任何披露。但笔者根据周恩来在3 月27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次日发表的
《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判断共产国际远东局对富田事变的大概意见是:
一、富田事变是反革命行动。二、不应夸大敌人在内部进攻的力量。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1),第7 册,页141;另见《周恩来年谱》,页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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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这个判断可从另一份资料中得到证实。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任
弼时传》透露:在1930 年2 月20 日讨论富田事变的政治局会议后,与中央政治局的意
见相异,共产国际远东局不同意贸然肯定总前委反「AB 团」的行动,因此在由任弼时
代表中央政治局起草的2 月23 日的信中,没有写上总前委反AB 团「一般是正确的」这
句话。但是到了3 月27 日,远东局改变了原有的看法,认定富田事变「是反革命的暴
动,前委领导是对的」,甚至要求政治局与远东局联名发表对富田事变表态的决议。
①这就是次日发出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
1931 年3 月28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决议》究竟是谁起草的,迄今仍无直接资料予
以证实,笔者分析周恩来起草的可能性最大。周恩来在政治局内分工负责苏区与红军的
工作,从1931 年1 月起,周恩来起草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第一号通告后,周恩来代表中
共中央起草了约七份有关涉及全党政治路线、红军与苏区工作,以及致共产国际执委会
的指示信和电报。举凡全局性的、最重要的文件均由周恩来参与起草。《决议》体现了
周恩来所特有的虽具强烈倾向性、但仍含折衷色彩的思维及行事方式的风格,与周恩来
在讨论富田事变的2 月20 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精神基本一致。《决议》指出:「(富
田事变)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的斗争机关AB 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
行动」「在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
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决议》又说,「同时过份的
估量反革命组织力量及它在群众中的欺骗影响而减弱我们有群众力量有正确路线可以
战胜阶级敌人的坚强信心,这也是一种危险」。 ②1931 年2 月以后,中共中央及周恩来
在对富田事变定性问题上一直持强硬态度,以任弼时为首的赴苏区的中央代表团忠实地
执行了周恩来的方针,而根本不知道随后不久中共中央及周恩来等对富田事变的看法又
发生了新的变化。而具体改变肃反政策及纠正毛在肃反问题上的错误,则是在1931 年
底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后,此时,数千名红军将士和地方干部早已被冤杀。
1931 年4 月中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带看六届四中全会
的文件,经闽西到达赣南,和项英领导的苏区中央局会台。在任弼时等未抵达江西苏区
之前的3 月18 日,项英曾主持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本是
项英为加强苏区内部团结而开的一次会议,也是巩固其在苏区领导权威的一个重要行
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刚刚收到的1930 年10 月共产国际的来信,具体讨论的问题
包括富田事变和「一、三军团过去工作的检阅」等。项英在谈到苏区中央局处理富田事
变问题时,进一步重申:「用教育的方法是对的,我们应该清楚认识所有参加富田事变
的人不一定个个都是AB 团取消派,如果否认这一点是错误的。」③
然而,项英的意见在中央代表团抵达后立即被推翻。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下
车伊始,马上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传达六届四中全会文件和中共中央对富田事变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 年),页209。
②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年),页126;另参见《周恩来年谱》,页208。
③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90 年第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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