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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恩来(二十二)(明镜出版,高文谦作)2011-12-28 03: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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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访华

    尼克松访华期间,实际扮演东道主角色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作为中国方面的前台主角兼总管,周台前幕后,忙里忙外,将他本人的外交才能、风度和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和尼克松一起把举世瞩目的中美首脑会谈这出戏演得有声有色。

    为了迎接中美关系史上即将接踵而来的重头戏,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国开始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由周本人亲自挂帅并由他点将,组成了一个精干 的工作小组,主要成员包括叶剑英、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等人。周恩来多次主持工作小组开会,研讨会谈方案,预拟各种对策,并对尼克松、基 辛格的个人历史、政治观点、家庭生活习惯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周还特地抽空阅读了尼克松所写的《六次危机}一书,观看了尼克松所喜欢的电影《巴顿将 军》。

    与此同时,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向与会的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人解释中央新的对美外交政策,解答党内领导干部思想上对中美 会谈抱有的种种疑问,首先打通他们的思想,做好思想转弯工作。接着,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一直传达到各地基层党支部,借此向普 通老百姓下点毛毛雨一-中国与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关系即将出现重大变化。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基辛格按照中美双方精心策划的代号为”波罗”的秘密计划,途经巴基斯坦,以”生病”为由,成功地躲开了新闻界的追踪, 人不知鬼不觉地乘坐巴航专机,在中国官员的陪同下,直抵”红色中国”的心脏北京,和周恩来一道演出了现代外交史上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从今天来看,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象征意义和轰动效果远远大于实际收获。它的历史作用在于:经过多年的互相敌视和隔绝之后,中美两国的高层官员 第一次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在不失各自原则的前提下,向对方展示善意,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消除了以往存在的莫测高深的神秘感, 建立起最初的互相理解、沟通和协商。

    然而,当两个长期以来怀有根深蒂固的敌意,互被对方视为”青面撩牙的魔鬼”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时,其气氛的紧张和尴尬可想而知。基辛格一直忐 忑不安,表情僵硬,随时准备周恩来一上来就会狠狠敲桌子大骂一顿。相形之下,周恩来虽然在表面上镇静自若,内心却并不轻松。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周氏的 第一印象作了这样的描述:

    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祥,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制服,显得简单朴 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 ,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

    会谈中这种最初的紧张拘谨的气氛,很快就在双方进入角色后一扫而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美双方有着改善关系的共同愿望,都采取了下回避分歧,开诚布公的态度有关,既摆明本国的观点,不失各自的原则,又尽可能地求同存异,寻求和解。

    会谈中,双方除了一般性地交换各自的观点,试探对方的虚实外,还花了不少力气讨论新闻公告稿,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三处:一、尼克松访华是由哪 一方主动提出的;二、中美最高级会谈将包括的议题;三、来访的适当时间。基辛格不同意中方提出的是尼克松先要求访华,中国才邀请的说法。

    对此,周恩来表现了相当的善意,设身处地替美国人考虑,认为这样的说法确实会让美国人的面子难堪,而又非原则的问题,建议避开提谁主动的问 题,改为”获悉”尼克松希望访华,中国方面邀请。关于会谈的议题,周建议在”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一句 暗藏玄机,让苏联人看了肯定不舒服的话。后来颇得毛泽东的好评。在来访时间的问题上,周氏也尽量体谅美国方面的难处,改为一九七二年五月之前,不定死时 间,以便美方灵活安排。

    然而,中美之间毕竟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每当会谈中出现僵局的时候,擅长打圆场的周恩来总是及时提出诸如暂时休会或吃烤鸭的 建议,缓和一下双方的紧张气氛。为了让美国方面能够理解文革年代的中国外交重要的不是某些激烈的言辞,而是要看实际的行动,周氏还有意地把话题转到了当时 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对此,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

    午餐过后,周恩来把话题转向文化大革命。我委婉地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周恩来继续说下去,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打交道,了解这出戏 是有关键意义的。他的内心无疑很痛苦,但表情却显得很自然。他描述了中国既害怕官僚主义,又害怕过分狂热的思想感情,在这两者之间疑虑重重。他描述了那种 在单一的思想信仰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所处的困难,它一旦遇到许多不同的思想派别纷争于街头,就会使五十年来的斗争成果陷入危机。他再一次讲到他有两天时间被 红卫兵围在办公室里……现在回忆起来,我还不大明白,周恩来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除非他想要表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与文化大革命无关,或者想说明这场革命 已经成为过去。

    在基辛格即将结束访问前,中美双方商定了两国今后秘密联络的地点-一法国巴黎,由尼克松信任的美国驻法国武官沃尔特斯将军和中国政府指定的 驻法大使黄镇接头,尽管双方都认为不必再使用伊斯兰堡这个信箱了,但周恩来仍然提议:我们不妨偶尔继续利用一下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中国有句老话,不能过河 拆桥。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五日,中美双方按照预先的约定,同时宣布了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新闻公告。这一消息立即震撼了整个世界,造成了外交上的”尼克松冲击”,使各国政界和新闻界目瞪口呆,引发了国际局势的连锁反应。

  内心震撼中平静下来。他十分清楚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已经难以为继,必须设法为国家寻找新的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善于见机而作的周恩来开始有意识地把尼克松访华作为摆脱文革困局的一次机会,着手改换国内的政治气氛。他下令各地进行政策教 育,降低宣传上反美的调子,清理街头上过左的标语口号,恢复在文革中被破除的老字号店名,等等。这种做法亦被毛所认可,因为当时毛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 脸,也急于要在外交上打一个胜仗,来转移国内的视线,掩盖文革的败局。

    当然,周恩来很清楚这样做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因此格外小心翼翼,掌握其中的分寸,决不越出毛泽东所允许的限度。周氏这种临深履薄的心情,在 西方新闻界因”乒乓外交”和基辛格秘密访华而对他备加称许后表现更甚。他深知这是最容易冒犯毛的地方,为此专门批评了新华社在《参考资料》上登载西方报刊 吹捧他的文章,说:”吹我的,读了讨厌”,要求今后切实改正。

    同时在接待工作中,周恩来处处注意把舞台上的聚光灯照射到毛泽东的身上。在这次设宴招待基辛格一行的即兴祝酒词中,他特别强调:中美两国关 系中断二十二年之后,现在在两国关系史上就要揭开新的一章,这应该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用这种方式向外界表明:掌握中国外交的是毛而不是他,以 免喧宾夺主,惹毛不快,招致猜忌。

    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中的重头戏是讨论尼克松访华公报的问题。本来这一点并不在原有的议程之中,中国鉴于中美双方存在严重分歧,对此早巳做了 两手准备:争取谈成,双方发表一个联合公报,也做了谈不成不发公报的准备。而美国方面却担心如果尼克松空手而归,会在世人面前留下访华失败的印象,在美国 国内无法交代。

    为此,基辛格提出希望在他离华前,中美双方应对公报达成一个总的谅解,并提出了美方为此起草的联合公报草案。美方提出的公报草案中刻意强调 双方的一些共同点,同时玩弄文字游戏,掩盖双方在重大问题上的深刻分歧,并在台湾问题上回避美国撤军问题,反而要中国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对于美方的这一草案,周恩来当然不能接受,因为这只会给人们造成中国为了同美国和解,不惜以原则作交易的印象。这一点,也是毛泽东在考虑打 开对美关系时最忌讳的地方,为此,周决定把美方的草案推倒重来,由中方另起炉灶,参照过去国共合谈在”双十协议”中采用的各说各话的办法,提出了一个打破 国际惯例的写法:既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收美方草案中某些可取之处,体现出双方的共同点。

    但是,毛泽东对中方起草的方案仍不满意,认为发言权不大,一点神气也没有,甚至表示不必再搞什么公报了。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先是小心翼翼 地劝说毛体谅美方的难处,然后表示坚决”按照主席指示修改”联台公报草案。随后,在草案中加了大段体现毛历来对国际形势的看法,诸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 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等等,对此,毛阅后表示满意,说写了他的一些老生常谈,有点神气了。

    但这样一来,美国方面又提出异议,感到难以接受中国方面这一充满火药味的提案,表示尼克松无法在这种好像是审判美国总统的文件上签字。双方 的会谈为此一度陷入了僵局。于是,周恩来又转而做美国人的说服解释工作,力陈这样写的益处,说:”用尝守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放’空炮’ ,是祸根。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

    在周恩来的劝说下,基辛格转而领悟到其中妙味:公开地摆明分歧,会使双方的盟国和朋友感到放心,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而且正因为坦 承存在的分歧,双方一致的观点才显得真诚可信。于是,基辛格表示美方愿意接受中方草案的基本写法,但认为其中某些提法的表达方式还是过于僵硬,火药味也太 浓,建议删掉这些话。

    对此,周恩来表示理解,采取通情达理的态度,接受了美方的一些意见,特别是那些富有建设性的提法,从而打破了会议一度形成的僵局。其中最著 名的例子,是基辛格在台湾问题上提出来的一个模棱两可的提法,即”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 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这一提法照顾了双方的颜面,暂时回避了分歧,绕开了影响中美和解的这一最大障碍。

    在准备接待尼克松访华的问题上,周恩来一直煞费心思、小心翼翼地走钢丝,既要推动并且维护还十分脆弱的中美关系,完成中国外交政策的战略转 变,进而促成国内政治气氛的改变,又要与对手美国人据理力争,处处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避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这一点在接待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 理黑格率领的先遣组一事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九七二年一月四日,周恩来在会见到访的黑格时,黑格转达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他在通报印巴局势时,称苏联正在大幅度地改变政策以包围 中国,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Viability)”。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周氏马上意识到黑格所流露出来的某种帝国主义情绪,随即向毛泽东作了汇 报。毛也很生气,说:”包划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它替我们担心啊,是猫哭耗子!”

    为了驳斥美国方面提出的这种有损中国国家尊严的观点,周恩来随即要外交部的翻译和专家们遍查各类辞典,他本人也动手核实有关的外文资料,在 确实弄清”Viability”一词的准确涵义后,周恩来在同黑格的第二次会谈中,专门批驳了这种观点,强调说:”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生 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到处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也是一种大国沙文主义观念的反映。 我们是不能接受的。”黑格自觉理亏而表示收回这个用词。

    稍后,黑格在上海时,因不懂中国的礼节而得罪了上海地方当局。恰好就在这时,美国政府发表了”两个中国”的言论。上海方面便借机来整黑格, 向他提出抗议,并在接待上”降温”,处处给他冷脸子看,弄得黑格惶然不知所措,不过为了不影响尼克松访华,只好忍气吞声。周恩来得知情况后,感到做得太不 像话,有损中美和解的大局。但因上海是文革派的大本营,除了江青、张春桥之外,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周便直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取得毛的表态后,立即从 北京打来长途电话,点名批评上海的这种作法,指令接待工作要”加温”,并说毛特意关照给每个美国人送十斤糖果。这样一来,黑格一行才转恼为喜,满载而归。

    然而,就在万事俱备,只待迎客之际,作为尼克松访华东道主的毛泽东突然大病一场,而且病得不轻,甚至一度陷入昏迷。这完全打乱了中国方面的 接待计划。周恩来为此心急如火,非常担心已经迫在眉睫的尼克松访华出现变故,使两年来所在费的努力前功尽弃。但又一筹莫展,只好在表面上不露声色,一切还 照原计划进行准备,同时积极组织对毛的治疗工作,盼望他能早日康复。

    毛泽东这场大病事出有因,本书上一章已经提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林彪事件打击的结果。对林彪之死,毛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庆幸他 本人逃过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场劫难。忧的是,林彪曾长期在政治上追随他,彼此之间的关系极深,剪不断理还乱。在这种情况下,林彪事件的发生,使得整个文化 大革命成了一场闹剧,而且毛本人的形象也受到严重的损害,陷入极为难堪的境地。

    这种精神上的重创和陷入困境后的焦躁,使得毛泽东的情绪颓唐,抑郁终日,内火攻心,终于病倒了下来。对此,毛的保健大大李志绥回忆说:

    毛的体质上有了惊人的变化。在林彪的党羽陆续被捕,毛的安全确定后,他又像一九五六(七)年反右运动那样,一天到晚睡在床上,表情忧郁。毛话变得少了,无精打采,一下子苍老许多,步履迟缓,站起来的时候驼背得明显,睡眠更加差了。

    令情形更加严重的是,毛泽东拒绝服从医生们的治疗,致使病情持续恶化,乃至一度昏迷休克。为此,主持整个接待工作的周恩来如坐愁城,因为尼 克松访华日期在即,已经无法变更。如果毛不能露面的话,势必引起外界的各种揣测,使尼克松访华的效果大打折扣。虽然时间已经很紧迫,非常了解毛个性的周却 很清楚对毛治病不能操之过急,强求只会适得其反。因此,在治疗问题上只是小心翼翼地婉言相劝:等待毛自己回心转意。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专门就治疗问题写信给毛泽东,说:”您的健康,大家都在关心。治疗情况,我和东兴、耀祠、李志绥同志经常商 酌。昨晚,江青同志谈及主席休息事,在这几天,建议主席可否少看或缓看电影,以便保证室中新鲜空气,请主席定夺。”毛在周等人的规劝之下,终于在离尼克松 访华日期只剩下三个星期的时候,自己转弯,开始接受治疗。这样,大家才大大松了一口气。周氏更是如释重负,欣喜异常。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对此这样描述道:

    晚上,周恩来到游泳池,看到治疗见效,十分高兴,主动同我们照了一张合影,又说: “我谢谢你们。我和小超大姐(即邓颖超)请你们吃春节饺子,外加一个大蛋糕。”临走前,周又说:”二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北京,你们一定要让主席恢复到能够会见。”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中国方面实际扮演东道主角色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大病初愈的毛只是强支病体,象征性地会见了尼克松,海阔天空地吹了一通”哲学”问题后,便退居幕后,而把所有实质性的会谈和应酬统统交给了周恩来。

    作为中国方面的前台主角兼总管,周恩来台前幕后,忙里忙外,将他本人的外交才能、风度和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和尼克松一起把举世瞩目的中美 首脑会谈这出戏演出得有声有色。两人竞相利用电视传媒向全世界展示中美两国关系史从此揭开新的一页。其中周恩来通过尼克松夫人向美国人民赠送大熊猫的电视 画面和尼克松主动为周恩来脱大衣的举动,都是被人们津津乐道,传诵一时的佳话。

    然而,在双方的内部会谈中,凡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周恩来都坚持中国的原则立场,据理力争,毫不相让。在国际形势问题上,他强调要首先解决 印度支那问题的迫切性,敦促美国采取果断行动,早日撤军,不要拖泥带水,不要留尾巴。并打消美国希望中国对印支各国施加压力的幻想,重申:”我们只有同情 和支持他们的义务,没有干涉他们的权力。”

    在台湾这个双方争议最大的问题上,周恩来坦率批评了美国不愿意去掉老朋友的想法,敦促尼克松在下个总统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蒋介石已 为时不多了”。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周也表现出某种必要的灵活性,因为他很清楚解决双方之间的巨大分歧,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当尼克松表示承认世界上只有 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后,周并没有逼美方在废约、撤军、断交的问题上立即采取行动,而是留待时间去解 决,贯彻实现了中方”坚持一贯立场,高屡建瓴,主动灵活,争取谈成,改善关系”的既定方针。

    为了使中美会谈最终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周恩来还花了不少心思,设法排除美国政府内部白宫与国务院之间在对华政策上的矛盾给会谈带 来的干扰。从一开始,他就对会谈的分工作了精心的安排,让中国外长姬鹏飞单独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会谈双边关系问题。这样,既是两国外长之间的对等谈判,让 人无可挑剔,并在实际上避免了罗杰斯参与周氏与尼克松举行的首脑会谈和中美联台公报的起草。

    然而,作为一国外长不能参加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见以及两国首脑的会谈,毕竟令人尴尬。为了安抚罗杰斯所受到的冷落,周恩来除了主动从中国方 面解释了毛会见尼克松时没有让其他美国客人参加的原因,还另外设法进行补救,专门召开了一个全体会议,通报各对口会谈的情况,虽说会上并没有多少话可说, 但还是多少缓和了一下僵局。

    稍后,在得知罗杰斯及国务院官员对已经达成协议的中美联合公报挑出不少意见,准备借机大闹一番后,周恩来又在上海专门以毛泽东的名义去看望 罗杰斯一行,赞扬美国国务院对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所做的工作,并特别提到美国驻日使馆早先为美乒乓球队访华开绿灯一事,从而化解了一场可能出现的风波。

    尼克松访华以中美签署上海联合公报而告结束。以此为标志,中国成功地突破了文革后乃至建国以后外交上的困局,从开始的”一边倒”和后来的” 反帝必反修”的自我孤立中走了出来,为自己创造了更大的国际空间,影响深远,奠定了日后中国融入世界,对外开放的基石。而且改变了二战后国际政治的格局, 确立了中、美、苏的三角关系,取代了原有的两极冷战格局,给整个世界以重大冲击,由此揭开了结束冷战时代的序幕。

    与此同时,通过这场举世瞩目的外交大事件,周恩来个人的国际声望也达到了其整个外交生涯的巅峰。一时间,整个世界为他的才能、神采和魅力所 倾倒。虽然周本人总是不断地利用各种场台,一再提醒外界毛泽东才是中国外交真正的主角,从始至终掌握着中国外交的大政方针,整个西方外交界和新闻界却仍然 按照他们的理解,把从文革冬眠状态下重新复苏的中国外交称为”周恩来外交”,继续连篇累牍地对他大加赞扬,而丝毫不知这种作法将会对周本人造成的伤害/

    周恩来这种尴尬的处境,只有极少数西方政治家才能体会出来,观察到在上述一片”捧杀”声中,周氏内心的忐忑不安。尼克松便是其中之一。他在 访华结束后,谈到对周恩来的印象时说:”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上的聚光灯照 射在毛泽东身上。”

 
功高盖主

    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好评如潮,把中国外交说成走”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由此萌生了要整治周的念头。毛 的这种想法,随着他发现周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而益发强烈起来。周由此大祸临头。

    尽管周恩来行事如此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处处把自己隐匿在毛泽东的阴影之中,但到头来还是犯了中国政治上的大忌,因声名震主而在劫 难逃。在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在外交上打了大胜仗,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稳住了文革败局的阵脚,在政治上帮了毛的大忙。然而,为此出了 大力的周氏非但没有受到奖励,反而因为在海内外声誉鹊起而招致毛的猜忌,大祸临头。

    可以说,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由来已久,想整周的念头也不是一朝一夕了,但事到临头都被周氏一一化解。这与其说是由于周为人处世圆滑,善于自保,逢凶化吉,不如说他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对毛构成过真正的威胁的缘故。本书在前面对此己经有所叙述。

    长期以来,周恩来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一直是第三号人物,这使得他能够在中共建国后频繁的党内斗争中相对超脱,避开了与毛发生直接的利害冲突。 然而,林彪事件后,周却被历史推上了党内的第二把交椅,虽然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也绝没有任何越位非分之想,不过这让嗜权如命的毛放心不下,必欲整治而后 才能心安。

    毛泽东本来就生性猜忌,林彪事件对他心理上的重创,使得毛更是变本加厉,疑心大起。他看到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在内政外交上连连得分,在政治上越来越得人心,而他本人却受林彪事件所累,威望大为跌落,心里很不是滋味。

    尽管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在政治上并无二心,但早已习惯于唯我独尊的毛决不允许任何人的威望超过他本人,哪怕是有这种可能也不行。尼克松访华 时,毛非常注意西方舆论界对这件事的反应,不断让王海容、唐闻生等人收集翻译西方主要报刊有关这方面的评论。当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的好评如 潮,特别是把中国外交说成是”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而且简直是有些忿忿不平了。尽管周本人一再声言毛才是中国外交的主角,然而被林彪事件弄得灰 头土脸的毛,却不能容忍让别人分享乃至夺走外交胜利的光环,由此萌生了要很狠杀一下周恩来威风的念头。毛的这种思法,随着他发现貌似忠顺的周恩来在政治上 有异心,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益发强烈起来。

    更让毛泽东感到事不宜迟的是,中共十大召开在即,在政治上面临着重新选择接班人的问题。党内外多对毛抬出王洪文这样的”儿童团”来作接班人 感到接受不了。相反,主张由周恩来顺理成章接班的呼声却很高。这成了毛的一大块心病。他好不容易才把自已在病重期间向周交权的事抹掉,又怎么可能再把权交 给他呢?

    为此,毛泽东决定选择在十大召开之前,以”敲山震虎”的方式,狠狠敲打周恩来一下,拿他掌管的外交部开刀。这样,既可打掉周在外交上的威风,又可借机在政治上给他脸上抹黑,为抬出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作为接班人铺平道路。

    一九七二年六月,美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和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等协定。这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件大事。为此,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 布鲁斯求见周恩来,面交尼克松致周氏的信件,并通报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外交部为此起草了周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经周恩来修改后送毛泽东审阅。

    一直想找题目做文章的毛泽东阅后,将周恩来所修改之处统统勾去,认为口气太软,腰杆不硬,并传话给外交部,说:”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这在中共党内斗争术语中意味着犯了右的错误。在文革那种凡事左三分的年代,这是分量很重的批评。

    周恩来见状,知道这是毛泽东在有意敲打他。为了不使事情闹大,他遂立即采取顺守之道,表示接受毛的批评,改正错误。随后,他在与布鲁斯的谈 话中,按照毛的口径,”采取了蔑视和批评的态度”,抨击了美苏在全球争霸,企图主宰世界的想法。不仅如此,他还在事后向毛补报了检讨,并送上他与布鲁斯的 谈话手稿笔录,说”真口仍有错误,请即指正”,尽量以低首下心的姿态,化解毛来者不善的批评。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恰好就在这时,外交师主管对美关系的美大司就美国和苏联达成防止核战争协议后的世界形势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刊登 在外交部的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五三期上。文章在分析美、苏之间既勾结又争夺的关系时,更多地强调了美、苏两国正在企图勾结起来主宰世界的一面。

    其实,这并不代表周恩来对这个问题的全部观点,更准确地说,美、苏之间同床异梦,钩心斗角,在争夺世界霸权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是 不言而喻的。不过,周氏看后认为其中有些分析写得不错,值得一看,便向外交部打了招呼,要他们参考这篇文章,重新修改一下关于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的 内诸口通报。

    当时担任”主席联络员”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获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正在处心积虑敲打周恩来的毛这下抓到了继续往下做 文章的题目,而且火气很大。平心而论,毛在实施”联美整苏”策略时,并不真正相信美国方面对中美和解的诚意,一直怀疑美国借此打”中国牌” ,”踏在中国的肩脖上向苏联跳”。这次美,苏签订核协议,彼此之间打得火热,令毛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更令毛泽东大为光火的是,这次外交部搞出来的”屁文件”居然跟著西方的舆论跑,渲染什么”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根本不提他关于”当前 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论断。在毛看来,外交部的这种做法,完全是周恩来在暗中与他唱对台戏,企图在外交上搞自己的一套。毛本来就 因西方新闻界大加渲染的”周恩来外交”一直耿耿于怀,这样一来,更是火上浇油,非要大大发作一番不可。

    于是,毛泽东决心施以重手,彻底打掉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威风。他在接获王海容、唐闻生报告的第二天,严厉地批评了《新情况》简报和外交部的通 报,甚至使用了”放屁一通!”之类的粗话,以表达他的强烈不满。毛在大发一通火之后,仍觉得意犹未尽。七月四日,他又亲自召见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的 张齐悟和准备作为接班人培养的王洪文,在谈话中继续发挥,又把外交部狠批了一顿,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批周,但矛头所指已经呼之欲出。这里,不妨照录几段:

    ”都说此文不错(指《新情况》第一五三期简报-一作者注)。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指外交部–作者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 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了他们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 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冲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毛泽东这篇谈话,表面上虽是即兴漫谈,海阔天空,通篇重点却是冲着周恩来的。不过故意藏头露尾,指桑骂槐,要害的地方用语很重,露出杀气,已经大大超出了对一般工作中错误的批评,像”贼船”、”搞修正主义”的提法,都足以在政治上致人于死地。

    其中有关”贼船”那段话,毛原话是这样说的:不要上乔老爷(指乔冠华-一作者注)、姬老爷(指姬鹏飞一-作者注)的贼船。谈话记录后经毛的 修改,删去了”乔老爷、姬老爷”的字样,改为现在这样。关于这一点,王海容、唐闻生后来在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时,特别向与会者作了说明,解释了”上 贼船”这句话的来龙去脉,说主席当时用”乔老爷、姬老爷”的说法,指的就是周恩来,因为乔、姬两人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根本没有资格当贼船的老板,能够 当得上贼船老板的只有林彪那号人物。

    毛泽东在放出”上贼船”这番话来的时候,周恩来本人正在玉泉山接受治疗。一九七二年发现周患有膀胱癌后,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病情发展 得很快。一九七三年二月初开始出现了肉眼血尿,整个事情已经无法再瞒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不得不对周本人讲出实情,并批准医疗组的治疗方案。为此, 周在三月十日住进玉泉山,接受了第一次榜胱镜检查。

    尽管汪东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命令医疗组只准做检查,不准电烧,但是医疗组的专家们在这次检查中还是悄悄地给周恩来做了电灼术,烧掉了他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之后,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定期对周进行膀胱镜检查、电灼术和灌药治疗。

    这次,毛泽东在”七四谈话”中对周恩来的敲打,周因当时正在玉泉山接受检查治疗而一无所知。不过他已经从在此之前毛泽东对外交部《新情况》 简报”放屁一通”的批评中预感到某种不祥之兆。在这种小题大做的背后,一场政治风暴正在冲着他而来。于是,他立即采取主动,抢先作自我检查,以求能够多少 缓和一下气势汹汹的事态。

    七月三日,周恩来在准备到玉泉山接受治疗之前,写信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和美大组各同志,根据毛泽东对《新情况》第一五三期简报所作的批 评,承认他自己”在对美关系上没有能认真研究”,”更没有找你们务虚,讲些实质问题”,表示他应对此事负主要责任,并建议外交部”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 商讨的小极性” 。

    在周恩来的带动下,外交部长姬鹏飞也以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名义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承认外交部对整个国际形势的看这是”右的”,表示:” 我们在工作中没有很好领会和认真执行王南的指示,没有做好总理的助手,干扰了主席和总理,使我们深感沉痛(重)和不安。对于这一严重的错误,我们负完全的 责任。”

    七月四日当晚,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七四谈话”的内容。毛措辞严厉的批评,让不知内情的政治局委员们十分紧张,不知道出厂什 么事。周恩来当时刚刚做完治疗,见毛对自己主管的外交工作进行这样严厉的批评,不敢有丝毫耽搁,连夜给毛写检讨,并把他此前写给外交部的信和外交部的检讨 报告找出来一并报送给毛。周在信中检讨说:

  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我在七月二日晚得到海容同志通知后,就于三日晨写了一封检讨信给外交部同志。现因不及再写,特将给外交部同志信要回附上,作为初步认识。待主席阅后,拟再向政治局报告。

    为了化解毛泽东来势汹汹的批评,周恩来随后又放下手头上其它工作,全力应付这件事,设法消解毛的火气。周恩来这种主动请罪的姿态,弄得原本 还想进一步大做文章的毛洋东一时不好再搞下去了,只好暂时住手,表示:”检讨不要写了”。不过,毛还是存心给周审牵地抹了一笔。他对周的信作了批示, 说:”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应研究改正办法。”并下令在政治局会议上传阅。

    接下来,毛泽东似乎还嫌这样做得不够,又授意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的张春桥把他在”七四谈话”中批周的点睛之笔一”大事不讨论,小事天 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的意思,写入十大报告之中。通过此举,毛泽东不仅给周恩来的脸上刻上了”右倾顽症”的标记,并且在十大政治报告中立此存 照,为其后继续做文章留下了伏笔。

    果然,批周这场戏并没有结束,更确切地说,才刚刚拉开序幕。四个月后,在毛泽东的一手策划下,已经在劫难逃的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严厉的批判斗争,经历了其晚年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场劫难。

    顺便一提的是,有关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已经全部销毁。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周恩来临终前,曾向邓颖超谈了对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一件是伍 豪启事,另一件就是七三年批他的政治局扩人会议,讲了这次会议给他加的种种罪名,要她留心。文革结束后,邓颖超和叶剑英联名向中央写信,要求给这件事平 反,经由华国峰批准,胡耀邦出面查找到后全部销毁。这件事情的前后经过,作者是根据对有关当事人的采访,参考一些当事人事后的回忆或揭发材料以及相关档案 综合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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