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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日记四(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2012-01-19 05: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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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1月

1942年11月4日
我们在电台值夜班时阿列耶夫又愤愤地发泄了一通。
“我们大家都受到监视,”他说,“管家和翻译都是康生的耳目。在家里他们暗中监视我们,上街,他们盯梢。
“我们来延安之后,他们对我们一直持一种屈尊相待的态度,如今则敌视起我们来了。当初还有一层彬彬有礼的面纱掩盖着,现在则公然对我们无礼。康生从中插了手:大家都怕他,都想讨好他。
“我们刚来时,他们还不敢怠慢我们,因为中共领导一心想得到苏联的最新式武器和其他装备。后来,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了,我们红军自己的武器都不够,关系马上冷淡下来,当我们在军事上失利后,他们就公开敌对,蛮不讲理。”

1942年11月8日
斯大林格勒!全世界的广播电台都在赞扬它的坚不可摧。
美国人在北非登陆了。可是通往柏林的路还长着呢。
关东军蠢蠢欲动。想想,在这样的时刻,红军战土都要一个顶一个,而我们好些基干师却都给拖住了。

1942年11月11日
整风已经从几篇表面看来无害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发言发展为激烈的政治运动。整风的目的说的是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党八股”,实际上,毛泽东派利用整风来压制中共领导内一切不同意他们政策的那些人。
现在,在“整顿三风”运动之外加上了一个“学习党史”的运动,毛泽东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莫斯科派”。凡属在莫斯科工作和学习过的人,特别是同共产国际有过联系的人,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工作环境越来越复杂。有许多次人们不愿同我们谈话,看到我们掉头就走,把我们看作是瘟神。
康生拿假情报来愚弄我们。
毛泽东还是那样有礼貌,亲切,许愿很慷慨。

1942年11月12日
我又花了几个小时在延安转转。四周黄蒙蒙的,刮着风,尘土飞扬。各个山头上,宝塔的轮廓模糊不清,但城墙附近小山上的主塔远远望去清晰可见。这座塔共有十层,每层四周都砌有优美的飞檐。
在古代,延安是敌人啃不动的硬骨头。这不仅有传说为凭。这个城市隐蔽在难以攀越的群山之中,坐落在一个十分陡峭的山谷里,周围筑有坚固的城墙,通往城墙的许多小路都被山涧切断,城周围地势平坦。
树木稀少,只有以前属于当地富户的几处地方有小果园。
农民满足了我的好奇心,自愿让我看了看他们的少得可怜的家当。这里的人普遍信佛,几乎每家都供有简陋的神龛。在各种各样的佛像中我看到了主佛释迦牟尼的许多小铜像,做得极为精致。我爱不释手,就买了一个。
中共领导的所在地杨家岭过去是延安附近的一个偏僻的村庄,现在村子外貌依然如故。
长征后的头几年,毛泽东常在杨家岭一带露面,但现在他是深居简出了。

1942年11月14日
中共党内毛泽东与“莫斯科派”的斗争是在中国内战期间开始的。当时,博古主持党的工作,李德(奥托·布劳恩)领导军队。毛泽东利用了长征期间某些指 挥员犯错误一事,把这些错误扣在博古和李德头上,撤了他们的职,把他的意志强加于朱德,就把军队掌握起来了。总书记一职由比较听话的洛甫担任。
王明从莫斯科一回来就向中共中央汇报,提出需要改变策略,同国民党搞抗日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一致同意王明的建议。可以想得到,从那天起,毛泽东就把王明视为头号政敌了。
起先,一走上通往我们窑洞的那条小路我就提心吊胆:只要跨出一米就是无底深渊。现在我已经习惯了,不在意了。
从我们窑洞步行到医院要一个多小时,到电台要不了一小时。
马海德现在是我的邻居了,我们一天碰到好几次。

1942年11月19日
康生,1899年出生在青岛一个小地主兼教员的家庭里。他中学毕业。他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0年在青岛大学预科学习,1920年底至 1923年在山东省诸城县农村教书,后入上海大学,同时在中共中央为党的领导人举办的补习班学习。1926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共上海沪中区和闸北区区委书 记。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进入上海前夕,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康生领导了巷战。1928年起领导江苏省委的一个部,也是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 1930年至1931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1931年中共中央四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直到 1933年。1933年康生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1935年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1933年至1937年任中共常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 代表。
人们开始了解为什么毛泽东对陈云、徐向前、李先念和陈昌浩怀恨在心:他们目睹了毛在长征中具有什么样的“雄才大略”。

1942年11月24日
康生担任中国解放区情报局局长,这个局同时行使谍报和反谍报、司法、法院、检察以及新闻等部门的职能。到1941年,康生把总司令部的许多职权都揽了过去,使情报局变成了一个权力很大的机构。从某种程度上说,叶剑英领导的总司令部已经有名无实。
康生是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同整风运动搅在一起,完全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党员干部和非党人员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们——高岗、彭真和陈云——完全受康的操纵和影响。
今天,我带着照相机在延安溜达。这个城镇的整个新区位于城墙与河流之间。这里有棚屋、小店、杂食铺子,乱糟糟的,真没法说。这些房屋都是利用旧城建筑物的残砖碎瓦盖起来的。这里到处散发着大蒜味、羊皮味以及杂食铺里或当街小摊上供应的各种汤味菜味。
我爬上山顶,看宝塔像一个个雅致的凉亭环绕着延安。十层的中心大塔从山谷的任何地方都很容易看见。它矗立在古老的延安已经多少世纪了啊!
我惦记着我的家,但我对玛丽亚是信得过的。我们都在苦水里泡大。她一定会把孩子照管得很好的。
我从莫斯科只带来薄薄的一卷普希金著作。当时再多就带不了,多尔马托夫因此也只带了果戈里选集,没带别的俄文书。尤任很崇拜克劳塞维茨,对他的书手不释卷。可是,就愉悦心灵来说,却只有翻阅破旧不堪的普希金和果戈里的书了。
光线太暗,看书看得两眼直发痛。但我不禁还要翻翻普希金的书,这里惟有它能使我想起祖国来。

1942年11月25日
我军越来越深地楔入德军后方。但愿那些法西斯分子都呆在“口袋”里不动!
公报报道了直接保卫斯大林格勒的2军所起的显著作用。华西里·崔可夫是该军指挥员。
前不久,崔可夫还是驻重庆的武官。
晚上,我们经常一遍遍地阅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文章《论到1930年12月22日为止的中国军事和政治形势》。这个文件是我从莫斯科带来的(历史在我们面前重演。并不是大家都这么想的,还有很多争论):
近来,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极其危急的形势。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估计,中共党内出现的这种偏向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上还没有先例。事情是这样的:中共 中央政治局追随其领导人李立三,采取了一种与共产国际总路线根本不同的立场。李立三认为,只有当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成功时中国革命才能胜利。从这个前提出 发,他要求为了尽快地实现社会主义,苏联应立即对日宣战,蒙古应立即调兵打中国,而且苏联应该在西伯利亚武装几十万中国工人,也派他们去打中国。同时,李 立三号召全国所有城市都举行起义。为此,取消了中国的工会、共青团和党组织,而成立了准备进行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不顾1930年8月红军在长沙失败, 仍然命令红军进攻长沙、汉口和南昌。
共产国际发表了一些决议,谴责这种挑衅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政策。李立三提出抗议,声称红军占领汉口之后他就要换一种口气来跟共产国际说话了。
按照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定,中共中央三中全会于当年十月召开。
虽然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知道共产国际的这些决定而且称李立三为疯子,但是一回到中国,他们就不仅不坚持共产国际的路线,而且立即赞同李立三的观点,还解释说他们原先对李立三政策的批评与共产国际的观点在许多细节上是不同的。
不管玛丽亚怎样过惯了贫困生活,我总还是放不下心来。她人地生疏,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自己的肺结核病还刚好。但愿她有足够的力量渡过这重重难关。
逢年过节,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只有两句话:“家人安然无恙,他们向你致以良好的祝愿。”
话是这么说,情况究竟怎样呢?——我们在延安的人谁都不知道。

1942年11月29日
我无意中在李克农处看到了一份《秘密会社工作须知》。
参加秘密会社的既有富裕的城市居民,又有贫苦农民,他们形成一个秘密会社网,一直伸展到国外,华侨也有入会的。
康生利用这些组织搞恐怖活动、搞分裂和间谍活动。
秘密会社有严格的纪律,违者几乎都被处死。
李克农是与刘少奇同时来到延安的,那是在1942年,而不是1941年,像我以前听说的那样。
他在延安过着不露面的生活,往往在夜间召开秘密会议,进行审讯。他的警卫员的人数之多仅次于毛泽东。
他生成是个典型的封建官老爷。有一次他儿子顶撞了他,他就把儿子赶出家门,从此不再过问。
李克农,中等个儿,很敦实,是个优秀的骑手。尤任认识他女儿。
我同李克农见了几面之后便产生了不安之感,这种人是什么残酷勾当都干得出来的。
康生在其部属的帮助下监视党和军队所有重要的领导人,而且充分利用服务人员当他的密探。
西伯利亚已是冰天雪地。我家里不知怎么样了?
我知道西伯利亚的冬天是什么滋味。在1921年那个饥饿的夏季,我们吃草、吃豆饼和菜根。我的身体越来越消瘦,最后就成皮包骨了。我们想办法来到了 西伯利亚。我父亲把我送到巴耶沃村一个富农家当雇工。我的主人不让我进屋。我跟牲口睡在一起,钻在干草堆里取暖。快冻僵了,我只好起来紧靠在母牛身旁。牲 口踩过我多少次啊。我从头到脚都长满了疖子。我挨着冻。嗓子嘶哑,咳嗽折磨着我。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暖和不了。但我不敢离开。一离开就会饿死。
1942年12月

1942年12月3日
王明住在女子大学附近。我们按俄国人的习惯管他的中国妻子叫罗莎·弗拉基米洛夫娜。
博古住在东门外他的印刷厂附近,洛甫和王稼祥住在杨家岭,朱德和叶剑英在王家坪。
凯丰是晋西北分局党委书记,反苏分子,是个相当古怪的人。
江青非常友好,她经常拜访我们,并邀请我们去骑马。
她原名李云鹤,艺名蓝苹。
她告诉我们,她1912年出生在山东诸城一个穷苦人家,早年丧父,母亲不得不靠帮佣为生。她很疼爱江青,用自己一点微薄的收入供女儿上小学。
江青17岁时进入山东省立中学,改名栾淑蒙。1929年她转入青岛艺专,决定从事戏剧工作。
据悉,江青在她的事业上得到过一些有势力的保护人的帮助。比如,1934年她同富有的黄敬一起迁居北平,在北平遇见彭真,参加了革命活动。当代中国作家写的剧本上演时,她往往扮演贫苦农妇。
后来,她随山东师范学校的王来天(译音)教授到了上海。这位教授设法让明星电影公司跟她签订了合同。她演过一些抗日爱国的影片。
江青成为毛泽东夫人之前换过四个保护人。每换一个,她在等级社会的阶梯上就爬高一步。
但这无论如何是未经证实的消息,可能是不准确的。
江青总是那样和蔼,健谈。
我们对她已经形成了一定看法,但不是她想让我们接受的那种看法。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她突出的特点。她清除一切障碍,盯着社会的显要地位顽强地往上爬。她毅然克制自己,无情地驱策自己。她惟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事业。她急于要趁她年轻的时候达到自己的目的。
1937年,江青随一批演员到了重庆,1939年出现在延安。在这里,人们把她当作真正的电影明星,她可是飞黄腾达了。
她丈夫的全部机要通讯现在都归她掌握。她了解他所有的计划。康生很看重她。总之,她是她丈夫的私人秘书。
延安至今还是阳光灿烂、万里无云的好天气。我穿着棉衣,在太阳底下热得出汗,在阴凉处又冻得要死。
夜间,气温降到零度以下,空气清新。
窑洞尽头的角落里放着一瓶酒。这种烈酒是招待客人的,为了保存好,每次打开后我都用蜡封上。
密封瓶子里的酒不断减少,真怪。

1942年12月6日
“教条主义者”受到谴责,说他们想把革命斗争的主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想“通过夺取城市”获得胜利。
毛泽东认为,这是“教条主义者”的主要错误。
毛泽东认为,反革命势力在城市中地位极其牢固,因此中国红军无法进入城市。这是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获得胜利的农民革命包围城市,然后夺取这些反革命的堡垒。
实际上,毛泽东这个理论的含义是:农村是革命的根据地,农民是中共的骨干力量。农民,只有农民,才是革命的支柱。
这种理论的后果已很清楚——城市革命活动急剧低落下来,党失去了同工人阶级的联系。
毛泽东点了博古、王明和李立三的名,把他们列为“教条主义者”的思想领袖,并说共产国际是他们的基地。
他蓄意把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与博古、王明等人联系起来。既然李立三已经受到党的谴责,那么,博古、王明等人自然就该受谴责了。这步棋真高!
毛泽东把博古和王明叫做“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使党的革命斗争遭到惨重失败的就是他们。
毛泽东说,1935年1月在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撤了“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职,现在摆在议事日程上的问题是要从思想上根除“教条主义”的一切残余。

1942年12月7日
中国的秘密会社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会社:黄巾,赤眉,铜马,百合会,红枪会,白莲教,大刀会,小刀会,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等等。
秘密会社把农村的穷人团结在一起。种种具有民族特点的宗教仪式掩盖了它们的反封建性。这些会社都被朝廷官员镇压下去了。
不久以前,地主曾驱使秘密会社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服务。
至今仍流行很广的红枪会就是古老的百合会的一个分支。因为搞不到枪,农民就用顶端饰有红缨的长矛武装自己。
共产党员也设法打入红枪会和大刀会、小刀会,争取群众。
秘密会社的头子利用了人民群众的无知,因此,这些会社都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
秘密会社的头子试图使城乡的穷苦人相信,五花八门的宗教仪式和符咒能为他们解厄消灾。这类会社常常蜕化成为非作歹的帮会,贩卖鸦片,走私,偷扒,开设酒馆、赌场和妓院。
还有一种秘密会社,它的前身是最古老的宗教团体白莲教。
孙逸仙想取得三合会的一个头头的支持而会见过他。
这些会社有千百万人参加,包括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康生跟这些秘密组织建立了联系,可以说从而取得他感兴趣的一切人和事的丰富材料。
康生的力量在于他了解这个国家,并能通权达变。康生的策略就是要能与一切同流合污。

1942年12月13日
我国情报局的公报中谈到的重大事件有:缴获飞机105架、坦克1510辆、各种口径的大炮2134门,俘虏了72400名纳粹士兵。除此之外,还摧毁了多少人力和物资呀!
电台播送了美国驻苏大使在美国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还记得其中一句话:“一个真正伟大民族的不朽性格。”
林伯渠自1939年以来一直任边区政府主席。他是毛泽东的同乡,比毛大十一岁,1921年入党,参加了1927年的南昌起义,后来去莫斯科学习,曾出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会议。参加过长征。
林伯渠露出一种苦恼迷惘的神情。头发已全部灰白。他举止文雅,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在接近康生的人当中高岗与众不同,给人愉快的感觉。他对我们友好、诚恳,有自己的独立见解。
高岗,高高的个儿,一脸麻子,头发往后梳,说话声音低沉,走起路来不慌不忙,是个能干的意志坚强的人。

1942年12月22日
对于整风,毛泽东是这样想的:许多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流氓无产者钻进了党内,有的甚至已窃据领导岗位。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日常工作的基础。党必 须彻底清除“教条主义”这种危险的机会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已经在党的政治、组织和军事活动中扎了根。遵义会议拯救了党——这是这次运动得以开展的重要前 提。
王明受到高压,要他承认自己的“路线错误”。他拒不认错,使中共中央主席很恼火。

1942年12月28日
延安已经注意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
我们应邀去参加边区积极分子会议。毛泽东发表了冗长的讲话,他又一次想使大家确信整风是有好处的,只不过这次他给整风运动取了好几个名字——一会儿说它是精兵的斗争,一会儿说它是简政的斗争,一会儿又说它是为正确解决财经问题而进行的斗争。
他号召共产党员发展当地的农业生产,说“遵照马克思的教导,为了要生活和斗争,首先这里必须吃进东西”——毛泽东指指他张开的嘴——“这里必须拉出东西”——他准确地指了指他要指的地方。
多么文明的举动!多么深刻的思想!
延安的冬天真怪,不刮风,白天暖和得能穿衬衫,但是在阴凉处或者太阳落山之后又冷得刺骨。
夜间,我独自一人工作时周围一片寂静,就连我自己走在泥地上的脚步声也都听得见。
我写着,听到钢笔在纸上沙沙作响。夜深人静,这声音显得很大,就像是从下面河谷传来的一样。

1942年12月30日
毛泽东的政治面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暴露出来了。在争权斗争中,他选择了政治赌博一途。这是事实。
他想从他的“阶级兄弟”身上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因而对自己粗布衣服上的补丁显得满不在乎,可是对“阶级兄弟”正在流血牺牲却无动于衷。
我们大家都不同程度地有这种看法。
尤任体谅毛泽东的“错误”,认为他是个有左倾思想的共产党人。伊戈尔·华西里耶维奇则认为中共党内一切思想斗争都不过是典型的权力之争而已。
我去看奥尔洛夫。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小组里,但他总是独自工作,往往一连好几天没有人跟他说一句俄国话。中国同志对他特别尊敬。
王明的健康每况愈下。安德列·雅科夫列维奇为他的生命担忧。
有几个外国医生在延安的医院里工作。
顺便提提,奥尔洛夫说马海德的医术很不高明。他极力避免同奥尔洛夫接触——奥尔洛夫的到来使他的处境很尴尬。
马海德很有钱,足以使他过得舒舒服服,还能宴请军队和党的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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