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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日记十五(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2012-02-10 06: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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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

1945年4月1日
毛泽东不能让康生受到谴责,因为这会间接说明他的路线是错误的,所以康生的报告从大会日程中删去了。毛颇为踌躇才采取了这一步骤,因为作这样一个报告,总结一下整风的成果,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彭真的报告也不明不白地从大会日程中删去了。难道报告中关于中共城市工作的材料不够?彭真原来打算讲的正是这个问题。
大会发言人的名单中博古的名字同样被划掉了,原因也不清楚。原定博古要向大会报告党的新闻出版工作。毛泽东知道,要跟莫斯科搞好关系,博古肯定是个很有用的人,但是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信任博古的。
这些决定都是3月24日作出的。
建议从日程中删去这些问题的就是毛泽东本人。中共中央全会扩大会议批准了这些建议。
大会日程中还删掉了邓发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这也是按毛泽东的指示办的。
毛决定挡住对康生及其支持者的打击,并不是因为他对情报局局长那么同情。只需稍稍观察一下整风就可明白审干委员会的后台是谁,以及1942—1944年运动的思想动机何在。
毛坚决地认为:这次大会一定不能把莫斯科的注意力引到怀疑中共中央主席是否正直的那些问题上来。
谢伟思吐露心曲决非偶然。他并没有出卖自己国家的利益,尽管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这样。他把中共领导看成是他的国家的潜在盟友,这才对他们“坦率”起 来。他和戴维斯似乎已经领悟了中共领导政策的民族主义含义,他们认为中共是一支有前途的力量,如果美国想保住它在亚洲地区的阵地,必须与中共友好相处,而 且也是能够做到的。据戴维斯看,中共领导采取的民族主义政策使中共的纲领不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实际上还会使苏联在远东起不了什么作用。
谢伟思坦率陈词的实质,史迪威的随员戴维斯、卢登、谢伟思和怀特迈耶的种种活动的全部含义,就在于此。这就是谢伟思有点控制不住他的感情的原因。赫尔利表现了美国整个远东战略的懦弱和近视。使得毛泽东发脾气的正是赫尔利对中共领导政策的这种“不理解”。
直到最近,毛泽东还一直在同赫尔利满怀深情地互相通信,感谢这位具有崇高品质的将军所作的“出色的调解”。

1945年4月2日
罗马尼亚外交部长乔治·塔塔雷斯库说,同苏联的关系必须建立在持久合作的基础上,这种合作将标志着同这一东邻大国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共党内滋生着的反苏思想具有一种相当独特的形式,从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破绽。凡提到苏联和联共时都很尊重。
这是因为反苏思想披上了“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苏联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这类词句是报纸和政治工作者的口头禅。
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国际主义精髓被抛弃了。毛泽东派的利益高于国际工人阶级运动“所有其他的”利益。整风向全党灌输了讨厌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之成为一种本能),在一定情况下这种情绪可能排斥一切非中国的事物。这也就是毛泽东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基础。
人人都相信这样的话:“王明卑鄙地想当党的统治者。他向蒋介石卑躬屈膝,他是个机会主义者”,等等。这就是说,王明所主张的一切都已被弄得名誉扫地。这不是“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副嘴脸又是什么呢?
中国共产党内的国际主义者因努力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原则而受到诽谤,据说这些原则对中国是不适用的。共产党遇到了种种困难和麻烦,这都要怪“教条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特点。
经受整风冲击的群众学到了这些规矩,因而毛现在甚至用不着费力向谁去说明它们的正确性了。毛泽东多年来一直在政治上诽谤王明。
共产党内对王明及其支持者的鄙视首先就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拒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理——全世界劳动人民要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延安与这个原理背道而驰,事事都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
1942—1944年的党内斗争对每个人都有影响。谁都不怀疑整风的正确性了。另一方面,人人又都认为自己是正统的党员,一身清白。
因此,对毛来说主要危险是:虽然人人懂得整风的正确性,同意整风,人人忠于中共中央主席,但同时他们又认为自己是无辜受害者,这种受伤的感情日积月累就会发展成愤愤不平的情绪和对运动及其罪恶作法的强烈不满。
反康生的怒潮不断高涨,事实上威胁着毛泽东的整个党内政策。毛泽东本人为之担忧,很想扑灭他自己煽起来的火焰,而这种愿望又使他万分苦恼。对毛泽东 个人的忠诚以及对康生的憎恨(因为康几乎使每个人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预示着中共中央主席会碰到麻烦事情,一种除了毛本人及其亲密伙伴以外谁都不清楚的 麻烦事情。因此,中共中央全会扩大会议以及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必须全力以赴,制止大会代表的自发反抗,而他们都是些真诚地把毛当作党的化身的人,他们连做 梦也不会去想要伤害任何人的自尊心或者怀疑毛这个领导人的权威和诚实,而是无限忠于他,并且准备为他而死。
反康生的怒潮已经威胁着毛泽东,惟有毛看到了这一点。他之所以感到难以平息这种不满情绪,是因为他不可能有啥说啥。在想要靠拢苏联的情况下,以争取使共产党具有民族性作借口来继续进行反“教条主义者”的斗争是危险的,莫斯科将来采取行动时可能要考虑中共领导的这些情绪。
毛竭尽全力避免讨沦整风,要不就用几句话批评整风,含含糊糊敷衍过去,不让大家展开讨论,并且只有实在无法避开这个问题时他才出此下策。
看来,毛泽东打算把康生抛出来作为搞镇压行为(“把好事办坏”)的惟一罪人。
毛希望这样来使整风的思想不受玷污,因为整风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光辉的里程碑了。
代表大会这出滑稽戏,经过多年的精心排练,即将呜锣开场了。

1945年4月3日
中共中央主席千方百计避开讨论党内问题,不然,一讨论起来就可能揭露这些年来在他怂恿之下进行的斗争:对王明派的镇压、阉割国际主义精神的努力、秘 密的反苏活动。因此,毛泽东打算集中精力解决当前的问题。他这样做将能防止代表大会上出现意见分歧,从而使大会在团结一致的气氛中结束,而这种一致就会使 与会者相信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是一贯正确的。
毛坚持不懈,毫不动摇,日复一日地努力推行他的计划。最后,各种报告的草稿终于分发到了中共中央委员手中。然后,党内同志都必须在中共中央全会上提出自己的意见。
我把这些报告浏览了一遍。这也算是报告!对过去十年,特别是过去三年来党内发生的事情的实质竟一字不提!
必须悄悄地撇下一切棘手的问题——这是毛认为最重要的事。要尽一切可能防止代表们提出党内问题。
因此,对报告中根本不提任何人的名字只能作这样的解释。

1945年4月4日
4月2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帕特里克·赫尔利宣布,美国只打算同国民党合作,准备停止给特区供应任何武器装备。
赫尔利曾经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于1944年11月10日签署了国共两党的协定草案。他一直在想方设法力图挽回他的“民主主义者”和“中国问题专家”的名声。然而,这都无济于事。他简直连他的同事有被驱逐出中国的危险也不顾了。
赫尔利显然忘记了自己已不再是陆军部长而是外交官了,他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对延安领导人发出了强硬的威胁。他的调解人的假面具扯下来了。
赫尔利作此表演当然主要是由于他的感情受了损伤。首先,他未能解决国共两党的冲突,反而加深了这一冲突。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败,他把中共谩骂了一遍。这位将军和政治家出了丑,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大概忘记了中国并不是酒吧间,在这里靠挥舞拳头和进行咒骂是解决不了争端的。
中共中央主席同帕特里克·赫尔利谈话时曾把他的真实意图和盘托出。他希望美国人理解他。在那些谈话中毛是那样卑躬屈膝。他往往冒着很大的风险,不惜把自己的名誉都赌上了。
毛本来希望,盟国会对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这两只“铁拳”感兴趣。中共中央主席的保险柜里存放着他同赫尔利将军多次会谈的记录全文。这些文件中有的确 实是珍品!恐怕没有哪一份会原封不动地公诸于世。在这些文件中一切都直言不讳。中共中央主席向美国人提议,他们组成联盟,组成神圣联盟。他保证延安在政治 上不受莫斯科的影响,等等。
主席给惹火了,对美国人破口大骂,因为他所建议的同盟没有实现,他的美梦破灭了。
旧金山正召开国际会议,商讨建立联合国组织。这是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的巨大成就。延安草草讨论之后,便派伍修权、董必武和陈家康作为特区的代表去参加大会。
毛泽东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草稿)中回顾了过去苏联和中国人民的关系。中共中央主席强调指出,苏联提供了真诚的援助,而且随时准备奋起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毛泽东说,如果没有苏联这个太平洋大国参加,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不可能、也不应该进行讨论。
中共中央主席的报告以很大篇幅谈到国民党对苏联的关系,说它具有惟利是图的特点,而且基本上是敌视莫斯科的。国民党只不过是以表面上的善意把它对莫斯科的仇恨掩盖起来罢了。
伍修权过去赞同王明的观点,由于是个“教条主义者”而挨够了整。他被指定为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大会的特区代表团的成员,是因为他精通俄语。他俄语的确讲得很地道,如果你闭上眼听,绝不会认为这是个中国人在讲话。真是连一点中国口音都不带!
毛泽东派伍修权去有其一定的目的:第一,伍修权懂俄语;第二,他属于国际主义者之列,会受到苏联代表团的欢迎。
现在毛泽东仍旧希望在苏联的帮助下,在旧金山解决他的政策的主要问题。
陈家康是周恩来的人。
陈大学毕业,过去积极从事青年运动。去年夏天以来他实际上成了周恩来的秘书。
1927-1930年间伍修权曾在莫斯科留学。他是个文化修养很高的人,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
董必武,1886年生,湖南人,是个老革命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还参加过长征。在国共合作期间(到1927年)和目前抗日统一战线 时期都担任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联络工作,去年曾参加林伯渠、王若飞(代表中共)与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代表国民党)之间的会谈。同中国共产党会谈 时,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几乎每次都有邵力子。他是中央政府前驻莫斯科大使(他还用过邵文泰、邵分寿和邵崇怀等别名)。

1945年4月6日
中共的一切计划和梦想都与苏联将来参与解决远东问题挂上了钩。他们希望问题解决得对特区有利,因而能把原来寄托在美国身上的已经破灭了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起来。这已经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党内力量的重新组合。
中共中央主席原来的亲信——情报局长、彭真还有那些当地政府中级别比较低的官员们——都是那一条非常令人憎恨的政治路线的代表人物,他们现在大大丧 失了原先的威风和势力。这不难解释,因为从思想上摧毁“莫斯科派”的斗争只影响到这一派的王明、博古、洛甫等一些代表人物,而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 会的工作则触动了全党,就连军队和党的高级领导人也都受到这样那样的打击。
世界的力量对比已经改观,苏联威信在迅速提高,这不可能不影响毛泽东的态度。现在,他不得不另外物色一批可以信任的人。在外交方面,周恩来就是这样 的人。毛泽东现在不得不同博古合作。这些人都不会忘记整风时所蒙受的耻辱。军队干部也不会忘掉这个耻辱(当然,谁也不敢用这个词来指康生的活动)。现在彭 德怀、朱德、聂荣臻、叶剑英、陈毅等军队同志又受到毛的恩宠了,他们强大得足以反击康生了,他们是绝不会错过良机的。
原定由任弼时来对1931—1935年期间党的政治路线作评价。由于某种原因,他的报告从大会日程中取消了。
代表们都十分憎恨康生和彭真。
斯大林的信,《消息报》上的文章,还有同美国人会谈的失败,表明靠拢苏联是惟一正确的方针。这一进程在发展中。
换句话说,在目前情况下无视莫斯科那就太危险了。这也就是说,党内的妥协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毛泽东赶紧从日程中取消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或多或少反映了他的反苏政策、他抵制共产国际影响的斗争和其他可能对毛泽东不利的种种“业绩”。
这样,才决定不让康生和任弼时在大会上发言。

1945年4月7日
毛泽东从大会日程中取消了两个最重要的报告:康生和任弼时的报告。
中共中央主席下这步妙棋,就能缓和一下甚至完全挡住对康生及其同伙的打击。否则,他们在大会上是够受的,因为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的这批人在党的生活中充当过像宗教法庭审判官那种角色。
然而,要悄悄地把这个问题遮掩过去是不成的。首先,整风是毛泽东的得意杰作。第二,引起莫斯科注意大会上可能突然爆发的争吵是愚蠢的。因此,情报局长的报告草稿将提交目前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扩大会议去讨论。
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就去忙着讨论当前事务算了。关于军事和政治问题的报告还不够他们操心的?同时,也不要去批判和辱骂“莫斯科派”了(因为一批起 来骂起来,毛的民族主义势必会暴露无遗)。是的,“不要去搞了”。中共中央主席似乎很怕发生这种情况。同季米特洛夫通信的详情他还记忆犹新。如果在远东关 键事件发生的前夕再出现类似的政治问题,情况又会怎样呢?
毛并不怕在大会代表面前暴露自己(这他倒觉得挺有把握,因为他是领袖嘛!),他怕的是在莫斯科面前暴露自己。因此,他提议把主要的也是最使他伤脑筋 的问题提交中央全会而不是代表大会去讨论。第一,全会不是代表大会。此外,控制全会要容易得多,何况全会也不会引起外界很大注意。当前切不可在政治问题上 和军事问题上引起争论——这是毛的计划中极关重要的一点。代表大会要能这样开,就可以向全世界、特别是向莫斯科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真是坚如磐石。
这还旨在于掩盖毛的政治投机中另一个欺人手段。由于代表大会不对党内政策进行任何讨论,所以这自然被理解为代表们以至全党都一致同意这种党内政策,把它看成是绝对正确的。换句话说,毛泽东的总路线将不经讨论或辩论而五条件地获得通过!

1945年4月10日
帕特里克赫尔利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使延安深感沮丧。中共领导人认为,这位美国大使的讲话是从政治上对共产党在国内外的地位重重的一击。
毛泽东怒气冲冲地谈到“美国对华、特别是对共产党的新政策”。他对美国援助所抱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于是就大骂赫尔利是“帝国主义者”。可是就在五 个月前,毛泽东还称赞这位“美国总统的使者的杰出才干”,感谢赫尔利将军“对中国人民所抱的友好感情”。宴会上,毛泽东曾说过多少亲切的话,当时他多么愉 快,而他对那位“头脑清醒的美国政治家”的能力又是多么赞赏啊!
感情变化多快啊!正像俄国俗话所说:“先捧场,后骂娘。”
4月3日,中共领导人收到了关于美国大使讲话的新闻报导。第二天,中共领导人召开非正式会议,会上提出两项建议:
1.发表一个答复声明:
——国民党也是个武装的政党。此外,它武装夺取了政权。
——给国民党提供援助就是增强它的挑衅的、反革命的核心力量,这样做最终会导致新的内战。
——答复赫尔利:蒋介石是个法西斯分子!
——批驳赫尔利关于共产党请求美国给它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的讲话。
2.致函帕特里克·赫尔利,向他提出抗议。
但是,4月6日五个最高领导人开会,决定不采取这一行动。
这里普遍对赫尔利不满,好像谁都不打算原谅他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命令复印去年11月9日晚草就的由赫尔利和中共中央主席签署的国共协定便足以证明这一点。
影印本交给了董必武,不久他就要乘飞机前去参加旧金山会议了。影印本将在适当的时候交报界发表,那时赫尔利就无法否认协定草案的存在了。如果报界怀疑这个文件的真实性(这个协定毕竟是个密件),董必武就将出示协定原件,这样就会损害赫尔利的名誉,因为原件上有他的署名。
赫尔利出访伦敦,同丘吉尔进行了会谈。他即将去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据说将向斯大林转交罗斯福总统的亲笔信。中共对此深感不安。人们普遍猜测,赫尔利的活动是同远东问题主要是同中国问题直接有关的。

1945年4月12日
本届中共中央全体会议正在讨论任弼时和康生的报告(草稿)。代表大会本来应该已经开起来了,但是对这两个报告的不满已经发展成激烈的争吵。特区党组 织的代表们在小组会上辩论得特别激烈。高岗是这个代表小组的组长。代表们的心情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整风对特区的打击最大,想使他们平静下来是不可能的。他 们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陈独秀、李立三、博古、王明、“莫斯科派”,还有康生及其一伙,统统受到猛烈的抨击。
毛泽东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结束事态的逆转。代表们一个个被叫去进行个别谈话。
中央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主席所作的政治报告。对军事报告提了些意见,报告随即作了适当的修改。
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草稿)也获得批准,但是其中并没有把毛泽东抬到高于党和可以不受批评的地位的词句。
至此,共产党扩大的中央全会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已全部讨论完毕。但是,对任弼时和康生的报告的辩论拖长了时间,中共领导不得不将召开代表大会的时间推迟一星期左右。
不出所料,任弼时的《论1931年—1935年间党的政治路线》的报告触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毛泽东很聪明,把这个报告从代表大会日程中移到了全会上来,如果不这样做结果会怎样,当然只有他知道。

1945年4月14日
美国总统弗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突然于4月12日去世。
罗斯福的去世不仅仅是美国的巨大损失。他是一位明智的、有远见的政治领导人。
他是在画家为他画像时去世的。
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接任总统。
蒋介石给他所属将领的密信:
——共产党正加紧对日占区进行控制,目前忙于在湘中、皖北和长江流域一带扩大其影响。
——共产党正大肆进行不利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宣传。
——共产党正采取一切措施阻挠中国军队的反攻,并在国内制造混乱,为此正寻求外国援助。
蒋介石号召他的军队的将士加强纪律。他指出他的参谋总部腐化成风,将官们欺骗统帅部。
国民党的全部梦想就是靠它自己的力量把日本人赶出去,这将有助于他们控制沦陷区。
美国电台评论员要人们警惕未来的中美关系。这些美国人说:“战后的美中关系,对我国来说意味着美国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这些伪君子,说什么重庆和延安的关系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大国不应卷入这一年深月久的争端中去。把这些话与这里实际发生的事情加以对照,那真有意思。
中共中央主席把任弼时和康生的报告移到全会上,目的在于给激烈的争执降温。他的这一招效果很好,当前有关这两个文件的辩论就证明了这一点。大多数代 表想起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想起整风中所受的打击,仍然心有余痛。在全会的一次会议上,当讨论到任弼时的报告时,白发苍苍受人尊敬的林伯渠都不 禁流下了眼泪。这就不难想像,如果报告弄到代表大会上去讨论结果将会如何。
林伯渠是特区的代表之一,共产党创立时期的党员。
对这两个报告的愤怒感情可能会使人们注意到中共中央主席十年来的政治路线,所以他非常注意要设法缓和辩论时的尖刻语气(最好是能使讨论收场)。毛泽 东不断召开出席本届全会的各代表团团长开会。在最近一次汇报会上,中共中央主席指责代表团团长“对思想感情腐朽落后的人太软弱了”,要求他们强硬些,以便 结束对任弼时的报告的讨论。
高岗明显地感到,要改变代表们这种普遍的思想情绪是他力所不能及的。于是,中共中央主席宣布,他要给“留尾巴”留得最多的各代表团讲话。这首先就指特区代表团。
中共中央主席急于要使任弼时的报告顺利通过,以便缩短这场辩论,因为辩来辩去,意见不一致和不满的险兆露头了。毛泽东自恃其在党内享有绝对权威,想 给代表们开导一番,使形势能“健康”发展。他想把这些感情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使得代表大会能百事顺利,谁都对“康生同志的错误”闭口不言。
情报局局长的行动都是受中共中央主席指挥的。这就是说,对这个委员会的活动稍加批评,都会或多或少引起人们怀疑毛的政策是否正确。
毛泽东把王明变成他政治棋局中的一个卒子了。把这个原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委员选进中共中央能消除莫斯科的怀疑(整“教条主义者”,想用金医生的药剂毒 死王明,季米特洛夫的揭发电报,毛同美国人会谈的某些方面)。毛泽东已经给代表们施加了压力,力图使他们相信,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把王明选进新的党中 央委员会是必要的。
由于长期对王明进行诽谤和对舆论施加压力,他成了不受代表们欢迎的人。这也是代表大会推迟召开的另一个原因。要把王明重新选进中共中央是条妙计,这会带来许多政治上的好处。因此,毛泽东并不急于召开大会。
这些年来毛泽东一直在攻击国际主义者,煽起人们憎恨“莫斯科派”和“教条主义者”的感情,换句话说,他一直在煽起党内斗争的火焰,或者不如说,煽起一场旨在消灭他的政敌的大火。但是,现在他力图扑灭这场火灾,以达到他的策略目的。毛如此固执己见,令人不胜惊讶。

1945年4月16日—19日
把任弼时和康生的报告从代表大会的日程中去掉以后,中共中央主席就不怎么怕他的个人威信会受到损害了。他早已把所有的反对派都整垮了。甚至没有谁敢 说毛泽东什么时候“出过纰漏”。十年来,毛泽东一直努力宣扬他制定的政策对党多么重要。他千方百计这样干。他主要就是利用人们的民族主义本能,这样做颇有 成效。在斗争的各个阶段(有时形势很复杂)毛泽东都采用这一屡试不爽的策略。他甚至为它找到了“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哲学根据。所谓“现实的马克思主 义”,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意思。
毛并不担心他的威信出问题。中央全会上吵吵闹闹,那是由于怕失去莫斯科的信任。毛很清楚,整风中大整其人、迫害王明以及企图背着苏联同美国人达成协议,这些事情都可能影响苏联对延安的态度。
目前,在全会上,他拼命想掩盖反苏反共产国际的活动,让人看不清他活动的实质。中共中央主席为了谋求苏联支持现在正在走向另一极端。他甚至准备牺牲 康生,要康生对“曲解”整风精神干出来的事情负责,以便取得莫斯科的支持。最近帕特利克·赫尔利的记者招待会使他完全相信,国民党和美国联盟已经成为现 实。他突然意识到,他现在站到了悬崖峭壁的边缘,因而不免灰心丧气。
毛现在使出他玩政治的浑身解数来解决主要问题:取得莫斯科的信任,证明他是值得信任的,以此来支持自己。每次报告之后都要集中讨论报告中有关联共 (布)和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友谊的冗长段落。麻烦的是,代表们弄不清这是毛的政策还是他真正的目的(全党也是如此,只有很少几个党员除外)。毛泽东在他的报 告中为代表大会制定了现在和不久的将来对苏联的方针。
所有的发言和报告都会按照毛的政治报告的调子说:“苏联是各被压迫民族的朋友、兄弟和希望!”
不过,“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的哲学思想,尽管现在把这一点小心翼翼地搁起来不谈。毛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寸步不让的。他宁肯牺牲康生和彭真,但绝不会放弃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主要事业。
今后几年该怎么办?中共中央主席已作了抉择。他知道他敌不过美国全力支持的蒋介石,只得指望苏联,因此他是被迫作出这种抉择的。中共正按此对整个工作重新加以部署。
毛对莫斯科本来是百般揶揄的,而今却突然变得卑躬屈膝,而且满口说起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词句来了。
毛现在把宝全押在联共(布)的国际主义原则上。他是经过冷静的算计之后才这样做的。普通党员却按表面文章来理解这些事情,他们为苏联的胜利而高兴,报纸、电台和政治家的演讲造成了一种言过其实的对苏友好的气氛。
毛紧紧抓住这出木偶戏的绳子。他急于想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又不愿让步,一点儿也不放弃他的原则——他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为了保住他的思想体系,必要时可以牺牲他的忠实的同志。毛完全了解,赌赢赌输全看他玩政治的手法是否高明。
毛精神非常紧张。他害怕代表们突破经过精心炮制并已获通过的讲话的框框,他不遗余力地扮演着舞台提词人这一新角色。中共历史上最可怕的十年党内斗争的痛苦呻吟万万不可暴露出去!
现在,延安有来自全国各省的人,讲各地的方言,显得很活跃。到处可以看到一群群的人,有大会代表,行政工作人员,忙忙碌碌的保卫人员等。几乎到处都可感到大会前夕的紧张,感到大事即将来临的气氛。
苏联政府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这表明我们对太平洋地区形势的发展不会袖手旁观。
延安沸腾了。毛泽东这些天来一直很兴奋。苏联政府的决定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这里的人都明白,国民党不久就会找上门来,要同共产党达成协议。
延安纷纷推测,在未来的对日战争中苏联军队和中共军队势必会要相互配合。
中国领导同志现在最喜欢干的事就是为苏联和斯大林唱赞歌。
现在,从普通党员到党的高级工作人员,人人都认为苏军理所当然地会解决所有延安单独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将为中共解放内蒙古,打垮满洲的关东军,而胜利的桂冠也会属于中国共产党。毛显然希望苏联为他夺取大块地盘,扩大特区。
苏联政府的决定是在赫尔利将军召开的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之后作出的,他们对此更是大肆张扬。

1945年4月20日
毛泽东总是独自一人呆在自己的住处。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那座窑洞迷宫,那里人人都穿着软底鞋走路(延安没有其他鞋)。但是,由于窑洞深穿入地,寂静给人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而他的公务员就像是幢幢鬼影。
毛对闲话很敏感。他听不到、事实上也不喜欢听这些闲话。
当他为自己的表演所陶醉时能讲上几个小时。他讲话和演讲时激昂慷慨。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把他的生命都倾注在他的讲演中了。当他说话时,他变了,变成个新人,而且把他的听众都忘了。
不过,中共中央主席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话完全是另一副神气。有时,和他那低沉的嗓音极不相称,他感情洋溢,慷慨激昂,并且旁征博引,脱口而出。有时, 穿插不少土里土气而通俗易懂的妙语和粗俗的玩笑,使听众忍不住大笑起来。有时,他又仿佛是一个伏案的思想家,镇定自若,平心静气地喃喃自语。

1945年4月21日
中共中央全会扩大会议总算结束了。毛用压力、奉承和许愿得到了他所期望的东西。全会上的讲话都通过了,激动的情绪也已平息下来。代表们成为遵守纪律、服从领导的人了。
由于中共中央主席亲自进行了干预,才达到了这一步。《论1931年—1935年间党的政治路线》这个报告把它的作者任弼时快要拖垮了。在激烈的辩论 中,他受到种种责难:“他不加考虑地乱说”,“他歪曲事实”,“他不说实话”,等等。体弱多病的任弼时经受了一次折磨,因而请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去看了 病。
中共中央主席出马挽救了这个历史性报告,使它摆脱了困境。为了使这种混乱的局面能平息下来,毛泽东给代表们作了长篇演讲。全靠他的权威和赤裸裸的压力才把压顶的风暴控制住了。我真没有料到代表们的反应会如此强烈!
全会就任弼时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文件大部分是诽谤博古和王明的,特别是诽谤共产国际的观点的。
据宣布,大会不久就要正式开幕了。
不妨借用鲁迅的一段话来形容毛泽东目前的行为。鲁迅说:“他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准备了另一种脸谱和另一面旗帜,以便登上新形势下的舞台。你以为这是神殿的大门,但你看到的却是猴子的嘴脸。”
我想,记日记是可以直言不讳的。几年来在毛身边的生活,说得轻点,使我无法尊敬他。
当形势和他的个人利益需要时,这个人会毫不犹豫地毁灭成干上万甚至几十万人的生命,但他却又以胆怯闻名,事情一到严重关头就惊恐万状,我曾多次见过这种情况。
他把自己的健康看得高于一切。很少有一个星期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不被叫去给他看病的,看的不过是些小毛病。同时,他对其他人甚至他的亲属得病或死去都漠不关心,冷酷无情。
我曾经向毛说到内战的威胁,援引黑格尔的话说,一旦时机成熟,真理就会为自己开辟道路。毛没有回答。我认为他倒并不是想使我难堪,他只是对此有不同看法,历史必须服从他的意志。我经过多年,对他有深刻的了解,这就是我得出的结论。毛是那种自认为要流芳百世的人物之一。
对于黑格尔的著作他并不熟悉。我问他关于黑格尔的东西并非全出于好奇。毛总算是位“领袖”吧,可是黑格尔也并不是上海的黄包车夫,他的名字并不是无足轻重而不见经传的。
我把这几年来我记的笔记和发出的报告总结了一番,得出结论如下:
1.毛泽东与美国人交往的目的就是想从他们那里得到武器。这一点无需详细阐述。
2.向重庆提出政治要求目的在于孤立中央政府。中共中央主席完全忘了,他的行动可能会造成分裂。战争只不过是达到他个人目的的一种方便的手段而已。 这些要求是不现实的。他的目的是把蒋介石描绘成破坏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业的顽固不化的蠢人,以争取使美国人同意与特区签订协议。盟国对八路军和新四军 感兴趣,这成为他的一张主要王牌。
3.在延安签订的、由赫尔利签了字的协定草案所用的措辞就使协定不可能付诸实施。蒋介石绝不会同意把政权全部交给共产党,而这个协定的条款里就含有要他交权的意思。赫尔利上了圈套,至今不能自拔。美国由于它的一个主要的又是接近白宫的政治家的失策,也在一定程度上丢了脸。
4.毛泽东不顾国内军事和政治形势,想全凭武力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他利用西安协定作幌子夺取了中央政府控制的大片土地,显然是为了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
5.毛泽东想使美国与共产党结盟。在进行交易的过程中他把中共描述成美国必须依靠的一支力量。中共中央主席不顾成功的希望渺茫,力图说服同他谈判的美国重要政治官员相信他是可以依靠的盟友。
6.毛想在政治和军事上同美国人结盟来孤立蒋介石,以便彻底消灭他。这一点蒋介石是明白的,忙着提出各种政治建议的美国人也开始明白了。蒋介石完全了解,美国人方面对毛泽东所作的任何让步都会损害重庆政府的威信,所以,他使美国把史迪威调离开了。
7.毛泽东还期望通过与美国人结盟来使苏联不能积极参与解决远东问题。毛泽东与盟国都反苏,这就是他们交往的基础。美国人起初把这种不加抑制的反苏 情绪视为战术上的计策,他们无论如何不敢牺牲蒋介石。而毛却把自己出卖了!反苏(“共产党的某种民族特征”),是美国同毛签订任何协议的基础。毛泽东很清 楚,在意识形态方面苏联一直是美国资本主义的主要敌人。他知道这一点,并力图加以利用。但是,这不过是一个巧妙的计谋而已。我知道会谈的每一细节。为了换 取美国的武器以及与美国结盟,毛泽东答应同苏联一刀两断。
8.中共中央主席向国民党提些不现实的要求,以便证明自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行为是有理的,并指责苏联和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宣称中国共产党是在它们的逼迫下同蒋介石结盟的(指1927年9月22日中共与国民党签订的西安协定)。
9.毛泽东在同美国人的交往中还暴露出他的政治特质的另一方面。他充分暴露出自己不是个共产党人,而是国内某种“主要的民族力量”,他的原则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10.如果诺言和原则不能为毛泽东的目的服务,他就准备通通加以否认。什么条约,什么传统的国际联系,什么人民的痛苦,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毛泽东把辩证法理解为不讲原则的自由行动。更清楚更确切地说,他的“辩证法”可以说是肆无忌惮的行动和背信弃义的勾结的混合物。
11.苏联对中共提供了武器和金钱援助,对在莫斯科各高等学校和专科院校求学的中国学生提供了奖学金,在政治上又给予大力支持,使国民党反动派不敢 打共产党。但是毛泽东在纳粹德国对苏联进行战争的年代里采取了一种近乎彻底背叛的立场。在1941—1942年最困难的日子里,在日本向苏联发动进攻的刻 不容缓的时候(是苏联人民的勇敢使日军不敢进攻),毛泽东漠不关心地听任事态发展,甚至命令八路军不去开展积极的军事行动以打乱日军在苏联边境进行部署。 当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在通往莫斯科、列宁格勒、塞瓦斯托波尔和斯大林格勒的道路上流血牺牲的时候,毛泽东开始清党, 大整“教条主义者”即中国共产党内的国际主义者。不久,他命令八路军完全停止抗日作战活动,让日军能不受干扰地准备进攻苏联。
12.毛泽东从他的哲学观点——即民族主义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出发整垮了“莫斯科反对派”,并诽谤共产国际及其活动。
13.毛泽东用反苏主义和民族主义腐蚀党的干部,在党内使用恐怖方法。
14.他虚构一些数字,设法掩盖八路军抗战(和部分掩盖新四军抗战)的真相,掩盖他对抗日统一战线所采取的政策的真相。现在,世界上几个主要通讯社 广泛引用这些数字,对材料来源延安连提都不提。这些数字都成了正式的资料了。它们不仅不能反映战争时期中共活动的真相,而且歪曲了历史进程——它的特点、 方向和程度。而最重要的是,它们掩盖了中共领导人的意图。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定于明天开幕。按照1938年中共中央六中全会的决定,本届大会原应于1940年举行。
1937年12月,王明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讲了话,他讲了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他的讲话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只有毛泽东对王明的报告进行 了一些批评,但是经过辩论之后他明白自己有被孤立的危险,终于投票赞成这个决议。决议认为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日本侵略的条件下惟一正确的策略。
不久,王明和后来成为“莫斯科反对派”的大部分成员前往汉口,代表中共参加蒋介石政府(当时叫做“国防政府”)。王明在汉口一直呆到1938年10 月汉口被日军占领为止。在这期间,毛不失时机地积极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准备整风。康生的侦缉机关的实力也就是在这时候增长起来的。同时,毛泽东着手推翻 1937年12月的会议决议以及中共六中全会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决定,并从而否定了共产国际所持的立场。
中共明天就要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了!

1945年4月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致开幕词。他的话简述如下:
党二十五年来的历史是一部既有胜利也有失败的历史。在这段时期里,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斗争在继续。
我们的主要成就是,全中国人民都维护我们的政治路线和欢迎新民主主义。我们在斗争过程中已逐渐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现实生活相结合。毛泽东的旗帜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
我们已进入世界大变动的时期。希特勒即将战败,民主即将获胜。在东方,日本人将在两、三年内被赶出中国。我们要开始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了。中国人民目前正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
任弼时讲完后,毛泽东接着讲话。他的话简述如下: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将决定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命运的抉择,他们即将下定决心。本届大会必将确定中国人民要遵循的道路。大会必须团结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以便保障他们可以取得胜利。
柏林不久将被攻克。在东方,抗战仍在继续,但是胜利在望,胜利在握了。
当前形势大好。人民必须决定走哪条路。一条是光明的路,另一条是黑暗的路。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我国要么成为自由、独立和民主的国家,要么还是那个旧 中国,跟过去一样。我们的任务是团结全党、全国,团结全世界一切力量,走光明的路,从黑暗走向光明。我们有可能取得这样的胜利吗?可能!中国共产党就有一 百多万党员,还有广大的解放区。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舆论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几年前这种形势是不存在的。(可是毛还是一心想着与国民党发生军事冲突,并 全力以赴试图发动内战!他的这番话,恰好是他自己的冒险行动的一个十分有说服力的自供状。)我们必须用上面提到的这些力量,来打败日本,建设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二十五年来的历史可分为三个斗争阶段:北伐战争,内战和抗日战争。在我党历史的这三个时期中,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党成了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
当前,我党正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
我们虽然取得了这些成绩,但还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继毛泽东之后讲话的有朱德、日共的代表冈野、刘少奇、周恩来和林伯渠。他们的讲话都平平淡淡,如出一辙:简要地分析一下国际形势,号召打败日本帝国 主义,简要地回顾党的历史,对当前形势、取得的成就、力量的增长以及团结问题作一番评价。发言者都指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旗帜”,已经领导 他们并将继续领导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之后,李富春宣读了日本解放同盟及其他一些党派的贺电。
彭真向大会宣布了代表资格审查的结果,报告了代表们的党龄、家庭出身和年龄等情况。
代表们的党龄和人数:1921—1927年入党的代表有210人,约占出席大会代表总数的28%;1928—1937年入党的有444人,占59%;1937—1941年入党的有98人,占13%。
代表的年龄:23—30岁的有130人:31–40岁的有453人;41—50岁的有140人;51—60岁的有24人;61—69岁的有5人。
代表中有700名男代表,52名女代表。
752名代表中有401人出身于自由职业者,422人受过中、高等教育,319人受过初等教育,11人根本未受过正式教育。
代表中324人是军人,315人是专职党的工作者。
出席大会的有7名正式邀请的客人,4名其他人士。正式的来宾有朝鲜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代表。
明天,毛泽东要作重要的政治报告。

1945年4月24日
会后,一位中国同志找上我对我说,从现在起我在大会上记的笔记都算机密文件。这位同志说这是毛泽东亲自下的命令。他把我的笔记本拿走了,让我稍等一 会儿。十五分钟后他回来了,把笔记本还给了我。笔记本封面上盖上了一个“机密”字样的印戳,并用漂亮的字体写道:“孙平同志,这本笔记本是机密文件,编好 了页码,一页都不准撕掉,每次会后都要交上来,并绝对不许携出会场。大会闭幕后要把笔记本交出。”
因此,我不得不把笔记本交上去,明天开会之前才能拿回来。
大会的正式记录中没有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我倒把它记下来了)。我深信不会如实地将它全文公布的。事实上,这个讲话是个机密文件,除了毛泽东和与会代表外谁都不会知道还有这个讲话。这倒并不是由于它有中共的政治和军事秘密的缘故。

1945年4月26日
毛的政治报告令人惊讶,其中有些论点与实际情况不符。在许多问题上,理论和实践根本不一致,二者好似各走各的道,而且往往还越走彼此离得越远。
人们得出这样的印象:讲话人企图回避党内生活的一切关键问题。他的论据常常与事实不符。即使马马虎虎听一遍,也可以听出它与中共领导人的实际政策有 出入。毛的讲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来掩盖他个人争权夺利的行为,并为他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作法辩护,把刚刚过去的整风运动的见不得人的动机和手段遮掩 过去。所以,这个报告听起来诚恳,实际上这种诚意是假的。此外,报告极不准确,而且矛盾百出。一方面,报告人借口“争取领导权的需要”,声称要同国民党进 行不调和的斗争。另一方面,又说什么同国民党联合是有利的。如果大会动员一切力量与国民党作斗争的话,那么抗日战争究竟要不要继续呢?人们心中不由得会产 生这个问题。这些话显然应当这样来理解:中共将保存实力,排挤掉国民党军队,占领新的地盘。中共要继续执行这样的政策,这才是讲话人的原意。
报告中列举的有些数字仅仅是想要达到的数字,可是眼睛一霎就成为实际存在的数字了(如,中共统治区的人口数)。
总之,报告漏洞百出。
报告从头至尾都说明毛非常关心党的干部问题。整风造成的损失显然是非常严重的,党的工作者在理论领域的创造性全都被扼杀了,甚至无人想在实际工作中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了。党内只有少数几个人有权发号施令,其他的人就是去执行。在内战一触即发的复杂的政治形势下,这种不能独立行动的情况是异常危险的。 必须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有力而又富有创造性的措施来对待异己思想。党的干部对理论漫不经心,中共中央主席关心这个问题显然是有道理的。一方面,毛不能否定整 风,更不用说谴责它了。另一方面,整人的消极作用太明显了,不能掉以轻心。毛好像在呼喊:我们不能损害党的干部,我们要尊重他们,我们需要干部!
呆在延安多年了。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有种种理由叫人担心……
正因为如此,党提出保证,保证不会再对党的干部横加打击了,不会再重复过去那一套了——否则就很难保持对新区的控制。毛要使当地干部相信他看重他们 所作的贡献,他们无需担心。他想以此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在人事方面,正如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一样,毛似乎决心采取这样的政策:使不协调的东西协调起来,不 一致的地方一致起来。他既想保持整风的精神,又想使党恢复活力,使同志之间再度融洽无间,使大家对未来充满信心。人们心中不由得产生一个问题:毛究竟相信 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呢?
毛画饼充饥,作出一些乐观计划,但并不操心去使这些计划与实际联系起来。这个报告夸夸其谈,拼凑得很巧妙,并随心所欲地避开了所有会引起争论的问题。
他关于联共党、关于苏联和苏联领导人的高谈阔论只不过是策略而已,与他过去的行径不符。我听起来是一堆空话。
对抗日统一战线的目的、任务和历史,对与此有关的国共合作,都作了主观的、带有偏见的论述。
谁都不敢对报告的内容表示怀疑或提出批评。人们把这篇报告当作一个详尽的指示、一道命令。不难想像,要讨论这个报告,也不外乎是对报告解说一通而已。
党的高级官员和普通党员之间的关系也独具一格。党内同志间的那种正常关系完全不存在。民主徒有其表,实际上有的只是军队中上级对下级的态度。代表们奴才气十足,丧失了为人的尊严。这都是整风干的好事。
要正确理解毛泽东的讲话,必须充分了解他的政策以及他的拐弯抹角、模棱两可的术语。
所谓“动员民众”就是准备夺取国民党的更多的地盘和准备发动内战,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与抗日毫不相干的动员。
所谓“1941—1945年军队的发展”就是游击战,一种小规模战斗的战术,即缩减对日作战的规模,为将来同国民党发生冲突而积蓄力量。
所谓“我们正确地提出了必要的改革方针”,就是说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继续玩弄花招,为解决国共分歧提出一些对方难以接受的要求。这是借口对事情要进行阶级分析来使中国政治上的分裂合法化。据毛泽东本人说,这种破坏抗日战线的策略可追溯到1938年。
报告充满这种模棱两可的、也可以说是不诚恳的话。

1945年4月27日
毛泽东的讲话中追溯了1935年那些骇人听闻的事件。他谈到军队和地方党的干部时,说:“江西中央苏区的红军完成了长征。当他们到达特区时,所有的党和军队干部都残酷地、不公正地对待了当地党和军队的干部。”
毛泽东假意地对党的缺点进行了批评(“我们虽然是布尔什维克,但是也免不了有缺点”),企图以此掩盖特区原来的党政工作人员所遭受的苦难。当初,毛 泽东曾把大批军队派到那儿去“维护法律和秩序”,也就是取缔当地党政机构,在老根据地建立起他的新班子。毛希望成为新基地颐指气使的头子,在那里树立自己 的绝对权威。
在这个地区,高岗特别是刘志丹深孚众望,被看作是人民英雄。在长期的游击战争过程中,他们在国民党封锁和长期国内战争的情况下,在延安附近的蟠龙镇创建了巩固的苏区。
1935年10月,毛泽东的先遣部队在陕西大肆杀戮。当地所有的党政工作人员都被逮捕了。挺身保卫他们领袖的指战员惨遭杀害。
毛泽东率主力红军于1936年11月到达陕北时,屠杀还在进行。
红军及其先遣队大开杀戒,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引起了强烈的义愤。大家都认为毛泽东应对这种镇压行为负责,因为人人心里都明白命令是他下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主席便把责任推到率领讨伐队的指挥员身上。高岗、刘志丹和其他所有幸存者都恢复了名誉。
那年冬天,执行惩罚任务的那批人逮捕了高岗、刘志丹和他们的一些战友。作为刑罚,那批人让被捕者在冰天雪地里挨冻。当高岗、刘志丹和其他同志累得半死倒下时,那些人拳打脚踢,强迫他们站起来,在一路鞭打下走回去。
早在富田时期,毛泽东的亲信就广泛使用火刑。这次他们重施故伎,对被捕者用火刑。
这些年来,高岗对他的这段经历,对他在那种酷刑之下右大腿上的肉被烧得见到骨头的情况,绝口不谈。
毛惯用的手段是:冷酷无情地对待党内独立见解过多和威信过高乃至使他不舒服的领导人,然后把暴力行为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一古脑儿推到具体执行者身上。
富田镇压以及“高岗和刘志丹事件”之后他就是这样干的。
整风之后也是这样,把整个责任都推到了康生和他的一些同事身上。

1945年4月30日
周恩来做了个报告(更确切地说,是个补充报告):
1.论国共统一战线。
2.建党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经验教训。
报告的主要结论是:我们在战争开始时提出的“建立联合攻府”的口号至今不变。
然后,周恩来进一步论证了毛泽东关于“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政策”的主要观点的正确性(报告的前一部分详细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周恩来详细论述了在各个发展时期的国共关系:
1.西安事变之前是动员群众进行抗战和反对国民党的时期。
2.西安协定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1937年9月22日,中共就同国民党达成协议发表声。1937年9月24日,蒋介石发表声明,正式承认有这个协定。当时的口号是:“国家的法律和秩序第一!”
3.汉口沦陷之前(汉口于1938年10月底被日军占领)。
4.1939—1944年期间(即本届国民参政会召开以前的时期)。
5.现阶段(形势已在我们所提出的要求中充分反映出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周着重论述了国共关系的第四阶段(1939—1944年)。这个阶段尽管打了个“耳团大战”,中共部队奉毛泽东之命开始减少对日作战活动。
这一时期同国民党的关系日趋恶化,这不能光怪蒋介石。早在这一时期之初,毛泽东的政策就逐渐转向分裂抗日统一战线了。
1939年日军进攻长沙失败后,国民党军队与中共部队之间的关系开始恶化,这与毛泽东的计划是一致的。虽然那时他在口头上继续高喊尊重西安协定,但是一直在执行破坏同国民党合作的计划,并宣称中共是受了中国自由主义者和共产国际的逼迫才进行这种合作的。
这一时期于1944年结束,这并非巧合。事情是这样:那年4月日军从开封地区发动进攻,到年底就使中国在军事上濒于崩溃的边缘。
因此,根据毛泽东的主要学说制定的以游击战术为幌子的观望策略于1944年结束了。
这时,中央政府的力量已被日军的凌厉攻势大大削弱。毛泽东一看机会来了。为了这个机会,他曾拒绝参加积极的抗日活动,因而使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实现。 现在,中共中央主席认为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权力斗争取得胜利的前景清晰而现实地在他面前展现出来。蒋介石的军队拖垮了,政府机构松散了。统一战线中这个 政治盟友已筋疲力尽,一旦发生内战,成功的机会现在双方已大致相等。
周恩来有了明显的转变。
1943年7月之前周恩来一直都是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毛泽东说他是反对派中的“经验主义者”,这样,他就把周归入“莫斯科反对派”,实际上周也确实是莫斯科反对派的,因为他曾经赞同王明的观点和支持共产国际的决定。
在整风斗争过程中,毛泽东企图诽谤“莫斯科派”的某些人,同时争取另一些人。从事实来看,毛泽东想争取周恩来做盟友,因为毛给他一切机会,让他悔改,以后又让他与“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一致起来。
在毛泽东和康生的压力下,周恩来不仅脱离了王明派,而且谴责了共产国际的活动。于是,他就从毛的对手变成了毛最积极的支持者。到1943年底,他已开始执行毛的最微妙的任务,诸如调解毛与王明的冲突等等了。
毛泽东所有的重要计划都出自周的手笔。周是促使共产党领袖与美国人进行接触的主要人物。总之,周可说是对西方抱有好感的中国人之一。周非常积极地同 美国人进行会谈,他是中共外交政策方面的一切重要行动的幕后操纵者。毛主张在解决远东问题时最大限度地孤立苏联,周支持这一立场。众所周知,他们对美国的 依靠为时甚短,不过,这倒也不是他们的过错。
周恩来恨康生(周吃过整风的苦头)。
周恩来的女儿与马海德的妻子苏菲很要好。
周处理各种问题都相当冷静。他很谨慎,相当健谈但又守口如瓶;他善于适应各种形势,在党、政、军各机构中都有他的人,这些人似乎自成体系而忠于他。
他见识广,政治上灵活得到了机会主义的程度。在我看来,机会主义是他的主要的政治气质。
周是与闻中共中央主席私事的少数人之一。事实上,有时毛在解决家庭小纠纷时还要求助于周。
周能够把自己的决策付诸实施,而且一贯如此,但总要把这些决策说成是“毛主席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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