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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日记十二(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共3页)2012-02-07 03: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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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

1944年9月1日
在党员中,对前几年的“洗脑筋”和镇压存在着一股不满的暗流。世界和中国本身的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毛泽东发表了措词激烈的意见,反对康生的“党员 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过去的所作所为,反对康生本人煽起的整人行为和各种政治运动(“整顿作风”、“抓特务”、“坦白交待”等)。
毛泽东并不反对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进行整风和清党,他只是勉强地反反复复地说,康生走得太远了点,出了点“偏差”。
驻特区的美国使团由驻重庆的助理武官巴雷特上校率领。美国代表团团员中最积极的是谢伟思和卢登。
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和雷蒙德·路登是史迪威司令部的政治顾问。
巴雷特通知中共领导人,说他乐意充当延安和美国当局之间的联络员。
周恩来表现得像是美国人的老朋友。

1944年9月3日
唐纳德·纳尔逊和赫尔利少将已经离开莫斯科飞往中国。
中共领导内部政治上的均势已大为改观,对情报局头子很不利,这是越来越清楚了。随着亲中共中央主席的新实力派的兴起,康生越来越孤立了,这样说并不错。
康生的集团在土崩瓦解,甚至那些最近还支持他、拍他马屁和奉承他的人都在抛弃他。新四军司令员陈毅就是其中之一。陈毅直到昨天还是康生的忠实支持者,现在不仅不承认自己与康有任何私交,而且私下谈话中还说了些批评康和对康很不尊重的话。
事情反过来了。所有那些由于自己在整风运动中的表现而坏了名声的人都设法把罪责推到康生头上,以此保全自己。这一切还没有达到公开指责康及其亲信的 程度,他们的批评仍然停留在私下议论、暗示和故意表现不与康来往的阶段。例如,陈毅就只是同朱德和叶剑英讲讲情报局头子的坏话。他不敢多说。……甚至在同 我的一次谈话中,陈毅也忍不住和我说了一些挖苦康的话。
康从未料到情况会发生这样的逆转。
陈毅1901年出生于四川一个官僚家庭里。他先后就读于上海大学和北京大学,主修法律和商业。1919年去法国。1923年入党,红军建军伊始他就 加入了红军,以后一直在军队里。1941年前他担任过军队和党的许多职务。第四军被国民党击溃、军长叶挺被俘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他为新四军军长。

1944年9月4日
巴雷特亲自过问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人员的配备工作,他毫不费事就取得了各种文件、地图和表格。
九月的夜晚是凉爽的,人们也能透过气来了。这里的气候很怪,有时飞沙走石,能叫人发疯;夏季又闷热多雨,闷热得受不了时大雨倾盆而至,来势迅猛异常。

1944年9月6日
几乎没有人会事先不摸清中共中央主席的态度就敢于公开批评康生的。对毛泽东来说,重要的是不仅要使自己从肮脏勾当中解脱出来,而且还要使被整风运动 窒息了的党恢复生气。对他来说这是最先要考虑的事,因为他需要党的干部。在新形势下这种需要尤其迫切,而且以后还会更迫切。共产党员是否有热情和积极性, 关系到与国民党斗争的成败问题。“洗脑筋”使干部瘫痪了,软弱了,使他们不敢有自己的主见。
这就是周在上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突然责备起整风运动来的缘故。
周到目前为止一直在积极执行整风的安排,还作过丢脸的讲话,保证以后不犯类似的“错误”,而现在却突然要求起谴责整风的形式和方法来了!周得到中共 中央主席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是毛用周作自己的传声筒向党员干部呼吁:“你们受了冤枉罪!你们是无辜的!工作吧!不要害怕工作!”当周恩来相信听众已明白 了他的意思时,就不要求谴责整风本身,而是要求把罪过归到整风的具体执行者身上了。
党内这种新的精神状态使党员自发地反对整风采用的那种摧残心灵侮唇人格的作法。不过,毛泽东还是牢牢地掌握着大权,引导这种“安排好的抗议”按照最 适合他的方式进行。既然如此,就需要谴责整风的具体执行者,而且提醒党的干部做好战斗准备。这里的人如果不知道毛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谁都不敢开口的,因为 他们只有在毛本人所规定的范围内才享有政治上的自由。
周恩来的讲话矛头指向大家都痛恨的康生。在中共领导人中普遍地互存戒心,互不信任,但是,在公认毛泽东的权威以及痛恨康生这点上大家是一致的。他们之间难于见到什么友好情谊。这一切,都是由残酷的争权夺利造成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异常现象引起的。
但是,周恩来的讲话还有另一方面的目的:显然他想把康生和毛泽东分开,把康列入反对中共中央主席的人中间。他这样做是想达到几个目的:首先,他竭力 不去伤害毛泽东,明确指出应对镇压负责的人,为毛洗刷,以此来讨毛的欢心;其次,他力图损害情报局头子的威信——这样做不仅周自己感到满意,而且所有在康 生的淫威下吃过苦头的人都会满意。康生的失势同时也就使他无法再报复了。
周的讲话在党的领导人中引起极大振奋。毛现在关心的是要注意不让这一新的进程发展得无法控制。
周恩来在讲话中赞扬了毛的英明,接着就说康生严重违背了毛泽东制定的关于整风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主席为对党员干部进行审查制定了九条规定”,周恩来说,“康生违反和无视这些规定,专横地不管这些规定。”

1944年9月7日
大批日军正向贵阳推进。康生说这不过是几个师、几个独立团和独立旅。
中共中央主席对待抗日统一战线思想的态度,无论在策略上还是在政治上,都不能说是正确的。在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上虽然他说过一些话,但那都同加强抗 日统一战线无关。他采取了几种不同的方式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公开的反国民党运动,拒绝谈判,借口防止分裂,提出一些不现实的要求。这一政策为日本人打胜仗 开了方便之门,但毛泽东并不放弃这一政策,他把国民党的失败看作是削弱国民党的主要方法之一。
毛泽东利用了特区特殊的地理条件。特区大部分都是偏僻的、难以进入的山区省份,几乎没有什么工业。而且,毛泽东命令只对日军打游击,并不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战斗,而把他的大部分军队用来蚕食国民党的地盘。此外,如与中央政府作战,中共目前在边区倒能够集中相当数量的部队。
毛泽东从日本人的胜利中、从中央政府军在前线的溃退中以及从他对蒋介石的失败所作的没有根据的估计中来寻求他的胜利。同时,他正设法用“现实的马克 思主义”使他的战术神圣化,其实,“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民族阵线的宿敌在理论上的投机,是对蒋介石和联合抗日行动满怀仇恨和敌意的产物,这种敌意早 在1938年—1940年毛同王明的冲突中就表现出来了。那时,毛泽东虽然投票赞成统一战线,但是,他千方百计要使统一战线解体。事实上,他违抗共产国际 的策略,密谋达到他的目的。
毛泽东对全国抗日力量的分裂应负的责任并不亚于国民党右派的最反动的分子。可以说,这些年来,毛泽东的政策使日军更易选择其进攻方向。日军一直不断地采取攻势,而同时,他们从中共军队的消极战术中得出了合乎实际的结论。
在蒋介石亲自主持下,中央政府军事当局在黄山(Huang-Shan)召开会议。中国的盟国参加了这次会议。
中共领导人对这个消息极感兴趣。朱德和周恩来立即要巴雷特上校作出解释。
军事观察组的头头没有否认来自黄山的新闻报导。
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自1941年起就停止了对日作战。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对日战斗发生在1940年(即大家知道的百团大战)。那次作战目的在于破 坏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日军击退了那次进攻,并给中共军队以重创。中央政府军同第四军的冲突大伤了第四军的元气,因而抗日活动大大减弱了。
这些事件正好符合毛泽东开展党内斗争的目的。毛泽东用它们来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其实,他的观点早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就已形成,而且他在《新民主 主义论》一文中已对其中一些观点作过阐述。毛认为中共参加抗日战线是个错误。停止对日作战是发动内战计划的一部分。党内斗争(为实行“现实的马克思主义” 而进行的斗争)产生了整风。

1944年9月10日
谢伟思是观察组最积极的成员。上次与中共中央主席会谈时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谢伟思认为,这些问题不回答,进一步会谈不可能有什么意义。
实际上美国人想探探毛泽东的口气:只要你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能知道你有多少诚意。
谢伟思还问毛泽东,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基础上美国资本才能在中国投资,以及他如何看待美国人来主持(或被允许参与)管理大型工业企业。
谢伟思对中国雇用美国人(工程师、技术专家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直截了当地问毛泽东,他认为中国未来的国家机构(其形式和内容)会是什么样的,以及中共领导人计划如何夺取国家政权。
谢伟思顺便谈到美国人对这个未来机构的看法。“你们的经济计划是什么?”谢伟思问道,“它的实质是什么?步骤如何?在这方面,你们是否要学苏联的样子来建设工业基础呢?你们是否不管生活水平多么低也要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呢?你们是否只建设工业而不去提高生活水平呢?”
谢伟思年轻,充满活力,有很好、很强的记忆力。毛详细地回答了他的问题,甚至还对他加以指点,然后就讲离了题,发表长篇大论,像他惯常所做的那样。 谢伟思耐心地听着,然后再提问题——表述得很好,而且提到了点子上。当毛不直截了当回答时,谢伟思就问另外的问题,切中要害,这样来获得他想要的全部情 况。他还告诉中共中央主席,美国大使馆已接到华盛顿方面的一份重要电报,希望重庆政府进行改组。这意味着要给蒋介石施加压力。因此,中国的舆论(主要的报 纸、社会集团、政治领导人等等)也会受到压力。谢伟思宣布,白宫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政府,一个联合政府,是适宜的。这个政府一定要包括所有有影响的政治 组织、集团、党派的代表,当然,也包括共产党的代表。
因此,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华盛顿已经投身于一场争夺,以便攫取这个国家的重要阵地,并控制特区。罗斯福政府相信,它在特区建立一个亲美派的努力将不会受挫。
美国方面的一切政治问题都由卢登和谢伟思来处理。很清楚,如果华盛顿没有授权他们是不敢进行这样的接触的。我相信华盛顿是授权给他们的。
巴雷特负责军事战略。
谢伟思在与中共中央主席会谈时要求他说明,中共领导人对苏联在中国工业化问题上可能起的作用以及对一般的外国投资的意见。
谢伟思是用这样一种办法来进行会谈的:他能使参加会谈的人毫不怀疑中国未来的政治结构的性质就是建立一个以中共为领导力量的人民中国,尽管谢伟思并没有直率地谈这一点。
谢伟思显然是美国观察组最重要的成员。在延安,开头几个星期他不谈政治。好几次,当中国同志向他提出一些政治问题时,他躲躲闪闪,说他和观察组的所 有其他成员一样只关心军事方面的事情。但是现在,他已经作为美国的全权代表大谈特谈起政治来了。无疑,他在向重庆报告他的会谈结果,由重庆转送华盛顿。很 清楚,美国和中共领导的政策在共同目的、永久联盟以及这一联盟对双方的好处等方面是吻合的。在这些会谈中苏联的幽灵总是出现,对与会者有着明显的影响。总 的说来,会谈并未摆脱紧张、仓促、不够坦率和互不信任的气氛。
四个星期以来,谢伟思一直在同中共中央主席以及中共许多高级官员探讨一些他以前同他们探讨过的问题。他会见了叶剑英、博古、周恩来等人。我得到的情报不仅很少,而且往往与实际发生的情况不符。博古帮助我了解真相。
卢登不怎么健谈,他通常是巴雷特或者谢伟思的助手。美国人在延安一点儿也不拘束。

1944年9月11日
谢伟思、卢登和巴雷特会见了周恩来和叶剑英,详细地谈论了黄山会议的结果。黄山会议上将军们起草了一个对日作战计划(反攻计划),但是美国代表向蒋 介石提出了自己的条件。问题是国民党的许多师已经大大丧失了战斗力,因此需要由美国教官在特种训练中心训练一些新的满员师(现在正由阿伯特.C.魏德迈少 将组织这些师)来加以补充。约五万名美国军官要来中国作教官和顾问,但是,美国当然绝不允许用这批新的武装力量来对付共产党(打内战)。
在黄山,美国人还告诫中国将军们说,不要根据C.L.陈纳德将军的空军打击力量(驻在印度,仅用于配合作战)或者美国登陆部队来制定反攻计划。美国不可能派大批陆军到中国来。

1944年9月12日
中共领导人详细地讨论了黄山会议的结果,相应地作出了适当的决定。
对决定的实质,可以从朱德和叶剑英向观察组提出的要求中略见一斑。中共领导人要求,将来分配美国武器要进行监督,因为蒋介石可能擅自占有最好的和绝大部分的武器(无疑美国人也将供给特区武器)。至于武器的数量,共产党要求得到总数的百分之五十,最少也不得少于百分之三十。
美国人已告诉中国同志,唐纳德·纳尔逊和帕特里克·赫尔利知道了反攻部署,并在为此同蒋介石与何应钦商谈。巴雷特说,赫尔利和纳尔逊对特区极感兴趣,因为特区在美国政策中占很大分量。这就是纳尔逊和赫尔利将尽快来特区并会见毛泽东的原因。谢伟思也是这个调子。
延安遵照中共中央主席的急令写了一封邀请信寄往重庆。
纳尔逊和赫尔利都是美国政界人物,在这里特别受欢迎。
美国观察组组长答复叶剑英和朱德的要求说,他理解中共领导人的担心,但是,需要有一个表述中共观点的正式文件,“然后,我好把文件送给我军总部。”巴雷特这样说。
如果中共的这个请求(关于要求美国送来的武器数量)得到批准,美国顾问和各种专家就会在特区满天飞了。万一这一请求被拒绝,美国人仍会想方设法派人到特区来。观察组的人反复提到了这一点。
中共中央主席知道巴雷特的要求后命令立即起草有关文件。文件现已签署,交给了美国观察组组长。
不管美国观察员怎么说,华盛顿不会把供应武器问题与中国的政治前途分开来看。毛泽东得到武器之后是否仍会听从摆布,美国政府并不那么有把握。美国观察组就是为了要研究与供应八路军和新四军武器有关的情况才到特区来的。
美国国内在这一点上很可能会有两种不同意见。可是,到目前为止哪种意见也还没有占上风。保守一些的美国政客害怕与毛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结盟,力主更进 一步加强蒋介石政权。美国持另一种政见的那批人(谢伟思无疑是他们的代言人)认识到,全中国正处于革命动荡之中,只帮助蒋介石太冒险了。必须作出合适的政 治决策,找这支“民族(!)力量”做新盟友。按照他们的意见(谢伟思显然持这种观点),共产党领导会是一个合适的、容易打交道的伙伴。毛泽东领导集团对苏 联和联共(布)的态度是作出这种合适的政治决策时要考虑的关键问题。谢伟思似乎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设法使他的同僚相信,不必害怕“可怕的革命词藻”,也不 必害怕无论如何无法避免的事件(群众的革命热情)。
这些是我从一些重要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但我仍然不知道美国这两种政治见解哪种会占上风!

1944年9月13日
又一个美国人来到延安,他就是美国驻华战时新闻处负责人麦克费希尔先生。
根据在延安的美国人普遍流露的情绪来看,美国不打算让它的外交官常驻延安,免得蒋介石不高兴。谢伟思和卢登毕竟是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官员,他们在延安的逗留很容易被看作是事实上承认延安,而这是盟国的主要被保护人蒋介石所不允许的。
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谢伟思对中国同志屡次提出的由美国在延安设一常驻机构的建议噤若寒蝉。在这个问题上他好像奉有严格命令,尽管他似乎不同意这个命令。
谢伟思先生最近宣布,华盛顿有个新建议,要求蒋介石同意成立联合政府。这给中共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共中央主席命令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加紧反对国民党政府。
中共驻重庆的代表是董必武(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林伯渠。中共中央主席两次给他们发电,要他们着手把反对政府的人都组织起来,开展活动。这个有组织的活动通过在报上发表文章和在本届国民参政会上采取阻挠战术来进行。毛要求社会各界对政府进行全面抨击。
军事失利和经济危机激起了中国社会对国民党政府的反抗情绪。毛怂恿他的人竭尽全力利用这一有利形势。
事实表明,共产党的代表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右翼发动了猛烈进攻。事实之一,就是著名的记者和政治家胡政之出其不意地来到中共驻国民党的正式代表董必武 和林伯渠的办事处。他说,共产党的努力一定会成功。他抨击蒋介石采取的办法,批评政府,赞扬共产党。他说共产党赢得了中国人民和外国人(这是重要的)的支 持。
胡政之是重庆一家最开明的报纸《大公报》的主编。《大公报》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蒋介石政府对这家报纸进行了种种刁难,包括禁止它发行。

1944年9月14日
在同中共领导人会谈中,麦克费希尔提出了在延安建立一个军事情报机关的想法。这将作为总署的分支机构。总的看来,麦克费希尔倒不是那种热心人。
巴雷特是美国军事观察组的组长。最初几个星期这位美国上校相当谨慎,闭口不谈重要问题,不许愿,不表示意见。后来,他突然改变了工作作风。现在他像 谢伟思一样大叫大嚷地批评蒋介石政权,批评中央政府的无能,批评它不能控制局势,还批评国民党军队靠不住。这位上校居然表示,他极不赞成蒋介石反对共产 党,强调他对特区和中共政策的好感!
麦克费希尔则坚持要中共领导人允许他的部下来特区工作。盛传大批美国情报人员和心理战专家将来特区。据麦克费希尔说,这批人将从事瓦解敌人的战斗部队,扰乱敌人后方的工作。中共希望美国专家在延安设立总部。
周恩来是毛与盟国会谈时的主要助手,叶剑英与周紧密配合。刘少奇正忙于准备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以及其他党务工作。
科利亚一有机会就要跟我谈到他的妻子丽达和他的小儿子谢尔盖。我理解他需要借此来宽心。但是,当他跟我谈起他的家庭时我的心里便是一阵剧痛。玛丽亚和孩子们不知怎么样了?

1944年9月15日
戴维·巴雷特发胖了。他四十五岁或五十岁上下,北平话说得很地道。他很随便,并不盛气凌人。他军服上衣的袖口通常不扣扣,往上卷一点,领带随便塞在衬衫外面。他的军靴显得很旧了。虽然绷着脸,但还是和蔼可亲的。
中共中央主席没有朋友,只有他所需要的人,但不是朋友。他只赏识一时用得着的人。一切的一切,凡对他个人无用的都是毫无价值的,甚至是有害的。此 外,他把对他本人有用以及对“他的”革命有用的事物看作是一回事。除了他自己的利益之外,什么都不存在,什么都没有意义,甚至革命本身也不例外。
这是一种特殊的虚荣心,这种虚荣心对生活舒适与否是不计较的,权力才是他惟一的梦想和野心。通向最高权力的途径也就是通向真理和美德的惟一途径。从 他的整个生活方式中看得出来,他对限制权力的一切事物都嗤之以鼻。除了权力之外,一切都是尘埃。他对历史上所有伟人的业绩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
过去的伟人所以强烈地把他吸引住,就是因为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毛泽东认为,活着就是为了权。有权就有理,有权就是胜利,有权就有一切。党和人民只是一种想像虚构的事物(某种抽象的概念),是为他的目的服务的。
毛常常会见很多人,尽管如此,他还是特别不爱交际,甚至是孤独的。他的孤独是不可改变的,而且冷酷无情到了危险的程度。
他的力量在于他的直觉。他虽然感到在我们这一世纪的革命大动荡中,马克思主义是不可战胜的,但他并不怎么理解。他把毛记马克思主义(现实的马克思主 义)与夺取最高权力的欲望巧妙地结合起来。他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上想法把权抓到手。每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他个人的观点相抵触时,他就篡改马克思主义。他拿蛊 惑人心的宣传作幌子,不断歪曲马克思主义。
他的全部活动可归结为这样一点,就是绞尽脑汁地想出最适合他进行夺权的策略来。依他看,原则只不过是别人对革命应尽的许许多多的义务。多么实用主义的公式呵!这就是他怎样使别人服从他的意志的办法。原则束缚住千万人的手脚,他以原则的名义行事,自己却不受原则的约束。
“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他毛泽东的哲学,一种没有道德和野心极度膨胀的哲学。

1944年9月16日
延安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相当离奇的社论。美国观察组事先与闻了文章的内容,但结尾部分仍使他们大吃一惊。
很清楚,走这步棋的目的在于使美国人按平等原则分配武器,即将来给中央政府和特区的武器数量要相等——根据美国武器的情况,这是一种苛求。
另一个目的是加紧进行会谈以便收到实效。
还有一个目的是削弱蒋介石,使美国人削减援蒋的数额。
社论详细叙述了美国对中国援助的意义,提供了关于武器、弹药和食品的分配情况。
至于黄山会议,则成了最后决定向特区运送武器的一个借口。这次这个问题可是直截了当地向美国人提出来了。

1944年9月17日
巴雷特上校巡视了一个旅之后,对八路军、新四军参加未来的抗日联合作战得出了几点结论。
观察组组长把他在报告中提出的主要结论送给了共产党的军政领导人。这份报告是美国人在特区呆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得到的第一个成果。
美国观察组组长把这份报告发往重庆美军总部。
有一个想法常使我夜不能寐:情报局局长能够很容易地把我干掉,因为我对他自己所干的勾当以及他的保护人的所作所为了解得太多了。
耗尽体力的传染病,陡峭的山路以及其他许多“事故”,能帮助他干掉我。
另一方面,他们还不能走得这么远。莫斯科在他们的计划中占很大的分量。他们是想干掉我的,但现在他们还不能这么干。

1944年9月22日
毛泽东同我谈了整整两个小时。现把他的话简述如下:
美国人连一个中国问题都解决不了,更谈不上解决整个远东的复杂问题了。这就是说,在最关键的时刻不能没有莫斯科的参加。通过苏联的介入以及苏联东部边界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解决,也就“解决了中国的棘手问题”。蒋介石显然是反对莫斯科的这一行动的。
中国人考虑到苏联蒙受的巨大损失以及目前军事人员的短缺,准备给予必要的援助。中共领导要挑选一万多名指挥员送到西伯利亚去受训。这些指挥人员将担任庞大的中国军队的领导,这支军队能帮助在满洲和其他日占区的苏联军队。
苏联远东告急时,中共曾毫无怨言地派出过两个最精锐的团。将来还会这样做,不过规模要大得多。
他这一番话的用意很明确,无需置详。
晚上,巴雷特和朱德、叶剑英进行会谈。朱德和叶剑英对美国人说:
“如果蒋介石的政府和最高司令部改组,而中共又不能得到美国人的武器、军火和其他援助,那么将来的反攻,特别是抗日的胜利,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长期的内战。
“美国对贸易、投资以及稳定的市场感兴趣,但内战会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
这是中共中央主席事先授意朱德和叶剑英这样说的。叶剑英亲口告诉了我。
万一他们的计划失败,中共领导人准备采取重大的政治行动。毛泽东打算把特区和分布在山西、河北、山东、江苏、河南、湖南等省的敌后根据地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府。这就是说中国将成立第二个政府。中共领导人不仅不想隐瞒这个计划,而且相反,把计划的详情热心地告诉了盟国。
美国人原则上不反对这个计划,但是建议这个政府不妨称为“中国解放区民主联合委员会”。
中共领导人倾向于同意这个建议,因为这样的名称是吓不着他们的美国盟友的。
毛泽东正向美国人施加种种压力,并通过他们向蒋介石施加压力。

1944年9月23日
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社论,再次要求改组政府和最高司令部,要求把失败主义分子和法西斯分子从国家机关中清除出去。
还有几篇文章将陆续发表,其中一篇尖锐地批评蒋介石体制,赞扬特区的经济制度。
按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大小会议。发言人猛烈攻击国民党和重庆政府:“打倒一党专政!”
原来中共领导人在这方面的行动总要同美国人商量,现在他们显示出越来越独立自主的样子来了。日本人对桂林的凌厉攻势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1944年9月24日
史迪威即将来访,这给延安平添了很大希望。这里早就在等他了。毛认为亲自同一个高级将军会晤能解决所有问题。再说,正是这位将军负责美国供应中国战争物资的工作,这一定会有助于避免中转过程中繁多的公事程序。
关于将军计划来访的消息还严格保密。
同时,观察组仍在试探进行可能的合作。美国人在协商成立一个针对日军的联合情报网。中共领导人虽然和美国人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但这都不是毛泽东所最需要的。至今他还没有得到他如此急切盼望得到的武器和弹药。
随着武器、弹药和设备的运来,所有其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中共领导人是这样想的,他们要美国人也了解这一点。
美国人希望由他们自己的专家来操纵计划在延安设立的情报网,还准备为它提供必要的设备和资金。
但是,主要问题即武器交货问题不解决,所有其他问题实际上不可能得到解决。

1944年9月25日
毛泽东没有错估外国记者来访(现在来了几批了)的重要性。与蒋介石军事上失利、国民党领导和政府的腐败及其官员的贪污情况相比,特区看来还颇有吸引力。
几年来,特区没有受到日军侵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中共领导把它弄得还算有秩序,与国统区那些经济混乱而又贫困的省份相比就显得很好了。中共领导在炫耀这一切,巧妙地大肆宣传这一切。
外国报纸对特区和毛泽东的领导有所赞扬。凡属这样的报导都被精心收集起来,其作者将来可望受到特殊的礼遇(已经有过这种先例)。
人们从观察组组员的简短的话语和评论中可以推断,他们对特区印象不错。
现在,特区总的形势改善了,并且还拥有军事实力,这使毛能够开始他的赌博。他安下了钓饵,现在只等美国人来上钩。如果他们上钩,毛就会得到武器,还可能得到华盛顿的政治保护。这种保护能使他解决国内的某些政治问题。
现在,惟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白宫是否与其重庆的被保护人脱离关系。谈判中有关这一部分的消息讳莫如深。我所了解的全部事实表明,毛显然以美国人的伙伴自居。

1944年9月26日
周恩来同美国人会谈时特别活跃。但是,我在无意中发现,他的一切活动归结起来就是想保住权力。此外,政治形势的千变万化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不仅如此,一旦形势需要,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改变原则。
周恩来的活动从不超出毛泽东的政治观点,只有在他同党内的同事特别是同刘少奇竞争时才表现出一点儿独立性来。
周搞实际工作很有本事,比搞理论工作强。他乐观,自信,能说会道。
任弼时虽然担任过部队的政工人员,却没有什么活动能力。他是毛泽东的亲信一类人物,是毛的指示的驯服执行者。他的谨小慎微别具一格,执行起他主子的指示来真是不折不扣。
这伙人中只有朱德是个例外,他给人以愉快的感觉。经过所有这些冲突、争执与不和之后,他仍然保持那种乐观和与人为善的性格。
近来毛有点心事,态度简慢,老打官腔。

1944年9月27日
对毛泽东来说,权的诱惑力要比党的任何利益都更为重要。他背着苏联在活动,企图按他的路子来解决远东问题。
中共中央主席估计到蒋介石军事上的失败,急于想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巩固自己的地位,以便成为中国的领导力量。不过,美国人可能并不愿意这样做。因此,他不仅想更改党的名称,而且想出卖苏联的利益。
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力量在抗击纳粹德国的斗争中已消耗殆尽,因此不可能及早地、有效地在远东开战。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美国人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对他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尽量争取跟他们合作。
毛确信,远东和中国的命运处于生死存亡关头,只有美国才是使他们摆脱这种命运的主宰人!

1944年9月28日
毛泽东想知道美国人对中共部队究竟有多大兴趣。我想,他开始估计到美国不大可能同蒋介石决裂而转亲延安。他认为,如果美国政策能这样改变,那就是目前同美国人打交道的理想的结果,也正是他所梦寐以求的。
盟国想控制中共军队而又不改变中国政治力量的相互关系。蒋介石是他们的人,他们害怕的倒是可能成为盟友的共产党。
蒋介石是靠得住的,他是“经过考验的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力量”。至于毛,作他后盾的是共产党。美国人无法了解共产党领导人立场的可靠性。毛将来会怎 样行事?这是他们感到为难的一个问题,也是一切疑惧的主要根源。他们不能光相信他的话,他们不敢信任他,虽然很想这样做。因此,美国人正努力使国民党制度 起码在表面上民主化,使它看上去是进步的。
延安在纷纷议论重庆政府将来改组的问题。中共中央主席绝不放过这次机会。当地报纸上掀起的新的反蒋运动就说明了这一点。尽管语气很激烈,但它显然考虑到形势可能会变化而留有余地。林伯渠最近在国民参政会上的讲话就是一个证明。林伯渠强烈要求改组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林伯渠讲话的所有细节都与美国驻重庆的官员不谋而合。毛力图使美国人相信合作是可能的,他是忠实于他们的,从而促使美国人与他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我可以想得到,蒋介石一定会气得发疯!

1944年9月29日
依丘吉尔看,俄国对打败纳粹所作的贡献是“无可估量的”:“俄国牵制和打击的敌军比在西方与盟国交战的多得多。多年来,俄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承担了陆上作战的重任。”
日军在中国占领了一些重要的机场,给陈纳德的空军造成了困难。日本的十个师入侵印度失败,被打回缅甸了。
丘吉尔认为把希特勒比作拿破仑是不能容忍的。在他看来,希特勒只不过是个屠夫而已。
中共中央主席因美国人对他的信任和过度的施舍而受宠若惊,他的政治本质也就暴露无遗了。就连在这儿见到过很多事情的我看到他走得这么远,一味地允诺,保证,担保,甚至作出近乎公开背叛的声明,也不由得大吃一惊。
他被盟国的施舍软化了,毫不隐瞒他对莫斯科的真实感情。博古同志把毛泽东的这种卑鄙行径详细地告诉了我。
1944年10月—11月

1944年10月2日
白宫宣布唐纳德·纳尔逊辞职。纳尔逊认为他作为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已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的中国之行使他相信,美国对中国承担的义务已顺利完成。纳尔逊的辞职已被批准,他将在美国政府中任职。
法国的叛国分子亨利·贝当逃到德国去了。
延安的代表林祖涵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上要求解除对特区的封锁,给中共以合法地位,并要求把军队联合起来,抗击共同的敌人。
戴维·巴雷特非常熟悉中国的风俗习惯。他在社会上交游很广。他甚至比他的上司德帕斯上校名气更大。他1937年以前就多次来过中国,1937年以来他一直在美国驻重庆的武官处工作,经常到成都去。
他亲切、好客,讨人喜欢,是个有趣的交谈者。表面上对苏联忠实。可是,他虽然礼貌周到,却很谨慎,不说一句欠考虑的话。
咽喉炎可把我搞苦了,体温高达摄氏40度。呼吸短促,声音嘶哑。对着镜子一照,脸色煞白,眼睛都凹进去了。

1944年10月6日
美国又一批军事专家到达延安。
在昨天抵达这里的人中,已经通知中共领导的有:美国驻中国的武官莫里斯·德帕斯上校,美国情报机关的乔治·阿姆斯特朗上校(名义上是个军医),爱德华·麦克纳利上校和两个中士。这个组由威廉·伯金准将率领。
毛泽东赶紧去机场等待着满载客人的道格拉斯飞机的到来。他在那儿等了很久。毛是从来不等人的。
中共中央主席由朱德、叶剑英、周恩来等陪同。
毛泽东千方百计地找机会同美国军界和政府的高级官员接触。看来他想使他们改变主意,使他们相信美国与特区结成联盟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我觉得毛不愿意 向美国当局派来联系的小人物吐露他内心深处的思想,所以他拼命争取要和美国政界的首脑人物直接会晤。我相信毛在会晤时是不会毫无保留的,因为他怕事情传出 去,在莫斯科面前丢丑。他宁愿保持沉默也不会暴露自己的真实目的和感情。他需要会谈,但不是同上校或使馆秘书们去谈。
德帕斯是一位有经验的情报官,曾多次来过中国,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对下级随和,不爱交际,话不多。他五十来岁,长得很粗壮,秃头,有一个典型的英国人那种宽下巴。
周恩来往往不暴露自己对问题的看法。毛泽东利用了周与康生之间的紧张关系,今天宠这个,明天宠那个。
周是毛泽东处理党和军队的重大问题的主要助手。
周的身体非常好,他从没说过自己有什么病。他总是干很多工作,而且常常在夜里工作。他的妻子是邓颖超。他们自己没有孩子,有个养女。

1944年10月7日
聂荣臻、蔡畅、李富春、李立三、周恩来、邓颖超、傅钟、罗迈、徐特立、陈毅、王若飞、向警予和其他一些老资格的中共官员曾在法国留学(朱德和叶剑英 是留德的)。经同法国一有关团体达成协议,他们的学费由一个资产阶级启蒙组织负担。这批即将成为巴黎大学和里昂大学学生的人启程之前曾在北平经过专门学 习。
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欧洲的革命运动掀起了一个高潮,各种思潮和派别的政党、团体、组织和小组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因此,这批政治上不成熟的 年轻人在法国受的教育对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有消极作用。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同时,显然也接受了欧洲形形色色的左翼党的思想。他们中的许多人用革命 的极端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否认共产国际的领导作用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他们受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很深,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在西班牙内战中起的作用令人十 分遗憾。有工联主义倾向的党派,左翼恐怖主义的组织等等,那时日趋活跃起来。
李立三正是在欧洲接受了那种无政府盲动主义的哲学,强调暴动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方式”。共产国际经过全面分析断然反对这种哲学。毛泽东却大量吸收了李立三的观点。
中国党的大部分现领导人虽经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仍没有克服西欧小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影响。从整风来看,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学科等许多方 面的学习都是敷衍了事的。现在,马克思主义被公开称为“教条主义”,称为“对中国共产党不适用的西方经典的革命哲学和革命实践”(毛泽东语)。
毛泽东与李立三的关系就很能说明这一点。毛泽东虽然愤怒谴责李立三的观点,但仍然同他保持颇为良好的关系。
罗迈(1927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李立三的挚友,同周恩来等组织了中共巴黎支部。二十年代,罗迈(真名李维汉)曾在毛泽东家里住过一个时期。
李立三和毛是同乡,一度关系很好。李立三在法国留学回来之后积极从事中国的革命工作,在争夺党的领导权的富田事件之前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一直都很好。李立三因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被共产国际免去领导职务。
中共中央主席只是在口头上谴责李立三。这是同“莫斯科反对派”和“教条主义”作斗争的一种手段。既然李立三因犯左倾错误遭到共产国际的批判而名誉扫地,那么用他的名字来搞垮自己的政敌是很方便的!毛泽东这个湖南人并不是真的讨厌李立三。他公开谴责李,只是一种政治手腕。
威廉·伯金准将颁发奖章给巴雷特上校。中共领导人为受奖者举行了露天宴会。会场上摆了个大桌子,美国人由巴雷特带领依次走向桌子,崭新的勋章在他胸前闪闪发光。人们向他献花祝贺。在场的人把美国人团团围住。
毛泽东和朱德向巴雷特表示衷心的祝贺。然后毛泽东就走到美国人中间,摆好姿势显然很愿意让记者照相。
客人们被邀请入座。叶剑英为祝贺巴雷特发表了讲话,他说巴雷特上校获得勋章,这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嘉奖,中国共产党人同观察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马海德翻译了这个讲话。
我想,《纽约时报》的记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会报道这个仪式的。他积极参加了这次庆祝活动。

1944年10月8日
罗斯福说,由于沿海的水路全部被日本人所控制,缅甸尚未收复,要援助中国很困难。总统说,目前重庆每月能得到两万多吨货物,而一年半以前每月只有三千吨左右。从“空中桥梁”不能运送更多的东西了,因为超重型飞机B-29耗油太多。
毛非常了解怎样运用激烈的革命词藻,所以党员都把他看作是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他的判断和思维方法看起来好像是正确的,是遵循马列主义原则的。然而, 他用表面上看来正确的逻辑推理任意对马列主义作出解释,这些解释乍看起来也是不错的。因此,有时在他的结论中能发现一些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纲领中所用的论 点。这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秘密决议中见得最多,它们夹杂在“文件说明部分”的一些词句中,夹杂在列举出来的正确结论和见解之中。可是,事后人们才 开始明白,之所以要通过一个文件,就是因为其中有这种混杂在一些词句中的不引人注意的论点。
把有关整风的论述和不信任共产国际的话以及打扮成反“教条主义”的反苏思想塞在一堆堆中共文件里面,已成为毛泽东的文风。这也就是早在1942年毛第一次谈到的“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上的模棱两可,动摇不定,迫不得已而对苏联采取的亲切态度,这是毛活动中的危险的征候。政治形势要么把这些暴露出来,使它们更明显,要么把它们 掩盖起来。毛对政治形势的变化嗅觉很灵敏,他很会估计形势的发展,但由于不特别聪明,也常犯错误。他认为苏联会战败,但苏联没有。如果他预见到了这一点, 在某些情况下他就不会那么鲁莽从事了。
革命斗争可能会使中共中央主席处于一种只得按马列主义精神行事的地位,就连最近发生的党员对审干委员会的活动进行批评和谴责等事也在告诉毛对此必须 加以考虑,而党员那样做倒能促使共产党走上为创建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的道路。这种前进的运动最终可能战胜某些领导人的机会主义。无论如何,对群众的革命 情绪、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人心以及苏联的威望毛泽东不得不经常加以考虑,并使自己去顺应这些情况。
最近我们谈话时,毛一再劝我不要对东方人的灵活性表示不满,应该向中国人学习,变得灵活点。
新四军正在作战,他们在江苏以及湖北的部分地区有自己的根据地。
中共中央主席对伯金将军的访问很生气。他原期望美国人会提出很重要的建议,而且会与美国政界上层人士进行接触,可是,伯金将军却只是来庄严地授予巴 雷特上校战斗勋章而已。美国人为此组织了一次盛大酒会。我敢说,巴雷特也并不是无缘无故得到勋章的——他是美国在东方的出色的、最富有经验的情报官之一。 这个四十五岁的秃了头的人长得很健壮,举止庄重,充满自信。他特别友好,常常带笑,显得随和、诚恳。毛尽一切努力想拉他。
不论是德帕斯还是伯金都没和中共领导人进行会谈,这使毛泽东坐立不安,因为他已准备好了所需物资的清单和各种建议等。
我认为美国人决定要检查他们使团的实地调查,并讨论一些很重要的问题了。总之,中国同志大失所望。
谢伟思是美国人中最细致的,他告诉中共领导说,这些高级军官访问延安是故意做给重庆政府看的。不知这是他自己的意思还是奉命这样说的,总之,他把给毛服的苦药丸包了层糖衣。
日军的进攻继续得逞:10月1日他们占领了湖南新宁,10月3日占领了宝庆。

1944年10月10日
温斯顿·丘吉尔和安东尼·艾登现在在莫斯科。英国首相在机场发表讲话说,是俄国军队首先瓦解了德军的士气,并摧毁了他们的军事机构。
某电台报道:“甘地想要统一印度的尝试遭到失败,只能同他的一帮追随者一起沉溺于祈祷之中。”这对一个献身于祖国解放的人真是莫大的讽刺!
唐纳德·纳尔逊访问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来摸摸美国投资的前景如何。虽然日军还未战败,商人们却已经在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国的人力和廉价原料了。
湘豫战争失败之前,林伯渠被派往重庆同蒋介石会谈。那时,特区的反国民党宣传再次造成国民党进犯的危险,大家都以为延安注定要失败了。
中央政府军在湖南和河南的出乎意料的失败,居然使中共在重庆的代表从一个乞讨者的处境一变而为自信的、怒气冲冲的谴责者了!
多么惊人的变化!

1944年10月14日
中国的分裂是日军获胜的主要原因。这并不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问题。毛泽东认为敌人的胜利是削弱蒋介石力量的一个因素,不论是军事上的失利还是反法西 斯斗争这样的因素都不能使中共主席放弃他的分裂政策。这种分裂是中国不祥的现实,而且这种分裂显然有利于日本军国主义者。毛泽东分裂民族统一抗日的政策无 异于为日本增加了几十个打中国的师。
毛泽东认为,只要蒋介石在前线打胜仗,他的政策就受到威胁。因此,无论如何也要削弱蒋介石,这就是中共领导所采取的政策的实质。让日军占领中国土地、烧毁中国城市去吧!
毛泽东自称共产党员。可是,难道一个共产党员能促使别人占领自己的国土、劫掠自己国家的财富吗?并不希望组成紧密团结的抗日统一战线。他明知这是一支有生力量,但是宁愿让蒋介石一方去与日军及伪军作战。他自己的抵抗不过就是打打游击而已。

1944年10月18-20日
中央政府任命军阀阎锡山为早就在他的实际控制下的那个战区的司令长官。
蒋介石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阎锡山部队倒向日军。他常常接见阎,并把阎召到他的司令部去。
阎锡山并没有投靠日本人,他只同他们秘密地做生意,使自己不受重庆政府控制。
特区的军队利用蒋介石在军事上的失败打败了阎锡山,惟一的目的是扩大地盘。阎锡山对特区来说不是一个威胁,因为他力量薄弱,而且已经加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领导与观察组之间不断增进了解,重庆对此感到惊恐。
美国人认为,在中国登陆的时机已经成熟,因为这是遏制日军顺利推进的最有效的办法。美国人深信,在一些沿海省份,中共部队准备(或正在)为盟国的登陆部队建立据点。

1944年10月22日
周恩来实际上在建立他自己的不隶属于情报局的情报机构。这个机构的主要成员有刘少文(化名张敏)和陈家康。它使周能够与其他国家保持政治上的秘密交往而不受康的限制,这对毛泽东特别有用。
毛常常跟周商量问题,周几乎对每个政治问题都有自己的情报,而且了解人们一般都不外传的那些事情。周非常关心他的工作人员,无疑是高级干部中的一个 例外。他拥有一个庞大的工作机构,其中都是他的人,而且都是些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学有专长的人。他同美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各种牢固联系特别重要。他对英国人 甚至更有好感。我曾在毛泽东的住处度过无数个夜晚,人们畅饮酣谈,笑语盈座。通过这些,我了解到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在某种意义上说,周在共产党党内和行政机构内有他自己的组织,这个组织不仅靠公务而且靠私人关系来联系。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

1944年10月24日
马海德一直想成为给叶剑英看病的医生,因为叶剑英参谋长知道中共领导的一切计划。当叶剑英外出打猎时,马海德总是想方设法陪他一起去,而且往往达到目的。
晚上,马海德跟他的美国同事混在一起。

1944年10月28日
美国人报道,在菲律宾同日本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日本海军在菲律宾群岛外海遭到一次毁灭性的失败。
丘吉尔昨天在下院发表讲话。他讲的是波兰问题。
四星将军被两星将军打败了。史迪威拥有美军最高的军衔,他是上将。美军现在只有六个上将。
四星上将结束了他的事务,回美国去了。干得好,赫尔利!你现在可以当掮客了!
毛利用美国对特区政治上的承认想使两个大国相争,他好从中渔利。这是他的明确的策略。
中共领导坚信,不解放华北就不能战胜日本。华北布满了中共的根据地,所以延安相信,美国同中共部队合作是势在必行。
在我同美国人的很少几次会晤中(我们避免谈政治),我听到了些有关威廉·布利特的事情(我忘不了他杀气腾腾的反苏讲话)。他是一个富家子弟,罗斯福 新政的一位相当有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曾任美国驻莫斯科和巴黎大使。他是罗斯福的挚友,据说是总统的外交事务助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界头目中竟还 有这种极端反苏的狂人!
我认为,布利特讲话的目的是要说服罗斯福去检查一下他对苏联的政策。
戴维·巴雷特是个镇静而谨慎的政治家,即使他谈得很多也不会漏出重要的东西来。他爱开玩笑,脾气好。从表面上看,他的工作原则之一就是交游越广越好。中国同志说巴雷特给他们讲了他的理想——在佛罗里达州弄所大房子,搞个像样的果园做水果生意。

1944年11月1日
苏联和保加利亚在莫斯科签订了停战协定。
10月27日,日本人发动了新的大规模攻势,目的显然是占领铁路,摧毁陈纳德将军的空军基地,阻止盟军在中国沿海地区参战,削弱中央政府的力量。
蒋介石任命美国少将艾伯特.C.魏德迈作他的参谋长。魏德迈少将原在缅甸指挥部队。
畑俊六将军是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司令部设在南京。
蒋介石决定派遣一个特别使团到莫斯科去,使团将由国家元首的儿子蒋经国率领。
蒋是个奸险的、老谋深算的政客,他很清楚远东问题的解决并不单单依赖于重庆、延安和华盛顿三方,因而要走这步很合逻辑的棋。
选择年轻的蒋经国不仅仅是出于父子的感情。早在1924年国共合作的时候,蒋介石的儿子曾赴苏留学。他在莫斯科念完了中学,后又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这次政变标志着国民党最终背离了孙中山的原则,并导致了国共之间的长期斗争。
同年,1927年,蒋经国谴责了他父亲的反革命活动,并同他决裂了。
1937年,内战随着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而结束(西安事变),蒋经国开始与他父亲通信。蒋介石在给他儿子的回信中说目前不值得去分析导致家庭纠纷的 那些事件,当前重要的事情是你决定回国,至于将来——我们也不必去作推测,我们会明白我们所应该明白的事情,年轻人有其特有的幼稚病,那就是幻想。
蒋介石说对了。他的儿子逐渐背叛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成了他父亲的忠实助手。
蒋介石决定派遣以年轻的蒋经国为首的代表团去莫斯科,主要是考虑到他儿子对苏联社会情况很熟悉。据推测,蒋经国会带去有关抗日统一战线现状的有说服力的事实材料。

1944年11月3日
地里的庄稼——荞麦、高梁、小米——都收割完了,颗粒归仓。现在小小的农家场院上正在紧张地进行脱粒,风把谷草屑从场上刮走。一派丰收景象。
清晨,只见一片白霜覆盖在灌木、岩石和一些枯草上。不出三两个星期就要下头场雪了。
而在莫斯科,这时早已是白茫茫——片,暴风雪漫天席卷了。
想挡住日军进攻,但失败了。10月30日,日军占领了白杨(译音)镇,昨天他们又占领了桂县(译音)。
蒋介石的儿子率领特别使团出访的消息惊动了中共中央主席,他为此而几次找我谈。
我又一次看到这个人在需要你的时候会装得何等的热情。总之,他对我好像什么也不保密,好像我们志同道合,是老战友了,一切俗套早就丢掉了。江青也表现得随便而不拘束。毛经常当着我的面和别人商讨紧急事务,有时甚至还征询我的意见,我不止一次地成了他们友谊晚会的参加者。
可是我十分明白,自莫斯科干预王明事件及其他许多事情之后,毛即使不把我看成敌人,也会把我看成是个严重障碍。他的策略是要通过我把莫斯科引入歧途。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我是适合他需要的人,甚至还很有用呢。
在毛泽东的要求下,我发了一份电报给莫斯科。
在电报里中共中央主席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斗力有显著提高,现在这些军队打仗节节胜利,值得赞扬,目前有一部分军队和党政军专家正调往湖南、浙江与河南。
中共中央主席报告说,在工业经济区和其他重要地区,在日本法西斯后方的主要供应线上,军事和宣传鼓动工作加强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规部队、民兵和自卫队将利用今冬积极进行作战训练。中共就是用这种办法来加强根据地,打击日本人。
中共的实力和威信不可阻挡地稳步增长。党的政策始终不变。这一政策是巩固、加强和扩大党的力量。此外,还要继续同国民党进行政治合作。
在最近几个月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实力大大增强了,各根据地和敌后的全部兵力现约达57万人(原为47万),民兵220万人(原为200万)。
然后,中共中央主席谈到国民党的反动、腐朽和不可救药,并说这绝不会影响到共产党的政策,党的政策在整个抗日斗争时期将一直保持不变。
毛泽东抱怨说,想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国民党的军队一再遭到惨败,它不想对日本侵略者作战。罗斯福总统的私人特使赫尔利将军赞同中 共的政策,支持中共的全部建议。国外报刊也持同样的观点,它们的代表大都访问过延安,对共产党的政策和特区的形势作了极好的评论。蒋经国特别使团的目的是 试探苏联对特区的态度。蒋介石派他在苏联学习过的儿子出访,这并不是没有用意的。
我对电报加了评论:
首先,电文中的数字是夸大了的。共产党军队的实际力量要小得多。虚报军队和民兵的人数,这在目前对中共的领导是有利的。
其次,毛泽东害怕别人揭穿他没有诚意。蒋介石对中共领导对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态度掌握了真凭实据。
第三,蒋经国的使命大概是要揭露中共领导人政策的丑恶方面。毛泽东想抢先为自己辩护。

1944年11月4日
日军沿西江的桂林一柳州方向胜利进攻,估计兵力为35万人。
今年6、7月间,叶剑英给一批中外记者作了报告。10月份,作为这个报告的补充报道出版了《中国抗日民主根据地概览》一书(延安解放社1944年版)。
我即将译完这本书。
下面是中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一览表:
一、陕甘宁特区。
二、华北:
1.晋察冀边区。
2.冀热辽边区。
3.山东根据地。
4.晋冀鲁豫边区。
5.豫西。
6.晋豫。
7.晋绥根据地。
三、华中:
1.苏北。
2.苏中。
3.苏南。
4.鄂豫皖边区。
5.淮北(安徽省的淮河北部)。
6.皖赣边区。
7.浙东。
8.江浙边区。
四、华南:
1.浙赣边区。
2.湘鄂边区。
3.海南岛。
4.东江地区(广州附近的东江盆地)。
延安与重庆之间的空运线交通运输颇为繁忙,延安为了接待来访者一直是够忙的。天天都有“道格拉斯”飞机出现在山谷中的机场上空。这次来访的是魏德迈参谋部的政治顾问约翰·佩顿·戴维斯,还有一个叫怀特的人。
毛想使我相信,同美国人会谈,即便不能叫美国人上当的话,无论如何也可以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他按这个调子对我已经知道的中共和美国人的一切建议加以解释。
约翰·戴维斯充分利用时间。他已会见了博古、叶剑英、周恩来、朱德等中国负责伺志。巴雷特也很活跃,他到处都受到欢迎,并被待若上宾。
中共领导人把美国观察组这次新的活动高潮和中共与重庆关系的发展连在一起了。蒋介石再也不愿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了,他对延安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美国在中国舞台上的主要人物史迪威将军被召回国。巴雷特一直很想知道,这些事态发展对中共的政策会有什么影响。
从同魏德迈参谋部的政治顾问的谈话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出以下事实:
美国担心特区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可能发展,特别担心这种关系发展为经济和政治上的紧密联盟。
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把自己的统治限制在太平洋北端”(戴维斯这么说着,而中国同志则一声不吭地听着),那么对美国来说就没有什么可 怕的了。麻烦的是苏联可能要突破这个范围,而且恰恰要通过特区来这么干。美国最担心的是苏联的影响扩及整个亚洲大陆的这种前景(据我了解,中国同志谁也没 有去反驳戴维斯这番话)。
美国准备同特区进行合作,但又怕美国加强中共的经济和军力的政策,会使苏联坐收其利。
戴维斯想方设法地要表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限制美国同特区结盟,即使有,也是无关紧要的。
戴维斯解释说,美国人的目的始终不变,就是要做生意。至于战后要跟谁做生意,那他们是全不在乎的。也许只与特区进行,也可能与特区和国民党都做生 意。在这种形势下,要紧的是特区必须是一个不受苏联控制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只有特区处于完全独立的地位,美国才能与中共搭档,这种友好关系才不致带来不良 后果。
戴维斯说得很明白,这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美国领导人的非常肯定的意见,虽然没有提供文字的东西,但这个理由是可以理解的。
谈话过程中暴露出一些过去我不知道的情况。美国人相信同毛泽东结成巩固的联盟是可取的,他们甚至对共产党成为特区的领导力量以至于可能成为中国未来 的领导力量都感到无所谓了。对他们说来,中共必须“独立自主,不受莫斯科支配”,这才是极其重要的。这就已经预料到中共的政策具有某种民族主义的性质了。 一句话,特区或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合华盛顿的口味。这就等于公开承认中共领导的政策的民族主义倾向。
但是,情况比戴维斯和毛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如果说毛可以不顾一切的话,那么对于共产党的存在以及客观历史因素的力量还是不得不加以考虑的。
美国人的活动,是希望在中共和苏共之间、在苏联和特区之间打进个楔子。这样的愿望在这儿没有遭到断然拒绝,这倒是怪事。一场讨价还价正在进行,最大的争论之点是价钱。
巴雷特上校和戴维斯顾问把他们的登陆作战计划草案交给了中共军方。这次作战计划在连云港地区进行。
这个草案啰啰嗦嗦,也没个条理,设想使用空降和两栖部队。在作战期间,美国人将供给中共军队五万人的弹药和武器。有一部分武器和弹药将进行空投,其余部分则须由中共部队到美国军队的登陆地区去领取。
巴雷特和戴维斯催促中国同志作出答复。对他们来说要紧的是,了解中共军队参与这一作战行动究竟能到什么程度。美中双方的代表正在极为秘密的气氛中联合举行会议,为这个计划草案最后定稿。
在这种情况下,毛清楚地看到奋力夺取政权的大好机会来了。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民族的热情、美国的关心以及蒋介石的屡遭挫折——这样的形势好得不能再好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这么得意洋洋。
要是人民的苦难对他的个人计划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那么,他是不会把它放在心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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