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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恩来(二十八)(明镜出版,高文谦作)2012-01-06 04: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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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经验主义”

    在组阁之斗中败下阵来的江青一干人重整旗鼓,拿反”经验主义”的题目向周恩来开刀,试图重新夺回政治上的主导权。由邓小平、叶剑英联手展开的反击,让毛泽东戒心大起。不过,毛在表面上却不露声色,欲擒故纵,大摆捧邓压江的迷魂阵,让邓充分表演。

    经济形势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大有起色,确实令毛泽东感到高兴,由此对邓小平越发刮目相看。不过,毛心里更关心的还是如何保住文革在他身后不被 人翻案清算的问题。在毛看来,这才是当务之急的头等大事。他之所以同意周恩来在四届人大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默许邓小平在各行业搞整顿,着眼点 还是在于此,希望借此在政治上安抚人心,转移视线,稳住文革的阵脚。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安排周恩来、邓小平组合的同时,就已经预作伏笔,策划发动一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从马、列老祖宗那里寻找 理论根据,为他发动的文革辩护开脱。为此,毛在年前他生日那天特别把赴长沙汇报的周恩来找去,专门谈了一通理论学习的问题,点名要张春桥、姚文元把马克 思、列宁著作中有关论述找出来,写文章加以宣传阐述。

    对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习理论的深意,”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并没有马上领悟,相反还对这一政治上突如其来的转向颇有怨言,认为这将会便批林 批孔运动半途而废。不过,他们很快就发觉这其中大有文章可做,拿”经验主义”的题目向周恩来开刀,远比翻故纸堆,搞评法批儒一类的影射史学来得更加直截了 当,具有针对性。这样一来,在四届人大组阁之斗中败下阵来的江青一干人又重整旗鼓,利用毛指定他们负责这场理论学习运动的机会,大批”经验主义”,试图重 新夺回政治上的主导权。

    三月一日,还在这场席卷全国的理论学习运动方才展开之际,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就以奉命主持选编马克思、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的”理论权 威”身份,轮番上阵,大批”经验主义” ,强调要以此为”纲”。张春桥在丰军务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坐谈会上,引用并围绕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批彭德怀时所说过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段话大 做文章,称:”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

    不仅如此,张春桥还在讲话中藏头露尾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说一九七一年批极左思潮的那一套作法,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 ,四届人大提出的目标固然”很宏伟”,但如果不吸取苏联变修的教训,还是会”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同一天,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的《论林彪 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和张春桥一唱一和,宣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紧接着,张春桥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打土 围子”,扫除”资产风”,”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应该说,毛并没有看错人,他在四届人大组阁之斗中,顶住众 人的压力,坚持不让查张的历史问题,是有政治眼光的。而张春桥也没有辜负毛保他的一片苦心,这篇被称为”张春桥思想”的文章,确实深得毛晚年思想的真传。 在毛死后,文革派一干人树倒猢狲散,众叛亲离,纷纷反戈一击,只有他和江青拒不认错,没有背叛毛。

    据知情人说,当年在审判张春桥时,审判人员怕他在法庭上胡说乱道,曾事先问他有什么话要讲。张表示除非如实进行报导,否则他不准备讲。后来 在审判人员的一再追问下,张春桥说了这样一番话: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以它的精神和原则是永存的,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不认真解决蜕化变 质的问题,成为特权阶级,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那么人民群众迟早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再一次起来革命,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

    张春桥这番话汇报上去以后,让邓小平、陈云一干在文革中被打倒而又重新掌权的党内老人们极为尴尬和紧张,下令无论如何也不能给张春桥发表这种言论的机会。具有莫大讽刺意味的是,对照今日中国之现实,历史似乎在有意捉弄人,不知中共当政者对张春桥这番话何言以对?

    江青也不甘寂寞,一改最初一度有过的某种抵触情绪,转而积极布置学习理论,反”经验主义”。她四处点火,为批”经验主义”造势,比张春桥、 姚文元二人讲得更加露骨,攻击的矛头仍是锁定病之中的周恩来。她宣称:”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党的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 义而是经验主义。”与此同时,江青还把批”经验主义”的问题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要求进行讨论,展开思想”交锋”。

    为此,江青和王洪文分头找一些政治局成员谈话,进行动员,露出批周的底牌。江青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因为看准了毛泽东并没有真正打消批周的 念头,只不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暂时按兵不动罢了。谈话中,江青拉大旗作虎皮,仿照毛一年多前批周的调子,指责政治局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要求改 变领导。同时又翻出历史老账,大讲王明路线的危害,影射周恩来当年充当教条统治帮凶时所犯的罪过。

    三、四月间,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布置下,全国各地报刊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旗号下,连篇累牍地刊载鼓吹”打围子”和贬”经验主义”的文 章,按照统一的口径,对周恩来施放明枪暗箭。《人民日报》一马当先,在社论中照搬江青的说法,称:”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上 海《解放日报》遥相呼应,发表以周为箭靶的文章,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于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 切,而不肯听取别人的意见。恰恰是这些同志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了王明教条主义的合作者。”

    江青一干人拿反”经验主义”的题目向周恩来开刀,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其一,射马擒王。他们很清楚,尽管周已经重病缠身,但仍是党内元老派营 垒中的核心人物。四届人大的组阁之斗中,他们之所以打了败仗,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周在幕后穿针引线、出谋划策有关,因此非要报这一箭之仇不可。

    其二,江青等人了解毛泽东对周恩来、邓小平二人的态度是下同的:毛眼下对邓还有好感,而对周的不满和戒心则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因此集中火力打周,大概不致引起毛的不快。

    其三,在批周恩来”经验主义”的同时,又可以给邓小平点颜色看看,用”经验主义”这块石头砸向他搞整顿所依靠的党内军中老干部,就是邓本人也难逃干系。因为邓小平当年在延安整风中虽然被列为毛派,但他是靠实干起家的,并没有什么理论,这便是他们的如意算盘。

    但是,江青一干人搬起反”经验主义”的石头却砸了自己的脚。他们没有料到邓小平会从半路杀出来,和他们叫阵。如前听述,邓小平为人处事的风 格和周恩来大不相同,在政治上没有周那样的隐忍功夫,但也不像他那样赡前顾后、临事而惧,而是处事果断,喜欢单刀直入。周、邓二人的个性虽说完全不同,但 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上是相同的,两人的治国理念都比较务实,主张应以经济建设为国家首要任务,在整治文革乱局上更是不谋而合,声应气求。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虽说很清楚毛泽东是想让他在政治上挟制周恩来,但却不大愿意为毛当枪使。经过”风庆轮”这场风波后,他发现自己的政治 处境也很险恶,与周恩来同病相怜。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也同样不会放过他,相反,倒是周恩来暗小相助,为他主持公道。对此,邓心存感激。再加上周为人宽 厚,容易相处,能够团结人一道工作,所以邓在复出后,很快便在政治上靠向周恩来一边。

    对江青一干人大批”经验主义”的图谋,邓小平看得很清楚,虽然目前首当其冲的是周恩来,但他们要打倒的目标决不仅仅是周,而且还包括他本人 在内的党内军中的一大批老干部。如果任由他们搞下去的话,下一步就会批到他的头上来,而且刚刚开始的整顿工作也会夭折,因此不能坐视不理。为此,邓在政治 局会议上带头抵制了江青提出的讨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针对她私下找人谈话的活动,一语道破她用心所在:这很明显,是在政治局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

    不过,邓小平在抵制江青反”经验主义”的问题上,还是有些投鼠忌器,因为江、张等人批”经验主义”是拿毛泽东说过的话当挡箭牌。邓晓得这是 江青惯用的手法,与其让他们拉大旗作虎皮吓唬人,不如索性捅破这层窗户纸,直接向毛本人反映这个问题,请他来作最后裁决。当然,邓小平做得还是很策略,并 没有专为此事去打搅毛,而是借四月中旬陪同毛会见金日成的机会,以”请教”问题的方式,当面向毛反映了江青,张春桥等人近来大反”经验主义”的情况,表示 不同意这样搞法。

    邓小平这一手立刻让江青一干人露出马脚,同时也给毛泽东出了道难题,四届人大后,一直在为维护文革的权力布局煞费心思的毛见人事安排有了着 落,多少放了一点心。因此对江青他们这样不顾大局的搞法很不高兴。前面已经说过,毛本来希望江青和邓小平能够在他所设计的”左派抓革命,右派促生产”的格 局中通力合作,至少相安无事,共同来确保文革大局。但江青却不听招呼,擅作主张,不断惹出事端,开罪邓小平,让他的打算一再落空,连一天舒心的日子也过不 成。这让毛感到十分头疼和恼火。

    但是另一方面,江青一班人马又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维护文革所依靠的中坚力量,目前正是需要他们发挥作用的时候,所以不好过于打压他们的积极 性,要是换了别人这样搞,毛早就不会答应了。实际上,毛很清楚江青他们打着他的旗号批”经验主义”的用意,也是为了贯彻维护文革的意图,以此来对付党内外 的翻案复辟势力,不过选错了题目,打击面太大。如果仅仅是涉及周恩来一个人的话,那还好说,现在伤害到了党内军中的一大批老干部,闹到连需要在政治上刻意 笼络的邓小平都出来告状,就不能不管一管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出面进行干预,制止江青他们批”经验主义”这种显然不策略的搞法。四月二十三日,他对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不仅如此,善于在政治上做戏的毛为了化解人们对江青的怨恨,还在批示中不指名地敲打了江青: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的表态,给了一心想在政治上夺回主动权的江青一干人泼了一瓢冷水,陷入被动的处境。周恩来逐渐淡出政坛后,改由邓小平领军的党内元老 派马上抓住机会展开反击。四月二十七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贯彻毛批示精神的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带头向江青开炮,历数她近年来所犯的错误,除了批她在这 次理论学习中大反”经验主义”外,还联系到她屡次违背毛的指示,”另搞一套”的问题,其中包括在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间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周时提出这是”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搞”三箭齐发”以及在政治局内部搞宗派活动的问题。叶、邓二人的发言辞严色厉,句句切中要害,让多年来总是批惯了别 人的江青也领教了挨批的滋味。

    邓小平、叶剑英在会上展开的反击,完全出乎党内文革派的意料之外,江青更是觉得下不了台。不过,她还算沉得住气,因为邓、叶是打着贯彻毛泽 东批示的旗号批她的,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听下去。会上江青借口自己正在”发烧”,还得再”消化一下”,只作了一个轻描淡写的自我批评,敷衍了事。会后,江青 立即向毛的秘书张玉凤诉苦,倒打一耙,说四月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是在搞”围攻”,是一九七0年庐山会议的”再现”,希望毛能出来替她讲话。

    不仅如此,江青还指使王洪文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向毛泽东报告她在会上遭到”围攻”的情况,而且授意他挑动毛的文革心结,把邓小平、叶剑英 和周恩来往一块打。随后,王洪文按照江青的意思,在给毛的报告中指周恩来是这件事的幕后主使,说:叶、邓集中攻击了江,把江一棒子打下去,所涉及到的问 题,都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九、十两次路线斗争联系在一起。从会上的情况看,攻得最凶的是叶,还有邓。但估计,叶是给人当枪使的。

    然后,王洪文把话锋一转,将矛头指向周恩来,说:周等人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邓出来后没有像样的讲过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洪文这番话确实说中了毛泽东的心病。如果说在半年前的”长沙告状”时,毛对这类指控还不大相信的话,那么现在毛的态度则 有了改变,不仅开始听进去了,而且对邓小平和周恩来在政治上合流的苗头大为警觉。实际上,毛本来就很注意邓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尽管他在复出前曾保证 过”永不翻案”,但毛在骨子里还是将信将疑,后来之所以决心让邓重返权力核心,主要还是出于在政治上防范挟制周恩来的考虑。现在周、邓二人靠得很紧,这不 能不让毛疑心大起。

    在毛泽东看来,这次邓小平和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联手批江,来势汹汹,口径一致,背后显然有名堂,事先私下进行过串连。而且如只批江青反” 经验主义”的问题倒也罢了,又把前年批周的事翻出来,公开为周恩来打抱不平。这样一来,就不能不让毛有所提访,因为邓若是真的一铍倒向周那一边的话,非但 自己原来以邓制周的打算落空,而且党内外的复辟势力将如虎添翼。对毛来说,这真是旧病未除,又添新病,无论如何也不能等闲视之。

    不过,毛泽东不愧是个惯于在政治上玩弄权谋的老手,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他还需要再看一看。为此,毛在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则密切注意邓小 平的一举一动,看他如何表现。与此同时,毛还欲擒故纵,继续捧邓压江,在政治上迷人眼目,并表态支持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的批评,随后又指定邓取代王洪文来主 持批江的会议,给他充分表演的机会。

    五月三日深夜,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寓所游泳池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解决政治局内部在批”经验主义”问题上发生的对立和争执。他一开始 便向张春桥”道歉”,把放过批”经验主义”的责任揽了下来,称:”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接下来,毛泽东话锋一转,重提王明教 条主义统治党的那段历史,在批评江青一干人”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的同时,也没有放过”经验主义” ,当众揭了周恩来当年跟王明路线走的老底。

    更为老辣的是,针对隐然成形的周、邓联盟,毛泽东在贬周的同时,又刻意捧邓、拉邓,大讲当年在中央苏区时邓小平和他一道挨整的那段经历,称 邓是”毛派的代表”。这样既可离间周、邓两人之间的关系,又可在政治上摆迷魂阵,麻痹邓小平,让他充分暴露。毛这部分谈话的内容加下: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牛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吓唬中国寡,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接着,毛泽东点了经验主义当年配合教条主义的问题,当众指着周恩来说:

    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即李德-一作者注)文章,反对邓、毛、谢、古。

    说到这里,毛泽东用手指着邓小平,说:邓是你,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谈话中,毛泽东还故作姿态,当众敲打了江青一顿,说:”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要她不要再搞”四人帮”,不要个人自作主张,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到处发号施令。但同时表示: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周恩来是抱病赶去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这次谈话会的,在批”经验主义”这场风波中,他无法置身事外,虽然人在医院,却对外界各种动向一清二楚。 这件事情一出来,周就看出了江青等人的图谋,在医院里不断和邓小平、叶剑英等人交换意见,商量对策,并和能够接近毛泽东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长谈。不 过为了避嫌,他有意回避了四月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

    应该说,周恩来是与会者中对毛泽东为人了解最深的一个,虽说未必马上就揣摩透毛这番谈话的全部含意,却前没有因毛在政治局开会批评江青而对 形势过于乐观,怕反还心存忧虑。这固然是和毛在谈话中重提当年的老账有关,为此,周氏心情沉重,深为不安(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深 知毛、江之间那种在政治上难解难分的关系,在他看来,毛这次虽说当众批评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似乎对形势十分有利,实际上不过是摆摆样子,应付一下 党内外的舆论,并不想真正解决问题,最多只是想稍稍约束他们一下而已。

    此外,周恩来也非常了解江青的为人,知道她一触即跳,根本听不得一点批评。因此,批江这出戏很难唱,其中的分寸和火候十分不容易掌握,只要 稍一过头,形势就会逆转,当年那场”大闹怀仁堂”的风波就是前车之鉴。当时党内军中的老总们也是借着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的东风而在政治上展开反击的,结果 就是因为没有参透毛和江青两人之间政治夫妻的关系,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几近全军覆没,最后只剩下周一个人在台上苦斗。对此,周恩来不能不有所提防。

    为防止过犹不及,周恩来决定亲自出马,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为批评江青的政治局会议做些必要的准备,把批江严格限制在毛所定的口径之 内,在政治上站稳脚跟,避免跑偏走火。在散会后,他首先和邓小平交换了意见,之后提议先在政治局常委小范围内谈一下,研究如何贯彻毛五月三日的谈话精神。 与此同时,他花了两天时间起草了一份学习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和手续问题的意见稿。

    周恩来在这份意见稿中先谈了一通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的认识,并按照毛泽东谈话中的调子,给”经验主义”戴上了一顶”修 正主义”的帽子,然后才点出正题,说:近来”强调反修正主义的一项经验主义,放过另一项教条主义,有些地方甚至连反修正主义都不提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错 误:报纸全国转载,清样随时转至各地,军队报告发至下层,这不能不引起一部分地区、部队和一部分机关、学校弄得争论不休,或者年老干部又不敢负责工作。因 为有文章上说,资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经验主义包袱的。这就刺激成百万的人,对于教育他们不利。

    由于担心邓小平和江青这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起顶牛,最后收不了场,周恩来在表示拥护毛泽东”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意见的同时,又有 意识地把邓本人抬出来,引用他的话说:”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意见稿还针对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擅自以个人名义 到处写信、送材料的问题,以对事不对人的方式,对政治局的工作手续问题作了若干规定。

    在贯彻毛泽东五月三日谈话精神的问题上,周恩来虽然调子不高,抓得却很紧。五月四日、七日,他连续两晚从医院出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会议,讨论在政治局范围内贯彻落实的问题。为慎重起见,会上花了不少时间,逐字逐句核对笔记,确认毛的谈话内容。

    这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患病的缘故,主管咽喉部位的运动神经细胞逐渐坏死,导致口齿变得含混不清,再加上口音很重,所以很不容易听懂。另一方 面,则是因为毛在谈话中张冠李戴,把本来是在姚文元的文章中提出的批”经验主义”说成是张春桥的文章,而又没有点出张在全军务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坐谈会上的 讲话也讲了同样的问题。这就给了张春桥为自己辩护开脱的机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鉴于邓小平即将出访法国,会议最后确定待他回来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 议,讨论贯彻毛五月三日谈话精神,由王洪文负责通知准备。

    王洪文本来就对这次挨批想不通,满腹牢骚。在他看来,他们批”经验主义”的大方向并没有错,无非是借此敲打一下那批对文革心怀不满的党内军 中的老家伙,但让人琢磨不透的是,毛泽东竟然表态支持他们,不知其中暗藏什么玄机?不过,他对毛不想”小题大做”的用心还是能够体会出来的,特别是毛在会 后把他本人四月二十三日对新华社报告的批示压了下来,决定不公开发表,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常委传达这一意见。这更让王觉得这是毛在设法保护他们,于是,王 洪文便有意拖延时间,迟迟不向在京政治局成员通知准备开会的事情,想让事情不了了之。

    但是,王洪文打错了算盘,毛泽东虽然不想小题大做,但必要的过场还是要走的,特别是此举还有借机观察邓小平动向之意。当他得知王洪文一直拖 着不办,直到催问时才赶紧作了布置后,大为恼火,传话批评王洪文,不让他再主持批评江青的会议了。不仅如此,毛还大摆迷魂阵,明知周、邓两人走得很近,却 有意把周恩来找来商量,提出批江的会议改由邓小平来主持,既试探周的态度,又把邓放在炉火上烤,给他充分表演的机会。

    对此,周恩来自然乐得顺水推舟,因为这意味着毛泽东已有新的考虑,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名义大概也就到此结束了,而这个位置正是兵家必 争之地。不过,周也很老到,不想过于显露他的政治倾向,以免招致毛的疑忌。他没有对事情火上加油,反而出来为王洪文缓颊,在随后写给毛的报告中,把责任揽 了过来,说:对主席这样重视的会议和指示,我们处理这样迟慢,报告又这样/F*:/霱祟了:乙二乙·中摇鹅毛扇的张春桥却没有手下留峦鸾惑艳事是经验主 义”是在文元同志文章,不在春桥同志文苎:(:三三二苫二言::言吴:乙:芸:::t笔::号:票享孟姜个问题),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 的。

    张春桥对周恩来把他的问题当众端出来非常不满,却又无可奈何,只奸转弯抹角、语中带刺地表示:”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 席。”对此,周一改一贯息事宁人的态度,几天后又写信给张春桥,驳回他所谓”不确切”的指责,指出张批”经验主义”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批林整风期间就已 经流露出来,提议将毛泽东当年批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小辞典》重印一批下发;在这次理论学习中更是走到”片面强调经验主义的危 险”的地步。周恩来在信的末尾表示:

    ”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

    在事实面前,张春桥只好表示:”不再改了。”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三日,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帮助。会上,邓作了主要发言,围绕自一九七三年以来江青等人多次另搞一套以及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等问题提出严厉的批评,甚至拍了桌子。

    应该说,以邓小平的精明,并非不知道毛泽东下令召开批江的会议,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在做做姿态,但他还是假戏真唱,狠狠敲打了江青一顿。这 除了他当时自恃有毛的支持,对形势有误判以外(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主要还是想借此打掉江青的气焰,为他推行”整顿”排除阻力,创造条件。

    当然,邓小平在批江时还是尽量注意在政治上站稳脚跟,掌握分寸和火候,把文章做在批她”违背主席指示”和”另搞一套”上。而且即便是在质问江青另搞一套的”三件事”,替周恩来、叶剑英讲话时,也还是严格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称”周、叶修正主义路线”。

    邓小平在发言中这样问道: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三件事:批周、叶修正主义路线,当时钻出一个”十一次路线斗争” ,这不是主席的,后来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钻出个批走后门;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你们批总 理、叶帅无限上纲,提到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就那么雷厉风行,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 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

    在邓小平带头发言后,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对面对面地批评江青多有顾虑,发言并不踊跃,即使发言也是多从正面谈个人对毛泽东谈话的理解认识,没 有人敢像邓那样捅江青这个”马蜂窝”的。六月三日继续开会时,甚至一度出现了冷场的局面。后来还是叶剑英出来打破了沉默,作了一篇有分量的发言,呼应邓小 平,对江青的批评,指出”四人帮”的宗派活动有害党的团结,甚至会走到分裂党的地步。

    迫于形势,王洪文在会上不得不作了一个言不由衷的检讨,承认自己长沙告状干扰了主席,在政治局内部不能团结多数人一道工作,有宗派情绪,但 坚持认为批周的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会议的大方向没有错,决不能因为批评江青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就否定这次会议。江青则表示:对问题还得消化一下,再 做进一步检讨。主持会议的邓小平随即适可而止,表示讲多少算多少,提议散会。

    这样的批评帮助会,确实打掉了江青不少威风。虽然还远远比不上文革中批斗会的火药味,但对于一向斗惯了别人的江青来说,却已经受不了了,她 感到很委屈,因为在重大问题上,她一向都是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意图的。现在却为此背黑锅,受到邓小平、叶剑英这批对文革心怀不满的老家伙的围攻,这让江青心 里很不服气。第一次批评会刚开过,她就跑去向毛诉苦,说这是邓对它搞”突然袭击”,进行”反攻倒算”。她在会上答应写检讨,不过是缓兵之计,实际上想蒙混 过去,私下求助毛保她过关。

    然而,这一次毛泽东却没有松口,坚持让江青写出书面检查。毛其中的心思,在”四人帮”中大概只有张春桥还能多少体会出来。他在检讨中说:

    ”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要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曾加负担。”

    不过,即便是像张春桥这样工于心计的人,对于毛泽东的用心也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没有看出毛这是做的是表里文章,一石二鸟之计:在安抚那些对江青积怨甚深的党内军中老家伙的同时,故意在政治上麻痹邓小平,让他充分表现和暴露。

    实际上,经过对这次批江会议的观察,毛泽东对邓小平所表现出来的强势作风十分担忧,已经看出邓如果在他身后搞翻案的话,是没有人能够管得住 的。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比周恩来更加令人不放心。大慨直到这时,毛才意识到重新起用邓小平的失算,陷入了请神容易送神难的窘境。

    不过,毛泽东是个玩弄权谋的老手,他虽然已在骨子里对邓小平疑虑重重,在表面上却不露声色,继续对他表示信任,而且还进一步委以重任,让他 接替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存心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特意让江青登门拜见找邓”谈心”,他本人也找邓谈了一次话,肯定政治局 会议对江青等人的批评,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 要转了。

    谈话中,毛泽东还一再鼓励邓小平要把工作干起来,甚至表示: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邓则表示自己行决心干好,但反对的人总 是有的。最后,毛语带玄机地回赠了邓两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仅仅两三个月后,这句话的真正含意便应验了,在毛的一手策划下,邓小平在政治上第三 次被打倒。

    不过,要说邓小平完全没有预感,也不尽然。他知道事情并不那么好办,在政治上有很大的风险,用他本人的话说是:”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 了。”然而平心而论,对一个政治家来说,邓小平对整个形势还是作了显而易见的误判,被毛泽东刻意营造的假象所麻痹,更多地看到的是毛讨嫌江青、同时倚重他 来扭转文革败局的一面,而低估了毛、江这对政治夫妻之间难分难解,荣损与共的关系。

    更糟糕的是,邓小平并没有看出毛泽东在政治上对他的戒心,此刻正在有意把他放在炉火上烤,以致在主政后不知道戒急用忍,稳扎稳打,而是急于 事功,结果过早曝光,导致政治上的大翻车。后来若不是因为毛很快就撒手归西,历史又给了邓小平一次机会,中国现代史或许就要重新改写了。

    相形之下,周恩来对毛泽东和江青之间的关系揣摸得更透,手腕也更圆通,从一开始就对解决江青的问题没存什么幻想,相反担心的倒是过犹不及。 因此,尽管江青带头大批”经验主义”,屡屡对他诋毁中伤,但周还是表现得极为克制,绝不从正面触动江青本人,顶多是拿张春桥开刀。

    在政治局几次开会对江青进行批评帮助时,周恩来均告假。这固然和他的病情加重有关,但实际上当时还没有到卧床不起的程度,其中显然另有原因,那就是早已看透了毛下令开会批江不过是故作姿态,根本无意真正解决问题,因此不想和江青撕破脸,预先为自己留下转圜的余地。

    在对待江青检讨的问题上,更能看出周恩来的这种态度。六月二十八日,江青在拖了一个月之后,总算是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了一份书面检 讨,其中避重就轻,强调客观,尽量撇清自己,但还了承认了”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以及在另搞一套的”三件事”中所犯的错误,承认她无组织无纪律,自作主 张,随便乱讲话,表示”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

    对此,深谙政治上攻守之道的周恩来见好就收,率先表态肯定了江青的检讨,在批语中并没有一句直接批评她的话,而是用提希望的方式,委婉地进 行了规劝,说:”今后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经过组织讨论,事先请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执行,认真深入学习,联系中国实际,在实践中多听同志好意见,坚决改 正常犯的错误,政治局的团结就会搞得更好。”不仅如此,周氏还特意把一些政治局委员找到医院来,向他们打招呼,要他们适可而止,不要计较江青的态度,注意 团结她一道工作。

 
在密云不雨的日子里

    周恩来虽和邓小平在整治文革乱局的看法上一致,却不同意”全面整顿”中一味躁进的搞法,他太了解毛泽东反复无常的为人了。这期间,周非但没有像以往那样见机而作,反而有意识地按兵不动,并在小范围内交换过意见,但邓却听不进去,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干。

    到了这年夏天,由于体内癌细胞的吞噬和消耗,周恩来已经瘦得皮包骨,体重只剩下六十斤了。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所以在和 医护人员谈到他的病情时,不再兜圈子了,而是直截了当地问自己还能活多久?相对于面对死亡时的心理恐惧而言,更让周放心不下的还是他本人的政治生命。

    本来,周恩来以为毛泽东已经对他高抬贵手,这样他就可以在政治上全身而退了。不料,毛在五月三日谈话中又当众重提当年的历史老账,给他精神 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其中既有对往事的追悔,也有担心晚节不保的恐惧。虽说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年了,但从毛的谈话中,还是可以感到毛对当年宁都会议的一箭之 仇仍然耿耿于怀,恐怕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联系到江青一干人选择批”经验主义”的题目兴风作浪,大概也是看准了毛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感到与其坐等灾祸临头,不如采取主动,预作防备,尽可能地把它化解于青萍之末。出于这种考虑,六月十六日,重病之际的周氏提笔给毛泽东写了本书一开头引用过的那封煞费苦心的信,来回应毛在五月三日谈话中重翻历史老账,对他进行的敲打。

    周恩来在信中报告了他近来的病情发展和治疗措施后,用”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这样的话言,恳请毛早治眼病。然后引出正题,表白心迹,刻意眨损自己,极尽低首下心之能事,乞求毛的宽恕,说:

    ”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写完这封信后,为了让毛泽东确实能够领会自己所表示的心迹,周恩来又拊了一封信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求她一定要在毛精神好,吃得好,睡得 好的时候,念给他听,并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在毛疲倦时念。其言词恳切,嘱托殷殷,甚至不顾长幼尊卑,用”您好”来问候张玉凤。周氏这样斗失身份去央求毛身边 的一个女秘书,其对毛重翻历史老账的忧惧可想而知,对这封信的期盼更是尽在不言中了。

    然而,周恩来这番诚惶诚恐、完全是”臣罪当诛,天皇圣明”现代翻版的央告表白,并没有打动毛泽东。毛只是圈阅了周的信,没有明确表态,相反 还在私下里找党内文革派的亲信谈话,对周的看法吹风交底,说:他现在是买我面子,他是不赞同我思想的,文革他反对,他反得很精明,他在党、政、军中有基 础,百姓也很尊重他,他和刘少奇,邓小平基本上是同路人。

    周恩来是个敏感的人,毛泽东的冷淡态度意味着什么,他当然心里很清楚。在周看来,即使毛当时因患老年性白内障,不能看也不能写,总还可以作 点表示,譬如通过身边的人传话,表示对过去的老账一笔勾销。若真是这样的话,这将对周的精神上是一个莫大的解脱,对他治病也会大有好处。况且没有不透风的 墙,毛泽东上述评周的话难免传到周恩来本人的耳朵里,这对一心想在风烛残年得到毛原宥的周氏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使他深感今后的命运恐怕是凶多吉 少,内心忧惧交加。这种心情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半个月后,一向城府很深的周恩来竟忍不住当众吐露出来。乔冠华夫妇是这一幕的目击者,他们当年在接受访问时 这样说道: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总理在医院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后,外宾、陪同都走了。因工作需要临时从人大会堂调来的一些服务员,围住了总理,希 望和总理一块照个像。(章含之插话:是在中泰两国建交签字仪式后。因为要喝香槟酒,所以从人大会堂调了一些服务员来。过去,这些女孩子经常同总理见面,总 理病后,难得见到总理,所以要求照张像片留念。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早就有这个想法,提出过好几次了。这回一提,总理同意了。)合影时,可以看出来总理很 激动,照完后,总理突然冒出一句:”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脸上划XX。”(专职摄影记者杜修贤对周这句话的回忆有所不同:”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 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划XX。”-一作者注)总理这样一说,大家听了心情都很沉重,抬不起头来。总理是很有涵养的,一般不会在工作人员面前如此激 动的。我也不好说什么,后来就劝他进去休息。

    本来,周恩来是个自制力很强的人,像这样主动向人袒露心事的情形并不多见,更多的还是隐藏在心里,甚至连对邓颖超都不说,以免惹祸。这次, 毛泽东的冷淡态度给周的打击确实不小,但言守侍君之道的周还是一如既往,对毛尽心尽力,在细微之处表现殷勤,以期能够多少化解一点毛的心结。

    这年七月间,已经病得很重的周恩来特意从医院出来,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对毛泽东眼病的治疗方案,并连续约见汪东兴,过问其中 的每一个细节,甚至拿他自己的眼睛作试验,以确保给毛使用的眼药水没有副作用。手术那天,周氏又强撑病体,赶到现场,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一直守候在外面; 其间尽管别人多次劝他回去,他却执意不肯,直到等毛做完手术后才离去。

    在生命只剩下屈指可数的日子里,周恩来除了一心想保住晚节而与毛泽东小心周旋之外,另一桩牵念的心事则是想在离开人世之前,尽量还清在政治 上欠下的账,以便多少求得一点心理上的解脱。他非常清楚文革这些年来自己做了不少亏心之事,特别是对那些早年曾与他一同奋斗过,在文革中含冤而死而他本人 又难辞其咎的老战友,更是感到内疚于心,一直受到良心上的折磨。这种感觉,在周恩来病后一个人静下来回首住事的时候越发强烈,以更于”日有所思,夜有所 梦”。

    据医务人员回忆,周恩来有一次睡觉突然惊醒了,他们赶快过去看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做了一个恶梦,梦见和陈毅在一个山腰上,陈毅脚下一滑, 我一把没拉住,两个人险些都要摔下去。这种梦境,其实正是周氏这种内心愧疚的映照,是他自觉对陈毅这样相知甚深的老友被打入冷宫后,没有更好地尽到保护责 任的一种心理折射。

    与陈毅相比,周恩来对贺龙的负疚感则更大。其中原因,本书前面已经多有所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一九七五年六月九日是贺龙蒙冤而死六周年的 忌日,军委决定为贺龙骨灰举行安放仪式。此前,中共中央虽然发出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但实际上只是有限度的平反,仍然认为当时对贺龙的审查”是必要 的”,而且仅在内部作了传达,并没有公开报导,以防止牵动维护文革的大局。这次出于同样的考虑,政治局在开会时对军委准备举行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作了诸 多限制,尽量压低规格,要求对外”保密、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等等。

    对这种做法,贺龙的家人感到难以接受,长女贺捷生悲愤莫名,为此上书毛泽东,慷慨陈词,据理力争,恳求补行葬仪,挽回影响,”死者虽已无 知,生者定能戴德!”与此同时,她又向周恩来反映情况,希望他能在病中过问此事,纠正其中的不当之处,否则将拒绝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

    这样一来,正好给周恩来一个为当年所做亏心之事补过的机会。不过,他清楚政治上的忌讳所在,只能有所为而有所不为。鉴于时间已经很紧迫,周 随即双管齐下,一方面派邓颖超出面做贺龙家人的工作,说明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不登报,是中央的意见,要他们一定要顾全大局;另一方面,又马上写信给毛 泽东,附上贺捷生送来的申诉信,表示:”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在得到毛的批准后,他随即决定提高规格,重新布置会场,安放花圈,由叶剑 英主持仪式,他本人亲致悼词。

    这时,周恩来已经是重病在身,身体非常虚弱,连走几步路都很吃力。为此,医护人员极力劝阻他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但周坚持要去,甚至还 为此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生了气。邓颖超显然了解周氏此时的心情,她并没有加以劝阻,而是打电话给贺龙的遗孀薛明,告知这一消息,叮嘱说:”忙胛?双方要控制 些感情。”

    六月九日下午,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伴下,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在参加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的过程中,周氏极为动情,几乎到了不能自持的地 步。这既是出于对亡友的伤悼,也是在为他自己赎过,这一点,在场了解内情的人都感受到了。军中老帅徐向前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总理是不顾人们的劝阻抱病参加的。他发到时,显然是由于心情激动和身体虚弱,书写签到簿时手哆嗦得很厉害。我问他:”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 还来了?”总理尽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沉痛地说:”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在场的同志谁都可以感觉到总理心中感情的分量,谁都不能不想得很多……

    周恩来的内疚和自责,在和贺龙家人见面时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贺龙的遗孀薛明回忆说:

    六月九日下午四点,我提前和孩子们到了八宝山。这时候有好多老同志一个一个地进来握手。正在这个时候,我就听到外边”薛明,薛明”的声音。 我断定是周总理。周总理进来了,我看他确实瘦了许多。他说: “薛明在哪里呀?”很着急。我说:”我在这儿。”周总理抓住我的手,他搂着我的肩膀,他说:”薛明,我没保住贺龙啊,我对不起你呀! “他当时哭出声音来了。我说: “总理,你不要难过。”我给他抹去了流下来的眼泪。他拉著我的手直哆嗦:

  ”薛明,我没想到,我没有想到!”后来我的女儿看到形势不好,怕总理太受刺激了,马上就说:”希望周伯伯你自己保重身体啊!”他马上说:”晓明孩子啊,我的时间也不长了!”这时候我控制不了,全场所有的亲属来宾一屋子的人都”呜呜”地哭。

    即使是这样当面谢罪,似乎还是不能够减轻周恩来心里对贺龙之死的负疚感。随后,他刚一走进会场大厅,就朝着贺龙骨灰盒深深鞠了一个躬,接着 在安放仪式正式开始前,又一个人向贺龙遗像鞠了三个躬,最后又和大家一起三鞠躬,前后总共向贺龙遗像鞠了七个躬。大概只有这样,才能使周氏心里多少好受一 点,尽管这已是马后炮了。

    进入一九七五年夏天,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开始出现晚期癌症病人身体的整个免疫系统崩溃的症兆,虽然医疗组对此缄口不谈,却瞒不过周本人。 他自知已是沉疴难起,各种冶疗手段已经无力回天,只是个拖时间的问题了。为此,周趁自己还能走动的时候,又特意回去看了看曾经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西花厅以及 经常会客、开会的人大会堂等令他留恋的地方。之后,他便开始和秘书一起清退文件,为后事作准备,甚至还打算放弃治疗,向医疗组提出要从医院搬回家中去,不 再吃药和打针,和自己的家人亲属最后再团聚几天。当然,这是不会被上面采纳的。

    在死神日益逼近的日子里,周恩来依然保持着政治家的本能,密切注视著外界的各种动向,特别是毛泽东的态度。虽说眼下的政治形势比文革以来的 任何时期都更有利,但他却不敢掉以轻心,对时局盲目乐观,因为他太了解毛翻覆无常的为人了。实际上,这期间周恩来非但没有像以往那样见机而作,反而还因觉 察出其中的某种吊诡之处而有意识地按兵不动,并针对这种形势,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

    据纪登奎说,这期间周恩来找他谈话时,给他的印象是除了非常注意听外面的动向外,可以看得出来对形势心存隐忧,一再提醒他要注意毛泽东的态 度,说主席还在看,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形势可能还会起变化;并叮嘱他要克服急躁的毛病,协助小平同志做好工作。多年之后,纪氏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对作者 不胜感慨地说:”当时我并没有真正领会总理这番话的深意,还以为只是要我注意工作中一般的方式方法问题。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被总理所言中,局势起个逆转, 走了一段不小的历史弯路。”

    周恩来对纪登奎的这番谈话自然是有感而发,反映了他对时局的双重忧虑:一方面已经预感到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态度八佧巨有变,另一方面则对邓小 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大力推行”全面整顿”的搞法不无担心。周、邓二人虽然对整治文革乱局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彼此的行事风格却大不相同,邓小平作风强势,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喜欢快刀斩乱麻,急于抓出成效来。而周恩来则处事沉稳,深谙雪缓则圆,急则生变的道理,递事瞻前顾后,宁可温吞水,也绝不急躁冒 进。

    在周恩来看来,眼下正是决定今后政局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已是重病缠身,来日无多,邓小平已经掌握了实权,实在不必操之过急,只要稳扎稳打就可以了。特别是当毛本人还在”看”的时候,更应小心行事,避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据知情人说,周恩来当时曾在小范围内交换过意见,叶剑英也持同样的看法,但是邓小平却听不大进去,还是按照自己的一套想法去干。对此,叶剑英在后来形势逆转后私下评论说:他这个人历来如此,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喜欢一个人打天下,不撞南墙是下会回头的。

    这番话确实道出了邓小平的为人。可以说,邓的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个性并不是后来在”六·四”大开杀戒时才显露出来,而是在抓”全面整顿” 时就已见端倪。不过,六四屠城让他冒天下之大不韪,自毁声名,最终难逃历史的审判;而”全面整顿”则叫他大得人望,成为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这正是历史的 吊诡之处。

    当然,邓小平也是幸运,如果老天爷让毛泽东的病再拖上一两年,帮助文革派在政治上站稳脚跟的话,他大概就很难再有出头之日了,就和今天的赵 紫阳差不多,甚至还活不到赵现在的岁数。因为邓的心胸显然不如赵豁达。据知情人说,邓被软禁在家中时心情极坏,才半年多的时间,身体就出了毛病,要不是” 四人帮”随后很快就垮台,邓因此重见天日,否则真很难说了。不过,这已是题外话了。

    事实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提防并非无事自扰。毛在一九七五年整个夏天一直在对邓小平听其言观其行,察探他对文革的态度,以便最后下决心把他 拉下马来。为此,毛在表面上不动声色,继续在政治上大摆”扬邓抑江”一类的迷魂阵,对邓小平推行的”全面整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竭力给外界造成江青 已经失宠的印象,甚至有意放出风声要和她”分道扬镳”,这就是后来传得满城风雨的”红都女皇”事件的由来。

    事情的起因是香港出版了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主要是写江青在三十年代的艺术生涯,为她树碑立传。该书内容杂凑,错误百出,文字也很拙 劣,但吹喇叭、抬轿子的功夫却是一流。这一点从书名即可看出,正好道出了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以吕后、武则天自比的江青的心事。

    不过,这本书却给江青帮了倒忙,在党内高层招致很大的非议。据知情人说,这年七月二十三日,早已不过问政事的朱德专门为此写信给毛泽东,奏了江青一本。

    应该指出的是,目前坊间流传的”红都女皇”版本多把美国历史学者洛克珊·维特克采访江青后所写的书混为一谈。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江 青未必知情,是无行文人的邀宠之作;后者则确有其事,像那首”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的诗,就是江青在一九七二年夏天接受采访 时,题写在她拍摄的庐山汉阳峰的风景照上送给维特克的。

    在这次采访中,江青有意仿效毛泽东,让维特克像当年斯诺采访毛那样来采访她,先后同维特克在北京和广州长谈了六十多个小时,胡吹乱侃,竭力抬高她自己,从个人私生活、文学艺术扯到解放战争的历史,甚至宣称西北战场是她和毛泽东”共同指挥的”。

    这份谈话记录后来成了周恩来手里的烫上豆,左右为难,最后还是请示了毛,才把记录稿全部封存起来。

    毛泽东看了朱德的告状信后,虽然还不能断定《红都女皇》一书就是出自江青本人的授意,却知道这决非空穴来风,很有可能就是江青和维特克的谈 话内容泄漏出去被人加以利用。毛早就对江青狂妄自大、到处炫耀自己的毛病反感已极,这次又让人抓住把柄,告上门来,内心的恼火和尴尬可想而知,甚至一度真 的动了和江青分手的念头。

    当然,毛泽东知道这并不现实,和江青离婚在政治上的影响太大,况且江青还是他手中对付党内外复辟势力的领军人物。再加上目前正需要集中精力 对付邓小平的时候,更是不能自乱阵脚。在这种情况下,擅长在政治上玩弄”阳谋”的毛决定顺势行棋,拿朱德的告状信做点文章,摆出一副要和江青决裂的架势, 在政治上迷人眼目。为此,毛对”红都女皇”一事作了如下批语:”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揭镳。”

    然而,毛泽东导演的这出离婚戏并没有演下去。毛的批示转到周恩来那里后,他建议暂缓执行,给压了下来。周这样做,自然有包庇江青之嫌,招致 人们不少非议,不理解他为何不趁势一举解决江青的问题,以绝后患。其实,这正是周氏在政治上的老到之处。他太了解毛的为人了,所谓”撵出政治局,分道扬 镳”如果不是虚晃一枪的话,也是毛一时的气话,不能当真。否则,一旦毛回心转意,事情就不好收场了。

    况且周恩来凭借其多年来和毛泽东打交道的经验,已经预感到眼下时局的诡谲之处,因而不能不有所提防,宁缓毋躁,以免自投罗网。事实上,仅仅 一个多月后,毛自信已经看准了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决心把他拉下马以后,就无意再演假离婚这出戏了。评《水浒》便是在政治上释放出来的第一个信号。

    不仅如此,在后来扭转政局以后,毛泽东还亮出了对江青的真实看法,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表扬她,在政治上给予充分的肯定,说:江青斗争性强, 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不会搞两面派,但不懂策略,不会团结人,所以吃了亏。她身边如果有个好参谋,她是可以挑大旗的。”还说:我清楚,顽固 派是反对她的,是反对我起用江青的,说违反党的决议。难道决议就不能收工吗?决议也是有错误的。毛这里所说的所谓”顽固派”指的是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 一干人,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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