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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32)2011-10-05 02: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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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共坚持扩张、内斗、种鸦片 和通敌卖国的“持久战”
第一、毛泽东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

  本书上卷虽然论述了蒋介石持久战思想形成的过程、决策、贯彻和它对于坚持对日抗战直至胜利的意义,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非但没有人 知道蒋介石有所谓持久战的思想,而且,凡知道有持久战者,皆以为这一杰出的战略思想,乃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部分”。或曰,正是毛泽东“光辉的持久战思 想”,才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长期坚持和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这又是一个天大的“历史性谎言”。

一、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的时间和背景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于一九三八年五月的延安。其时,蒋介石的持久战思想不仅早已形成,中华民国的持久战大战略不仅早已决策并得以贯彻,而 且,国民党将士的鲜血早已撒遍了华北战场、淞沪战场、南京战场和徐淮战场。其时,日本三月亡华的狂梦不仅已经破产,我国持久抗战的局面已经初成定局,而且 全国人民对于抗战必至最后胜利的信心已经形成,国际上对我政府领导全民抗战的观感亦早已为之一新(参见上卷第六章)。

二、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要害
毫无疑问的是,毛泽东这篇“论持久战”的要害,不在抗战,更不在积极抗战,而是在论述中共应该如何利用持久的卫国战争,以达到扩张和夺权的根本目的。 虽然它是在抗日的包装下、即在抗日这顶“大帽子”下进行论述的。中共的党史研究家们,早已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针见血地作了这样的歌颂和吹捧:“毛泽 东……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民族 战争条件下的具体体现这一本质。解决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中,如何加强领导,发展革命,夺取人民革命胜利的重大课 题。”61
这才是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本质。这个本质,无非是要把一场激烈持久的反侵略战争,在民族战争的伪装下,变为一场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隐形内战和残酷内 战而已。所以,一九三八年七月,当中共中央要求在武汉的王明等人于《新华日报》上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时,身为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的王明、博古、项 英、凯丰等,曾一致反对发表这篇文章,认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共的国际主义相 矛盾”。62 当然,王明们并没有说透他们为何不登载该文的原因。因为他们了解,毛泽东要借日本侵略的“良机”,以达到他发展农民战争打天下的目的。

第二、毛泽东和中共是怎样坚持“持久战”的

一、坚持四年整风内斗
应该说,在漫长的八年艰苦抗战中,在蒋介石先生亲赴抗日前线甚至屡死屡生之际,毛泽东只做了两件事:一是苦心竭虑地为中共夺权制造了一整套“革命理 论”,主要是不抗日,却又要利用抗日以进行夺权扩张的理论;和不抗战,却又要利用抗战以发展中共领导下的现代中国农民战争的理论。二是在全中国人民艰苦的 抗战之中,发动整风内斗,清除异己,从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以农村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为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彻底地改变 成为一场传统型的旨在改朝换代的农民造反,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而将这两件大事联系起来的,就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
其一、中共党史学家为毛泽东在抗战时期于延安发动的那一场整风运动,从“正面”作了如下的描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基本结束,抗日战争即将开始的时 候,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训练干部,毛泽东以极大的努力从事理论工作……一九三七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写了“矛盾论”和“实践论”。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毛 泽东又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这些著作……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未来政权的性质、农民问题、土地 问题、武装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毛泽东思想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同年九月党中央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和解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一九四二年开始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党整风运动是在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为了适应中国革命斗争实际需要而提出来的……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二月八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始。
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党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报告的决定》。
一九四三年春转入了审查干部阶段,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各解放区也先后于一九四三年夏季基本结束了整风运动,这些地方的整风运动多半是和审查干部结合进行的。
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党的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又展开了党史学习。这次党史学习主要是路线问题学习,批评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党内“左”右倾错误。
一九四四年毛泽东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对党史上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了结论,全党实现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这一次伟大的整风运动才算是胜利结束。63
在这个简单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到,毛泽东的“革命理论建设”,是在何时开始与何时形成的,毛泽东所发动的长期整风运动,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发 动、进行和结束的。中国抗战的长期、残酷和艰苦,世所尽知,然而,毛泽东却有功夫来研究中国革命的道路,并解决了未来政权的性质以及等等方面的问题,更丰 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其二、八九年以后,中共的另一些党史学家们则从“反面”揭露了中共延安整风的真相:
一九四二年十月,延安的秋夜,已有几许寒意,但是,窑洞里却灯火通明。……一批批外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正在被抢救……历史稍微复杂、社会关系又不甚清晰的怀疑对象,正在一批一批地集中起来,被送到反审机关审查……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以后,审干由内部转为公开,开展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特务一批一批地被查出来,真可谓已经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外地来的同志也逐渐地人人自危了……有的单位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员进行抢救,使正常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号召:“无论青年人、老年人,无论 男人、女人,无伦是自觉地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不要再为敌人的第五纵队服务了。”(按:康生在 这里所指的敌人和第五纵队,是指国民党而不是指日寇)他还告诫说:“不要放松一秒锺的时间,失掉这个最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康生的这个报告曾被称为恐怖的信号。这个报告把反奸斗争推向了高潮:从延安到各根据地,从党政军民学团体到市民群众,从城镇到农村,直至到监狱内,由 此开始了全线进攻,大搞坦白检举……监狱的情况更为严重。根据当时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的陕西省党员朱子彤回忆说:“抢救运动开始,各窑洞都发了康生抢救失 足者的报告,学习了这个文件就乱了套,窑洞内大搞车轮战,都在公开案情、分析、规劝。”“彻夜地揭发、分析、规劝,不达目的,规劝不止,逼着大家交代问 题……有时还押着被关押的人去参加机关的抢救大会……有时组织被关押的顽固分子到群众大会上去坦白交代……”
在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影响下……开始出现严重的逼供信现象,并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观臆断,指鹿为马;手段之二,欺骗恐吓,诈骗口供;手段之 三,酷刑折磨,刑讯逼供……据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打过人。县委书记打人约十七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九十一人次,私自被 关押的二十九人。……据当时任靖边县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同志回忆说:“逼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叉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 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承认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籍等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 有一个从沦陷区到延安的进步女青年(当时只有十九岁),由于她的亲属中有一人是汉奸,这个女青年便被怀疑是日本特务,将她逮捕关押。审讯她时,三天三夜不 给她睡觉,并且威胁她说,如果再不承认是特务,就放两条大蛇到她的窑洞里。她被吓得按照小说《双城记》里的情节胡编了一套假口供……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 为了逼出口供,对被审讯人员施以各种各样的肉刑或变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况。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统计,他们采用过车轮战、压杠子、打耳光、举空摔地等二 十四种肉刑。延安青年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捆绑吊打,活活折磨致死……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者就有五、六十人……不仅青年知识分子受到抢 救,一些老干部也受到迫害,例如陶铸同志……,一些娃娃也被坦白为特务分子。据当时的《解放日报》报导,绥师已有一百六十余人觉悟改悔,在大会上自动坦白 者二百八十余人,被揭发者一百九十余人。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十六岁的小男孩——马逢臣,手里提着 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说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用的武器。绥师的控诉会一直开了九天,在这些十几岁的小孩中,最后竟挖出了 二百三十个特务,占该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三。经过抢救,延属各县共挖出二千四百六十三个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竟挖出一百七十个特务,中央秘书 处六十余人,也挖出了十几个特务,西北公学五百多人,只有二十人没有被抢救,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是特务……
抢救运动造成很大危害……正常的工作秩序被打乱……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有些人经受不住冤枉折磨而自杀……造成互相猜疑,人人自危,在精神上留下了深重创伤………64
在中共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的异己者王明等,均遭到了迫害和清洗。还有象作家王实味那样的冤假错案,以及那些如王实味一样被迫害、杀害致死者,中国大陆的许多刊物都已经有了揭露,这里不再赘述。
显然,凡是经过中共文革者,大约对抗战时期在延安和各中共“解放区”早已发生过的“文革”,无疑能够感同身受。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就指 延安的整风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演习”。然而,相同的是,都是整风整人、制造冤假错案和极端残暴残忍;不同的却是,文革是处在毫无外患内忧的和平时期,而 延安的整风则是处在全民抗战、国家存亡绝续的关头。如果国民党、蒋介石在此国难当头之时,也来了这样一场整风运动,也大搞一场深挖共产党特务或其他种种特 务的运动,也制造了如是之多的冤假错案,则中华民族大约只有亡国这一条路了。反之,中共之所以在国难当头之时,胆敢如此整风整人,大兴冤狱,归根结底一句 话,就是因为它不抗战,假抗战所致。

二、坚持六年大种鸦片
有一首歌颂中共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著名歌曲 —— “花篮里花儿香”,曾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唱彻中国大陆。然而,善良的人民却根本不知道,那花篮里飘出来的竟是罂粟的香味。因为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的大 生产运动不是种的粮食,而是种的罂粟,即鸦片。这对中国大陆人民来说,不啻有石破天惊之感。作者于一九九五年初访问台湾时,曾查证了这一说法。65 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记》里对它予以了彻底的揭露。彼得这样写道:“到处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茶陵,远在后方的 一二零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政治局已经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因为当尤任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 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 ——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碱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 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中共政治局甚至 批准,要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和贸易……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的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的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 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做管。贺龙的一二零师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 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66 此外,彼得还愤怒地说道:“解放区出现了一片怪现象。中共的部队同样也出现了这种怪现象。他们全部在尽可能地与沦陷区的日军做生意……实际上晋西北各县都 充斥着五花八门的日货。这些日货都是由沦陷区日军仓库所直接供应的……”67
这就是中共大生产运动的真正内容,就是那一曲“花篮里花儿香”的创作源泉。
为了提高国民素质以准备抗战,在抗战之前,蒋介石曾提倡并推广了新生活运动,中华民国政府则开始了严格的禁烟运动,此举曾深招日本的忌恨。在抗战中, 日本侵略者欲亡我中华的另一番战略,便是在敌占区大肆出售鸦片,以麻醉和断送我们民族自立与自强的精神。然而,中共却为了赚取更多的钱买武器来收拾国民党 和准备内战,竟将鸦片生产和贸易合法化,竟将鸦片源源地运往国统区和敌占区去坑害他们的同胞,事后又将鸦片生产美化为“为了抗日而进行的大生产运动”,这 在道德上和行为上都只能堪称是“绝唱”。

三、坚持长期通敌卖国
塔斯社记者、莫斯科驻延安的特派员彼得,揭露了比中共种植和贩卖鸦片更要严重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中共最高领导层曾长期通敌卖国。而这个惊人的事 实,亦在中国大陆近年出版的《南京志史》一书中,得到了证明。首先,彼得这样写道:“我无意中看到一份新四军总部的来电。这份总部的报告完全清楚地证实 了:中共领导与日本派遣军最高司令部之间,长期保存着联系……电报无疑还表明与日军司令部联系的有关报告,是定期送到延安来的。”因为,“叶剑英告诉了毛 泽东,我已经知道了新四军发来的电报内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释了很久,说明共产党领导人为什么决定与日本占领军司令部建立联系。”“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几 个人知道此事,毛的一个代理人,可以说一直隶属于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总部的,什么时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间谍机构的严密保护下,畅通无阻地往返于南京 与新四军总部之间。”然而,“中共领导人却要做出打日本的样子欺骗莫斯科。”68
其次,“大陆出版的《南京志史》披露了一则被封存了近半个世纪的丑闻。中共当年竟然背着国民政府,背着四万万浴血抗战的同胞,私下里透过秘密渠道与日 本最高军政总部议和。这篇史料一见光,史学界为之哗然。该书揭露:一九四五年六月,设在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来了一位神秘人物,此君自报家门:我 是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卫兵们大惊失色,紧急通报上去,军部的长官连忙出迎,殷勤接待……抗战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从此开始。事情是这样的,太平洋战争的爆 发,使日本陷于战线过长的困境。中国战场上,国军仍顽强抵抗。为了挽救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冈村宁次向新四军军部发出了议和信息……新四军接报,因事关重 大,即由中共华东局请示中央。延安方面反应奇快,密电答复: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触。六月初,日军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儿子,日军总司令部参谋部对共工作组组 长为首的使团,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并建议中共方面派出负责官员前往南京与日军总部首脑直接谈判……经中共中央驰电批复,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便启 程赴南京。抵宁次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和杨帆开始正式谈判,并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以之外,日方还答应让 出八个县城,新四军保持中立,也可以将来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的国军和美、英方面……这化敌为友的第一次正式谈判自然未获实质性成果,但已协商好保 持秘密接触的级别、方式、地点、时间,为进一步谈判做好了准备工作。这一系列卖国勾当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发现的秘密。”69
难怪共产国际的特派员气愤地指责说:“毛泽东在侵略者面前向后退缩,却乘中央政府和日军冲突之际为自己渔利。在民族遭受灾难、人民备尝艰辛并作出了不 可估价牺牲的时刻,在国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时刻,采取这种策略,岂止是背信弃义而已……什么国际主义政策,跟毛泽东哪能谈得通,连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过 是他在权力斗争中的工具罢了!千百万人的流血和痛苦,灾难和忧伤,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啊,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啊!我们往往是过分地把它简单化 了!”70

第四、中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段标题上的引文,是中共党史学家们为中共的“抗日”所作的最为科学的总结71。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六年底,当毛泽东率领红军将领致蒋介石 书,请求不要再攻打红军时,中共红军仅存不足二万人马,其势力亦不足三县之地。全面抗战开始后至一九三七年底,中共已经拥有十万军队,占地三万五千平方公 里,挟人口一百五十万。至一九四三年,在敌后共一亿八千三百万的总人口中,中共已经能够控制拥有五千四百万人口的根据地。至一九四五年,中共已经在全国建 立了十六个根据地,其中五个有各级政权,八个有行政委员会,三个为军事区域,中共党员既已达一百二十万人,其军队也已达一百二十万之数,所挟人口已达一亿 以上。与一九三六年的中共相比,仅在军力上便是八年前的六十倍;与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伤亡了数百万官兵、阵亡了二百余位将官的国民党军队相比,其反差之大, 足以令人触目而惊心。难怪中共党史学家们要说,中共正是在“八年抗战”之中,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兼 问  是谁“摘了桃子”?

  在中国大陆,几乎人人皆知,毛泽东曾指骂蒋介石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便立即从峨嵋山上赶下来“摘桃子”了,意即下山“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了。 然而,姑且不说蒋介石曾多少次亲自下山指挥抗战,也不说蒋介石在山上曾遭遇过日本飞机的多少次狂轰滥炸,单就整个的抗战历史而言,亦正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 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才真正领导并坚持了抗战,是国民党军队才为保卫中华民族的血脉而浴血苦战、壮烈牺牲。因此,抗战胜利后,即便是蒋介石要走下山来“摘 桃子”,也是理所当然。相反,恰恰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共,才在八年抗战中执行了一条卖国主义的假抗日和真扩张路线。而毛泽东既从来没有走下黄土高原,更没有 命令和指挥过一次抗战,更不用说上过一次前线。相反,他所有的电报指示,不是制止中共军队抗日,就是教导他们如何“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直至命令他们 “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从而为战后立即发动那一场残酷的内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终于夺取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如是,中共江山 “非得自于国民党,而是得自于日本”的历史事实,才真正揭穿了“摘了抗战胜利这个大桃子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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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革命的名义下发动内战打江山

一  中共借抢夺受降权发动内战
第一、唯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拥有对日受降权和对日受降的指挥权

  毫无疑问的是,唯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有对日受降权和对日受降的指挥权。因为﹕一是依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所划受降地区的规定,中国战区受降范围 为中华民国、中国台湾和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中国东北由苏俄受降。二是中华民国是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因而只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拥有对日受降权。凡属于中华 民国之任何地方政府和军队,均只能在中华民国政府的统一指挥下才拥有对日受降的权力。三是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了全中国人民的对日持久抗战,是中华民国所领导 的军队及其国民(不包括假抗日、真扩张的中共及其军队),才为抗战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中华民国政府及其所隶属的抗日军队不仅在名 义上,而且在实际上,拥有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对日本的受降权。四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即已宣布其政权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府”, 并为中华民国政府所接受。其军队亦为国民革命军之一部,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因此,中共虽然拥有在中华民国政府 及其国家军事委员会领导与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却绝不应该拥有非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就不说中共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坚持失败主义 和卖国主义的路线,坚持假抗战和真扩张的阴谋抗战策略,早已使他们在道义上和在实际上,完全丧失了自己原来所具有的,在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挥下 的对日受降权了。
正因为如此,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一宣布投降,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先生因立即考虑到中共势将乘机谋乱,甚至乘机叛乱,故特别在他有关对日受降的 命令中,“警告辖区敌军,除接受(中国)政府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缴械”,同时向全国各部队发出了“应就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八 月十一日,蒋介石委员长还就此项命令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称﹕“在今作战地区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
显然,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战胜国,中华民国政府作为一个领导人民坚持了八年全面抗战,并获得了最终胜利的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其对敌受降的权力既不容否定,其指挥对敌受降的权力,亦同样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第二、中共借抢夺受降权首开内战端绪

  然而,中共及其“养在深山、长在敌后”的百万农民军队,却将“对日受降”视作他们走出深山、蓆卷敌后、直至打江山和夺政权的“非常历史机遇”。 八年来,他们宁愿不抗日、假抗日、阴谋扩张直至阴谋卖国,亦就是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八月九日夜,当延安意外获悉日本投降和苏俄对日宣战的消息后,毛泽 东在延安立即向中共军队发出了对日本“实行广泛进军”的命令。这个自八年抗战开始以来,由毛泽东对自己军队发出的第一个“抗日”命令,其重心,乃是命令他 的军队“扩大解放区和缩小沦陷区”。01 八月十日夜至八月十一日下午的十八小时内,毛泽东向他的军队连续发出了七道命令,其用心竟是“立即发动二十万大军以夺取中原”。为此,毛泽东命令各地中共 军队,要强行对日受降,强行阻挠政府军受降,强行“占据及破坏全国各地交通要道”,“收缴日军武装”,并“将反抗的中国人当汉奸处分”,同时以“中国解放 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擅自指定受降地点,命令日军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共军队投降”。02 中共中央华东局在接到毛泽东命令的当晚,连夜召开会议宣布,决定派遣张执一以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新四军代表名义,首先化装潜入上海,负责组织上海人民武装起 义,接应新四军解放上海。后因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为全力抢进东北而电令停止进攻,保存力量,以便将来发动“民主运动”才作罢。03
八月十一日,朱德在接到蒋介石关于由政府统一筹划受降的命令后,竟公然回电反驳,称蒋的命令是“完全错误”的,甚至威胁说﹕“如果你不公开承认你犯的 错误,并公开撤回你这个错误的命令,我便彻底反对你的命令。”其嚣张气焰可见一斑。与中共及他本人在抗战初期对蒋的歌颂相比,实为天差地别。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又在为新华社所写的社论中颠倒黑白地说﹕“我们要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 队。中国解放军抗日军队有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军事管理日本的权利。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 当的。”正是在毛泽东的命令下,八年来养在深山、长在敌后、养精蓄锐、旨在打内战夺江山的中共军队,遂如猛虎出山般地开始了对受降权的疯狂争夺。同时,又 因争夺受降权而开始了它的“全面抗战”和“发动内战”。中共除于察哈尔、河北、山西、山东、苏北等地强行对日受降以外,还曾对三万拒绝向中共投降的日军实 行进攻、包围和缴械,对日寇打了一场八年来从来没有打过的“大战和运动仗”,获得了八年抗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抗日战果”。同时,华北绥远的集宁、清水二县 为政府军受降不过五日,即被八月十二日自河北、山西一带急行军而来的三万中共军队所攻陷。九月十一日,抗日名将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由绥远进至察哈尔受降 时,竟被中共军队围歼三千余人。十月十七日,中共又开始调动军队,对归绥的傅作义部展开包围……。
日本投降之际,中共开始“全面抗战”和发动内战的成果是惊人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即日本投降仅两个星期,毛泽东就在他起草的对党内通知中得意 地和赤裸裸地说﹕“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要力争,凡能争 得者应用全力争之。两星期来,我军收复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华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 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城等处,我军威镇华北,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时期内仍 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 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和府城县城小市镇。例如新四军占领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许多县城和江淮许多县城,山东占领了整个胶东半岛,晋 绥占领了平绥路南北许多城市,就造成了极好的形势。再有一时期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对大部分,热察两个全省和辽宁一 部。”04
两天以后,毛泽东就带着这一“开始全面抗战和立即发动内战”的巨大成果,赴重庆谈判“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去了。然而,他交下的“今后一时期内 仍应继续攻势”的发动内战的命令,却没有因为他的赴重庆谈判而终止,甚至是变本而加厉。有统计显示,从八月十日日本投降到十月五日的两个月间,包括毛泽东 在重庆“谈判”的四十天,中共军队一共抢占了三百座县城。另一个统计显示,从九月十一日到十月十一日的一个月内,即至毛泽东回到延安的那一天止,各地共军 所占据的城市已达二百座。在胶济、津浦、陇海一带,平绥、北宁、德石、平汉、道清各铁路沿线,中共军队均控制了一些据点,以蓄意阻挠华北和华中的铁路交通 要道,并威胁自山海关到杭州湾的海岸线,自垣曲到武涉的黄河沿岸,以及苏皖两省的长江沿岸和运河线。05
遵照毛泽东临赴重庆谈判前所发出的指示,为切断铁路干线,抢夺要道,夺取“府城县城小市镇”,阻止政府军受降,中共甚至还成立了“交通控制队”,在华 北与华中破坏铁路与公路。据统计,仅一九四五年十月一个月内,平汉铁路即被中共破坏十七次,津浦路被破坏十八次,胶济路被破坏十次。一九四六年一至八月 份,津浦、平汉、胶济、北宁、正太、陇海、同蒲、平绥等铁路均遭严重破坏,各线被撤毁车站一百四十余处,被炸毁的桥梁达二百零八座,被撤除的铁轨五万七千 余节,被毁掉的枕木达二十三万余根,被剪掉的电线十三万余公尺,被毁掉的车辆八十余辆。一九四五年十月间,中共军队甚至于河南决黄河,于江苏、山东决运 河,在河北决永定河、子牙河,同时破坏工厂和矿山。06 由是,中共借争夺受降权所发动的叛乱实已首开内战的端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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