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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日记七(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2012-01-25 04: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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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7月

1943年7月3日
林彪是115步兵师的前师长,他去过苏联好几次,是一位优秀的军事专家,现正参与起草一项军事改革方案。
林彪曾一度对康生委员会的工作表示不满而追随王明反对派,可是后来他显然意识到了毛泽东的实力及其活动的含义,于是转趋沉默。他被派到朱德的参谋机构里工作,但没有担任什么职务。林彪正在设法与中共中央主席以及康生和好。
林彪生于1907年,黄埔军校毕业,在1926—1927年北伐期间曾任营长。
他瘦瘦的身材,不爱交际,沉默寡言。在军机大计上他很少发言权。然而,他是一个不可小看的人物。
林彪的动作和讲话都很迟缓,神态冷漠,但工作有条有理,很有活力。他行动果断,冷酷无情。对这方面的情况我略知一二。

1943年7月5日
博古是个步态蹒跚的矮胖子,圆脸膛,厚嘴唇,衣冠楚楚姿态斯文。他脾气好。
我们单独在一起时,他总要尖锐批评特区的政局。他瞧不起毛泽东,并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掌握着一切权力手段。
他看起来老是很害怕似的,我们谈话时他小心地环顾四周,甚至走出去好几次,深怕隔墙有耳。

1943年7月7日
国民党军队在特区南部集结的消息引起人们的惊慌。
国民党的确在寻找机会对特区采取行动。可以想像得到,马氏兄弟军阀集团以及山西和陕西的军阀集团也不会袖手旁观。惟一能从这种形势得到好处的是日本人。
形势确已日趋严重,我们整好了行装,行李和电台都作了紧急疏散的准备,一些固定设备则准备炸毁。
毛泽东、康生等人不希望他们的家丑外扬。他们这种担心并非毫无理由,因为苏联小组是中共领导搞政治阴谋的惟一目击者。
肖里毫无顾忌地表示不欢迎我们继续在延安呆下去。
由于我们无意之中看到了这里发生的事情,这就成了激怒中共领导人和妨碍他们活动的重要原因。他们以一种使我们难堪的方式让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被盯梢,被禁止参加社交活动,对我们流言纷纷,只让我们知道本地报纸上很少的一点消息。

1943年7月9日
在库尔斯克,一场大战正在进行。这次不会重演哈尔科夫的悲剧——苏联的防御是攻不破的。一天之内摧毁纳粹坦克304辆!
延安乱作一团,每个人都认为国民党部队和军阀部队会打过来,虽然这些部队宁愿与日本人打交道而不愿冒打延安的风险。
我们应邀到毛泽东那里去。他讲了许多关于爱国主义、关于共产党忠于统一战线策略的话,还谈到了关于国民党“破坏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背信弃义的政策。
他突然想起共产国际来,对我们说虽然“这个无产阶级政党战斗团结的组织”已经解散,但在这严峻的时刻,中共领导寄巨大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季米特洛夫同志,希望他能出面调停。
根据中共中央主席的指示,延安已在筹备召开一次大会,为此已专门印好了大批传单,印成大字的呼吁书,要求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立刻停止在特区周围集 结国民党军队,立刻停止把国民党前线部队从前线转到特区边界来。还有些呼吁书和口号要求加强抗日统一战线,以打败野蛮的法西斯,惩罚日本。有些传单还要求 全体人民起来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我们的八路军”及整个特区。
这种呼吁书在会议正式开始以前已大捆大捆地运到。我拿了一份这样的传单留作将来参考。这张半透明薄纸上印有对国民党的呼吁书,把可能会发生的内战说成是犯罪的、不容许的。
中共所有领导人都参加了这个大会。除看起来很生气的中共中央主席外,党的所有领导成员都上台发了言。发言者都谴责日本侵略者,发誓支持由蒋介石委员 长兼总司令领导的重庆中央政府。忽然,发言人都带着哭声一桩桩数落起他们遭到蒋介石的不公道待遇来。所有发言的人都向蒋介石保证,在特区谁都不会发动内 战,连想也不会想。特区的人力和物力统统会用到反抗日本侵略上去,八路军的所有部队将进行抗战,坚决保卫国土。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农民、工人和战士。
按康生统计,出席这次集会的不下一万五千人。
散发了传单。
这出表示良好愿望的戏演得严肃而逼真,这是做给重庆看的。
我用照相机拍了会议的几个镜头。
我立刻向莫斯科发了个电报,谈到特区南部边界形势危急,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只有莫斯科的迅速干预才能防止特区被打垮。

1943年7月13日
苏联政府向重庆声明,它的军事援助是用来促进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不是发动内战的,而且苏联的立场是坚决保卫中共和特区。

1943年7月15日
中共领导出于要同我们调整关系的明显目的,意外地请我们参加在杨家岭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我们接受了邀请,我和尤任就到杨家岭去了。
会场里挤满了约一千共产党员。彭真宣布会议开始,他告诉共产党员们形势十分严重,有一大批“国民党特务”已经暴露,并被逮捕。
彭真说:“特工部抓不尽充斥于延安的所有特务,因此,我部要求共产党员们在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上给予帮助。”
他讲完后,几个表示悔悟的“特务”排队上了台。他们讲了他们的活动,听起来大多是愚蠢和幼稚的。他们恳求宽恕,发誓说要在毛泽东领导下,在八路军中忠实工作。
这样的“特务”一共有十二个在会上讲了话。
彭真谈到了如何识别国民党特务,并说凡属坦白认罪的都将予以释放:“只要他们不怕认罪,不怕向特工部投案自首!”
彭真的高大身材在会场上十分显眼,他满脸通红,看起来像个屠夫。
第二个发言的是康生。这个情报局头子怒气冲冲,咬牙切齿,发了疯似地挥手叫嚷:“你们十分清楚,你们有很多朋友被捕了!等你们一离开这个礼堂,就会发现你们之中又有很多人失踪!要是今天在这里参加会的许多人明天被关起来,你们不要大惊小怪。”
然后,康生开始要求会议的参加者和延安的所有党员起来清除特务,挽救特区。“你们所有在这里的人都是替国民党做特务!”康生大叫大嚷,“你们干吗要 搞破坏?我们有什么地方亏待了你们?你们什么都有,有房子,有口粮……为什么你们要置我们于死地?只要悔过,我们就饶恕你们,但你们也必须记住,悔过不都 是真心实意的!再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康生的讲话起了吓唬人的效果,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笼罩着礼堂,听众显然都吓呆了。人们突然意识到,情报局头子掌握着多么大的权力,而胆敢捍卫真理的人又会落个什么下场。
就在彭真即将宣布结束会议时,朱德突然走上台去,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这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对他这个政治局委员来说是个新闻。
朱德以平静的声调问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开过会后我就该不再信任我的朋友和战友了?……这是不是说,从现在起我就该担心自己被捕,或等着看我的朋友被捕?你怎么竟敢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党的积极分子?对待党的优秀分子和骨干?”朱德说完话,掉头就回到他的座位上。
彭真宣布会议结束,共产党员们默不作声地散去了。

1943年7月16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朱德给位于特区南部的国统区副司令胡宗南发了个电报。电报内容如下:
你在洛川和宜川交界处视察之后,该区形势已濒临战争状态。谣传中央政府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业已决定要取缔中国共产党,又谣传大批部队正从黄河南部地区西调,大批弹药和食品也正往此方向调运云云。
内战威胁迫在眉睫。
值此解放斗争的关键时刻,有必要加强我们的团结。内战势必严重破坏解放战争和巩固国家的事业。这只能使日本得利,而我们自己的国家势将处于危险境地。这还会严重损害英、美、苏三盟国的军事目标。
民兵保持着高度的纪律,保证生产和学校教育得以进行,使局势大见改善。
你的兵力部署表明,你正在作进攻我们的准备。事态如此发展,使我们深感诧异和不解。
盼复。
朱 德

1943年7月17日
被抓获并对自己的活动表示悔过的特务人数显著增加。
参加七月十五日举行的延安积极分子会议的人受到特区情报局特派人员的严密监视,听众中表露过不满或怀疑的人受到“注意”。这不仅使人想起毛泽东去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可疑分子不仅被捕,而且还被害了。

1943年7月18日
王明可能要去莫斯科一事使毛泽东焦虑不安。围绕他的病和“治疗”问题争吵还在继续。
莫斯科已经采取措施。国民党领导人宣布他们无意侵犯特区。在特区南部集结军队和部署兵力的活动已经停止。

1943年7月19日
前来参加大会的代表到达很久了。整风运动不仅是从精神上压制毛泽东的反对者,动员全党起来反对他们,而且也旨在使他们具有一定的精神状态。有理由认为,将在大会召开前为他们所有的人“洗脑筋”。
马海德和李克农混得很熟。李是特区最沉默寡言和嘴紧的人。看来,好像马海德掌握着中共领导内部情况的最详细的情报。

1943年7月20日
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但却是合乎逻辑的结果。政治局已授予毛泽东无限的权力,从现在起,中共中央主席在中央书记处享有决定权——这就 是说,一切事情都要毛泽东说了算,只要他一决定,事情就照办。实际上,党的各个机构现在只是他身边执行一些纯属技术性任务的机构。
反国民党的运动在延安胜利结束。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共中央主席达到了目的:首先,他把八路军的大批队伍调到特区来了,它们从黄河东岸悄悄调入,在边界线附近布了防。
中共中央主席知道危险已经过去,中央政府不会冒风险对反国民党的宣传运动进行报复了,于是,又掀起了一次歇斯底里的反蒋浪潮。毛泽东是想充分利用现有局势,他相信必要时莫斯科会从中调停的。
正在对重庆政府大肆谩骂,把整个蒋政权称作法西斯政权。
毛泽东公然从最近同国民党闹摩擦中捞资本。他说,对蒋介石早就应该采取坚定立场了。他坚称,要是老早采取了坚定立场,新四军可能不致溃败,还可能带 来某些其他的政治和物质利益,因此,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已被宣布为正确的和必要的,而且毛的一切活动都被说成是具有远见的,无异于伟大的预言。
毛泽东说,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国际的策略是目光短浅的,不现实的,脱离了中国的具体条件。
这些说法的用意是使中共的国际主义派丢脸,而且实际上矛头也是针对他们的。在党看来,洛甫、博古、王明和支持共产国际原则的其他人都是失败主义者。
毛泽东和我在私下谈话时把所有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我。他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者”:他们对国民党采取投降政策,干了这么多危害党的事。他管他们叫做目光短浅的理论家,蒋介石的应声虫。
在另一次同我谈话时,中共中央主席(这次他和康生还有他的一个秘书在一起)又一次责难博古和王明宽容了蒋介石,谴责他们所持的种种荒谬的“教条主 义”观点。毛泽东越说越来劲儿,几乎失掉了自制力,他踱着步,讲话的声音比平常高得多,脸气得发紫,而他的嘲笑也越来越刻薄了,火气越来越大。
康生一言不发地瞪着我。忽然,毛的训斥达到了最尖刻的程度,康生就用一个富于表现力的粗鲁手势把秘书支出去了。
毛泽东在解释他的观点时想给我造成一个印象,还希望我会把这印象传给莫斯科。他想说服我同意他的观点,让我受他的影响,用他的观点来看待一切事物。
他要使莫斯科相信,他的活动只不过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的现实中去,因此希望莫斯科信任他、支持他。他的坦率是为了要取得我同样坦率的反应。他想摸摸莫斯科对他的政治“路线”的看法,以及他对中共党内国际主义派的镇压还能走多远而不致引起怀疑。
我对这些事情细加推敲之后,又得出另一结论:中共中央主席正在推行一项长期政策,设法在七大前造成一种适合他意图的气氛,而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毛的一切活动都是朝这个方面去做。举例说,他把洛甫、博古、周恩来、王明、王稼祥、陈云和康生都调离政治局书记处——毛是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 这个决议拿到手的。这样一来,这位中共中央主席在书记处弄掉的就不仅是他的对手,而且也还有他的支持者。这—着棋有助于毛掩盖他公开拆散他的政敌的做法, 因为就在那次会议上,在毛的压力下组成了一个新的三人书记处,他们是任弼时、刘少奇和毛主席自己。现在毛永远可以指望得到这个班子的支持和谅解了。
闪烁的烛光,钢笔在纸上发出的沙沙声,我的用旧了的笔记本……我不习惯这种烛光,在那黯淡、晃动的光线下很难看书和写字。还是说,也许因为我累了的缘故?

1943年7月23日
中共领导人想充分利用与国民党闹摩擦造成的局势。特区的党、政、军机构成天忙于抓蒋介石的特务。在这个行动中康生得到了一批社会人士的帮助,他们在 许多集会上敦促所有的日特和蒋特自行坦白,并威胁说不然的话就要他们的脑袋。这不是平常所说的集会,而是一群疯子在叫叫嚷嚷。每个人都得听半文盲的整风头 头们的胡言乱语。
今天大约有六百人被带去坦白。悔过的人数一直在增加,一群群的人出来认罪——大部份是学生和小公务员。
整风的下一阶段是要在中共的中层干部中揭发“特务”,然后再在党的领导层中推开,这样一来毛泽东就把党内的“教条主义”跟叛变通敌和向国民党屈膝投降说成是一回事了。他在发动群众反对“教条主义者”,显然决心要连他们的肉体也加以消灭。
毛泽东满意地告诉我,他计划把这个运动一直进行到明年。
延安的自杀风没有平息下来。
这个城市看起来像个集中营,不让人们离开办公室和学校,现在已经是第四个月了。这里的纪律简直就像是监狱的纪律,把人束缚得没有活动自由。
释放了很多被逮捕的人,但是还没有释放一个“教条主义者”或“由于同情苏联,由于同王明或共产国际有联系而名声不好的人”。

1943年7月24日
王明在吃有毒的药。很明显,有人在给王明下毒,而且毛泽东和康生显然与此有牵连。要公开杀害中国共产党内国际主义者的领导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一个在共产国际受爱戴和尊敬的人那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毛泽东认为时间紧迫,目前的形势——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延安地方偏僻,不易来 到——大大有利于干掉不服从的人。
开了一次医疗讨论会,延安总共十二名医生都参加了。他们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呆了两个星期。可以想像得到,他们已经很好地接受了一次“精神训练”。
毛泽东和康生确信我们已经知道对王明的蓄意毒害,因此肯定莫斯科也已了解真相,所以郑重其事地召开这次医疗会议,完全是为了蒙蔽那些往最坏处怀疑的人。

1943年7月26日
医疗讨论会在研究病历时发现了服用甘汞的记载。医生们要求金作出解释。事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致中共中央主席禁止再向金提问题,并中断了会议。
医生们感觉到事情牵涉到某些高级官员。在第二次会议上,有些权威宣布他们对这个问题没什么说的了,有的则居然置常识于不顾而为金撑腰。
没想到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拿出了一些金开的甘汞和其他药物的处方,这是她收起来以备将来作证用的。
我真不知道这件事会怎么收场!

1943年7月27日
徐特立是延安最受尊敬的人之一。
这个人具有很不寻常的经历。1877年他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在一所为穷苦人孩子所开设的学校里上学。他去过日本好几次,并在那里读了几年书。他在毛泽东于1912—1918年间学习的一所师范学校任教。
有一次,当毛泽东受到开除学籍的威胁时,徐特立和杨昌济支持他。那时杨昌济——毛的未来的岳父——教伦理学。由于他们的保护,毛泽东才得以念完师范。
在那以后,徐特立在巴黎和里昂的大学学习了大约四年。
徐特立在法国遇到了在国外建立了中共支部的李立三和周恩来。那时,很多中国人都通过中法教育协会的关系到法国去留学。
后来,徐特立在德国和比利时的工厂里工作了一个短时期。回国以后于1925年参加国民党。1927年加入中共,同年参加南昌起义。
二十年代末,徐特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后来他就和毛泽东一起,在中共苏区政府工作。
他参加了长征。前些时候,他以64岁的高龄参加了游泳比赛。
虽然徐特立是一位老人,而且也显得老,但他仍然精神矍铄。
毛泽东对他以前的这位老师深为敬重。
中共的一些领导人十分害怕王明把中共的真实情况捅给莫斯科的前共产国际领导人。让他们失掉莫斯科的支持而自己去对付蒋介石,这倒真是他们所不喜欢的。

1943年7月29日
整风运动的目的显然是使党官僚主义化,从而使每个共产党员的热情与积极性化为乌有。中共领导人不是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纪律,使大家围绕着一个伟大的目标团结起来,而是在恐惧的基础上向人们灌输盲目的奴隶主义。延安的整个气氛就是恐惧,除了恐惧还是恐惧。
康生的亲信残暴得无恶不作,甚至下得了手去逮捕怀孕的妇女。我不禁要想,这些“人”所具有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呢?
毋需详细观察即可看出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具有跟性欲冲动一样粗野而原始的人生观。他们大都野心勃勃,而又没有什么实际成就可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 里的各个惩罚机关中担负职务的就是这些腐化堕落的无知之徒,他们动辄行使暴力,制造伪证,把人处死,写告密信,以此来保证他们慢慢地然而是稳步地升迁,尤 其重要的是,这使他们有吃有穿。
虚荣,卑鄙,总是与口腹声色之欲分不开的。
1943年8月—9月

1943年8月2日
这个城市已经非正式地实行戒严。各机关学校已经用栅栏围起来,并设有门岗。已婚的人被严格禁止与家人见面,否则就有被捕的危险。两人之间的私人交谈也明显地担有风险。
很多“罪恶昭彰”的人奉命呆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因为监狱里已人满之患。
各个组织之间的联系要通过康生情报局的特别通讯员。
到处都在对揭发出来的人“进行改造”,对即将被揭发的人拼命说教。
毛泽东承认,他把这次运动看得“特别重要”。
延安党的领导机关和行政机构的活动都取决于毛泽东的情绪。只要他觉得累了,任何工作——会议,甚至重要的报告——都被取消。

1943年8月6日
国内是一片欢乐景象——礼炮齐鸣,祝贺我们红军的节节胜利。莫斯科在昨天庆祝了奥勒尔和别尔戈罗德的解放。
刘少奇正在对中共各领导机构的人事进行调整,这个做法一定是得到毛泽东同意的。
康生局里的工作人员有百分之八十承认自己是搞间谍活动的。
入夜,死一样的寂静笼罩着延安及其近郊。听不到一点声音,没有笑声,没有灯火。
方才我走出窑洞,俯视山谷,只见漆黑一片。没有听到太平沟卫兵的脚步声和口令,但每条道路都有卫兵巡逻。

1943年8月7日
考虑到毛泽东对我和我的同事抱有敌意,我决定公事公办,要求毛泽东接见我一次。
中共中央主席很快就答复我:他邀请我去,但要我单独去。
他还是在平日那间屋子里接见我。他让我坐在为贵宾准备的皮椅子上,端给我一杯茶。他笑着并开着玩笑。在互相寒暄以后,他问我是听了谁的话着手对政治 和经济问题进行研究的。我回答说,我的文章还远远谈不上是什么研究,我只是想丰富我的知识,能对中共正在进行或即将实行的经济改革有比较清楚的了解。然后 我说,从1928—1938年这一段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遵义会议的重要性(它的进行情况,代表们的发言,等等),在党的文献和历史著作中都没有得 到充份的反映。
毛泽东问我,我这样做是根据莫斯科的指示还是我自己的主意。我再一次告诉他是我自己想做,因为我对一些具有重大政治和社会意义的事情确有兴趣。
毛点了点头,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然后他说:“好吧,我将亲自负责来说清一些主要问题。我想我是惟一能在这方面帮助你的人。好吧,可以。”他提议我们立刻就开始工作。
我拿出笔记本,还没准备好,他就口授起来了。看得出来,毛是习惯于发指示和作口授的。
我记下了工作的计划以及开始要叙述的问题。
毛懂得如何进行工作。在不出十分钟的时间里,他就研究中应该着重谈什么不应该谈什么问题扎实地给我上了一课。
我想提我自己的计划,但他甚至连听都不听。
他的全部论点的实质就是:“我是这些大事的主要参加者,是见证人,我是最好的评判人。”
接着,他规定了一个务必遵守的条件,即我写完的文章必须经他过目,都要由他签上名,从而使文章具有真实性,使其意义更为重大,等等。换句话说,我必须在他的严格控制下进行写作,否则他就拒绝帮我阐明一些问题。
这一切看来颇为幼稚,但我除了同意别无选择。
中共中央主席想把党及其发展情况、党内思想冲突等问题都由他亲自来谈,而我则只能从他那里了解事实以及对事实所作的解释。这时,毛明确表示我不得去跟旁的任何人讨论这些问题,他甚至说他要就此提醒每个同志,不经他同意不得跟我进行任何商讨。
这完全不是开玩笑。中共领导内部关系的本质已经一清二楚,就是大家都必须严格服从中共中央主席。
当提到关于红军的组织和发展问题时,他表示要给我上堂课。他专横地把其他材料来源说成是“不合适的”和“有毒的”。在这件事情上毛也不准我跟其他任何人进行讨论。
在我们分手时,毛泽东说不得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的谈话,我得一个人来。他说我用不着译员阿列耶夫帮忙,因为我的中文很好了,能听懂所有问题。毛说:“旁人只会打扰我们的工作。”
话说到这里还没有完,他开始吹捧我,同时暗示他不信任我的同志们。我表示感到惊奇。毛竟反对我的意见,态度之粗鲁和生硬使我猛吃一惊。毛几乎喊叫着 告诉我说,在延安谁都不可信任,我的苏联同事尤其不可信任,因为他们是外国人,等等。接着,他又赞扬起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斯大林同志来。
但这还没完,我临走时他又对“在对付蒋介石问题上束缚了中共手脚的”博古、王明等“教条主义分子”辱骂了一番。他激动地想要说得我相信,博古和王明思想上继续了陈独秀和李立三的路线,还说“教条主义者的头头,实质上是党的异己分子,是分裂者,是机会主义者”,等等。
他要论述的大致是这样一些问题,如:“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与中共党内反对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斗争”。
这种既可笑又可悲的情景明显地反映出毛在威信、荣誉和权力问题上是多么敏感。他想成为一个在什么事情上都绝对正确的人,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好吧,让我们听听他要说些什么吧。

1943年8月9日
任弼时不敢自行作决定,虽然他有权在很多问题上作出这种决定。如果不经毛泽东再一次亲自点头,他甚至不敢在已经通过的文件上署名。他对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随声附和。康生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任弼时在白天工作,经常有空闲时间休息。如果毛泽东不召开会,他在天黑以前就睡觉了。他喜欢吃,爱谈他的病,很少喝酒,抽烟也很有节制。
任弼时有一个十二岁的女儿。他的妻子当他的护士和私人秘书。
他对苏联人民并无敌意,但他害怕同苏联人友好会连累到他自己,因此他就只会公事公办。
毛泽东利用他来与我保持接触。

1943年8月11日
中央医院的工作人员十之八九被指控犯有间谍活动罪。奥尔洛夫对此惊讶不已。

1943年8月17日
整风是一场真正的灾难。鲁迅的话贴切地表达了人们在这令人深感痛苦的夏天所受的极大苦难,他说:“就连那不怕冷的树,也都被打掉了叶子,一直光秃秃地在那里站着。”
谁也没有逃过这几个月的灾难。

1943年8月19日
1938年,当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国民党代表小组在汉口时,毛泽东在延安忙于巩固他的地位,以便与“莫斯科派”作斗争。
中共领导中的两派都认为,他们推行各自的独立政策是有其理由的。
王明派实行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并积极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的政策,这个政策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制定的。
毛泽东则尽量避免与侵略者作斗争,准备把军队用来跟国民党打内战。
1941年底,毛泽东以为苏联注定要灭亡了,他抛掉一切政治伪装,开始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改组党。那时,中共中央主席和王明的分歧就变得特别尖锐起 来,虽然他们之间的斗争在更早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在那时,康生得江青之助抓到了大权,开始扮演一个特别凶恶的角色。这个守口如瓶、斯斯文文、神经过敏而又 精力充沛的中国人,从苏联回来后就极其敌视所有同苏联有关的事物。康生支持了毛泽东,凭着这一点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刑官,毛泽东的“爪牙”。他对每个人的 一切情况都了如指掌,而且冷酷无情,这是中共中央主席离不了的人。
那时,朱德是积极支持“莫斯科派”的;刘少奇在新四军;周恩来则在重庆。
康生不仅得到了情报局局长的职位,而且还控制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情报机构。
向中共中央保证女演员江青在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不是别人,正是康生。

1943年8月21日
在许多机构中揭出来的日蒋“特务”达干部总数的百分之百,在其余的机构中也不少于百分之九十,反正康生说了就算。
党的优秀干部中百分之九十是“特务”,这是多么尖锐的讽刺呀!
刘少奇是使中共中央主席意旨付诸实施的直接指挥者,任弼时是做具体工作的,而康生则是搞报复的人。
延安形势不佳。物价在上涨。莫斯科发给我们的月薪中相当一部份作为我们个人对中国人民斗争的捐献,成了中共的资金。

1943年8月26日
苏联飞机到达延安,打乱了延安的正常生活。放走有病的王明似乎势在必行,但毛泽东是不会冒险从事的。医生们一次一次地被叫到行政领导机关去,要他们说王明病得很厉害,王稼祥身体也不好,他们都受不了飞行的劳累,不应该打扰他们等等。
毛没有表示出忧虑,虽然看得出他很担心。康生倒十分活跃,无疑他是决不会让王明走的。王明是他不共戴天的敌人。
康生的活动就是收集反对王明离开的种种论据。实际上他是从所有同王明保持某些联系的人身上去逼出这些论据来。

1943年8月28日
博古说,中共中央给莫斯科发去大量电报掩盖特区和中共党内的真相,歪曲整风的实质、对重庆的策略以及与王明分歧的性质。
中共中央主席要不是希望将来能得到莫斯科的帮助,要不是害怕国民党的话,那他早就同前共产国际领导人闹翻了。毛泽东希望同国民党发生冲突,把苏联卷进来,从而解决中国的政权问题。
现阶段中国革命的目标首先就是打倒国外的敌人和奴役者,即日本帝国主义。但这对毛来说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他善于在一些听起来无害的口号的掩饰下把各种政治阴谋和政治活动作为运动来搞。“整顿三风”的运动无非是缠住“教条主义分子”和“莫斯科派”不放,“揭露‘特务”的运动则是在肉体上进行迫害的借口。
国民党军队进犯特区的威胁过去了,中共中央主席已完全从它所引起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并且忘记了他向莫斯科和重庆发出的请求。他也不再谈起“解放战争”或“对盟国的义务”了。
延安在发怒。它诅咒“教条主义分子”、“特务”和国民党,人们的脸上都显示出强烈的憎恨,……还有疲劳。

1943年8月30日
王明留在延安了。我们的机务人员尽可能地一直推迟行期,可是中共中央主席终于如愿以偿。
康生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王明处于他的监视之下,可以说已成瓮中之鳖。
康生在延安的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党的会议上作了一次报告。他的报告谈到特区反对蒋特和日特的斗争、这次运动的成果和新的任务。“揭露‘特务’”运动和整风之间的明显联系在这个报告中第一次揭示出来了。
康生报告的绝大部分是用来批评(要是只是批评就好了)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派。对他来说,国际主义者就是投降派,是陈独秀和李立三的追随者,是最恶劣的 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而且一般说来,党的一切灾难都源于国际主义者。这些“中国共产党内的共产国际的空想家,在共产党员的头脑里灌输幻想,说什么有可 能同蒋介石合作。国际主义分子早在武汉时期(1938年)就已开始了这种两面派的活动。他们对共产党造成很大破坏。这些‘投降分子’和‘妥协分子’的活动 所造成的损失,确实无法估量”。
因而,这个报告具有特别明显的反对国民党的性质。
同时,康生强烈谴责“莫斯科派”成员和党的其他“教条主义分子”的“可耻幻想、冒险主义和目光短浅”。
情报局局长故意不点名,但他指的是谁大家都是清楚的。后来,往往是只要一谈话就点周恩来、博古、王明和洛甫的名字。上述集团中在党内负次要职务的所有其他成员也遭到责难非议。
情报局局长故意转弯抹角(无疑他是按毛的指示行事的,因为他的人谈起话来都是这个样子),举例说,他对抗日统一战线本身并不置一词,可他又叫每个人 都明白,要不是由于上面提到的那种“幻想”,党和特区都不会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不会听任蒋介石的和其他的特务过得安安逸逸,从事破坏共产党的团结、瓦解根 据地经济和削弱武装力量的活动而逍遥法外。
康生挑动党的积极分子反对“教条主义者”和其他“机会主义者”。他说恐怖是革命的需要,说惩办是应当的,并赞扬整风的成绩。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杀气腾腾的讲话提到,各党组织行将召开会议来详细讨论投降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和一般的“教条主义分子”所犯的错误。情报局局长列举了主要“罪状”,包括使国民党和日本特务充斥于各根据地以及使新四军陷于溃败的投降活动。
《解放日报》公布了关于中央政府的军队和中共的军队投入抗日战争兵力的材料。发表这种对比数字还是第一次,这样做有其特定目的。就我所知,中共中央主席正想方设法要与美国挂钩。这些数字正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为驻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提供的。
根据这些数字,八路军和新四军牵制了全部在华日军的58%,以及伪军的90%。这个数字是夸大了,至少可以这样说。

1943年8月31日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康生原定要对“教条主义分子”和“莫斯科反对派”(“左倾机会主义分子”、“妥协分子”、“投降分子”)的活动进行讨论,现在延期了。我问康生计划何时进行这一运动,他说,根据中共中央主席的指示,运动已不定期地推迟了。
毛泽东善于利用当前形势来进行投机。国共之间存在着敌对状态——他对这一点不是早就敲过警钟了吗?那几乎成了中共悲剧的事件,不就充分证明了他以前的所有讲话是正确的吗?
正在向全体党员大力灌输这种蛊惑人心的宣传。毛泽东俨然以先知的角色出现,没有他共产党就必然会垮台。可是只字不提苏联的调停,其实,正是这种调停才挽救了特区。
毛泽东的影响在扩大。他已成为一个英明的领袖,对他的英明是不容怀疑的。
周恩来在他的讲话中——尽管很胆怯——提出了最好与重庆和平解决问题的想法。周不敢公开说出来,但他的言外之意是:有必要寻求和平解决危机的机会, 不应进一步恶化与国民党的关系。可是,在其他一切事情上周是毫不踌躇地坚定地听从毛泽东的。他不加掩饰地承认他在武汉时期的政策是错误的,并把他的错误说 成是“投降和右倾机会主义”。他打算讲一讲这些问题,而且直到现在他也从不放过一个机会一再地说他有错误。
最近我没有机会见到博古,不了解他目前的立场。很可能他也会改变立场,人们的处境很难,要坚持是有困难的。
毛的政治欺骗是靠特区的党政机构来实现的。毛的反对派没有机会诉诸党员。所有的渠道都被堵死了,只能通过一个途径传出消息——就是毛的支持者在无耻 地对党政积极分子进行思想灌输。这样,王明派和国际主义分子在党的面前一般都被描绘成革命的敌人,人民的敌人,新四军溃败的“罪魁祸首”。把所有的一切 ——战友的牺牲、饥荒、灾害和时疫——都归罪于他们。并非人人都能经得住像党这样一个集体的谴责,而这恰恰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1943年9月3日
今年尤拉上一年级,波利亚要上三年级了。我不在家的这些日子里恐怕孩子们都长大了。1938、1939、1940和1941年我大部分时间都离家在外,再加上现在这次远行,谁知道这次又要多长时间?

1943年9月6日
六、七、八三个月中,“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靠后放了。每一个人,不论是青年还是老年人,都忙于清查“特务”,或交代自己的问题。
一个改造“特务”的运动在毛泽东和康生的指示下开展起来了。用来改造他们的还是这“二十二个文件”。
延安的党和军队干部又在卖劲地死记硬背这些文件了。
毛泽东对我说:“你们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心理了解得太少了。”他劝我像尤任那样多读些中国旧小说,这会有助于我对整风和特区其他方面发生的事作出正确估价。
马海德同我们客客气气,而且满不在乎地装作是我们中间的一员。
他的妻子苏菲很轻浮,很难说这是她的性格,还是受她丈夫指使。她跟男人混得很不错,应承他们求爱的表示。现在,她正在和我们的报务员调情。

1943年9月9日
周恩来一直率领中共代表团驻重庆,由于他效忠于王明集团而在今年七月被调离工作。几个星期来他一直在作检讨,立誓要忠于“毛主席”。
除王明和其他几个同志外,凡受到不同程度批评的党的官员和军队领导人都染上了“检讨病”。

1943年9月11日
从八月底到九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直在开会。
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为这个党的最高机构的工作定了调子。在他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他说,共产国际已由其执委会决议解散,作为一个组织已经不存在了,因此现在就不必再谨小慎微、隐瞒情况,等等。毛泽东强调这些情况,敦促大家畅所欲言。
周恩来作了一个大报告,谈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抗日战争阶段(从抗战开始至今)的政策。
他报告后就进行讨论。
中共中央主席的号召得到了响应。讨论明显集中在两个主要方面:主席的政治路线保存和加强了中国共产党,而博古、周恩来、洛甫和王明的政策则是在瓦解党,使党面临毁灭的危险。
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发言都贯串这一精神。他们称毛的政策英明,成熟,有创造性,是极好的政策,等等,而对博古、周恩来、王明和洛甫的政策则从各个 方面加以贬损。他们本人都受到了谴责,因为他们的观点是违反中国人民的民族愿望和党的利益的。国际主义者的政策即便不说是有罪,起码也是有害的。谁也不反 对这种说法。
这个运动之所以卑鄙,还在于卧病在床的王明不能出席会议,不可能为他自己作任何辩护。一切恶毒中伤的话正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堆到他身上来的。
主要罪责都与王明有关,其他人只是附带提到。这是中共中央主席有意采取的策略——你们不必特别为此担心,你们都是被共产国际的支持者王明引入歧途 的,他才是罪魁祸首,是他搞乱了你们的思想,使你们处于困难境地,使你们几乎成为党的敌人。毛的这个策略分化了国际主义派。这为他们解脱了对党应负的一切 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他们也就放宽了心,立即表示支持。而且,王明原先的一些同志和追随者用谩骂和揭发的办法来“赎罪”。就我所知,博古是惟一没有堕落 到这种卑鄙程度的人。王明受到怀有刻骨仇恨的人发出的无耻咒骂,他被称为“投降分子”、“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和“没有经验的革命者”,还有人甚至把 他说成是一个“有法西斯思想和作风的人”!
中共中央主席达到了目的,他把王明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孤立起来了。同时,他把王明过去的同事都拉到了他的一边。
毛泽东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把一切罪责都推到了王明身上。这里面还大有文章。王明是共产国际的知名人士,毛泽东是通过打击王明来打击共产国际。在这里, 王明不过是共产国际精神及其观点的化身。而毛公开表示现在他是多么鄙视这种观点。况且,谁也不怀疑,王明和博古之所以受打击,恰恰是因为他们忠于共产国际 并在中共党内贯彻共产国际路线,这就更清楚了。
毛泽东惩罚共产国际组织的中共代表王明,是为了毫不掩饰地表示他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从心底发出的厌恶。
揭露王明还使毛达到另一个目的,就是不承认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适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只要分析一下主席爱用的“教条主义者”这一词的真正含义,就很容易看清这一点。
另外,毛憎恨共产国际纯粹是出于利己打算。对他来说,共产国际是对他所独霸的党的领导权挑战的力量,是敢于运用其权威向他的——毛泽东的——才智挑战的力量!的确,毛是一个不容别人分享其权力的人。
对他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拔除王明这眼中钉。主席在和我谈话时并不掩饰他的高兴——王明及其支持者已经被“揭露”了!在谈到王明和博古时照例把他们骂一通。
叫我吃惊的是毛的天真,他以为已经把他的活动掩饰得很好,简直是天衣无缝,谁也看不出斗争的真正原因了。他目睹我们经受住了战争,即将取得胜利,所 以,在世界上我们并不是徒有虚名的。他难道不知道,透过这一切我们是会看出明显的而且越来越厉害的反苏主义来的。天真?他是否以为我们是政治盲人?也许他 希望政治投机和蛊惑宣传能帮他的忙,就像这些做法不止一次地帮过他的忙那样。

1943年9月15日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暂时休会。休会时间显然不会很长。我看会采取一些组织措施来结束国际主义派代表对党的政策的影响,反共产国际的活动将因此而进入高潮。
从“思想上打败”“教条主义分子”和“莫斯科派”,这个首要目的已经达到。
毛已经得到他所追求的东西。在政治局工作会议的最后几天,大家要王明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政治路线负全部责任。几乎所有发言的主要内容都说,王明以其 与党不相容的小资产阶级投降主义思想一直在瓦解党。每个人都发言好几次,诽谤共产国际(不直接提到这个国际组织),同时证明他们自己是正确的。按博古和任 弼时告诉我的情况判断,王明遭到了粗暴无情的打击。
我的家属已回到莫斯科。他们在家里就会舒适一些了。我经常为玛丽亚担心,我怕她的结核病会因吃不饱和吃不好而复发。

1943年9月19日
康生继续使中央委员们反对王明。
江青大大促进了我们与毛泽东的接触。当然,她这样做她丈夫并不是不知道。毛泽东显然希望我们接受他的观点,并据此向莫斯科报告。
江青常请我们去吃饭,在这种时刻我们绝口不谈政治。
昨天,毛泽东没头没脑地说:“如果当权者不循正义途径行事,孔夫子是支持造反的神圣权利的。”他悠闲地看着我,直视着我的眼睛来观察他的话所引起的反映。他习惯于一面说着话一面注视着你的眼睛。
他说话时其他人都不作声,即使在家里也是这样。他猛抽烟,字斟句酌地低声说话。即令在家里他也是个演员。

1943年9月22日
政治局巳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此外,毛泽东还经常指示他向我们传话。
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时想为这项“买卖”制造理论根据。从一次长而乏味的谈话听出来, 与中共领导的说法相反,特区的经济和财政形势极为严重,通货急剧膨胀,财政工作日趋困难。已经发行了六百万元的货币!可是,这并没有改善经济状况。
任弼时详细谈了经济困难的情况。所有在特区的人,包括我们在内,都感觉到了这些困难。
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
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步兵师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
发布了一项大量进行鸦片交易的命令。鸦片体积不大,把鸦片运到延安或特区其他指定地点,再从那里送往中央政府所辖各省以高价出售,并不困难。
在谈话结束时,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任弼时想指点我,使我能“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鸦片政策”。任弼时要苏联记者理解这个决定。我说,我会把这情况告诉我们小组同志的。说完后我们就分手了。

1943年9月23日
马克思主义的党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如果在各级没有集中的和有纪律的领导,也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党。但这并不是说党是它的领导人意志的沉默而顺服的执行者。
领袖的意志应该是党的意志的集中表现,而党的意志是通过民主集中形成的。
没有民主集中制,马克思主义的党就不能具有真正的力量,并不可避免地会变成一群争吵不休的空谈家,极容易为组织严密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所摧毁。
在中国共产党内,由于对任何与“毛主席”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镇压,民主集中制已蜕化成马克思所讥讽的由信仰而产生的奴隶制了。
毛泽东懂得中国的古典文学,他的同胞所以给他唬住了,这是主要原因。他对西方哲学了解得很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庸俗的。
我们谁也没有在他那里见过莎士比亚、斯丹达尔、契诃夫、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中译本。
凡属不是中国的东西,毛泽东一概加以蔑视。可以这样说,对他说来,中国的东西是世界文化的顶点,是终极真理。
他经常看的是一套中国百科全书,古代哲学论文,和一些旧小说。
莫斯科要召回尤任、阿列耶夫和多尔马托夫,十月底要派飞机来把他们接回去。根据与中共中央领导商定的意见,我、奥尔洛夫和里马尔将在延安留至战争结束。
毛泽东就此同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用各种办法来试探我的情绪。

1943年9月24日
今天,在我们例行的碰头会上康生意味深长地说起王明来。他说,王明在汉口时的所作所为不像一个党员应该做的,他和他的一伙在那里好像另立了一个党中 央,而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于不顾。实际上,王明并没把以中共中央主席为首的延安的整个领导放在眼里。王明不服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甚至拒绝翻印他许多很重 要的文章,这是有案可查的。
康生还说,王明作为中共驻国民党区的代表违背他所得到的指示,他未经毛泽东同志许可就直接跟蒋介石通信。他瞒着中共中央主席进行的这种通信联系是令人吃惊的,因为至今还一点也不知道给蒋介石的这些信件的内容。
很明显,康生是要在各方面给王明抹黑。他所举的一些事情并不能看成是什么严重问题,这一点他很清楚。在某些情况下,王明不按惯例而是根据共产国际执 委会的命令作了相应决定,这是形势的需要。对王明与蒋介石通信的未知部分,对他在这方面的活动加以怀疑,显然是找岔儿。这是胡说八道,但这种胡说八道大家 立刻就会信以为真。这是加于王明的又一罪状。
说完这些以后,康生说,在1941年9月政治局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结果产生尖锐的分歧,从此,中共中央主席和王明的关系就变得十分紧张。(据我了解,毛泽东想要由他来裁决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是否合理,就是说,他要凌驾于共产国际这个工作机构之上。)
情报局局长还说,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报告及一些“有关问题”的讨论结果是,除王明以外所有有关的人都这样那样承认了错误,只有王明把自己“摆到了与党对立的地位”(毛泽东正好是要把王明逼到这个境地)。
康生说,有些同志说到他们的错误时不坦率,不诚恳,他们“显然只是形式上坦白了”。
“我们对这点没有怀疑,要愚弄我们不是太容易的!”康生总结说。
康生是出于天真还是愚蠢以为我倾向于接受他的观点,他跟我谈话时对一些显然有损他自己和中共中央主席的事情有时也并不隐讳。好吧,尽管对我的这种态度不会持续很久,可是眼下我知道了很多情况,确实很有价值,很有趣,以前这些情况对我们一直是小心保密的。
这也许是毛的策略?也许他想这样来使我持中立态度,使我成为他的代言人?无论如何,江青对我们的态度说明了这一点。她随便,可亲,而且越来越想和我们经常在一起。有时,她拉拉扯扯,似乎有失体统,有悖于对女性举止有严格约束的民族传统。

1943年9月29日
江青读的书比她丈夫多得多。无论如何,她对世界文学名著是熟悉的。
毛泽东对他在苏联学习的两个儿子一点都不放在心上。我们谁也想不起他曾提到过他们,或者问过他们的健康情况。顺便要提到的是,他对小女儿也很少关心。如果他表示关心,那也全靠他妻子来尽力激起他的父爱。她是很能左右他的。
江青照顾他的健康、日常工作和衣食,是他最信得过的秘书。
中共中央主席已分化了他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手。他用软硬兼施的政策把他们拉到他一边去,然后再使他们彼此相斗。他甚至假手于王明和博古以前的同事和朋友来跟这两个人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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