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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30)2011-09-29 02:4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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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王明的“真统战抗日”路线和毛泽东对王明
“右倾投降路线”的抵制、批判和斗争
如果我们已经在事实上和理论上澄清了中共所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性质和特殊功能,那么,如果我们还能够将毛泽东和王明围绕着真统战抗日和假统战抗日的党内斗争厘述清楚,则中共所高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究属真假的问题,就会显得格外地清楚和明白。

第一、王明回国的原因及其坚持的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王明回国的原因
前文已经叙述了苏俄是怎样命令中共从“反蒋抗日”走向了“联蒋抗日”的。但是,一向听命于苏俄的毛泽东和中共,却在对外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 对内制定、并推行了一条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统战路线。显然,这条阴谋统战路线很快就引起了斯大林的强烈不安。由于莫斯科需要中国的抗战来解除日本对它的 威胁,由于莫斯科不相信中共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抗战的领导权,由于莫斯科认为蒋介石政府有了英、美、苏的支持,即便不能打败侵略者也能拖住日本,因此,斯 大林才会担心毛泽东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阴谋扩张路线会惹怒蒋介石,从而造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破裂,内战的爆发和中国抗战的失败,从而陷苏联于两面作 战的境地。多年以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若夫在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就曾指责说:“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令我担忧……根据我了解的一切,我认为,缩小同外国 占领者斗争规模的方针,以及明显地偏离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方向,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民族战争期间,这样的方针有使党脱离人民群众的危险,会有害 地造成内战的加剧……”所以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使中共不破裂统一战线,为使中共服从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为加强中共对共产国际政策的贯彻,乃决定派遣王明回 国。斯大林在王明归国前还接见了王明一行并指示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人会淹没在民族解放的汪洋大海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67

二、王明真统战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曾指明,王明回国以后之所以坚持真统战和真抗日之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缘由,其一是为了救国,其二是为了保卫苏俄免受日本的侵略。 他说:“他首先指出现在抗战,确是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关键,国民党既已积极抗战,中共便应主动地与之密切合作……如果中国能够充分扩大抗战力量,给日本以 长期的抵抗,这样将使日本无力向苏联进攻,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68 王明真统战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政治上和理论上认为“抗战高于一切”。一九三七年三月,王明即在莫斯科发表了“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一文,称:“救中国人民的关键是将中国人民 的所有力量团结成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就是要使国内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上实行合作。”一九 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一回国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称:“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69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结束后,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指出的那样,鉴于寇深祸重和对于毛泽东假抗日、不抗日的不满,并且“深怕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 引起蒋介石不满”,王明又写作并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指出:“目前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在于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团结。”而“团结我全民族抗 日力量的唯一正确方案,便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称,“要更加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就必须巩固与扩大我国两大政党 ——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亲密合作”。王明认为,更加巩固和扩大两党合作的障碍,在于有一些人“忘记了抗日是目前民族统一战线的最主要的共同纲领,忘记了以抗日与 否来划分友敌的最主要标准……忽略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言行准则……”。王明甚至在该文中真诚地指出:“国共两党都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 的总汇……国民党中也没有什么法西斯蒂派……国共两党应该互相监督、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共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一九三八年三月政治局会议之后,由于王明看出了建立真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障碍,是由于毛泽东为中共制定了一个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统战”策 略,已经并正在得以贯彻和执行。因此,王明才又纂文指出:“统一战线的核心在于国共两党的一致性,无论政治路线还是军事路线,中国共产党都不应该过多地强 调自己的主张。”70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当毛泽东所制定的阴谋“抗战”策略已经得到强行贯彻,抗战阵营就要面临着公开分裂的危险之时,针对毛泽 东在全会上一再地批评他“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王明要求作了题为“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仍然 坚持“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强调要“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 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
其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和内容上坚持两个统一的理论。也就是“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国防军队”理论。所谓统一的国防政府,就是指以中华民国 政府为统一的抗战政府;所谓统一的国防军队,就是指以国民革命军为主体的统一的抗日军队。王明说:“全中国统一之国防政府的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队的 创造,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大团结的开始形成,这就是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条件。”71 由是,王明又指出:“关于苏维埃问题,共产党员和优秀的国民党员的了解是:变苏维埃政权为一般民主的政权,而且,这个政权将其活动同意于全中国统一的中央 政府。”“对于红军问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中的爱国志士的了解是: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这种军队在反对外敌的共同斗争中,为执行总的军事计划,应当服 从统一的军事指挥。”72
在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四个月之后,王明承认:“中国正在成为统一的和有组织的国家。”“在中国,已经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建立了全中国统一的国家政 权。”“已开始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这种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已经有统一的军事行动去反对共同的敌人,这就是建立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军队的基础已经有 了。”73
中共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之后,王明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宣言提出:自芦沟桥事变以来,“开始形成了我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 队”。而且要进一步建立“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有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
由于王明坚持“两个统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所以,当他发现毛泽东坚持不听从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总部的指挥,坚决不打大仗、硬仗、运动仗,却 一意要贯彻他的所谓山地游击战时,王明曾一再地要求“必须坚决确定广泛实行以运动战为主、而辅以游击战、配合以阵地战的战略方针”。74 而当他发现毛泽东以山地游击战为掩护,实际只是想建立敌后非属于中央政府的中共分裂政权时,王明则明确地指示:“在八路军收复的晋察冀边区三十几个县中, 一切行政系统与人事问题,都要事先征得战区司令长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国民政府的同意和批准。”75 毛泽东和他的中共自然不会听从他。
其三、王明承认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在努力坚持抗战救国和民主建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王明在“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周年与中国人民的对 日作战”一文中说:“中国以前是不断的内战,现在是和平统一了……现在中国人民和军队已在五省和上海区域,进行了将近四个月的英勇的全国武装抵抗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曾明确指出:“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距民主共和国的制度还远,但人民开始有了充分的民主自由……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开始了民主化。”
一九三八年三月,同样是在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在他的先后两次发言中曾一再地指出:“应该承认国民党现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为我国第一大政党,国民党二百万军队是抗战的主力。”76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王明在汉口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德恩时,又称:“中国共产党对国民政府积极抗战的政策表示满意,中国共产党极力帮助和拥护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先生精明坚决,雄才大略,才能胜利领导全国抗战。”
中共党史专家嗣后在按照毛泽东的调子批判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时,曾指责王明在自己的发言、报告和文章中,“极力美化蒋介石、国民党、混淆抗日营垒的政 治分野”。77 中共党史专家的指责,明确地表达了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就是要公然地将真正坚持了抗战救国的国民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诬陷为不抗日的政府、政党和领袖。

二、毛泽东和中共对王明“右倾投降路线”的让步、抵制、批判和斗争
当王明带着莫斯科的指示,斯大林的旨意,还有他对苏俄的忠诚和对自己祖国抗战前途的关心,企图改变毛泽东已经制定和中共已在执行的阴谋统战策略,并希 望用真抗日和真统战来矫正毛泽东和中共的阴谋扩张路线时,他的遭遇将可想而知。然而,王明毕竟是斯大林派回来的人物,毕竟带着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而归, 毕竟在党内有一定的影响,而他的真抗日和真统战的理念,又毕竟能够与党内一些爱国良知尚未彻底泯灭的党人,尤其是一些有着抗日荣誉心的军事将领,一拍即 合。因此,分歧既不可免,胜负也就难有定算。它无疑将取决于实力,取决于王明和毛泽东个人之间抗争的结果,更取决于中共党人的群体政治、文化素质。
其一、分歧的出现和性质。诚如中共党史专家们所言,“王明回国,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严重分歧。因为王明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涉及到共产国际的方针、政 策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必不可免地要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严肃的斗争……因为党内的一批军事干部自洛川会议之后,就对洛川会议 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等问题与毛泽东发生了分歧”。因为“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有一些军事指挥员和中央负责人对毛泽东的这一方针难以理解。他们 渴望打大仗、打硬仗,主张把运动战与游击战结合起来,配合国民党军队打几个硬仗,来提高抗日军队的士气和振奋全国民心。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恰 好与党内这些同志的愿望相结合,倾向于王明的主张”。78
这便是分歧的由来和基础。而最能够说明这一分歧的性质的,莫过于彭德怀在《自述》中所写下来的这一段话:“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话,相同点是抗 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 回去不好传达。”79 显然,彭德怀的话既含蓄,又明确。明确在他指出了王明的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含蓄在他指出会议的精神不一致,回去后不好传达,因为毛泽东和王明的讲话 不一样。这便是分歧的根本所在。
其二、毛泽东假让步和王明缺少政治斗争经验。据中共党史专家称,虽然“在十二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仍然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游击战 方针……但在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赞成王明主张的情况下,毛泽东在王明指出的‘国共两党共同负责’的意见方面,也适当做了调整和让步。”然而,毛泽东的让步 是假的,是害怕局面发生急转的一种策略。“吃了不少洋面包的王明不但对于中国的国情了解得太少,对于毛泽东的高超领导艺术也估计得太低”。因为作为“胜利 者的王明不仅没有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做成一个决议……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没有形成决议”。再加上王明两次会后都去了武汉,并在武汉担任长江局领导工 作,坐镇中央的仍然是毛泽东,所以,“在实际上,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也只在局部发生影响,全党执行的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80 由是,毛泽东表面上的让步,却换来了在实际上对王明路线进行抵制的胜利。
其三、毛泽东对王明路线开始反击和王明路线的失败。毛泽东假抗日真扩张之阴谋策略的贯彻和胜利,不仅大大增强了中共的“革命力量”,也大大地增强了毛 泽东在党内说话的资本。有着“高超领导艺术”的毛泽东,终于可以不必再担心王明路线在党内对他的威胁了。用中共党史专家的话来说,就是“一九三八年九月中 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中国革命的发展(按:不是中国抗日的发展),已经决定王明不能在中共‘七大’登上总书记的岗位”。81 由是,毛泽东终于在六中全会上开始了对王明真统战抗日路线的公开批判和反击。毛泽东批判王明“只知道联合国民党,而他的正确主张是对国民党一面联合,一面 斗争”。毛泽东总结他和王明的分歧说:“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毛更在对 会议的总结中指出:“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绝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 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82
其四、毛泽东和中共对王明真抗日和真统战“罪行”的清算和斗争。四十年代伊始,毛泽东在延安开始了著名的整风运动。在这一场长达四年半的政治清洗中, 王明终于被毛泽东送上了被批判和被斗争的舞台,终于变成了毛泽东最大的异己分子,他的真抗日和真统战的路线亦终于被冠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的桂冠,王明本 人更被斗争折磨得痛苦不堪。特别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产国际的解散,又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彻底肃清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创造了有利的条 件”,所以,即便是季米特若夫写信给毛泽东,指责他“现在进行的反对王明和周恩来的运动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也已经毫无作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 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发出了“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的指示”,从此将王明宗 派定为反党性质。其四条罪行:一是反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详见下章);二是迷信国民党;三是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四是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 王明终于为他的真抗日与真统战路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王明的悲剧在于:当他作为一个只认苏俄不认祖国的第三国际共产党员时,他一整套错误的、甚至是卖国的思想路线,不仅在中共党内占了上风,而且为祖国制 造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也为他的党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而当他于全面抗战开始之际,因苏俄的派遣而回国以后,他虽然既认宗他的“工人阶级祖国”,也认宗他的苦 难的民族,并为了执行苏俄的命令和要真心地抗战救国,而提出了一整套真抗日和真统战的正确路线。然而,他非但没有成功,反而被指责为一个“右倾投降主义 者”,成为毛泽东和中共清洗的对象,并在历经被批判和被斗争的痛苦后再一次逃往苏联,直至客死在他那个“工人阶级的祖国”,并最终地和他的俄国战友们迎来 了整个共产革命失败的历史命运。
王明的悲剧还在于,直到他死后,在他自己的祖国和他自己的党内,都没有人承认他一生当中唯一一次正确的思想和路线,这就是他在抗战期间所坚持的真抗日 和真统战的正确路线。以至于直到今日,他所曾隶属的那个党的历史学家们,仍然在批判着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诋毁着他一生中曾唯一正确的爱国思想和爱 国事业。这虽为王明一己的悲剧,更为中共全体的政治本质和文化素质所决定。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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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假言抗日以图存、借口抗日以扩张(下)

一  中共对外保证拥蒋抗日、对内决策日蒋火并
当我们已经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策略和理论的阴谋本质,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之后,我们就能够将中共假抗日和真扩张的行径,以及中共乘国难以一意准备夺取政权的事实认识清楚了。

第一、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对内的两个秘密指示

  一九三七年五月,刘少奇曾在中共“白区”党的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白区党的群众工作的报告,指出“各地党组织应该在中央帮助下迅速地恢复起来, 并且谨慎地认真地发展党员;要训练出大批干部分配到各条战线上去,这是党的中心工作……”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虽然于七月十五日即发表了“国共合作、共 同抗日宣言”,同一天,朱德又发表了“七一五对日进行抗战”讲话,然而,事不过半月,当国民党军队在平津对日寇的节节抵抗,已经打得十分地壮烈与残酷,第 二次松沪抗战就要爆发之时,中共中央却对内秘密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指示”。这个内部指示的前言,称发出这个指示的目的,是为了“开展统一战线 工作,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这个秘密指示的主要内容是:
(一)政权问题第三条:在邻近游击区域周围的国民党区域,我们必须利用一切旧关系打进旧政权中,去充当保甲长或区长及职员等等。
(二)土地问题第三条:要利用国民党旧有的组织,如农村复兴会、合作社等等,到里面去工作,在真正为群众谋利益的过程中去取代领导。
(三)武装问题:在保证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一、较大的红色部队可与国民党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 合法地位……。二、改变番号与编制后,部队中可成立队长或副队长、政治部主任或总支部书记的党的秘密委员会,领导部队中的一切工作。三、脱离生产的小的地 方性游击队,游击小组,原则上可一律变为民团,以取得合法地位,不可能时,仍可非法存在。四、赤卫队取消,有计划有组织地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或抗日游 击队名义,根据党的新政策,进行独立的活动,以灵活的游击行动,去发动组织人民,建立党的秘密组织……。
(四)群众工作问题:二、在顺利的条件下,如果革命的群众团体还不能公开存在时,党应当根据当地的实际环境,利用一切合法的组织形式去进行组织群众的 运动。三、党必须及时注意与纠正左倾关门主义与盲动主义以及右倾的尾巴主义与失掉阶级立场的投降主义的错误。四、必须有计划地去开展四周国民党区域的群众 工作。
(五)国民革命军工作:二、利用一切机会去接近下级的官佐和士兵……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按:中共在之后历次对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公开宣言 中,均声称绝不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中共的秘密组织)三、顽固的反动的民团与土匪的坚持者与我们作对者,争取不可能时,可以以政治瓦解与军事进攻消灭之。
(六)党的组织:一、普遍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无论是苏区,还是游击区,党的组织必须全部变为秘密的组织,不必公开的干部和党员,不应在群众中以共产党 员的面目出头。对于党员,要注意秘密工作的教育和执行。对于在政权中工作的党员和左派分子,绝不要他们直接作党和群众的工作,仅能做群众工作的掩护者,只 能在他们的地位上作他们能做的工作……。二、……要真正建立党团工作,一切工作经过党团。三、有组织、有计划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训练党的干部和党员, 了解党的新政策。要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举办党校与训练班。
(七)解释工作:必须在党内外解释,同国民党求得和平妥协,需要我们长期忍耐与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我们仍应保持过去十年来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01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又对内发出了“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
这个原则指示的第六条称:共产党员应该以抗日积极分子的面目,参加到政府与军队中去,并取得其中的领导位置。
第七条称:在抗战中,应该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利用一切机会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市民自己的合法的群众团体。或加入到已有的国民党所控制的机关(如黄 色工会、农会、学生自治会等)中去工作,转变他们为这类的群众团体。利用一切方法动员群众争取民主权利,扩大政府所谓允许民主的范围,一直到言论、集会、 结社、出版自由之完全取得。
第十一条称:同各党各派的政治斗争,是任何时候不能放弃的。但如何争取抗战顺利的问题,应该成为斗争的中心。应该到处提出党对于保证抗战顺利的具体主张与办法,批评其他党派的不彻底不坚决,以动员全国人民,环绕在我党主张与口号的周围。
第十二条称:用一切方法争取党的公开与半公开。但同时应该巩固与扩大党的秘密组织。
…………… 02
应该说,这两份发出在七七事变刚刚发生之后的内部指示信,不仅是对“四项保证”的立即背叛和彻底背叛,而且已经将中共欲在抗日的名义下,恢复和扩张一 己力量的阴谋谋略,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这里,抗日,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幌子。抗战和如何抗战,已经完全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而利用抗战的名义,利用抗战的形 势,利用民众的抗战要求,利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和利用国民政府所给予的合法地位,所干的,或曰一心想要干的,无非是既要扩大中共抗战的虚假名 声,又要诋毁其他真正抗战力量的影响,更要乘机打击正在艰难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而这一切都无非是要乘机扩张和准备夺权罢了。二十年代中 期,中共在苏俄的命令下对国民党施行挖心战术,以求发展与扩张的手段和经验,又被施展到了全民族奋起抗战的日子里。只不过此时的中共,刚刚绝处逢生,“合 法”伊始,力量尚薄,无力张狂。因而不喊抗日,便不能合法和存在;不喊统战,便不能卷土重来。由是,中华民族为保存自己血脉的伟大卫国战争,便在中国共产 党的手里,全然变成了营造和扩张中共一党之私欲的时机、借口和手段。

第二、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洛川会议的由来及其对外和对内的两面政策

  国民政府军 —— 国民党军队在平津节节血战日寇的壮烈牺牲景象,不仅震撼了全国人民;第二次上海抗战、即八一三松沪抗战的爆发和惨烈,更是揪住了全国的人心。这就使得“七 七”以来仅仅是对外大言抗日的中共及其军队,面临着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诚如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叙述的那样,“八月上旬,日军向平津进攻,山西已 受到威胁;南京急电八路军,催促即开赴前线,受阎锡山指挥,阻止日军前进。周恩来也由南京来电,要求八路军遵命迅速开往,表示抗日的积极态度。毛泽东代朱 德草拟复电,老是借故推脱,不是说补给尚待充实,就是说编制工作尚未完竣,要求暂缓出发。……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战事大规模进行,八路军出发山西 前线的事,似乎不好再拖延了。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立即举行一次扩大会议,以便在八路军出发前,决定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全盘政策。”03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延安南九十公里洛川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庄举行。参加会议者,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各部首脑外,重要军政干部和重要军事将领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等都参加了会议。

一、中共洛川会议的对外宣言 —— 阳谋
其一、《毛泽东选集》一九六七年版第三六六页注释载: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该宣 言第八条称: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 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
其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洛川会议通过并发布了“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虽然该纲领包藏祸心,却宣誓曰:
为保卫华北和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
为收复平津与东北而血战到底。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反对任何的动摇和妥协。
其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指挥朱德、彭德怀发表就职通电称:……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德等愿竭至诚,拥护蒋委员长,追随全国友军之后,效命疆场,誓除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
然而,这都是表面文章。是喊给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听的。

二、中共洛川会议的对内决策 —— 阴谋
其一、决策失败主义的“日蒋火并”。在洛川会议上,张闻天作为当时名义上党的最高负责人,曾在他的开场白中说:“以往中共的方针是推动国民党抗战 (按:国民党的抗战岂是中共推动的),现在抗战既已成为事实,就应从根本上考虑中共在抗战中的任务。”04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指证说:“他(张闻天)引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采取使沙皇政府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一箭双雕,使 日本和蒋介石和一切反动势力相继失败……强调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败主义策略,因此肯定必须使蒋介石失败,使日本和蒋介石都因战争而瓦解。他还说,国 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便会在中途妥协(按:所以中共才要“推动”国民党抗战)。”05 张国焘继续指证说:“毛泽东继张闻天之后发言,表明支持张闻天的见解。他认为日本的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绝无侥幸之理。前此中共强调武力抵抗日本,并不 是认为就可以打赢,而是为解决国内矛盾所必须。他警告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伤害,将远过 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06
其二、决策“独立自主”的阴谋“抗日”策略。张国焘指证:“毛泽东接着强调中共和八路军应该绝对地维持独立自主。他说明八路军此后应完全遵照中共中央 军委会的指示行事,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先报告延安,听候处断。凡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一概应用任何藉口, 予以推脱……红军改称八路军,但其内部体系,一仍旧惯,不得有任何变更;尤其要严防国民党渗透到红军里来。中共所发展起来的抗日根据地的一切,都须根据延 安的指示处理,自成体系。在国民党区域里的中共组织,除少数人可以露面外,仍须保持地下组织的特性,展开对国民党的批评。尤其要反对汉奸和妥协活动,以期 达到争取群众的目的。……八路军应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 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07
张国焘的指证没有不准确的地方。因为,在此之前,中共的内部指示已经是它的证明;在此之后,毛与中共的做法更完全证明了张的诚实(参见下文)。尤其是 毛泽东所提出的“独立自主、游击战争和建立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三项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策略,确实成了中共在整个抗战期间的主要阴谋谋略。由 是可知,这个由张闻天和毛泽东所制定的失败主义与日蒋火并的阴谋抗战谋略,就不仅在实际上是对中共“四项保证”的彻底揭穿,而且,更是对他们自己对外高喊 “抗日”的彻底背叛。难怪张国焘说:“我当场听了张闻天、毛泽东的言论,觉得他们把底牌揭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遭到蹂躏,民族大义也不受重视,抗 日烈火也并没有改变这两个自私的阴谋家的心肠。”08
其三、洛川会议的内部争论与解决。应该承认的是,张闻天和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所提出的阴谋抗战策略,并没有得到所有中共与会人员的赞成。不仅部分有着 爱国情绪的军事将领对此有看法,连周恩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持保留态度。因为他需要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周旋,需要“要枪、要钱、要编制和要地位的本钱”。而其 他到会者也“或多或少地表示张闻天和毛泽东的意见,不能完全同意。有的说到我们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行时不好变化得太快,有的说到仍应委曲求 全,力争抗战胜利。有的说到绝对的独立自主不易实行。有的说到八路军将来在前线作战,不能限于只打游击战……”“毛泽东看形势不对,于是提议休会三天…… 实际是停止讨论,仍然按照他自己的主张行事。在休会三天里,毛忙着与军事干部举行各种会议……三天后复会,毛泽东首先报告,谓现在大家的看法大体归于一 致。”09 然后,洛川会议便作出了与会议的实际精神完全悖反的,高喊抗日、却又深藏祸心的两个对外文件,这就是前文已经提及的《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 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
然而,毛泽东绝不会改变他的阴谋抗战策略。苏联《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富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中记述道:“据他看(指 毛泽东)战争有利于夺取政权,因为战争能削弱和破坏重庆政府的力量。按照当前形势看,应让中央政府的军队去冒危险,而自己却要避免对日本进行积极的斗争。 这样就能建立起自己的权势来。毛泽东认为,敌人的胜利是削弱蒋介石势力的一个因素。因为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成是主要的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所控 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因此,中共军队只能在表面上服从南京,实际上必须服从延安指挥。南京任何命令,必须先报告延安,以保持独立的党,独立的 军队,独立的指挥系统,并且主要是扩张地盘。”10
对此,中共的党史学家们也曾极为肯定地说道:“配合国民党友军作战,是在我党的绝对领导和直接指挥下进行的”。11
其四、中共洛川会议阴谋决策的贯彻和实行。由于山西的对日抗战已经打得十分激烈,因而毛泽东已经不得不命令部队开赴“前线”。但他不仅命令八路军的三 个主力师开赴“敌后”,不仅对八路军主力部队交代了“主要是作群众工作以发展革命势力”的指示,而且,当八路军的个别将领在政府军浴血抗战的刺激之下,已 存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心态时,毛泽东乃一日数电地命令,指示,甚至是软硬兼施地要求八路军“不得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而只需到敌后去发动群 众,坚持所谓的山地游击“战”和建立由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历史的事实是,洛川会议之后,毛泽东即命令林彪的一一五师潜入晋察冀山区,贺龙的一二零师潜入晋西北山区,刘伯承的一二九师向鲁冀平原发展。其目的,均在绕到敌后,以谋扩张。
历史的事实是,“毛泽东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怀电;九月十六日致林彪电;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怀电;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电;同 一天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复强调了我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能采取运动战的方针,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 通过山地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壮大革命势力。”12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关战斗发起前,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指示电中曾说:“只想以陈旅(按:即参加过平行关战斗的陈光旅)集中, 相继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应适时把工作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13
这就是毛泽东制止八路军抗日的“五封电报”,也是中共党内、军内曾盛传八路军参加平型关战斗是违背了中央指示的由来(参见下文)。而也正是这五封不准 抗日的电报,才把毛泽东对内决策的假抗战谋略,强行地予以贯彻和执行了;才将毛泽东命令八路军 —— 这一支由国民政府武装起来的正规军,只能将做群众工作当作中心工作,而不得将抗日作为主要任务的阴谋暴露无遗;更把中共高喊“抗日”的纲领和决议,自我地 揭穿无遗。

第三、中共参加平型关战斗和发动“百团大战”的真相

一、平型关战斗的真相
其一、平型关战斗是全面抗战前期发生在长城沿线的一场大型战斗,是华北京汉、津浦、京绥三线诸大型战斗中的一次战斗,也是蒋介石命令在华北实行节节抵 抗方针的一个具体战斗(参见上卷第六章)。这场战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力,消灭了敌阪垣师团二十一旅团的主力,对振奋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八路军某部 却是在局部地抵制了毛泽东连续五次命令的前提下,才介入了这一场战斗,而不是“指挥和参加这一场战斗的领导和主力”。不过是极不情愿的“配合”作战,伏击 了敌人的辎重、即补给部队而已。
其二、一九八六年,中国大陆学者就已经在“平型关伏击战所歼之敌非第二十一旅团主力”的论文中,论证了八路军伏击的“只是日军预备队一千余人和辎 重”,即一支补给部队。其理由,一是从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来看,所歼之敌非主力编制。二是从缴获敌人的军用物资来看,军用食品无数,单是日本军大衣,就够 中共一一五师每人一件(一一五师当时有一万五千人)。三是从当时敌人主力所处位置来看,敌二十一旅团主力于九月二十四日晚在平型关、团口即讲堂村一带阵地 进攻国民党军队,于二十五日占领了该地附近长城正面约两公里的地方。因此,九月二十五日从灵丘方面开出的,不是敌人主力。四是从有关资料来看,九月二十五 日,“第一一五师向蔡家山谷、小寨村攻击之部队,于十二时左右于小寨村将敌兵站守备队约一个大队兵力全部歼灭”。五是日本方面记叙,“第一一五师在通往灵 丘 —— 平型关的小路上伏击日本补给部队,使日军遭受极大损失”。“中国军在平型关阵前进行反攻,同时,共军的一部,伏击第五师团非战斗部队的补给部队,使该部受 到极大损失”。14
其三、中共党史专家们指出,“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平型关战斗意义很大,但存在严重错误,主要是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至于党中央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方针”,前文已经道尽,此处无需赘述。

二、百团大战的真相
其一、百团大战显然不是一场大型的战役或大型的会战。台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史》称:潜入敌后的共军,常分股破坏敌人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到一九四零年号称“百团大战”,广事宣传。15
八十年代的一些中共党史专家称:“百团大战没有超过敌后防御阶段的限度”,它基本是“游击战中的运动战,防御战中的进攻战。”16
八十年代的另一些中共党史专家称:“百团大战违背了党中央规定的战略相持阶段的战略方针,超过了战略防御的限度。”17
中共统计的百团大战战果称:在三个月又十五天的战斗中,毙伤日军
两万零六百四十五人,伪军五千五百五十五人,俘日军二百八十一人,伪军一万八千四百人,拔除日据点二千九百三十三个,缴获步马枪五千四百余支,轻重机 枪二百余挺及其它大量武器弹药,破坏铁路九百四十八里,公路三千余里和桥梁、车站、隧道二百六十余处,破坏煤矿五所……。18
上述研究成果,特别是中共自报的战果,以及它的战线之长、战场之阔大,均足以说明,百团大战决不可能是一场大型战役或大型会战。如果是,那它就一定是 “人类历史上空前范围的大型战役或会战”了。另外,它虽然“战果辉煌”,但至今没有伤亡数字的事实,和它在如此之大的战役中,竟没有一个中、高级军官伤亡 的事实,都只能说明它的真实性是需要考虑的。与国民党军队在二十二次大型会战和一千多次大型战斗中所牺牲的二百余位将官相比,诚属不能想象。下文将提到 的,共产国际驻延安代表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所指出的,“中共军队夸大战果、以掩盖准备内战”的话,值得深思。
其二、盖因毛泽东坚决不准对日寇打大仗、硬仗、运动战,连平型关战斗那样的“大战”毛泽东都不准八路军参战,彭德怀才不敢擅自组织一场真正的战役。因 而,彭德怀只能怀着军人的荣誉心以组织一系列对日寇的小规模袭击,也就完全是可能的。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它却遭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一些领导人物以及中共 某些党史学家的一再批评甚至批判。彭为此而具有了历史性的“反毛罪行”,文革中更因此而遭受过一再地批判和斗争,直至含冤而死。因为,至今仍有一些中共党 史专家在指责说:“这样大的战役行动,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是背着中央擅自发动的。”19 也有一些党史专家们说:“这样重大的战役,还没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准就进行,从组织上讲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但说根本没有请示,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20 彭德怀本人在《自述》中说:“总部决定后,七月二十二日发出电报给各区,也报军委”,“大概比预定时间早了十天,即在七月下旬开始的。故未得到军委批准 (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21 显然,在连彭德怀也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即便是他的《自述》所叙述的“事实”是否是事实,也仍然需要甄别,就不用说中共的那些党史学们家了。然而,毛泽 东,中共,以及他们的党史学家们、红卫兵们批判甚至斗争彭德怀的根本原因,虽是“反对毛主席”,理由却如中共某些党史专家们所指出的那样:“百团大战给我 敌后带来了严重的困难,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22 说穿了,无非是因为它暴露了中共已经得以扩张的军事实力,从而给中共带来了继续实行假抗战和真扩张的困难。
其三、彭德怀虽然为他的百团大战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漫长痛苦,但是中共却对外将百团大战宣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共中央曾在它一九三九年的文件中趾高 气昂地宣称“我党五十万大军积极行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华北‘百团大战’,则给了日寇以沉重打击,给了全国人民以无穷的希望”。23 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等或致电祝贺,或纂文热情鼓吹‘百团大战’的胜利。《新中华报》、《新华日报》(中共在重庆办的机关报)等大量刊登欢庆“百团 大战”胜利的报导和各界群众的贺电,都指出“这一胜利振奋了士气人心,提高了全国人民致力于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念……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纷纷举行庆祝百团大战 胜利的大会”。24 然而,中共党史专家们却一语露尽天机:“国民党蒋介石攻击我军是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敌军。百团大战粉碎了这些谣言和攻击,从而提高了根据地与游击战 的地位。”25 也许,这才是中共虽要批判彭德怀、却又要鼓吹百团大战“伟大功绩”的真正原因。此后,毛泽东和他的中共,在中国人民长期的艰苦抗战中,非但再没有打过一场 象样的战斗,并且从不曾出现过一个如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抗日英雄(如果有,那就不知道要吹到如何的地步了)。毛泽东在他的《选集》里记载的所有作战指示 和作战方针就全是打内战,而不是打外战,都是打国民党,而不是打日寇。中共更没有一个高级军官战死在抗日的疆场上,甚至至今连起码的伤亡数字也无法公布, 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也难得一见中共的抗日烈士纪念碑。一九三九年就自称已经在敌后发展到五十万大军的中共,其只意在借抗日以招兵买马,只求“打”影响 以争取群众,只为保存实力便游而不击,只为给自己抢粮、抢物资、抢武器而小规模地袭击日伪、主要是伪军,只因为遭遇日寇而不得不打打遭遇战,虽然拥有“农 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却从不曾包围过日寇所占领之任何城市的等等“抗日”表现,实在将他们假抗日真扩张的本相暴露无遗。至于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除掉参 加平型关战斗和组织百团“大战”以外,因再也没有打过一场象样的抗战,便只能用电影、小说来表示他们是如何地用“地道战”、“地雷战”和“麻雀战”打败日 本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了。在中共御制的电影“平原游击队”中,那一句“鬼子来扫荡了,八路军进山了”的著名道白,早已将八路军养在深山不抗日的“真景与真 情”,由他们自己作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对此,彼德·富拉基米若夫亦在他的《延安日记》中写道:“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占领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 去,或者渡过了黄河……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出击和反击。……一比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丧。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 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地禁止了。……我们下来和战士一起抽起烟来,他们承认说,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不要去动他们。上头说,我们不去碰 人家,人家也就不来碰我们。”26
彼得·富拉基米若夫还写道:“当然,中共对侵略者也消极应付,并不排除有一些战斗行动,但是,这种行动是有限的,而且只是被迫还击而已,显然同八路军 的实战能力是不相称的。提供给外界的有关八路军和新四军战绩的资料,蓄意夸大了战果,这样,就把准备内战的事实掩盖起来了。”27
这便是中共自称“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直至最后胜利”的历史真相。在整个抗战中,如若仅仅将中共与那些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曾借口抗日以阴谋自保、扩 张、甚至反叛的地方军阀相比,则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民族大敌当前之时,这些地方军阀们不顾一己的私利,而全身心投入浴血抗战的史诗般英雄行为,无疑只能使 得中国共产党罔顾民族大义,一心只想扩张夺权的阴谋抗战“策略”,为中华民族的永世子孙所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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