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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日记二(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2012-01-17 03: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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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

1942年6月3日
日本人已在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加强了军事行动。他们想使行将从内蒙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有一个可靠的后方,也是为了一旦对苏开战时能确保满洲和华北交通线的安全。
德国人在莫斯科附近受到挫败后,希特勒政府无疑已经作出并在继续作出一切政治努力使日本卷入对苏战争。
日本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美国在军事行动方面毫无准备是显而易见的。现在,除了苏联和在作战实力上无法与我们的红军相比的中国军队外,在日本面前没有什么需要认真对付的力量了。
在谈到关于八路军反击日本军队的进攻时,康生大言不惭地说中共是忠于国际主义义务的。他说话时还是那副老样子,低着头不看对方,像发表演说似地滔滔不绝,但这些话都不过是空话,连篇的空话而已。

1942年6月7日
昨天,奥尔洛夫正式在中央医院开始工作。
好吧,祝你工作顺利,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
事情的发展必然使人得到明确的结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故意不理睬苏联记者。要见到毛泽东是十分困难的。
就此而言,我自己也没料到对我会是这样一种态度。毕竟我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它是一个多年来一直给中共以无私援助的国际性的革命组织。
共产国际在中共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极端重要的。就是因为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才在这个国家中出现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些小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资产阶级占压倒优势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总人口中,中国工人阶级甚至还不到百分之一。它已完全溶化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之中了。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形成一个阶级的时候建立的,这导致党的领导产生最严重的思想意识上的错误。就这种情况来说,共产国际的指导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并已为历史经验所证明。
共产国际已多次帮助中共克服各种左的和机会主义的倾向。
叫人感到惊奇的是,在延安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谁提起过李大钊、瞿秋白和中国其他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者。在这样的局面下已经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所有这一切都是特定策略的产物。
八路军不是主动开展军事行动来制止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而只限于有气无力地打局部的防御战。只要敌人发动进攻,八路军就退到山里,避开冲突。所以,日本人实际上是在毫无阻挡的情况下正为对苏开战准备其后方指挥所。
美国和中国签订了一个协定。美国继续承担在军事和技术上援助中国的义务,因为对世界范围的美国防御来说,中国是个极端重要的防区。

1942年6月10日
我从和中国同志的谈话中明确认识到,中共领导在表面上看来是铁板一块,实际上内部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斗争。
昨天中共中央主席接见了我。
按毛自己的划分,中共内部存在三派:
1.右派认为中央委员会对国民党的政策过于粗暴和危险,尽力谋求在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内同国民党合作。
2.左派提出应完全抛弃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应不怕与蒋介石破裂而采取一条完全独立的政治路线。
3.第三派是由“看不到中国革命前途的主观主义分子”拼凑成的。
毛泽东没有点名,但好像周恩来领导着这个第三派。
可见,整风运动原来并不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不是一堆人在清谈。这个运动是中共领导内部存在政治分歧的产物。毛泽东在思想上领导这个运动。
问题非常重要,因而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我在想法了解中共内部的政治形势,但不过是试试而已,因为他们什么事都瞒着我,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应该了解真相。

1942年6月11日
看来,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是错误的。王明(陈绍禹)坚持共产国际的立场,他和博古、洛甫等人是赞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以及与联共(布)的友好合作政策的[联共(布)党于1952年改名为苏联共产党]。
中共领导层内的气氛不对头。要作出全面判断我了解得还太少。显然他们把我晾在一边。但是,在我们难得的几次会见中毛泽东对我很客气,想以此来迷惑我。

1942年6月12日
5月份,新的日本军队和战斗装备陆续到达满洲。日本电台一直在反复宣传满洲国的“攻势防御”。广播说:“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我们要保卫先辈用鲜血赢得的产业!满洲是保卫帝国的前线!”
从5月25日至6月2日,天皇的弟弟高松亲王作为他的特使访问了满洲。亲王同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将军开了一系列的会。
仅仅在远东存在这种紧张状态,即使不发生军事行动,无疑也是对德国有利的,因为它牵制了苏联好几十个师的兵力去保卫边界。

1942年6月15日
尤任对延安一些党的会议的开法作了这样的总结:
党的会议是根据上面的指示定下来的,不允许“无计划地”主动召开会议。小组长作必不可少的开场白,说明会议议程的主旨,也就是预先为发言的内容和性质定好调子。
党的纪律建立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极其残酷的方式之上。每次会上,小组长指出谁该受到批判,以及他为什么要受批判。通常,一次会议有一个共产党员受到“严厉批评”。人人都批评他。大家不得不这样做。
被批评者只有“承认错误”这一个权利。但如果他不认错,认为自己没错,或者“坦白”得不够(据小组长或任何一个党员看来),那么就再批判他。
会议多,发言长,调子高,内容雷同。这是—种真正的心理战。
一些小错误,甚至连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往往也成为“严厉批评”的内容。
我亲眼看到一个小伙子因为同一个女孩子谈了话而受到严厉的批评,虽然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一般他们都设法不准我们参加党小组会。
还有一次无耻地谩骂一个女孩子,因为她竟敢在闲暇时穿过去留下来的一件家常衣服。发言者大声斥责她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并不惜用上一些下流的形容词。
但人们的看法是这只不过是一种心理战而已,在心灵深处人总归还是人,他们跳将起来,说一通,于是就尽了义务,然后一个个像石头人似的坐着,或者公然用打瞌睡来消磨时间。

1942年6月17日
当我们的军队在苏德前线军事上失利后,特别是当我国政府由于对法西斯德国作战明显地不能满足中共领导所急需的大量武器之后,他们对苏联小组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
中共领导人不肯理解武器对我们的极端重要性,我们自己也迫切需要武器。如果苏联战败,那么不管是特区,还是共产党军队,都将不存在,它们不是会被国民党就是会被日本人摧毁。可中共领导人认为这是瞎说八道。
我看,中共领导人希望得到武器并不是为了向侵略者展开武装斗争,而是为了同国民党闹摩擦。这使东京的人感到多么高兴呀!
可是,康生代表中共领导向我保证中共军队决心对日作战。中共其他官员也向我作这样的保证。这只是随便说说呢还是在搞两面派?还是说,搞两面派已经成为政策了?

1942年6月18日
日本人正在苏联—满洲边界完成其从去年11月开始的军事建设。上几周内,从日本运来的弹药和装备急剧增加了。据日本俘虏说,日本正急于在国内成立新的步兵部队。
日军正匆忙地把步兵师改建为摩托化师。四个团建制的师改编为三个团的。最新式重型坦克正运抵满洲。
在中国活动的日军只有10个步兵师,在南海地区另有20来个师。到目前为止,50多个师留作后备,毫无疑问是想用于对苏联发动军事行动的。
流传着很多关于日本企图在今春进攻苏联的谣言。法西斯的东条内阁在德国的压力下以及为了要建立“新亚洲”——即要在东方摧毁任何有力量反对日本帝国的真正的军事力量,无疑是不会排除向苏开战的可能性的。这是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但这也取决于苏德前线形势的发展。
康生的秘书肖里到我们这儿来得很勤,特别是喜欢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来。他填饱肚子以后就谈起哲理来了。今天,他一边剔着牙一边说:“几千年前你们白人 在干什么呢?你们用弓箭,而我们已经有了火药。那时我们已经会开运河、筑堤坝、建要塞,并且还会烧瓷、织造丝绸、造纸、做墨,而白人还在靠吃生肉过活。我 们已经产生光辉哲学的时候,白人还刚刚在草创字母。我们的文化孕育了东方的文明,她是世界文化的发源地。”
多尔马托夫气得满脸通红。他走的时候,我们只是客气地对他笑了笑。
古老悠久的文化使人们把封建的中国看作是第一个世界大国。几千年来,这种思想在中国社会得到精心培育。遗憾的是,共产党的某些党员到今天还没摆脱这种影响。
在中共领导中,毛泽东派正在占上风。这表现在中共领导的政策上,中共领导不惜同国民党濒于破裂,而无视这一政策对解放事业的危害。这种做法不仅对日 本有利,而且危及特区和中共本身的存在。在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国民党很容易把驻在特区的少数军队消灭掉,然后摧毁中共的党政机构。中共领导的政策真叫人吃 惊!

1942年6月23日
由康生提供的中共中央情报局的材料是如此混乱和矛盾,更重要的是,特别在涉及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时如此有倾向性,以至于大致核实这些材料都要费很大的劲。
我们在努力克服两种封锁:一种是日本的,它切断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一种是康生的,它不让我们与中共领导接触。
康生及其随从利用他们及时得到的关于德国计划进攻苏联的情报对我和我的同志们唠叨个没完。
多尔马托夫对我说,战争爆发前几天,在延安的苏联小组被告知说德国行将进犯苏联。这以后不久,我们听说周恩来从重庆发来了电报。周恩来在6月18日 报告说,蒋介石已得悉德国要在6月21晚上进攻苏联,因此,蒋介石急于策划向特区发动总攻。这个消息是国民党驻柏林大使陈介和武官卫永清报告蒋介石的。
康生昼夜都在毛泽东那里。昨天,他竭力想使我深刻认识到毛泽东在创造“革命战争的最新战术”方面所作的贡献是如何伟大(不单单是中国的革命战争,而 是全部革命战争!)。他说全体中国人,甚至包括敌人,都承认运用“机动战术”是他的创造。由于采用这种战术,“我们过去常常打败蒋介石军队,现在又在打败 日本人。”
小股兵力或游击队的机动战术就像战争本身一样古老。顺便说一下,还有许多真理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早已为别人所阐明,他们把这些真理的“发现”也归之于毛泽东。眼下,毛的小股兵力的“机动战术”就是对占领者避不采取任何战斗行动的战术。

1942年6月25日
我到哪儿,马海德也常常“凑巧”在那儿出现。他这样无礼,见到我还要装得彬彬有礼,这早就叫我讨厌了。我记得他那轮廓分明的脸,大鼻子,一对深陷而灵活的眼睛。他的中国话非常好,并能讲多种方言。
马海德不受康生的人监视——我们是得不到这种待遇的。他可以在延安和特区的任何地方单独活动。他同中共官员的关系很密切,被待若上宾。他借口需要去诊病,为他的拜访作掩护。

1942年6月27日
中共有的领导人谈到了他们对我们的善意,据说预先告知德国的进犯就是表现了这种善意。这是公开的投机。真实情况是康生暗藏的敌意,也许,甚至连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也是这样。
毛泽东怀有敌意?!这种思想现在对我已不再是什么异端邪说了。有许多重要和不重要的具体事情使我改变了对这个人的看法。我在延安这个地方碰到的情况是毛泽东的政治错误呢,还是他有意搞的一种策略?这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我必须弄清也有责任弄清中共领导的政策的实质——不是表面上的,而是真正的政策。看来,我恰巧是在中共政策发生明显变化的时候来到这里的。我对我们的党和共产国际负有重大责任。

1942年6月29日
毛泽东实行的政策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原则背道而驰的。但,是什么思想指导他这样做的呢?
我来延安的前夕在莫斯科了解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决议:中共的主要任务是结束内战,与国民党联合行动,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保卫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反对侵略。中共的政策必须服从这个任务。
这个文件的意义是,那种把中共同国民党联盟看作是投降蒋介石的观点对亲日派有利,并且容易引起一场互相残杀的内战。必须严密注意托洛茨基分子的阴谋,他们企图通过在中国进行挑衅性活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事业,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走狗。
1942年7月


1942年7月1日
中央医院的设备破旧,许多科室的领导人都是一些没受过高等医学教育的医生,因此经常出错和造成病人死亡。医院的死亡率极高。只有几本中文和英文的医 学书籍,但都是过了时的。没有俄文的医学著作。这对不懂中文的奥尔洛夫来说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但他仍然在设法对付,真是天晓得!
从山顶可以望见被一道道峡谷分隔开来的一片灰黄色高原。可惜这种协调的灰黄颜色被突出于黄土层之上的黑岩石破坏了。
头上是高不可测的蓝天,一只只老鹰轻轻掠过布满岩石的陡坡,猝然飞落到了峡谷里。峡谷两侧和山坡上长满丛丛荆棘和矮树,成了野鸡的藏身之处,每当日出或日落时,你能听到野鸡悠然自得的咯咯啼声。
到处能看见被风吹倒或是吹歪了的中国洋槐。岩石都是发烫的。灼热的阳光赫然照耀在我们头上。

1942年7月5日
苏联情报局报导了叶甫根尼·彼得洛夫的去世,他是前线的战地记者。彼得洛夫只有40岁,我在《真理报》编辑部遇见过他几次。在我记忆中,他给人的印象始终令人感到温暖和愉快。
记者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称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公认的天才”。毛泽东为这些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和半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记者的到来作了一切准备,他不遗余力地想使他们对他产生好感。
中央委员会主席在会见他们时对中国革命谈得还算有分寸,而谈他自己就太过分了。毛泽东向埃德加·斯诺谈出来的他青年时代的政治观点一直使我吃惊。毛 泽东说,那是空想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大杂烩”。他的世界观主要是受他的中学老师杨昌济的影响,杨是留英学生。根据毛泽东所说,他的老师是一 个坚定的唯心论者。
毛泽东的第一个妻子是杨昌济的女儿,名叫杨开慧。

1942年7月8日
我们的一切业务联系只限于同康生进行。不容易见到毛泽东,他在杨家岭的窑洞里过着隐士的生活。
康生想把我们和所有著名的中共人士分隔开。同时,中国同志也躲避我们,因为康生在注意着。
毛泽东即便是接见我们,那也必定有政治局委员在场,让我们明白这种接见具有公务的性质。他来看过我们两次,但都有他身边那批人陪着。
只有康生爱来就来,他的秘书肖里也是这样。

1942年7月9日
尤任和阿列耶夫已从前线巡视回来。他们对所见到的情况感到沮丧。
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主动出击和反击。尽管疯狂的日本军队在中国东南部发动猛烈攻势,日本还威胁要进犯苏联,这种情况至今依然没有改变。
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其占领区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
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作是主要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这些明显的分裂活动危害中国人民反对侵略者的解放运动,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牺牲,并造成与国民党发生军事冲突。而国民党的力量,在目前来说是非中共所能望其项背的。

1942年7月10日
我逐页地翻译毛泽东在文艺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他5月2日所作的报告是个引言,但是他在5月23日会议上所作的结论实际上是个政治报告,而且依我看来带有重要的掩盖着的倾向。
下面就是值得注意的一页:
“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地实行才 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 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 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 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 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 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很明显,这个报告是针对中共干部中的某一派人的。
按毛泽东所说,党内什么情况都不令人满意。党在思想意识方面“活的马克思主义”已被“教条”所代替。如果把它变成为“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
可见,“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已经提到了中共的日程上。

1942年7月13日
昨天,康生给我一份毛泽东与斯诺谈话的记录。我把在莫斯科出版的那本留在家了,有些部份我要再看一遍。康对这种要求总是欣然答应的。
收音机里对苏联在军事上受挫大肆喧嚷。日本电台从早到晚在重复着戈培尔的讲话。
我很担心。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国内出了问题。
我突然被邀到毛泽东那里去。到他那里时已经很晚了,他一个人在,我们互相问了好。
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苏德前线的形势。我把了解的情况告诉了他。他静静地听着,看了几次地图。我帮他找到他叫不出名字的那些地方。
窑洞里烟雾弥漫,到处都是香烟屁股。主席递给我一把椅子,自己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他说苏联政府没有理由要担心,对斯大林和苏联人民的担忧他和中国 人民是理解的,因此,“我已经命令对日本法西斯作好战斗准备。让他们来侵犯苏联边境试试!你们不用担心,八路军的部署正在作必要的调整”。

1942年7月14日
毛泽东正从杨家岭迁往枣园。官方的解释是:鉴于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要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在枣园为毛泽东挖窑洞时考虑了最大口径枪炮的破坏力,由军事工程师作出计算。
毛泽东有时凭记忆引述孔子的话。他精通四书。孔子学说崇拜最高统治者,认为中国什么东西都是优越的。中国的思想僵化和文化落后,孔子学说要负很大责任。这种宗教哲学体系是至高无上的、气势汹汹的、教条主义的。
看到中共领导人的行为,人们心里感到难受。苏联形势危急,而中共领导对此漠不关心。他们的行动确切地说是不动,显然鼓励着日本军阀加紧在我国边境上进行军事准备。苏德前线最近的发展形势如此,而中共领导人这方面实行这样一种政策,这岂止是眼光短浅而已。
马海德装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朋友,炫示他的所谓进步观点。他受过高等教育,因此很会慢慢骗取人的信任。他经常同中共军队总参谋部的干部在一起。他靠设宴请客来赢得每个人的好感。对军队和党的所有重大事件,马海德消息灵通。

1942年7月16日
尤任说,1941年7月苏联统帅部通知中共,日本人在把满员的部队从本国运往大陆,沿苏联边境一带集结。苏联统帅部建议出动八路军阻止日本军队向北平一张家口和包头方向集结,援助处于危急形势的苏联。
苏方要求说:“特别重要的是破坏通向上述地点的正常铁路交通。”中共领导人没答应这个要求,也没答应其他任何要求。
中共中央委员会对关于国际问题的一般情报是注意起来了,但是党内的生活是保密的。

1942年7月18日
多尔马托夫对尤任所说的情况作了补充。
当听到毛泽东当着王稼祥和康生的面用令人气愤的话回答苏联同志的问题时,我们全体同志的心情是多么压抑呀!他说:“一旦日本向苏联宣战,我们只是配合作战,不用大部队,以便保存我们的实力。在战争过程中我们将根据形势行事。”
王稼祥不无恶意地补充说:“我们不需要满洲,俄国才对它感兴趣呢!”(当然,俄国是关心那个地方的。关东军集结部队,白匪开枪射击,还不都是在满洲那个地方!)
“根据形势!”多尔马托夫怒斥道:“如果我们打败了,好像他们倒能存在下去似的。他们会被打垮,不出一个月的时间就会在特区这个地方被日本或被国民党或者被他们一起打垮。他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苏联存在。”
中共领导人是最不关心世界革命运动的前途了,主要是他们有在特区袖手旁观的好机会。但他们不考虑这种机会所要付出的代价如何,也不考虑世界革命运动的前途和他们自己的前途将如何解决。这是确实的。
我又去看王明。他说,如果日本进攻苏联,中共很可能会考虑自己和敌人力量的对比,所以,在不了解中共领导真正的政策以前苏联不应把八路军的力量考虑进去。

1942年7月20日
晚饭后同阿列耶夫坐在一起,他想起很多事情来。
“我们记者小组,”他说:“总是表现得特别机智,可是他们对我们的态度还是一天比一天坏,近几个月来把客气都统统扔到一边了,剩下的只是卑鄙而横蛮 地公然在人民中败坏我们的名声。我可以绝对肯定地说,我们如果和日本打起来,休想得到中共军队的援助。在特区有一个敌视我们的集团在暗中活动。”
“一个敌视我们的集团在暗中活动”——我看这太含混,不好理解。必须弄清这个集团的目的、任务及其在中国共产党内所起的作用和影响。这个“集团”对中共的路线显然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依我看,我们在军事上受到的挫折使中共某些领导人一直郁积在心中的对我国的敌意发泄出来了。拿康生来说,他的情报人员就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这些天来,他塞给我一个俄语教师,硬要我收她做个学生。我还没见到过这么漂亮的中国姑娘。这个女孩子可没让我们太平过一天。

1942年7月22日
尤任描述了他去前线见到的情况:
“我走过特区几百公里的地方,到处看不见军队。他们解释说是完全隐蔽起来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在搞战斗训练。在军队里也像在特区各地一样,惟一的工作就是开会,在夏季增加一点贮存农产品的劳动。”
“在前线师部里,大家打扑克和聊天来消磨时间。我访问了第19团团部,参谋长说那天日本人向他们开了火,有些伤亡。一小时以后,团长把这作为对日本人的一次小胜利又向我宣传了一遍。”
“我无法去五台(地处山西东北部的一个市镇)。虽然前线形势还不错,也阻止我去前线看看实际情况。我到那儿去是件麻烦事。”

1942年7月24日
国内情况在发生灾难性的转变,法西斯分子已接近诺沃切尔卡斯克和齐姆良斯卡亚。我们的军队正向伏尔加和高加索撤退。
中国军队收复了浙江省的瑞安,根据间接消息,还收复了山西省的临川。
可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斗志,日本电台又一次津津有味地广播不久前的胜利:“1942年2月8日,光荣的皇军在夜色的掩护和空军的支援下开始在新加坡登陆。2月15日,占领了英国最大的海军要塞!”
那次,日本军队由山下奉文将军指挥,他是日本军队的偶像。
毛泽东和他的反对派——即被他讽刺地叫做“莫斯科派”或“莫斯科分子”——之间的不和越来越明显了。“莫斯科派”不同意毛泽东的政治路线。
康生用一切手段支持毛泽东,单是这个事实就叫人要提防着点。哪儿有康生在场,就不会对苏联人民和共产国际表示尊重。
王明和博古支持忠于国际主义以及与苏联友好的政策。
列昂尼德·华西里耶维奇·多尔马托夫在听收音机时我把手放在他的背上,把他吓了一跳。原来他在西班牙当过志愿兵,在卡塔赫纳,他在海军总顾问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领导下负责过三个月的通讯联络工作,后来,在巴伦西亚,在军事总顾问斯特恩领导下任报务员。
多尔马托夫说:“1937年10月5日,我在埃布罗河的萨拉戈萨附近受了伤。那是我25岁生日的前4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晴天,突然出现了一群麦塞 施米特式的德国轰炸机,低空飞行进行轰炸。一次又一次的爆炸,接着是一阵机枪扫射,满身的火焰使我感到难以忍受的疼痛,我用尽我所有的力量喊‘妈妈’!”

1942年7月27日
得到共产国际赞同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首先是为了中国的民族独立,可是国共联合起来反对日本侵略者也是对正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保卫全体劳动人民利益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
马海德的家就在延安,他的妻子是个中国女人,叫苏菲,一个儿子叫于马。苏菲是个漂亮的女人,娇滴滴的样子,对男人很温柔,她使尽媚态和我们的报务人员交朋友,会娇声娇气地说一些讨好人的话。
我睡眠一直不够。日本、英国和美国的广播只有在晚上才听得清楚,而人们多么想尽早知道世界和国内发生的情况啊!
跟6千公里以外的莫斯科保持联系就靠多尔马托夫的技术。他重装了发报机,并正热心地在装一种能在通讯中排除一切干扰的“Zeppelin”式天线。没有多余的晶体备件了,他把这套设备看成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来加以照管。
国内形势不知怎么样了?不知道最后将在哪里挡住德国人?

1942年7月29日
中共中央主席以轻蔑态度来谈苏联领导人,例如,他在说到约·维·斯大林时就毫不掩饰他的轻蔑。他说:“他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中国,但他还什么事情都要管。他对我国革命的那些所谓论点纯属无稽之谈。共产国际的那些人也在胡诌这一套。”
主席对苏联的认识是极为模糊的,他只知道苏联是“共和国”,除此之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对苏联的看法极不正确,产生这种看法与康生的影响不无关系。
而最令人惊奇的是,他从不问我们关于苏联的情况,他对我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兴趣,惟一使他感兴趣的是苏德前线的形势。
去年10至12月保卫莫斯科的战斗达到高潮时,主席说:“看,斯大林的空话把自己弄到什么地步。他把话说绝了!我倒想听听这位领袖现在在莫斯科还在放什么空炮。”
从莫斯科来的消息越来越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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