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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新中国?-辛灏年著(24)2011-09-20 07:4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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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论  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
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在内战中的失败,招致了中国国民党数十年护国护法的惨痛失败和最大失败。但是,一九四九年后,由中华民国台北政权在台湾坚守国统、法统,并致力民生发展的结果,却最终地带来了孙中山先生民主建国理想在中华民国台湾的实现。
应该说,除掉台湾人民于半个世纪以来的艰难奋斗之外,盖因蒋介石先生能够坚守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才奠定了台湾和平发展的基石;亦因蒋经国先生对经 济建设的倾心推动和对民主政治的有心推进,才把台湾推向了经济全面繁荣和民主政治迅速发展的境界;同样,也正是李登辉总统的努力,才推开了台湾全面民主化 的历史性进程,在台湾完成了向民主的全面过渡。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李登辉总统当政时期,正值中共因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内在的恐惧,对台湾由统转压,由和转吓,打压越来越甚的时期。由于李登辉总统在 这一特殊而又复杂的历史阶段,一方面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使国际更为赞赏;一方面又因不低头,不示软,并于中共飞弹之下,坚定地实行并完成了全民直接选 举总统,因而为全世界所推崇;从而使“利在大陆”的各国,仍然能够“心在台湾”。所谓“抗共有功”。近年来,欧洲议会及众多世界进步人士对台湾的推崇和对 中共的厌绝,及其不断呼吁“现在是好好了解台湾的时候了”的话,以及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在它被承认的世界各国几成“无效护照”,06 而一本中华民国护照,在它不被承认的国家里却能够畅行无阻的事实,都实在地证明了今日台湾在世界上的实际名声和地位。
纵观台湾五十年来的巨大历史变迁,前两位已故的蒋总统,历史功绩自无庸讳言,历史地位早已确定。但对于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总统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而 言,其历史的功绩和地位却尚难确定。这是因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先生和蒋介石先生曾为他们留下了一个“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这个重任,孙先生曾为之奋 斗、拼搏过十数年;这个重任,虽为蒋介石先生所曾完成,却因他在一九四九年内战中的失败,和两位蒋先生相继成为历史人物,而将它留给了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 国与中国国民党领袖们。并且只要他们一天尚承认自己是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领袖,他们就对继续护国和护法的历史重任,有着不容推卸的重大历史责任。李登 辉总统在中华民国第九任总统的就职演说中不仅宣称:“中华民国本来就是一个主权国家。海峡两岸没有民族与文化认同的问题,有的只是制度与生活方式之争。” 而且明确指出:“中华民国要在未来国家统一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李登辉总统确实言之不虚。因为对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领袖来说, 他们既具有孙先生和两位蒋先生所不曾具有的“护国护法”之大好历史条件,又具有孙先生和两位蒋总统所不曾欣遇过的重大历史机遇。
第一、就历史条件而言,首先,孙中山先生自一九一三年开始护国,一九一七年开始护法,直到他辞世,不仅几波几折,几兴几衰,而且,陈炯明叛变时,孙先 生护国护法的“本钱”,已徒剩一艘中山舰而已。蒋介石先生虽曾是夺取了护国护法成功的胜利者,但他又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场护国护法巨大失败的代表者。其后, 他能在国际、尤其是中共大陆专制政权的强大压力下,于台湾坚守中华民国的国统与法统,直至其辞世,虽然功不可没,但他毕竟未能完成在全中国护国护法成功的 历史重任。蒋经国先生为推动台湾进步和发展的功劳自不待言,但他作为执掌中国国民党党权和中华民国国政的过渡性人物,却无幸在他的有生之年,拥有在全中国 夺取护国护法胜利的国际和国内条件。
第二、就历史的机遇而言,夺取全中国范围内护国护法最后胜利的关键,乃在于中国大陆民心的全面觉醒。诚如一九九四年十月《纽约时报》所指出的那样, “国民党也许失掉了大陆,但是,台湾已经赢得了大陆的民心”。尤其是近十余年来,在中国大陆社会因广泛深入的历史反思运动而出现的,对于国民党时代和蒋介 石先生之普遍怀念情结;以及“认三民主义之祖、归中华民国之宗”的理念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和普通民众当中的应运而生;特别是中共大陆政权在中国大陆人民心中 已经败亡的事实和在实际上必将败亡的前景;就更是为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领袖们完成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套用一九零四 年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今日之中国大陆,正处在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前夜,中共专制复辟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灭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燃成燎原之 势。”07
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领袖们,一是拥有一个富强的台湾,她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实力及潜力,实为孙先生及两位蒋先生所不能比,更为北伐前已 在广东一隅立足的革命政府所不堪比。二是如前所说,她虽然迭遭中共打压,但世界各国乃“利在大陆”、却“心在台湾”的复杂国际心态,又是一百年来孙、蒋三 代领袖护国护法所从来不曾拥有过的有利国际条件。世界各国蛮横干涉中国民主进步的时代,毕竟已经一去不返;孙、蒋所曾遭遇的东西方列强一味支持、甚至以武 力支援中国反动势力的时代,毕竟不会再来。
由是,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领袖们,应基于三种境界而为后人鉴:
第一、面对难得的条件和机遇完成护国护法的历史重任,其必将功在中华民族和功在千秋。
第二、保住台湾,发展台湾,使台湾成为中共不能咬、不敢咬也咬不动的一块铁牛筋,为中国人民有资格、有能力实现和实行民主政治作证,为中国大陆人民留 下一片希望的阳光,则他们今日的现实地位就是他们来日的历史地位。诚然,一根火柴就能燃遍大陆的现实机遇,一只“悼念”邓小平的花圈便能叫统治者心惊肉跳 的中共统治现状,一阵组党风潮就能逼迫中共重开杀戒的恐怖现实,倘若今天和今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领袖们,能够敏锐地抓取之,促进之,发展之和成功 之,以完成孙中山先生和两位蒋先生所交付的护国护法重任,则他们作为二十世纪中华民族之第三位、第四位和第五位伟大人物的历史地位,又何需再论之与再辩 之。
第三、或因苟安而为中共所专制一统,或为一念之差而脱离中国。其结果因只能造成助纣为虐或亡台裂国的局面,则非但不是功在历史,而只能是罪在历史;非但不能功在千秋,而只能是罪在万古了。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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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

—— 兼述国民党的哀与荣

  现在已经可以为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作一个客观的历史结论了。这个历史的结论就是:
第一、由孙中山先生所创建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 中华民国,才是真正的新中国。
第二、国际国内凡是要颠覆中华民国者,无一不是真正的专制势力或真正的专制复辟势力,并且不管它们是在何种名义之下,包括“以革命的名义”。辛亥之后八十余年的历史已经对此作出了确证。
第三、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民主性质的政党,而不是一个专制性质的政党;是发动了中国民主革命、推进了中国民主过渡的政党,而不是反对中国民主革命、阻断 了中国民主过渡的政党。虽然她有过形形色色的错失,有着各色各样的缺陷,并遭遇过惨痛的失败,但这些都不能掩盖她本质上乃是一个民主政党的政治光辉和历史 光辉。因为,一百年来,中国国民党一共做了六件大事:一是推翻满清,结束帝制,创立了民主共和的崭新国家制度。二是坚持反对形形色色的专制复辟,领导了北 伐成功,初步统一了中华民国,赢得了护国护法的胜利。三是领导全国人民坚持长期抗战直至胜利,并因此而废除了近百年来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成为 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和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四是在内忧外患长期交相煎迫之下,历经军政、训政,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初步建立、建成了中华民国的 宪政体制,颁布了一部真正民主的“中华民国宪法”。五是长期坚持反对中共在苏俄指使下发动共产革命以反扑中国国民革命、颠覆中华民国,并数度获得成功,却 于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内战中惨遭失败,致使中国大陆重蹈专制复辟统治。六是失败后仍能在台湾坚守中华民国的国统和法统,从而“将台湾推向了中国五千年 所未有的民主繁荣境界”。一个政党,在百年中做了六件大事,五件正确而且成功,一件失败但并非错误,那么,这个政党还是反动的吗?还是一定要打倒的吗?
第五、中国国民党不会亡。因为在台湾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将只有落选之败,而无亡命之虞;因为即便是因落选而不再在台湾执政,亦应该是哀荣并至;因为虽然“哀”在落选,但却“荣”在她百余年来民主理念和民主追求的最终实现。
第六、中国国民党的前途在大陆,而不在台湾。因为今天中国大陆人民正在重新认识中国国民党的性质和历史,已经认识到了中华民国国统与法统的历史合法 性,甚至已经初步认识到,唯有“认祖归宗”,才能够为在将来造就一个“民主统一”、而非“专制一统”的中国,带来光明的前景。由是,中国国民党一定会在中 国大陆重新崛起,对推动中国大陆最后的民主进程和祖国的民主统一,作出她应有的历史贡献。不论今日台湾的中国国民党是否还有这样一份雄心和壮志,中国国民 党真正的前途都是在中国大陆,而不是在中国台湾。

下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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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革命、农民造反与中国共产党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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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参加、破坏和背叛中国民主革命

一  苏俄指使中共“参加”国民党和国民革命

  犹如本书上卷第三章所论述,中国共产革命的主要诱因绝不是来自本国,而是来自列宁和斯大林发动世界共产革命的“东方战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成 功后,鉴于它与新专制俄国“万古常青”的兄弟友谊,曾对苏俄的扶植、指使和指挥供认不讳。即便是在俄中两党发生内讧恶斗,直至悖墙开打之后,中共的御用历 史学家们虽然常常要遵旨改史,却也不得不承认,中共是由苏俄扶植才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历史本相。
第一、中国大陆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历史教材“中国现代史”仍承认:“一九二零年初,上海、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成立共产党组 织。同年四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津斯基来华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维津斯基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此 后,共产党组织便在各地出现。”01
第二、因维津斯基来华而开始在中国各地出现的共产党组织,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十三人代表五十七名共产主义信徒创建中国共产 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可尔斯基出席了会议。马林就此便留在中国,开始直接领导刚刚坠地的中共,直至一九二二年三月他被第三国际召回。 在此期间,马林不仅要审查中共的建党工作报告、组织发展计划和活动经费预算,并且申明“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全部经费应由共产国际支付”,同 时发放了第一批中共职业革命家津贴。02 从此,中共中央的一应事权必须由他直接过问。马林就此而扶植了中共,亦因此而获得了对中共的指挥权和控制权,致使中共在建党之初就不得不服从第三国际、实 际就是苏俄的直接领导和指挥。进而更在苏俄的指示之下,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召开的“二大”上发表宣言称:“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所以第 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党章,又专门写 下一章,规定“中共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党章另有十二处规定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第三、中共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成了国际共产专制势力的一部分,由于它在经济上要接受共产国际即苏俄的全面支持、援助和控制,因而它又成了一个不得不 接受境外颠覆势力长期指使和指挥的党。中共“一大”召开以后,陈独秀即在他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中央机关支出 一七六五五圆,其中收入国际支持款项一六六六五圆,自行募款一零零零圆。”在中共的“三大”上,陈独秀已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 的。”据前苏联已经解密的有关史料显示,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一九二九年预算,仅仅是特别费一项,就已经有一百万圆。一九二八年中共莫 斯科“六大”以后,直至中共中央受俄命撤入江西“苏区”为止,仅苏俄给予中共的日常开支,每年均已达六十万圆以上。诚然,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白吃的午餐 的”。中共自建党就一直在苏俄的命令下,并在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名义下,为诱逼中国国民革命和颠覆本国政府而尽心尽力,也就“理所当然”。03
第四、中共在建党之初,因国中信三民主义的多,信共产主义的少;信国民党的多,信共产党的少;羽毛既难丰,力量又太小,革命经验更无从谈起;因而,苏 俄才会从自身的革命经验、即“背叛与夺权”的经验出发,在孙中山不同意将国民党改名为共产党,并拒绝将国民党与共产党合并,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 国民党之后(参见上卷第三章第十条注释),遂从命令部分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直到命令全体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直至“参加”由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奋斗了近四 十年的国民革命。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懂得这是苏俄之所以能够夺取俄国政权的宝贵经验,更不明白这与苏俄指使欧洲各国共产党组织纷纷加入欧洲各国社会民 主党工会,是出于同样的目的,甚至为自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却要参加“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而颇感委屈。正因为如此,中共才会在它的“二大”宣言中 称:“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但是,中共“二大” 之后不久,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就在一九二二年八月的中共西湖会议上,坚决反对中共某些人只同意建立党外统一战线的想法,一再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 民党,不仅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力量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农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 过来”;并且声称“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04 。一九二三年五月中共“三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除掉给中共送来四月训令,又称“特别训令”,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全体加入国民党以外,“三大”召开时,马林 又以威胁的口吻说:“陈先生(独秀)的报告是否获得通过,就是大会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抑或准备违反的证明。”05 中共“三大”遂决定全体加入国民党,同时决定“积极领导工农运动,以成为国民革命中一个强大的左翼” 。06 是年十一月初维津斯基来华时又进一步向中共说明:“共产国际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用意在使国民党革命化,绝不赞成牺牲中共的独立”,并为马林解释和向中共交 底说:“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不是遇事听命于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反对国民党中不革命的分子。”07 至此,必须服从苏俄领导的中共,才真正明白了,苏俄与第三国际命令中共全体党员参加中国国民党的底牌。中共不仅全面遵命执行,而且在鲍罗廷的直接指挥下, 迅速地开始了打进国民党以发展共产党的阴谋,即所谓“借国民党之躯壳,以发展其自身的组织。”(戴季陶语)更由此而迅速地发展成为对于国民党党权和对国民 革命领导权的迫切篡夺和全面篡夺,亟欲在苏俄的直接指使和指挥下,迅速地将中国国民革命诱逼成为俄式共产革命,以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
第五、中国共产党终于在苏俄的指使和命令下,打进了中国国民党,苏俄亦利用“俄援”和中共的“打入”,而进一步获得了指挥中国共产党直至指挥国民党的 权力。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前,苏俄就派来了大批的俄国顾问,尤其是军事顾问;更借重廖仲凯的幼稚病,而打进了国民党的要害部门和最高部门(参见上卷第三 章)。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只因苏俄顾问鲍罗廷掌有“俄援”,又只对新沙皇斯大林一个人负责,因而,他才在国民党中“左派幼稚病”和“左派权力病”患者的大 力配合下,劫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阵营的最高权力,成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革命的太上皇,以至在广州竟有“一登鲍门即身价百倍”之语 。08 一如中共领袖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所说:“鲍罗廷是一个注重个人手腕的策略家……,一切均由他独断独行。他的这种作风,大概与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关系。他有 点四不象,他虽不是苏俄驻广州的大使或专使,但却是苏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发言;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 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他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但又不受共产国际在中国代表的指挥。他利用他的地位,左右逢源,发挥他一个人的手腕。他对中 共广东区委会的关系仍是老样子,不仅遇事不与他们商量,事后甚至也不完全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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