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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恩来(二)(明镜出版,高文谦作)2011-11-22 01: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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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冤家不聚头

    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的家庭出身、教养、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方式截然不同,却同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失意激进青年,在五四大潮的激荡 下,怀抱著改造中国的政治理想,聚合在共产革命的旗帜下,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一部中共党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毛、周两人合作的关系史。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也就是打下今日红色江山的那一代,大都是南方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不例外。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历史现象。

    不过,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同是南方人,但两人的家庭出身,教养,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方式却迥然下同,相去甚远。毛氏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偏僻 贫瘠的山村,是个地道的农家子弟。而周氏则出生在地处江浙的鱼米之乡、交通文化都很发达的古城准安,是个封建世家的破落户子弟。毛由于其父的专制和严厉粗 暴的管束,以及受湘楚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幼养成了反抗传统,蔑视权威,张扬个性的叛逆性格。周则在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嗣母的养育下,从小就沐浴在温 馨仁慈的母爱之中,并且深受江浙文化气质的熏陶,为人处世带有明显的温良恭俭让的儒家人格色彩。   与上述各自的气质相联系,毛泽东生性好斗,桀骛不驯,崇尚斗争哲学,凡事敢为天下先。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周 恩来则为人沉稳内敛,待人谦和,克己忍让,善于同各种人打交道,行事处世恪守中庸之道,从不走极端。当时南开学校《毕业同学录》中对他的评语是”君性温和 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都经历过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洗礼。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是中国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被迫开始自己向现代化过渡的艰难进程中嬗变的关节点。

    由于中国政府在战后巴黎和会上对山东权益交涉的失败,极大地刺伤了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界的民族自尊心,整个社会情绪急遽左转,救亡取代了启 蒙,倡导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无疾而终。国人在极度失望之余,认为西方国家所标榜的民主自由完全是骗人的把戏,于是掉头而去,完全 改变了自上一个世纪以来一直以英美为师的原有的历史演进方向,转而以俄为师,拥抱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潮。

    五四运动在救亡图存的号召下,激发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极大的爱国热诚,吸引了一大批知识精英和激进青年投身其中。这批人随后成为中国共产党诞 生的中坚力量。前者如陈独秀和李大钊,后者如毛泽东和周恩来,成为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毛、周二人虽然出身、经历迥异,却在五四运动中风云际会,一南一 北,遥相呼应,双双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毛在五四前后在湖南创立的新民学会以及所主持的《湘江评论》,与周在天津创立的觉悟社以及社刊《觉悟》,都是当时国 内有名的社团和刊物。尽管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还没有一面之交,但他们以文会友,志同道合,互相知名,彼此仰慕,则是可以肯定的。

    那么,毛泽东、周恩来二人最初的会面相识是在什么时候呢?根据现有的史料考证,大约是在一九二六年初,地点在广州。这时距五四运动已经过了 七个年头。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周二人一文一武,在政治舞台上双双崭露头角,是当时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国共合作的重要人物,毛泽东时任国民 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周恩来则刚刚由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军长是蒋介石,党代表由汪精卫兼任)。

    与周恩来相比,毛泽东在中共的出道更早一些。他先是参加了中共一大,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后又以领导自己家乡湖南工农运动的出色表现,受到 中共党内的第一位大家长、人称”老头子”陈独秀的赏识,被选为中共三大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的五人成员之一,并兼任中央局秘书,协助总书记处理中 央日常工作。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很看重毛泽东,视为自己的人,在讲话中经常把他挂在嘴边上。不过好景不长,大概是由于跟马林太紧的缘故,再加上毛本 人个性也太强,不愿甘居于人下,一年多后随着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换马,毛也黯然地离开了中共的领导核心圈子,”告病”还乡疗养。

    对于自己这段最初的政治沉浮,毛泽东在日后回首往事时,曾经语带调侃地作过这样的评论:”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

    周恩来的政治生涯起步虽然稍晚一些,却一帆风顺,后来居上。他正东渡日本求学,屡号不中后,一度灰头土脸,无奈之下,只好”返国图他兴”, 寻找出路。适逢国内五四大潮的兴起,他因缘际会,投身政治运动,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五四运动后,他随国内兴起的旅法勤工俭学的热潮,赴欧求学。在为个人寻 找谋生之道的同时,深为五四人潮所激荡的周氏已经把此行的目的更多地放在寻求如何挽救国家危亡的解决办法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惟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 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

    经过短暂的踌躇徘徊之后,周恩来如同当时中国大多数的热血青年一样,面对国难深重的时局和战后欧洲百业凋敝的双重现实,放弃了原先一度倾心 的英式渐变道路,在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中,选择了最为激进的俄式革命道路,作为拯救中国的手段,成为职业革命家。他先是加入了中共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 黎共产主义小组,后又筹组了旅欧少年共产党,是中共旅欧党组织的主要领袖之一。一九二四年七月,他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奉命回国,就任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 主任。由此奠定了周氏一生在国共两党的历史地位。

    黄埔军校不仅是蒋介石的嫡系,由他亲自兼任校长,而且也是培养中共军事人才最初的摇篮。国共两党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黄埔出身,因此与周恩来有着师生之谊。更重要的是,这一经历使得周氏脱颖而出,成为中共领袖中实际掌握军事武装的第一人。

    在这一点上,中共党内其他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无法与其相比,正是凭借这样的资本,周恩来先后出掌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共中央的军事部长,成为早 期中共领袖中的实力派人物,是中共军队的创建人,与军队众多将帅有着很深的关系。这也是日后毛不得不倚重周的地方,但又总是心存戒备的原因之一。

    至于毛泽东、周恩来初次会面的确切日期,则是在一九二六年的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O事件)之后。这里,有周本人的回忆为讲。

    中山舰事件是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蜜月的结束和两党分道扬镳的开始。事变的起因,国共双方各有不同的说法,大致经过是: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 深感国民党大权旁落,又在党内权手中受到苏联顾问和汪精卫联合打压,遂在国民党右派的推动下,决意展开反击,护党自卫。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氏藉口由 中共党员担任舰长的中山舰异动,汪精卫与苏联顾问合谋准备将他绑架到苏联海参崴的流言,在广州宣布戒严,派兵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地, 并要求所有中共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此后,蒋氏完全掌握了国民政府的军事实权。   事变发生后,当时正在广州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都主张进行反击。周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这样回忆道:

    ”三月二十号事变是国共关系的一个关键,这以前广东省委主张进攻,上海中央主张退守。事变打击主要对象是俄顾问、黄埔共产党、省港纠察队。 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苏联顾问),他说不能破裂。而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可以反蒋的”。

    由于当时作为中共太上皇的苏联顾问主张退让妥协,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只好听命。这样,中共党员被迫全体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 恩来本人则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为了这件事,陈独秀的儿子,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气得大骂其父”老糊涂”、”混蛋”!这实 在是冤枉了陈独秀,让他为苏联人背黑锅。

    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这次邂逅相遇,虽然来去匆匆,商讨出来的对策也没有被上面所采纳,从而影响时局,但却成为毛、周两人日后在政治上几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合作的开端。正是这种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近现代的历史。

平息红四军内斗风波

    周恩来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笼罩在毛泽东的阴影之下,像小媳妇一样看他的脸色行事。曾几何时,周曾是毛的顶头上司,掌握著毛的政治命运。在红四军的内斗中,要不走周出来为毛转圜,把落选后撂挑子不干的毛请回来,由毛唱主角的中国现代历史大概就要重新改写了。

    一九二七年中国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被迫转入地下,在以牙还牙,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同时,摸索探求重新复兴中国革命的道路。从这时起,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开始在政治上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少年时代就熟读民间流传的各种传奇小说,向往《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占山为王的毛泽东,在湖南领导秋收暴动失败后,仿效历史上草莽英雄惯用的办法,率领残部开赴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了中国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做”革命的山大王”。

    应该说,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毛泽东对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国情天然有着一种比他人更为深切的领悟。他首先认识到中国的共产革命实质上是 一场农民革命,而国民党统治最薄弱的环节也恰恰在农村。中国革命的道路必须适合这一国情。基于这种认识,毛在以后的实践中开始离经叛道,大胆向俄国十月革 命的模式挑战,逐步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的关于中国革命发展战略的主张:中国革命应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是像十月革命那样一味搞城市的武 装暴动。

    与毛泽东的离经叛道相比,周恩来则显得循规蹈矩得多,缺少毛的那种特立独行,大开大阖的领袖气魄。他在领导南昌暴动一炮打响后,并没有跳 出”城市中心论”的窠臼,像毛那样深入农村,就地闹革命,而是率军劳师远征,南下广东,企图攻占海口城市,取得苏联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结果兵败潮 汕,不得不乘一叶扁舟逃往香港。

    不过,南昌暴动的惨败,并没有使周恩来从此在政治上一蹶不起。相反,他在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组织才干,特别是善于求同存异, 团结各种人一道工作的品格,在中共党内得到了一致公认。平心而论,当时共产党内确实聚集了一大批富有理想、勇于献身的有志青年。但问题是当这些人聚集在- 起时,就难免争强好胜,磕磕碰碰,互不服气。在这种情况下,周氏的克己忍让,顾全大局,善于同各种人打交道的为人,就格外被人们所看重。这也是他能够脱颖 而出,并长期留在中共的领导核心圈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同为领导暴动失败而受到惩办,但毛却是被撤销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 务。而周则只是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然后又被委以重任,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正式参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在稍后举行的中共六大上被继续选为中央政治 局常委,并兼常委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长。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周大权在握,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这样,周恩来便成为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前后大约有八年的光景。由于他们两人在中共党内所处的地位不同,形象地说,毛脚踏实地,而周则高高在 上,因此两人看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大不相同。毛所领导的红军由于一直处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之中,因而事事处处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容不得半点马虎大 意,稍有不慎,就会招致重大挫败乃至全军覆灭。周恩来则被夹在莫斯科的指令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之间,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至 少也是把两者如何结合起来的问题。这固然是和周本人天性柔弱,富于调和有关,做事总是奉命唯谨,习惯于围绕著共产国际的指挥棒转,用他后来在延安整风中检 讨自己的话来说是”党内奴性”作祟;但更多的应该说是当时形格势禁的结果–中共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按照组织原则,中共必须绝对听命于共产国际。因 此,中共手里的自主权少得可怜,只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事事要看共产国际这个婆婆的脸色行事。

    问题还并非仅此为止。共产国际是根据苏联的国家利益制定其策略的,且不说这样势必脱离各国革命的实际,而且又总是根据联共党内斗争的风向, 指令各国共产党开展各种反倾向斗争;也就是说,莫斯科刮什么风,中共党内就下什么雨。因此,毛泽东的种种离经叛道的言行,自然为共产国际所不容而成为党内 反倾向斗争的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毛、周之间的角色冲突就变得不可避免,尽管这并非是周恩来的本意,他只是在奉命行事。再加上当时中共党内开展的反倾向斗争往 往实行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的做法,用当时流行的党内斗争术语,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就使得事情变得更加雪上加霜。毛、周之间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 历史积怨便由此而来。

    在红军初创时期,主要有两件事,一直令毛泽东日后耿耿于怀,怨恨难消,动不动就要翻出来算老账的。

    一件是在中共红四军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灰溜溜地离开自己一手创建的红四军,时间是在一九二九年六月间。这对于视枪 杆子为命根子的毛来说,无疑是政治上的一大打击。这种下级党组织内部的斗争,远在上海中共中央的周恩来并没有直接卷入,按说对此不应该负什么责任。不过, 事情的起因却与他起草的那封中央”二月来信”多少有些干系。

    还在中共六大期间,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提出分散红军的主张,认为如果集中,不仅目标大,容易被敌人消灭,而且难于保障部队的给养,”会吃光 农村里的最后一只母鸡”。回国后,周恩来便根据这一意见,于一九二九年二月间起草了中央致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信中除了要求他们将主力红 军分成小股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外,还提出调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说:”两 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图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作为相应措施,随后周还指派刚从苏联回国的刘 安恭参加红四军的领导工作,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兼临时军委书记。

    应该说,中央的”二月来信”显然是典型的高高在上,不切实际的照搬主义。问题还不仅仅于此,更糟糕的是此举致使红四军领导内部早已存在的分 歧表面化,形成了激烈的争论。从表面上看,争论的焦点是围绕着党和军队的关系等建军原则问题进行的,但实际上却是人们对身为党代表的毛泽东大权独揽,搞” 书记专政”的家长制作风表示不满。

    当时还是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在政治上的高明之处还没有充分显露出来,因而人们对他还个人服气;另一方面却对他脾气暴躁,说话刻薄,喜欢独 断专行的作风颇有怨言。相形之下,朱德既有带兵经验,人缘又好,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所以更受人拥戴。在这种情况下,自恃有中央作靠山,并怀有个人企图的 刘安恭又浑水摸鱼,以中央”二月来信”为尚方宝剑,四处活动,挑动舆论,指责毛泽东不服从中央分兵游击的决定,散布红四军领导中分为两派:一为拥护中央 派,一为反中央派,指毛所主持的红四军前委”管得太多”,”权力过大”,逼其交出军权。这就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红四军七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毛 泽东落选后,一气之下索性撂挑子,跑到蛟洋”养病”。后来红四军曾几次三番请他回去主持工作,但遭到毛的拒绝,理由是在没有分清是非前,不能轻易回去。毛 还复信挖苦了接替他担任前委书记的陈毅一顿,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 我不能够随便回来,这个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这样,在缺少了毛这个主心骨后,红四军军心涣散,连吃败仗,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事情后来没有闹到完全不可收拾的地步,还是靠周恩来居中 调解,化解了这场风波。不然的话,由毛泽东唱主角的中国现代历史大概就要重新改写了。因为成为”光杆司令”的毛本人纵使再有雄才大略,也是英雄无用武之 地,无法演出日后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活剧来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先是毛泽东在四月间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复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央的”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 观”,”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当时下级党组织像这样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央的作法是不多见的。这显示了毛蔑视权威,敢于抗上的个性。而作为中共党内最高军 事首脑的周恩来在六月间收到毛的这封辗转来信后,表现出相当的民主作风,并不认为这是在违忤抗命,相反还觉得毛的申述意见不无道理,便站在中央的角度作了 自我批评,承认中央”二月来信”中让红军分散等问题”是有些毛病” ,并且不再坚持让朱、毛离开部队,而改为希望红四军前委指派一得力人员前来中央讨论问题。

    在解决红四军领导内部的分歧时,周恩来充分显示了善于调解党内矛盾的本事。对毛泽东与朱德之间的纠纷,他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采取了息事宁 人的态度,各打五十大板。尽管他作为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与朱德的个人关系更熟一些。因为在周看来,这种在大敌当前, “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作法,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

    为了维护已经形成的毛泽东作为红四军政治领导中心的地位,周恩来首先批评了红四军七次大会对毛泽东的处置,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机 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也批评了毛泽东落选后撂挑子不干的作 法,指出这是”不应有的消极观念”。最后代表中央宣布仍然由毛继续担任红四军的前委书记。

    主要是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在九月间发出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信中对红四军领导内部的这场风波作了结论,并要 求前委做到: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领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 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雨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中央指示后,毛同志 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中央”九月来信”虽然对毛泽东也作了某些批评,但更多的还是在政治上为毛撑了腰,给了他一个体面下台阶的机会,这与其说是周恩来对毛本人有 多大的好感,不如说是着眼于大局的考虑。而毛本人也识时务地趁机转圆,重返军中。借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之机,毛泽东在红四军中重新站稳了脚跟,由此 确立了更加牢固的领导地位。这对毛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因为红四军是当时中共军队中最精锐的一部分,也是毛日后赖以打下红色江山的最大本钱。

    红四军七大的这场风波是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之间的第一次磕碰,还算不上真正的交手,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并没有对两人的关系造成严重的伤害,而且周在政治上还有恩于毛,帮助毛度过了难关。总之,双方不打不相识,以和衷共济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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