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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日记十(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2012-02-02 07: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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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月—2月

1944年1月1日
康生的资料:
八路军的兵力:387245人。
武器:步枪19万支;机枪3187挺;重机枪360挺;大炮232门。
八路军进行骚扰、活动和影响所及的地区:在华北为35万平方公里,即占全区领土的40%,有3450万人。
这地区共分以下四个军事行政区:
1.晋察冀边区(八路军最牢固的基地)。肖克、钟期光(?)和聂荣臻在这个地区活动。作战部队归聂荣臻指挥。
2.晋西北边区。土地面积4万平方公里,人口175万,军队有6万5千人,由贺龙指挥。他的两个副手是续范亭和政委关向应。
3.晋冀豫边区。土地面积22万5千平方公里,人口1350万。这是军事上最不重要的地区,刘伯承的第129步兵师等部队总共9万5千人在该区活动。
4.山东边区。人口4千万,主要的作战部队是林彪的第115步兵师,该师同张经武的为数达8万5千人的山东纵队配合作战。
按照中央政府和共产党领导所签署的协议,只准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115、120、129师)。每个师都达到了军的规模,其原因在此。
显然,毛泽东接到了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枣园谁都不接待。

1944年1月3日
博古证实了我的猜测:莫斯科来了电报。
季米特洛夫在电报中表示关心中共同国民党的关系和中共领导对“莫斯科派”的政策,并且对康生在延安事务中所扮演的极其凶恶的角色作出了评价。
谈到特区的整风问题,博古苦笑着说:“谁在这儿呆过,他就知道滋味。谁要来这儿,他也就会尝到滋味。”

1944年1月4日
我出乎意料地接到毛泽东的邀请,让我晚上跟他一起看京剧。
我提早去了,因为我们还得到杨家岭去。毛和江青已经在等我了。我们相互问了好,就往杨家岭出发。
毛表现随和,他懂得在必要时怎么表现得随和,使人对他不加防范。他懂得怎么装得和蔼可亲。
他没有说什么客套话,立即就开始讲他尊敬苏联,尊敬苏联共产党,尊敬约·维·斯大林。
江青默默地在一边走着。
毛说,他由衷地尊重在苏联学习过或者工作过的中国同志。
这就是我们的主要话题。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人的独白,只有毛一个人讲话。他谈到了苏联对特区生存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以及前共产国际对中共所起的政治作用。
他的上衣袖子长了点,他就把袖子当作手套筒暖手。他的长头发在八角帽下露了出来。他心不在焉地把头发撩回去,可是头发又露出来了。
周围没有人,只有几个警卫员在不远处走动着。
在演出过程中毛表现出心烦意乱,但还是有礼貌地在看戏,只字不提他的心事。
江青跟我唠叨着戏和演员的情况。毛眯着眼睛向周围看着——他有个习惯爱眯眼睛。但我感到他焦急不安,他需要我。
散戏后毛对我说,他要跟我详细谈谈。
我说行。
周围无人的时候,毛说他收到了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共产国际政策的电报。他仔细考虑了这份使他激动的电报,他对其中表示的担心和关注铭记在心。他理解季米特洛夫同志帮助中共领导的深切而又真诚的愿望,感谢他那种一向考虑得很周到的援助。
分手时,毛泽东说他一定要找我谈谈电报中所提出的问题。

1944年1月6日
一月份注定是个意外之事层出不穷的月份:安德烈·耶科夫列维奇、科利亚和我自己都出乎意外地接到了请柬,请我们同中共中央主席一道吃饭。
出席宴会的都是中共领导人。什么都客客气气,友好……,一味奉承。
这次宴请的目的十分清楚——要使我们相信整风跟反对“教条主义者”和“莫斯科反对派”的斗争无关,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反共产国际的宣传是不存在的,他们只不过是在抓特务,抓的只是特务而已。
我们应该使莫斯科相信,延安一切正常——这就是毛的目的所在。
刘少奇、周恩来(他迎合毛,转变得很快,现在他是毛泽东的最热忱的支持者之一)和康生的行动证实了我的推测。他们个个变得判若两人了。他们除了吹捧我之外,还出乎意料地讨好他们只略为认识的科利亚。这场戏是毛泽东导演的。
中共中央主席一接到共产国际前领导人的电报就急忙分配角色,指出谁应该说些什么话,应该怎么对待我们,以及要通过我们达到什么目的。
毛再次表现出他深知待人接物之道。他知道怎么对待人,怎么争取人,怎么随随便便地和人交谈最无实际意义的事情。周和刘都显得不自在了,而毛则仍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且兴致勃勃,妙趣横生。显然,他是在演戏。演这场戏为的是要赢得我们的信任。
我们看到毛丰满的唇边挂着微笑,看到他眯着的眼睛中露出一位好客的主人的亲切神情。他只是比往常抽烟抽得多了一点。
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我。刘和周积极地在安德烈·耶科夫列维奇身上“下功夫”。康则对我们三个都献殷勤。
周的外表和其他人都不同,他干干净净,穿的衣服合身。

1944年1月8日
昨天上午九点钟毛泽东突然来访。他没有带警卫,我们谈话时通常都在场的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也没有跟来。
中共中央主席的来访是一件完全意想不到的事,这不只是因为他从不这样随随便便地到我们这里来,而且也因为通常这个时候他还在梦乡。
我把他引到会客室。科利亚急急忙忙地沏茶,斟酒,上点心,但是毛泽东挥挥手,叫把吃的放到一边,开门见山就谈公事。他开始起劲地解释中共领导在党内问题和对外政策问题上所实行的路线的实质。我知道科利亚在场使他为难,就让报务员回避一下。毛很高兴。
中共中央主席说,他把抗日统一战线看成是能够抵挡日本侵略的一支巨大力量,他是真诚支持全国各种力量的团结的,他竭尽全力来加强和发展抗日统一战线。但是,他感到有必要坚决制止国民党的挑衅,这样做才能遏制特区的敌人。
中共中央主席几乎在每句话的结尾都要重复一下,他对斯大林同志、季米特洛夫同志的丰富经验是极为尊重的。
突然,中共中央主席谈起王明来了——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几乎是友好的语调!开头我真不知道他是在谈王明。
这次谈话时间很长。毛抽完了一包烟,又开始抽第二包。看起来他心里很烦,眼睛都熬红了。他不时缓慢地站起身来,踏着一双毡鞋在房间里轻轻地踱来踱去。他的长头发掉下来遮住了眼睛,他往往把它往后一甩,然后心不在焉地环顾四周。
这次会见结束得颇为出乎意外。中共中央主席要了几张纸,他在桌旁坐下写了一份给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电报稿,要我立即发往莫斯科。毛看起来心烦意乱,他的动作暴露了他的紧张和不安。
告别时中共中央主席说,他和其他的中国工作人员对我们帮助不够,他答应对此要加以弥补。
他看起来极其疲倦,似乎是彻夜未眠。
我把他送走了。
在给共产国际前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中,毛泽东请他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党内政策。他请季米特洛夫同志不要担心,要冷静下来,因为他了解季米特洛夫同志的心情,并深为感动。他和季米特洛夫所关心的其实都是一样,因为他们的思想是一致的。
毛泽东写道,除了1月2日发往莫斯科的电报之外,他愿意再一次指出中共领导人为之奋斗的那些基本原则问题。1月2日的电报已经阐明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但是有必要再次明确说清这些任务和政策的实质。
毛泽东感谢共产国际前领导人的帮助,感谢他的提醒,告诉我们在目前的形势下不应分裂抗日统一战线和推行反对国民党的政策。毛泽东向共产国际的前领导人表示了真挚的敬意。
他写道,从1943年7月至今他一直都在采取有力措施来加强党的团结,结果党内形势大为改善。这一党内政策的实质是统一和团结。至于对王明,也完全是按党内统一和团结政策这个主要原则来对待的。
对国民党的政策一直没有变。必须要有抗日统一战线,这是这一政策的出发点。中共领导始终严格遵循这一政策。同国民党进行合作,有必要进行这种合作,这是这一政策的实质。今年,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可望有所改进。毛泽东强调他指望能实现这一点。
很好,他给了我思考的材料。毛显然摸到了我对特区政局的态度,他来访的目的不只是要使莫斯科相信中共领导的友谊,而且还指点我应该如何理解他毛泽东 的政策。他这是想,即使不能把我引入歧途,也要让我的看法产生动摇。这意味着毛不会改弦易辙,意味着他企图事先为他自己获得行动自由,获得实质上是反苏的 行动自由。

1944年1月9日
王明不知道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人们不可能把来电的事告诉他。情况变化了,毛泽东正力图对王明施加压力,以便不仅彻底搞臭他的政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季米特洛夫的电报没有事实根据。
王明屈服了,说他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毛泽东使王明继续处于隔离状态,而且开始施展阴谋,根据答复季米特洛夫电报的需要向王明索取坦白材料。的确,假如连王明本人都认为他的政策错了,那么对中共领导的行动的正确性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1月6日毛泽东同王明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从毛泽东自己所说的话来判断,在那次谈话中他的态度相当温和,跟他以前那种绝不妥协的态度迥然不同。……而且,毛还明白表示,如果王明有进步,认了错,和解是可能的,将来共事也是可能的。
这种做法奏效了。王明不知道季米特洛夫来了电报,把中共中央主席态度的改变当作是要结束冲突的愿望。随着这种看法坚定起来,他就开始放弃自己的立场。王明把毛的翻云覆雨当作真心诚意,把他们之间关系的变化按表面现象接受下来。毛迅速地朝自己的目标前进。
从毛这方面来说,通过我们的电台发这份电报,这是聪明的一着。不说别的,这起码表明中共中央主席和苏联小组“和睦相处”,表明现在没有、以前也没有攻击过苏联,没有攻击过在苏学习过的“教条主义者”以及其他同情我国的人。
中共中央主席的电报还另有目的,那就是不惜任何代价把康生保留在中共领导集团之内——康生已经彻底暴露了自己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敌人。毛泽东决定 采取两面派手法:把康生留在中共领导层内,这可以说是为了他自己的需要;同时对王明听之任之,这可证明他是忠于苏联和联共(布)的。中共中央主席想迅速利 用王明来掩盖他的活动,他没想到他的这些活动早已风闻于特区和中国之外。
毛干得并不巧妙,他不过是铁了心,厚颜无耻罢了。
毫无疑问,毛已经猜到了莫斯科是如何理解整风和对王明的斗争的,也猜到了我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

1944年1月10日
第四军是根据中央政府和中共于1937年签订的协定而建立的,它包括华中和东南各省的正规军和游击队。
1941年1月,国民党军队违反协议,予第四军以重创。同年1月17日,蒋介石下令解散第四军,但是中共中央的1月20日决议命令恢复该军,它包括七个师,被命名为新四军。
陈毅是新四军军长,张云逸是副军长,刘少奇是政委。
新四军在京沪铁路、沪杭铁路沿线以及津浦铁路南段作战。
该军约有9万9千人。
约4万人的警卫部队屯驻在特区。贺龙的120步兵师正在转移到特区来。
毛的愿望是只让党员学一些口号和少量的文章。
这里的一些人继续背诵“二十二个文件”,批评“教条主义者”,否定王明。大家积极地学习上述文件,好像它们是福音书。人们或真或假地相信,“求荣誉必将先受屈辱”。

1944年1月13日
中共领导对我们这些人现在态度特别“亲切”,我一提要求他们就接待我,而且很乐意谈。
毛泽东及其支持者知道,莫斯科对中共党内的事态了解得一清二楚,因此就改变做法。他们知道没有苏联的援助是混不下去的。他们收起了厚颜无耻的做法,现在特别注意掩饰他们的宗派主义政策了。
我向莫斯科汇报的结论是,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决不会放弃他们多年来一直在为之奋斗的、已经定了型的并且行之有效的政策。
毛泽东的电报无非是客套话。他们对我表示亲切,向我讨好,只不过是伪装而已!
我在看一场连续演出的悲喜剧。

1944年1月21日
又一次会见了毛泽东。
谈话中不寻常之处是毛对美国的态度。“对中国说来,美国的政策是个首要问题。”这句话尽管他是顺便提到的,听起来可耐人寻味。
毛泽东再次向我“解释”国共关系的实质。毛说:“国民党不让共产党参加政府。但是,到一定时候我们要向蒋介石提出这个问题。”接着,他就骂起蒋介石和中央政府来。
毫无疑问,蒋介石政府在本质上是反动的,它也不可能不反动。但是,假如处理同重庆的关系从这点出发,抗日统一战线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应当想到,帝国主义利用过中国政治上的弱点,而且目前日本法西斯也在利用这一点。
拿毛来说,他认为战争是持久战(要打“许多许多年”)。但他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抗日的军事行动。由谁去同侵略者作战呢?让蒋介石反动派去打?让盟国去打?
像往常一样,我们在晚上会见,那是中共中央主席工作的时候。他那窑洞里空空荡荡的,很冷。毛看来不大舒服,烟抽得很多。他请我喝茶。
桌上堆满了文件。勤务兵送来电报,他连看都不看就搁在一边了。他低着头在房间里踱步。他胸部凹陷。他说话粗俗,甚至说一些下流话。
半夜过后我往回走。我回答哨兵们的口令,当我走近时他们对我笑笑。卫兵们已经认识我了。疾风裹着雪片,天气很冷,真正的西伯利亚式的严寒弥漫空间。

1944年1月23日
在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电报影响之下,我同中共领导人的关系改进了。由于电报上有对康生的直率的政治评价,情报局长便设法对我(并通过我对莫斯科)表示 忠诚。他和我说话一直是非常谨慎的,我们上次见面时他突然谈起王明来了,过去是忌讳谈这个话题的。虽然并没有下过禁令,但是没有谁敢谈。我也回避这个话 题。
康生幸灾乐祸地告诉我,王明已经当面向中共中央主席承认了错误。他说,王明要求毛泽东不要在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着重提他的错误,至少讨论起他的错误来也要缓和点。
康生说,主要是王明已经承认了政治上的错误,因此中共中央主席向他保证,在即将召开的大会上他要采取一切措施来防止发生一场反王明的斗争。
康生对我曲意奉承,但也藏不住他内心的胜利的喜悦。他想打动我,使我觉得我们即使不是朋友,也是同志,我们之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什么误解。
康生说王明的身体好多了,脱离了危险期,因此不必再为他担心了。他说:“王明比王稼祥的身体要强得多。”
我问他何以如此肯定。康生作了解释。原来,元旦期间中共中央主席看望过王明两次,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因而确信王明身体还不错。而且这还不算,在毛泽东看望之后周又去看了王明,他们谈了足足五个小时。
康生说,这是王明身体健康的最使人信服的证据。康说:“他的病几乎好了!”
对康生来说这特别重要,因为他有蓄谋毒害王明之嫌。季米特洛夫的来电说明莫斯科是知道底细的,因此康生需要找证据来释嫌。现在事情简单了:王明只是有点病!人们干嘛还要老谈论这件事呢?
延安还是进行整风的架势,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反对国民党的标语和整风的标语。岩石上能写字的地方都写满了标语。

1944年1月25日
中共中央主席再次召见了我。还是老一套:烛光、勤务兵、哨兵的口令和毛的劝导性讲话。
这一切无非是想争取我,使我确信延安当前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且这样也好安抚莫斯科。
毛轻轻地在房间里踱步,没完没了地讲着,还不时坐到我的旁边来。他喝着滚烫的茶,开着玩笑。他用开玩笑和假装诚恳的做法来掩盖他在脑子里盘算着的主意,这是毫无问题的。
毛力图说服我,蒋介石必须在政府中给共产党以席位,又说特区需要大量武器来抗日。但是,他只字不提他收缩了抗日的作战行动。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毛只是口头上承认抗日统一战线,他一心在打重庆的主意,要把重庆的人搬掉、压垮,要把他们的权力剥夺掉——这才是要紧的事情。
中共中央主席和康生的表演绝非偶然。这一方面是因为苏联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胜利之日为期不远;另一方面是因为莫斯科已经知道了特区反苏和压制国际主义者的情况。
这份电报使毛感到震惊。他原来既想依靠苏联的支持,又想能败坏苏联的名誉,危害苏联的利益!在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意想不到的电报来了之后,他和康生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我们面前手足无措地继续表演着不屑一看的闹剧而已。

1944年1月27日
日本人用于打八路军的兵力为五个步兵师,八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总共官兵十四万人,大炮650门。
在交战地区,日本人控制了交通线路和江河渡口。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被侵略者狡猾地分割成小块地区。
日军用于打新四军的有两个步兵师和两个步兵旅,共有官兵6万人,大炮240门。这是康生说的。

1944年2月3日
苏军正在朝纳尔瓦进击。
美国人在马绍尔群岛登陆了。
现在,在通往特区的远近通道上国民党已驻有40多个步兵师了(康生说是42个),就是说大约有44万官兵。
同时,重庆用大量的兵力封锁各地军阀。
蒋介石不得不在西藏和新疆方面驻扎10万武装,另用12万武装来对付四川军阀。此外,还有相当的兵力对付遍布全国的小军阀。中央政府的所有这些兵力都不参加抗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官员中没有一个能够正确阐明苏联政策的人,他们主要是根据英美的报导来判断我国的情况。
图书馆里马克思主义书籍很少(几乎没有),特别是苏联出版的或者论述苏联的。甚至中共中央主席收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也少得可怜。
最近毛泽东对我说,叫朱德干实际工作有点嫌年纪大了。
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每天要做难度大的手术。他工作勤奋,技术精湛。他多半在重病号的病床前度过夜晚。在延安,他实际上是惟一的技术高明的外科大夫。毛泽东是经常光顾的病号。去年夏天,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给江青动了手术。
只要有一段时间见不到奥尔洛夫,我就会感到寂寞。
人们观看中国旧戏演出很可能会感到锣鼓声震耳欲聋,但是,慢慢的你就会从中听出来一种旋律,同柔软的身体动作与面部表情紧密联系着的旋律。
演出时人们在场子里走来走去,说说笑笑,我怎么也习惯不了。

1944年2月12日
还是在继续不断地死记硬背“二十二个文件”!
中国人民把他们对新生活的希望与共产党及其领袖联系在一起了。他们希望的是一种没有贫困、没有民族屈辱、没有封建和资产阶级掠夺的生活。
客观历史的必然性,使中共成为中国主要政治力量之一。
受奴役的民族接受民族主义,把它当成一种反抗的形式,一种坚持自己的权利的表现,一种统一国家的自发力量。但是,只要再向前迈出一步,这种“反抗性的”民族主义就会变成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
三十年代初期德国有几百万人投票支持共产党,但希特勒培植起来的沙文主义使一切都走向了反面,如今,由工人、农民占绝大多数的这几百万人正在打他们自己的阶级兄弟——据说,这是为祖国而战!
对克虏伯、沙赫特之流来说当然是为“祖国而战”!但是,为什么样的祖国呢?
人们向往社会主义的中国而来到延安。虽然他们无知,并受到诽谤,但是他们准备为自己的祖国而战。人人都热爱祖国,毛泽东正是利用祖国的观念作为反对马列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的绝妙武器。中共正以一种令人难以察觉的做法用民族主义取代爱国主义。
歪曲历史和伪造历史,这就是毛泽东摄取权利的手段。
延安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忠实的,但深受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宣传之害。他们没有文化,他们不仅与整个世界隔绝,而且同自己的祖国隔绝,因而容易接受“洗脑筋”。那些不接受“洗脑筋”的人则由情报局头子来对付。
毛假社会主义之名背叛社会主义,假共产党之名损害共产党,假民主之名实行恐怖统治。

1944年2月22日
整风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对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的代表进行“洗脑筋”。代表们将要在党和全世界的面前赞同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并阐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
代表们在延安已经呆了相当长的时间了。几年来,延安就特别卖劲地给他们“洗过脑筋”了。毫无疑问,不到毛泽东充分相信了对全体代表“洗脑筋”的成绩从而自信他的政策能取得彻底胜利,代表大会是不会召开的。
奥尔洛夫谈了他的同事——外国医生的情况。
马海德是在瑞士学医的(他自己对奥尔洛夫这么说)。马海德说他是个皮肤科医生,但他什么病都看。他会讲英语、法语、希伯来语、中国话和阿拉伯语。
弗雷医生,奥尔洛夫对此人怎么学的医大有怀疑。如果说马海德是个还不错的皮肤科医生的话,弗雷就是一个完全不懂医道的人。他自称医生,但事实上不过是个差劲的助理医士。他说他在维也纳一所医学院攻读过,1939年以来一直在中国。他懂德语、英语和汉语,并且能说能写。
米勒医生,德国犹太人,来自迪塞尔多夫。他是个治疗学家。他说他是从希特勒德国逃出来的。他不善于交际,落落寡合。
贝·迈蒂斯医生是个混血儿,父亲是马来亚人,母亲是中国人。他在柏林一所医学院毕业,在西班牙打过佛朗哥。他能讲德语、英语和中国话。
这些人是中共党和军队一些领导人家里的座上客,同他们很多人的关系都很好。依我看来,除了贝·迈蒂斯之外,这些“志愿医生”的真正活动是与医务工作 风马牛不相及的。他们的举动太做作,对医术一窍不通,对高干病号则死缠住不放。依我看哪,收集政治和军事情报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1944年2月25日
战前,中国迅速形成了进步的知识界,这个知识界要求创造真正的革命的文学艺术。鲁迅就是这个知识界的先锋。这是个年轻的知识界,与过去的传统有着联系,但又是朝前看的。
聂耳是我所喜爱的中国作曲家。我每次因公来中国总要把灌着他的著名音乐的唱片带回去,那是古老的民间曲调同现代旋律结合起来的音乐。聂耳是中国音乐界的崭新的杰出人材。聂耳真是风格独特!聂耳就是生活的韵律,阳光,胜利。
负责日本战俘工作的是冈野。他性情温和,但意志坚强。他的工作效果还没有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日本军方把青年培养得狂热地崇拜天皇(女神天照的后裔),同时不顾他国人民的死活。士兵的使命就是为天皇而死。士兵要视死如归(“死轻于鸿毛”!)。
但是,战俘中有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进行宣传活动,反对日本驻中国派遣军。
冈野原来在美国。他的英语很好。

1944年2月28日
特区正积极筹备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接到季米特洛夫电报之后,他们急忙把列宁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为会前“学习”的材料。
谈话当中,毛泽东经常提起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事例。他经常从这个话题转到那个话题,再转到另一个话题,然后又回到最初的话题,再突然跳到一个新题目上去,随即又回到老题目上来,好像他是跟自己谈话似的。
有时候,他出其不意地问起你的意见,但是只爱听简要的回答。假如对话者要发挥自己的思想,毛先是注意听,并不反驳,可是很快就打断对方的话。他几次对我发牢骚说,他跟健谈的人尤其是不熟悉的人谈话后很累,感到身体不舒服。
我是命里注定要成为中共历史上所发生的也许是最富有戏剧性的可悲事件的见证人了。
倘若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产生的有利于中共中央主席个人计划的条件,那他就不敢破坏苏联的作战活动,不敢反对共产国际和压制中共党内的苏联和联共(布)的朋友。
首先,特区同外界隔绝的程度加深了,他把他的政治行动和恐怖活动都掩盖起来的可能性也就随之而增加了。
其次,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由于战时环境而分裂了,随之而来的是共产国际的作用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而且共产国际还宣布自行解散。
第三,苏联注定成了反法西斯斗争的主力。实际上,法西斯德国动员起欧洲全部经济潜力来攻打我国。战争的头几年对我国来说特别危急,毛断定我们要完蛋 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到这时候他才宣布整风是中共的主要政治任务。毛一方面利用假革命的词藻来掩盖他的真实目的,不遗余力地大作表面文章来掩饰整风的 罪恶意图,另一方面迅速地把不符合马列主义的思想灌输到中共党内来。
还有其他的原因使毛要在1942年发动整风,例如,不把党内的健康力量压下去,就不能偷偷摸摸地实行他的机会主义的分裂路线。可是,毛之所以敢于整 风,据我看来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条件极为艰苦,每个国家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各国把所有军事、经济、政治和外交实力都投到这一仗里去了。
尽快动手,豁出来干,而且什么都干得出来——我认为这就是毛在1941年夏季得出的结论,而到1942年夏季他对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就深信不疑了。苏 联的失败在他看来似乎是注定了,因此,整风的方式方法,甚至整风的领导,都出现了鲁莽、轻率、粗暴等问题。(对毛说来这不是那么重要的。)毛泽东认为,通 过执行他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来夺取党的全部权力,形势从来也没有这么有利了:世界忙于战争,世界淹在血泊里呛得透不过气来了,世界被战争弄得四分五裂。
但是,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苏联坚持下来了,而且即将赢得胜利。世界的军事和政治局势突然改观,人们得适应形势。新的形势不容许继续进行这样的 运动了。此外,整风也已完成了任务,而今以不恰当的行为来惹人注意就不合时宜了。中共中央主席的全副精力都用在研究中国各种力量将来的纵横捭阉以及可以影 响这种纵横捭阖的力量上了。
对毛来说,一轮新的政治赌博开始了。许多事,尽管现在看来并不重要,但证实了我的估计是对的。
1944年3月—4月

1944年3月3日
“整顿三风”是一项政治运动,其目的是进行党内思想“整顿”,也就是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以保持党的马列主义纯洁性。
中国共产党主要在农村地区生活和工作,它经常受到小资产阶级环境的影响,受到这种环境所固有的思想倾向的影响。
弗·依·列宁说,小资产阶级民主不是一种偶然出现的政治体制,而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仅仅是由老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上反动的中农所组成(原文如此)。
中国恰恰是由“老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上反动的中农”(原文如此)构成社会中坚。
整风以毛泽东论文艺的讲话开始,也就是说从他论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文化之间的关系的讲话开始。无产阶级文化经常受到敌对文化的影响。
列宁在他的《苏维埃政府的成就和困难》一文中写道:“再说一遍,把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文化、同一直是少数人的财产的资产阶级科学技术结合 起来的任务是一个困难的任务。这里全部问题在于组织,在于劳动群众的先进阶层的纪律。在俄国,假如领导千百万闭塞无知的、完全不能独立从事建设的、许多世 纪以来受地主压迫的农民的,不是为农民了解、接近、信任、当做自己人的城市工人的先进阶层,假如没有一个组织能够团结、教育劳动群众,向劳动群众解释,使 他们相信取得全部资产阶级文化的任务的重要性,那么,共产主义是没有希望实现的。……我不是抽象地而是根据整整一年的日常经验来谈这些道理的。……”
城市工人的先进阶层在中国共产党目前的活动范围里还没有,这是事实。
我们还可以而且必须把知识界的影响加进腐蚀性影响中去。对此,列宁指出:“我们一向知道你们是软弱的,但我们不否认我们需要你们,因为你们是惟一受过教育的一群。”
整风以正确的前提作基础。这的确是个无产阶级(包括无产阶级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态度问题。当然,这不是个次要问题。我不打算详细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主张。
再说整风的事实吧。
这个运动的种种做法使我确信:在中共党内,马列主义原则正被小资产阶级革命原则所代替;长期以来,共产党是在同工人阶级没有联系的情况下进行工作,而且是通过吸收非无产阶级分子而扩大的。
表面上看来,整风的内容(包括意识形态前提)符合马列主义原则,但其内在的过程表现出用“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歪曲了列宁主义观点。这种“现实的马克 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观以其独特的方式和精神来锻炼和改造党。这甚至也不是列宁所说的布哈林式的“极端愚蠢的左倾”。这种革命观是由毛所阐明的一个颇 为高明的小资产阶级纲领,它反映了中国各种社会势力之间的真实关系。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这一过程迅猛发展,已经变得不可逆转了。“莫斯科反对派”的失败 说明了这一过程的方向,也证明布尔什维克原则在中共党内最终被破坏无遗了。
毛泽东一直在破坏爱国主义的阶级内容,把爱国主义化为一种纯粹的民族主义的情感,一种部落的本能。他并不是在无事找事。

1944年3月13日
晋察冀边区的司令员是聂荣臻。
聂荣臻,1899年出生,四川人,曾留学法国和比利时,在法国的雷诺汽车厂工作过几年,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莫斯科学习,参加过北伐和长征,是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的代表。
肖克的兵团在聂荣臻负责的边区活动。
肖克,1907年生,湖南人,是毛泽东的同乡,1927年入党,从中国红军建立起就一直在红军中工作,参加过长征,有一段时期当贺龙的副手。
晋冀豫边区的司令员是刘伯承。
刘伯承和聂荣臻一样是四川人。他52岁,在苏联学过军事,曾任中国红军总参谋长,在长征中率领红军的先头部队。
我在约定的时间去拜会毛泽东。他正在房间里踱步,不时看看钉在墙上的几张纸——这是他构思文章和演讲稿的方法。他先把它写下来,再把写好的几页纸挂起来,一两天内对此加以推敲,在原稿上作修改。

1944年3月14日
关于整风。
毛泽东老是翻来覆去地谈他的关于知识分子超党派和阶级意识不明确的论点。他根据这种论点对知识分子从肉体上和精神上加以摧残,以毛记的教条主义者和教条主义取而代之。而且,他还在把这个政策套到那些按照原则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身上。
正是知识分子(而且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推动了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无产阶级的伟大解放运动。据我看来,毛对这一事实是很不清楚的。
列宁写道: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
毛泽东不但不同知识分子保持事务式的合作关系,实际上还对他们采取怀疑的和粗暴的态度。

1944年3月15日
下面是有关朱德生平的另一种非正式的说法。
他出身于富裕家庭,四川人,1924年后参加了革命。在此之前他在云南军阀蔡锷将军的部队中服役,升任军官。有一段时期他本人就是一个小军阀。
1922年他去德国,在德国加入了共产党。
1928年,朱德在若干问题上表现出跟毛泽东意见不合,同他闹翻了。可是,他不久就承认毛泽东是他的军队中的最高政治权威。他同意王明的观点,并主张对日本侵略者积极作战。尽管1939年以来他形式上一直都是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但作为一种惩罚,实际上已被解除了兵权。
朱德主张要有严格的纪律,主张研究苏联军队的作战经验。可是,他对军事以外的任何事情都反应迟钝。
延安人对他很尊重。他们肯定知道他是中国红军的创建者之一。

1944年3月17日
这里正在用尽一切办法宣扬毛泽东是马列主义哲学的继承者之一。他的名字越来越经常地与科学共产主义的经典作家并列。
不用对毛泽东的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就可以证明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是文化修养很高的人,他们实际上对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门学科都具有丰富的知识。他们懂得许多种古代和现代语言,能读人类天才所写的原著。他们对社会各个阶段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在诸如历史、哲学、社会学、理论经济学和美学等学科方面都是杰出的学者。
列宁指出:“但是,如果你们试图从这里得出结论,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以为不必领会产生共产主义学说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已经够了,这也是错误的。”
一个人怎么能成为他知之不多的知识的继承者呢?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大部分著作至今还没有译成中文。毛泽东认为没有必要学什么欧洲国家的语言。
在这方面,列宁的一段话具有特殊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是十九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三种主要思潮的继承人和天才的完成者,这三种主要思潮就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

1944年3月26日
特区有许多富有经验、深受锻炼的革命战士,在内战中经受严峻考验、失去亲友和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积极斗争的最初几年中得到磨炼,这就是他们每个人的 生活经历。有的人身上伤痕要比胎记多。对他们来说,红军(现在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和共产党就是他们的亲人,就是他们的家,就是他们的生活目的,他们简直没 有任何其他东西,他们把一切献给了革命。为了革命,他们准备经受任何新的考验,任何磨炼。他们和革命是不能分开的,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为争取一个新中国而 奋斗。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对他们说来是革命的旗帜。

1944年3月27日
知识分子受到整风的最沉重的打击。给知识分子“洗脑筋’的工作搞得特别起劲。许多人,甚至真正有才能的人,也都得向半文盲的鼓动者学习。为了培养他 们的正确的阶级意识,严厉地要求他们接受再教育,从事体力劳动。当局采取这种思想教育的方法,部分地是由于它藐视科学知识和教育。知识分子是宝贵的,这只 是嘴上说说而已,实际上他们受到极其严厉的“洗脑筋”的待遇。作为一种教育方法,他们被迫进行体力劳动——常常是无用而带侮辱性的劳动(如必须织袜子)。 党内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干部被贬降到只去干干技术性的工作,例如当文书、通讯员、非熟练工人或官儿的服务员等。
毛泽东正在砍伐掉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文化之一的千年古树的森林。他对无产阶级文化的说教是歪曲马克恿主义原则的。在这里,革命干劲远远没有把文化丰 富起来。毛泽东所喜爱的旧戏到如今在延安已风行十年了,然而这里却没有创作出一部好小说来,也没有短篇小说集,没有我国内战时期的名歌之类的歌曲。
在延安,人们对崇高的、多种形式的以及思想纯正的文化甚至连谈都不谈。对此他们是不理解的,也不把它认真地当一回事,尽管毛泽东就是以对“无产阶级文艺”的分析,来发起整风的。
中共中央主席对活生生的思想明显地表现出来怀有敌意——文化的停滞由此已可预卜。说知识分子对革命重要也就是说说而已,实际上,真正的知识分子正被那些脑子里填满了教条的无知的人所代替。拿革命斗争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的艰难环境来为采取这样一种政策作辩解是没有道理的。
对知识分子采取这种不合情理的粗暴态度,造成了经济管理方面的种种困难,并且削弱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整风的政策成了党的生活的准则,对党造成了危害。这种危害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为使马克思主义庸俗化。
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知识分子负责培训干部。这些年来,由于整风的结果,这一部分知识分子要么被撵走了,要么本身转变成了教条主义者。
就连中共中央主席的有学问的秘书所受的教育显然也与他们的任务和职责的要求不相称。
因此,对世界过去的文化遗产和全部哲学知识的漠视造成了学识浅薄、对教学法的漠视和教学法的原始状态(在延安所谓的高等学府中,每周顶多有五、六小时进行学习)。
党的教条主义成了政治是否成熟和忠诚的试金石。“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掩盖着全知全能、教条主义和对真正的知识和文化的蔑视。
他们开始慢慢地把文化理解为少量的必读的历史小说和业余创作的带政治内容的剧本,以及同样是粗糙地重复政治口号的简单的诗歌,当然,还有包括在“二十二个文件”内的文章。
中共中央主席以他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讲话(1942年毛的讲话)宣布开始整风。党为了“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而在丢掉马克思主义,而“现实的马克思主 义”只不过是死记硬背的教条。因此,文艺受到整风思想的束搏。凡是超出整风思想(毛泽东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事情都要受到“清洗”,这已成为政 治生活的常规。

1944年3月28日
我在毛泽东的要求下替他发了个电报到莫斯科给他的儿子岸英。他告诉他的儿子说,接到了他的所有来信,并且对他学习得好感到非常高兴。
毛泽东要他的儿子向学院领导和全体教师、向在苏学习的中国青年、向岸英的弟弟岸青转达他的真挚的问候。他要他的儿子不要为他的健康担心,他身体很 好。毛泽东对他儿子谈到了中日战争的情况:战斗正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着,但是中国人民不会被打败的,因为他们顽强、坚毅、勇敢;全国的共产党员已达 90万人,形成一支可观的力量,其中在国民党控制的各省和特区工作的不下10万人,其余80万人则在前线抗击日本法西斯。
毛泽东要岸英在见到曼尼里斯基同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时务必转告他对他们的热情问候,并称曼尼里斯基和季米特洛夫两同志援助了并继续援助着中国革命,中国同志和他们的孩子能在苏联各学校受到教育和培养都要归功于他们。

1944年3月29日
中共领导正在试探着同美国进行接触。首先,它在为一批外国记者的到来进行安排。可是,它力图把这件事情做得给人这么个印象,似乎是外国记者自己要求来访的。
同时,康生给美国大使馆和军事机构殷勤地提供各种情报。
江青对我有点过于亲切,她找出很多借口来跟我会面。她开朗,有时又谨慎,情趣横溢,但也许是过于亲切了,这使我回避同她交往。
康生的嘴唇上部留有稀稀的一撮小胡子,他有着薄薄的、闲不住的嘴唇,高耸而好看的眉毛。

1944年4月3日
由于外国记者即将来到,延安兴奋起来了。
中共中央主席懂得,对待抗日统一战线的态度是衡量中共领导的政策是否有诚意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这方面重庆很不满,还举出来各种各样的事实。对毛泽东 来说,重要的是说服记者他是忠于共同抗日的事业的,是忠于全国抗日政府的首脑蒋介石的,还要消除疑团,就是说要把他对重庆的咄咄逼人的态度说成是和平忍让 的,要把蒋介石说成是“一切误解”的罪魁祸首。因此,对会见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作了仔细的考虑。
在延安,中共中央主席不准任何人用比较激烈的措词提到或攻击国民党及其政治领导人,特别是蒋介石。可是,在外国记者将去采访的地区则要组织“自发的”行动对中央政府的政策表示不满。中共领导指定了几个村子和连队,叫他们到时候表示这种情绪。各基层领导收到了有关指示。
特区还留着各个阶段反对国民党运动的痕迹:在土房的墙上,城镇的废墟上,甚至在石崖上,都能看到反对国民党的标语。因此,毛泽东下令要抹掉这类标语 的一切痕迹。既然口号到处都是,就派了个大部队去抹。战士们在全特区抹口号。反对国民党的口号抹掉了,立即换上了新口号,如:“加强抗日统一战线!”“与 蒋总司令合作到底,争取抗日最后胜利!”“打倒日本法西斯!”“国共合作万岁!”“为反抗日本法西斯贡献一切力量!”等等。
中共为了赢得外国报界的同情从而通过他们对美英政府施加压力,让外国记者在他们行将参观访问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还有同当地人民交谈的自由。 一些模范村庄正在匆忙地进行打扫,老百姓事先练习怎么谈话。一句话,这种“交谈”自由将按预定计划进行。这里的一切应了一句老话:以谎圆谎,弄巧成拙。

1944年4月4日
我军突破了苏联国境线的普鲁特河,进入了罗马尼亚。朱可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把德军的战线切成两半,来到了喀尔巴阡山脉的丘陵地带。
刘少奇和毛泽东是同乡,现年46岁。他1921年在莫斯科加入共产党。
刘跟工人运动联系紧密——无可置疑,这就是他的资本。他从1922年以来一直积极做工会工作。他参加过工人阶级所有重要的罢工、示威和武装活动。1941年他被任命为新四军的政委。
季米特洛夫发来电报之后,毛泽东不时地邀我去看平剧。我们经常坐在一起。江青懂得怎样使气氛自然,当我感到有些深奥的比喻或唱词不好懂时她就立即加以解释。

1944年4月7日
王震的359旅因在1938到1939年打日本打得出色而有了名。这是中国红军的一支富有战斗经验的部队。在那几年里,八路军和游击队予日军以重创。后来毛泽东决定削减作战行动,从而使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活动大大地减少了。
王震是一位有才干的指挥官。他爱穷根究底,又守纪律。他的旅是特区最好的一个旅,而且不仅是在特区而已。
王参军之前是个工人。他现年四十岁左右,很瘦,看起来像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很难相信他已打了将近十五年的仗了。他的旅是要让外国记者去参观的。

1944年4月13日
延安报纸突然登满了大批来自前线的吹牛的报导,有虚构的关于中共军队反击日伪军的重大战役,有收复城镇和农村、捕获战俘和缴获战利品的消息。
当地政府受命准备资料说明特区制度的民主性质。一个个模范村正在按这样的方针建立起来。
描述中共军队为援救美国飞行员的英勇行动的文章行将陆续见报。内容早已选定。
这些外国记者在这里被当作是该国的非正式代表,中共领导想用上述办法使他们相信特区是中国惟一民主的军事力量。

1944年4月20日
中共领导在对外政策方面指望着美国人会对特区的军队发生兴趣。
中共领导知道,美国人正在寻求兵力以备对日决战之用。毛泽东准备提供中共的武装力量帮助他们将来对日进行反攻。但是,毛泽东要有一定的条件才会这么 干。决定性的条件是:政治上,要美国转而把中共作为中国当前和将来的主要力量看待;物质上,要美国大量提供战斗装备、弹药和武器的援助。
我的猜想为博古所证实,部分地还为任弼时所证实。毛泽东正在同美国人进行接触。他的目标不变:利用抗日统一战线来在国民政府中夺取关键职位(集中中共的力量来解决这项任务),最后发动内战。在中共中央主席的计划中,积极抗日只不过是作为与美国达成互惠协议的一项条款而已。
中共军队是毛在同美国人的赌博中的主要王牌。
是否可以说毛向我隐瞒了这一切呢?他的意图同他对我和莫斯科所作的声明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实际上,中共中央主席的活动归结起来不外是:加紧准备内战,当侵略者正在蹂躏这个国家时把国家拖到内战边缘。

1944年4月22日
中共领导对于联盟所承担的义务是否忠诚还有待证明,因此,以一名中共代表和边区政府主席为一方,以代表国民党和中央政府的王世杰和张治中为另一方,在西安开始谈判。
林祖涵是林伯渠的别名。为了不使林伯渠这么一位著名人物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以林祖涵这个早年在党内用的化名被派去参加谈判。在所有关于会谈的正式报导中他都被称呼为林祖涵。这种慎重是徒劳的,因为人人知道他是边区政府主席。
张治中将军原是中央政府陆军政治部主任。他生于1891年,是国民党中亲法西斯分子的“蓝衣社”的一个领导人。他主张用武力来镇压共产党。1933 年,张将军在湖南指挥第四军镇压中国红军的反抗。后来,他受蒋介石之命带领讨伐军剿共。他有一年半的时间当蒋介石侍从室的主任。
王世杰是中央政府官员,是个法学教授。他对国民党的对外政策有显著的影响。

1944年4月28日
外国记者即将来访。毛看到机会来了,想借此同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他推想,记者们会造舆论,而政界人士就会着手认真办事。
不料,中共领导在这件事情上遇到困难了。特区专门从事鸦片生产,这就是说,大片土地都种上了罂粟。这是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丢脸的事情。
播种正在进行,怎么能掩盖得了呢?几百公顷的土地都已经播了种。要知道这是罂粟,又不是花园里即将盛开的花卉!
著名的359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第一旅也同样在干这个差使。

1944年4月29日
1911年推翻君主制度,1919年五四运动,以及以后历次革命运动,对中国受封建传统程式和准则束缚的文学艺术影响很大。
在三十年代出现了一批进步的诗人、作家、音乐家和记者。鲁迅、聂耳、张天翼、肖三、茅盾等人在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很有名。
我欣赏鲁迅写的动人的故事,《故事新编》和《唐宋传奇集》,还有施耐庵和罗贯中的小说(真是举不胜举)。同时,我非常喜欢阅读用富有表现力的现代语 言写成的作品。而现在又有那么多的新作家:丁玲、叶圣陶、田汉、巴金、老舍、姚蓬子、孔罗荪、冰心。他们向阻碍国家进步的宗教教条、向外国的和封建的压迫 宣战。张天翼提到四书时贴切地说:“我上小学时念四书,得死记硬背课文。我想着这可怕的填鸭式的教育,经常从梦中惊醒。”他的《大铃和小铃的故事》多有意 思呀!
一个人热爱自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要谈到各种文化的相互关系,人们就不能只了解古典作品。要是对无产阶级文艺一点也不懂,那 怎么能分析这种文艺的任务、目的和成就呢?同毛泽东谈话使我确信他不懂得新的、年轻的文学(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进步文学)。恐怕他只读过点鲁迅的作品。
中共中央主席只知道一些作家和记者的名字,不知道他们的作品。也许他的有学问的秘书经常看这些作品,但是他们的观点当然不可能成为谈这个问题的党的纲领性文件。准备这个关于党对文学艺术和进步知识界的态度问题的文件,没有一个多少有点名气的作家或语言学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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