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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壮大之谜(11)(作者谢幼田,明镜出版社出版)2011-08-02 03: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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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卷 二、国中之国

  中共在“九一八”以后不久在江西所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随着军事上的失败而消失了。但是借助西安事变而获得的合法机会,利用抗战的形势,以军队 为后盾,在短短的八年期间,迅速在华北、华中,甚至华南,建立了内容基本一样而名称不同的实质上的苏维埃国家──中共一直叫做“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是在 中华民国之内的国家。

  之所以实质是国家,因为其思想指导原则与中华民国完全不同,有完全不受国民政府领导的独立的政权,有独立的财政系统,有独立的军队,其一切宗旨、战略和策略完全是在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一、立国的指导思想根本不同

  中华民国的指导思想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及建国大纲。其民族主义在推翻满清以后,主张吸收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作为中华民族的灵魂,发扬民 族精神,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其核心是仁爱的生活哲学,以便从根本上振兴中华民族;其民权主义,主要是吸收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精华,再根据中国传统政治制 度的优良传统方面而创造出五权分立,并且根据中国老百姓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心理,提出要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民主素质和内在要求,以便逐步实现民主,而不是 把西方思想简单地搬过来;孙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的演讲中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互助 和谐,历史的重心是民生,是老百姓生存问题,因此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具体改革现行经济制度的政策。不同政党之间有不同的政治主张是正常的形象,但 是这里已经不是不同的政党的主张问题,而是都拥有武装的国家机器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和中共的国中之国──“抗日民主根据地”政府的两个政权之间完全有不同 的指导思想。只是中共一直声称其信仰三民主义,而实际是利用三民主义来进行统战工作,掩盖其搞苏俄式的共产主义的实质。中共对三民主义的态度有三个阶段, 在联俄容共的武汉时期,将中共自己发明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叫做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一切著作中都没有这个所谓“三大政策”的名词;在其所谓“土地革 命时期”,即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七年,用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所说的,那时“把孙中山丢开”了;抗战开始以后才又宣布“信 仰”三民主义,其实是随心所欲地尽情利用。毛泽东的许多讲话是有内外之别的,对外的常常是策略的需要,是为了骗取人民好感以便获得支持。例如在一九四四年 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通篇都是要搞三民主义,而不见搞社会主义的影子。然后这个外国记者就回去写访问记,为中共的形象做免费宣传。 毛泽东对他说:“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可是什么是毛泽东的民主主义呢?他仍然是随心所欲地说:“农民是喜欢共产的,共产就是民 主。”(注1)不仅仅如此,抗战初期中共在接受改编时,在正式文件中自己所提出的第一条,就是放弃共产主义而实行三民主义,这也仅仅是为了欺骗中国人的。 不会对中共的政策形成什么约束。何况毛泽东常常随意窜改,把三民主义解释成他所需要的东西,中共的真正指导思想,只有在内部的讲话和实际政策中,才能找 到。例如在整风运动之中,最重要就是统一思想,一方面毛泽东把他作为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一切以他为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在理论上,统一到毛泽东所需要的马 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方面,而绝对没有三民主义的踪影。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所提倡学习的二十二个文件,主要是斯大林主义的专制主义著作,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斗 争整人哲学,从来没有提倡过学习三民主义。两个政党的根本思想是不一样的,中共根据地和中华民国的指导思想是泾渭分明的。

  因为根据地内从来没有立法、司法系统,只是根据毛泽东等的思想意志指导一切,所以这里的立国指导思想差别,又更为重要。

  二、完全不接受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领导的、在中华民国内部独立自主的专制政权

  中共建立的所有政权,从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抗战时期的边区“民主政权”,到一九四九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全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 后建立的所有共产党政权,没有一个不是独裁专制政权,这已经不用浪费笔墨去做任何说明,并且这本身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实行的。共产主义创始人 马克思在一八七二年的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已经明确地在其经典著作《歌达纲领批判》中主张在夺取政权以后一定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专政的时期相当长,直到 所谓阶级被消灭为止;马克思并且指出,只是承认阶级斗争还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者,才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谓列宁、斯大林主义的 重点,就是发展马克思的专政思想,为他们的铁腕统治服务。所以,中共的统治思想是被孙中山先生批判过的,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格格不入的,是对民权主义 的倒退。但是,毛泽东知道孙中山先生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知道三民主义的广泛影响,所以毛泽东在他的军事政权还弱小的时候,特别需要利用三民主义来对 专制政权加以掩饰,居然声称根据地内以民权主义来建立政权,提出了中共一再加以宣传的所谓“三三制”。什么是“三三制”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集中有作为宣传用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一开始就说:“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边区 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起见,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特于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完全按照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原 则,向我边区二百万人民提出如下之政府纲领,如共产党员当选为行政人员时,即将照此坚决执行之……。”关于“三三制”解释道:“本党愿与各党派及一切群众 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 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保持包办。”但是中共中央 在内部对“三三制”指令就与公开的作为宣传用的纲领就不同了:“关于三三制,一方面应注意我党领导权的确立;另方面应吸收党外联共的和不反共的人士多多参 加……”(注2)这是中央书记处的具体指示,第一点就是要确立共产党的领导权,第二点是,参加政权的人必须是“联共的和不反共的人士”,即只能唱歌颂者, 而且这些参政的特定人士只能够由共产党来选择吸收,共产党高高在政权之上,由共产党来指定人士来组成所谓的“民主”三三制参议会。共产党凭借什么权利来指 定“参议员”呢?军队。所有的根据地都是由共产党的军队夺取的,军队的领导者就成为边区政权的实际决策者。这样的政权,就是边区──中华民国中的国中之 国。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一再鼓吹边区的民主,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以“三三制”实践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等等。这军事专政政权的遮羞布就是“三三制”, 就像现在中共的所谓“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一样,不伦不类。

  三、建立了独立于中华民国以外的全套财政系统。

  为什么蒋介石委员长指责中共建立新的封建割据?中共以抗战的名义参战,立即建立了包括军队、政权的议会、政府,以及银行等作为一个国家才能够有 的全套行政、立法、司法系统,而独立于中华民国之外,只是在口头拥护国民政府。这当然和中国历史上的军阀割据一样。以财政来说,中共的边区政权,自己发行 货币,自己建立边区银行,自行收税。现在以最大的晋察冀边区的例子来说明:“边区银行,是边区人民自己的银行,它为边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服务。放款、存款、 汇兑等业务的开展,对于边区经济的活跃、人民生活的调剂与改善上起着极伟大的作用。从二十八年以来,边区银行为救济水灾、开展合作事业,放款达一千八百余 万元。……边区银行是边区的金融中心,五年来,边区发行纸币如下:27年,100;28年,396.34;29年,835.75;30 年,844.53;31年,1,229,95。这样一点数字,在反攻以后,是不足应付市场需要的,因此,今天我们就需要准备反攻阶段以后的工作。边区钞票 靠着边区人民政府作后盾,它会继续壮大,继续在广大人民中树立更高的威信。”(注3)这正是中共在中华民国内部建立小的割据政权的证明。关于边区银行, 《聂荣臻回忆录》说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晋察冀边区的货币政策也非常重视,一九三八年八月指示我们: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作为扩大军费的主要来 源,以备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的斗争,纸币发行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需要的数量……。边区银行成立后,在擅长理财的边区政府主任兼财政处长宋劭文同志的领 导下,很快开展了银行业务,同敌伪在货币上展开了一场‘白刃战’。”(注4)中共自己的金融体系遍布华北、华中,以及华南的根据地,这不是割据政权又是什 么?

【注】:尚有更多钞票图片在《附录·中共1949年以前发行的钞票辑录》中。

  并且每一个根据地内部都有着中共绝对控制的行政系统,做装饰用的司法系统;至于立法系统则没有,由中共领导人说了算,毛泽东的指示,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已经基本成为中共的法律。“三三制”就是中共建立的一套制度,来掩饰和保护中共领导人制定的政策和策略。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这些根据地的基层政权的性质。这些由中共建立的村、乡、县级基层政权,许多都是只为日本和中共服务,而只反对中华民国国民政 府的汉奸政权。过去因为史料缺乏,不足以证明,现在用中共边区首长的内部报告,将历史的真实情况罗列出来。以下主要以中共中央文件来证实之(按:以下凡是 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集者,不另外加注);

  一九四一年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城委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里《如何组织群众》的第一条是:“经过上层汉奸关系,在日寇允许下,组织汉奸形式的群众团体,或打入敌伪已组织的群众团体中进行耐心的埋头工作,在可能限度内,为群众谋些利益,逐渐取得群众信仰。”

  一九四一年六月九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伯承、邓小平,第五点是:“在这些地区内,应多采用两面政策,加强伪组织伪军工作,多交朋友,不要大吹大擂(隐蔽自己),群众团体及政权只能采取隐蔽形式……。”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的原则,《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目前游击区政权组织及工作的决定》中,对于汉奸政权有详细的规定,共分三点:“(一)抗日 的两面政权,在目前一般是由抗日的一面政权改变而来,本质上是我们的政权,但因军事上是敌强我弱的形势之下,不能不应付敌伪(在游击根据地)或用伪组织形 式伪装自己(在接敌区及部份的游击根据地)。这种抗日的两面村政权,我之行政村建制与村公所组织必须坚持。……(二)中间的两面政权。在目前一般是豪绅、 地主或者是地痞、流氓把持的政权。在这种地区,我之广大群众发动还很差,敌人的控制力量也不算大(我之工作人员脱离群众或敌之高压政策,也有由抗日的两面 政权或亲日的两面政权转变为中间的两面政权)。这种政权,一般动摇研与敌我之间,可能双方应付都好,取得双方的信赖,也可能双方应付都坏,取得双方的不 满……。(三)亲日的两面政权。……对于这种政权。不可能使它坚持行政村的建制,保留村公所的名义,应该利用种种机会、种种方法打击之,使之由亲日的两面 政权变为中间的两面政权,或直接转变为抗日的两面政权。”

  中共元帅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道:“另一种是建立‘两面政权’。这是在敌占区或敌我经常拉锯的边沿地带,形成的一种秘密政权形式。这类 政权,表面上是敌伪建立的,为敌人服务,而实际上却被我们挖了墙角,变成了八路军的有效工具。例如,随着我军力量的壮大,声威的提高,我们在鲁南、鲁中、 鲁西、胶东及胶济铁路沿线上,就发展了不少基层‘两面政权’。一个村的村长,名义上是敌军委任的,但被我们争取过来,那就成了八路军的庇护所和情报站。” (注5)

  以上所谓“抗日”的政权,或者是拥护中共的,或者是为日本侵略军服务的,这正是中共整个根据地政权的缩影。中共的政权明暗勾结日本,就是两面政 权,真正要打倒的对象,就只可能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与潘汉年在上层勾结日本出卖抗战是一样的。潘汉年手下的许多情报人员是汉奸,如上面提到的袁殊、关 露,都只为日本人和中共服务;在抗战胜利以后被国民政府判汉奸罪的胡均鹤,一出狱就到潘汉年处报到,立即获得中共重用,一九四九年以后是华东情报部的负责 人,专门对付中华民国,他和潘汉年一样,后来遭到灭口的命运;周佛海的亲信邵式军,胜利以后立即逃到“解放区”,其搜刮的巨大家产被国民政府没收;其他在 潘汉年领导下的汉奸,如中共地下党员吕一峰,利用其兄在国民政府的地位出卖情报给日本,在抗战胜利以后逃到中共根据地,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以后,吕担任 在重庆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统战部长的要职。这种既服务于日本人,又服务于中共的人,唯一的敌人就是中华民国的抗日政府。

  四、在农村实行变相的苏维埃的土地政策,以收买人心

  土地是中共的命根子,从中共江西时期起,到抗战时期,到打天下时期,都是千百万农民为之拼命,农民以为只有共产党会给他们的土地,他们为自己的 土地而战。直到中共坐稳定了江山,才通过所谓的互助合作运动,再通过人民公社运动,把一千几百年的土地私有制统统废除,将农民手中的土地收归国有,而 “国”是共产党的,是毛泽东的,农民沦为失去起码自由的社会最底层的农奴。

  中国农村是中国社会延续的根基,是中国文化保存的基本所在,历史上无论多少动乱,最后都能够恢复生气并且出现繁荣景象,与中国农村的关系极大。 但是毛泽东从马克思那里得到造反的灵感,看到了贫穷农村的土地问题可以用平均主义来煽动,来从根本上打翻,以便获得其推翻国民政府的力量和建立他自己统制 的专制王朝。

  一九四一年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中叙述道:“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着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 英国人着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 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注6)(按:以下数段的毛泽东的语录都出自同 一本《毛泽东文集》,一律不另外【注释】)这段话非常重要,就是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中,就只吸取了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就是到了毛泽东统治全中国以后,他仍 然相信这是推动历史的动力,所以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而不是以建设国家、富裕百姓为本务,哪怕斗得生灵涂炭,其高潮就是文化大革命。一九二○年代的毛 泽东于是对农村进行所谓阶级分析,写出了有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那以后的中共,就始终以农村为根本,即用土地来获得农民的支持,从根本上推翻中 国几千年以来的传统社会和历史文化。在中共所谓的土地革命时代,就是打家劫舍的“打土豪、分田地”。

  在抗战接受改编时,中共保证之一是不从事推翻地主的土地革命。以后虽然个别仍然有打倒地主的现象,但很快被制止。由毛泽东亲自书写、以中央书记 处的名义在一九四○年给华中发出指令,就是要纠正主要在土地政策中出现过左的现象。聪明的毛泽东看到:“其结果是缩小了我之社会基础,引起中间势力害怕, 给日寇、汪逆与顽固派以争夺群众团聚反动力量的机会。”其中的顽固派就是指国民政府。不久以后,毛泽东又指示道:“土地政策实行部份减租减息以争取农民基 本群众,但不要减得太多,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旧债而没收地主土地,同时应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之义务,保证地主有土地所有权,富农经济 原则上不变动。要向党内及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时期,避免华北方面曾经发生过的过左错误。”现实争取人心的需要,使得抗战中中共各个根据地的 土地政策,都是减租减息。甚至对大地主也是采取过“一打一拉”政策,毛泽东在一九四一年六月指令:“在抗日过程中,不论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 外,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是一拉一打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拉之手段。”这土地政策本身是出自其根据地得人心的 统战需要,所以按照这需要,在抗战中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在抗战胜利以后才恢复过去的暴力土改。

  中共中央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将农民定为“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但是“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 日要求的”,故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在有关的附件中规定:“其租额以减低原租额百分之二十五为原则”,还有关于债务方面的规定,(注7)中共暂时的统战需 要,使华北、华中的地主们多活了几年,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要“打倒蒋介石”了,才被从肉体上消灭掉。

  孙中山在民生主义中早就有“平均地权”的思想,执政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在一九四二年也曾经讨论过实行和平土地改革的政策,但是因为在严酷的战争环 境之中,没有可能去实施。中共为了获取民心,在各方面不受中华民国政府领导,自行制定和实行国民政府来不及实行的土地政策。这完全是无法无天的国中之国!

  五、中共绝对控制的武装力量

  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绝对控制的武装力量,党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这是一九二七年中共失败以后在三湾改编红军的时侯,由毛泽东所建立的传统, 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仍然由党,而不是国家控制,支部继续设在连队上。连队有高于指挥员的政治指导员,营一级有教导员,团级、师级、军级都有政治委 员。在抗战的初期,中共曾经同意国民政府要求取消政治委员制度,不到半年就偷偷恢复,忙于战争的国民政府自顾不暇,毫无办法。

  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规定:“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三部份:(甲)主力军, (乙)地方军,(丙)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所谓主力军,即八路军、新四军,研究一下中共元帅、将领的回忆录可以发现,这主力军完全 不和日本军队对抗,对付日本军队扫荡的主要是各根据地的地方军,所以在一九四五年初已经发展到九十几万,足以和损失惨重的国军抗衡;地方军,即主力军以外 的脱离生产的专业武装人员,如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晋察冀军区,在一九四三年八月有八万地方军。(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给晋察冀分 局的指示》)(注7)。《聂荣臻回忆录》中的数字与此相合;“到边区参政会召开的时候(按:一九四三年一月),晋察冀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较大的成 绩。边区政府已经辖有十三个专区,九十八个县,六百五十个区,一万五千三百多个行政村,共约两千万人口。……边区普遍实行了抗日民主政治制度,到一九四二 年底,边区部队已达八万三千多人,民兵有四十多万人。”(注8);而“人民武装”,更是众多。根据《晋察冀边区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组织章程》:“边区抗日 人民凡年在十六岁以上、五十五岁以下,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等,均得登记参加为本队队员。”边区的文件规定,人民抗日武装的主要 组织是敌后武工队,核心是民兵组织,边区实行的是全民皆兵。所以中共的各个根据地,完全是一个独立于中国国民政府以外,由中共绝对控制的军事国家,不过这 个抗日时期的军事“国家”,一直蓄积力量准备推翻国民政府。

  六、从内部分化瓦解国民政府

  声称抗日的中共,需要保卫的是中国。但是却一刻也不停止地从内部分化瓦解中国抗日政府,这就是中共津津乐道的统一战线工作。如果说军事上,中共 和日本军队偶然还有冲突,但是所谓的统一战线,却百分之百是对付国民政府的,特别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全面分化瓦解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破坏抗战。

  毛泽东对于统一战线有精辟的“十六字方针”,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一九四四年六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答覆晋察冀边区 当局关于大资产阶级有无所谓革命性问题时,按照毛泽东意见又有概括:“以人民群众(工、农小资产阶级)为基础,根据各阶级对革命的具体态度,利用矛盾,争 取多数,反对少数,对最反动份子各个击破的总方针总不会错。”统一战线的主要领导者是周恩来。周恩来在一九四五年的中共“七大”上以《论统一战线》为题目 向大会做报告。在节录周恩来的有关统一战线报告以前,要节录周恩来对蒋介石的看法。因为在一切公开场合都把蒋介石尊称为“校长”、“委员长”的周,在背地 里却把蒋介石一直骂作法西斯。正是因为中共在内部把蒋介石和国民党都定为法西斯,所以对于这“最反动份子各个击破”,造反有理。

  早在一九四三年八月,周恩来就以《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为题做报告。第一段全文如下:“自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开始抗战以 来,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对于蒋介石国民党亦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多缺乏深刻的了解。只有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前就指出他的动摇性和破坏性,抗战初 期又指出他的妥协与两面性,到今天更指出他的法西斯性。这些都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启示,而且有其时代意义的。因此,我们现在便来讲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其 演讲分为四个部份:“一、问题的提出和回答”。周恩来在这里指出,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一直就是法西斯主义的。“过去只是因他的发展还没有像这样坏,故 未强调,并不是没有什么法西斯派。”既然这样,为什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几年前对蒋委员长如此尊重?“二、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蒋介石的思想继承了 中国古代的唯心论,其力行哲学和心理建设方面的四维八德、历史观、国家观、战争观、政党观等等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基础。”怎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就成为了 法西斯主义的基础?周恩来永远回答不出。“三、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根源”,即蒋介石的历史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周无法解释,他和中共怎么能够在法西斯的蒋 介石领导下一起北伐打倒北洋军阀,而那时候,连欧洲的法西斯都还没有出炉;“四、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政纲和策略”,将国民政府的全部政策归纳为十二条,都是 法西斯主义的。其实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正在同世界上的法西斯德、意、日作殊死战斗;“五、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组织和活动”,归纳国民政府的统治是“最反 动、最野蛮、最黑暗、最残暴的”,那么斯大林的苏联呢?对照毛、周过去的内外言论,曾经一再歌颂蒋委员长和中国国民党,究竟什么时候说的是正确的?对于这 样的法西斯政府,当然在推翻之列,所以最后一段说:“中国的抗战有它胜利的前途,中国人民有他自己的解放道路,尽管蒋介石国民党将中国引向法西斯道路,但 中国人民一定会懂得和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脱离中国法西斯的影响和圈套,而走上光明的道路。”(注9)蒋介石当时就允许周恩来等在重庆设立办 事处,公开活动,办《新华日报》天天宣扬中共方针,不断造谣和骂国民党,在参议会有席位,庞大的中共党员组成的文学艺术家队伍,一直公开合法活动;就是败 退到台湾,实行和平土改和乡镇基层选举,为后来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这是“法西斯主义”吗?而毛泽东由周恩来当帮凶在中国大陆整死几千万人,成为中国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的暴政,谁是法西斯呢?

  周恩来将蒋介石委员长、国民政府都戴上法西斯主义帽子,是在中共的羽毛开始丰满,准备夺取政权的时候。夺取政权必须具备正义性,这就必须在全中 国百姓的面前将执政的国民政府和其领袖蒋介石委员长加以丑化,于是由毛泽东提出,周恩来加以充分发挥,然后是铺天盖地的反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活动,就像抗战 前期始终咬定国民政府是投降派当政一样。这是大敌当前的统一的国家内部所允许的吗?

  蒋介石国民党既然是如此不可救药,当然应当打倒推翻。除了主要的军事手段以外,就是从内部进行分化瓦解,这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的“统一战线”手 段。一九四五年周恩来在中共“七大”的报告分为两个部份,第一部份谈抗战开始以后,国民党一贯实行压迫中国人民的消极抗战路线,而共产党则实行人民战争的 坚持抗战路线,使得抗战走向胜利:“从‘九一八’以来的国共关系发展到今天,一般地是停止了大规模的内战,发动了抗战,这是统一战线的成功。我们创造和扩 大了解放区,振奋了中国人民,推动了中国的民主运动。但是,就在抗战之下还是有局部的内战,还是充满了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行动,这是国民党所实行的。 这个对立斗争现在还在继续着。”从九一八开始的抗战竟然是中共发动的,真是奇闻!以此为基础,编造了中共领导抗战的四个阶段,和国民党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不 抗战的历史。周恩来所编造的历史,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几十年中共大量歪曲抗战历史的基础。

  周恩来演讲的第二部份是《关于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问题》。其根据是毛泽东提出的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革命对象和朋友的理论。关于“敌人”部份,周 说:“有的敌人在一定条件下是有两面性的,在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的时候,有右倾观点的同志,只注意他们可以联合的一面,忘记了他们的反动性。比如抗战初 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参加了抗战,但还保有他的反动性。右倾的错误是替他擦粉,把他的反动性抹煞了。在一九三八年第二个武汉时期,说蒋介石 集团不是法西斯,不是军阀,这就错了。蒋介石确有反动性,他是军阀,是法西斯,一定时候我们不去强调这方面是可以的,但是替他擦胭脂抹粉就错了。有左倾观 点的同志,在转变的关头看不到变化,只注意这些敌人的反动性,看不到他们可以联合的方面。”周说得很清楚,即蒋介石国民党永远是反动的,只是在一定的时 候,应当加以利用,但是根本上永远是革命的对象。看来,西安事变以后,蒋委员长容纳中共抗日是天大的错误,因为中共始终把他当作法西斯,当作革命的永远敌 人,中共主动请求的投诚式的改编,只是一种利用国民政府的策略。

  至于不满意蒋介石的国民党内部的一些人,是中共经常联合与交朋友的对象,也是分化瓦解的对象,周怎么在内部说他们呢?“对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不一 致,要分别清楚是哪一种性质的。比如说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地方势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但是一定要懂得他 们本身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他们同蒋介石在反对民主(按:中共经常把反对他们的人称为反民主,中共就成为民主的化身;称别人为投降派,中共就变 成抗战派)这一点上没有根本的区别,在抗战不彻底上也没有根本的区别。所以,他们同蒋介石的矛盾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左的观点不承认这种矛盾,认为凡是 敌人,在一个时期内都要一律打倒。但是要打倒一切,就一切打不倒。”(注10)并且周恩来还进一步指出,昨天的敌人和朋友,今天往往是朋友和敌人;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按:一般指中国知识份子)都是一样有两面性,“他们的反动性的那一面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在与他们合作时,要随时提防他们,反对 他们的反动性,绝不能依靠他们。”周在这里一再例举了冯玉祥在本质上是反动的,而冯玉祥那时候,正在重庆和中共打得火热。从这里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毛泽 东夺取政权以后,在打倒蒋介石时候的盟友大部份都被陆续清算,成为了毛泽东专政的对象,就连唯唯诺诺者虽然逃过了历次运动,几乎没有一个逃过了文化大革 命。因为在中共看来,本质上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蒋介石一样是敌人,短时间利用而已,价值过去以后,再行清算。中共的对待朋友之道,令人 毛骨悚然!

  最后周恩来讲领导权问题,要寸步不让。那时候中共从来没有掌握过全国的领导权,其意思是不断地、坚定不移地夺取领导权。周说:“所以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这是毛泽东的法宝。

  毛泽东和周恩来制定了原则和政策,如何来分化瓦解抗日的中国军队呢?

  陈毅的统战工作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因为他一直和国民党中非嫡系部队长官交朋友,多次缓和了国军各部队联合对抗新四军的局面,然后先后分批地被 新四军消灭。陈毅性格豪爽,诗文俱佳,又到过法国,属于有教养之辈,正好弥补中共工农干部无知的不足,所以为毛泽东的战略策略服务时,有其特殊的作用。也 正如周恩来的文质彬彬容易引起美国人和国民党有的上层人士的欢心一样。为了集中打击韩德勤,中共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就决定争取苏鲁皖战区正、副指挥李长 江、李明扬的中立。正好在一九三九年,总指挥李明扬希望十万发子弹通过新四军防地,于是,陈毅和二李搭上关系,李明扬甚至把有关反共的机密文件给陈毅看, 互相待如上宾。陈毅则一再挑拨李与中央政府和韩德勤的关系。同时,新四军开始做国军下层军官的争取工作,在一九四○年六月,二李部队和新四军在郭村激战, 由于李部所属两个支队的指挥官已经是中共党员,二李战败。陈毅在七月八日致电中共中央,说明对二李分化瓦解是正确的:“此次战斗证明,历来对上层争取,积 极组织其中、下层的路线是正确的。”(注11)为了孤立韩德勤,陈毅亲自写信并派人到泰州,表示不打泰州,并且释放俘虏。毛泽东、朱德及时在七月十六日致 电陈毅、刘少奇,进一步就分化国军发出指令。并且中共中央军委具体指令“对二李采取缓和方针,对桂系李品仙也采取和缓冲突”,以便打击韩德勤部队。于是, 经过多次谈判,与二李达成口头协议,二李掩护新四军东进,交换条件是将若干防地让给二李,如果新四军与韩德勤作战,二李保持中立。孤立和包围了国军主力韩 德勤部队,于是在黄桥大战中完全将其击败。但是二李因此变得非常孤立,最后李长江投靠汪伪叛国集团,到了一九四一年二月,刘少奇下令讨伐叛军李长江部;李 明扬仅仅剩下一千多人,最后只有土崩瓦解。

  如何瓦解国民政府的军队,在山东领导一纵队的徐向前回忆道:“首先要对国民党营垒在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就拿国民党在山东的头子于学忠、沈鸿 烈来说,二者是不同的。于学忠原来是东北军的,西安事变后与我党有过合作关系,在蒋介石那里并不吃香。……沈鸿烈则是典型的顽固派,死心塌地,反共到 底。……东北军是杂牌部队,驻山东两个军,万毅、解方等同志在那里积极进行党的工作,多数官兵愿意抗日,极少同我们摩擦。……石友三部则变了卦,完全听命 于河北张荫梧的指示,成为鲁南和鲁西北制造摩擦的急先锋。鲁南的秦启荣部,有沈鸿烈撑腰打气,更是顽固不可一世。……有了分析,才能区别对待,才能争取一 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派。”(注12)在重点打击的原则下,秦启荣部被全部击溃。

  另外,道貌岸然的周恩来在重庆一再利用国民政府本身存在的问题,从上层分化瓦解,不停地拉拢失意政客,制造矛盾,已经有许多这方面的回忆,此不赘述。

  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强烈地批评国民政府不民主。实际上,全世界所有实行民主的国家中,没有一个政党在国家政权以外,以民主的名义像中共一样掌 握着军队;没有一个国家内部存在着政权组织,以反对和推翻国家为宗旨的小国家。中共既建立了国家政权所有的各种机构,又继续以民主的名义要求得到更多,声 称自己站在民主的一面;国民政府既领导了全民抗战,容许中共的国中之国存在,却一直被声称是抗战阵营中的政党指责为投降派和法西斯。

  在德国、日本的败局定了以后,这样的国中之国,迅速地扩大力量,准备夺取全国政权。

  在一九四五年春夏之交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报告说:中共已经有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 包括了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口和这样多的军队, 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现在为最高。”(注13)毛泽东一面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一面派军队进入国民党毫无统治基础的东北。八 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通知山东局、晋冀鲁豫分局、华中局立即组织力量进入东北;九月十一日,命令山东分局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十二万五千人分散进入东北, 他们及时得到了苏联红军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他们将国民政府

  毛泽东这时发表和宣传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以模糊和动人的词句,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幻觉,以为中共会带给他们西方式的民主社会……。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75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6年。
2、中央挡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集第161页。
3、《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献选编上第788-78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北京、1989年。
4、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第474-475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四年。
5、徐向前著:《我的回忆》下册,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七年。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78-379页,人民出版社编,1996年。
7、《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文献选编上第863页。
8、《聂荣臻回忆录》第552页。
9、周恩来著:《周恩来政论选集》上册第432-44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联合出版,北京,1993年。
10、《周恩来政论选集》第456-491页。
11、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第393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年。
12、徐向前著:《我的回忆》下册,第660-662页,解放军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七年。
1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第六卷 三、被出卖的民族

  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之中,被当时只有二十年左右历史的中共出卖,以换取这个党的强大,进而夺取全中国。幸好, 全民团结在以蒋委员长为首的国民政府周围,以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以血肉组成的长城,在国际盟友的配合支援下,克服了内忧外患,打败了世界一流强国。这在 中国的历史上,永远是极为光荣的一页。

  对于这场战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的近代史专家刘大年教授指出:“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主要战场之一,有中国这个主要战场,才有东方反法西斯 的胜利。中国抗击日本兵力量最多。按日本军师团编制计算,‘七七’事变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历年投入到中国关内战场上的陆军,最多的年份占编制总额百分之九 十,最少的一年占百分之三十五,八年中平均占百分之七十六点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陆军主力仍然分布在中国战场上。中国摧毁的日军有生力量最大。‘九 一八’至‘八一五’期间,日军出国作战共伤病战死二百八十七万四千人,其中八十九万余人死于太平洋战争,多达一百九十八万四千余人是死在中国战场上的。中 国为战胜日本法西斯死亡两千余万人,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中国抗日连续八年,前期苏联援华物资约一亿七千万美元,后期美国援外物资共四百六十亿美元, 援助中国不过六亿三千万美元,不足七十分之一。中国是靠自己的力量作战到底的。国际形势的大框架,总格局,使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结局来自与同盟国共同对日 作战,这丝毫没有改变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的地位。苏联红军是打败希特勒德国的决定的力量,仍然需要有英美联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美军是 太平洋上打败日本的决定性力量,一直攻占了日本的冲绳岛,仍需要有苏联出兵东北,粉碎那里的日本关东军。……中国在打败日本的作战中的地位,正像欧洲战场 上的苏联,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那样。”(注1)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中国人,以血肉白骨的巨大代价,为人类的文明、正义和幸福作出了贡献。

  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利用迅速壮大的力量不断从军事、政治上和日本一起夹击国民政府,消耗中国许多的抗日力量,这胜利还要辉煌得多。

  关于中国方面付出的惨重代价,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总结式地写道:“我国自‘七七事变’被迫奋起抗战,以迄日本无条件投降,光荣胜利为止, 历时八年又一月另七天。其间会战二十二次,重要战斗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小战斗三万八千九百三十一次。官兵死伤:陆军方面,阵亡一百三十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八 人,失踪一十三万零一百二十六人,负伤一百七十六万一千三百三十五人,合计三百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九人;空军方面,阵亡四千三百二十一人,负伤一百四十 七人;海军方面人数损失虽然不多,然全部舰艇,都在开展初期得江防封锁与历次作战中,损失殆尽。而人民间接直接损伤者,则在二千万以上,流离失所者达一亿 以上。至于财产损失,资源损失,税收及日伪所发钞票损失,实在无法估计。”(注2)其中还有二百零六位国军将领为国捐躯,五百七十八万七千多位同胞被日军 惨杀。在一九四六年何应钦就出版了《八年抗战之经过》,后来在台湾看见中共一再窜改抗日战争历史的宣传,又目睹日本文部省修改其教科书,所以再召集僚属, 增订内容,更名为《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发表。可见其所例举数字等内容的慎重详实。

  但是,中共在抗战中不仅仅出卖了中华民族,乘机迅速发展壮大,还在抗战胜利前夕,系统地编造了抗战是中共打的神话。编造了国民政府是不抗战的卖国政府的谎言,隐瞒和歪曲了中国人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艰苦抗战事实。这样如此会颠倒黑白宣传的政党,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个:

  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刊印的题目是:《国共抗战成绩比较》,开头就说:“共产党抗击了全部侵华敌军共三十六个师团六十万人的 百分之五十八(三十五万人),国民党仅仅抗击百分之四十二(二十五万人)。”最后一段是:“中华民族之兴亡,究竟系于共产党,还是系于国民党?就和各同盟 国配合上说,究竟是共产党起了配合作用,还是国民党起了大的配合?三岁小孩也是明白的。”

  同一天《解放日报》的宣传攻势还有长文,题目是《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最后几句话是:“不是‘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按:这是蒋 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的话),而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假如没有共产党抗击如此大数目的敌伪军,不但中国亡了,就连国民党也早亡了,这难道还不明白 吗?”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这样说,谁又能去调查真假呢?

  两天以后,《解放日报》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为题发表社论,在其中引用了三次归纳性的“事实证明”,分别抄录如下:“……事实证明了: 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游而不击,而是国民党反动派不游不击。”“……事实证明了:不是共产党是‘新式封建’和变相军阀,而是国民党反动派是老式封建和 道地军阀。”“……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万万取消不得,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一九四三年“九一八”十二周年,延安《解放日报》社论题目是:《国民党与民族主义》,以一万几千字系统论述共产党爱国和国民党卖国。(注3)在 中国,特别是正在流血的抗日战争之中,爱国与卖国是第一重要的,汪精卫卖国,马上就完蛋了。中共以爱国来粉饰自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东西。

  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对中外记者参观团发表长篇谈话,这谈话中的谎言,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当该谈话正式发表时,根 据最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证实,毛泽东亲自加以修改。以下根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四集,摘录叶剑英谈话的大约四十分之一,让读者看看经过毛泽东修 改的文件,是如何编造历史的:

  “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向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作题为《中共统一战线情况的介绍》的长篇谈话,他指出:

  “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战场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就在实际上成为中国的主要战场。”“敌后战场有三 个,即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在华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八路军,在华中敌后战场抗战者为新四军,在华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中共领导的游击队。根据我们 今年三月份的材料,日寇在华兵力共有三十四个半师团,约五十六万人。华北敌后战场的敌军,计有九个师团,八个独立团,两个独立骑兵旅团,合计十四个师团, 约二十二万人。八路军抗击了一一点七五个师团,占华北敌军兵力百分之八十五强;友军仅抗击了二点五个师团,占百分之十六弱。”然后叶剑英用大量的令人搞不 清楚的地名和部队名称,来证明他的数字。关于华中新四军,叶说:“在华中敌军,计十六个师团约二十六万人,新四军抗击百分之五十九点五(九点五个师团,友 军抗击百分之四十点五)六点五个师团。……以上三个师团全部为新四军抗击。第三十四师团……全部为友军抗击。”甚至至今仍然没有任何对日作战记录的中共华 南游击队,也在此声称抗击了日军百分之二十二。叶剑英总括说:“我们抗击了敌人百分之六十四点五,友军抗击了敌人百分之三十五点五。……一九三八年十月至 一九四四年三月,整整五年半时间,日寇对国民党有几次战役性进攻,并无战略性进攻,大体都是早出晚归,在此期间内,国民党的政策则是招架与观战的政策,敌 人来了,招架一下,敌人走了,袖手旁观。这个政策,就是今天河南、湖南所以失败的主因。……如果把全部敌军及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份以 前,共产党负担抗击的,占敌伪军总数一百三十四万人中的一百一十余,即百分之八十四或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担负抗击的仅占百分之十六,即不足六分之一。” 叶剑英还公布了几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其一是,“抗战以来,我军死伤数目,八路军近二十九万,新四军近十一万,两军合计,死和伤近四十万人,其中阵亡团级以 上干部,据不完整的材料统计,八路军四百零九名,新四军一百四十六名。”其二是,八路军毙伤日军总数三十五万一千一百一十三人,另加俘虏日军两千四百零七 人,还有近三十万伪军;新四军更很少打过日军,举不出毙伤日军的战绩,就采取鱼目混珠的办法,和伪军混合,以日伪的名义,列出“日伪军”二十四万一千七百 五十人被消灭。

  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中共举行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夸张得更大:“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完全靠自己的努力,解放 了广大国土,抗击了大部份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由于我们的坚决抗战,英勇战斗,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才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摧残,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 才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给他守卫的,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注4)毛泽东的许多撒谎,靠着中共的强有力的宣 传机器,特别是由于一九四九年以后倾国家政经之力来神化他,他的谎言就变成了中共的历史纲要。

  叶剑英的统计数字超出了常识,中共的八路军一共有多少个师?多少个团?以叶所公布的八路军牺牲的团长四百零九人计算,加上新四军牺牲的团长数一 百四十六人,等于五百五十五人,再除七(叶公布数字时是在一九四四年四月,那时只抗战了七年)平均每年要牺牲七十九个团长还多,夸大的不可思义。查北京解 放军出版社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共产党抗战英杰》一书,包括八路军、新四军的一些连长、营长,甚至包括去袭击国军而死的干部,一共才死六十二人。真正在抗 战前线打日本鬼子牺牲的团级以上干部,按照此书,只有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和谢家庆、叶成焕、丁思林、郭征、廖海涛五位英烈,不知为什么没有计算东北 抗日联军的杨靖宇将军和赵尚志等两位干部,大概他们和延安没有直接的联系,不属于八路军;而后来的彭雪枫是在抗战中进攻国民政府军队而死。以上解放军出版 社公布的中共团级以上干部的牺牲数字,只有叶剑英公布的六十分之一,多么悬殊!

  这是中共在欺骗全世界。

  暂且不论何应钦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存的史料,共有二百零六位国军将领在抗战中捐躯,仅根据中国大陆在一九八七年由河南出版社印行的《国民党抗 战殉国将领》一书,其中有姓名、籍贯、职衔、殉国时间地点和简历者,达到一百一十五位将军,如此多的高级将领牺牲在与日本军队的正面战斗中,就可以推测阻 击日本军队的艰难激烈的程度。

  毛泽东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蒋介石在峨眉山观战不抗日。但是只要稍微查阅历史资料就可以知道,蒋介石上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发表讲话是 在一九三六年,那时在抗战爆发以前。自从“七七”抗战以后,从来没有再去过峨眉山。中共“七大”的主席台顶上的巨大横幅书写“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 进”,毛泽东作为一党的最高领袖,在神圣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亲自造谣,可见这个党的历史基本上是立足于谎言,可见这个党的领袖是什么 样的人。

  如果抗日战争中,中共真正地像叶剑英和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抗击了大部份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日本军人死在中共手下的一定会占绝大多数。我们仍然 用中共自己的资料来说明问题。一九九四年,北京的《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血祭太阳旗》一书,这本书的许多资料都是从日本方面直接翻译,大多数年份的后 面,附有该年日本在中国战死的将领的小传。在全书最后的附录二,是《在华毙命日军将领录》,共有一百二十九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死在与中共的战斗中共 只有三个,一个是阿部规秀中将,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被八路军击毙,另外两个受伤不治而死。(注5)要知道,日本当时是世界一流军事强国,装备的精良,训 练的有素,远远非中国军队能够相比。但是,竟然有那么多的高级将领战死在国民政府军队手中,可见中国国民政府军队以血肉之躯抵抗之英勇,战斗之惨烈。叶剑 英却说,一九四四年的“国民党军队”在河南和湖南:“敌人来了,招架一下,敌人走了,袖手旁观。”但是,根据《血战太阳旗》中翻译过来的日本方面的资料, 正是在一九四四年,如下的日军将领被中国国民政府军队击毙:

  4月19日,陆军中将下川义忠在湖北被击毙;
6月1日,陆军中将横山武彦被击毙;
6月10日,日军的木村千代太中将在河南被地雷炸死;
在7月21日,和尔隆基少将在长沙会战中,被飞来的炮弹炸死;
7月23日,大桥彦四郎少将在湖南作战时被击毙;
8月6日,志摩源吉中将战死在衡阳城下;
8月20日,大西洋少将在空战中被中美联合空军击毙。当然,这一年不可能有一个将领死在八路军、新四军手中。

  国军高级将领在抵抗日本的《一号作战》中(正是叶剑英和中共报刊所讽刺的),竟然壮烈地牺牲了九位,他们是李家钰将军、陈绍棠将军、周鼎铭将 军、王剑岳将军、王甲本将军、阚维雍将军、陈济恒将军、史蔚馥将军、吕旃蒙将军,同期在其它地方牺牲的还有卢广伟将军和张景南将军。有的将军虽然没有战 死,但是仍然可歌可泣,例如衡阳保卫战就非常壮烈。在所有援军被日军击退的情形下,方先觉率领的第十军坚守了四十多天,全军绝大部分伤亡,无一退却。在日 军突入衡阳城以后,国军逐街逐屋进行防守时,方先觉给蒋委员长拍发了如下电报:“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军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 堵击。职等誓以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绝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注6)此战役令日本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伤亡达一 万九千多人,几个将军战死,连参加此战役的日本军人都佩服方先觉等中国将士的献身精神。

  仅仅在这一年,中国军队就有这么多将军殉国,数十万国军伤亡,中共却把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说成是“招架一下”、“袖手旁观”!而八路军、新四 军在此时除了占领土地(日本人消灭了在土地上的中国军队)、扩大根据地,碰过日本军队吗?拿得出任何战果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现在却仍然把叶剑英的谎 言选入,正是要继续欺骗后来者。中共已经靠欺骗获得巨大利益,能不叫谎言继续吗?

  事实上,自从抗战初期,中共的根据地和日本人在华北的利益冲突,造成中共军事将领进行“百团大战”,日本人损失了好几百个人和不少碉堡、铁路, 导致了日军进行报复扫荡以外,自那以后,八路军和日军之间达成了事实上的默契,八路军不打日军,担负太平洋作战军力深感不足的日军,也就不去打八路军了, 这就是毛泽东的著名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日本人何必去打不犯他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呢?而且八路军的第二号人物彭德怀就因为这抗 日行动被批判了几十年,还有谁再敢去攻击日军呢?这些历史事实,只有在几十年以后,由中共中央的文件才能够见到真相,当时执政的国民政府若有任何叙述事实 的反驳,都会被认为是宣传;其实相反,宣传工作正是共产党的强项,中国共产党靠长期地、系统地宣传,几乎在中国大陆被塑造成为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

  关于日军在中国的伤亡人数,各种记载不一致。

  何应钦在他的《八年抗战》中,记载日军在华的死伤人数是二百四十一万八千零二十八人,其中死亡四十八万三千二百零八人,受伤的是一百九十三万四千八百二十人。何应钦的数字很谨慎。

  黎东方教授是现在海峡两岸都接受的著名史学家,他所用的日军在华伤亡的数字,没有用国民党的统计,也不用中共的统计,而用日本陆军部的部分统 计,这就避免了政治宣传的夸大缩小的可能。关于日军死伤总数,黎东方说:“伊藤正德在他的《军阀兴亡史》中,列了七十八万九千三百七十人,作为在华日军的 死伤总数。他不曾把桂黔会战和湘鄂赣会战的日军死伤人数包括进去。倘若包括进去,则在华日军死伤人数总数可能超过八十万人。”他根据日本统计的日军伤亡数 字,但是只有几次具体战役,材料不够。

  中共所能举出的平型关袭击辎重部队之战,并歼灭日军几百人的战绩,应当包括在平型关战役之中,平型关战役则包括在太原保卫战之中;关于百团大战 中消灭日军几百人的战绩,黎东方教授根据日本的统计,有如下的一段说明:“中共军队于民国二十九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发动了对日的攻势,所使用的兵力 有刘伯承第一二九师的七个团与贺龙第一百二十师的两个旅(计四个团),以及国民政府第二战区长官所创立的若干游击队。中共所破坏的是正太铁路、同蒲铁路, 以及一段平汉铁路,这三条铁路上的若干火车站与仓库。他们于九月二十三日于榆塞的一个中学里面杀死四百个日本兵,又在武乡县附近的官家庙击溃日军第三十六 师团的一个大队,使得这个大队丢下了二百八十具尸体。”(注7)这主要两地一共击毙日军六百八十多人。加上其它地方,应当上千人,这是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 的悲壮历史的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由毛泽东宣布抵挡了日军百分之九十,却举不出在何时、何地,更举不出稍微象样一点的战役!

  北京中央编译局根据日本的数字,在《血祭太阳旗》的最后有《侵华日军伤亡统计表》,从1931年开始,每一年的伤亡数字都有,特抄录如下:

  时间(年) 伤(人)  亡(人)
━━━━━━━━━━━━━━━━━
1931    4,800    3,000
1932    1,800    1,500
1933    2,400    2,100
1934    1,000    800
1935    2,700    1,900
1936    2,500    2,700
1937    170,000   160,000
1938    240,000   250,000
1939    88,000    57,000
1940    103,000   83000
1941    113,000   68,000
1942    76,000    27,000
1943    123,000   77,000
1944    158,000   147,000
1945    86,000    74,000
─────────────────
总计    1,172,200  1,055,000
━━━━━━━━━━━━━━━━━

  将以上伤和亡的数字加起来,就是二百二十二万七千二百人。(注8)

  显然,何应钦和黎东方的数字比这都太小!

  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编辑委员会主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大年教授,他引用的数字是:一百九十八万四千日军死在中国战场。他是利用日本军人出国作战死亡的总数,减去在太平洋战争中死亡的人数,就是在华死亡人数。此数与前面提到的日本人公布的数字相差不大,

  胜利夺取政权以后的毛泽东,在几十年统治中,却一直系统地宣传国民政府是卖国政府,抗战是中国共产党打的,以便获取民心。因为任何出卖民族者,在中国人心目中,是难以饶恕的罪人。

  为此,对于国民政府领导抗日战争所留下的许多壮烈的遗迹,当然必须销毁。所以从中共执政起,就系统地把牺牲的抗战官兵的各种纪念遗迹,如纪念 碑、铜像等陆续全部拆除。如南京灵谷寺的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军的牌位,如在衡山之麓的为纪念在湖南几次大战中牺牲的官兵,由蒋介石书写“忠烈祠”并且供奉 烈士的牌位,都先后一并销毁;如在成都市中心盐市口的王铭章将军、李家钰将军、赵裕斌将军,和抗战中率领川军上前线在武汉去世的刘湘将军的坟墓,都在文化 大革命中被焚尸扬灰;甚至抗战中在重庆去世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坟墓,也被挖掘焚毁;牺牲了那么多的中国士兵,他们个个都应当被永远追念,但是如今已经没 有一个抗日军人的公墓……。

  一九八○年代,这些坟墓大都恢复了,但是里面却大都是空空的。……为国牺牲的几百万中国官兵的魂魄,只有在地下哭泣,多么悲惨!他们被日本军队 杀死,然后被中国共产党焚骨扬灰,在他们所成功保卫过的中国国土上,他们连一小片葬身之地都没有……。对比美国在各次战争中所牺牲官兵的烈士陵园,都是青 青草地上排列着白色的整齐墓碑,让烈士们安静地躺卧,让蓝天白云陪伴着他们,让轻风抚摸着他们……。再对比日本侵略者的亡魂,都仍然被供奉在靖国神 社……。

  所有中国人都会为此悲泣!为此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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