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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29)2011-09-28 02: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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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共乘国难以图存的口号与阴谋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一、苏俄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由来、性质和转变

一、共产国际反法斯统一战线的由来和性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期东西方法西斯的兴起,给世界带来了战争的巨大威胁,亦给地跨欧亚两洲的苏联带来了浓重的战争阴影。曾经为了发动世界共产革命, 更为了“自保”,而一心要在别国进行“红色颠覆”的苏俄,终于意识到必须改变其对外战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是,苏俄乃假手共产国际,改变它一贯命令和要 求各国共产党在本国进行造反革命即颠覆的战略,开始要求和命令各国共产党谋求与本国政府建立反对法西斯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继续“保卫 苏联”和“武装保卫苏联”。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苏联《真理报》刊登了法国共产党书记多列士的文章:“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法国共产党”。《真理报》还 同时发表了“争取统一战线,反对分裂”等文章,指出“共产党人完全可以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进行适当的反法西斯联合行动”。24 中共党史专家则称“苏联《真理报》五月二十三日的文章,实际上是共产国际转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信号”。25 紧接着共产国际准备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领袖王明参加了筹委会。会议通过五项议程的第二项就是“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 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决定具体讨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四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曼努意斯基已在共产国际“七大”筹委会上 建议,统一战线的纲领应该“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个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纲领”。26 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季米特若夫就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第二项议程,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就统一战线问题提出四点意见,其中第三点便是:“共产党不 要对统一战线机构采取包办的态度,不要装腔作势地谈论共产党的领导权,而要在实际上实现共产党的领导。”27
由是可知,苏俄在假手共产国际,命令各国共产党在本国谋求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初期,其采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统一战线,又要试图通过建立统一战线 来实现共产党的领导,以使统一战线在实际上成为一个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策略及手段。这个指导思想的建立,不仅为中共早期统一战线的 谋划奠定了“阳谋”的形式,更为中共后期统一战线的谋略,埋藏下了“阴谋”的方向。

二、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期策略及其形成原因
首先,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期策略的形成,是基于中共代表团就中共国内革命状况的报告。据中共党史专家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 向共产国际和各国党报告中国苏维埃和红军力量的状况作了准备。但是,王明、康生所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却远不是实事求是的。周和森(高自立)整理材料,写了一 篇题为《中国苏维埃的武装力量》的文章。根据周和森所说,中国苏区遍布陕西、甘肃、四川、新疆、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安徽、 浙江、河南、山西等十六省区的一千三百四十个县,并把全部中共军队分为三个部分:朱德徐向前部(指会合前的一、四方面军);贺龙萧克部(指二、六军团); 项英部(指南方各省游击队)。这篇文章夸大了红军的力量,说正规军有四十八点五万人,游击队有九十九点五万人。周和森的文章还附有图表和游击区发展示意 图。共产国际“七大”刚一开会,周和森的文章就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的联共(布)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第十四期上。而“中国红军粉碎蒋介石第 五、第‘六’次围剿后苏维埃和游击队发展示意图”(单引号为引者所加),则由中共代表团精心绘制,置放于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大厅内。28
其次,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期策略的形成,是因为一九三五年夏天,在得知苏俄和共产国际要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之后,以王明为首的 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曾赶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之前,起草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据中共党史专家称:共产国际“七大”进行中, 中共代表团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曾译成俄文,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若夫审阅,经同意,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文件 注明日期为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所以称为“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地宣称:“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 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另一方面 八一宣言又阴险地要“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以取代正在积极抗 日和正在积极准备抗日的中华民国政府。
必须指出的是,一九三五年夏天,中共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不仅早已失败,并且其残部的四处逃亡已历时十个月之久。此时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向共产国际 “七大”所作的,完全违背事实与极度作虚弄假的汇报,和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所发布的八一宣言,尤其是这个宣言所宣称的,既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要颠 覆国民政府;既要抗日,又要瓦解国民革命军;更要坚持抗日与反蒋并重,和蓄谋成立以中共苏维埃政府及中共红军为核心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策略;就在实际 上为苏俄和共产国际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原有阴谋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战略,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事实正是如此。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共产国际“七大”召开之际,共产国际执委皮克即在他的工作报告中说:“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采用苏 维埃形式的中国革命是一个突出的事件……只有苏维埃才能使中国保持统一和独立。”为此,当谈到中共在建立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任务时,皮克又指出: “在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要把苏维埃革命扩展到全中国去。”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日,季米特若夫在向共产国际“七大”作“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时,又明确指出: “在中国,那里已经在大片的国土上建立了苏维埃区域和强大的红军。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式的进攻和南京政府的叛变,使中国人民面临民族危亡的危险。这样,中国 的苏维埃就强有力地表现出中国民族斗争的反帝力量的统一中心。”然后他便以支持中共统一战线“倡议”的形式(指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问 题。后来他还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周年纪念》一文中说:“在中共所走过的道路上也有内部困难。它必须征服关门主义者的反抗,他们不了解在当前情况下中国人民 求解放的唯一途径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也必须反对机会主义 —— 投降主义分子,他们想放弃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后来,他的话不仅成为毛泽东以“坚持独立自主”为名,而蓄意推行消极抗战和积极扩张的“合法”借 口,亦成为刘少奇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一再坚持“既要反对关门主义、又要反对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依据。
一九三五年八月七日,中共领袖王明作了“讨论季米特若夫同志报告的发言”。在这个长篇发言中,他说:“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当发表一项 声明,向一切政党、团体、军队、群众组织和著名政治家说明情况,请他们准备参加进去组成一个统一的国防政府。”一九三五年八月八日,苏联《真理报》在报导 王明发言时,曾特别地重复王明的话说:“……为挽救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人民同所有的党派进行谈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提出为祖国解放和独立而建立 国民政府和抗日联军。”
由是可知,不论是共国际秉承苏俄的意志,以要求中共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还是中共在八一宣言中激昂慷慨地宣称了他们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决心,由于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决心,是在一个虚假的辉煌背景上所制造,又浸透着共产国际的阴险谋略,因此,在性质上,第一、它仍然是对于中华民 国颠覆的继续。第二、它将是中共欲在统一战线的掩护下,为图存和扩张所能够找到的一个崭新阴谋策略。其后的历史发展,不仅完全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而 且,由于中共阴谋运筹这一策略的成功,竟使得这一借重“民族大义”所制定的阴谋策略,及其种种阴谋行径,为挽救中共的覆亡,甚至是转而推动中国共产革命的 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苏俄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前期策略的转变及其原因
由于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日益猖獗对苏联产生了巨大威胁,由于中国的抗日对于苏联具有重大意义,还由于中共在苏俄命令下的叛乱和叛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 击,由于上述原因正在促使苏俄寻求尽快地改善它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关系,所以,由共产国际“七大”所制定的,命令中共既要建立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又要借助建立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进一步扩张中国苏维埃运动和加紧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阴谋策略,也就不得不有所改变了。共产国际开始从要求中共执行 “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策略,转变为开始要求中共执行“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逐渐地将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 转变成了真心要求中共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命令。
这个转变,在莫斯科自然比较容易为王明和中共代表团所接受。更何况,刚刚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大吹特吹了中国苏维埃运动“伟大成就”的中共代表团,又 仅仅是在半个月之后,就知道了中共第五次反围剿的彻底失败,和中共残余红军正在四处逃亡的消息呢。诚如中共党史专家们所说,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之后,中 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有关长征和游击战争遭受挫折的消息,传到了共产国际……为此,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才把建立以中共为领袖的“反蒋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变成了建立以“联蒋抗日”,即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诚如王明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上所说的 那样:“仅仅靠红军的力量,还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从政治趋向的观点来看,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民还没有脱离其他政权和其他党派的影响,他们今天 还不拥护苏维埃,而在其他政党中,国民党在当前则是一个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党。”五十年后,王明又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 发表了‘新形势和新政策’一文……第一次表示了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救国的想法。”

第二、莫斯科与中国境内逃亡者们在建立统一战线政策上的政治误区

  莫斯科和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虽然因为上述原因而改变了共产国际“七大”所制定的阴谋统战策略,将“反蒋抗日”和扩展苏维埃政权及中共军队的 阴谋,迅速地改变成了“联蒋抗日”和建立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是,“由于共产国际‘七大’期间我党驻国际代表团发表‘八一宣言’ 时,党中央正在长征途中,由于与共产国际电台联系的中断,无法掌握全局形势的发展,和及时了解宣言的具体内容,因而不可能对党的策略方针作出根本转变”。 29 所以,时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旬,当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将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建立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带到陕北中共中央时,所带回的仍 然是共产国际“七大”所作出的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决定。而由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所改变了的、建立“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策略,却滞留在莫斯科, 并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没有恢复,而造成了阴错阳差之误。
因此,对历经逃亡而刚刚落脚在陕北的中共来说,对在一年多的逃亡中,还从来没有想到要用抗日来作为“救命圈”的中共红军残余来说,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建 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因为“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以至 “我们当时对于这些新消息极为振奋,一致赞成这个新政策”,因为“这在中共的发展上,似乎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为“现在苏维埃走到穷途 末路,非有这个改变不可”。30 于是中共党史专家乃称:林育英回到中共中央后,中共中央便发表了“一一二八”宣言,即“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该宣言宣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全国人民宣言: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是愿意反蒋者,我们 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进一步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中共及其红军终于在日本帝国已经侵略我国四年之后,在历经一年多辗转逃亡,只剩下不足二万人马的窘境中,才在苏联的命令下,第一次喊出了抗日的口号,并从此开始了借抗日以反蒋、借抗日以图存和借抗日以扩张的“中国共产革命”新阶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林育英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代表团发布八一宣言的经过。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该决议称:“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 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 —— 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论述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 要性,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扩大和巩固红军根据地,“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按: 不是向日本侵略者进攻的需要)”。
由是,中共党史专家乃称:经过瓦窑堡会议……中共中央没有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联蒋抗日”主张,而是坚持了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 立场,主张“反蒋抗日”。莫斯科建立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改变,显然与中共逃亡者们的主张产生了重大政治误区。然而,这个政治误区却为毛泽东和他的 中共坚持误了下去。因为,诚如张国焘所说的那样,“抗日这顶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下,实现自私的勾当”。31

第三、苏俄联蒋抗日的明确化和中共反蒋抗日的阴谋运作与发展

  由于东西方法西斯势力的愈加猖狂,由于苏俄不得不重新计较自己的利害和得失,“一九三六年夏天……共产国际关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着重点已经明确地转向了团结蒋介石国民党,以便促使蒋介石政府的对日抗战”(按:蒋介石国民党的对日抗战绝不是由苏俄来促成的)。32
所以,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当中国发生残余军阀打着抗日旗号于两广发动叛变时,六月十日苏联《消息报》就发表了“是烟雾还是挑衅?”的署名文章,谴责中国残余军阀所发动的“两广事变”,说:“事变所打起的抗日旗号,不过是控制国民政府的假面具罢了。”
所以,一九三六年七月,王明又在苏联发表了题为《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的文章,指出:“有些人用这样的理由来反对红军与南京军队建立反日统一 战线,就是他们说:中国共产党不能与旧敌蒋介石建立任何联系……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和强大的敌人,为什么中共不能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呢?”
但是,正是在一九三六年夏天,当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已通,苏俄对中共建立“联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已经抵达延安之时,以毛泽东为实际领袖的中共却制定了如下的阴谋策略:

一、打起抗日旗号,对外联蒋抗日,对内反蒋抗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第一次对外“放弃”了“反蒋抗日”的主张,转为“联蒋抗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即二十天之后,毛泽东却在致阎锡山的信中称:“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共敌”(按:在毛的话里,这个“公敌”仍然是蒋介石而不是日本)。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陕甘党的任务讨论提纲”提出,要“准备更多抗日的力量和更顺利的条件去反对日本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三日,即在两广“六一事变”发生后数日,中共中央又通过了“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认为:“两广事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的 意义……在目前形势下,抗日战争和反蒋战争是分不开的。”由是可知,中共和毛泽东不仅对两广事变的态度已经与苏俄大相径庭,而且在“反蒋抗日”还是“联蒋 抗日”这个根本问题上,更已经是内外有别,即对外搞阳谋和对内搞阴谋了。

二、打着抗日旗号对外逼蒋抗日,实际反蒋抗日
由于中共不能公然违背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命令,所以,毛泽东的中共就对外表示“联蒋抗日”,对内坚持“逼蒋抗日”,实际上还是“反蒋抗日”。然而,蒋的抗日又何须中共来“逼迫”。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对内发出了“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的文件,提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抗日与反蒋并提的口号是错误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写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由潘汉年送至南京。该书称:“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是两党间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33
但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也就是在上述“致中国国民党书”发出五天之后,中共中央却向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这个指示说:“在放弃反蒋 抗日的方针之后,党的方针是逼蒋抗日”。方针承认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所以,“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的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 实现这一方针。”
这就是说,中共不仅要在抗日的旗号下,实现与地方封建军事势力的联合,而且还要在抗日的名义下,与这些朝附夕叛的残余军阀结成反对蒋介石和中央政府的 “统一战线”。不幸的是,这个对中共来说乃是真正的“统一战线”,竟在他们终于寻找到了一个最为合适的对象 —— 军阀张学良以后,被实现了。

三、打着抗日旗号,实行西进扩张,以惨败为告终
因林育英回国时曾带回斯大林的指示,即“莫斯科对中共西进计划的指示”。因该指示“说到川康地区红军打进新疆的计划已经得到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认为 如果中共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予以必须的军火供应,并协助训练工作,使成为一支劲旅”,所以,一九三六年十月,当第四方面军与已经 改编成为第二方面军的红二、红六军团,辗转抵达兰州以西的会宁,与第一方面军会合之后,中共立即决定成立以第四和第二方面军为主体的西路军,实行西进计 划,夺取河西走廊,“……在政治上说来,是增加了我们与张学良在政治上联盟的资本,即红军不局限于陕北的弹丸之地,而且握甘北、甘西一带地区,这不仅可为 西安的张学良保障后方,而且可以打通通往苏联的道路”。于是,张国焘又说:“我们开始执行上面所拟定的军事计划……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口号就是北上抗 日。”34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西路军的向西北“进军”,乃与日寇所侵占的祖国东北领土背道而驰。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旬,西路军一支约二万二千兵力,由徐向前率领从清远渡黄河向西扩张,因遭遇政府军追剿而彻底败亡,仅存七百人,后由徐带领逃入俄 境,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后才陆续回到陕北。另一支由张国焘贺龙率领,约一万五千兵力,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夺取了东接陕北的宁夏同心城,因立即遭遇政府军 围剿,基本被歼灭。
至此,中共在分途逃亡到川康、陕北之后会合的三大主力,共伍万五千人,仅剩下陕北的不足两万人马了。然而,这两万人马亦在政府军的包围之下,处在朝不 保夕之中。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联张反蒋”的毛泽东,却率领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林彪等,以“中国工农红军首领”的名 义,致电蒋委员长,要求“停止进攻红军”,“保证一致抗日”。

四、利用民众抗日情绪,策划抗日救亡运动以图存
如前所说,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东三省直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王明在苏俄承命统一战线策略,发表八一宣言,第一次提出抗日,中共既不抗日,也 从来没有为抗日而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没有发动过任何“抗日救国或抗日救亡”的运动,没有提出过任何“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要求。如果有,那 也只是中共为在内地农村发动和扩大武装叛乱,旨在“武装保卫苏联”,而由中共城市地下组织借抗日的名义煽动年轻学生,以与之里应外合而已,如一九三一年秋 冬由中共策划和指挥的捣毁《中央日报》、冲砸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并包围南京国民政府的“学生运动”。但是,一九三五年底,当逃亡陕北的中共中央及其红军残 余,在获悉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指令以后,为了“图存”,不仅迅速地接过了“抗日”的旗号以自榜,而且立即开始策划“抗日救亡运 动”,宣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企图借抗日以“图存”。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先策划成立了北 平学生联合会,后又与北平学联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和组织一次‘抗日救亡’运动”。35 实际上,则是借喊抗日以救中共之亡的运动。这便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政治背景。用中共今天的话来说,中共乃是这次“学生运动”的黑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又策动它的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书全国工人,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声援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企图利用人民的爱国反日情绪,将救中共之亡的运动推向全国。用中共今天的话来说,则是阴谋制造混乱、动乱和暴乱。
一二九运动对中共的历史作用是重大的。用中共史家的话说就是:一二九运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有力地宣传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进一步推 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蓬勃开展……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后来沿着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深入到工厂、特别是深入到农村和革命队伍中去,走上了与工 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其中许多人成了中国革命事业中的骨干力量。”36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为中共窃据的上海文化界,中共地下党乃利用中华民国政府所给予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策划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十二月十 七日,中共策划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完全按照中共口径发表宣言,提出“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明确指出“上海爱国救亡运动”是“共产党的阴谋”,并且证据确凿。但是,为中共一手操纵,并 享有新闻、言论、结社之充分自由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竟立即发表“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证”,公开攻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诬蔑”。(按:这在一九四九年后 直至今天的中国大陆,诚为“不敢想象”。)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中共地下党又在上海策划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联络二十余省六十多救亡团体,以所谓公正的姿态,借 “成立大会”宣布:“只要抗日,而不帮助任何党派争夺领导权”,实际上却在中华民国国难深重的历史时刻,在国民政府已经领导过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和正在积 极准备全面抗战的情形下,为中共乘乱图存,制造了全国性的动乱、混乱甚至是暴乱。后来被证明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所谓上海七君子,实为中共制造这样一 场混乱、动乱与暴乱,直至为中共救亡,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此,他们在“解放后”不仅早已供认不讳,而且炫耀不已(参见“君子”们的各种回忆文章)。

五、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名义下恢复地下组织、再造共产革命
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刘少奇即被派往华北,并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名义下,恢复与主持中共中央华北局,重建和发展中共地下组织,成立形 形色色的所谓抗日救国团体,借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对政府和军队,尤其是对担负征剿中共红军的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进行渗透、拉拢和策反。
一九三六年四月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刘少奇在中共河北省委内部刊物《火线》上先后发表了“肃清立三路线残余 —— 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与“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等文章。他说:“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已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与关键问题;与 敌人营垒中可能与我们合作的成份,或者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者,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是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在这 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偷换成作为暂时联盟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而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性质,又是为了反对主要的敌人 。而这个主要的敌人,显然不是日寇。
刘少奇还说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是从一九二七年以来,我党在策略上的最大转变……但并不改变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任务。”由是可知,这个名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实际上,不过是中共要继续实行共产革命而非进行抗日救国的阴谋策略罢了。
他还说:“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独立的。同时,一分锺也不能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一分锺也不能放弃用共产主义精神去教育群众与组 织群众的独立工作,一分锺也不能放弃为无产阶级本身利益而斗争。”显然,中共究竟要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做些什么,刘少奇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刘少奇甚至说:“在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工作,就是不能免的。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民族统一战线未形 成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危险的;统一战线形成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中国的无产阶级要在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指导下,将集中全国所有 的革命力量在自己的周围……”在刘少奇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是领导权问题,而不是抗日的问题,更不是民族存亡的问题。中共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将全国所有的革命力量( 按:不是抗日力量,或曰仅是打着抗日旗号的革命力量),集中在中共的周围。刘少奇作为中共白区工作模范的历史功绩,正是从这里开始建立;他作为中共领袖的 地位,也正是从这里才开始得到中共全党的认同,特别是毛泽东的重视。
据中共现代史称,在刘少奇赴津恢复中共中央北方局不数月后,已经联系到的脱党者和新发展者,已达五千人。37
由于中华民国政府给了民众新闻、言论和集会、结社的很大自由,一九三六年春,中共北方局发动北平学生与少数上层知识分子,成立了由中共掌握的“华北各 界救国联合会”,进一步掀起了华北“抗日救亡”的高潮;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于华北策划成立了“革命青年团体”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作为中共的外围组织,意在求解放,而非求抗日;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策动“北平学联”改名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五月,又 在上海策划成立了“全国学生救国会”。学潮遂由此而叠起,中共地下组织亦由此而得以扩展。一场完全是为了救中共而非救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始横行在 国难深重的祖国大地上,并由是而制造了极大的和连续的混乱、动乱及暴乱。
一九三六年春夏之间,中共北方局通过各种关系派出干部到宋哲元、阎锡山、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军队中,接洽联系中上层军官,离间他们与中华民国政府及蒋介 石的关系,以所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名义,劝阻他们不要“进攻”红军,直至策反他们以抗日的名义来对抗中央政府和蒋介石。一场联张反蒋“抗日”的阴 谋,从此紧锣密鼓地开始了运作;一场罔顾中华民族危亡的阴谋武装政变,就要被搬上历史舞台。

六、决策联张反蒋“抗日”,策动西安武装政变以图存
诚如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所说,“陕北同志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初,所找到的对象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随着这一事实而有 所变化。”38 换句话说就是,“原来的联蒋抗日政策,变成了联张反蒋抗日”。39 虽然张国焘认为,张学良原来在他们的眼中是比蒋介石还要坏的反动派。这是因为刚落脚陕北的毛泽东,看到了张学良与日本有杀父之仇,看到了东北军失土恋家的 心态,看到了张学良作为一个不抵抗将军所承受的巨大压力,看到了一位少年军阀的幼稚和野心,更看到了他为了以西北为根据地与蒋介石对抗,虽不重视红军,却 重视中共与苏联的关系。40 当然,中共领袖们更加看到了的,乃是张学良志大、位尊却又才疏学浅、毫无经验的公子哥儿性格(参见上卷第六章兼论)。于是,“与西安的电报往来完全由毛泽 东处理,他每次接到西安来电,就邀我们去谈论一番。这些电报有些是关于蒋要在西安举行剿匪会议,指示剿匪机宜,有些是关于西安和其它地区抗日运动的发展情 形,我们便据此谋求对策。我们回给张学良的电报,则都是毛泽东的精心杰作,字里行间极尽打气之能事”。41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发,毛泽东立即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学良去打头阵。”42 而“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有的人主张把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 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43 此后,“西安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多数是报告拘留蒋氏的经过,以及南京方面的反应……张学良的来电对如何处理蒋的问题,颇表踌躇;对南京的军事压力,也颇有 顾虑。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在那里草拟电报,不是独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便是赞扬他‘一举手便扭转乾坤’。他的电文在说到严密看守蒋时有这么一段: ‘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由人民公审……’”。“毛说他所草拟的 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地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毛“微笑着安慰朱德说,我和你的意见并无不同之 处,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着力暗示张学良应该如何做,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说出来”。44 “我们致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除报告西安事变真相外,并指出这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 蒋分裂。”45
然而,“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晚间到达了……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 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绝不会为这种 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如何支援;相反的,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和 合作,而不是分裂和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 机与蒋介石做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其释放”。46 “斯大林电报到后,毛泽东……踱来踱去……曾很急躁地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 吗?’”47
应该说,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里,确已把中共策动西安事变的真相,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这也是中共联张逼蒋,并终于“逼”出西安事变的第一手证 词。但如果有人不相信中共“叛徒”张国焘的话,那末,其它的相关文件和资料,特别是在大陆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著作,已有力地佐证了张的话不是谎言。
其一、据中共党史专家称:“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当天,中央给在华北工作的刘少奇的电报中,明确指出要拥护张、杨的革命行动。”十二月十九日(即 在接到莫斯科指示以后),“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虽然批评张、杨“多少采取了军事阴谋的方式,把南京置于西安的对立地位”,但总的还是肯 定“西安事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要求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48
其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长篇社论《中国发生事变》。该文称:“陕西省发生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据各国通讯社所发自中国的 不完整的消息称,驻陕西省的张学良部队发动了反对南京中央政府的兵变并将政府首脑蒋介石将军扣作人质……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 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斯大林显然因为不了解西安事变乃为中共“联张反蒋”的阴谋所策动, 所以,《真理报》才会讲出如此激烈的言词来。
其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总书记季米特若夫签署的电报,称:“……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
其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苏联《真理报》报导说:“西安事变发生之初,当时世界报刊均认为,事变正中日本下怀。波兰《信使晨报》甚至指出,蒋介石被扣留的消息在日本关东军中引起一片欢腾……”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联张反蒋”策略的成功,虽然一手策动了罔顾民族危亡的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但因全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和全国人民的愤怒指斥,全世界舆论的共同反对,主要是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的需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们才在斯大 林的命令下,将自己打扮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调停者”,实际上则是“解铃还得系铃人”,从而由中共一手导演了一出以卖国和“爱国”同为主题的新编现代 历史剧。虽然这出新编现代历史剧在现实中以大团圆的局面收场,导演者不仅掩饰了罪孽,而且变成了和平的使者,但却把它悲惨的结局留给了后来的历史,留给了 它苦难的中国大陆人民。

三  中共乘国难以“扩张”的口号与阴谋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不仅为中共的“图存”带来了希望,而且为它乘国难以扩张制造了机遇。而这一切都得力于苏俄为它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毛泽东利用这个统一战线以进行阴谋策化所获得的成功。

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共“暂时妥协”和“积极让步”的总策略

一、暂时的妥协及其手段
中共所谓暂时的妥协,在实际上就是虚假的妥协,是为了在取得合法地位以后实行阴谋扩张所必须作出的让步,藉此以欺骗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全国民众。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一手段,就是在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两次向国民党提出“四项保证”。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向国民党五届 三中全会提出的。其内容为: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 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我军为国民革命军,受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同日,中共还在延安向全国广播称:“关于阶级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屡次宣言,本党当前的工作是为民族团结一致而奋斗,和实现民族联合阵线以抵抗侵略。 为了这个目的,共产党曾叠次声明停止阶级斗争。而且中国共产党曾自动宣布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一切证明本党为集中力量完成民族解放的伟大使命,现在并不 提倡阶级斗争。”
第二次是在“七七事变”之后,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又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作出了内容完全一样的“四项 保证”,并且宣称:“本党这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与委曲求全的态度,早已向全国同胞明白表示出来,并且已获得同胞们的赞许。现在为求得国民党的精诚团结, 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现抗日的民族斗争,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立即实行,以便用统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云云。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二手段,则是对外高喊抗日和标榜抗日。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在中共发表上述宣言的同时,朱德在延安发表了“实行对日抗战”的讲 演,称:“红军没有任何地盘的野心,没有任何权利的狂欲。他的职志是抗日救国……他愿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政府的指挥,以便在中央政府的领导 下无阻碍无隔阂地实现全国上下一致的对日抗战……芦沟桥的炮声响了,红军已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听从着中央政府的命令……无条件地听从这个总指挥部的指 挥……”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三手段,是对外持续高喊建立真正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就在他对外发表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 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声称:“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执行抗战的方针和上述各项政策,依靠这个联合阵线。中心 关键是在国共两党的合作。”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张闻天亦公开发表文章称:“两党的领导者……要能够善于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的基本原则下,用互相谅解、 互相让步的方法,求得不同意见的合理解决。”49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四手段,是承认并拥护国民党蒋介石和中华民国政府,是全中国人民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正领导者。同样是在“反对日本进攻的 方针、办法和前途”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曾“真诚地”并且是“宣誓式地”写道:“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 战……共产党人要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同时坚决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张闻天也公开发表文章称:“关于目前抗日 战争中,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已经处在领导的地位,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我们应该向国民党同志声明,我们是竭诚拥护现在蒋先生领导下的国民政府 的……这是全中国人民自己的政府,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中央政府……”50
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六大”上,毛泽东仍在他对外公开的“新阶段”报告中称:“抗日战争的进行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和基干 的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和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同月,中共在对外发表的 “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接任务”第二条中又称:“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反对一切分裂企图,反对任何汉 奸傀儡政府。”
中共实行暂时妥协的第五手段,是对外热情歌颂国民党、蒋介石领导和坚持抗战,赞扬国民党的革命历史与民主建国成就,“保证并决心”与国民党一起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新中国 —— 中华民国。
其一、全面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在全面抗战的前期,中共曾一再地歌颂国民党和蒋介石领导抗战。甚至在它的不抗战、假抗战和真扩张已经被揭露出来,并造成 抗战阵营内部的冲突时,中共仍然因为在力量上尚嫌不足,而继续歌颂国民党和蒋介石所领导的抗战。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即武汉会战期间,毛泽东仍致函蒋介 石委员长称:“先生领导全民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民无不景仰……敌虽凶顽,终必失败。”时至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抗战五周年纪念日,皖南事变 已经发生之后,中共仍然对外发表宣言称:“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
其二、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曾在他公开发表的“新阶段”报告中赞扬国民党说:“国民党有他光荣的历史,主要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 过‘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举行了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 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有广大的爱国的党员。所有这些,都是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十五个月来,全国各个抗日党派都有进步,国民 党的进步也是显著的。它召集了临时代表大会,发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召集了国民参政会,开始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承认了各党各派合法存在与共同抗日建国, 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民主权力,军事上与政治机构上的某些改革,外交政策的适合抗日政策等等,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可以预断,国民党的前途是光明 的。”由是,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并对外公开的政治决议案乃称:“全国政治制度正在逐步地民主化。”
其三、显然,要与国民党一起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就必须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当中共在延安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时,就 公开地通过了“坚决实行三民主义提纲”,并将之“对外公布”。该提纲称:“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同我们一道 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使国民党、共产党、全国人民,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一九三七年十二 月,张闻天也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宣称:“我们共产党人不但愿意在抗日问题上,在实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问题上,同国民党合作,而且愿意在实现孙中山的民权 主义与民生主义上也愿意同国民党合作,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共同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51 中共对外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还宣誓曰:为了“为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愿意再一次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对于拥护三民主义、拥 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毛泽东亦在他公开发表的“新阶段”报告中说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 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争取民族解放,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的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则更可能引导这个 合作到很长的时间。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和政治思想,保证着统一战线的长期性。”

二、积极的让步及其手段
如果说,中共所谓暂时的妥协,实际上乃是虚假的妥协,那末,毛泽东所谓的积极的让步,便在实际上和本质上对他们所谓的暂时妥协,作了最为贴切的解释。 为了解释“积极的让步”的正确性,毛泽东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对他的党人作了这样的“科学说明”:“‘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正 是列宁主义。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 部分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52 显然,毛泽东在这里真正想说的是,中共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他们的“革命”而让步,而不是为了抗日而让步。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一手段,便是“既联合、又斗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当全面抗战爆发,中共正在高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毛泽东就已经提出了 这一“斗争”策略。不是针对日本,而是针对正在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毛泽东说:“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定斗争,又不 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53 对此,张国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毛泽东的所谓既联合、又斗争,无非是“假联合、真斗争”罢了。54
但是,毛泽东却对这一“假联合和真斗争”,作了“科学”的解释。他说:“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 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 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 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
这是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写下的一段话。在这里,毛泽东一是十分明确地说明了所谓联合,仍然是斗争,只不过是和平的与不流血的 斗争;二是毫不隐诲地指出,当“被迫”分裂而不能联合,即不能进行和平的与不流血的斗争时,中共就要进行武装斗争。而不论是和平的斗争还是武装的斗争,都 不是抗日斗争,而是革命斗争,都不是针对日寇而斗,都是针对资产阶级,即正在浴血抗战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而斗。应该说,这里岂但连一点点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气味都没有了,甚至连一点抗日的气味也没有了。相反,它使人们闻到的,却已经是内战的火药味。因为,正是在抗战刚刚走向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时, 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将在国难中打内战的理论准备好了。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二手段,是一再地对内强调,要“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首先,早在西安事变还没有发生前,刘少奇在他论述苏俄为中共制 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就已经一再地对内指出过一分钟也不能忘记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话(参见上文)。其次,一九三七年五月在中共于延安召开的 “苏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即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中,强调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并尖锐地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 键。”(按:在这里仍然是革命而非抗日)再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当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守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 告时,毛又一次对内坚决地说道:“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呢?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 呢?……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按:毛在这里所提到的投降主义是指投降国民党,不是指投降日本)此后,在抗战的漫长 岁月里,毛泽东和他的中国共产党都一直把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当作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来对待,甚至当作党内的严重路线斗争来处理。难道毛和 他的中共当真就忘记了,他们曾一再地承认过,唯有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才是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吗(如果在事实上确实存在着这 样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当然没有。但是,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强调并要争夺这一“领导权”的原因是:
其一、对外高喊服从和拥护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战,承认国民党和蒋介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当然领导,不过是中共阴阳两面政策的“阳面”,并且是为了实行“阴面”图存和扩张的需要。
其二、显然,抗日并不是用服从、拥护等等大话就能敷衍得过去的。当敌人真的打到山西之后,当中共红军已经接到了被派赴山西前线抗日的命令之后,中共就 立即面临着“服从和拥护国民政府和最高统帅部领导”究竟是真还是假的大问题,就面临着究竟是真抗战还是假抗战的大问题。彼时,毛泽东就使出了这样一把“刹 手锏”,对内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面还存在着一个“谁领导谁”的问题,即“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 服从了国民党的命令开赴前线真抗日,你就是服从了资产阶级,就将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显然,这对于那些也想走上抗日 前线的某些有爱国心的中共将领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紧箍咒”(参见下文)。
其三、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对内坚持宣称要夺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才能够既坚持中共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权”(毛泽东 语),才能够在八路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时,保证在敌后建立的政权,乃是中共独裁政权,具有中华民国分裂政权的性质。这才是问题的真正要害所在, 才是毛泽东所谓革命成败而不是抗日成败的关键所指。一句话,如同中共党史专家所说,“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也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关 键”,55 而不是抗日取得胜利的关键。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三手段,就是坚持所谓“独立自主原则”。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在对内发出的“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中(参见下文),就已经 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内容。嗣后,自洛川会议始,他一直坚持要推行他的“独立自主原则”,不仅形成了理论,并且获得了成功。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 在他的“民族战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危险,在于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牺牲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把无产阶 级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与其他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曲解成为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为资产阶级的尾巴。”不久,毛泽东又在他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 自主问题”一文中指出:“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 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后来,当毛泽东在总结他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分歧和斗争的根本要害 时,就曾明确地将“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独立自主”当成了他的正确路线和王明的错误路线的分水岭(详见下节)。
自然,毛泽东的所谓既统一、又独立,如果套用张国焘的话来说,亦无非是“假统一、真独立”罢了。
自然,当毛泽东已经能够公开地说出这样的话时,那也是因为他已经能够说得起这样的话了。因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虽然还不是毛泽东敢于“破裂”统一战线之时(因为一旦“破裂”,中共仍有翻船的危险),却已经是毛泽东对内的独立自主策略,在敌后扩张方面颇有斩获之日了。
自然,毛泽东又绝不仅仅是只要坚持空泛的“独立自主”的。他还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具体原则。这些具体原则就是:一、八路军和新四军要坚持不打大仗、 硬仗和运动战,要把群众工作当作中心任务。二、八路军和新四军只能坚持敌后山地游击“战”(后来则指示八路军、尤其是新四军要发展敌后平原地区的游击 “战”),其主要任务乃是求得在敌后的发展和扩张。三、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本任务,就是建立敌后由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即分裂中华民国的中共农村独 裁政权(详见本卷第四章)。
应该说,所谓独立自主原则不过是毛泽东对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阳谋背后的阴谋。然而,正是这个阴谋的确定和推行,才使得中共的所谓建立“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成了一篇彻头彻尾的假话;也正是这个阴谋的成功实现,才使得中共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因不抗日和假抗日,而能真发展和真扩张,从而夺取了地 盘,壮大了力量,并为战后发动那一场内战“打好了重要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诚如中共党史专家们所总结的那样,“独立自主是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力量的 一个手段。”56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四手段,就是在全中国军队(除中共以外)浴血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将他们在十年武装叛乱叛国中所决心要完成的三大任务 —— 发动武装暴动、煽动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属苏维埃政权,改名为武装斗争,农民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实际上就是要借用抗战所给他们带来的大好历史条 件,在高喊抗日和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幌子下,将他们在十年叛乱叛国中所坚持的目标,改头换面地予以合法化和大发展(详见本卷第四章)。
中共实行积极让步的第五手段,就是视其自身力量的变化和扩张的成就,来调整他们积极让步的程度。“七七”之后,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实行独立 自主的策略,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提出阶段,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向党内发出“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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