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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27)2011-09-23 02: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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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共认宗苏俄、分裂祖国并制造两个中国

  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这个长达十年的时期内,苏俄命令并指挥下的中共叛乱叛国有三个阶段:即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的武装叛乱阶段,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八月的武装叛国阶段,与一九三四年八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制定假抗日真图存阴谋策略的阶段。

第一、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九年七月的中共武装叛乱

  本阶段中共武装叛乱的特征及手段,是发动武装叛乱、煽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认宗苏俄、背叛祖国”的城乡俄属苏维埃政权。
诚如中共党史专家所说,共产国际为转变中国革命,首先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上旬招回了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成立了由张国焘、张 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的职权。但是,由于共产国际并不指定新的总书记或临时负责人,所以,在紧急时期里,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继之而来的罗明拉兹,就取得了更高的决策地位。罗明拉兹被授予全权“纠正过去的错误,指导中共中央的工作”。同时,“共产国际考虑以 瞿秋白代替陈独秀……因为瞿秋白同意按共产国际方针实行中国革命的政策转变”。 26
由是,在罗明拉兹的决策和指挥下,中共掀起了武装叛乱的第一个浪潮,即发动“八一南昌暴动”。罗明拉兹和新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负责 指挥这次武装叛变。是时,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共产党掌握的武装有:隶属于国民革命军张发奎的叶挺第二十四师,由原叶挺独立团改编的周士第第七十三团, 贺龙的第二十军,卢德铭掌握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部,和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大队,以及中央军事政治 学校武汉分校部分学员。27 叛乱发起后,乃推出宋庆龄、谭平山、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人组成主席团,并仍盗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由贺龙任总指挥,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刘 伯承任参谋长,号称下辖三个军,总兵力三万人。但是,不数日,只因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发兵平叛追剿,叛军乃逃出南昌,逃至广东,兵败潮、 汕。嗣后,千余残部乃迂回逃窜,于翌年四月由朱德、陈毅带至井冈山落草,为毛泽东所接纳。
中共武装叛乱的第二个浪潮是在八七会议之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拉兹所主持的中共八七会议,决策了中共叛乱的三大政策,或曰三大手段、即武装暴动、发动 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于是,该次会议首先批判了前中共中央“不敢发动武装暴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指责了大革命时期的中共中央“始终没有认真 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武装队”,因此,号召要“造成真正的革命的工农武装队”,以实行武装叛乱。28 其次,因土地革命是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给中国革命提出来的路线和任务,所以,本次会议不仅确立了土地革命的方针,而且,据中共党史专家称:“自罗 明拉兹来华后,土地革命变得异常激进,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派赴各省组织农民暴动,土地革命真正变成了全党的革命行动。”29 八月九日,由于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了“同意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指示,于是,九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便立即作出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和苏维埃口号的决议”。 决议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是宣传苏维埃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该成立苏维埃”。同时指出“苏维埃组织应当首先在广州、长沙这些确实取得胜利的关 键地方建立”。嗣后,“只是因为攻打长沙没有进展,所以没有提出苏维埃,而广州暴动的政权就称为广州苏维埃”。
八七会议决定的另一个大规模武装叛乱行动,便是派毛泽东赴湖南发动秋收暴动,以攻打长沙和武汉。毛在湖南招降纳叛,于九月初建成了四个团的叛乱武装。 第一团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备团部分叛变军人和平江、崇阳、通城农民武装组成,第二团由安源一些工人武装和附近各县的农民武装组成,第三团由浏阳农民自卫 军、平江农民自卫军及部分警卫团叛军组成,第四团由原夏斗寅残部组成。计划分三路进攻平江、萍乡、沣陵,然后共同进攻长沙。九月九日,秋收暴动从破坏铁路 交通起,一团进攻平江,因四团叛变,惨败;九月十日,二团在安源起义,在浏阳遭围歼,损失三分之二;九月十一日,三团进攻东门市遭袭击,亦败亡。九月十九 日各残部败聚文家市,认为“革命已经暂时没有可能在城市取得胜利”,所以“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败走赣粤边界以求存,然后落草井冈山中。
中共武装叛乱的第三个浪潮,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上海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发动。如前所说,这次仍由罗明拉兹所主持的会议,通过了罗明拉兹为中共起 草的“中国现状和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以及“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等。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这次会议的重大要求之一就是“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 攻,坚持城市中心,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要努力使暴动的城市成为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30 这次会议的重大要求之二,就是“提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苏维埃阶段,现时革命阶段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并称,“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建立苏维 埃政权的总政策,在党领导的全国各地革命斗争中,都得到了实施。特别在海陆丰起义和广州起义时,已把这个口号公布于全国”。31 这次会议的重大要求之三,就是主张“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动派,应当采取毫不顾惜的消灭政策,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要极端严厉绝无顾惜地杀尽 豪绅反革命派”。 32 中共中央于会议结束后第三天发出了“致两湖省委的信”,明确指示“在城市中当战争激烈以及某一部分军队败溃时应……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 反动的工头……在汉口长沙如是工人群众的行动,可领导其打外国人。在乡村中大力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目前主要口号应当 是:工农兵大暴动起来,消灭新军阀战争,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杀尽土豪大地主,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33 据中共现代史教材称: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湖南特委代表曾到井冈山批评这里的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阶级变无产阶级,然后再强迫他们革 命”的政策。34 此后,在由中共所发动的武装叛乱中,大都执行了烧杀政策,其情景惨绝人寰(参见本章第四节)。
会后,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央工作计划”,布置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总暴动,布置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省的“工农总暴 动”,先后发动了宜兴、无锡的农民起义,上海起义,武汉起义,顺直暴动。武汉暴动计划,因无以执行而被取消;长沙暴动虽有中共湖南省委“夺取全省政权总暴 动”的总动员通知,亦组织了二百多人的敢死队,但瞬间败亡。上海及顺直等地区的暴动,非迅速惨败,即无以发动。主要的武装叛乱,乃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纽曼指 挥,苏俄驻广州领事馆直接参预,和由张太雷、叶剑英等参加指挥的广州暴动。参加暴动的主力是叶剑英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约一千三百人。另有周文雍 指挥的工人赤卫队,约三千人。十二月十一日凌晨叛乱爆发,当日即宣布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又称“广州公社”,由苏兆征任主席,叶挺任工农红军总指挥, 叶剑英任副总指挥,并发布政纲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权力收归国有”,“打倒反革命国民党和各式军阀,联合苏联、打倒帝国主义”等。暴动竭尽烧 杀之手段,致使“血流成河,遍地死尸”。 35 暴动和暴行延续了两日,迅以惨败为告终。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几于共产国际召开“六大”的同时,因苏俄出钱出力,中共亦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用中共党史专家的话 来说,中共“六大”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实际是俄式共产革命在中国失败的教训。中共“六大”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以共产国 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指导,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准备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36 中共“六大”提出了十项政纲,主要有“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没收外国资本和银行,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没收一切地主阶 级的土地”等。大会认为,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新的革命浪潮还没有到来。但“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无可避免 的”。“党的总路线是先争取群众,要团结无产阶级的群众,发展工农群众组织,准备武装暴动。”中共“六大”还通过了《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 “共产党在准备武装起义中,就要秘密建设政权的核心;起义后要坚决、敏锐地成立政权机关;革命政权成立的第一天,就要在武装起义队伍的基础上,变成常备红 军。党要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要在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工农革命军……”大会认为,革命的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之一。第三 党是“反革命工具”,是“统治阶级的奸细”。国民党的各派别都是“一样的反革命”。37
中共“六大”以后,中共的武装叛乱几已全部转移到了农村。但各地农民在中共煽动下的暴动和暴乱,却呈现出一种时起时消、瞬间败亡的景象,并且发动不 易。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和暴 动”。38 所谓的新革命高潮非但没有到来,失败的景象却随处可见。
据中共现代史教材和中共党史著作称,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二八年,中共曾发动了一百多次武装暴动,其中大型的暴动就有十二次,但除掉广州暴动外,其 余都是农村暴动。主要有:一九二七年九月至十月的两次海陆丰暴动 曾于十一月间建立过苏维埃政权。一九二七年十月的广东琼崖暴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的 湖北麻城暴动。一九二八年一月赣东北弋横年关暴动。一九二八年一至二月由逃窜在湘南的朱德、陈毅所发动的年关暴动。一九二七年底和一九二八年春的洪湖和湘 鄂西暴动。一九二八年三月的湖南平江“扑城”暴动。一九二八年三、四月间的陕西渭华暴动。一九二八年春的闽西龙岩、永定暴动。一九二八年七月的平江暴动。 以及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五月红四军的两次入闽和一次入赣。39 这些暴动,除掉一时烧杀无度、血溅山野之外,大多数遭到了惨败。其后,若不是以李、冯、阎为代表的残余军阀大规模武装叛变,为中共的武装叛乱带来了机会, 则不仅是中国的“红色政权”将无由存在,即便是由苏俄所直接命令和指挥的武装叛国以保卫苏联,都只能是有令难起了。

第二、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中共武装叛国

  中共武装叛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一九二九年七月中东路事发 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第二阶段自九一八事变至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中央红军逃出江西。第一阶段中共武装叛国的特征,是在苏俄的直接命令并指挥下一边公开 号召“武装保卫苏联”,一边扩大武装叛乱,以与苏联侵略里应外合。第二阶段中共武装叛国的特征,是于国难当头之时,“借重”日本的侵略,继续高喊“武装保 卫苏联”的口号,坚持叛国,扩大叛乱,反扑围剿,直至失败逃亡。
中共两阶段叛国的共同手段,都是在苏俄的命令与指挥下,坚持武装叛乱的形式,坚持煽动农村造反,和坚持建立认宗苏俄的苏维埃政权。
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一阶段
据中共党史专家称:中东路事件引起了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极大关注。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二日和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宣言和中央通告四十一号、四十二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军队“进攻”苏联。宣言和通告根据共产国际精神提出:
一、“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紧急的建设与巩固,更加吸引了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与殖民地的劳苦群众,日益倾 向革命,所以苏联与帝国主义为生死之敌,特别是帝国主义互相冲突不可终日的时候,更加紧对于苏联的敌视,企图首先消灭苏联。”作者按 —— 中东路事件,在中国政府,是要收回主权;在苏联,是要继续强占沙皇俄国所曾抢占的中国主权。因中国政府要维护主权,反对强占,苏联便发兵侵略中国 —— 这就说明苏联才是真正的帝国主义。
二、“帝国主义指示中国国民党进攻苏联的阴谋,已进行两年了”,“收回中东路便是具体的表现”。作者按 —— 事实是,苏联命令并指挥中共武装颠覆北伐成功后的中华民国已经整整两年了。事实是,收回中东路为国家主权所在,为任何国家所不能反对,中共忘记了自己也是 中国人。
三、“中东路事件就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事件。”作者按 —— 如果在本国领土上收回国家主权就是进攻苏联的开始,则近百年来全世界只要是宣布过国家独立、收回过国家主权的各殖民地国家,岂非全部变成了侵略者?如果这 一立论“正确”,则今日收回香港和澳门主权岂非成了中共在“进攻英国和葡萄牙”?
四、“现在世界大战的危机日益迫切,而中国在帝国主义战争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中,都是最严重的地方。”作者按—— 此无非是说:只因为中国在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中,都是最严重的地方,所以中国就不能收回主权,所以中国若要收回主权,苏联就应该武装侵 略中国,中共就应该武装保卫苏联而不应该保卫自己的祖国。这不是彻底的卖国助敌又是什么?
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反对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具,应是最主要的口号。”40 作者按 —— 如果应该反对国民党做帝国主义的工具,那么,在苏联侵略我国之时,最主要的口号岂非更应该是“反对中共去做苏俄侵略我们祖国的工具”吗?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党史专家们,在叙述中共这一段武装叛国的历史时,因多少有些为中共“无地自容”之感,因而,在引用资料时,才不得不“做了一些手 脚”。但是,当他们批评起被中共后来的领袖所否定了的前领袖王明时,却说:“王明虽然在这些文章里(按:指王明十二篇论证中共应该“武装保卫苏联”的文 章)有一些正确的论述,但这些文章主要的还是大肆宣扬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中东路事件爆发后提出的‘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等极端口号…… 41 此可谓“一语露尽天机”。由是,他们才如是小心翼翼地批评说:“武装保卫苏联,实际上是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对立了起来,它脱离了当时中国广大群众的实际 要求,也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42 他们的话,虽然掩盖了中共叛国的鲜明本质,抹去了当时国民对于中共这一叛乱卖国的愤怒指责(包括除中共以外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所有其他政治派别)。但是,在 中国大陆没有言论自由的前提下,能如是说,已经难能可贵。
如本章第一节所说,中东路事件爆发之际,苏联侵略者不仅对我国大打出手,而且侵略并占领了我国东北的大片领土,只因我国政府受制于国内的残余军阀叛乱 和中共武装叛国,而不能战胜它的侵略,才使它达到了要继续强占我国主权的目的。虽然祖国的失败已经若此,中共却非但不收敛它“武装保卫苏联”的叛国方针, 却在这一叛国的旗号之下,将武装叛乱推向了顶峰阶段。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当李立三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中共江苏省“二大”第九次会议上发表演说 时,即称: “反对进攻苏联和保卫苏联的任务,中央已经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据中共史家称,这次会议的决议就是“武装保卫苏联”。43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八日中共中央第六十号通告的标题就是“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该通告指出:“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目 前了……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将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的残酷的阶级战争,必然引起世界革命的大爆发。”由是,中共党史专家才会坦白地说道:“中共乃由此在 中国安排发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制定红军的策略。”44
一九三零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接受国际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即“接受共产国际命令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决议。紧接着,中共又发 出了“中央通告七十号”,号召全党“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建立苏维埃政权”。还说“这是目前总的路线”,是“最积极进攻的路 线”,是“集中进攻的中心策略”。
一九三零年五月底至六月初,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华全国总工会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大会 通过了《政治决议案》,《苏维埃组织法》和《武装保卫苏联的决议》。大会认为,当前,中国统治阶级在“崩溃”,革命高潮即将来临,要迅速准备武装力量,与 帝国主义、军阀决最后胜负。
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在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声称:“在革命的具体发展、伟大革命高潮已经接近的现 在,党不只是要注意到夺取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发时,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加紧组织群众的政治斗争, 加紧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注意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注意武装暴动的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注意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对此中共 党史专家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提出了全国武装暴动计划,即城市工人暴动和农村红军进攻相配合的夺取一省几省胜利的计划。”45 同时,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所制定的武装暴动计划主要有: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武昌和长沙,红二军团和红一军团 出兵汉阳、汉口,红十军团进攻九江,红七军团挺进柳州,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同时又要求上海、南京、广州、北平、天津、哈尔滨等中心城市举行总罢 工、总起义,以造成全国革命高潮。”46
中共中央所发动的各大城市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计划,均因为行不通而失败。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于七月二十七日突袭长沙,并于七月二十八日建立了以李立 三为主席的长沙苏维埃政府。八月五日失败后,八月三十一日复又攻陷长沙,九月二日再次败退长沙。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红二军团由一万五、六千人减少到 三千人,缩编为红三军,离开洪湖根据地,撤往鄂西山中。广西红七军北上后丧失了右江根据地,部队由六千人减少到二千人,最后进入中央根据地。红十军由两万 人减少到三千人,由九江外围退回到赣东北根据地。”47
中共第一阶段武装保卫苏联的叛国计划,虽乘新旧残余军阀的大规模军事叛变而起,但随着中华民国政府军平叛的全面胜利,亦以全面失败为告终。
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二阶段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之后,日本阴谋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东北人民自组义勇军以抗日,中华民国政府曾明有十九路军、暗有第五军血 战淞沪的壮举(参见上卷第六章),政府军在长城沿线对日本的顽强抵抗,亦使日本不能轻易南下和西进。全国人民呼唤抗日救国的悲情壮歌更是波澜国中。当此国 难当头之时,中共非但对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不愿与闻,相反,却乘国难而发难,一意坚持和扩大武装叛国。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一个任务,便是乘机扩大武装叛乱。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天,中华民国政府军乃不得不停止围剿,蒋介石本 人亦不得不于第二天离开江西前线。由是,中共不仅欢呼“冲破了第三次围剿的胜利”,中共临时中央竟立即根据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 决议案”,于九月二十日发出了“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即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案”。这个“紧急任务案”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帝国 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反对苏联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最迫切的根本危险”,因而再一次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同时,认定中间派是中国革命的最危 险的敌人,断定当时“中国政治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 动、组织工人罢工”的计划。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中共武装叛国的第二个任务,则是乘机建立附庸苏俄的“国中之国”,以分裂祖国,制造两个中国。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苏联的 国庆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继续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立即在苏俄发表“中国的 革命斗争”一文,称:“中国正在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这一事实本身便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因为当此日本人占领满州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际,这次苏维埃代 表大会显示了一个新的革命的中国存在!”48 一九三二年春,即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国政府军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赢得了第一次淞沪抗战的胜利时,中共领袖王明又在他的“中国目前的形势与中共当前的主要任 务”一书中,称:“中国所面临的是两国之争,即新兴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与腐朽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的斗争。”并称:“两国之争决定着中国目前的全部政治 生活”,“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是目前中国政治生活的核心”。49 中共现代史教材甚至“揭露”说,“一二八”之后,正当我国军民在淞沪抗战前线用血肉捍卫自己的祖国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对十九路军抗战也采取了错误的策 略,搞要兵不要官的‘下层统一战线’,号召士兵‘立刻组织兵士委员会’,号召‘武装的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推翻国民党军阀的这一领 导,把领导权拿到自己手里’”。50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中共实行武装叛国的第三个任务就是利用日本对我国的侵略,一边扩大武装叛乱,一边反扑中华民国政府军的围剿。一九三一年九一八 事变发生,中华民国政府军被迫停止了第三次围剿。此后,直至一九三三年春,中共的武装叛国便获得了一次很大发展。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经过三次反围剿 的胜利,赣南、闽西之间的‘白点’完全消失,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拥有人口三百万。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鄂豫皖苏区和红军获得猛烈发展。根据地东起淠 河,西迄京汉线,北达寰州、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总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万,拥有五个县城,建立了迄二十余个县的革命政权,主力部队已达伍 万人。”一九三一年十月,移驻湘鄂边的红三军重回洪湖,至一九三二年春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51
一九三三年春,正在进行第四次围剿的中华民国政府军,又因长城抗战爆发而被调防长城沿线。中共的武装叛国又得到了一次大发展。据中共现代史教科书称: “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地域更加扩大,已经跨湘赣闽粤四省,并与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闽浙赣区的红十军扩大为红七军团,南下归红一方面军指挥。 红一方面军发展到十万人左右,赤卫队发展到二十万人。这时是中央苏区全盛时期。”“在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同时,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边界,开辟了 川陕苏区。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川陕苏维埃政府在通江成立。至十月,川陕苏区发展到东西五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总面积四万二千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余万的 广大区域。红四方面军发展到五个军、十五个师、四十五个团,共八万余人……这是川陕苏区的极盛时期。”“在陕北……九一八事变后,在河北阜平起义的红二十 四军转战入陕(按:不是抗日),与谢、刘(谢子长、刘志丹)的游击队会合……成立了红二十六军……在一九三三年内,全国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达到第二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高峰。”52
这一切,无非证明,正是日本帝国对我国的侵略,才造就了中共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的全盛期。为了在祖国遭受侵略的日子里武装保卫他们的“工人阶级祖国” 苏联,为乘国难当头以分裂祖国、制造两个中国并篡立起一个“俄属苏维埃中国”,中共唯以制造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为己任,虽然自称数十万人马,却非但没有派 过一兵一卒以东进上海抗日,以北上长城抗日,以远征东三省抗日,甚至连抗日的口号亦不曾喊过一句。即便是喊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便必定是为了武装 保卫苏联而已。而武装保卫苏联的行动,就是受俄命而在国难当头的祖国发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中共的叛国本质和叛国行径,也就无须再作其他任何的证明了。
最后,仍必须指出的是,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这十年间,不论是中共所称的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还是中共所指的李立三、或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他们在按照 苏俄的命令与指挥,旨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一心颠覆中华民国和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目标上,都是完全一致的。至于他们的内部斗争和互相否定,不过是这个史无 前例的叛乱叛国集团的内斗和内讧,或曰苏俄统治集团内斗和内讧在他们当中的表现罢了。充其量他们也只是在比较谁更忠诚于苏俄,谁在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上面 更有成绩,谁的思想和路线更能够达成叛乱和叛国的目标罢了。就象某个盗窃集团的一群首领们,既要在盗窃前为谁的盗窃办法最好而发生争论,又要在盗窃后为偷 盗的失败或分赃的多寡而互相指责一样,不仅没有是非可言,即便有,那也只是这个盗窃集团内部的是和非而已。而当我们只需就这个盗窃集团对社会所产生的危害 进行揭露、指控和清除,而非对盗窃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分别予以“量刑”时,他们内部的是还是非,又与我们何干呢?

三  中共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第一、中国共产革命被迫转变为中共农民造反

一、农民革命与共产革命的关系
如导论所说,一是马克思主义原来就是欧洲传统农业社会意识形态的近代化和“科学”化,所以马克思主义非但不排斥农民革命,而且批判那些否定和诋毁农民 革命的思想,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判就是明证。53 二是由无产阶级联合并领导农民结成工农联盟的基础,不仅是共产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成份,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马克思所指出 的,巴黎公社造反因没有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而招致失败的教训,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农业合作化道路,就更加证明了马、恩对工农联盟以共同发动共产革命和共同建 设共产国家的重视。三是一九一七年之后,正是俄国农民对于苏俄共产专制政权的长期反抗和顽强反抗,才促使斯大林一方面对本国农民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手段,一 方面则愈来愈明确地要求中共发动土地革命和煽动农民造反。斯大林甚至明确地指示中共:“中国革命实际上就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中国的革命实质上就 是由中共领导的一场农民战争。”(参见本章第一节)显然,这一切,都对中国共产革命转变为中共农民革命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就不用说,中国原来就是一个 以农民为主体的落后农业国家;更不用说,中共建党伊始,党内就有一个十分活跃的“农民革命派”。

二、中共建党时期的组成成份已经决定了这一转变的完全可能性
如前所说,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不论它曾如何地标榜自己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实际上,它却是由一两个著名知识分子与数十名 小知识分子组织起来的党(参见上卷第三章)。而在建党初期即成为其主体的小知识分子当中,有的虽然是乡村秀才出身,有的则是农村知识青年,或是失意与失学 的农村小知识分子,毛泽东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这些在漫长的君主专制社会里,常常会成为农民造反领袖、或能成为为农民造反领袖出谋划策者的农村小知识分 子,或曰小地主阶层的不仕子们,正因为他们生活在新旧交替时代的中国社会,处于中国历史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早期阶段,再加上辛亥之后,土地问题既未能及时 解决,平均地权的革命理想又未能迅速实现,传统农业社会还远未来得及解体,因此,不论是从他们的个人处境出发,还是从他们要变革社会的愿望和理想着眼,也 不论他们是否接受了何等的新思想与新主义,更遑论作为农村小知识分子的他们,对这些新思想和新主义能否真正理解和接受,或仅仅是生吞活剥,他们都不可能不 在相当程度上,既承受着传统农民造反的影响和驱使,又不可能不热切地关心着,包括其自身命运在内的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说穿了,即是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的 解决。因此,作为中共早期重要组成成份的农村小知识分子们,也就不可能不把他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如何认识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和如何在共产主义革命 的旗帜下,发动当代农民革命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历代农民造反革命的实践,早已为他们提供了现成的造反传统和丰富的造反经验。这就为中国共产革命转变为 中共农民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可能性。

三、中共党内向来就有一个鼓吹农民造反的派别
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所以,在中共内部向来就存在着一个竭力鼓吹农民造反的派别。一九二二年,地主出身的农村小知识分子彭湃,就已经开始在家乡海丰县从事发动农民运动和组织农民协会的工作,后来并成立了由中共党人所发动和组织的第一个农会,即惠州农民联合会。
一九二三年六月,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就已经用“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作为理由,来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 中共不应只看见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他说:“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所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 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象广东这样的局面。”54 一九二三年九月,毛泽东在长沙大学补修班上讲国文课时,就曾指出:“农民的出路只有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55
此后,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为中共所把持的情形下,特别是在苏俄和斯大林已经明确指示中共,要在中国国民党北伐进军的后方发动土地革命
之后,中共中央因于一九二六年二月提出了“北伐政纲”,要把北伐打倒军阀的国民革命大方向转变成为发动土地革命,建立乡村农民造反政权,毛泽东遂成为 广东和武汉两地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持人。一九二六年五月以前,广州农讲所已主办六期,每期均有各地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参加。至一九二七年三月,武汉农民运 动讲习所亦加紧开张,为嗣后中共的武装叛乱,培养了一批农村造反人才。一九二六年九月,即在北伐军解放了湖南,对湖北的攻坚战即将开始之时,毛泽东又发表 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与全国人民一心相与的北伐打倒军阀的大方向唱反调。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共在北 伐军刚打下武汉、南昌、福建,就要东进南京、包围上海之际,中共中央又在“农民政纲”中提出,要在国民革命政权刚刚建立的北伐军后方,“没收大地主、军 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武装农民,推翻农村中的劣绅政权,建立农民平民政权。”同月,毛泽东始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十二月,毛泽东参加 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并使该次大会通过了“减租、减息、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组织农民自己武装”等决议。56 据中共史家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省已有五十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激增至二百万人。于是,在中共“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号召下,湖南农民运动开始“阳 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惧之毒”,不仅省、县、市、乡各级农民协会形同政权,动辄没收土地财产,而且自结武装,横行乡里,随意处决地主绅士。“有土皆 豪、无绅不劣”的造反口号,既无限扩张了造反杀人的范围;“剪长衫、吃大户”的无理要求,更将湖南农民运动推向了与传统农民造反一般无二的“大同境界”。 他们不仅要“将土豪劣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且要“冲进地主家里,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滚上一滚”。其批判、批斗、戴高帽游街,无辜打人、关 人、滥施种种刑罚,虽与历代农民造反的暴民行为如出一辙,尤与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共“土改”和中共“文革”一般无二。由是而把传统农民之暴民运动的本相表 演得淋漓尽致。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不仅把湖南农民运动吹上了天,妄称“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力 量都阻挡不住……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农民在几 个月内就做到了”。而且,毛泽东还兴奋地赞叹道:“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奇勋。”甚至因此而得出结论说:“没有贫农的参加,便不能完成民主革命 的任务。”更妄言“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后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57 一九二七年三月底,在毛泽东等人的推动下,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在武汉成立。至此,中共党内以毛泽东为首的农民造反派别终于形成。

四、中国共产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败提供了这一转变的历史条件
上述种种原因虽然是中国共产革命转变为中共农民造反的重要原因,但是,恰恰是中国共产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败,才迫使它更迅速地转变成了中共农民造 反。其原因:一是中国共产革命在一九二七年的失败,已使它因大量的叛变、自首、脱党、少数人被捕和极少数公开叛乱首领的被处决,而锐减到不足一万人。由中 共乘北伐之机而组织的工会,亦从其高峰期的三百万会员减少到三万人。曾号称拥有一千万会众的全国各地农民协会,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58 其后,中共虽然在苏俄的命令并指挥下,持续地发动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但是,城市武装叛乱的逐次失败和全部失败,不仅使它的地下组织遭遇 了很大破坏,而且迫使它的地下中央机关和各级机关陆续迁往农村。从此,江西农村便成了他们的中央“苏区”,南中国贫穷、落后的偏远农村遂成了他们武装叛乱 的战场,城市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也就只能为农村的传统式农民造反所代替。
二是中国共产革命于一九二七年的失败,在实际上虽然是苏俄企图诱逼中国国民革命的失败,但是,苏俄非但没有因此而善罢甘休,甚至就此将“诱逼”变为 “直接发动”,干脆命令并指挥中共发动武装叛乱,煽动农民造反和建立认宗苏俄、出卖祖国的俄属苏维埃政权。因此,中共的农民造反,也就在苏俄的命令下,获 得了它仍然作为中国共产革命性质和内容的正宗性。特别是一九二八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时,由于斯大林将中国的共产革命定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 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斗争,因此,中共农民革命就是中国共产革命,也就不仅在共产革命的理论上得到了认同,而且在组织上得到了国际共产教皇 斯大林的批准和支持。长期以来,中共史家曾指斯大林认为毛泽东的农民革命不是共产革命的说法,不过是要把这个认中共农民革命就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历史功绩, 完全归功于毛泽东一人罢了。
三是中共党内向来就存在着一个鼓吹农民造反的派别,而这个派别既在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革命失败以前就走“对”了道路,又在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革命失败 以后,因坚持发动农民造反而挽救了中国共产革命。同时,更因为中共党内的农民造反派领袖毛泽东,在发动农民造反的革命中能够借鉴中国传统农民革命的经验, 不仅确定了“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保卫城市”的方针,而且提出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的口号,并把二者紧密联系,从而造成了附庸苏俄的“中华苏维埃 国”的建立,为苏俄蓄意颠覆中华民国、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而“功莫大焉”。所以,在中国共产革命已经濒临危局之时,毛泽东所要走的农民造反的道路,不 仅得到了苏俄的支持,而且得到了苏俄的赞扬。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共产国际通讯》曾发表米夫的文章:“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该文称:“只有苏维埃才能 救中国,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话……现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都热烈地希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其后,共产国际还致函中共中央说:“毛泽东同 志的报告,中文的已经出版(指在苏俄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都没有这样美观的书……。”后来,共产国际又出版了《中国 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书,该书刊有《毛泽东在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总结报告》和《毛泽东关于苏维埃中央 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的结束语》等内容,并用俄、德、日、英等十几国文字出版。
从此,毛泽东不仅将农民当成实现中国共产革命的主力军,而且,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就是把“人人有饭吃、 个个有衣穿;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精华”与中国农民“均贫贱、等富贵,人人都能大碗喝酒、个个都能大块吃肉”的传统大同思想结合起 来,在中国共产革命于城市遭遇全面失败的危局之下,为中共找到了一面较之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更为“科学”、更为现代、亦更能打动人心的思想旗帜,使得煽动农 民造反从此成为中国共产革命的主流和主体,更为其后毛泽东在抗战中为实现他假抗战和真扩张的卖国路线,以准备嗣后那一场抢天下的内战,而一再声称“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是农民战争”,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中国共产党蜕变为一个农民造反党

  由于中国共产革命迅速地转变成了中共农民造反,中国共产党也就迅速地蜕变成了一个农民党。
一、中共在构成上迅速蜕变成了一个农民党。有统计表明,一九二六年底,在中共约伍万余党员中,工人占百分之六十六,知识分子、主要是小知识分子占百分 之二十二,农民仅占百分之五。但是到了一九三一年中共中央机关迁往江西“苏区”时,中共虽在人数上已达十万之多,但其中百分之九十七已经是农民。59 中国共产党在构成上的这一重大变化,无疑已经使它蜕变成了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即农民党。
二、中共在性质上蜕变为一个以现代政党为形式、封建会党为本质的农民造反党。中共虽蜕变成了一个农民党,但因毛泽东认为“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 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由是,那些在辛亥前后的乱世中所滋蔓成长起来的农村造反者们,特别是一些绿林好汉、土匪强盗,以及由他 们结党而形成的封建会党,即一再为中共所吹嘘的“被改编和被改造成了革命军人和革命军队者”,才真正地成了中共煽动农村造反的中坚力量。只要翻开中共于大 陆建国之后所出版的种种“革命回忆录”,特别是正宗的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系列,60 则对于认识中共农民造反大军的这一“主体构成和中坚构成”,无疑会留下极其鲜明的印象。然而,正是中共的这个构成,才造就了它作为一个农民造反党的性质, 才决定了它以现代政党为形式、封建会党为本质的政治特质。此后,在中共的“革命历程”中,甚至直到它夺取政权之后,都无时不表现了它的这一政治特质。以至 于不论是在哪一条“战线”,中共所依靠和重用的,严格地说,都是流氓无产者,或具有流氓无产者某些性格特征的社会成份。甚至在知识分子、直至被称为“人类 灵魂工程师”的作家队伍当中,亦非但不能免,而且大有人在。否则由中共历次发动的政治运动,也就没有可能在各个阶层,各条“战线”,都能造成同样残酷无道 和灭绝人性的景象了。
三、中共蜕变为以乡村小知识分子为领袖集团的农民党。由于历代有作为的农民造反领袖,必定有乡村秀才、即地主阶级的不仕子们为其出谋划策,如朱元璋之 重用刘伯温,李自成之重用李岩;由于农民造反领袖本身,亦有可能就是乡村中的小知识分子,即地主阶级的不仕子,如黄巢和洪秀全;由于中共的农民革命,虽具 有传统农民造反的本质,却要扛现代共产革命的旗号,甚至需要“配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粗浅知识;因此,象毛泽东、刘少奇等这样一批虽无真正专业知识,却又 绝顶聪明能干,虽失意、失路,却又继承了传统造反精神的乡村小知识分子们,盖因他们在投身共产革命伊始,就在自学和苏俄的阴谋教导之下,既学到了一星半点 的马列主义,又学会了不择手段的狂热革命精神,因而才在中国共产革命不得不转变为中共农民造反之后,自然而然地便成了中共领袖集团的主要成员,直至成为中 共农民造反和再造专制新王朝的当然领袖,即“革命皇帝”。毛泽东便是它最为突出的典型。只需稍稍考察一下中共第一、第二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出身构 成,就能证明这个认知的正确。三十年代后直至一九四九年前,中共领袖集团的这个构成,不仅从此改变了它从建党之初至一九二七年,都是由极少数知识分子作为 其领袖的状况,并且使得党内的极少数真正知识分子,从此成为被打击和排挤的对象,从而保证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乡村小知识分子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并由此而 决定了中共农民造反的政治特质。一九四九年后,中共这个以农村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领袖集团,及其各级以乡村小知识分子和城乡无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领导层,就 更是出于对真正知识分子的阴暗心理和变态心理,而在长期内制定了一条“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反动方针,以在革命的名义之下利用愚昧和落后,更在革命的名义之 下戕害进步和文明。直至造就了整整几代人蔑视文化、践踏知识的恶劣国风。从而迫害了千千万万的优秀知识分子,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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