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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恩来(二十一)(明镜出版,高文谦作)2011-12-27 02:5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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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和解的波折

    柬埔寨事件一度打断了中美和解的进程。这是毛泽东在掌控对美和解的大局时,偏离战略目标而出现的一个曲折。不过这并非根本指导思想上的动摇,而是毛一时革命激情发作,误判形势而造成的一段短暂的插曲。

    天下事总是好事多磨。刚刚开始的中美和解的进程由于随后发生的柬埔寨事件而被迫中断,向后推迟了整整一年。本来在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后,中 国一直在等待着美国对中美双方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的正式答复。但因美国国务院从中作梗,美国方面迟迟未能答复。这使得中国已经感到不快,开始怀疑美国的诚 意。正好在此时柬埔寨又发生了政变,西哈努克被废黜,滞留北京,而亲美的朗诺,施里玛达上台,在国内煽动反华浪潮,从而使得还十分脆弱的中美关系面临重大 的考验。

    应该说,中国并不愿意看到因柬埔寨事件而损害中美和解的进程。本来,毛泽东已经开始相信美国将逐步从针对中国的越南战争中脱身,而且无意参 加反对中国的联盟的承诺。这是中国决心改善同美国关系的前提。但柬埔寨事件却把中美两国再度推向新的对抗。在中国看来,美国非但没有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反 更深地卷入这场战争中来,支持朗诺政权,其后又出兵柬埔寨,进攻北越军队在那里的庇护所。这使得毛又转而怀疑美国的诚意。

    不仅如此,更令中国领导层感到不安的是,自己的头号敌人苏联将西哈努克推给中国后,转而同美国站在一起支持朗诺政权。在柬埔寨问题上,又出 现了美苏联手对付中国的局面。再加上美国方面在举行中美高阶层会谈的问题上迟迟不表态回应。所有这一切,令中国不得不重新检讨自己的政策,推迟中美和解的 进程。

    不过,中国并没有完全被柬埔寨事件牵着鼻子走,对脆弱的中美关系意气用事,乱了自己”远交近攻”的既定方针,而是在表面上对美国大张挞伐的 同时,在实际上却把斗争的重心放在揭露、孤立苏联上,做的是表里文章。这就是中国之所以从苏联手中接过西哈努克这个”烫土豆”,并有意大张旗鼓,把事情搞 得那样轰轰烈烈的原因所在。这种作法与其说是出于抗美援越的需要,倒不如说是为了和苏联争夺”反帝旗手”,趁势扩大在印度支那的影响,造成苏联的难堪。

    对此,中美双方都心知肚明。作者当年在采访已故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时,他就指出过这一点:”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对立的一个方面。”基辛格则说 得更尖刻:”柬埔寨行动远远没有伤害我们同两个共产党巨人的关系,倒是给莫斯科和北京增加了一根可供争夺的骨头。因为北京和莫斯科都要争取影响在印度支那 起来反抗的各种力量而创立了一个互相角逐的新战场。”

    中国在柬埔寨事件后所发动的一系列外交攻势,恰恰为上述说法提供了历史注脚。一九七0年三月十九日,西哈努克抵达北京后,周恩来亲自前往机 场迎接,仍待之以国家元首的礼遇,但对西哈努克转告苏联方面提出的中苏应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帮助他的建议,明确拒绝,提出:”可以各搞各的。”

    三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报告柬埔寨局势的信中,对越共追随苏联的路线颇有微辞,同时却称赞了一心跟中共走的柬共(即红色高棉), 说:”现朗诺上台,我们倒可以无顾虑了。现在南越最不争气,一切都是实用主义出发,只有柬共倒是坚决要走武装道路的,不过力量还小,经验还少,需要鼓舞其 决心,增强其信心,在东南亚终究会打开一个局面的。”这些评论已经预示出日后中国支持红色高棉而与越南闹翻的先兆。

    四月五日,周恩来访问北朝鲜。这是中国政府首脑自文革后所进门’的第一次正式出访。行前,他致信毛泽东、林彪,谈这次访问的目的,说:”这 次访问朝鲜,重点是在支持它反对美日韩联合行动,支持它对苏修闹点独立性,号召它支持印度支那三国的反美及其走狗的斗争,以形成远东的反对美帝及其伙伴、 走狗的斗争而孤立苏修。”周氏果然不虚此行,不仅说服了金日成在柬埔寨问题上同中国采取同一立场,从而在北朝鲜同苏联的关系之间打进了楔子,而且使得文革 后一度冷落下来的中朝两国关系重新热乎起来。

    四月下旬,在中国的大力撮合下,在中国召开了印度支那的三国四方最高级会议。这是中国在柬埔寨事件后所发动的一连串外交攻势的高潮。中国对 这次会议大造声势,周恩来特地赶去祝贺,并宣布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消息作为对会议的献礼。通过此举,中国既增加了手中同美国谈判的筹码,同时 又使仍然与朗诺政府保持关系的苏联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这令中国感到十分快意。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决定继续打柬埔寨牌,趁势扩大战果。同时采取拖而不断的策略,暂时搁置中美和解的进程。这既是对美国政府因内部扯皮而拖延答复的一个报复,又可继续吊美国的胃口。

    周恩来在就第一百三十七次中美会谈的日程问题致毛泽东的信中,分析了美国迟迟不能确定中美会谈的原因,指出其矛盾心态在于目前”美认为公开 派特使来华还为时过早(他已在三月上旬透露),但又怕我们因柬埔寨政变而加紧反美”,建议”为给美力一点颜色,拟将中美会谈推迟到四月十一、十二或十三 日”。后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一拖再拖,会谈的日期总算敲定在五月二十日。

    然而,当美国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于四月三十日出兵柬埔寨后,刚刚敲定下来的中美会谈再度陷入僵局:毛泽东不仅因此更加怀疑美国即将从越南战 争中脱身的诚意,而且还被由此引发的美国国内校园的骚乱和抗议浪潮所鼓舞。一生以”反帝旗手”自居,总是在期盼革命高潮到来的毛,这时显露出革命家的本 色,认为当前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高潮,中国不能袖手旁观,必须有所作为,中美关系问题可以暂时放一放。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中国再度推迟了中美会谈,并且选择原定双方会谈的第二天在北京召开了五十万人的群众大会。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大会,林 彪代为宣读了毛的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是毛在掌控对美和解的过程中,偏离战略目标而出现的一个曲折。当然, 这不是根本指导思想上的动摇,而是毛一时革命激情发作,误判形势而造成的一段短暂的插曲。

    对于毛泽东这一决定,周恩来只有紧跟照办,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是注意尽量保持对美政策的连续性,避免因摇摆过大而伤及还十分脆弱的中美关 系,并为今后留下转圆的余地。五月二十七日,他将外交部《关于推迟中美会谈第一百三十七次会议的请示》送给毛泽东、林彪审阅。周在附信中表示拥护毛对国际 形势的判断,说:

    ”关于国际形势,经主席几次指点后,我曾约外交部领导小组座谈了几次。大家对当前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国际革命运动的局势,有了新的认识。”

    关于推迟原定在五月二十日举行的中美会谈一事,周恩来解释到:

    ”也曾考虑中美会谈和国内群众大会平行进行,必要时,还可发表我方在中美会谈中讲话,但几经考虑,双方既已会谈,会谈内容非万分必要不宜公布,否则,失去运用作用。推迟开会,既可暴露美苏会谈之急,又可使美苏一时难于捉摸我方意图,采取此议似较妥当。

    关于下步对美谈判的策略,周恩来决定采取”拖而不断”的策略,不把谈判的门关住。根据周的意见,外交部行对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为今后 有利于我对美帝、苏修斗争的策略运用,关于第一三七次会期问题,既不具体确定,也不无限期推迟,只向对方表示,双方联络员可在六月二十日会晤,商谈第一三 七次会期问题。

    其后,当中美会谈联络员会晤日期再次临近之时,中国外交部在评估了形势后,决定继续往后推迟会期,但又使会谈”暂时拖而不断”。这时,毛泽 东显然已经对不断面临的会期问题感到厌烦,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沉机观变,另辟蹊径。因此,他在审阅外交部《关于中美会谈联络人员会晤问题的请示》时,把外交 部提出的”下次会晤日期再推迟到七月二十日”改为”可通过双方联络员’在适当时机’另行商谈”。

    此后,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再也没有恢复。这场堪称外交史上马拉松式的谈判最终不了了之,但中美两国和解的进程却已经在逆转,双方都摸清了对 方的战略意图,并尝到了其中的甜头,珍视彼此在对苏关系上存在的战略价值。与此相比,中美之间以往的积怨和某些现实利益的冲突都是次要的,至少是可以暂时 搁置的。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双方虽然在柬埔寨事件中都升高了抨击对方的调门,却适可而止,避免把门关死,以便在适当时机重新恢复对话的势头。

    当柬埔寨事件告一段落,毛泽东也从革命的激情中重新回到现实中来以后,中国接连采取行动,创造重新对话的气氛。周恩来首先出面澄清人们对中 国外交重心是只反美不反苏的错觉。这一印象是由于中国在柬埔寨事件后大张旗鼓地支持印度支那三国的反美斗争,而毛泽东的”五二0声明”中又没提反苏造成 的。

    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内务部长哈兹比乌时,着重澄清外界的上述错觉,说:”我们现强调反对美帝及其走狗,是不是就不反苏修了 呢?这是一个时候打击的重点,而实质上就暴露和孤立了苏修。因为我们这样动员世界人民,我们这些国家这样强调反帝,他就不敢嘛!在世界人民面前一比,就比 下去了嘛!西方记者都懂得,说不提苏修是最大限度地孤立苏修,暴露苏修。这是辩证的。”七月间,中国又不动声色地释放了以间谍罪被判处了二十年徒刑的美国 主教詹姆斯华理柱。尽管这只是例行公事,但释放的时机却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八月间,同中共领导人一直有着很深交情的美国记者斯诺获准访华。周恩来立刻在百忙之中抽空会见了他,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中国是把斯诺作 为中美关系全局中的一个棋子,希望通过他来做点文章的。周在谈话中详细询问了美国的政情,并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的情况,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认真对待台湾问题的 话,谈判的”门是敞开的”。会见后,他立即将这次同斯诺谈话的清样稿送毛泽东阅,说”以便先睹为快”。因为此刻毛正在审时度势,考虑动用斯诺这颗”棋子” 的时机。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也不甘寂寞,积极采取行动。九月二十日,尼克松对《时代》周刊记者发表谈话,有意插进了一段有关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谈话,并且表示:”如果说在我去世以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希望我的传子能够去。”

    本来在北京举行中美最高级会谈一直是中国所谋求的目标,不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故意把话说得模棱两可,从没有直接提出来过。这次尼克松主动 提出来,正中中国的下怀。毛泽东认为时机已到,决定亲自出马把球接过来。国庆节那天,毛特意把斯诺夫妇留在身边,在天安门城楼上和他一起检阅了国庆的游行 队伍。事后,毛不无得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表示:”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周恩来则对《人民日报》的版面作了精心的 安排,在头版的显著位置上刊登了毛与斯诺夫妇的合影照片。

    可惜,中国方面把斯诺在美国政治中的分量看得太重了,刻意传达的这一信息由于”过分微妙”而被美国官方所忽略。但是,当今天更新审视这段历 史时,它所包含的信息却是异常清晰的:毛泽东决心重新恢复中美和解的势头。这样,中断了半年的中美外交戈舞又重新开始,而这一次出场的是双方的主帅。

    十月下旬,尼克松利用各国首脑前来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机会,先后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 库,有意向中国传递信息,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愿意为此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晚宴上,尼克松还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在正式场 合第一次对中国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谓,而不是以往的”共产党中国〞,暗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正在出现重大的转变。

    毛泽东当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中国先后收到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这两个渠道传递的信息后,十二月十八日,毛与一直在等候接见的斯诺 进行了长谈。虽然谈话内容古今中外,海阔天空,但着眼点还是向美国传递信息。用毛本人的话来说是:”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毛在谈话中表示: 目前外交部正在考虑允许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国人访问中国,但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还是要跟尼克松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和他谈,谈的成 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

    事后证明,毛泽东的这一口信并未立即传递给美国政府高层,而是成了马后炮,但这并不影响中国方面根据毛的决策推动中美和解的进程。十二月九 日,周恩来委托叶海亚?汗转达的信息传给美国。周在信中表示:”如果尼克松总统真有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特使来北京商谈。”并 强调说这不单是他个人的口信,而且得到了毛泽东、林彪的批准。

    接下来,周恩来在翌年一月十一日,代表中国政府答复通过罗马尼亚渠道传递过来的信息时,更进一步提出:如果尼克松总统本人愿意访问北京,也会受到欢迎。他的原话讲得很巧妙:”尼克松总统既已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那么他在北京也会受到欢迎的。”

    但是,美国方面由于政府内部对华政策反对派的掣肘,对尼克松访华一事并没有痛快答应,只是笼统地表示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是有益的,它应不仅限于台湾问题,还应包括其他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建议先在第三国开一预备会议,作出各种安排。

    对此,中国感到不小的失望。争取美国总统访华一直是中国打开对美关系僵局中所寻求的主要目标。中国把这一点看得很重,倒不会是因为中国在历 史上总是以中央帝国自居,有着接受外藩朝拜的传统,而更主要的还是出于国内现实政治的需要:中国力图在中美和解中,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居高临下的胜利者,而 美国则是一个屈膝登门的求和者。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以往在外交上的反美路线找台阶下,说服党内外接受新的对美政策。这在文革这种极左的年代尤其重要。

    恰好就在这时,美国政府宣布出兵配合南越军队为切断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而发动的蓝山行动。这正好给了中国一个对美国还以颜色的机会, 又一次暂时放缓了中美和解的步子。另外,中国国内的政局也在这时出现极大的变故。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林彪交恶,两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毛在抛出陈伯 达后,决心一不做二不休,正忙于在党内发动针对林彪的批陈整风运动。这牵扯了毛的主要精力,一时无暇他顾而把其他事情放在一边,中美和解自然也包括在内。

    这里顺便一提的是,现在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林彪是反对中美和解的,如果不解决林彪的问题,就不会打开中美关系。毛泽东自己在九一二事件后就 曾几次讲过这样的话。应该说,林彪对中美和解确实有所不满。这其中既有因中美两国长期严重对立而对美国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也有在庐山会议与毛失和 后的借题发挥。不过,由于毛泽东一直在政治上独断乾纲,在文革年代中更是一言九鼎,任何人都难以对他作出的决策表示反对,包括林彪在内。

    从作者在大陆期间所接触过的官方档案来看,林彪从未公开表示过反对中美和解。凡是经林彪审阅过的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他都是批上:”完全同 意主席批示”或者”照主席的批示办”一类字样。至于林彪对中美和解的不满,充其量只是限于腹诽而已,关起门来在自己家里和老婆儿女发发牢骚,诸如”周恩来 跟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吃亏,栽跟头的”等。外人根本无从知晓,就是毛本人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至于毛泽东之所以作如是说,不过是在为他错选林彪做接班人找台阶下罢了。事实上,毛在林彪事件后,绞尽脑汁寻找一切机会来洗刷这一点,甚至 不惜公布《”571工程”纪要》这样恶毒咒骂自己的材料来达到这一目的,在政治上与林彪划清界限。应该说,后来中国的外交之所以能够在九?三事件后打开局 面,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其说与林彪的垮台有关,不如说毛需要借此转移国内视线,以外交上的成功来掩盖因林彪事件而引发的国内政治危机罢 了。

 
“乒乓外交”

    中国派队参赛,是把它作为施展”人民外交”的一张牌来打的,借此对正处于微妙时刻的中美和解投石问路,吊尼克松的胃口,压他及早表态访华。中美之间这种民间的交往,为徘徊不前的两国官方触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突破僵局的契机。

    中国在对美和解暂时按兵不动的同时,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加紧重返国际舞台。后来发生的”乒乓外交”既是这战略中的一环,也是实施这一战略不 期然而然的结果。它是由周恩来一手导演的。还在一九七0年十月,周在推动中国外交重返国际舞台时,就已经在认真考虑派队参加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 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其后又亲自邀请积极促成此事的日本乒协主席后藤钾二来京”过春节”。

    然而,在中日乒协随后举行的会谈中,因中方提出政治上的过份要求而陷入僵局。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又出面干预,排除内部极左思潮的干扰,促成双方达成协议,使中国队参赛成为定局。随后,他还多次亲临集训队讲话,直接过问有关这次比赛一切事宜。

    周恩来之所以如此看重这次比赛,不仅是因为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自文革以后第一次参加这样大型的世界锦标赛,而且更是着眼 于其政治上的意义,把它作为施展”人民外交”的一张牌来打的。后来家喻户晓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就是他为中国乒乓球队规定的参赛方针。此外, 周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借中国队出访之机,对正处于微妙时刻的中美接触”投石问路”。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一日,周恩来在召集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开会研究中国队出国参赛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时,就透露出这一层考虑,说:”美国队作为 一个团体,我们总是要和他们接触的?如果美国队进步,也可以请他们来比赛。我们想美国队可以比赛,不能来往就不通了。”"因此就发生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可 以去。我们的体育代表团不是去过西德了吗?那么美国能不能去?我们和日本的邦交还没有恢复,但体育代表团可以去日本……大家动动脑筋,得想想这个世界性的 大问题了。”

    然而,正当中国乒乓球队秣马厉兵,整装待发之际,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要求中国支持他们把朗诺政权从第三十一届世乒赛中驱逐出去。这一节 外生枝,几乎使周恩来精心策划的”乒乓外交”胎死腹中。这的确给中国出了不小的难题。从政治上说,中国必须支持西哈努克的政府,但驱逐朗诺政权的提议在国 际乒联中肯定通不过。如果因此而拒绝参加世乒赛的话,不但会失信于人,而且也会坐失开展民间外交的良机。

    在中国内部主张不参加的意见占上风的情况下,周恩来反复权衡利弊后,力主参赛,同时准备在单项比赛中弃权。三月十五日,他写信给毛泽东,陈 述自己的意见,说这样”既照顾了日本后颛、英国艾文斯主席(均反对蒋帮参加),又支持了柬和南越,更重要的是不使日本广大群众失望。况且,体育比赛究竟还 是群众性运动,与政治开会,仍有一些区别。”毛支持了周的主张,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不怕死。”

    周恩来施展”乒乓外交”这一招果然奏效,立即在国际上刮起了一股不小的”中国旋风”。一时间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世乒赛期间,中国巧妙 地运用微笑外交,广交朋友,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国际形象,而且为中美两国运动员之间的友好交往创造了条件。西方新闻界对此津津乐道,大加渲染,甚至超过了对 苏共二十四大的报道。

    中美之间这种民间的交往,为徘徊不前的两国官方接触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突破僵局的契机。特别是当美国乒乓球队主动提出访问中国的要求后, 更是引起了中国领导层高度关注。毛泽东下令将和名古屋的通话次数,由原先的每天三次增加到五次。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连续召开紧急联席会议,研判形势,商讨对 策。

    正如美国国务院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时常在决策中扮演保守的角色一样,这次中国外交部也扮演了同样的角色。四月三日,外交部将研讨的 结论上报中央,提出:”我们考虑,美左派和有影响的人物均尚未访华,由乒乓球队打头阵,政治上不很有利。可告美队,现在访华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 会的。”

    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对外交部这一结论并不满意,认为这是按老规矩办事,没有看到当前形势的变化,后来他专门为此批评外交部没有掌握好大 局。但是,由于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事关重大,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周不便轻易表态,只能由毛泽东来作出决断。于是,他在外交部的报告上批了”拟同意”后, 又为以后留下了余地,加上了”并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一句 话”,送毛审阅。

    面对这一势必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就连中国最高决策者毛泽东也一反常态,显得十分犹豫,一时委决不下。他先是圈阅了这份报告,这 在中国官方运作的语言中意味着批准了该报告。当报告送走后,他继续在考虑这件事情,反复权衡其中的利弊得失,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对此,毛当时的保健 护士吴旭君有一段详细的回忆:

    那些天,我的直觉告诉我,毛总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后的当天晚上,毛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十一点多,我陪毛吃饭。吃完饭时,由于安眠 药的作用,他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似平要昏昏欲睡了。但他突然说话,嘟嘟哝哝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让我给外交部的王海容打电话,声音低沉而含糊地 说:”邀请美国队访华。”如果是平时跟他不熟悉的人,是根本听不懂他说的这句话的。

    这一下可给吴旭君出了个难题。因为毛泽东平时有言在先: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况且兹事体大,万一把毛泽东的意思传错了,岂不闯下大祸,落得个”假传圣旨”的罪名,这样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于是,她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再核实一下。她继续写道:

    我决心冒一次险。我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他(毛)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毛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毛平时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我”小吴”。

    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管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于是,毛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了一遍。我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 你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了呢?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毛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 来不及了。”

    由于当时世乒赛即将闭幕,时间十分紧迫,通过正常的渠道已经来不及了,周恩来决定立则将这一决定用越洋电话传过去,并在事后特地在国家体委 接待美国乒乓球队的请示报告上注明:遵主席指示,改正原批件,这次就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三十一届国 际比赛的消息。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改变初衷,下决心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呢?应该说,这其中有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因素:

    从国际上说,经过近两年的观察,毛泽东自信已经看准了尼克松的意图-一美苏争霸的焦点在欧洲,美国为了从越南战争中脱身,确有同中国改善关 系的愿望,包括不久前尼克松在官方的对外政策那当中第一次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重申希望改善对华关系,并继续采取单方面措施放宽贸易限制以及取消对 中国旅行的一切限制等。

    对此,毛泽东认为现在轮到中国方面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而首先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好处在于,既有助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势头而不必在 政治上承担很大的风险,又可以借此吊尼克松的胃口,压他及早表态正式访华。应该说,毛对尼克松唯恐别人在访华的问题上捷足先登的心理是揣摩得很准的。这 种”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策略,早已被周恩来运用于对日外交,并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从国内来说,虽然眼下批陈整风运动暂时告一段落,但事情远没有结束。林彪拒不认错服输的态度,使得毛泽东认为同美国缓和关系变得更加迫切。因为在中共最高领导层中,除毛本人以外,其他人都或多或少地同苏联有着某种历史渊源关系,林彪也不例外。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非常担心一旦和握有军权的林彪彻底摊牌,他很有可能打苏联这张牌,与俄国人联手对付自己。这是毛在考虑解决林彪问题时 内心最大的隐忧,因此必须预作打算。而与美国缓和关系便是在战略上最好的防范措施。应该说,这是毛几经踌躇后,最后下定决心采取重大步骤缓和同美国关系更 深一层的原因。

    历史也证明了毛泽东在这一点上的先见之明。仅仅五个月之后,林彪在同毛的较量失败后,被迫逃往苏联,结果中途机毁人亡,葬身蒙古温都尔汗。 关于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这一点,长期以来被国内外学术界所忽视。离开对当时中国国内因素的分析,就难以对中美和解进程中各种扑朔迷离的历 史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

    以”乒乓外交”为契机,中美和解的进程明显加快,一个盼望已久的重大外交突破正在开始。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世界面前争相作出向对方示好的姿态,正如一场配合默契、令人眼花缭乱的乒乓球双打表演。

    美国乒乓球队作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友好使者在中国受到了盛情的款待。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他们,并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强调:”我相信 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和支持。”美国乒乓球队所受到的礼遇,在大洋彼岸帮了尼克松的忙,化解了美国政府内部对华政策反对派的 阻力,为其后美国派遣特使访华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就在周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的同一天,尼克松也不甘落后,宣布取消已经实行二十余年之久的如中国的贸易禁运。

    接着,中国方面趁热打铁,继续采取主动行动,在四月二十一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以正式信件的形式转达了拖延三个月之久的周恩来给尼克松 的口信,提出:”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 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晤谈。”

    与此同时,周恩来对中美关系的症结一-台湾问题采取了现实与灵活的态度,既在台湾问题上作出某种让步,只要求美国从台湾海峡撤军而并不坚持美国立即同台湾断交,作为举行中美高级会谈的先决条件,同时又继续坚持由美国总统来北京谈判的态度。

    中国的提议立即得到美国方面的响应。尼克松断定”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为此,他通过”巴基斯坦渠道”接连向 中国发出三次口信,表示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认真的交谈,并提议由基辛格同周恩来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 谈。

    这样,中国在外交上打开对美关系的努力,经过近两年的艰苦跋涉,各方面的条件已经大体具备。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研讨了中美关系和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预备性会谈。会后,他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为政治局起草了《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告详细地 回顾了自二次大战结束后,中美关系演变的历史以及同尼克松政府进行试探性接触对话的经过,预计了会谈中可能涉及的若干问题,并提出了应坚持的原则和相应的 策略:

    一、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用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这一条如不能事先有原则商定,尼克松的访问就可能推迟。

    二、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容干预。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

    三、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

    四、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如美利坚合众国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五、如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

    六、我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如美方提到联合国问题,我可明确告以我绝不能接受”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安排。

    七、我不主动提中关贸易问题,如美方提及此事,在美军从台湾撤走的原则确定以后,可进行商谈。

    八、我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

    报告对中美预备性会谈的结果作了两手准备,说:”上述各项,可能在基辛格到来后谈出一点眉目,以便为尼克松的访问开辟道路,也有可能完全谈 不拢,使尼克松的访问成为不可能,这对我们并无损害。因我们这些主张正好为尼克松的竞选对手准备条件。反之,如能谈好,至少可使两霸相争加剧,我可增强战 备力量。能战方可言和,谈和更需备战。这是我党同帝、修、反斗争的多次经验,应当永志不忘。”

    这一报告经过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并报请毛泽东、林彪批准。它成为日后指导中国进行中美会谈的纲领性文件。以此为标 志,中国正式完成了对美政策的巨大转变。与以往相比,这一新的对美政策在继续坚持中国基本立场的同时,表现了对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和在策略上相当程度的灵 活性,不再坚持把美国同台湾断交当作两国政府之间交往的先决条件,表示要认真加强对台工作,力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提出了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的设 想。

    与此同时,周恩来发出了被尼克松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代表毛泽东正式邀请尼克松访华,并欢迎基辛格秘密前任中国为尼克松访问北京做各种必要的准备工作。

    至此,中美之间封冻多年的坚冰已经打破,航向已经确定,剩下的只需顺流而下。其后,轰动一时的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的”攻变世界一周”的出访,便是上述中国完成对美政策转变的结果,同时也形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第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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