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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日记最终(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2012-02-16 04: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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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9月

1945年8月1日
日本内阁首相、海军上将铃木说:“我们将坚定地向前进,把战争打到底!”
贝当在受审。根据新闻记者所说,这位前元帅自从被逮捕以来一直表现出可耻的懦怯。
宣传部长王世杰已被任命为中国外交部长。
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帝国主义政策已经暴露出来,尽管中共领导还不愿同美国人断绝关系。事实上,这是在中国和远东局势依然未定的时候保证与美国保持有力 联系的一项“长期政策”。中共领导人希望美苏之间发生利害冲突,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就有很大的可能从一方得到武器或其他援助,究竟从哪一方得到,这是无所谓 的。
按奥尔洛夫的看法,毛泽东的周期性抑郁症是由中枢神经的过度紧张引起的。

1945年8月2日
昨天,美国人以89架飞机组成一队的机群轰炸东京。在21天里,同盟国击沉和击毁了1035艘日本小登陆艇,打下和破坏飞机1278架。
战斗在下缅甸继续进行。
西班牙政府将引渡赖伐尔。
对贝当的审判推迟了。
根据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要解散这个党在军队中的政治机构。
中国的最高国防委员会在7月31日承认了联合国宪章。这个决议将交由立法院(国会)批准。
美国人推迟遣返苏联公民。
重庆军队已在所有战线上加强作战。
日本人正在缩短防线,他们把战斗部队缩拢到比较小的地区。这样,日本人在陆地上的抵抗并没有削弱。日本人为守住每一个重要阵地而作战。
东京的计划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通过顽强的抵抗迫使其敌人放弃叫他们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日本军事当局害怕遭到法西斯德国及其领导人的命运。
盟国对这种“牺牲惨重的”进攻战感到惊恐。现在,他们估计进攻过程中要损失50万至100万官兵。美国人在为取得最后胜利所要付出的代价发愁。日本拼死作战,要打到最后一个人。盟国威胁日本说,要对它进行更厉害的封锁。
美国电台广播说:“日本人现在营养不良,还挨饿,以后更会吃到这种苦头!”

1945年8月3日
三大国波茨坦会议于昨天结束,主要议题是商定根除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措施和标定欧洲各国在战后的边界。
对希腊的民主主义者又来了一次恐怖行动。
在南斯拉夫,对罪大恶极的歹徒德拉扎·米海伊洛维奇的审讯已经开始。
重庆军队已收复广东省的平陆县。日本人顽强抵抗。
美国人报道,他们的喷气式飞机进行试飞,时速达550英里。

1945年8月5日
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将军说,美国登陆部队正在完成作战准备。
几天来,东京没按惯例广播战报。
当前重庆报纸上经常提到的问题之一是在十一月召开国民大会。观察家们说,大会将制定出一部宪法,结束一党制。这些观察家表达了政府的观点。
蒋介石政府的官方路线是要召开国大。
爱、憎还是容忍,这一切都以取得贸易、投资和利润的好处为转移——这就是美国外交的不可改变的原则。毛泽东乐意接受美国人这种处理问题的办法。这可 以拿毛与约翰.谢伟思的谈话,以及中共中央主席与美国人的其他坦率的谈话来证明。更有甚者,毛泽东打算向美国保证它与中共结盟的政治利益!
毛泽东拼命想摸到莫斯科的意图,同时在未来阶段的对日战争中迫使莫斯科以某种方式积极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他梦想用红军来摧毁与战区地带接壤的国民 党的军政机构。他要使苏联与国民党发生冲突。如果这一着不成,他就想撇开红军,建立新的中共军队,重新装备他的武装力量,占领中国新的广大地区。所有这些 方案都是或多或少地以苏联和国民党发生军事冲突为前提条件的。
对毛泽东来说,我们并非他思想上的同盟者,而是他想用来达到其个人目的的工具。中共中央主席在同我谈话中强调说:“太平洋问题的解决与我们是有着利害关系的。”
在这一切问题的背后存在着苏联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危险。
毛泽东认为,形势可能会很快朝着他的目标发展。这种形势使他飘飘然了。

1945年8月6日
远东的战争接近结束,这就是说我不久就可以回家了……那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哪!很快我就可以拥抱我的孩子和玛丽亚了。我离家时尤拉还很小,才六岁,他还认识我吗?
四年中,我只接到过一次家信。

1945年8月7日
所有的美国电台都报道说:昨天已向日本投了第一枚原子弹,相当于两万吨TNT。杜鲁门总统说整个日本行将成为废墟。
原子弹扔在广岛,爆炸后,全城笼罩在一片浓烟烈火之中。
大会上那些理论水平低得可怜的发言,不禁使我回想起我在1942年“洗脑筋”高潮时所作的结论。
中共干部的文化水平离要求还很远。谈不上受过什么基础扎实的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只是在形式上被接受。这不叫教育,而是一种非常肤浅的速成的 理论训练。大部分工作人员满足于简单的学童式的训练,在这同时,则是有组织地自然而热心地接受“毛的思想”,因为这是盛行于这个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精 髓。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共产国际的活动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可是,后来共产国际经常受到各种小资产阶级朋友的激烈的反对。当然,这里有社会经济的原因,可是帝国主义把它变成了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处于文盲状态,很多世纪以来国家是落后的,这种情况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至于说到中国共产党,它是软弱的,思想上动摇不定,而且绝不是统一的。
这里的人们背诵着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把它们当作抽象的教条来背诵。党内只有几个人有权阐述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革命”,对其他人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好比是赞美诗。结果,马克思主义思想就与民族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溶成一体了。
中国不像俄国,缺少一批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过重大作用的党的知识分子。
大、中、小学的教育还带着中国封建落后的痕迹,充满着过去那个时代的残余。中国几百年来按照传统的做法,凡属有生命力的思想统统都为教条所扼杀。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这一切使他们误解了并进而歪曲了共产国际的活动。
深深扎根于中共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倾向是由中国和整个世界形势发展的特点造成的。日本对中国的长期侵略与当前的世界大战给共产国际的活动造成了极大 障碍,相反却使各种机会主义理论得以蓬勃发展,降低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功利主义的理解并把它庸俗化的现象。

1945年8月8日
就波茨坦会议的结果发表的评论真是数不胜数。
美国人在8月6日用超级炸弹这种崭新的武器轰炸了日本。杜鲁门和艾德礼就此发表了谈话。
所有电台从早到晚都在广播对广岛的原子弹轰炸。美国电台说,这个城市已被彻底摧毁!
在中国沿海的日本阵地受到同盟国从航空母舰起飞的机群的袭击。
国际军事法庭已经组成。
昨天,中国政府领导人宋子文由外交部长和一批高级官员陪同又到莫斯科去了。斯大林接见了宋。
毛把“党内的巨大变化”归功于整风运动,他在5月25日的讲话中提到了“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这就是说,中共中央主席认为这次镇压运动从1942、1943、1944年一直持续进行到这次代表大会。这也就是说,我的看法是对的——他还用整风的办法对大会代表“洗脑筋”。
对毛泽东歌功颂德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他现在被称作“中国革命的旗帜”,使中共不受“小资产阶级工贼”侵蚀的救星。更有甚者,所有不同意他的人都被 视为反毛主义者而受到镇压。洛甫5月2日的讲话无疑已说明这个问题:只有“系统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才能掌握革命理论,才能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 神”,只有毛泽东的著作才是必读的重要著作!
对这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主席会感到得意的。
毛泽东生就是个演员,他懂得如何掩饰感情,即使在熟人面前也能机灵地扮演他所需要的角色。有时他耍弄人,可是装得很认真,事后他还要问问人家他装得像不像。
和毛泽东一起上街,边走边谈,他在阳光中眯着眼睛,心满意足。代表大会以后,他情绪很好。他还跟往常一样敞着上衣领子。他谈了党的团结问题。这个“团结”的公式是毛泽东用来掩盖他在夺权斗争中的残暴行为的。

1945年8月9日
苏联政府昨天通知日本驻苏大使,苏联从8月9日起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日本政府在7月中旬曾要求苏联对远东和平问题进行斡旋。美国、英国和中国的驻莫斯科大使都接到过日本政府有关这个要求的通知。
土地问题不断引起革命的形势。国民党是不愿侵犯地主财产的,将来也不愿这样做。这说明土地革命迫在眉睫。毛泽东是估计到了这一点的。

1945年8月10日
我军已穿越苏满边境,在广阔的战线上作战,日本的钢筋水泥防线已从滨海省突破。在哈巴罗夫斯克地区,我军巳强渡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进入战斗。
蒙古人民共和国已向日本宣战。
昨天,美国人又投了一颗超级炸弹,长崎现在也成了废墟!这种新的毁灭性武器的出现将根本改变战争的特点。
苏联参战在中共领导人中引起了混乱。在这里谁也没有料到苏联军队竟能如此迅速地从德国挥师远东,而且其打击力量又如此之大。红军已摧毁了日军防线。
这种混乱清楚地说明中共领导人又犯了“老毛病”——对苏联潜力估计不足。这不是什么误解,而是一种“毛病”,病根就在于他们违背了国际主义和看不见苏联的现实。
中共领导人纯粹是用算术的方法来给苏联算命的——苏联在对德战争中遭受了重大损失,这说明苏联已一蹶不振,在短期内不可能作好与日本开战的准备。在这方面,他们忽视了苏维埃制度不同于其他制度的质的特点。

1945年8月11日
我军穿过泰加森林,走过无路可通的地带和没有水的大草原,翻山越岭,一路向前推进。关东军已陷于混乱局面。
艾森豪威尔到莫斯科作友好访问。
红军在满洲和从外贝加尔地区发动的攻势使中共中央主席目瞪口呆。由于中国形势急剧变化,需要立即采取重大决策,而中共中央主席却完全不知所措,几乎吓昏了。
这几天,毛的懦夫本性暴露得特别清楚,他往常那种皇帝的威风早己不知去向了,我看到了一个意志薄弱的渺小人物。从一切表现来看,他简直都要吓瘫了。

1945年8月12日
日本通过其在伯尔尼的使馆宣布它向所有的交战国无条件投降。
毛泽东在和我的一次谈话中说,苏联现在或将来应该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中共和联共(布)目前和将来的关系全都靠这样一点来决定。
毛泽东对苏联抱有一种本能的恶感,他把苏联看作是思想上的对手,尽管保证友好的话都给他说尽了。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厌恶既不是一时的心血来 潮,也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这种反苏主义已有十年的历史,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可以追溯到他派王稼祥到莫斯科去摸清共产国际的“支持投降主义”情绪的 时候。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和莫斯科是在造就“教条主义者”。从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就在逐渐地、一步一步地破坏联共(布)与中共之间的关系。他在按他的计 划改造中国共产党。
他认为革命的主力在农村,就在这个问题上他不同意共产国际的看法。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中共在农村地区扎了下来。事物按必然规律发展,中共开始蜕 化为一个具有独特思想的农民党。很自然,在这个蜕化过程中,中共党内充满着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与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斗争。可以说,这种斗争 还没结束。
由此看来,“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走运政客的活动的产物,而是一种具有牢固的思想基础和经济基础的哲学体系。不管他们在大会上说什么无产阶 级思想,在党内找不出无产阶级思想的痕迹。无产阶级思想在这里被解释成对毛泽东的意志的军人般的服从。就这样,党闭塞了,农村把党“蛀空”了。毛泽东确实 成了领袖,但并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的领袖。一切事情都按“存在决定意识”这一经典的公式进行。
总起来说,“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整风式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历史的狂想曲,而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反映。客观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已经起了作用,现在还起 作用,并且将继续起作用。这个过程是从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经济、阶级关系、传统等等情况中产生的,中共就是从这些因素所创造的环境中不断发展起来的。
这说明为什么不仅毛泽东,而且党的所有其他统治者也是厌恶苏联、共产国际和联共党的。他们没有推动历史,而是这个人数众多的农民国家的客观进程的力 量在推动着他们。既然是这样,要“指导他们一步步向前走”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这是这个国家的国情的集中表现。他们是怀有民族主义野心的小私有者哲学的极端 表现。中共的这个变化过程会有各种形式,但其实质和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我了解他们对苏联和联共(布)的真正态度。即使在当前这种被迫表示良好愿望的气氛中,他们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言论和态度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一次在 饭店聚会时的情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马克西姆·高尔基曾目睹那一情景,并作了描述:“喝着来莱河地区产的白葡萄酒和啤酒,葡萄酒是带酸味的佳酿,喝了暖 身子,啤酒也不错。社会民主党人在谈到俄国革命和俄国党的时候也带着酸味,抛不掉优越感。而当谈到他们自己的党、德国党的时候则觉得非常之好!总之,一切 都是那样自满,叫人觉得连椅子也因被这些尊敬的领导人的屁股坐过而感到心满意足!”中共领导人用“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毒害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党和人民。
我是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来评价“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因为我不承认任何其他的看问题的哲学方法。我的结论是以事实作根据的,而不是以一些词句,或诸如《新民主主义论》这样一类毛泽东的著作为根据的。
在这里回忆一下罗莎·卢森堡关于机会主义分子的一段话,那是非常贴切的:“你们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你们是坐在甚至躺在马克思主义上面。”
我甚至想用更尖锐的话来谈毛泽东及其在中共党内的支持者。

1945年8月13日
在满洲和外贝加尔地区的红军部队的快速推进,以及关东军的崩溃,完全出乎中共领导人的意外。在他们眼里关东军是一支可畏的、难以战胜的力量。他们又一次低估了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潜力。
毛泽东大吃一惊,简直发愣了。我们难以了解,中共中央主席到底乐意不乐意看到这个发展进程。他现在只是给助手们签发指示。
贺龙和聂荣臻的部队奉命夺取太原(山西省省会),并朝东北方向、向北平移动。

1945年8月14日
8月13日,苏联部队在满洲继续进攻。
希腊的紧张局势并没有缓和下来。
蒋介石发了一份电报给毛泽东,建议在重庆举行会议,来解决抗日战争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争执。
整理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占去了我全部时间,因为我是出席大会的惟一的苏联人。大会上发生的事情不会全部公开,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共领导人将“筛出”必要的文件和方案来,准备将来编到新闻报道中去。这里的人们对此考虑不多。
毛主席通过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给我提供了下列保密文件:
1.王明给中共中央第七次全体会议的信;
2.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3.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第一和第二部分;
4.博古的声明;
5.新党章草案;
6.关于军队组织的报告;
7.王稼祥给毛泽东的信;
8.王明和王稼祥给毛泽东的联名信;
9.关于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大会决议;
10.另一个不同的党章草案;
11.关于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材料;
12.毛泽东向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附有没发表的引言部分)。
这些文件包括了从遵义会议开始一直到最近的代表大会毛泽东为夺得无限的权力而进行斗争的全部历史。把这些文件藏起来不给我那是愚蠢的,而且,毛泽东 认为,考虑到他现在正跟莫斯科耍花招,这样做也是不大聪明的。何况,我在大会上什么都听到了(一部分是在代表进行讨论时听到的)。
毛泽东认为未来是属于他的,而且只是属于他的。
我看到了一个为未来而斗争的舞台。
张天翼写道:“请相信我的话,世界上有一些人,将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这人不是毛泽东,不是康生。
我相信而且也看到确有这样一种力量存在。通过暴力和整风的武断手段而强行灌注的主张并没有成为也不可能成为他们的信念。细细的微粒和小小的分子构成真理,在真理面前,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暴力都是起不了作用的。
一个人能说上一年,说上十年、二十年的谎话,但绝不能永远欺骗下去!
中国人民正在探索真理。震撼着中国的伟大革命就是对真理的探索,中国人民会获得真理的。
我再一次写下这句话:“相信我,未来属于世界上的人民!”

1945年8月15日
莫斯科证实,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
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宣言的条件:无条件投降。
铃木内阁辞职。铃木说,日本人民绝不会忘记这个失败的日子。
阿南陆相昨天自杀。
与中华民国的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字。
中共中央委员会终于通过了一项与苏联参与对日战争有关的指示。这个指示说明了党的形势以及它在目前和将来的任务。除了其他各项任务以外,指示强调必 须巩固新解放区和帮助中农,因为中农“是农村的一批重要力量”。还建议对富农采取削减地租的政策,必须给地主以生存的机会,没收和重新分配土地的条件还不 成熟。在那些已经这样做了的地方必须维持现状。可是应该帮助地主,应该让他们活下去。因此,必须争取富农,并要主动支持那些家道日衰的中农。对美国和国民 党的批评可采取温和态度,但只是在延安。各地对遇险的美国人都必须加以协助。各根据地和各部队都必须进行准备,协助将来登陆作战的美军。对美国人民及美国 政府中的民主分子表示同情。
由于在即将解放的地区发生了军事摩擦,国共双方关系日趋紧张。
日本的投降使中共领导感到震惊,在他们看来,日本应该还能防守好几年(无论如何,起码是两年)。

1945年8月16日
延安领导人惯于依赖别人,这一特点已经暴露无遗。
党的领导人不知干什么好了。你能感觉出来,他们对苏联军事行动有种暗暗不满的味道。中共领导人原来期望苏联和蒙古军队会朝内蒙、张家口进击,如果不是朝包头和归绥的话。但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红军出击所向是从军事上考虑的,就是说要以最少的损失把敌人彻底打败。
中共领导人认为,苏联选择满洲作为它惟一的军事作战区是出卖了中共及其军队的利益。这方面的怨言多极了!
朱德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发出回电,拒绝了蒋介石关于会谈的建议。
内战是中共领导人谈话的主题。
陈纳德将军对《纽约时报》一名记者说,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是导致迅速结束军事行动的决定性因素——日本立即投降了,不管是不是投了原子弹,结果都一样。
陈纳德说对了。红军以它巨大的军事和经济潜力打垮了日本反抗的支柱——它在大陆上的基地(满洲和朝鲜)。

1945年8月18日
日军在我们的前线继续进行抵抗。可是,在有些地方他们已开始投降。
在缅甸,有个别的日本驻军也还在继续抵抗。
日本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将领纷纷自杀。
东久迩宫亲王奉命出任日本首相。这位亲王并不是个主和派。他生于1887年,毕业于军事学院,在法国住过七年。1937年他当过日本武装部队的空军首脑。
在奥地利开始了对战犯的审讯。
戴高乐为已判死刑的贝当减了刑。这位法国前元帅将被送到一个堡垒中去,终身监禁。
我无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了中共领导和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持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
后来我证实,中共军队和日军的参谋机构之间的联系已保持很长时间了。联系的两头是延安和南京。

1945年8月19日
延安发了一道又一道的命令。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和民兵都开进了日本占领区。敌人士气低落,不作抵抗,但坚守据点。
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军事机构空前活跃。延安忙得连打盹的功夫都没有。
惟一的目的是要赶在国民党前面占领新的地盘和日本人的军火库,并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中央政府军前进。
延安发布了秘密指示:消灭一切坚持向前推进的国民党部队。而且,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可能,就把他们从新占的地区赶出去。
军人、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一批一批地离开延安。

1945年8月20日
日军不向中国方面投降。他们并不打,但也不接待中国派遣的代表。
中国军队总参谋长何应钦乘飞机到玉山这个小城市,与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将军谈判
陈毅好像同何应钦一起飞往玉山。
由于害怕遭到报复,日军拒绝在投降书签字前投降。

1945年8月21日
关东军在前线的大部分地区停止了抵抗。关东军的部队向我军投降。
我军继续向预定方向推进。
叶剑英告诉毛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总部发来电报的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好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要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
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此毛泽东想为他的解释提出有说服力的论据。
谈话表明了所有这一切做法是如何不体面。与日本司令部的关系早已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建立了,中共领导中只有几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或像毛 所称呼的“联络员”)可以说是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有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之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和新四 军总部之间。
中共中央主席发出的必要的情报留在新四军总部,等着这个代理人(他原籍日本)。这个代理人的情报在新四军总部总是很快就译成密码发往延安。
中共军和中央政府军向各地铺开。双方的军队搅在一起,相互发生冲突。
延安与重庆的关系已急剧恶化,相互在报纸上指责对方。
实际上,形势是每时每刻地在恶化。国共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性正在迅速增长。
何应钦将军在湖南(芷江)接受了日军的投降。所有日本部队奉命在原地集中。日军指挥官的投降仪式也在那里举行。

1945年8月22日
美国人对日本的政治前途进行推测。所有评论家一致认为,日本必须不再成为美国的军事敌手,它也不会这样了。它将是一个被美国军事力量包围起来的国家。由美国来承担起“在世界的这部分地区保障和平的使命”。
美国人说,他们来了,他们要在太平洋岛屿上长期呆下去,日本的前途最终要由他们来决定。
毛泽东多次接到蒋介石的邀请,请他去重庆商讨双方有争执的问题,订出协定来。毛保持沉默。他现在使我想起一种人:不管风向,把火焰煽起来,而不考虑火势将往哪个方向蔓延。

1945年8月23日
8月22日,红军的部队在满洲以及在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按预定方向挺进。
我们的空降部队在大连和旅顺降落,开始解除日本驻军的武装。
堪察加南面各岛上的日军也向我军投降。到处都在收容战俘,缴获武器。
8月21日,我军俘获了71000名官兵,其中有20个将官。
日本投降书将于8月31日于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将代表美方接受日本的投降。
头一批盟军定于8月28日在东京登陆。
叛徒安梯·帕维利克将由盟国引渡给南斯拉夫进行审讯。
蒋介石接连两次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会晤。中国已濒临内战边缘。
重庆报纸对毛泽东拒绝邀请深表痛心。按中国规矩,两次拒绝别人的邀请是对邀请者的莫大侮辱。报纸说:“共产党的第一号人物(毛泽东)决定自己不来, 而派‘共产党的第二号人物’他的得力助手周恩来来重庆。可是,周恩来已经到过重庆多少趟了,他在重庆作过无数次的讲话,安排过多次记者招待会和各种会议, 但一无效果。”
延安电台在答复蒋介石的邀请时要求重庆放弃“一党专政”。
蒋介石在其第二个电报中建议与毛泽东进行紧急会晤。考虑到日本的投降和国共双方关系的恶化,这次会晤是必要的。
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军队和党的干部对于军队的问题有不同看法。哪种体制更有利呢?是正规军还是游击队?直到最近这次代表大会之前,军队组织是 作为他们自己地区的、有的是大区的独立单位存在的。甚至毛泽东也不得不提请军队领导人注意他们的工作作风和行为的典型的“军阀主义味道”。林彪在大会上的 发言证实了这一点。
中共七大决定,要逐渐把游击队的体制改变为坚强的正规军组织。鉴于日本即将崩溃,以及大会实际上已经批准准备打内战的方针,这次重建军队就成为必要的了。
朱德被任命为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叶剑英为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
中共武装部队的官方数字:10个步兵师,3个纵队,7个大队,10个区队和1个骑兵大队(一个纵队相当于一个师,一个大队和一个区队相当于一个兵步团)。
1.八路军目前的正规兵力:
第115师——6万人。
第120师——11万人。
第129师——10万人。
2.聂荣臻的部队——9万5千人:
河北—河南纵队——2万5千人。
山东纵队——5万人。
骑兵大队——6千骑兵。
3.新四军的正规兵力:
新四军本身——9万人。
独立的部队——3万6千人。
在敌后——3万6千游击队员。
这些部队的正式兵力总共约60万人。
可是,如果不是按官方的夸张数字,这些部队的真正兵力大约是38万人。
游击队约有8万战士。

1945年8月25日
8月24日,红军部队在远东按预定方向前进。
我军在沈阳地区解放了一个盟军战俘营。日本人在这个战俘营里关有1670个官兵,28名将军。
8月23日,我俘敌官兵14000人。
丘吉尔就美国终止租借法案问题在下院发表讲话。这位前首相说:“我不能相信,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她的租借法政策我认为是历史上最无私的,却会采取这样粗暴的行动来损害它的忠实盟国。”
蒋介石发表了长篇讲话。
中共领导人没想到,在1945年下半年形势会发展得这样快。这不仅说明了他们政治眼光短浅,而且也说明他们对苏联的态度。
“毛主席”在长征期间遗弃了他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是在她生病的时候遗弃她的。他把他的五个孩子留给农民照管。
在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他没有选举权。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根本没参加。
1938年12月全会通过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之后,毛泽东意识到他是孤立的,意识到大会很可能选出一个新的中共中央主席——王明!因此,毛决定要搞掉王明。这是一场争权斗争,同时也是为争取实现他的思想而进行的斗争。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12月会议上发言以后发现他自己是孤立的。他感到震惊!在康生当上了“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的负责人之后,毛就大搞起整风运动来了!

1945年8月26日
重庆报纸报道,蒋介石又一次邀请毛泽东去会晤,商讨有争议的问题。
蒋介石说:“国家的前途取决于这次会谈。”
蒋介石下令派一架中国空军的飞机来接毛泽东。
中央政府军已开进上海和南京。国民党军和中共军队间的小冲突在全国都有发生。
日本首相东久迩宫亲王要求日本人民“最大限度地保持镇静和遵守纪律”。
外国电台继续广泛评论对广岛和长崎进行原子弹轰炸的后果。
莫斯科电台报道了经济恢复的进展情况。
苏联政府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决定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注意。
毛泽东被迫同意在重庆与蒋介石会晤。这已是中央政府主席发来的第三次邀请了。
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在谈判时要提出的要求编列了一张单子,内容有:
——承认由人民选出的政府(解放区联合委员会);
——标定那些中共代表能单独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
——严惩汉奸;立即解散所有属于一党一派的军队;
——改组军队和使国家非军事化;
——正式承认各党各派的地位;
——废除关于限制集会、出版等自由的法令;
——取消秘密的政治组织;
——释放政治犯;
——立即召开有各党派、组织、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会议,商讨中国在战后的体制问题;
——制订出民主改革方案;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要求还将由延安电台予以广播。
除了一些正当要求之外,也还有些蒋介石不会同意的要求——这一点毛是完全明白的。他抱一线希望,认为形势可能会发生变化,局势可能会按他所希望的发展。
莫斯科的不干涉内政的决定就是拒不支持毛泽东的冒险政策,这种政策会引起形势的变化,使世界发生冲突。
现在,问题超出了国家的界限,不纯粹是中国问题了。毛的行动实际上已经为美苏之间发生军事冲突造成了必要的条件。
莫斯科断然拒绝被牵连到这样一场冲突中去。这挫败了毛泽东个人的计划,使他那种完全不顾当前形势、利用别人为他打仗和为他效劳的策略不能得逞。当前 形势是红军和美军正在扫清日本在中国的残余兵力,在这种形势下,继续执行毛的政策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共冲突。美国支持国民党。
苏联同重庆缔结条约是从中国和整个世界当前形势出发来考虑的。莫斯科宣布,她将信守今年7月与中国政府缔结的条约。
这对毛是当头一棒!他所希望的是由苏联的军事力量保证他可以自由行动,而且当时这种一触即发的局面是他梦寐以求的。
与延安政府的愿望相反,过去这两周时间它的政治阴谋的背景暴露出来了。我们正被推向一场战争,延安竭力要使这场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延安丝毫不考虑这场战争打起来,只能是一场世界大战。
莫斯科的处理办法不仅考虑了中国的实况,而且也考虑了其他地方的真实形势。这是对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的坚决抵制。
毛泽东还对他去参加谈判时的人身安全问题担心、害怕。他认为蒋介石的邀请是个圈套,他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周恩来还是那样积极。他忙着准备文件,发布指示,并协助处理一切事务。毛泽东则完全乱了套,实际上什么事都不管。

1945年8月27日
中共中央主席接受了蒋介石的第三次邀请。重庆早已接到通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今天乘一架空军飞机抵达延安。国民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将军与赫尔利同机到达。
赫尔利将军看上去有点疲倦,虽然在与毛泽东会见的过程中他还像平常那样自然和愉快。他和毛作了一次长谈,但就我所知这是在互相试探对方的看法。赫尔利没有说什么肯定的话,只是表示希望能看到毛泽东和蒋介石最终能坐到一张桌子旁边来解决争端。
客人们在宴会上限于一般地交谈。对赫尔利来说,国共之间达成协议也是他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与其全部政治生活前途有关的问题。在这方面他犯过大错误,现在的形势给了他恢复名誉的机会。
延安想尽方法希望摸清蒋介石的政治锦囊中为这次重庆谈判装了些什么妙计,但毫无结果。客人们说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延安电台列举了中共的要求,并说如不能满足这些要求,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再度要求证实苏联政府是否准备保障他在重庆的人身安全。他要求,如果他的安全受到威胁,他就到重庆苏联军事代表团驻地去避难。我明确对他说他 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同时让他放心,必要时可以到苏联军事代表团去避难。可是,所有这些顾虑都是多余的,因为蒋介石还不敢侵犯他的生命。这是莫斯科可以 坚决担保的。
中共中央主席将由周恩来和王若飞陪同于明日乘机飞渝谈判。
赫尔利在重庆机场发表讲话说:“我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应毛泽东的个人邀请即将前往延安。我当和毛泽东及其一行一起返回重庆。我很高兴。一年来我们一直劝告中央政府要避免分裂和内战。谈判的范围很广泛,但是双方领导人是能达成协议的,这就带来了良好的希望。”

1945年8月28日
在延安机场看到了一幅有趣的情景:高大的满头灰发的赫尔利(比毛要高出十来个厘米)穿一身考究的西服,系蝴蝶式领结,戴了一顶时髦的帽子,在他旁边的毛泽东则穿了件又肥又大的深蓝色上衣,戴一顶软木遮阳帽。这种遮阳帽我只是在蒋介石的照片上见到过。
毛泽东笑容可掬,但我清楚这些天来他心境如何。是形势逼得他不得不同意去谈判。这些年来中共中央主席的政策的目标就是阻挠任何谈判。
他仿佛是去受难似的。
载着代表团和客人的飞机于晚上到达重庆。

1945年8月29日
数万日本兵向红军的部队投降。我们的部队在进军中接二连三地解除了他们驻军的武装,解放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
美军已在上海登陆。
盟国的一支舰队正在东京外海游弋。
日本在千岛群岛只保住了一个岛,其他岛屿都已被我军攻占。
毛泽东昨天在重庆发表声明,大意是说国内团结是“一项首要任务”。他说:“我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的邀请前来重庆共商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 战争已胜利结束,中国正准备走上和平变革的阶段。当前的时机是特别重要的。目前要求立刻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在国内保证和平、实行民主、保障团结。国内许多紧 迫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问题应该在全国实现和平、民主和团结的合理基础上加以解决,这样才有可能建设一个独立、富强和繁荣的新中国。我们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 党和爱国人士同心协力,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共同奋斗。我对蒋介石先生邀请我来重庆表示感谢。”
蒋介石设宴招待毛泽东。
延安报纸说,“我们完全有决心与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缔结一个协定,以促使各种问题能早日获得解决。在将来的一段时期里,我们应该与国民党建立牢固的联盟,这种联盟将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可能得以实现。”
延安报纸仍坚持要把实现方案中的各点——即承认解放区政府、成立联合政府等等——作为国共缔结协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此外,就是暗中盼望局势发生变化,盼望莫斯科突然改变态度。
可是苏联政府今天重申,它决心不介入中国的内政,并遵守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的条约。
马海德已成为中共领导人与美国人之间的“联系人”。两方面都很看重他。马海德是康生的反谍报机构不加干涉的人。马海德同总参谋部的许多工作人员已经建立了亲密的友谊。

1945年8月30日
主要战犯的名单已经公布,其中包括要由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批提审的人。
“密苏里”战舰已于昨天进入东京湾。美军已在东京附近开始大规模登陆。
南京傀儡政府主席陈公博自杀了。
重庆谈判于8月29日开始。蒋介石、王世杰和张治中代表国民党政府。
毛泽东在8月28日的宴会上与蒋介石见面。按重庆报纸报道,他们两人的前一次见面距今正好二十年,那时国共还处在合作时期。
中国处于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中共和国民党的军队仍在继续争夺日本的武器库和新地盘,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央政府军之间的小规模战斗没有停止过。

1945年8月31日
1940年以前我们只有几个同志到过特区,1940年至1944年间那里住有少数外国人,包括其他东方民族(蒙古人,日本人和朝鲜人等)的几个代 表,还有几个外国医生,这就使中共中央主席能在暗地里组织整风运动,并能想办法提供错误的消息,使其他国家的公众弄不清楚中共军队(尤其是八路军)所进行 的抗日战争的特点,弄不清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情况。
不过,应当说,这种破坏往往被《解放日报》上的爱国文章、群众集会和公开声明掩盖住了。自1941年以来,特区的反国民党政策已经成为中共领导人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凡属违背毛的意志的消息从未从这个小小的封闭的世界里泄漏出去。即使现在,许多外国记者和军政领导人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和康生对每一个党员和战士的 严格控制使他们仍有可能继续成功地向外界提供假消息。只有那些训练有素的“来自人民中间的人”才准许去回答外国记者和政治家提出的问题,其他所有的人要么 保持沉默,要么就用一些死记硬背的口号来回答问题。完全顺从、害怕露出独立见解已经取代了革命的民主。这些年来,前线的真实情况和中共政策的真正趋向一直 都很小心地瞒住我们苏联人,不让我们知道,但又不断要求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这个政策。
这里使用了暴力,世界对其真相也许永远无法全部了解,即令了解一点也只是一鳞半爪。
中共七大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并无疑还将产生巨大的影响。但谁也不可能知道这次大会的全部真相,报纸上所登的官方报道并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很多讲话, 包括洛甫、杨尚昆和毛(关于许多问题的发言)以及其他人的讲话都从会议记录中抽掉了,其他讲话在付印时都作了重要删节,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来反映大会的 工作。
大会上除了几个日本人、朝鲜人和蒙古人以外我是惟一的外国人。中共中央主席深信我不知道那些重大的事情——对大会代表进行说服和施加压力的幕后斗争,以及充满了激烈的反苏主义、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
现在,已完全不顾客观现实来解释大会的历史。说得婉转一点,这种解释是不符合事实的。事情都被一些模棱两可的公式、造出来的假话、作了大量删节的速记稿弄得模糊不清了。
从中共中央主席的态度来看,他以为我从1944年以来就完全处于他的影响之下,以为我是理解并支持他的政策的。他自信,关于他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的问题、关于他经常供给莫斯科假消息的情况以及他与白宫作交易并想在远东政治范围内孤立苏联的企图是没有人知道的。
情报局不遗余力地保证使这个小小的世界“封闭起来”,从而培育出“现实的马克思主义”。顺便说一下,这也是毛离不开康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深信没有人知道在这里发生的情况!整风运动使三万干部遭到清洗。人人都逃不过特务机关的眼睛,人们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能知道,结果,就是大多数人去接受“思想改造”。
王若飞是中共的一位老党员,二十年代初他在法国参与了建立中共支部的工作。他与周恩来一起参加了与国民党的所有重要谈判。他是中共中央委员。

1945年9月1日
苏联军队已完全扫清千岛群岛的残敌。
新加坡的日军还在继续顽抗。
外国电台来回广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把苏联推上了权力的顶峰。这些广播的调子是公然挑衅。
重庆谈判的形势在慢慢地改变,报纸上甚至报道说谈判的气氛友好。
重庆报纸讽刺地说:“现在毛泽东称蒋介石为主席,而不是‘反动的法西斯独裁者’了。他把政府也称作国民政府,而非‘蒋介石政权’了。”
延安政策的特点是要从有关的各个方面尽量攫取经济和政治利益。思想意识上的考虑是无所谓的,目的就是利用形势榨取一切。

1945年9月2日
英国船只已进入香港港口。
陈纳德将军说,即使到现在,日本是否就认为她是被打败了?他对此有怀疑。
希特勒的陆军元帅埃里希·冯·曼斯坦因将军和海因里希·勃劳希契将军已被逮捕。
对维德孔·吉斯林的审讯在进行中。检察官说,吉斯林不仅是帮助了德国人,实际上他还叫他们去夺取挪威,梦想成为挪威元首。
被俘的日本军官认为,战争打败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士气不高。皇军的士气一直是高昂的。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苏联对日宣战在满洲引起了日益增长的惊慌——顺便说一下,日本人自己也是承认这一点的。
八月份中央医院做手术145次,主要是由安德烈·雅科夫烈维奇训练的外科医生做的。(1941年全年,在同一个医院总共才做了400次手术!)
奥尔洛夫已经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也能用中文写东西了。
特区联防军由贺龙指挥(张经武是参谋长,高岗是政委,谭政是政治部主任)。
联防军司令部设在延安,特区的一切军事单位都属它领导:
1.独立第一旅驻在绥德地区。
2.第二警备旅驻在三边地区。
3.第三警备旅驻在三边地区。
4.还有358旅。
5.王震领导的359旅余部驻于南泥湾。以王震为首的这个旅于去年开赴湖南,在那里新建了中共的一个根据地。
6.还有新建的第四旅。
还有其他一些部队。
联防军的全部兵力是76518人。
毛泽东在赴重庆的前夜和我谈到他想写一本书论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还谈到他打算访问苏联。
在毛泽东外出、康生靠边站的时候,刘少奇主管党政一切事务。
奥尔洛夫说,康生是那种宁为池塘中的大鱼而不作大海里的小鱼的人。尽管他威信下降,但情报局头头依然权力在握。
由于毛泽东的做法,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实际上已经破裂。
国共分裂的深化使中国濒于民族灾难的边缘。前几年的军事行动是很可悲的,预示日本法西斯行将取得胜利,但毛对这种事态的变化并不着慌,他考虑了世界 的政治形势,就把全副精力集中在国内夺取政权上面,而把打败日本的困难转嫁到苏联和盟国的肩上。毛玩弄政治阴谋而不是积极从事反侵略者的斗争,却等着苏联 和盟国把德国打败后拿出它们全部军事实力来对付日本。国家遭到侵略者的蹂躏,人民死于饥饿,处于困境,而毛却在等待,等着能用他的全部兵力来夺取政权这样 一个时刻的到来。
日本法西斯主要是靠美国和苏联打败的,这使中国消除了受侵略者奴役的威胁,消除了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所造成的危险后果。但毛的这种肆无忌惮的政策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由于毛默许日本侵略而死亡枕藉,财产损失也不可胜数。

1945年9月3日
昨天在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日本投降书。
第一个签字的是日本外相重光葵,第二个签字的是日本总参谋长梅津美治。
代表苏联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是陆军中将库兹马·捷列维扬科。
昨天在重庆的苏联使馆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缔结举行盛大招待会。中国国民政府官员参加了招待会,毛泽东与周恩来也参加了。

1945年9月4日
盟国的广播说,日本的经济形势很困难,而这种情况还将继续多年。
根据重庆的报道,蒋介石和毛泽东在若干政治问题上已达成谅解。
现在看来,很可能我也将被莫斯科召回了。我是随军记者和前共产国际派往中共中央的一名代表,对我来说,这场战争也结束了。
今天我发了个电报给莫斯科,第一次请求批准回国。当然啰,我已在中国住了很多年了。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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