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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日记十七(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2012-02-15 04: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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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7月

1945年6月1日
朱德的军事报告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主席所作的政治报告的翻版,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也同样是旧调重弹。他们两人的报告都重复了毛泽东的观点。
关于选举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问题还是没有定下来。
大会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它有几个不同的版本,第二种版本就是中共中央主席4月24日在大会上发表的《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谈论问题。毛态度明朗,坦率地提出他的看法和评价各项大事。他还分析了党的工作的缺点。
第一种版本内容上没什么不同,但措词温和得多。根本没提蒋介石。关于党的工作的缺点只是一笔带过,说得十分笼统。
第三种是为公众准备的正式版本。与前两份比较,这份报告措词甚至更加温和,所有问题都被敷衍搪塞过去。没有提到中央政府首脑。
延安报刊上已发表了政治报告的最后一种版本。
毛泽东、朱德和刘少奇三个报告是主要的报告。这三份报告要讨论,并为将要作出的主要决议提供依据。
主席绷着脸,面色苍白,眼圈红肿。江青向安德烈·雅可夫列维奇诉苦说她的丈夫夜里不睡觉,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奥尔洛夫对我说:“他的失眠和其他一些症状是由植物神经失调引起的。但他身体很好,那只是一种机能性的失调而已。”
美国租借物资无疑是有助于苏联反希特勒德国的斗争的,可是那些物资并不像一些外国记者宣扬的那样是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在战争的危急年代,苏联实际 上是单独地抵抗和击溃了德军主力,并没有从别的国家得到什么实质性的援助。可以说,租借法案对战争持续的时间是有影响的,多少使战争的过程缩短了一些,可 是,法西斯德国的命运是由红军的斗争决定的。

1945年6月2日
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主要结果是:
1.总结了党内斗争的成果;
2.提出了对国民党的政策;
3.促进了对全军的动员以打败日本;
4.通过了扩大所属各地区和各根据地的政策,以及加强军队的政策;
5.对把中共活动中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作出了部署;
6.提出了由游击战术改为运动战战术的必要性;
7.要党提防美帝国主义用武力消灭中共的可能性;
8.表明了对苏联的态度——苏联是中共惟一的朋友和同盟者。
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收获是总结了党内斗争的成果。在大会上没有人就此问题发言,一切都已经在全会上得到解决——康生在全会上那个又流眼泪又骂自己的发言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大会解决了最重要的问题——它承认了中共中央主席在党内采取的路线是正确的。
这次大会与全会的开法稍有不同,这一次他们只是作检讨,并进一步肯定毛泽东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对党务以及解放区的文化、经济发展情况没作分析 ,大部分发言都只是一种肤浅的回顾,至于从六大至七大这段时间内党内发生的错误斗争的问题则只字未提。有的,只是检讨发言。
主席在有关“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及“新民主主义”的见解中表现出来的政治路线现在已全面告捷。
毛泽东——“中国革命的旗帜”,“公认的领袖”!所有的发言,甚至在大会第一天所作的几篇开场白,也都是以赞扬中共中央主席开头的。
反对派已被彻底打败,它的领导人已公开承认了错误,承认得多少有点说服力。
毛泽东对王稼祥写的书面检讨特别感到满意。
中共中央主席有理由认为已经打下了团结的牢固基础。在所有问题上,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反对派实际上都已被击败。
大会要求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持续不断地灌输“毛泽东的思想”。
然而,毛泽东说,要达到完全的团结还差得远,现在党的团结还是相对的。他告诫党说,要达到完全的团结还需要长期的斗争。
中共中央主席说,每个部队、每个苏区(即使是组织得很好的大苏区)都表现得像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每个人都各行其是。看起来是一个有机体,但大家谋求自己单位的发展,感觉不出中央的领导作用。
毛泽东说,要达到党的完全团结,斗争还在前头。
江青经常来看我。总是带着警卫,几个战士留在外面,但有一个断然进入屋内,在他后面跟着苗条、娇弱、面带笑容的江青。
江青不谈政治。她活泼,愉快,只有当她诉说她丈夫工作过于繁忙的时候才看出担心的样子。
这种谈话方式奇特,警卫肃立在门口(江青经常不叫他出去),院子里站着几个黑黝黝、雄赳赳的身佩毛瑟枪的士兵,几匹瘦小的马在阳光下直流汗。

1945年6月3日
第二个重大问题是对国民党的态度。将来所要采取的办法是可以预见得到的,中共中央主席的思想是最终地、不可改变地构成将来与国民党关系的基础。
大会谴责了所有主张与国民党联合的人,他们被说成是阻碍了全国的解放运动,妨碍了解放区的发展,他们深怕“吓跑了委员长”,只看到国民党的积极方面,讨好重庆,配合国民党来损害自己的力量,对国民党的反动特性没有展开坚持不懈的斗争。
可是,“打倒中央政府!”“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就目前来说是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
毛泽东说,共产党想把蒋介石脸上的污点洗掉。主席把这说成是延安要谋求改革的愿望。内战的危险是可能存在的,蒋介石正在各方面作打内战的准备 ,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与发动内战的一切企图作斗争。与重庆的谈判仍然是可能的,不应该忽视这种可能性。
主要的要求(要为此尽一切努力)是成立中国的联合政府,主要的任务是阻挠、挫败和消除召开一次国民大会的任何可能性(要用一切办法和力量来达到这个目的)。
中共中央主席在他的政治报告中说,共产党必须集中至少六分之五的政治手段(就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来无情地批评国民党和对它展开坚决的斗争 ,六分之一的政治手段留作机动。
大会的气氛是公开反蒋的,几乎所有的发言都指责国民党,对凡是咒骂蒋介石或国民党的话代表们都热烈鼓掌。
对毛泽东的报告以及其他的报告和讲话作些分析,毫无疑问可以看出,大会的目的之一是要全面地为内战作有力的准备,也就是进行动员 ,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和不同意召开国民大会只是通向内战的两个步骤而已。
国民党和蒋介石是不会同意成立联合政府的,延安对这种拒绝早有准备。如果事情真这样发展,那就立即宣布成立中共中央政府(解放区联合委员会) ,这样一来内战就会成为现实,因为双方的裂痕在抗日过程中还会不断扩大。
实质上,中共的全部政策都是从及早打一场无法避免的内战这一事实出发的。这一点有下列情况为证:新四军第七和第二步兵师的战斗行动;在陕西的备战活 动;从特区调出部队;一批军队和党的干部同时调离特区,往同一方向调动;共产党在湖南和河南两省的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在为内战作准备。

1945年6月4日
大会讨论了扩大共产党根据地的问题。代表们一致同意扩大的政策,大家都对发展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寄予巨大希望。任务是急剧发展游击队和人民武装力量 ,大部分代表发言的要点都是扩军和建设新根据地的问题。
大会也讨论了同日军作战的问题,但每一个发言者都无例外地一方面忘记了要抗日,一方面却对国民党进行诽谤,每个人的讲话都是以抗日开头,而以号召同国民党作斗争结束。
日光直射我们的小矮屋子,屋子四面都挨晒,到中午的时候屋里非常热,天花板和墙都散发着热气。
热浪涌进了整个山谷,太阳炙烤着稀稀拉拉的草。山坡上,灌木的叶子都枯萎了。河水也变浅了。

1945年6月5日
西方大国由于对克里米亚会议决议作出带有偏见的解释,在旧金山发生了争吵。
丘吉尔在电台发表的竞选演说中把社会主义说成是与极权主义思想和对国家的令人厌恶的崇拜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美国电台评论员无耻地说俄国一心想要征服世界。
美国参议员B.K.惠勒在意大利发表了反苏讲话。
美国商业部长亨利.A.华莱士说,蓄意破坏美苏关系的人是和平的敌人。
日本驻中国派遣军由冈村宁次将军指挥。
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成果之一是作出了关于加强党在城市工作的决议。毛泽东说,党的城市工作也得像农村工作一样取得成功。党在农村的地位是巩固的 ,认为我们是“土皇帝”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我们是中国农村的真正主人,农民是我们最坚定的和最忠实的支持者。可是,继续这么干下去是错误的 ,我们也应成为城市的主人。今后,我们就没有权利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农村了,这同马克思主义是相矛盾的。我们不会这样做。但是,党员不应陷入另一极端,忘记 我们可靠的支持者——农民,从而忘记在农村的工作。
彭真就此问题作了长篇发言,它可以看作是一个补充报告。
从政治报告和彭真的补充报告中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走出农村,依靠工人。对中共来说,这些无疑是正确的和十分重要的结论。
可是,同样饶有兴味的是,毛泽东承认党一直是个农民党,它依靠农民,力量来自农民。毛泽东企图小心地加以掩盖而共产国际则坚持不懈地与之作斗争的正是中共党内的这种农民意识。
“农民处处表现出民族的、地方主义的狭隘性”,这是无可辩驳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列宁告诫我们,要防止把这种农民的狭隘性带到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中来的危险。他强调,俄国作为一个具有大量的农奴制和封建制残余的农民国家,清楚地表 现出农民原始的、自发的革命性,它影响到与之相联系的工人阶级。列宁写道:“这种革命感情无疑表现了一种一般的民主要求(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而 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共领导人承认“我们是土皇帝”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同时也反映出中共历史上一些十分重大的事件的实质以及日常政治活动的实质。
中共中央主席还进一步说:“我们必须预见到,我党政治生活中的这个转折点将会使一部分党员产生误解,感到格格不入。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点,并为此作好准备。”
毛泽东的这句话并非偶然,值得注意,因为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在中共党内占统治地位,这点是不可能否认的。
在大会上没有谈到党的社会构成,但是,在报告中谈党的性质那一节时毛泽东说:“我们党很大一部分党员出身于非无产阶级。这是否就能说我们党是非无产 阶级的党呢?……不,绝不能这样说。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它的纲领就是证明。”(就我所知的中共事务而言,毛泽东提到的纲领在历次党代表大会上都没有 讨论过,所以根本就不存在 。)
观察组留在延安,毫无收获,成了笑柄。尽管如此,美国人还很看重这个观察站,很沉得住气地在干工作。
中共中央主席不想在苏联对日开战之前跟盟国断绝关系——我说的“盟国”指的是美国。
美国人在中国已牢固地取代了英国人的地位。
说到英国人,他们在中国境内的“战斗”大都由伦敦的记者来干。
苏、美、法、英四国政府代表于6月5日在柏林签署宣言,宣布德国战败,并由四国接管德国最高权力。有关占领区的计划将在报上公布 ,“大柏林”地区将划分为四个占领区。宣言由苏联的朱可夫元帅、艾森豪威尔将军、伯纳德·蒙哥马利陆军元帅以及德塔西尼将军签署。
蒋介石拒绝了日本关于派遣代表进行和谈的要求。

1945年6月9日
今天的大会要选举中央委员。在79个候选人中将有45人当选。

1945年6月10日
内阁首相、海军上将铃木贯太郎在国会表示,日本将不顾一切进行抵抗,如果战争蔓延到日本本土,日本将充分利用其一切有利的地理条件。
今天,在开始选举中央候补委员前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下面是他讲话的摘要:
“我们已经选出了党的中央委员,这很好。但是选中央候补委员也很重要,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成为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我要求同志们认真注意今天的选举。
有一个代表在写给主席团的信中说,大会应选举能保证执行我们大会路线的同志。这是绝对正确的。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提出问题呢?
1.因为候选人中有些人不孚众望,还有些人过去有过缺点。即使这样,这些同志还是能够执行我们大会的路线的,或者能为实现大会的路线创造条件。我认为,这样一些人能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可是,我今天不能保证他们有些人将来就不会落后。
2.王稼祥同志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他过去犯过错误,但他是一个有功劳的人,一个有才干的人。党中央四中全会的路线与党的路线(应理解为‘毛的路 线’)是不符的 ,但王稼祥支持党的军事路线,坚决予以贯彻,这就使胜利打退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成为可能。另一个事实是:遵义会议是非常重要的 ,但如果没有王稼祥和洛浦的支持会议就不会取得那样大的成功。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他们已经脱离错误路线。我们到达陕北后,王稼祥被派往共产国际 ,他从莫斯科回来后对共产国际的路线作了正确的汇报。那时,我们党处境困难(他指的是与国际主义者的分歧)。共产国际的路线是赞成投降主 义的路线。王稼祥是正确的。王稼祥同志是中央委员会关于扩大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联系等四个决议草案的起草人。这是值得大加称赞的。
3.这次我们一定要选一位来自东北的同志,这对于我们的将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也要在东北发展党。”
在毛泽东讲话之后就开始选举中央候补委员了。
毛泽东在5月25日和6月10日的讲话是多么意味深长啊!毛说:“从遵义会议开始到现在,经过了几个阶段,党已经不再有各种不同思想了。”
这应该这样来理解:中共党内所有与毛泽东的路线不符的观点和意见都已经被压下去了,结果,“党已经不再有各种不同思想”而表现为清一色,毛泽东的清 一色。这就是遵义会议、反共产国际的斗争以及三年整风运动的成果 ,这就是按照毛的模式形成的党的团结!简直找不到比这更有说服力的证明了!
对王稼祥去莫斯科的目的所作的解释我倒是第一次听到,原来他是毛的使者,这位党的新领袖在那时就委托他去收集关于共产国际“赞成投降主义活动”的材 料了。当时,毛泽东居然就已在准备对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共党内的支持者展开决定性的斗争了!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就一直在执行他自己的路线了。
这些讲话清楚地证明了毛的策略,这就是分化反对派,并在他们昔日支持者的帮助下压服持不同意见的人。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在用这个办法。
毛现在怕的是新中央委员所受的熏陶达不到原先的25个中央委员那样的水平,他们“自己的想法”可能太多,也就是说,他们可能说出自己的意见,从而导致“翻车”。
这些短短的讲话透露出多么激烈的斗争啊!可是,毛只不过揭开了党内政治斗争帷幕的一角而已!
谈到过去时的短短几句插话所揭露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情景啊!斗争何等激烈!何等凶险!
我认为,毛过去在公开讲话中从来没有这样坦率地表示过他的意见,但他现在可以这样做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是党的“十足的主人”。

1945年6月11日
宣布了选举结果。
大会选出了44名中央委员,33名候补中央委员。
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毛泽东得543票,朱德543票,刘少奇543票,任弼时543票,林彪541票。
王明得321票,博古275票。博古和王明被选入中央委员会。
当选的还有:徐特立,张鼎丞,陈云,陆定一,李富春,邓颖超,林伯渠,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毅,康生……
候补中央委员有古大存、乌兰夫、谭政和陈伯达。
毛泽东、朱德和刘少奇在大会闭幕会上讲了话。
中共中央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在《国际歌》歌声中结束。
现在,对中共中央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情况说几句。
发言的有24个代表,他们是:周恩来(作关于统一战线及其经验教训的补充报告)、陈毅(作关于华中形势的补充报告)、彭德怀(作关于华北形势的补充报告)以及高岗(作关于特区情况的补充报告)。
所有发言可以分成两大类:一、过去反对毛泽东路线的人所作的讲话,二、所有其他人的讲话。
一、关于过去反对毛泽东路线的人的讲话:
1.洛甫、博古和杨尚昆的发言。
在这三个同志的发言中最保持尊严的是博古。
大会对洛甫的的发言表示宽容。
洛甫和杨尚昆公开乞求毛泽东饶恕他们过去的“罪过”。他们的发言对过去各个阶段的“错误”低声下气地作了检讨,自我鞭挞,谴责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 点”。说到莫斯科,他们说在那里学了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 ,指责共产国际的领导犯了错误(洛甫发言),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并颂扬毛泽东。
博古没有赞扬毛泽东,他表现得不失尊严。
2.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的发言以及朱德的部分发言。
他们很有分寸地谈了各自的错误,并没有一味自我鞭挞。大会不满意彭德怀的发言。
3.王明和王稼祥没有在大会上讲话,但是写了书面检讨,承认他们在党内犯了所谓的错误。
凯丰虽然是反对毛泽东的主要人物,但他既没有发言,也没有写书面检讨。
二、其他发言。
这些同志并没有一个劲儿地检查错误或表示他们不能在理论上一贯坚持正确的东西或论证“毛泽东路线”的正确,他们每一个人都谈具体工作,大部分谈的是过去,对目前谈得很少,几乎没有涉及到将来。只有李富春、叶剑英和林彪的发言是例外。
大部分发言的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都很低。
康生集中讲两个问题:党对农民的政策以及他那个部门的活动。
康生在农民问题上能捞到好处,因为反对毛泽东的人大都是在这个问题上犯的错误。
情报局头子不嫌浪费笔墨,把情报工作和反情报活动的情况吹得天花乱坠。
虽然毛泽东已在报告中承认审干委员会犯了错误,而大会也在等待康生作些解释,可是康生对审干的错误和整风的暴行却一声也不吭。他的发言刚完,大会主 席团就收到许许多多的条子,要求康生解释为何不提他的错误。主席团建议康生,要么讲一讲,要么给主席团写个书面发言。刑官悍然拒绝说他是在“执行毛泽东的 路线”!
你会想得到康生那时候的那副模样!他活像个被触怒了的知识分子:眉毛在眼镜后头装腔作势地一扬,噘着嘴,摆出一副有教养的人受了委屈的模样。真是一身清白还有罪!
这迫使中共中央主席在闭幕词中以沉重的心情再一次谴责在审干期间所犯的错误。不过,这并没有提高康生在代表中的威信。

1945年6月12日
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有下列几次:
1.4月23日,在开幕式上作《两个中国的命运》的报告。
2.4月24日,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共中央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
3.5月25日,作关于选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讲话。
4.5月31日,作总结发言。
5.6月10日,在选候补中央委员前的讲话。
6.6月11日,在大会闭幕前作《愚公移山》的报告。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经常在不同地区的代表会上讲话,并与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通宵达旦地开会。就在这以前不久,他还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第七次全体会议!工作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确实,不能否认五十二岁的毛所具有的政治领导人的气质。
现在谈谈关于中共领导机构的选举问题。
有关的准备工作在大会前早已做好了。大会的主要任务是防止产生偏激情绪,并把洛甫、王明、博古、王稼祥和凯丰拉进中共中央委员会。
到5月25日情况就清楚了,这个目的并没达到,大多数代表赞成中央委员会人数要少一些。反对上面提到的那几个人。
这使毛泽东不得不在5月25日讲了一次话。他对于选举的原则、候选人的挑选以及选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的必要性讲了两个小时。为了说服大会,毛泽东甚 至说犯过错误的人更加可贵 ,因为他们想起所得到的惨痛教训就不会再重复错误(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经过锻炼了),而那些没犯过错误的却可能出于自信而容易犯错误。
在那次会上,毛泽东还建议把组成中央委员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人数暂时定下来。毛建议由70人左右组成中央委员会,大会对此当然表示同意。
候选人名单拟出来了,但杨尚昆、罗迈和孔原没在名单内,他们要进入中央委员会看来完全无望了。
毛讲这番话,看来是强调了选洛甫、王明、博古和王稼祥的必要性,他们都包括在候选人名单里了。列入名单的还有李立三,他现在在莫斯科。
由于发生了争论,原定在5月20日前后进行的选举到6月9日至10日才举行。代表们要求列入名单的每个人要有个小传,有些问题要作出解释,等等,等等。
因此,选举就具有清算的性质(应该记得,这些干部都是在整风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对洛甫、博古、王明等人的问题又从头讨论一次 ,他们又在各小组会上受到恶毒的诽谤。
然后轮到贺龙(军阀作风和错误的工作作风),康生(审干问题),彭真(审干问题),彭德怀(军事错误和缺乏自我批评),高岗(伪造中国西北的历史并自我吹嘘),陈毅(对他的政委搞“阴谋”,并组织了一帮人来反对他和其他人)。
围绕着选举出现的政治斗争,使人对中共党内的形势、对毛泽东不厌其烦地谈到的中共团结的涵义得到了一个概念。

1945年6月13日
按照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央委员会由45人组成。在选举中央委员过程中,代表们投票反对邓发、王稼祥和凯丰。
决议规定候补中央委员的人数为33人。
当选中央委员的有44个同志。
邓发与凯丰的落选只是使毛感到不快,但他对王稼祥的落选倒是当真感到苦恼。要把凯丰和邓发留在党的领导机构内是完全没有希望了,可是,毛打定主意要 把王稼祥拉进中央委员会。这就是大会不选最后一个中央委员的原因。毛泽东向各代表团的领导和代表们公开施加压力。另外,他还向大会建议把王稼祥列入候补中 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内。前一天,他要求代表们不要选第45个中央委员。
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之前,中共中央主席讲了一次话。在讲话中,他向代表们强调了王稼祥对党的贡献。
结果,王稼祥不仅当选候补中央委员,而且是第二个得票最多的人!
新的中央委员会计划在一周内召开一次全会,毛泽东将在会上操纵一切。毫无疑问,即使不是在第一次全会上,那么,在以后的全会上毛泽东也一定会把王稼祥增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的。
毛泽东的反对派在思想上的动摇不定不仅使毛可以压制他们,而且后来还能同他们中的一些人一起诋毁共产国际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和联共的经验。“莫斯科派”放弃自己的立场,使毛泽东有机会修正马克思主义,从而带来了种种后果。

1945年6月14日
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毛泽东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从1935年1月他成了中共领袖之后就开始了。毛于5月25日和6月10日的讲话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他说,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共路线开始发生根本的转折。以前,毛泽东避免在公开场合谈到这一点。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说,的确,从遵义会议以来他就一直在与共 产国际的“赞成投降主义的路线”作斗争(也就是反对列宁创立的第三共产国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
6月9日、10日和11日,美国观察组的代表斯特尔、多姆凯和斯温森分别拜访了毛泽东、朱德和叶剑英。这次拜访是魏德迈要他们飞往重庆的指示促成的。
毛泽东、朱德和叶剑英在与美国人的谈话中说,不管是美国、英国还是苏联,谁帮助了中国人民,他们就把谁看作是朋友,谁要是反对这种援助,谁就会被看 作是敌人。他们告诉美国人说,美军总部和中共军事当局不签订军事合作协定,就谈不上派遣美国人去敌后根据地和建立气象站等问题。
斯特尔说,他接到通知,美国最高军事当局将派代表来延安。叶剑英重申,如果这位官员是来谈判大规模合作问题而不是来讨论一些琐碎的私事,那么,中共领导人欢迎他来延安。
在奥尔洛夫的坚决要求下,用石头在窑洞外扩建了一间新的手术室,这就有可能同时对6个病人作手术。现在,百分之七十五的手术是由安德烈·雅科夫烈维奇训练的外科医生做的。在延安已经出现了两起天花病,更不用说其他传染病了。
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6月11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讲了话。发言内容概括如下:
1.大会开了五十天。它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决定了党的路线,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的工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会前活动,报告与讨论,以及选举。
会前的充分准备保证了大会取得成功。代表们的发言很好,并且作了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既不过分,也不算少,当然可以再多一点。有了自我批评,大会才能达到团结一致。
中央委员会的选举进行得很顺利。
大会以后许多代表就要回去,他们应在那里的党员和全体人民中对大会的决议展开大规模的宣传和解释工作。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党员是会赞成大会的路线的。
有些人会搞分裂活动。
有些人,可以说,将无视大会的存在,大会的决议对他们没有约束力,他们将继续按老的路线和观点来办事。
需要采取一切措施来消除党内的不和,还需要作出重大努力来加强党的团结。
2.“关于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总的来说我们是同意和它合作的,但要按双方同意的某些条件来进行合作。”
毛泽东接着叙述了他与将赴重庆的观察组代表的谈话。
允许美国人呆在延安和第129步兵师原驻地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资本主义,欧洲已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阶段。”
“前途如何?有两种可能性:一是革命,一是战争。”
3.关于苏联的态度。
“6月3日《消息报》的评论文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与中国的现实》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4.关于中国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由于中国的特点,这个过程将会很长。
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很大,不过,前途也可能是一场艰苦的浴血斗争。(谈到发展,毛泽东指的是在全中国夺取政权。)
“革命的发展由人民的愿望来决定。如果人民拥护革命,就没有人能阻挠这个进程,如果人民反对,那么共产党的希望就不能实现。我已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中写了这个问题 ,我又在发言中强调了这个问题,并向去年访问延安的记者作了说明。”
5.毛泽东在结束讲话时又提到党的团结问题。他说,对党的团结有自己见解的人,是应当懂得党的决议的,“但首先必须实行大会的路线。遵循这条政治路线,中国人民就会得到胜利!”

1945年6月21日
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说:
——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条件还不成熟;
——批评国民党是必要的。要消除人民中可能会有的错觉,因为国民党的影响仍然很大,要比共产党的影响大得多。
——中央政府军的官兵百分之百都是国民党员,而在整个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共产党员只占百分之五十。
目前,中共约有20个抗日民主根据地。
热得难以忍受,这个夏季好像要把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生物都热死似的。即使穿着鞋,我的脚还被黄土反射出来的热气烫得直发痛。
山顶在落日的余晖中变成黄色,变成粉红,最后成了深红色。月亮正冉冉升起。

1945年6月25日
日本通过了一项法案,授权政府对年在15—60岁的全体男子以及17—40岁的全体妇女进行动员。
中共中央主席最近的几次讲话证实了我的某些结论。从1935年遵义会议以来,他一直在与影响中共的力量——共产国际——作斗争,且这个事实已为毛在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之前的讲话所证实。
他把共产国际看成是他思想上的对手,因此,他开始同共产国际断绝关系。这个斗争导致他修正马克思主义和发展他的小资产阶级的哲学——“现实的马克思主义”。
斗争的继续就是抛弃国际主义,背叛从事反希特勒战争的苏联,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借口下破坏与联共的思想联系,并助长中共党内的沙文主义思想。
现在,中国的国内形势、他对美国武力干涉的惧怕以及他个人的私利促使他和我们结盟——只是结盟而巳,并不是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中的兄弟。他在同我们 的结盟中找好处。他的一切活动都是受冷酷的自私打算支配的 ,因此,党的有生力量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思想清洗”,还是多次跟他发生冲突。毛的一生都是在搞计谋,他不是在贯彻马克思主义原则,而是在“民族特点”的借 口下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因此,他就一直用恐怖统治来反对他自己的党,他要把党内的共产国际的影响彻底铲除。

1945年6月26日
莫斯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胜利游行,游行队伍由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率领,受到朱可夫的检阅。缴获的法西斯战旗被扔在列宁墓前的广场上。
旧金山会议已经结束,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各国代表团团长作了闭幕讲话。
美国总统说,法西斯主义没有完全消失,消除专制统治者和捣毁集中营要比消灭使这些东西得以产生并赋予其力量的那种思想要容易。
安德烈·葛罗米柯代表苏联代表团发言。
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地要在这个国家夺取政权,他之所以对党有兴趣,只是因为党能保证他夺到这个权力。因此,他提出了一些表面上看来是正确的口号和说法,而且引述马克思、列宁的话。

1945年6月28日
中国陆军参谋总长何应钦说:
——如果美军不在中国大陆登陆,重庆军队是不可能把日本人赶跑的。
——即使中日之间的海上交通可能被切断,靠美国的帮助把侵略者赶跑仍需很长时间。
——日本军队靠着满洲国的军事资源将会长期顽抗。
我几乎难以继续写日记了。到我一有空,人却筋疲力尽了,坐到书桌旁立刻就睡着了。当我醒来时,蜡烛已燃尽,一点烧残的黑烛芯在一汪烛油中咝咝作响。

1945年6月30日
马赛·加香在巴黎召开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说,苏联并不是要获得领土,它只要消灭法西斯主义,并保证自己免受希特勒式的侵略。
波兰组成了一个全国团结政府。
斯退丁纽斯已经辞职,詹姆斯·贝尔纳斯已被任命为新的美国国务卿。杜鲁门的一班人在慢慢地取代罗斯福的亲密伙伴和同事。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受苏联邀请到莫斯科访问。国民党想在远东的决定性事变开始之时与其强大的邻国发展关系。
中共的代表大会是为内战作准备的大会。不管代表们谈什么问题,最后一切都归结为要与国民党作斗争。
大会是跟着毛泽东走的,这是对“莫斯科派”的残酷迫害以及敌视共产国际的思想原则所造成的后果。
在苏联为反对德国法西斯而进行生死斗争的年代里,中共的所有活动都是有利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可是现在,远东问题的解决要靠苏联,而且,美国主张用武 力对付中共的人也根本不反对搞垮共产党,毛泽东就假装成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和我国人民的朋友了。可不是吗,中国的政治形势以及国际舞台上的形势使这个破 坏团结的大师没有选择余地了 !

1945年7月2日
今天,奥尔洛夫向毛泽东祝贺中共建党二十四周年纪念。毛泽东回答得很爽快:“如果没有苏联,也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
奥尔洛夫昨晚睡在我们屋里。
快到黎明时,我听到有脚步声。我起床到走廊里看看:是安德烈·雅可夫烈维奇。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我回头再跟你说 。”说完就走了。
外边一片寂静,天色还很黑。在发报室,科利亚正靠着烛光拍发我给莫斯科的电报,传来了像往常那样的嗒嗒声。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是出去“看日出”的。在延安这地方黎明来得很快 ,几分钟内黑夜就为白天所代替了。但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爬到了我们房屋上面的山丘上,也还是没看到那景色。在太阳出来的地方,天空开始呈现灰色 ,山脊的轮廓看得见了,只有谷底还是一片幽暗。天空越来越亮,群山中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然后就出现一圈黄色的圆边。几分钟后,一轮金红的旭日高悬在山脊 之上 ,接着,一群燕子飞掠过延安的上空。

1945年7月3日
毛泽东在选举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时的讲话使我深信,从遵义会议时期开始,毛泽东就已经以不信任和敌对的态度来对待共产国际和苏联了。在他看来,莫斯科得帮助他推翻蒋介石,只有这样这一力量才有用处,而且以后也还有用。
特区军队的作战技术已在去年得到提高,很注意不再沿袭游击战的打法。
关于苏联战胜希特勒的问题在这里谈得不少,但从中得出的一个明确的结论是:苏联是一个“会帮助中共积聚实力以摧毁蒋介石政权的朋友”。虽然并没有直说,但意思就是这样。而且大家都在期待着苏日开战。
博古比我小一岁,从1925年开始他就是中共党员,1932年至1934年他是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1934年1月在中共中央第五次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
毛泽东不大喜欢博古。在我们的谈话中,毛总想使我对博古产生敌对的感情。
需要记下来的事情是如此之多,因为靠记忆是不可能都记住的。但疲劳忽然战胜了你,拿着笔倒在桌上就睡着了,这是最伤脑筋的事了。然后就用冷水浇头,抽支烟,以为这样就能把睡魔赶跑,继续工作。但只有半小时工夫,眼前的字句又都模糊不清了。
我常常就是这样睡着的。一两个小时后,我在一片黑暗中醒来,蜡烛早已烧光,只留下很重的蜡味。如果还有时间,我就脱了衣服上床睡觉。
我写得很多,睡觉时右手发麻,就像失掉知觉一样,我就侧向另一边睡。
到了早晨,我又得把脸刮得光光的,梳洗一番,打起精神来。每时每刻都要全神贯注哇。

1945年7月4日
毛泽东在和我的一次谈话中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党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大会,无疑它会对党和人民产生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
大会保卫了党,抵制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党的侵蚀。
我们党内原来存在政治上的投降主义,但是在大会的准备期间这终于被克服了。党内的政治观点已经一致了。
大会通过了新党章,它维护了马列主义原则的纯洁性,但也适当考虑了中国现实的一些特点。
“在目前121万党员的总数中,1921—1927年入党的只有1千人,在1927—1937年时期入党的只有2万人。”
特区并不具备扩大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这里谈得上什么把党锻炼成无产阶级钢铁般的政党呢?而党的核心呆在这里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
在中共其他根据地里情况也不见得好些,同样是一些偏僻山区的农村。

1945年7月9日
在最近的一次宴会上,毛谈了许多关于他青年时期的轶事。他几乎一直坐着,眯着眼,心不在焉地环视四周,还像往常那样拼命抽烟。
周谈到重庆的事情,他那有声有色的谈吐,跟毛的唠唠叨叨的讲话形成鲜明对照。
屋里充满了笑声。这时他们喜欢笑,也许因为他们喝酒喝得太多,抽烟抽得也凶。
周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他随时到处走走,与大家交谈。除了周,所有的人都渐渐地醉丁。他始终能控制自己,保持冷静。
在这种场合谈政治问题,他们喜欢谈重庆的消息和传闻。重要的事情放到另外的时间,没有外人在场时再谈。
毛喝酒要比三年前我到延安时喝得少了。他不时为体虚困倦的症状所苦已有几个月了,并经常向奥尔洛夫谈他这种病。
毛始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蒋介石的统治和蒋介石本人。
毛总是低着头,随时准备抨击蒋介石。而每次周都能向毛报告一些完全适合他胃口的新情况。
在这里只有毛是轻松的。其余的人都在继续玩一场赌博,每个人都跟其他所有的人作对,除了周,他坚定地相信他享有立身于此的权利。
烟灰缸上的烟头熄灭了。光线越来越暗,夜越来越深了。
毛的侍从对他爱吃几样什么都深为了解,仆人们悄悄地给他送上他爱吃的东西。
“蒋介石不是一个演说家”,周说,“他是提问题的能手,而且他会听别人的话,善于吸收别人的思想。”
周说话很快,面带笑容,拍拍我的肩或拉拉我的手。我看出他同时在留心倾听所有在座者的讲话,他不放过一个字或一个姿态。
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住在曾家岩。王炳南和陈家康同美国武官保持联系。
康生真是个政客,他以不变应万变。不过,现在态度不那么傲慢了,显得温文尔雅,善于逢迎。康在苏联大约呆了五年,从1937年起他就一直在延安,没有离开过。从1938年以来他担任情报局局长的职务。
“戴笠是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头子,没人见过他,是个难以捉摸的人物。”康说。
毛怡然自得,姿态悠闲而轻松,一张圆圆的、和蔼的脸。毛的嘴能笑,但他的心是永远不会笑的。
“你快成中国人了”,毛对我说:“就连你的朋友都看不出你的苏联人样子了”。
一股明显的烟草味和潮湿的泥土味布满了毛的地下住室。毛不愿住通常那种房子,要不,人们在几周内就可以为他修建一所。可是,毛喜欢这种地下住室。这种窑洞可以防轰炸,又避人耳目 ,他住在这里才感到绝对的安全。
一扇玻璃窗几乎占了整个墙面,透进灰白色的夏日晨曦。
桌上放着一架已被人遗忘的留声机和一堆唱片。烟灰缸、碟子和痰盂里到处都是烟头。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使我觉得他非常像马克西姆·高尔基作过精彩描述的那个孟什维克费道尔·邓恩。高尔基说:“费道尔·邓恩说话的腔调表现出他 把真正的真理看作是自己的女儿 :他生了她,抚育了她,现在还抚育着她。至于他自己,费道尔·邓恩,则完全是卡尔·马克思的化身。而布尔什维克则是些一知半解的粗俗之辈,这从他们对孟什 维克的态度,看得尤其清楚。而‘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是孟什维克。”
“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机会主义的哲学。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这种典型的超级“革命哲学”高调的实质,他说:“当革命的政党要同小资 产阶级分子直接或间接联合结盟,即无产阶级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分子结合时,或者革命事件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发展时,革命政党往往要因搬弄革命辞藻而大吃苦 头。我们所说的搬弄革命辞藻,就是不顾客观环境一味重复革命的口号。”

1945年7月10日
“飞行堡垒”的机群正日复一日地把日本城市炸成废墟。B-29型飞机的高度实际上是日本战斗机所达不到的,它们列成队形向目标扔炸弹,就像是受检阅一样。
在5月31日的大会上,毛泽东在闭幕词中谈到了审干以及与间谍活动作斗争的问题。现把他讲话的有关部分简要概括如下:
——在这项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发生了许多严重错误。
——这些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按照少搞但要搞彻底的原则来进行这项工作。
——可是我们却搞多了,搞得也粗。
——我们必须把犯过的错误变为武器。惩罚早已禁止,不要轻信口供。我们始终应该以谨慎的态度来处理每件事情。
——但我们对事物也必须有一个严肃的态度。我们不容许自由主义,因为它是有害的。
就这样,毛泽东在大会讲坛上向全党宣布:“洗脑筋”以及其他一切镇压措施的思想实质是没有缺点的。
他发出号召,要继续无情地惩罚持不同意见的人,并使整风的镇压方法成为党的生活的一种制度。为了使代表们放心,他虚伪地答应要使康生“刑室”的工作更“客观些,而且要注意区别对待”。

1945年7月11日
美国人认为日本的命运是已经注定了的,可能需要一年、两年或者三年之后才见分晓,但它无法逃避失败的命运。日本工业已被破坏,这个海岛国家的商船队 实际已不存在。而且,尽管广播的调子还是那样自吹自擂,但从中不难听出他们对美国未来的进攻所持的不安心情。美国人估计他们自己大约要损失一百万官兵。他 们总是把行将进行的进攻称为“流血的”进攻。
大会开了五十天,时间很长,但根本不是因为要解决的问题是复杂的。这样长的时间是过去党内斗争的反映。
代表们是非常听话的,但是要让他们有发言的机会,这样,就可以利用他们自己的检讨和对别人的指责来证明“现实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胜利。毛泽东有意识地选择了这个办法。
在选举过程中,党内这些年的激烈斗争又重演了。代表们再次绝对听从毛的意见。但是,现在必须使他们对“莫斯科反对派”成员所持的敌意缓和下来,而且要使所有那些“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进 入中共领导机构,这就需要时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国际主义者被弄得声名狼藉,以致毛泽东实际上又不得不去说服代表们重视他的推荐。在新的形势下,他迫切需要他们,需要这些“教条主义者”、“莫斯科分子”、“经验主义者”以及“投降主义者”,他们能为毛的政治路线打掩护,他们是在这次交易中受过熏陶的人。
就这样,一周又一周,代表大会开了整整五十天!

1945年7月12日
在整风运动的苦难日子里,共产党员们经受了一次毛泽东思想的严酷训练。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从思想上总结了“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成就。
这些党员大多数年龄不到三十,他们已经成为党的干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成长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党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在所有这些事情中,最坏的是把毛泽东与革命、与普遍真理看成一回事。对党员来说,毛泽东是带给他们革命信仰的使者,他是一贯正确的。在这里,理智被本能 (一种盲目的本能,一种宗教信条)所代替!他们不需要理解就相信,因为是毛泽东说的么!
革命者的信仰和对创造奇迹的神的信仰发生了冲突。
我不由得翻开我的哲学笔记。在这方面非常有意义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给劳拉·拉法格的信。恩格斯在信里写到了1871年之后巴黎工人的“极端革命性”,即布朗热主义的问题。他说:
不,这次陶醉于布朗热主义的原因是更深远的,那就是沙文主义……法国这种爱国狂热的必然后果是,法国工人现在成了沙皇反对德国而且也反对俄国工人和 革命者的同盟军!……但是像这样的狂热从1789年以来已经是第三次了。这种狂热的浪潮第一次把拿破仑第一拥上台,第二次把拿破仑第三拥上台,现在又把比 他们两个更坏的家伙拥上台,但是,幸而浪潮已没有力量了。无论怎样,我们显然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巴黎人革命性的消极面——沙文主义的波拿巴主义——同积 极面一样都是不可缺少的方面 。在每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之后,波拿巴主义就会再次发作,要求有一个救主,去消灭……可恶的资产者。
因此,我将欢迎巴黎人赐给我们任何革命的激情,但预料他们以后又会受害而转向创造奇迹的救主。我希望和相信,巴黎人在行动上会像往常一样有能力,但他们如果要求在思想方面进行领导,那我就不敢领教了。
1911年君主政体被推翻,持续不断的农民暴动,1925—1927年的革命动乱,以及内战的血腥暴行——结果产生了同一种信仰,信仰一个“创造奇迹的偶像”——毛泽东。
从我对毛泽东和他所创造的整风运动的长期了解,我确信我的说法是对的。我有时觉得,好像我自己也在这里经受了这场严酷的洗脑筋运动。这场清洗有助于使我看清民族主义的危险,盲目信任领袖的危险,用教条、用政治上的犹太教义、用歪曲来代替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危险。
中共党内的沙文主义是中国民族意识酿成的悲剧之一。
我在延安呆了这些年以后,我感到,马克思、列宁和恩格斯的才智、深邃的远见和伟大的人格更加光彩夺目了。他们的思想培育了布尔什维克党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具有伟大的生命力以及它必然取得胜利的保证。
延安培养出来的党的工作者一批接一批地走向国家最边远的地区。他们到各地去领导党员群众。他们是怀着对革命、真理、国家以及对毛泽东的神圣信念离去的。
凡在理智屈服于盲目本能的地方,教条就成了生活的真谛和目的。可怕的教条——“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
我经常听到一套套标准的答话,而听不到一句生动的语言。不同的人在表情上都是一个模样,这给人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人们心安理得地在死记硬背“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对毛的赞扬带有神秘主义色彩,是一种不健康的吹捧。这种危险做法使党员没有主见,思想超不出毛泽东指示的范围,使党丧失能动性——这在大会上已有表现。结果,毛主席一个人的“一贯正确的创造奇迹的头脑”代替了千百万人的头脑。
研究了毛泽东的几个报告之后,我确信他是很有手腕的。他通过歪曲共产党的历史、歪曲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目前的事件以及通过搞整风运动这种无事生非的做法来腐蚀党员群众。

1945年7月13日
在民族解放运动政党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重大的差别。毛在美国人面前如此欣然同意改变党的名称是不无理由的,这种情况根本不是什么策略问题。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难得的装饰品”,借以掩护他去搞一种与马克思主义运动完全不相干的、不受其约束的社会运动。历史使他不能有别的抉 择:共产党的兴起不是他的意愿,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已深 入人心,使人无法忽视。于是,他就利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作掩饰,搞出了他自己的哲学“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说明,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为什么如此激烈和 残忍 ,它实际上是中共党内两种思想——毛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因此,党经历了十年时间的尖锐冲突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冲突对局外人 来说并非一直都很清楚,可是斗争没有减弱,一直在持续进行 ,采取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一直到为“纯洁文风”而进行的斗争)。这是党内的阶级斗争,是思想意识形态的斗争,是被一种不断高涨的、极易为沙文主义情绪 所左右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激发起来的斗争。
这个斗争在代表大会上以毛泽东的胜利而告结束。虽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真正的团结还在前头。”中国民族解放革命运动因日本的失败而高涨起来,这使中共党内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力量与小资产阶级的“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康生下来了,新人被提拔到中共的领导位置上。这一事实说明,已经向中共党内的先进分子作出了让步,尽管这种让步只是形式上的。总之,为“真正的团结”而进行的斗争还在前头。事情并不都是按毛所希望的那样发展的。这显示了历史发展的逻辑。
日本人在战场上仍然是个难对付的力量。盟国为拿下太平洋的每个岛屿都不得不艰苦作战,日本守卫部队抵抗到最后一个士兵。美国人表示担心,不知道日本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将怎样接待他们呢 ?

1945年7月17日
不幸的是,在中共领导中还有一些动摇于共产国际和延安之间的人,他们正在猜测哪条路线将会获胜。
这些人在莫斯科是同意共产国际的建议的,但回到延安又迁就毛泽东。他们在这里虽然很谨慎,但还是要把在莫斯科赞同过的同一条共产国际的路线叫作“支持投降主义和不符合中国民族特点”的路线,如此等等。
他们是一些戴着假面具的人,只是变换假面具而已!换来换去,直到整风的浪潮把共产国际想支持的一切事物都冲光。
毛越来越经常地陷于抑郁,这也说明了他的健康状况不佳,忧郁症一发就打不起精神来,干不了工作。

1945年7月21日
由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及他们的外长参加的波茨坦会议开幕了。
在罗马,人们将要庆祝佛朗哥反叛西班牙人民共和国的周年纪念。真是厚颜无耻!
有八名德国罪犯在美国被处决。
法西斯恐怖笼罩希腊。
对法国前元帅亨利·贝当提出了控告,指控他阴谋破坏国内安全并与敌人相勾结。
今天毛泽东跟我说,他高度评价苏共和苏联在中共为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
光线很难透过纸窗照进屋内,天气不好时室内更暗。就像现在似的,正是中午时分,但外面下着雨,我只好点上一支蜡烛。
今天,是我好几个月以来第一个比较空闲的日子。
雨点不断滴滴答答地打在糊着油纸的方格窗上。
我想着当我回莫斯科的那一天,我将交出我的代表证,收起我的钢笔,不考虑任何问题,信步往家走去……
我也不会再通宵达旦地伏案写紧急报告,翻译冗长的中文材料,捉摸谈话笔记中的弦外之音,去戳穿谎言、探索事实真相了。
而且,在很多年以后我终于不需要再经常处于警惕状态之中了。

1945年7月27日
丘吉尔落选了。由工党克莱门特·艾德礼主持,在英国组成了新内阁。丘吉尔处境尴尬 ,他不得不收拾行装,在会议处于高潮时离开波茨坦。
对法国的大卖国贼贝当的审判已经开始。
日本内阁宣布:日本要一直打到底。
美国新闻处在特区设有中心站,有一批观察员在延安工作。这个小组由32人组成(8名新闻人员,9名电台操作人员,还有其他工作人员) ,小组负责人是彼得金少校。
此外,美国新闻处人员还遍布中共各根据地:有两名在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地区,两名在太行地区,还有两名在新四军中。
中共中央主席考虑到国家未来的事变以及苏联对日开战这些问题,他正在重建力量。
中共领导的思路是这样的:苏联将打败日本,它不会让美国人对特区采取行动,苏联部队一定会帮助中共,掩护中共军队收复北方几个省,苏联还将从物质上和政治上帮助中共。这种想法,大会代表曾以不同说法反复表示过。
这正是毛泽东把康生从特区政治生活的最前线撤下来的原因。中共中央主席的这位最亲密、最忠实的助手由于反苏,在莫斯科名声太臭了。
毛泽东这样做,就是为了避免攻到康生头上。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将逐渐地战胜毛泽东主义。但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毛泽东主义发展的许多客观条件——物质的、思想的和文化方面的 ,将来它以某种形式大肆活动也是可能的,这就存在着毛泽东主义为中国开一危险的历史先例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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