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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恩来(四)(明镜出版,高文谦作)2011-11-24 0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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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的毛、周分歧

    抗战爆发后,中共党内对出兵问题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愿与国民党捐弃前赚,共赴国难,通过打几个胜仗来鼓舞民心士气。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多数人 都持有这种想法。毛泽东却迟迟按兵不动,刻意保存实力,以便日后与蒋介石争天下。毛的主张虽说对中共日后的发展更加老谋深算,无奈曲高和寡,一时不为党内 多数人所接受,因而在与王明的争斗中一度处于下风。

    到达陕北以后,随着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政治领导中心地位的日益巩固,周恩来对毛的态度开始从主动退让、委曲求全转为降心相从,甘愿充当毛的副 手。既然毛不愿意他人染指军队,周就知趣地接受毛的安排,留守后方,做军需保障和东北军的工作,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并且迅速打开局面,与执行剿共 任务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秘密达成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协议,在西北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三位一体暗中联合的局面。这不但为长途跋涉、师老兵疲的红 军赢得了一个极为宝贵的喘息机会,而且更为日后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使中共从根本上摆脱了困局,成为这一事变中最大的获益者。对中共日后的发展来 说,周氏是功不可没的。

    不过平心而论,周恩来在开始接受毛泽东领导的同时,对他还是有所保留的,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心悦诚服,至多只是”半条心”。用周本人在延安整 风中检讨自己的说法,是由于他”当时对毛的领导还没有信心”。应该说,这只是其一。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此刻在周的心目中,共产国际的权威仍在毛泽东 之上的缘故。

    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后,虽说共产国际的威信已经大打折扣,但是中共毕竟在组织上仍隶属于共产国际。而且共产国际新近的某些指示,例如关 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和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指示等,尽管是出于维护苏联国家利益的需要,但也确实从方针策略的转变上帮助中共摆脱了困境, 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又恢复了共产国际以往的权威。共产国际这时并没有明确承认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复先斩后奏所确立起来的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而毛在领导中国 革命的过程中,又显露出越来越明显的独立自主的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便被夹在以斯大林为后台的共产国际和正在中共党内崛起的毛泽东之间而不得不作出某种选择。这对于行事总是恪守组织原 则,而且又经历了六届三中全会后那场由共产国际一手操控的党内斗争之后仍然心有余悸的周氏来说,还是小心一点为好,不愿在政治上跟毛太紧,以免遭受池鱼之 殃。所以,在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恢复以后,当毛的主张与莫斯科的意图相左时,他往往附和共产国际的指令,而和毛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情况使得一度缓和过 来的毛、周关系在抗战初期又再度出现了问题。

    事情还要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间王明回国说起。王明是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的,目的是贯彻苏联的战略意图,要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服从并维护以国民 党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能够拖住日本,以避免苏联同时在西线和东线险于两面作战的境地。斯大林当时认为中共的力量还过于孱弱,中国抗战的成败 主要取决于国民党,为此在王明回国前专门召见了他,在谈话中特别强调要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鉴于毛泽东在抗战中从中共的自身利益出发,主张在统一战线中应 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避琵与日军打硬仗,而把工作重心放在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中共力量上面,斯大林担心毛这种趁机坐大的作法会惹怒蒋介石, 造成统一战线的破裂,从而使日本能够在中国腾出手来转而对付苏联。为此,派王明作为”钦差大臣”回来纠正这种偏差。用当时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话说 是”需要很了解国际形势的新人去援助中共中央”。

    王明回国后果然不负莫斯科的厚望,不遗余力地贯彻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批评 中共在抗战爆发后过分强调独立自主,说这样只会”吓走同盟者”,称”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王明的主 张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获得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多数人的赞同。周在发言中联系他在山西抗战中的感受,也跟着批评了中央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 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在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主张应公开指出和纠正自己的错误,使国民党更信任和佩服中 共。

    周恩来在十二月会议上这样附和王明,批评了毛泽东所强调的独立自主的主张,自然是看到王明手中持有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同时也委婉表达了对 毛在国难当头之际,过于考虑中共的党派利益而处处保存实力作法的不同意见。因为在周看来,共产党人既然标榜是民族的抗日先锋,就应该表里如一,不惧怕承担 牺牲,为友党友军做出表率,通过打几个胜仗来鼓舞士气和振奋民心。所以从抗战一开始,周就不大同意毛所采取的按兵不动的作法,曾在八月间的洛川会议上针对 毛所提出的名为开展”山地游击战”,实则尽量避战的红军作战原则,婉转地表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随后亲赴山西前线推动抗战,参与策划了平型关战役, 取得了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

    应该说,周恩来的这种态度当时在中共领导层中是有代表性的,即大敌当前,愿与国民党捐弃前嫌,真诚合作,共赴国难。像朱德、彭德怀、任弼 时、博古、项英等人都持有这种想法,批评中共军队出动太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主张虽对中共日后的发展壮大来说,更加老谋深算,但无奈曲高和寡,一时 并不为党内多数人所接受,因而不足在与王明的争斗中陷于孤立,暂时处于下风。

    中国有句俗谚:一山难容二虎。对于中共这种集权体制的政党来说,正是如此,可以说,毛泽东与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的争论并不仅仅是政见之争, 同时也是一场争夺中共最高领导权的较量。双方对此都心照不宣。尽管毛在欢迎词中把王明的回国称作”喜从大降”,实际上却是忧上心头,担心自己刚刚确立起来 的领袖地位会被王明夺去。王明则自恃是莫斯科派来的”钦差大臣”,又是共产国际的领导成员,对中共的领袖地位志在必得。不过,真正令毛感到不安的,倒还不 是王明咄咄逼人的架势,而是他的主张竟然在党内大有市场,以周恩来为首的一大批人在政治上都跟着他跑。这是最令毛忧虑之处。在毛泽东看来,只会夸夸其谈的 王明手上虽然持有莫斯科的尚方宝剑,处处以”钦差大臣”自居,实际上在党内缺乏根基和磨练,只是像山间的竹笋那样”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因 而不足为虑。不过,一旦周恩来这批人人股,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周本人虽无意在党内争雄,但却是一个可以影响党内力量对比的人物,在政治上举足轻重。可以 说,周倒向哪一方,哪一方便会在党内占上风。这次就让毛泽东再次品尝了陷入孤立的苦头,深感”中央已名存实亡”。为此,他曾向李维汉慨叹道:”我的命令不 出这个窑洞。”

    然而,毛泽东绝非等闲之辈。他深谙权谋,懂得政治上的攻守之道。面对于明咄咄逼人的攻势,毛采取以退为进的旋略,让王明起草十二月会议的决 议,以化解斯大林的疑虑。自己则暂时退居一旁,而把虚骄自负的王明放在炉火上烤。这一点,从目前保留下来的这一时期中共领导层的集体合影中就可看出:毛总 是不露声色地站在最边上,而让王明坐在正中。与此同时,毛泽东开始着手拆散王明与周恩来的联盟,以便分而治之,他先是将周氏派驻武汉,组建中共中央长江 局,并负责与国民党的谈判,而准备将王明留在延安。但当喜欢出风头,不愿困守在延安穷山沟里的王明提出蒋介石要他”在汉相助”后,毛又顺水推舟,趁机调虎 离山,同意他留驻武汉,让他那一套”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国民党那里碰钉子。

    王明不知底里,欣然前往。结果造成了毛泽东坐镇中共的大本营延安,以中央号令地方的局面。与此同时,毛又故伎重施,分化党内国际派,在继续 拉拢张闻天、王稼祥的同时,又挖王明的墙脚,将一同回国的康生争取过来,还做了老国际派任弼时等人的工作,逐步扭转了在党内孤立的局面。

    在毛泽东和王明的争雄之中,使攻守局面从根本上逆转的还是共产国际的态度。共产国际在看到中共的政策有所转变之后,出于维护中共内部团结的 考虑,并不鼓励王明继续在党内与毛争夺领导权,以免两败俱伤,削弱抗日营垒的力量。对王明更加不利的是,这时他在共产国际中的靠山,当年一手扶植他上台的 米夫在联共党内斗争中遭到整肃,而现任主管中共事务的季米特洛夫则对他印象不佳。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季氏专门托王稼祥传话,强调” 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这对一心想当中共领袖的王明来说,不啻足当头一瓢冷水,失望之余,不得不开 始收敛。

    武汉失守后,国内外时局出现的变化,更是让毛泽东在这场争斗中占了上风。一九三八年十月,国民政府临时所在地武汉失守,标志著国共两党在抗 战初期短暂合作蜜月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国共两党之间愈演愈烈的互相猜忌、摩擦乃至武装冲突,最终爆发了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中共领导的新四军 在奉命转移途中被国民党军队围歼。这一严重的挫败,不仅使得王明失去了他在政治上的重要盟友、新四军政委项英,而且使他鼓吹的”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论调在中共党内破产。

    与此同时,毛泽东所强调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主张则逐渐被党内多数人所接受。对毛来说,更天助人意的是国际形势的剧变。一九四一年 六月,纳粹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战争初期,德军长驱直入,苏军则节节败退,大半国土沦陷,局势岌岌可危。苏联本身自顾不暇,再也没有精力像过去一样插 手各国共产党的事务了。共产国际随后不得不宣布解散。政治对手王明的后台老板无疾而终,这令毛大大松了一口气,在与他争夺中共党内最高领导权的较量中不必 再投鼠忌器了。于是,毛开始用心思盘算在党内彻底斗倒王明的问题。

在延安整风中

    毛泽东在党内清算斗争王明的同时,也没有放过周恩来。周被指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和王明一起被批判斗争,经历了一段投身革命以来最难捱的日子。周本人从此洗心革面,由衷地拥戴和信服毛的领导,并为自己选定了历史角色。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获得共产国际的肯定,却并没有高枕无忧,他知道这种胜利并不巩固,王明也没有真正认输,仍在 伺机卷土重来。另一件让毛大受刺激的是,周恩来赴苏治疗臂伤回来后,转达了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时,国际领导人所作的指示,其中有主席团成员曼努伊尔斯基称 赞张闻天是”中共的理论家”这样的话。毛听后大为恼火,乃至一时失态,说出”什么理论家,不过是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这样的话来。

    毛泽东之所以对这样区区一句话如此在意,乃是触到了他的心病,他知道如果不彻底斗倒党内教条宗派的话,他本人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是不巩固的。由此萌生了发动反对以王明为首的党内教条宗派的整风运动的想法。

    毛泽东是个深谙政治权谋的老手,他并非不想一鼓作气解决王明的问题,但顾忌王明背后有苏联人撑腰而暂时隐忍下来。再加上毛这时已经在形势估 计和统战策略等不少问题上与莫斯科歧见日深,闹得很不愉快。因此不想再火上浇油,与远方(共产国际)搞僵关系,因为对于中共来说,维持与莫斯科的关系毕竟 是大局。不过,毛并没有放弃这个念头,而是伺机而动,采取迂回战术,先扫清外围。

    在这种情况下,被共产国际视为中共理论家的张闻天遂成了首先开刀的对象,尽管他在遵义会议后一直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盟友。这种卸磨杀驴的做 法,大概是张闻天未曾想到的。一九四一年五月,毛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措辞尖锐,情绪激动,矛头直指主管宣传理论工作的张闻天,发出了整风学习 的动员令。

    随后爆发的苏德战争更是天赐良机。看到苏联已经无暇他顾后,毛泽东趁势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为名,发动了延安整风运动,旨在彻底清算 斗倒王明,不仅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而且要在思想上确立他本人在党内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其实,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毛泽东就想这样做,曾经考虑在准 备召开的七大上讨论”党的历史问题”,一举解决王明的问题。但是,当时共产国际不同意这样做,认为中共七大要着重解决抗战中的实际问题,而不应花很多的时 间去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强调对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要特别慎重”。为此,毛才不得不把这个念头暂时搁置下来。现在,毛已经可以不必再过多顾忌莫斯科 的态度了。

    一九四一年九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按照毛泽东所定的调子,把党在十年内战后期(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所犯 的错误,提升到路线错误的高度来检讨和清算。深谙攻伐之道的毛先”打通”了博古、张闻天的思想,在他们承认并检讨了在江西主政时期所把的错误后,很快就解 脱了他们,而将王明孤立组来。在这种情况下,王明不识时务,不仅拒不认错,申辩他本人当时已在苏联,因此不能对中央苏区的失败负责,反而指责批评别人。王 明这种四面树敌的做法正中毛下怀,在党内领导层中被完全孤立起来,成为众矢之的,群起而攻之。

    会后,自知在政治上已经没有退路的王明以攻为守,借季米特洛夫一份责问中共的来电,反过来指责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太”左”了,是自我 孤立,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要人资产阶级,建议目前仍以国民党为主,中共辅之,设法同蒋介石妥协,并表示决心要和毛泽东争论到底,不惜到共产国际去打官 司。随后,王明便称病躺倒,拒绝参加中央的整风会议。

    王明的对抗反扑,更让毛泽东决心在政治上把他斗垮搞臭,随即成立了由他本人挂帅的清算过去曝史委员会。毛并亲自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 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指出这一时期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各方面都犯了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形成一条形态最完备、时间最长久、危 害最严重的错误路线。其后,毛泽东又挑选出当年临时中央时期的九份有典型错误的文件,痛加批判,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把王明等人包括周恩来在内批得狗血喷 头。文中认定王明是这条左倾路线的始作俑者,而且还给他戴上了”小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帽子。”这便是所谓”九篇文章”的由来。后来在文革中,毛又对此一再 修改,准备作为批周的”石头”抛出来。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接着,毛泽东又趁热打铁,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整风学习,肃清王明教条主义的流毒,把全党统一在自己的思想之下。与此同时,又在组织上动手术。 一九四三年三月,全面改组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把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排除出局,改由毛本人、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毛正式被任命为中央政 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并被授予”有最后决定之权”。虽然这在当时还是就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而言,但新的中央书记处已经成为党内的最高领导核心,并且 完全被清一色的毛派所掌握。

    在书记处排名第二的刘少奇由毛泽东一手拔擢到中央,是毛在政治上坚定的盟友。另一名成员任弼时当年虽曾在宁都会议上力主撤换毛,但早已改弦 更张,并且在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立了大功,帮助毛改善了斯大林对他的印象,目前对毛也是鼎力相助。这样,通过这次改组,毛终于如愿以偿,在党内确 立了他本人绝对权威的地位,成为中共神坛上一尊新的偶像。这对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完成思想统一和组织调整以后,毛泽东又回过头来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展开了彻底清算王明错误的批判斗争。时间是选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以后。 这样在清算王明时,就不必再担心投鼠忌器了。关于王明的错误性质,毛一槌定音:王明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理论的创造者和支持者,博古等人是执行 者与发挥者,并老账新账一起算,把王明在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上的主张上纲到”右倾投降主义”,指其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应声虫”。接下来,王明作 为前后两次错误路线的罪魁祸首,被毛”请君入瓮”,在持续两个多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受到了严厉的批判,陷入了鼓破众人捶的境地,最后只好认错投降。

    在整肃王明的同时,毛泽东也没有放过周恩来。这既是报当年宁都会议的一箭之仇,也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与毛对当时党内形势的判断有关。延安 整风期间,毛把党内各种力量分为三派:一是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其中包括博古、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二是以周氏为首的经验宗派,成员大都像朱德、彭德 怀、陈谷等这样一些曾和毛的共事中有过不同意见,以及一批在党内军中和周有较深渊源的人;三是以毛本人为首的正确路线派,即所谓毛派,其中包括刘少奇、任 弼时、康生、彭真、高岗、林彪、邓小平等。

    由于以周恩来为首的所谓经验宗派大都是党内军中独当一面的各路诸侯,在政治上的影响很大,往往能左右党内的形势,这是毛泽东在作任何决定时 不得不加以考虑的。实际上,正是由于这批人先是和博古而后是和王明联手,才使得毛在党内受到孤立,吃了不小的苦头。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仅仅斗垮王明为首 的教条宗派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趁机整服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的话,那么他本人在党内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还不能说最终确立起来。这是毛在发动延安整风时 决心加以解决的。为此,毛对周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既打又拉,其中打和拉都是为了使他能更驯服地为其所用。毛相信如果周的态度能够转变过来,就能带 动影响党内一大批人。

    共产国际解散后,毛泽东连电催促一直常驻重庆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火速返回延安,参加中共党内高干的整风运动。当时时局正处在变动之 中,国民党内的强硬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制造舆论,要求中共自行解散,并调集军队侵扰陕甘宁边区,企图以政治攻势和军事进攻两手压中共作出让步。周因 忙于临行前的未了事宜,加以天雨和车坏,途中又遵毛嘱在西安同国民党将领胡宗闹交涉其军队侵扰边区一事,所以耽搁了一些时日才返回延安。

    周恩来一回到延安,毛泽东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劈头盖脸地批评他在与胡宗南办交涉时破坏了党的纪律。原来周在西安了解各方情况后,发现国民 党军队进攻边区的部署并未进入行动阶段,因此认为中央考虑有所戒备是必要的,但延安为此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并且通电全国一事则”刺激太甚”,所以致电延安, 建议通电在重庆、西安暂缓印发。对此,毛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周这样做完全是顾虑个人的安全而不敢对国民党方面示强,并甩出一句很重的话:”不要人在曹营心 在汉!”

    这对于一直身处在国民党的笼潭虎穴,为中共尽心竭力办外交的周恩来来说,自然是很大的不公和委屈,但也着实给了已经阔别延安三年的周氏一记 当头棒喝,让他领教了已经今非昔比的毛的威势。对这件事,他一直放在心里,不敢忘记。许多年后,他奉毛泽东之命检讨自己在历史下所犯的错误时,又再次提及 此事,说:”到王明投降时期,我的弱点暴露最多。一直到考虑我是否也如王明,敌我不分,这才使我猛醒。”

    周恩来确实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当他一回到延安,发现政治形势已经大变,拥戴毛泽东已经成为党内的大势所趋,而毛在清算王明的同时,正准备对 他开刀的时候,周立则采取主动行动,对毛表示信服和拥戴。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致辞说: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 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 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对于周恩来这样的表态,毛泽东自然感到高兴,但他更需要的是好好地敲打周一顿,经过清算斗争后,彻底把他整服,今后不敢再有二心。用他自己 的话来说是”惩前毖后”。因此毛没有立刻对周高抬贵手,而是按照既定方针,在党内高层的整风I户,把周作为党内”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同作为”教条宗派” 的代表人物王明放在一起批。

    为此,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九月至十月连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为高干整风的目的定了调子,说:从四中全会后,党内行两个宗派,一个 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一个是经验主义的宗派,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打的方法即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 批判别人。要发展自觉性,也要适当地将军,内力外力合作,才会有成效。当然,毛并没有忘记把经验宗派同教条宗派加以区别,说:”所有经验宗派的人,与教条 宗派是有区别的,大多数是被欺骗的,不觉悟的。他们常常被教条宗派利用’共产国际’、’马恩列斯’的外衣和威逼利诱所蒙蔽,所迷惑。”

    在高干整风期间,是周恩来政治生涯中一段难捱的日子。他被作为”经验宗派的代表” , “教条统治的帮凶”,在党内领导层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斗争。历时之久,火药味之浓,都是他在以往的党内斗争中从未经历过的。其中不少用语,诸如”篡 党”、”篡军”、”帮凶”,等等,完全和二十年后文革中所使用的语言如出一辙,甚至被威胁开除出党。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内心的沉重和精神上的压力可想而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去年的整 风,才在我思想上开门。这一次历史检讨,才进一步认识自己。” “因为要说历史,不能不牵涉到牺牲的同志,他们已为党牺牲,表现了他们高贵的布尔什维克品质,而我连续犯了罪过,这在我涉及他们时,心里不能不难过。”

    经过三个月的整风学习和自我反省,在中央学习组接受批判帮助,周恩来写下了近三万字的学习笔记和检讨提纲,从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起,他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整整作了五天的发言。这是在党内高干整风中检讨时间最长的一个,周恩来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给自己上纲上线,戴帽子,泼污水, 系统清算了自己在历史上所犯过的错误,其中重点是中央苏区时期和抗战初期这两段。他承认自己”有经验宗派之毒,再加上迷信国际并与教条宗派有思想上、气味 上相投之处,所以不论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担了极大的罪过,成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迷惑人的口(原稿字迹辨认不清一-作者注)人物,党的布尔 什维克化的阻碍”。

    关于在中央苏区时所犯的错误,周恩来是这样给自己上纲的:为教条宗派肃清道路,造成不可饶恕的罪过,中心关键在反毛。他把在中央苏区反毛泽 东的过程概括为四个阶段:”一、项英阶段,取消肃反为最高峰;二、稼祥、弼时阶段,苏区党大会为最高峰;三、周恩来阶段,宁都篡军为最高峰;四,博古、洛 甫阶段,五中全会为最高峰,篡党篡政篡军的完成。”

    关于在抗战初期所犯的错误,周恩来在检讨中表示:”这是第二次教条经验宗派的结合,其主要代表人物确如毛所说为陈(绍禹,即王明-一作者 注)、周(恩来)、彭(德怀),项(英)。第一次结合是经验投降教条,这一次要没有周、彭、项的拥护,教条宗派是建立不起统治的,故名为教条宗派打天下, 或开辟天下。”

    周恩来还对他之所以屡犯错误的社会家庭原因和个人品质进行了自我解剖。他在发言提纲中这样写道:”我是个破产的封建世家子弟。这个家庭社会 给我的(好虚荣),包庇,爱面子,自私,世故,畏首畏尾,患得患失,伥琐冲动的劣根性并未很好铲除,加以幼年母性的教养,更增加我的党内奴性、软弱性,便 成为我以后长时期富有妥协性缺乏原则性的根源,同时又带有破坏性。”周恩来进一步解释道:”动摇性是很明显的了,政治上常常左右摇摆,特别是重要关头之转 弯拐角时,把握不定。自私性表现在世故(怕得罪人)和患得患失上(如宁都会议) 。虚荣性表现在爱面子,不大戳破自己和人家的摘处,常常原谅多于责备,同时,也养成只注意表面不注意本质的毛病。冲动性表现在盲动和破坏纪律上(如武汉时 期、洛川会议后,乃至西安最后· 一电) 。软弱性表现在党外之迁就倾向,党内之畏首畏尾、奴性(如四中全会前后、博古李德时代)。”

    应该指出的是,周恩来在当时党内过火斗争的气氛下,对自己的反省、检讨乃至谴责,用语是很重的,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往自己身上泼了不 少污水,加了不少罪名,不如此就过不了关。不过,他仍然对自己作了某种辩护。他这样说道: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 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在二十多年党的生活中,党的基本立场(即是说为党好)并未失去,而且也有许多锻炼,若干改正,如顽强性也渐 渐生长,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因此摇摆不定并未发展到灰心失望;世故也未发展到阴谋诡计;爱面子注意表面也未发展到说谎话做口(原稿字 迹辨认不清一-作者注)人的事情;盲动还没发展到不顾一切地蛮干,破坏纪律没走到分裂和小组织行动;党外迁就还没有失去最后界限,党内畏首畏尾乜还没有发 展到完全没有原则。因之,我的品质上基本特点是调和性与缺乏原则性。

    这场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对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和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展开的清算斗争,后来终于在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干预下而不得不收场了。这和延安整风运动出现了严重的肃反扩大化有关。

    还在周恩来返回延安之前,根据毛泽东”整风是思想上的清党,审干是组织上的清党”的部署,延安整风运动转入了肃清内奸、审查干部的阶段。这项工作由毛亲自挂帅的中央总党委负责领导,当时担任总党委副王任,同时也是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的康生具体主持其事。

    康生曾经追随王明,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里长期共事,关系本来很密切,但后来对王明反戈一击,并且力排众议,一手撮合了毛泽东和江青的婚 事而深得毛的信任和重用。康生看出毛泽东想在政治上彻底斗垮王明,于是有意夸大敌情,加罪于王明,甚至把周恩来也捎带上。他公开散布说,延安存在一个右倾 机会主义集团,专门散布对蒋介石的幻想来破坏党,王明、博古、张闻天和周恩来等都是其中的成员,这些人对新四军的失败和国民党特务大批渗入到延安来,有着 不可推卸的责任。

    接下来,康生利用手中掌握的整风审干大权,在延安各机关单位、学校发动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巴掌大的延安地区,仅仅在几 天内就揪出所谓”特务份子”一千四百多人。由周恩来负责领导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员更是普遍地成为被怀疑的对象,被诬指为”红旗党”(即打着红旗的假共 产党),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就连毛泽东后来十分信任的何尘施,当时仅因在中央统战部作为王明的副手,同时有过留苏的经历,也被关押批斗,妻子被迫跳 井,搞得家破人亡。一时间,整个延安地区”特务如麻”,弄得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个人名义打电报给毛泽东,对这种状况表示忧虑,并提出忠告,说:” 不言而喻,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它过去的领导人谁也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出于个人友谊,我不得下对您说,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让我担忧”"季氏接 着表示:”我认为,现在进行的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他们是由于执行共产国际提倡的民族战线政策而被指控,似乎他们因此而把党引向分裂, 像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不应该被开除出党,而应该保留他们,并为了党的事业充分地使用他们。”

    在对毛泽东婉言规劝的同时,季米特洛夫对在康生主持下搞的肃反扩大化提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说:”我也觉得,康生起的作用令人怀疑。那些像 清除党内敌对份子和团结党的各种正确措施,康生及其机构是通过那些不正常的形式来实现的,这些形式只能煽动相互间的怀疑,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强烈不满,帮 助敌人瓦解党。”

    毛泽东对季米特洛夫的劝告当然不以为然,心里很不痛快,但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为共产国际虽然已经解散,但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权威和影响 依然存在。加之眼下中共在诸多方面仍有求于莫斯科,因此绝不能把关系搞僵。况且季氏毕竟曾经有恩于毛–正是由于他的表态,才迫使对共产国际惟命是从的王明 放弃了与毛展开的那场中共领袖的争夺战,毛才最终得以在党内独占鳌头。凡此种种,都令毛不得不认真考虑”远方”的态度,而对周恩来乃至王明的清算斗争适可 而止。

    更主要的是,毛泽东此刻也乐得顺水推舟,趁势收兵。因为在他看来,重点在党内领导层中开展的分清路线是非,统一思想的整风运动已经达到了预 期的目的:既斗垮了以王明为首的教条宗派,又整服了以周恩来为首的经验宗派,最终奠定了他本人在中共党内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毛不仅在组织上大权独揽,成 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握有”最后决定权”的双料主席,而且在思想上也被定于一尊。由刘少奇提议,毛泽东思想被作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同,写入随后召开 的中共七大党章,从而在中共党史上正式开启了”毛泽东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延安整风运动确实可以而且应该凯旋收兵了。

    延安整风运动成为毛、周关系史上的重要关节,对周恩来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遵义会议后,周开始接受毛泽东的领导还只是” 半条心”的话,那么通过延安整风,他从此洗心革面,开始由衷地拥戴和信服毛。这固然是因为当时拥毛已在中共党内成为大势所趋,而且成为党章中对每个党员的 要求,同时也是深感今是而昨非的周在比较了曾共过事的几位中共领袖的长短之后,对毛的领导心悦诚服的认定。

    这以后,在周恩来的心目中,毛泽东完全取代了以往共产国际的神圣地位,成为真理和权威的化身。与此同时,周也为他自己选定了历史角色,内心 深处以中国历史上辅佐雄主成就大业的张良、诸葛亮自勉,甘愿在毛的麾下充当助手,辅佐毛成就革命大业,实现推翻三座大山,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治理 想。

    在以后长达三十多年的岁月里,毛、周之间一直保持着这种政治合作的关系,直到周恩来生命的终结。周始终恪守自己的这种历史角色,以君臣之道 来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尽忠守分,克尽厥职,从不作非分之想。无论是当他无端受到毛的捕总和整治,还是在毛陷入幻想,将国家和民族引入灾难之时,周总是隐 忍退让,委曲求全,从不出一句恶声。即使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毛的错误时,也总是处处维护毛,唯恐有损”天皇圣明”的形象,乃至身后留下”逢君之恶”的骂名。

    应该说,周恩来的这种行事作为,固然是和他个人深自痛悔曾在历史上反对过毛泽东,因而不想一误再误有关,但是从历史的大视野来看,不过是中 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核心–”君为臣纲”这一皇权专制主义的老根来,实在是又粗又深,斩而不断,借尸还 魂,继续在现代政治人物的身上顽强地表现出来,主宰了他们的行为模式,即便是思想激进、标榜同一切传统观念决裂的共产党人最终也下能逃脱这种历史的宿命。

    历史总是在不断地捉弄人的。周恩来这种一误不可再误的心态导致他晚年陷入更大的误区之中。当国家和民族由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而陷入生 前灾难的时候,周既想努力保持忠于毛的”革命晚节”,又不忍心对国家的乱局坐视小管,于足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小心翼翼地在政 治上走钢丝。应该说,周氏晚年的政治技巧不能说不圆熟,表演也不能说不成功,否则也就不会在他死后北京有百万人上街哭送灵车的一幕了。然而,正是在这两者 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周恩来左支右绌,心力交瘁,却仍然得不到毛的欢心,而他本人也难逃良心上的审判,最后背负著沉重的十字架,抑郁而终。

    这正是本书所要展开的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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