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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日记十三(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2012-02-08 05: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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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2月

1944年12月1日
斯退丁纽斯是美国新任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因病辞职。
查尔斯·戴高乐到了苏联。
据传,罗斯福在重庆的私人代表唐纳德·纳尔逊已担任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一职。这个事实本身表明了中国在美国政策中所居的地位。显然,美国想取代英国和日本在中国的地位,同时又假中国政客们之手对苏联设立一道新的“防疫带”。
盟国击溃法西斯德国之后会集中经济和军事力量来打垮日本侵略者。毛对此十分清楚。
中共中央主席急于利用美国来站稳脚跟,以便立即突然袭击蒋介石。美国人知道毛泽东的真正意图,他们不大可能给他提供武器。但是,赫尔利和魏德迈之流倒是很想消除苏联对中共的思想影响,而成为特区和全中国的政治指挥。
毛像个商贩似的估量了苏美双方的情况,断定苏联在战争中元气大伤,不能很快就参加远东战争。此外,他通过与美国军事观察组周旋能够给国民党施加压力,保障他的军队和基地的安全。同美国人可能发生分歧之处只是有关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

1944年12月5日
赫尔利把蒋介石所不能接受的协定草案带到了重庆。对蒋介石来说,同意这个协定就意味着主动放弃政权。赫尔利同蒋介石会谈以后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但 是,毛泽东和罗斯福已经互致贺电。赫尔利想摆脱这个难于应付的局面。他会把中共扔在一边吗?不会,美国人被使用共产党的军事基地的想法迷住了。
华盛顿急于要趁苏联被西方战争拖住的时候来解决远东问题。所有这一切搅成一团,成为最严重的利害之争,双方都想来解开,却无济于事。

1944年12月6日
日本人正调动大批军事力量继续胜利进军。许多军车奔忙于津浦和平汉两线。中共领导一直密切关注着这类运输。军车从北向南开。
日本人显然要对中央政府的军队增加压力。
普罗先科带来了一册俄文版的鲁迅著作。这是战前的版本,由王明作序。序言很清楚,很有力。
在谈到必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时,鲁迅说:“让我们调转枪口,对准外来的敌人——这是当前所要考虑的。……”鲁迅就是首先把这场斗争看作是中国人民生死存亡的斗争。
鲁迅对于中国语文必须进行改革的见解是很有意思的。
我从王明的文章中知道,鲁迅是“大众语”运动的热情拥护者。大众语运动主张应该在新的、比较简单的字母的基础上来运用中国丰富的方言。
鲁迅写道:“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
按照鲁迅的说法,“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因为甚至富裕阶层的人们学习掌握汉字也需要十五年,即使这样还不见得就有学问了。
照我看来,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中国的落后应归咎儒家学说和文字的复杂。
必须会读会写一定数目的方块字才能为文化打下基础,这妨碍了各方面知识的传播,使知识成了特权集团的特权。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工作人员只 受过初步的教育。此外,中国闭关自守,千年不变的规范教条化,显然也是原因之一。我这是撇开了决定历史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而说的。
王明与鲁迅通过信,并对文化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鲁迅的文章《1935年上海之一瞥》给人以深刻印象。

1944年12月8日
装载日本兵的列车只是在入夜之后行驶,并都集中在孝感—信阳路段。

1944年12月10日
中共中央主席密切注视苏联军队在西方的进展。他经常和我谈论军事方面的问题(他想知道战争大概什么时候能结束)。
不用说,最近中共领导对我和我的同志们特别客气。
中共跟美国人做交易的事情肯定搞不成。
巴雷特又到重庆去了。昨天,他和主席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
魏德迈将军坚持要蒋介石同意组织联合政府。这位将军为此作了特别声明,警告蒋介石说,假如他拒不改组政府,美国就可以不经他同意来解决这个问题。华盛顿将另行单独与延安建立关系。这种关系将包括给特区提供武器、弹药和装备等等。
西方的战事将近结束,这驱使美国人大肆活动。他们拼命想控制整个中国。他们想控制重庆和延安,最后在远东封锁苏联。毛就这方面干着对他们有利的事。

1944年12月11日
美国总统下命令要赶快促使中央政府同特区签订协定。魏德迈少将接到白宫的命令,要他与中央领导会晤。显然,艾伯特·魏德迈过几天就要在延安露面了。
作为执行罗斯福的命令所采取的最初步骤就是将物资空运来延安,为此派定了几十架道格拉斯飞机。我不知道货物的种类及其重量。
魏德迈将军和赫尔利将军把这事告诉了周恩来。周证实美国总统对此确实下了命令。

1944年12月12日
在这里,生活中到处是陷阱,可以说我一直处在紧张的状态中。他们企图愚弄我,损毁我的名誉,想把我灌醉,想找出莫斯科对延安事态发展的真正态度,向 我提出一大堆看来天真但实际是狡猾的问题,想拿“乐于助人”的少女来引诱我,想叫我相信他们的谎言,最后是想赢得我的信任。采取这些手法,与其说是要摆脱 我,不如说是要使我变得跟他们一样地想问题。不,不只是要把我争取到他们一边去,而是要使我不折不扣地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他们要说服我,要迫使我相信毛 所主张的一切,这样,我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就会把毛的政策说成一贯正确,并维护他的利益。这就是现在他们所追求的目的!
看来,他们认为我已采用他们的思想方法了,因此,主席如此经常地对我“交心”。不过,他并不是在跟同志谈知心话——毛泽东是那种对每句话、每个行动都要掂量一番的人。
我得到了他的“信任”,他在假装信任我。
有一点使我真的屈服于毛了,那就是他的好客。他经常邀请我。进行事务性的谈话绝不会是邀请的理由。在这方面我完全放弃了我的“原则立场”。拒绝这些邀请是不聪明的,不合情理的。
我睡得太少,而且睡得不好,不安稳。如果有一天我可以不这么紧张就好了。哪怕只有一天呢!
对共产党的畏惧占了上风——美国人拒不提供武器给中共。
这件事使毛泽东大发脾气。不过,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发表声明而已。
主席对观察组渐渐地不感兴趣了。中共领导接到重庆发来的一份新的国共协定草案,这是一份对赫尔利将军和主席在延安签署的草案的反提案。重庆无意分权,更谈不上自动放弃权力。这个草案显然是与毛的计划背道而驰的。

1944年12月13日
毛泽东谈到急需召开代表大会。
重大事件即将来临,必须使全党认清形势,巩固整风成果,配备党的高级机构的班子。
在讨论蒋介石的反提案之后,中共领导开始考虑这样的会谈究竟是否有必要进行下去。经过热烈讨论之后,主席命令对蒋介石提的国共协定草案不作任何反应。
毛采取报复措施,决定立即把他派到国民党那里去的代表撤出重庆,以便使中央政府首脑处于窘境(因为美国人遵照罗斯福的命令正在给他施加压力)。
主席明确发布命令,董必武和周恩来不必再回重庆。聪明的一着!可是,我已经习惯于延安外交的反复无常了。
就在一个月之前,主席写信给美国总统,说他一直努力想同蒋介石总统签署一项协定。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协定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
延安对于董必武和周恩来的撤离将以他们需要向领导作定期汇报来解释。

1944年12月14日
以下是毛泽东对我解释的中共领导所执行的外交政策的意图:
1.尽力帮助国内进步势力的发展。
2.通过宣传鼓动来孤立反动派和顽固派。
3.从日本人手里夺取土地,扩大解放区。
他特别强调,根据这样的方针,同美国人接触是有利的。美国人想借助中共的兵力就会作出一些让步,并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自然,只字不提他的实际目的。
事实表明,同美国人接触结果失败了。比较保守的美国政客的慎重的不信任中共的方针正在占上风。盟国宁可把将来在中国争取政治优势的斗争永远同蒋介石 政府的体制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盟国拒绝给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武器装备就是证明。显然,白宫否决了利用八路军和新四军作为突击力量来在中国打败日本人的设 想。也许美国人考虑到了毛泽东想在斗争过程中夺取国家的广大新地区的秘密意图,因此,延安和华盛顿之间的会谈陷于僵局。美国政客不把宝押在毛泽东身上,不 担这个风险了。对他们来说,重庆政权从各方面看来似乎都更加可靠,但是,解放运动的发展行将日益缩小这个政权的基地,这就是他们的阶级估量的错误所在。
美国人并不了解实际情况,这使毛泽东极为恼怒。他已经用了一切办法来向他们证明他们同特区联盟是正确的,必要的。他对中国的现在和将来的看法、对中共在权力斗争各阶段中起的作用的看法已经是讲得够坦率了。
当然,他们所采取的立场(他们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他们清楚地知道毛泽东想乘机捞点好处。毛的政策当然带有这种因素。乘机到处捞东西(他这样作的时 候不惜大为许愿,而又从来不讲原则),这是他的惯技,对毛说来,要增强实力就得捞东西。至于怎样使用这种实力,在这方面他倒并不需要什么劝告。他所追求的 只是实力!他发动整风来整人,希望得到美国军火,利用东方各国人民要求解放的情绪,利用马克思主义以及同联共(布)的所谓国际友谊来进行蛊惑宣传,他就是 靠这些办法来增强实力。
实力,这是他的政策的主要立足点。他不顾一切原则想凭武力来得到权力。
赫尔利将军和主席于11月在延安的几次谈判产生了几项(美国人所)没有料到的、肯定会影响到国共两党之间今后关系的先决条件。在现阶段,这些条件很 容易使国共关系更加恶化,甚至严重恶化,这是确定无疑的。这除了怪赫尔利将军之外就不能怪谁了。正是他的调处给了毛泽东几张同重庆进行政治赌博的王牌。
毛泽东为不受约束地进行政治活动找到了正式理由,因为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使者在延安同意了国共之间的政治解决纲领。现在,在蒋介石的压力下,这个纲领又被宣布为不能接受了。
在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想通过一项关于组织所谓的中国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的决议。这又是赫尔利笨拙调处的结果。赫尔利亲自为此扫清了道路,因为他在延安谈判中承认了中国需要这样一个最高权力机构。假如不发生什么意外,毛泽东就会建立这样的委员会。
同时,毛有了这份美国人也已经获悉的草案,就会利用它来吓唬美国人,把他们争取到他一边来,从而使他们给他提供武器。假如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还不愿合作,毛就要分裂这个国家,打起内战来。
所有这些阴谋都是在日军的炮火声和中国沦陷区的BAN—ZAI(日语“万岁”)声中酝酿的,而延安没有人为这样的事担忧。
延安领导人一面利用赫尔利的失策进行讹诈,一面加紧准备第七次党代会。大会无疑就要在最近几个月之内召开。赫尔利拒不承认在延安所签订的协定草案, 这件事给了毛许多有力的论据,其中主要的是国共两党之间的联合是不可能的。从这一论据中得出了影响深远的结论。这证明,毛早在1941年到1944年期间 所实施的全部政策(对日本侵略者不进行积极斗争,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揭露国民党“特务”的运动,在日本侵略的情况下发动内战,等等)都是正确的,也 就是说,他的全部宗派活动是正确的。
现在,毛直截了当地说同蒋介石反动派联盟是办不到的。他蓄意曲解这一联盟的目的。他宣称这是一种反常的、同阶级敌人的联盟(是同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 的联盟),而不说明这种联盟的特征是反抗侵略者。全世界每个国家的各种民族主义力量都全力以赴来打法西斯,而毛对此一声不吭。他口口声声地说同阶级敌人蒋 介石联盟是荒谬的,说主张同国民党“妥协”的王明集团是目光短浅,并把共产国际的策略(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说成是“赞成投降”。
毛喜欢显示他是事事都作阶级分析的,但是每当这种分析与他的目的相矛盾时他就不作阶级分析了,而以臭名昭著的蛊惑宣传来收场。而且这种蛊惑宣传也有 特定的模式,它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原则基础上的,这种原则是在爱国主义、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或“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掩盖下提出来的。
毛一定会告诉全世界说,联合委员会并不是中国政府,因为他怕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所以,他是不会去建立这样一个政府的。又是蛊惑宣传!他们在延安编造了自己的说法,说联合委员会只不过是使国家民主化的有效工具,它行将促进共同战胜日本的事业。这些话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了。
联合委员会必然就是第二个中国政府(当然不算南京的日本傀儡政府),而这第二政府的成立必然会引起中国的最严重的分裂。这是发生在战时的分裂,是加深人民灾难的分裂。
另一方面,毛的理想即将实现:他将成为这个政府的首脑,并采取最坚决的步骤来发动内战。
现在延安把赫尔利当做笑料。可是不管怎样,同美国人还是保持接触,以防万一。

1944年12月15日
人们不难看出,中共领导人和普通的党的工作者的思想感情是不同的。我注意到,后者对特区领导人想借助美国人来解决国内问题的企图往往表示不满。这些党员带着不信任感来看待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的进展。
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意见:美国人不可能对公正地解决中国问题感兴趣。对共产党人来说他们是敌人,不过暂时成了同盟者。这些同盟者欺骗了俄国人,他们直到德国人已被红军击溃、战争将近结束时才来开辟第二战场。

1944年12月16日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作了如下声明:在农村中,应当依靠贫农,坚定地联合中农。
他再次谴责1931—1934年时期的党的领导在农村所执行的过左政策。谴责是针对博古、洛甫等人的。
毛的典型动作是:眯紧眼睛,用手指头来回揉额头。

1944年12月17日
莫斯科授予我“保卫莫斯科”奖章,并向我祝贺。
不管毛怎么做,他的整个政策总是把苏联的支援考虑在内的。在任何危急的形势下,他采取的政策中都设想到了苏联坚定不移的支持。要克服任何政治危机,就要把苏联会为延安进行决定性的干预打算在内。
在毛同美国人进行的赌博中他是个受欢迎的人物,这主要是因为他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实力。可是,他是由苏联支持着的,这就使得这场赌博对美国人来说特 别富有吸引力。美国一心想使中共反对莫斯科,来削弱莫斯科的地位(而且它现在还坚持这个政策,无意撤销军事观察组)。同毛泽东联盟使美国人有机会利用中共 各基地对苏联远东边境进行突然袭击,并使臭名昭著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防疫带”得以建立起来。
白宫认为这样做风险太大,不敢贸然同中共联盟,以免作茧自缚。
为什么我对此那么确信呢?
12月16日观察组的组长要求会见叶剑英和朱德。巴雷特表示遗憾,说在中国的盟军领导无法给八路军和新四军装备武器。巴雷特强调说这是中共领导表现固执、拒绝中央政府首脑所建议的协定草案而招来的直接后果。巴雷特说:“我们不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提供武器。”
要是不涉及权的问题,毛泽东本来会作出让步的。这对他是当头一棒,因为他原来想至少能从美国人那里捞到一点好处。
巴雷特同朱德、叶剑英分手时说,提供援助的时机也许会来,不过,人们得有耐心。
就这样,白宫决定要从保险的投资中去收取利润。蒋介石可以庆祝胜利了。

1944年12月18日
在阿登,美国人和英国人正向后撤退。德国的几个坦克师已从亚琛—卢森堡地区发起攻击,突破了防线。
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中将指挥的美国空军第十军驻扎在印度。该军有些部队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陈纳德少将指挥的第十四航空队全部驻在中国。甚至在日本向美国宣战之前,陈纳德就是美国在华的志愿飞行员的头头。
戴维斯又一次来到延安。美国人在宴会上狂饮,并要中国同志也参加。
一个叫柏德的人和戴维斯一起来了。他的肩章表明他是陆军少校。柏德是美国军事情报机构的一名代表。
所有这些访问,这些观察组的新人的到来,都表明赌博在进行中。同时,美国人正在暗暗地权衡利弊。他们在特区极力从军事和政治上对中共武装部队和中共领导进行了解。
谁也不能预料远东局势确切将如何发展。在此情况下,双方都愿意保持往来。
巴雷特同延安领导人会晤时,柏德也参加了。
主席通过我把一份定期的电报发往莫斯科。他使我想起那种在两张牌桌上赌运气的玩牌人。
主席在这份电报里说,现在共产党对决定中国的命运正起着关键作用,它是挽救中国的主要力量,是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这一切都是过去八个月中震撼中国的形势变化的结果。
事态的发展行将改变国共两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程度。共产党的影响很快就会超过国民党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情况已经不同了。总之,共产党的影响在发展中,这对国民党是极其不利的。
毛泽东接着就虚报数字了,他说,中共正规军的数目已达65万人,并称明年完全可望达到100万人。
延安重新制定了对莫斯科的方针,这是事实。党的领导人纷纷谈论着苏联根据“两个兄弟党共同一致的精神”维护中共利益所起的作用,等等。
毛泽东和莫斯科有私人通讯往来的工具(有功率大的电台,私人的密码),但是他老是硬要通过我来发电报。

1944年12月21日
毛泽东对希腊的事态表现出一种不正常的关心。希腊爱国者被英国干涉者处决,使他想到盟国可能会在中国干出同样的事情来。此外,美国人已拒绝给他武器。总之他有心事。
形势已起变化,大家对12月2日《消息报》发表的文章表现出高度关注。
我的笔记内容真是极为广泛。连我自己都难以相信这些都是我亲自写下来的,这多有趣。然而这是事实,无可争辩的事实。我被事实吸引住了。事实在一个人的工作中是主要的事情。首先是事实,然后才有结论和感想。人的记忆力可能靠不住,可是这些事件的记录是靠得住的。

1944年12月22日
主席同我谈了八个多小时,他严令旁人不得打扰我们。
与通常情况相反的是,毛泽东这次坐在桌旁,他的右边是一张中国地图,桌子边上堆着三四本中国百科全书。他前面放着带盖的白色搪瓷杯、一瓶墨汁、一枝毛笔和一个装着一枝铅笔和一枝普通钢笔的玻璃杯,手边放着几张白纸,脑袋稍向右歪,激动地、滔滔不绝地讲着。
主席自己提出任务来,向我解释应该如何理解适用于当前形势的统战策略。他提出了中共领导的官方看法(对这些看法,他在实际生活中往往置之不理)。
毛提到了重庆政府的首脑。在他看来,他是一个“独裁者、屠夫、笨蛋”。
毛告诉我遵循什么原则来保持同国民党的关系。然后,他把军事建设的情报告诉了我。有许多有趣的事实,但是以前那种虚报数字的策略支配着一切,这就暴露了他向我介绍每一件事情时都想欺骗我。
毛特别注意分析过去的党内斗争。其所以说是“过去的”,是因为按毛的看法党内现在已达到统一了。主席不点王明、洛甫、博古等人的名,只是说有了“整 顿三风”的斗争,才能使那些鼓吹向国民党反动派让步投降的人得以暴露,等等。这次斗争使党的队伍得到了整顿,用明确的目标武装了党。
毛泽东分析了中共领导和美国人之间的谈判过程。在这方面,他向我详细叙述了他上次同军事观察组组长会晤的情况,他扮演了每个与会者的角色,模仿了巴雷特上校的声调和动作。
毛泽东向我指出,第一个协定草案由赫尔利在延安签署了,盟国就“正好进了圈套”,他们只能要求蒋介石方面让步。他们从“他们的奴才”那里得到了这些让步,现在是要求中共作出让步的时候了。美国人这就来攻击中共领导。
这时毛站了起来,开始在房里踱步。他不时在我面前停步,模仿巴雷特反对他的神态。
毛向我解释说,他不可能同意让步,因为同蒋介石签订任何协定都意味着给共产党套上一根绞索。美国人正天真地为争取让步作努力,可谁也不想让步,因为 中共提出要求时就估计到蒋介石这个“杂种”肯定要加以拒绝的。从一开始,每件事都办得要使蒋介石这“杂种”拒绝中共的要求。“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做得 对。”“这样,美国人就派巴雷特来对付我了。”毛泽东抿着嘴轻声地笑道。
巴雷特来到主席面前,开始谈到要对蒋介石作让步的事,谈到相互让步的不可避免,并且提示了大致要作出的让步。
主席采取攻势,对国民党和重庆政府发出一连串的咒骂。为了把巴雷特弄得狼狈不堪,他说:“赫尔利先生来过这儿。他主动地签署了协定草案。为什么要拒 绝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同意了的和签了字的东西呢?”主席用十分恼怒的语调对巴雷特说了这些话。他对我模仿了自己当时的声调和脸部表情:不仅怒气冲冲,气 愤形之于色,而且受到伤害的感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吃吃地笑着,激动地在房间里踱步。他回味着赫尔利的失策,以及老练的间谍巴雷特因而狼狈不堪的情景,感到十分得意。他一再津津有味地叙述他所经历到的这一场面。
有人想进来——毛粗暴地叫他走开了。他把他的椅子挪到我的椅子旁边,开始详细地说这一切如何使巴雷特吃惊,巴雷特又如何提高嗓门劝他不要犯错误,因 为共产党领导人的固执是不会为美国公众舆论所理解的,顽固下去会受到很大的损失。美国公众舆论会反对延安和整个中国共产党的。这样,一切援助便会成为泡 影。
主席就更加大动肝火了,他说,拿公众舆论这样的东西来吓唬特区是愚蠢的。这种诡计在这儿行不通。一切保守派和反动派憎恨共产党和搞反共运动已经有多年了。
“我们受到最难听的辱骂!”毛说,“对他们来说我们都是罪犯。可是,对所有这些舆论的谴责,我们根本就不在乎!”
巴雷特威胁说美国将只援助重庆中央政府,一切援助只会给国民党。他想用这种威胁的办法来达到他的目的。
主席在回答时控制不住自己的说话声了。他喊叫着说,说到底,特区是不管谁承认不承认它的。共产党在进行着一场斗争,并没依靠谁,它会继续这么干下 去。美国拒不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援助一直在干,并且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会继续干下去!”就这样,直到今天还只有 重庆在接受军援。什么东西都只给国民党。假如事情就这样下去,那么特区要召开一次会议来组织自己的政府了。让蒋介石在重庆去兜着吧!这个政府是否为苏联 [!]、美国、英国所承认,特区并不在乎。如果他们还算明智的话,他们就不会对特区过分挑剔。如果他们拒绝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共产党也不会因此损失什 么。十年、二十年过去,一个世纪过去,他们终归要达成协议,派来使节的。他们都会要承认我们的!也许是在一百年以后,可是他们会承认我们!他们是躲不开 的,是要承认我们的!
谈话结束时,主席同巴雷特上校说,他总是很乐意接待美国人的。“假如上校坐飞机来这里,”毛说,“我要去接他,我要亲自到机场去。我们不拒绝谈判。我们主张谈判。假如以后你还来,我会见你的。……”
第二天,巴雷特上校急忙飞重庆作汇报去了(已有足够的内容可汇报了)。
毛十分激动地谈了他同巴雷特的会面。他的头发落到鬓角上了,也不撩回去;他的脸涨得通红,说话声音又高昂,又急促,间或穿插一些粗俗的笑话,辅之以富有表情的动作。
主席表示对我十分坦率,他甚至不想隐瞒这一场大声的谈话是故意表演的。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坦率远不是真实的,这是预先演习过的。
上校的访问背后还有什么别的原因,而且进行会谈还有什么秘密打算,毛泽东甚至连提也不提。毛显然打算通过取得美国的支持增强实力,来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当然,他对他想利用白宫来反对莫斯科的打算滴水不漏。
毛一心想利用美国人的帮助,使他将来同国民党的斗争变得对自己有利。实际上,在这几个月中一直在想把自己出卖给白宫的是他而不是蒋介石。他很清楚,美国人只会按一定政治条件才能同意跟他联盟,而首先就要看是不是能把苏联在远东孤立起来。
事实上,正是毛的这种种打算使他与美方在武器问题上发生争吵。他一定知道,要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本身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对此他一直是抱 有希望的,甚至到现在也没放弃这种希望。就在巴雷特离开之前,周恩来又交给他另一封给帕特里克·赫尔利的信,这并不是无的放矢。
美国人偏爱蒋介石,因而毛才被迫在不同白宫彻底破裂的情况下去寻求莫斯科的支持。这就是秘密通信以及演给我看的他同巴雷特的那场戏之类的事情所要达到的目的。总之,为了保险起见,他耍了一番花招,这是事实。在他的计划中,找莫斯科是个应急的方案,对他来说,还是个下策。
我就是根据这样的路子来给莫斯科写报告的。

1944年12月23日
延安对《消息报》上克莱诺夫的文章兴趣如此之浓,竟使我不得不让莫斯科把文章内容告诉我。
文章表明,尽管毛泽东采取了无耻的政策,苏联对中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团结情谊和友好感情仍旧不变。可是,毛泽东用他自己的观点解释这篇文章。在他看来,这说明苏联将在远东采取行动了。
文章指出,中国的分裂是它在军事上失败的主要原因。中国士兵超过日本兵约十五倍。日军不像纳粹那样在中国使用大批的坦克部队。盟国的空军保持着空中优势。尽管中共缺少弹药、武器和粮食,但是,不能认为这是日军不断取胜的主要原因。
中国军事上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华民族力量的分裂。
莫斯科坚决地痛斥国民党的右翼分子,警告他们,苏联不准他们在同中共关系中诉诸武力。
文章证明,苏联并不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前途跟毛泽东的路线看成是一码事。
文章希望,在争取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斗争中,中国社会中头脑清醒的人们会占上风。

1944年12月24日
我回想起上次同毛的会见,得出一个结论:毛对巴雷特的行动是严格地按照预先安排好的计划进行的,但毛对这次活动的后果感到有些着慌。
他讲到他曾想过对巴雷特是否做得过头了,担心美国佬会认真看待这件事,因而和他断绝关系。这不是随便说说的。
主席毫不怀疑盟国会同意他的要求(回到最初的协定草案上去)。真是很有意思!他还抱着希望哩。
毛泽东认为,通过妥协可能建立一个全国各武装部队的联合总部。白宫很可能提出这样一个方案,蒋介石会被迫同意这个方案。美国会迫使他同意的。这么一个总部将包括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的武装部队的代表。当然,这个机构将由某个美国将军来领导。
毛泽东早就讨厌这个计划了。这计划对共产党会是一种枷锁。原因不仅在于要派美国教官到八路军、新四军中来,而且在于要听命于联合总部。让间谍、教官 和顾问见鬼去吧!至于说听命于联合总部——这才是真正的枷锁!没有命令,就一步也不能挪动。这意味着他们还得去打日本人,而不是首先去扩展中共的根据地。 总之,这就使他们无法为同蒋介石发生冲突而作好一切准备,而作好这种准备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惟一目标,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为此而 奋斗。
毛泽东一讲到蒋介石的名字就不能不大发雷霆。他提蒋的名字时往往夹杂一大堆骂人的话。他不厌其烦地反复说道,他迟早要打倒重庆的统治者(“他别那么乐观——我会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和办法的!”)。
主席会对我完全坦率那才怪呢。他对他的知心朋友说过,建立联合总部之所以比套上枷锁更糟,还由于下列原因:一旦苏联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并开始在 满洲或内蒙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八路军可能会被美国登陆部队挡住,与苏军作战行动之间的联系会被切断。这将是个不可宽恕的错误,因为那边的政权原是应该由 中央去抓的。但是,在那种情况下美国人不会同意这样做。结果,由于进入那些地区的所有道路都预先被盟国切断,中共就捞不着苏联的胜利成果了。
如果不能取消建立联合总部的计划,主席就打算采取下面的办法了。他只把直接支援盟国登陆作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部队交给联合总部指挥。他将提到中共部 队和盟军之间在连云港地区的合作计划作为例子。按照这个计划,中共领导答应投入不少于40个满员的团的兵力。人们不由得会想起另一件事:要是在1941— 1942年时中共领导哪怕只用这样的兵力的一半来支援苏联在远东的阵地,该有多好哇!那时候,他们根本不关心我们的困难!他们的电报信誓旦旦地表示友谊。 对于说空话,他们却是从不吝惜的。
我知道了一件怪事:听说,连云港的作战计划已被日军司令部获悉。
瞧,你们搞整风,抓特务,揭发特务,结果只有中共官方最小范围内才能知道的计划却立刻就被敌人知道了。当然,整风还有别的目的。
他与巴雷特的活动还有一个目的,毛泽东也不让我知道。他一定想说服美国人,共产党已经成熟得能在外交政策的任务方面独自决策了。难怪他用建立第二中国政府的前景来吓唬他们。
此外,白宫仍然极需有生力量,希望用中国士兵来补充。一旦国共两党分裂,这些土兵就会去打内战。白宫无意让自己的公民去流血。
美国和延安每作出一项决定都纠缠着一堆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相互排斥的。纠缠来,纠缠去,弄得不可开交,而且一般都发展成为争吵,一场背着为反对法西斯德国而浴血奋战的苏联的争吵。
主席还想达到另一个目的:要使共产党成为独立的力量,好叫人们能跟它做交易,这是要紧的。
他们虽然已没希望得到武器了,但还不想失去这个希望。无论如何,他们还抱着希望。
他们对盟国虽然怀恨在心,但是还在讨好它们,还在死乞白赖要同它们合作——真像是在耍马戏!
这几个月来毛干了不少事。他拼命要把未来的事态纳入对他最有利的轨道。他力图抢在重要事件(远东战争的结束)发生之前采取行动,作为中国的主要政治 力量来起作用。但是,按照他的看法,这个主要政治力量应该是纯粹的民族力量,应该跟苏联在政治上没有联系。他希望利用美国来抵制苏联。白宫把这个计划一笔 勾销了,事情弄成这样,并不是他的过错。
毛这次跟我谈的时间格外长,这并非偶然。毛想装作是中共和联共(布)两党之间的国际联系的支持者,他想证明中共拒绝美国草案是“有原则性的”,他把他的行动说成是正当的,按照“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为他的行动提供了理论基础。事实上,毛在掩盖他所作所为的痕迹。
毛泽东同我一下子谈了八小时,滔滔不绝,兴奋而激动。谈话中他感情奔放,不知疲倦。
但是,在其它的时候,例如在今天,他沉闷而又别扭。他好像有病似的无精打采地跟我握了握手,请我坐下。他开始在房间里沉重地踱步,弯腰曲背,像是怕冷。他心烦意乱,好一阵沉默不语。然后坐下来,浑身无力的样子,疲乏地把手放在膝盖上。
他又一次向我解释,中共领导在同美国人会谈时的路线表现出关心苏联对日苏中立条约的态度。但实际上他是想摸摸莫斯科对他的行径的态度。
他面带困倦的笑容不时地看看我。窗格子的模糊影子在他的棉衣上闪动。

1944年12月26日
盟国在阿登处境困难。德国人正向安特卫普挺进。
原始的唯物主义,这就是毛的哲学和理论水平。他老是害怕群众的民主本能。对毛来说,党内论战和同群众的联系首先是个威信问题,因此,他就要用整风的办法来教育一般党员,使他的每句话都成为不可辩驳的真理。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盲目服从便是党内关系的理想境界。主席的民主主义限于穿普通的制服,在专门场合衣服上还补上很多补丁。
毛通过拼命夺权来压制每—个人。他的全部“理论”只不过是为这种一直萦绕心头的目的打掩护而已。
毛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一心向往的事物。他有一些惯常的行动,但他所全神贯注和热切希望的只有权力!有了这种权欲,那就对什么都没有感情了。这毁了毛 泽东,使他变成了一个毫无人的自然情感的、危险的、专门整人的人。事情如不按他的计划进行,那就对他毫无意义。凡是与巩固他个人权力不相容的事,也就是与 中共不相容的事——这就是毛泽东的终极的政治信条。

1944年12月28日
中共设在重庆的机构约有50名官员,由周恩来和董必武领导。
陈家康是主要官员之一。他是广西人,受过高等教育。在去年一年里他当周恩来的秘书。他的英语很好,同在重庆的所有美国军事人员都很熟悉,也是他们的常客。在延安,美国人把他当作好朋友来接待。
刘少文年近四十。他是毛泽东的同乡。不过,刘的个人经历中有个有趣的情节:他曾一度赞成朱德去支持张国焘,当时张就红军的领导问题同毛发生了你死我 活的斗争。但这已经是遥远的往事了。刘在重庆机构中起着特殊的作用。他在那里领导着大批的特务。李克农很器重他。现在刘少文完全是李克农的人。如果我没弄 错的话,李克农和康生互相妒忌,而主席就为了他自己的私利利用这一点。

1944年12月30日
显然,希特勒德国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这样,苏联能采取措施来保护其远东边境的时刻临近了。这就是中共领导召开了一连串会议的原因。
毛急忙掉过头来同苏联进行赌博,以此讹诈美国人和蒋介石。
昨天我向莫斯科报告了以下情况:
“最近事态表明,毛泽东和他的亲密伙伴迅速回头来拖住苏联,要同苏联进行一场长期的、不光彩的赌博。他们的目的是唯利是图,尽可能多地从苏联在远东的行动中攫取好处。”
1945年1月

1945年1月5日
中共中央主席在同我谈话时再次强调,对中国进行革命的改造并不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了解中国,了解它的需要、风俗、历史,这才是重要的。
毛泽东甚至避免提到联共。他对我们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毫无兴趣,尽管他喜欢提到它。
毛随着他的权力为大家所公认并且日益巩固,开始想成为一个独揽党政大权的、无可争议的权威,而且这种愿望越来越强烈了。
毛捉摸出了一套合乎他地位的举止风度。他讲话的声音很难叫人听清,因此听者不得不十分注意。他慢慢地踱来踱去。在椅子里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几乎一动也不动。
他做什么和说什么都考虑到中国人的心理。
他动不动就发脾气。

1945年1月7日
去看毛泽东。
他在准备大会文件,看上去很疲倦了。他说话慢吞吞的,常常停下来考虑压在他心头的事情。他不时地站起身来低着头在房间里踱步,头发落到了面颊上他也不把它甩回去。他常常在书桌旁停下来,看看文件,喝口茶。
毛的姿态和举止表现出他胸有成竹,相信人民是一定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他平时很健谈,但有时为了“扮好角色”又很少说话。
毛抱怨说,他有一阵身体不好。
毛又高大又健壮,可是耐不了费体力的事情。他不散步,躲避阳光,不爱活动。
毛总说自己的年纪大了。他感伤地说:“快老了。”他抽烟抽得特邋遢,裤子和上衣都给烟灰弄脏了。他随地扔烟头,痰吐得特多,真叫人讨厌。
令人惊奇的是,不顺心或者最轻微的不适竟能立即使他衰老。

1945年1月11日
赫尔利还在设法使国共在美国控制下和解。美驻华武官德帕斯上校,日本问题顾问怀特迈耶,魏德迈的参谋人员爱德华少校,还有另外几个军官,昨天从重庆来延安。
美国大使赫尔利通过德帕斯给中共领导递交了一封信。赫尔利的信上说,目前具备一切条件使特区与国民党之间的谈判能圆满结束。他请求毛泽东和周恩来准许他偕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宣传部长王世杰、中国陆军政治部主任张治中访问延安。
德帕斯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及叶剑英会谈。他们对这位美国武官都表现得极其冷淡。
今天,德帕斯等美国人飞往重庆,带有毛泽东和周恩来拒开谈判的信件。毛泽东在信中代表中共要求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并给中共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以充分的自由。毛泽东坚持要就中国民主改革的所有问题开展全国范围的讨论。
中共领导人采取这种不妥协的坚定态度目的在于使国民党在国际上遭到孤立,甚至破坏各国同国民党的联盟。毛泽东考虑了由于日本人不断进攻而出现的形势。国民党实际上受到反日联盟各国报刊的谴责。
赫尔利去年11月10日在国共延安协定草案上签了字,中共中央主席继续利用他的这一失策。毛泽东了解,美国大使发现自己处境尴尬,将不得不在特区和 重庆之间的谈判中进行调处,以免双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恶化导致武装冲突。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不顾现实对所提的要求天天加码的原因。他认为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蒋 说得一无是处,来引起美国对特区的同情。
1944年12月2日《消息报》发表文章之后,中共领导人明显地改变了他们有关同美国人会谈的看法,而把他们的一切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希望我们从 政治上永远支持他们。可是,他们并没有把老政策从他们的武库内抛掉,而是以新的形式继续这种政策。拿定老主意,他们就想这样来讹诈美国人。
戴笠是蒋介石的人。他是反间谍机构的头子。蒋介石对他无限信任。美国武官德帕斯上校是见到他的少数人之一。戴笠避不与人接触。重庆几乎没有什么人见过他。

1945年1月12日
我请求中共中央主席不要勉强我再从情报局头子那里去获取军事政治情报了。
首先,依靠康生是很丢脸的。每天我得去聆听他屈尊告我的新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仅必须耐心地听取各种各样的假报告,情报局头子还总是想嗅出我心里在想什么。
第二,我要把错误的消息从所有这些材料中排除,照例要搞得劳累不堪。
第三,他经常对我隐瞒有损苏联利益的延安政策的真实情况。
第四,他恨我。他想干掉王明的时候我进行了干涉,因而他是饶不了我的。他恨我,还因为我告诉莫斯科他是马列主义的叛徒,是残害持国际观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刽子手。
第五,我还在受监视。情报局头子的局里有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告诉我用来监视我的新方式方法。
第六,康生找些事情来败坏我的名誉,并说我以前向莫斯科打的报告都不可信,用这个办法来迫使我依靠毛。
自然,我没有把这些告诉毛泽东。为了让我的请求站得住脚,我对他说远东形势正在变得极其复杂,在这种形势下康生不能提供我所需要的情报。延安既没有 外国报纸,又没有新闻中心,因此我对重要时事未能及时得到消息。在当前的情况下,康生不能够(我当然不说他就是不愿意)客观地评价形势的发展。我无法得到 可靠而及时的消息,这对共同的事业是有害的。
虽然中共中央主席很难反对,但是他还是表示遗憾说他别无良策,因为康生是特区消息最灵通的人。(“如果不是全中国消息最灵通的人的话。”毛开玩笑说。)
我说我倒有个办法。看得出来叶剑英同志是个能干的外交家,由于他的地位而掌握着必要的情报,他能够对时事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最重要的是,这会使得工作效率高一些(这无疑会提高情报的价值)。叶剑英同志见多识广,这就保证了他能提供够水平的报告和见解。
要在两年前中共中央主席甚至不会跟我讨论这个问题。那时,世界上所有电台都已计算好了希特勒完全战胜苏联所需要的时间。
毛勉强地同意了让叶剑英作“新闻专员”。他不是由于软弱而让了步,他只不过是开始在认真地同莫斯科玩一场赌博,而我在他的计划中已被排定在某个位置上。值得惹我生气吗?
分手时毛泽东含笑对我说,问题不在于我从谁那里获得情报,主要的是使情报为“共同事业”服务。

1945年1月14日
毛同我一起往外走。叶剑英过来了。毛拿出一支香烟来点着。他是能够等待和保持沉默的。
叶剑英说美国人对延安的苏联人感兴趣。“你的新闻处使他们很感兴趣,孙平。”叶剑英最后说。
“记者们对此也感兴趣。”毛泽东补充道。毛指的是去年外国记者访问特区的事。美国军事观察组和爱打听的记者们自然很有兴趣探知莫斯科在这儿的“地 位”。他们都惊奇地发现延安只有三个苏联人,那就是我、奥尔洛夫和里马尔(不算普罗先科,因为他只是偶尔来延安),而美国人在延安却驻有一个庞大的使团, 其人数有时有好几十。用运动员的话来说,这方面显然美国人得分多。
我想,美国人知道不少整风的事情,(多亏了谁呢,弗雷还是马海德?)即令他们不知道党内分歧的全部错综复杂的情况,他们也一定抓住了主要问题:毛泽东想实施他的民族主义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而他们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是反苏的。知道这一点就够了。
自然,并非所有的观察员都对整风的意义作这样的评价,但是像戴维斯、谢伟思、卢登(多少还有史迪威)这样的人物显然及时意识到了毛泽东这种看法所提 供的机会。中共有这样一个领袖,他们就不大在乎它的经济纲领了。同他联合的基础是现成的,因为他竭力想在政治上孤立苏联,而人们能从中觉察出反苏的思想 来。观察员先生们没有弄错,他们闻到了中共领导情绪中的反苏味道。
史迪威、戴维斯、谢伟思和卢登是那种最危险的“盟友”,他们比起他们的那些不相信毛会真正反苏、断定这位主席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同僚来要看得远得多。 其他的美国军官只不过是不折不扣地遵循上面的指示而已。其实毛的行为同那种把毛泽东看成为“第一号共产党人”的意见并无共同之处,(如果是那样的话,那还 谈得上取得什么进展呢!)军官先生们还断定“第一号共产党人”不过是虚张声势哩。
史迪威那伙人(戴维斯、谢伟思、卢登)懂得,美国同特区合作,比起传统地倾向于蒋介石或只是有限地利用中共的军队来前景要广阔得多。
约瑟夫·史迪威对形势了解得非常清楚。这位将军的左右有这样一些人并非偶然。史迪威无可争辩地是个中国通,他青年时期跟美国军事代表团一道在中国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太平洋战争伊始,罗斯福总统就任命他为中缅战场美军总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

1945年1月16日
同美国人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共产党领导意识到同美国人谈判成功的机会逐渐化为乌有,借助美国来解决国内问题的希望要成泡影了。毛想,起码也要 利用美国人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团结的关注,让他们管住蒋介石。一旦他当权,他保证美国垄断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投资能得到相当大的利润。
美国人不会容许民族解放战争表现出革命性,这并没使毛感到不安。对他说来,重要的是利用他们的援助来增强实力,使老蒋失势。他拿重庆体制的腐败、它的崩溃的不可避免性和从经济前景来看这一体制的不可靠来吓唬白宫。毛像个商人做买卖那样,试图证明他的货是最好的。
结果,美国人还是被他们对共产党的极端恐惧征服了。他们准备相信中共领导人,但又不相信他们所领导的力量。尽管他们想把共产党领导人玩政治的小动作 和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明显区分开来,但还没有这样的胆量。白宫认为危险太大了,它的使节不断往返于华盛顿和重庆、延安之间。诱惑是大的,可恐惧甚至更大。 美国人以为莫斯科是中共中央主席的后台。毛泽东对这点十分了解!这个湖南人试图使美国人相信中共享有完全的民族独立(!),用种种办法让他们领会苏联在远 东的孤立不仅适合美国的利益。他这样做并不是无的放矢。可是,华盛顿并没有把他的友好表示当作一回事。华盛顿断定毛不过是想损人利己罢了。
毛对美国人越来越生气,现在他决定利用他们想打中共军队主意这一点从他们身上狠狠捞一把——要他们经常把蒋介石管起来,并迫使他们提供援助。虽然美 国人对给武器是很吝啬的,但是他们并不拒绝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将来靠谁在这里打日本人呢?让他们用延安所提出的各种要求把蒋介石的手脚捆起来吧。

1945年1月18日
毛继续向美国人和我加紧提供同样的数字。我不知道巴雷特对此作何感想。
白宫像以往一样渴望把中共的军队抓到手。美国人正试图促使国共双方达成政治解决——这就是说,巴雷特正在上钩。美国人穿梭来往于延安与重庆之间,轮 番劝诱蒋、毛和周。然而,这可能不只是与八路军和新四军有关,美国人还要控制中国政局的发展,他们梦想操纵中国的政治进程,控制一切。
不久前我发了份重要电报。通常,我从中共中央主席手里接电报稿的时候那就成了我们会见的借口。他终于选择了我作为他跟莫斯科通信的传送环节。他认为这样比较策略。
电报的要点如下:中共中央主席关心在伦敦召开的世界工联大会。他认为大会是另一个制造有明确倾向性的舆论的工具,这种舆论会驱使美国人去对蒋介石加 大压力,因此参加大会将有助于解决一些政治问题(孤立蒋介石,美国的可能转向延安,中共在对日战争中可以继续采取回避重要作战行动的策略)。
致世界工联大会的电报已通过重庆发出。毛不能肯定蒋介石的新闻检查员是否让电报发出,因此他机密地告诉莫斯科他打算特派信使到印度去发份电报给伦敦大会的组织委员会。
在这份致莫斯科的电报中,中共中央主席故伎重演,虚报数字,例如,他把中央各省主要地区的工会组织的会员数目定为20万人(共八个地区)。一般来 说,这种工会组织是否存在都成问题。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处在战争混乱之中和严格的战时管制之下,在这种形势下还谈得上什么工会基层组织?
况且,就算果真存在这样的工会,谁也没有计算过它们的会员数目。中共领导甚至说不出它的武装部队的确切兵力。实际上,每个司令员都可能随意报数字。中央无法控制。各级都夸大数字,这对每个人都有利:能提高司令员的威望,加大他的功绩,同时也有利于延安领导。
毛有次跟我谈话时埋怨中共军队里还有军阀主义的残余。这再一次使我确信虚报数字在这里是合法的。
邻省晋东南地区的工会至少有会员124000人。在临战形势下居然有这么多工会会员,这只有天知道!
延安的工会会员人数看来大体上有这么多,但我得强调这“大体上”,因为这个数字竟接近61000。
毛泽东告诉莫斯科说这只是个大概数字,雇农未计算在内。
晋绥地区工会会员最少,为17000人。但是,“无产阶级反抗日本法西斯和解放祖国协会”则明确地认为有工会会员235000人工作于晋冀地区。
共产党在北方的根据地山东工会组织有会员144000人。
毛泽东写道,中共领导已决定派遣工会代表团参加将于英国首都召开的世界大会。工会的全部会员人数达80万人。共产党领导希望派遣一个全权代表团到伦敦去。
电报下面签了个中国字——“毛”。
我认真核对数字和检查这份致莫斯科的电报的电文之后深信这是蓄意提供的错误消息,是过去几年内发出的许多类似的电报之一。
我在中共中央主席的电报后面附上了我的意见。我告诉莫斯科这只是一份表明毛要迷惑联共领导人的文件而已。
毛泽东并不指望听取联共领导的意见。他对此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因为他长期从事的是同进步的世界工联的纲领不协调的活动。
中共中央主席这次想利用工会大会来达到同抗日斗争的利益背道而驰的国内政策的目标。中共中央主席一方面这么干,另方面却又强调他是在为争取全民族各 种力量的团结而斗争。实际上他是在为分裂国家、引起权力危机卖力。至于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事,他希望由外国军队(苏军和美军)去完成。
工会组织的人数是任意确定的。这份电报由政治局委员周恩来起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他奋斗几个通宵的成果。周恩来是大多数对外政策文件的作者,他无保留地支持中共中央主席欺骗莫斯科的方针。
博古告诉我,在电报中加上要派特别信使去印度打电报给伦敦世界工联大会组织委员会的是周恩来。但是,谁都不打算派出这样一位信使——这是中共领导集 体编造的谎言。他们通过了一项秘密决议,将派遣一名代表带上极为详细的(不只是关于解放区工会活动的)文件去参加大会。这些文件会在中国挑起新的政治纠 纷,又一次动摇事实上已经不稳定的政局,而他们主要的目的是想通过发表这些文件迫使蒋介石对将来丧失更多的地盘无可奈何。显然,蒋介石是不会同意这样“团 结一致”来抵抗侵略的。因此,伦敦大会将是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又一次打击,而这一肮脏的赌博还正是在日军长驱直入的时候进行的。
周还说,如果代表团(或代表)不能去伦敦的话,就需要采取一切办法让康的特务系统保证把文件转到伦敦去。
毛泽东命令,有关解放区工会的特别政治报告的一切情况都要让大会知道。
毛给我电报要我发往莫斯科的日期,同就这个问题作出一系列决议的日期差好几天。这又一次表明我是对的。这儿对莫斯科的意见都没兴趣。

1945年1月19日
我感到毛对我颇为不满。这自然是康生撺掇的结果。叶剑英私下表示情报局头子在对他施加压力。尽管如此,叶剑英是坚定的,另外,他显然也很满意。自从 整风进入高潮以来,他同康的关系,说得婉转点,一直是冷淡的,不过保持礼貌而已。报复的时候到了。叶剑英巧妙地折磨康。康想恢复旧日关系,但枉费心机,这 使得叶剑英很高兴。真的,仅仅在一年半到两年之前这个情报局头子还在嘲弄着每一个人,并对人执“法”呢。

1945年1月20日
中共中央主席老是一阵阵的心情抑郁。奥尔洛夫应他的请求为他注射了鹿茸精。但是,即使在这种时候毛泽东仍亲自掌握党务和军务的领导。
中国同事妒忌奥尔洛夫。他对我抱怨说,他们中间许多人经常这样那样损毁他的信誉。

1945年1月21日
康顺利地使中共中央主席陷入了他所希望的精神状态。毛泽东显然后悔让我从叶剑英那里获取情报。
叶剑英私下对我说他倒并不怎么烦恼,这又不是他的事,他不过是执行指示而已。叶剑英说得可能有点不真实,他还是烦恼的,可是他对康生的鄙视压倒了事业上的考虑。
情报局头子试图对叶剑英施加压力,压他自动放弃作我的“新闻专员”的职务。叶剑英总算有了个出气的机会,他不让康干涉别人的事情。
康受到了侮辱。

1945年1月22日
德帕斯上校带着大使的又一封信星期日乘专机自重庆飞抵延安。白宫准备促成中共在中国军事委员会派驻代表,这是个很大的让步。
但是,中共中央主席反对周恩来的重庆之行,因为蒋介石设于行政院(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是旨在欺骗舆论和阻碍共产党发挥主动性的骗人的机构。
中共已经采取步骤来挫败重庆的这一着棋,并在国内外公众面前进一步损毁蒋介石的威信。
美国人显得异常忙碌和紧张不安。这也许跟即将召开的三盟国会议有关,也许跟罗斯福总统打算访问中国也有关。美国人想操纵这儿的局势,这件事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想脚踩两只船。可是,迄今为止谁也没有因此而成功了的。
事实依然是:赫尔利先生坚持要求周恩来到重庆去。美国大使还希望能改正他犯的错误,希望能控制中国,既控制国民党又控制共产党。
美国人特别急于要进行各种会谈,因为他们怕苏联必然要在远东采取行动。毛泽东也考虑到了这种行动。政界人士忙得团团转!天天有新的拜会和记者招待会,报上天天有富于倾向性的社论。

1945年1月25日
对美国大使的建议整整讨论了三天。三天三夜来,毛和他的同僚绞尽脑汁,要想出既能拒绝国民党最近的建议而又不致引起公众不满的办法来。三天来,德帕斯上校在耐心地等候答复。
周恩来和美国武官星期二飞重庆。我看德帕斯似乎比往常说话少了——自然,很少有值得高兴的理由。机场上,他的一群同胞欢送他。德帕斯穿着笔挺的军装 和发亮的皮鞋,显得很出众。他是个典型的职业军官。他上了年纪,面带倦容,这面容同他挂着绿色上校肩章的结实的宽肩膀不大协调。
此行的正式目的是同蒋介石会谈,由赫尔利作中间人。赫尔利大使肯定会作为“媒人大使”在美国外交史上流传。
毛泽东以对我信任的口气告诉我:“中共原则上反对参加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
中共中央主席同往常一样并不是彻底坦率的。现在,中共领导希望通过苏联而不是通过美国的调处来获取更多的东西,因此他们同意谈判,以便他们政治要求的急剧变化不致激怒公共舆论。周恩来带去一大堆文件和要求,那些要求重庆是一定不会接受的。
周恩来在重庆机场发表声明,内容如下:
“去年十一月,我与赫尔利将军自延安飞重庆。当时,中共中央授权我同国民党当局讨论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问题。从那时到现在,国内形势变得甚至更加危急了。
“为了动员和团结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与盟国配合行动,来打败日本侵略者和挽救时局,现在迫切需要同政府以及其他方面讨论有关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
“这就是我再度来到这里的原因。作为我党的代表,我要求国民政府、国民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召开各党各派会议,该会议行将成为召开国民大会之前的预备会议。我还建议讨论组织与召开国民大会以及组成联合政府的方案。
“我们认为,这是动员和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打退敌人的进攻、以行动配合盟国反攻的惟一道路,是挽救时艰的惟一出路。所有用以减轻病症的治标剂都不能治愈疾病本身,都绝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中国人民现在所期望于国民政府的是立即废除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我们热忱希望政府毫不拖延地接受这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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