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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壮大之谜(9)(作者谢幼田,明镜出版社出版)2011-07-29 03: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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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卷 一、苏日友好条约

  在德国法西斯对欧洲若干国家和民族大肆侵略和蹂躏,西方国家和民众刚刚起来抵抗的时候,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苏联突然与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这是公开纵容德国侵略,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以便在西方国家和德国的战争中渔利,而根本不顾欧洲的许多弱小国家被德国法西斯践踏的可悲事实。 这不仅遭遇到欧洲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而且连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谅解。当时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差不多五十年以后回忆道:“苏德战争以前,苏联也 是危险的。他们同德国签订和约是不得已。苏联政府的政治信誉因此大受影响,特别是在西欧共产党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尽管苏联反复强调,现在的战争是帝国主 义之间的战争,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不必介入,但仍然不能为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所接受,因为共产党是反法西斯的。”(注1)苏联把正在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解释为 帝国主义之间的大战,以便为纵容法西斯侵略的做法找出根据。作为第三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立即予以附合,毛泽东以一片喝彩回应,为此在九月一日对新华社发 表谈话,称赞该条约;毛泽东亲自给九月七日的《新华日报》撰写社论,也是充份肯定:九月十四日还给延安中共的干部大会演讲,认为整个的战争都是帝国主义之 间的战争,没有所谓正义性问题。由于苏联的姑息,德国对波兰在九月十四日发动进攻。苏联对任何事情总是口口声声以道德、正义出发,但是在具体事实上,从来 都是为其国家民族利益。

  在远东,那时候日本的真正敌人仍然是苏联,两个国家为了争夺中国东北的利益而紧张地对峙了几十年。苏联为了减轻日本军队的压力而支持中国抗战, 也指令中共抗战,期望用中国人的鲜血来消耗和拖住日本,以便抵挡日本人的威胁。中共虽然为了自己的长远夺取政权的利益,有时候并不完全照办,不顾抗战而从 国民政府的手中夺取政权,但是在根本问题上,(中共)绝对不可能抗拒苏联的任何命令。

  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苏联和日本竟然在莫斯科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公开出卖中国的抗战,中共竟然又是一片喝彩。但是苏日互相承认对中国土 地占领的这项条约,却震惊了全中国以及全世界,全国发出反对的怒吼,重庆各报纸都大幅刊载。根据四月十五日著名的《大公报》,其条约如下:

  “第一条:缔约双方保证维持相互之间的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第二条: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
“第三条:现行条约自缔约国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为五年……。
“第四条:现行条约当从速呈请批准。批准之文件当从速在东京交换。”

  日苏的共同宣言全文如下:“遵照苏日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缔结之中立条约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这两国为了争夺中国的领土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宿敌,匆匆重新瓜分中国的北方以后,妥协了。一向比较公允,甚至比较亲近苏联的《大公报》,立即发表 社论:“第一、……日本与中国战争已打到第四年,它又与德、意两国订有军事同盟而迟早须参加欧战;苏联与它缔结中立条约保证不侵犯,并保证在与其他一个或 数个国家发生军事冲突时遵守中立。这在客观上,就等于苏联便利日本对华侵战,便利日本南进在太平洋上与英、美开战。故这条约虽一再出现‘和平’字样,而其 实际却正与‘和平’背道而驰。

  “第二、……中苏邦交的基础建立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北京签订的中苏协定,该协定第四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声明嗣后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 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之条约及协定。’中国始终守此项誓约,凡损害苏联利益及以苏联为敌的条约及集团,中国均曾拒绝签订拒绝参加。例如日本一再向中国诱胁 的防共协定、防共同盟均为中国所拒绝,这实际是中日开战的基本原因之一。现在苏联与日本订立此约,是便利了中国的敌人,是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且共同宣言中 承认‘满洲国’的存在及不可侵,是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且在中日开战之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缔结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 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给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 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苏联与日本签订此约,显然是予侵略中国之第三国以协助,并施行不利于受侵略的中国。

  “第三、尤可遗憾的,是苏日共同宣言的互相尊重所谓‘满洲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东北四省的领土是中国的领土, 东北四省的人民是中国的人民,日本强要割裂中国的领土,强要奴役中国的人民,中国为此与日本打着生死存亡的大仗;苏联代表亦曾为此在国联席上谴责过日本, 曾接受国联历次否认所谓‘满洲国’决议,尤其在一九二四年中苏协定中有‘不订立有损害中国主权之条约及协议’现在苏联所为,实属违约背信。……”

  这个背信弃义的条约,立即引起很大的反响: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十四日立即代表中国政府声明:“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能承认第三国之间损害中国 领土与行政主权完整的任何协定。”十八日,王外长在国民参议会作专题报告;蒋介石在二十四日向党政军的长官详细分析日苏条约的利与害,并致电美国罗斯福总 统,告知远东的局势必将出现新发展,日本即将南进;重庆的各报纸(中共《新华日报》例外)也纷纷发表文章,谴责苏联的背叛;连一向亲苏亲共的沈君儒、王造 时、张申府等,在十九日联名请苏联驻中国大使转斯大林,对该条约损害中国主权表示遗憾,拥护中国政府的声明。

  向来以苏联为祖国的中国共产党的反应,既令人意外,也并不令人意外。意外者,作为一个中国政党,对于日本和苏联的勾结,对于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又 一次被出卖,毫无任何的民族之情,令人意外;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都是苏联操纵的结果,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有阶级论; 《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表明,民族主义在理论体系中没有地位,阶级利益高于民族利益,所以在行动中,在全民的抗日战争中, 只顾一党的私利的而损伤中华民族的做法,进而对苏日条约独表赞同,又令人不感到意外。

  中共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在四月十四日发表社论赞扬该条约,为苏日瓜分内蒙古和满洲辩护:“这次苏日条约中附带的宣言,提到伪满及外蒙古人 民共和国的事,这本是苏日关系上久已存在的事实……现在这个宣言,一方面是结束了过去这个有关满蒙的挑衅,另一方面也便是保证了这两方面今后的安全,这丝 毫不能也没有改变中国的主权。尤其是苏联声明不侵犯满洲国的领土,只是在说明苏联决不以武力侵犯满洲,并不能解释为苏联已正式承认伪满之独立的国家地位, 更不能解释为可以妨碍我们收复东北。”久已存在的事实是,日苏分别以武力占领瓜分了中国的土地,如今两国侵略者互相承认,以便相安无事,这对于侵略者是好 事,对被侵略者自然是坏事,《新华日报》的庆幸,是站在侵略者的立场说话,赞扬他们侵犯中国的主权。

  延安的《解放》周刊以《苏日条约的伟大意义》为题,登载文章说:“三国同盟方面,极力夸为自己的胜利,谓为苏德协定及三国同盟之逻辑发展。美英 方面则极力缩小该条约的意义,同时亦暴露其一贯挑拨苏日关系,企图使苏联外交政策为其帝国主义利益服务之阴谋,遭到了严重失败之恐慌情绪,但仍在继续挑拨 苏德关系……但在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方面,则强调此约只于日本有利,于中国不利,散播恐怖情绪,企图引导中国走入投降道路。顽固派方面,则企图利用狭隘的民 族情绪以为反苏反共之活动,客观上为亲日派所利用。”按照这篇文章中的观点,苏日条约的反对者是美、英、国民党(被中共分为顽固派和亲日派);赞成者是 德、意、日和中共,中共和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人竟然持同一的立场。重庆和延安的中共报纸敢于如此称赞苏日条约,是因为毛泽东等中共最高领导人认为,这是与 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这种战争是没有是非的,抗日只是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部分,自然已经失去意义,若不是德国在两国多月后进攻苏联, 使中共的立场发生变动,不知道中国共产党还会走多远!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集(按:以下凡是出于该文件者,一律不再加注)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以“中国共产党对苏日条约发表意见” 为题,发表了五点意见。开头两条是站在苏联立场上对条约的充分肯定:“(一)……这个条约的意义,首先在于巩固了苏联东面的和平,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安 全发展。而苏联的这种和平与发展,也即是全世界劳动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利益。”本来日本军阀为了南下,极需要缓和来自北方的压力,一直要与苏联缔约,但因 为日本在中国的战争已经露出弱点,所以苏联一直拒绝,甚至日本外相松冈三月抵达莫斯科后,仍然受到冷遇。当松冈从西欧返回经过莫斯科时,在苏联的要求下, 突然在四月十三日在克里姆林宫签约,两国以中国的主权做交易材料。中共的正式声明肯定这条约首先有利于苏联,只要有利于苏联,就会有利于中共,所以中共说 有利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可是在逻辑上怎么会有益于被压迫民族,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呢?中华民族正在因此受到宰割!

  (二)“苏日条约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极大提高了,苏联无论在东方在西方都增大了他的发言权,这对于一切反动派都是不利的,而对于一切爱好和平的人 民与被压迫民族则是有利的。”让德国在欧洲横行,让日本在中国肆虐,苏联置身事外,谁都要争取它,地位当然提高了。这纵容侵略,拿中国的领土作为交换,只 会对苏联有益。中共的赞美,完全是站在苏联的立场,是对抗战的又一背叛。

  (三)“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独立正义的长期抗战,……我们根据苏联的国策,深信苏联是会继续援助中国的。苏联的外交政策,是独立 自主的外交政策,决不会为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束缚自己援助被压迫民族的正义行动的手足……苏联在这次条约上并没有使中国失望,也永远不会使中国失望。”将外 蒙古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在全世界正式承认日本霸占东北四省,还谈什么援助?中共深信苏联,是因为中共从成立以来都是苏联在中国利益的代理人。将中国人民 正在为之浴血奋战的土地霸占一部份,交换给日本一部份,任何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对苏联失望,这从当时重庆各报纸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在中国只有中共不失 望,中共从中华民族的立场超脱出来,也便于中共在抗战中更多的“自由行动”。

  “(四)至于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所为满洲国者,早为日本用为扰乱苏联与外蒙边疆的工具,……而日本却屡图侵 犯外蒙,……现在苏日声明,却保证了外蒙不受侵犯,这不但对外蒙有利,即使对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说到东四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绝不能像有 些投机家,总是希望日本同苏联打起来,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及见苏联声明不打满洲,他就认为苏联不对……”日本占领中国的领土,并利用来侵犯苏联和它的势力 范围,如被苏联霸占的外蒙古,使得中苏在抗战问题上有若干的一致利益。现在苏联承认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占领,以交换日本承认苏联对中国外蒙古的占领,求得 两个强盗的平安无事,只能对两个强盗有利,受损的是中国。对中共可能有利,即利用这种出卖行为来得到苏联的进一步支持。

  “(五)在苏日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这一条都是宣传用的高调和废话,不值得分析。

  那时作为中共核心领导人之一的王明,在数十年以后的回忆,对毛泽东等人的作为,作出了历史的见证:“一九四○年十月毛泽东公开主张,在国际推行 法西斯德国、意大利和军国主义的日本与苏联联盟的路线,在国内失陷亲日汉奸路线,事实经过是这样的。十月的一个夜间,延安《新中华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 关报,三日刊)要把次日付印的该报稿件送给我审阅(当时我兼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席并直接领导《新中华报》编辑部),我注意到社论的题目是《论德意日苏 同盟》,‘哪里来的这篇文章?’我问这位工作人员,‘这是毛泽东同志送来的’他回答说。‘今天下午他召开了有本报全体编辑和中央宣传部同志参加的座谈会。 他在会上宣布,在国际上要实行德意日苏联盟的路线,在国内实行联日联汪的统一战线。他在会上宣布,他已经写好了一篇《论德意日苏同盟》,作为最近一期《新 中华报》的社论,这样大的问题,难道他事前没有在政治局讨论过吗?’‘好吧,我去找他谈谈。’我向这位编辑说。毛泽东承认,他是召开过这个座谈会,他并且 说:‘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提出建立英美法苏同盟,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统一战线。现在事变发展证明这错了,应当实行的不是英美法苏同盟,而是德意日苏同 盟。’……他就用这样半耍赖半恳求的办法,使这篇论文得以在《新中华报》发表。”(注2)充满怨恨的王明,在回忆录中对毛泽东开罪于苏联有许多的指责和批 评,但其中也仍然有一些真实历史的记载。

  现在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集中,也有一些与这时候相关的文件,例如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 决定》,一开头就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新阶段,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解脱新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而引起的。战争的性 质,无论是德国或英、法、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战争。”;而在“中央一九四一年四月政治局情报”中,即在苏日条约签订的月份,内部说道:“四月 十三日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使英美这种阴谋受到打击。……这个条约是利于苏联,利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而惟独不利于帝国主义阴谋家的。它是苏 联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结果,它保障了苏联的和平建设,提高了苏联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使苏联获得使用其力量以保卫其边疆并援助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充 分自由。”这也可以与王明的回忆互相证明。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分析国际局势,除了苏联自己,所有的国家都是“资产阶级”的,都是坏的,中共倒向任何一 方,都是合情合理。在该通报中,还两次把中国社会各界对苏日条约的反对称作“狭隘民族情绪”;“顽固派虽然不敢公开反苏,但其利用狭隘民族情绪对苏日条约 进行欺骗宣传之危险,全党必须反复揭破之,必须根据我党四月十六日声明,对各界说明该条约的意义,务使亲日派顽固派之反动宣传不易获逞。”中国人普遍的民 族情绪,是被帝国主义逼出来的,是一个民族长期被欺凌、掠夺和污辱的正常反抗。如果没有这一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早就被瓜分了。中共从成立起的 确就没有这种“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苏联的任何利益,都宣传成符合任何国家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以苏联的利益,当然高于中华民族 的利益。中共虽然一直破坏抗战,只要这破坏没有对苏联造成明显的利益损害,都是合理的。

  苏日的谅解勾结,加上中共对苏日条约的绝对支持,就使得日本可以抽出力量南下,鼓励了日本对国民政府军队的进攻。当年的许多报纸和文件,以及何 应钦参谋长等的回忆录中都有记载。但是如果这里过多的引用,会有片面之嫌。现在依据北京的出版物,以中共自己的史料,来说明在苏日条约签订前后中共的作 为。

  最令人注目的是,中共宣传所谓的国民政府的两次“反共高潮”,即国民政府对中共肆无忌惮的扩展夺权的最初两次反击,不是中共自己打退的,而是日本军队帮忙打退的,出此言者,是毛泽东的内部密电。

  所谓第一次反共高潮是指一九三九年底,当阎锡山对中共的行动反抗时,即“十二月事变”,日军立即从后面扫荡国军,使之半途而废。

  中共中央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记载,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三日:“关于利用日蒋矛盾粉碎顽军进攻”,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指出:“有情 报证明淮南路日军撤退全是谣传,蒋、桂对日军仍然是敌对的,据去春晋东经验,我打朱怀冰后,蒋调集大军准备通过晋城、长治县向太行山我军进攻之际,被日军 集中‘扫荡’,将各反共军打得七零八落。同时日军在皖南、鄂西采取攻势,反共高潮因而下降。此种经验,你们很可利用,但不要因此松懈自己准备。”这个电报 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毛泽东竟然将十分严肃的日本侵略中国,遭到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军民的抵抗,称为“日蒋矛盾”,中国共产党当然会在“日蒋矛盾”以外 了;二、毛泽东在“日蒋矛盾”感受到什么?即八路军、新四军无论如何对国军发动攻击、中共的根据地一再扩展之时,日军都视而不见。一旦阎锡山在山西开始反 击中共,日军马上就从后面扫荡国军,使得国军不得不退却,“反共高潮因而下降”。日军在这里使得所谓“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帮共产党的忙,出自毛泽东之 口。当时的事实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即中国不亡,中华民族不灭,根本在于国民政府所代表的民族正义力量,在抵抗着日本军队,国民政府当然是日本侵略者的真正 敌手。所以任何打击中国军队的举动,都是对日本军队有利。当时在打击和消灭中国军队的武装力量,就只有日本军队和八路军、新四军,这是稍稍有常识者都明白 的事实,所以在山西的八路军有困难的时候,日军帮忙,这是不可争办的事实。这个毛泽东的电报是非常有价值的,是第一次透露出:使得“第一次反共高潮”下降 者,是日本军队。

  中共把江南新四军皖南事变叫做“第二次反共高潮”,这居然又是日本军队及时挽救新四军。以下仍然以中共发表的史料说明之。

  日本人看到新四军的军部被歼灭,由汤恩伯、李品仙等率领的国民政府的部份主力军队仍然在皖北、苏南、河南南部,继续形成包围,要强迫新四军转移 到黄河以北。所以在皖南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去的时候,在一九四一年的一月下旬,根据《毛泽东年谱》,“日军发起豫南战役”。中共中央如何对待呢?毛泽东覆 电彭德怀,指出:“日蒋矛盾仍然是目前的基本矛盾,我们仍然尽量利用之,使时局再拖几个月的可能性仍然是有的,国共由一月十七日开始破裂到将来某时的全部 破裂有一个过程,此过程可能短,亦可能长,由日蒋矛盾的变化及我们政策来决定,我们方针是利用这个过程使破裂于我们有利。”这个电报令人注意之处有两点: 其一是:“日蒋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从抗战开始以来,日本侵略中国,中国百姓在国民政府及其领袖蒋介石领导下反抗,从抗战爆发以来就没有改变过,以毛泽 东只顾自己私利的立场来看,内部承认这“矛盾”是主要的,就承认了抗战是国民政府领导打的,而不是几十年中共一贯宣传的,说是中共领导打的;其二是,毛泽 东在高层内部说要想“仍然尽量利用之”抗战,就承认了中共在抗战之外,就是从世界一流的日军进攻国军的战争中得利。这是中共把自己置之于抗击日本侵略者之 外的又一文字证明。

  同一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致电周恩来等,对于日军集中五个以上师团在河南发动进攻,国军前线军事危急,毛指示对国民政府坚决斗争, 以压迫国民政府退让妥协:“日寇乘蒋介石注全力于反共之际,集中五个师团以上兵力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李仙舟、李品仙诸军约十五万人于平汉路以 东。”“此次河南战役是宜昌战役以后最大的战役,不论其军事结果如何,在政治上给蒋介石以很大的打击,因他煽起皖南事变造成国共间深刻裂痕,敌乃乘虚而 入。”“蒋介石在我们表示强硬立场之后,又遇到敌人大举进攻,乃向我们提出廉价的妥协办法,允许华中我军展期北移及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等条件,已为 恩来同志坚决拒绝。”“蒋在危急之时求妥协之心,已可概见。我们必须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达我们必要条件决不与之妥协。”毛泽东在这里点出的几个军(汤恩 伯、何柱国、李仙舟、李品仙诸军。自由人注)

  ,都是强迫新四军北移而实行包围的主力军,即“皖南事变的主力”,他们竟然在这时候遭到日军的大规模袭击,这完全是公开对中共军队的救援。这个 电报暴露出国民政府的极端困难的处境,即无论中共怎样扩大势力,国民政府不可能施行强制行动,不然日军就要对国军发动攻击,以便对中共实行援助。国民政府 除了妥协之外,不可能对中共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毛泽东所以命令周恩来和国民政府谈判要强硬,“坚持尖锐斗争立场”。几天以后,毛再次致电周恩来声称: “河南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幻想打破了。”“军事反共事实上已经终结。”所谓“第二次反共高潮”,又被日本军队打退了,日本军队和中共军 队互相支持帮助,已经是毛泽东的电文显示出来的历史事实。

  日军帮忙新四军,也见于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编的《刘少奇年谱》中。政治委员刘少奇、军长陈毅等新四军领导的来往函电:一九四一年二月四日,刘少 奇、陈毅、赖传珠联合致电新四军的师一级领导共三个电报。致彭雪枫、黄克诚说:“敌大举进攻河南,汤部西撤后黄河以西空虚,何柱国受损失最大,我应乘机向 西发展。”“雪枫部应即以两个旅向西活动,以新四军名义相机消灭反共军,发展自己,建立政权,并准备以一个旅配合多数地方干部,于适当时机渡过新黄河,到 达项城、沈丘、新蔡、汝南、息县地区活动,建立根据地。”并要求黄克诚派三个团协助。同一天,陈毅与他的参谋长赖传珠致电新四军第二师的师一级领导的电文 中说:“敌人大举扫荡河南,汤、李受大损失,向我进攻已不可能,华中情势已变,我应乘机大发展。……”致电李先念等说:“敌寇大举向河南进攻,你们应向豫 南发展。……”日军帮助新四军解围,是难以辩解的历史事实。

  由于日寇向国军进攻,解救了新四军,新四军则乘机大发展,《刘少奇年谱》中有多个电报,以下略举一、二:二月五日,刘少奇.陈毅致电彭雪枫等: “在河南豫西及陕南建立根据地,也是你们及李先念的任务,必要时克诚再加上来,华北亦可增兵来。但你们必须首先到黄河以西去建立一个根据地,为我华中、华 北打开一条西进出路。”二月八日、十日致电张云逸等,在“汤恩伯部已狼狈西撤,损失极大”时,布置一系列具体的扩大根据地的任务。

  如今公布的文件显示,日本人也的确反对中共军队调动到黄河以北,认为于其不利,所以毛泽东拒绝北移的行动,受到了日本宰相东条英机的赞扬。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集的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文中,对日本军队的进攻国军表现得幸灾乐祸:“恩来同志:(一)此次敌军进攻规模甚大,战况激烈,似比 宜昌战役还要大些,完全是蒋白何反共计划招来的。(二)汤集团损失不小,三个军已转回豫西,南阳四日失陷。李仙洲尚在淮河西岸,战况亦烈,敌一路由上蔡攻 占项城捣李之背,一路由毫州攻占太和,迫李之前,估计李军战败亦将西撤。……(二)……第一、时间不让他等待。国共冲突固然很好,但你是骗我拖延时间的, 到不如利用国共冲突,乘机进攻,把你削弱,中国问题就易解决。三十日东条演说有云:‘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抵抗,但日本决不依赖国际纠纷,而是依靠自己 力量解决中国问题。’故南河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幻想打破了。第二、日本人不愿我们去华北。东条公开说:‘华北是日本的根据地,蒋介石 要驱逐华中共产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一方面是日本首相东条英机道出了日本不喜欢中共军队到河北,另一方面是蒋介石强行命令中共军队北移,到黄河以北, 最后日军袭击反共军的主力,使得蒋介石的命令的战略决定不能实行。正说明了蒋介石调动命令的正确,而毛泽东坚决不北移,正好符合日本人的需要。中共中央文 件显示,国民政府军队不得不两面作战,以及日军和共军默契配合的历史事实。

  日军和八路军、新四军联合进攻中国军队的直接结果,给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战增加了许多的困难。然而因为八路军、新四军到底是中国军队,他们做的许 多事情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军事的全面围剿更不可能,所以毛泽东在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六日致电周恩来说蒋介石“手忙脚乱”:“蒋介石除对我秘密党和办事处 逞凶外,他处绝无办法,苏北方面韩德勤完了,王茂功、冷欣等决不能去,我打李长江有发展。皖西方面,我挺进团已到桐城、潜山。大别山方面,我李先念正向鄂 东发展,桂系已应付不暇。淮北方面,李仙洲亦绝不能深入。皖南方面,我正派曾希圣过江收容,再在芜湖一带创立根据地,项英一部在浙境孝丰活动。……蒋介石 手忙脚乱之时快要到了。”(注4)中共究竟站在抗日方面还是反对抗日方面,即站在日本方面,以上的几个文件已经清楚地做了说明。

  苏日友好条约的签订,就更把听从苏联命令的中共,划到了日本的一边,日本就更加放肆对付英美和国民政府。日本军队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向守卫中条山的国军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进攻,中共新的立场,将在新的战争中得到考验。

  苏日条约的发表,使日本人能够从朝鲜、华北和东北抽调五个师团南下,首先的目标在晋南的中条山,那里不仅有国军部队,还驻扎着八路军的主力部 队。据中国军队参谋长何应钦的叙述,国军的四个师团,守卫着豫北、晋南的广约一百七十公里、宽约五十公里的中条山脉,这是背临黄河、前扼山关的战略要地, 尤其对于山西省很重要。敌人以十万余人的优势兵力进攻。经过二十一天的激烈作战,中条山大部被日军占领,国军新编二十七师的师长王竣、副师长梁希贤、参谋 长陈文祀都壮烈牺牲。何总参谋长记述道:“此次会战,自五月七日起至二十七日止共二十一日,敌因在华北方面交通便利,故易抽转兵力,形成优势,并有空军助 战,兼用毒气,所以最初数日的攻击比较顺利,虽然失去中条山若干山隘及该山以南的几个渡口,但我主力仍在极恶劣情况之下,突破包围,转向敌后攻击,使敌始 终不能完全占领中条山。”(注5)这引起了全国各界的注意。超然于国共两党的重庆《大公报》对此评论道:“尤其离奇的,是对于第八集团军的种种说法: (一)敌方广播:‘以中条山为中心盘踞于山西东南部之第十八集团军主力,于我军攻击重庆主力时,不但始终隔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吓重庆军侧面,并乘 机解除败残军之武装’(二)上海十六日合众电,敌陆军发言人秋山盛夸日军在晋南之战绩,并称:‘日军共产军素不彼此攻击’。(三)华盛顿十八日同盟电, 《华盛顿明星报》发表社论称:‘中国共产党可以转而帮助汪精卫。’这些说法,可能有部份出自敌人的造谣……我们热忱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反 证。……晋南战役业已经过半月之久,我军苦战,全国关切,而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则系事实……现当晋境敌军求逞之际,近在尺尺的 十八集团军,岂能坐视敌军猖獗而不抗?岂能坐视国军苦战而不援?在国家民族的大义名份之下,十八集团军应该立即参加晋南战役。”中共的立场从来没有像这次 一样暴露在全国各界民众的面前,大众纷纷要求八路军出兵打击日军,支援艰苦战斗中的国军。《毛泽东年谱》记载了毛泽东在此期间的活动情况:中国共产党在日 本军队进攻中条山之后的第二天,即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发表讲话,认为国共之间类似一九二七年的全面破裂不可能出现,因此,中共的策略是“以 拉对拉,以打对打”,重点是争取中间派,以便瓦解国军,中条山发生的时候,并没有改变中共把对付国军作为首要任务。毛泽东还说,现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 地都已经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候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打日本人是暂时的,夺取政权是根本的,毛泽东的共和 国的样板就是各个根据地。

  但是在这一天,毛泽东还致电周恩来,对于国民政府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提出了四项先决条件:“(甲)迅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殚, (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五月九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人时,要求他们配合国军作战时,要“极力发展统战工作”,这 是要乘机瓦解国军。

  五月一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重新提出配合中央军作战时必须的先决条件:“新四、饷弹、反共三大问题”,即皖南新四军的损失问题,继续供应新四 军的粮饷合武器弹药问题,和因为中共在山西、河北、山东、江南扩大和进攻国军,即要国军不能有任何反抗。根据中共的逻辑,反过来,承担正面战场抵抗日本侵 略的国军几年之内受到中共那样大的打击,这损失中共赔偿吗?完全是不抗日,而掀起国共之间战争的军队,还要继续由国民政府供应一切吗?中共如此损伤整个中 国的抗战,不能有任何反对吗?这蛮横要求,不过是国军在中条山被日军围攻的时候,中共不愿意援助而故意提出的行不通的条件。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还透露,周恩来五月十日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了蒋介石通过联络官对周的谈话,即日寇正欲再度进攻中条山,情况紧急,希望中 共出兵援助国军:“委座要我向周先生一谈军事,目前日苏条约后抽出五个师团用在任何一地区,只能消耗敌我兵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现发现有四个师团在调 动,十九师团从朝鲜来,已在中条山发现二十四师团,从热河移动,第二、七师团由其国内开来,似均向华北移动,如果均至中条山,则敌人扫荡黄河以北是肯定了 的,并且还有进攻潼关模样,第十八集团军除了对日妥协必定对日打击。如果能配合,作战前仍阻日于河北,否则敌在华北交通已固,只剩此中条山,一旦失守,华 北完了,西北也必跟着紧急,国际路线也得成问题,据说中共在西北集重兵,如真放弃华北,恐西北亦难保,一切希望十八集团军有所表示,亦即希望配合行 动……。”(注6)这通过周恩来透露出来的请求中共出兵的谈话,反映出苏日条约对中国不利后果,反映出抗战形势的紧急,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受 到的沉重压力下,甚至以华北最后一个据点失守,西北也可能丢失来请求中共出兵援助。可是毛泽东却提出以上的三个先决条件。

  这场战争非常激烈,日本和西方等通讯都一再报道,中国有三万多人伤亡,日军损失也上万人。

  在舆论的压力下,似乎中共军队也要打击日本军队,援助国军了。现在出版的《毛泽东年谱》等著作中,的确有了毛泽东命令支援国军的文件。

  五月十四日,毛泽东两次致电彭德怀,还发出了配合作战的命令。第一次说:“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断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 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 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配合。”。第二个电报要求彭德怀“在侧背给以打击以振奋国民党之必要”。

  五月十六日,彭德怀向八路军各师一级首长正式发出配合国军的作战命令:“为提高与坚定国民党作战决心,兴奋民众,扩大我之政治影响,除由一二九 师及决死纵队各一部兵力在安阳以南之平汉路、洪洞以北之同蒲路各先行破袭外,我华北各兵团(除山东部队外)应立即准备于近期内作较大之行动,配合友军作 战。”以下还对各个师有详细的命令。(注7)毛泽东还把即将配合国军作战的情况通报了周恩来、廖承志等,要他们告诉他们的国际友人,其中包括苏联驻重庆武 官、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朱可夫。

  在陪都重庆,周恩来亲自致函《大公报》社张季鸾、王芸生,声称八路军在中条山将“有战报、有战果”公布。不管中共动机怎样,这次配合国军作战,既下达了命令,又在陪都造成了舆论,应当真有其事。令人吃惊的是,这配合作战竟然没有下文,不了了之。

  八路军出动了吗?后来经过报社查证,八路军完全没有参战。查一查五月七日开始的所谓《十四次中条山扫荡战》的有关报道,无论温县、封门口等东 路,绦县、横岭等南路,夏县、台柴村等西路,阳城、冀城等北路,都找不到任何八路军中条山作战的战绩;再翻阅中共元帅将领们的抗日回忆录,也不见任何参战 的踪迹。八路军竟然按兵不动。现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档案錧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也没有任何八路军参战支援国军的记录。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统一的撤 销参战的命令,八路军的各路人马不可能都不去,这内部指令至今没有被选入任何文件集。

  在苏日合作的大前提下,又期盼日本人尽量多消灭中国军队的中国共产党,不配合国军作战是合情合理的。不仅仅不配合,还乘机发展。《陈毅传》记 载:陈毅在苏北行政公署发表演说以后,“大会刚闭,便收到刘少奇发来的急电,说日军因其侵华战略需要,以五个师团大举向河南进攻,国民党顽固派二十万反共 军进攻的部署已被打乱。望速返盐城,共商大计。”新四军如何从日军在中条山的进攻中得利呢?刚才出版的《刘少奇年谱》中透露出相当的秘密。

  中共最初表示杀敌请缨几乎是无条件的,却将国中之国从陕北扩大的山西省、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等地,自行立法,收税,发行货币和建立一整套以 军队为中心的人事行政系统;八路军的兵力从二万二千人扩大到一九四○年的四十万人(国民政府和中共协议的规定兵额是四万五千人)新四军由三千人扩大到十万 人(协议的兵额是一万二千人)。由此而产生的国共之间一系列“摩擦”,除了中共在皖南正面对抗命令吃了小亏,其它几乎全胜。日本军队多消灭一个国军,中共 将领夺取政权,就少一个敌人。抗日口号,只是有圆滑的待人接物技巧的周恩来在陪都应付若干人士的手段,和瓦解国民党人的策略,以及进行国际统战的需要。

  不过,中条山战役刚刚结束才一个月,六月二十二日,德国在欧洲对苏联发起了猛烈攻击。以苏联利益为首要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立场上立即有一个根 本的、有点滑稽的转变,而且立即又从共产主义的理论加以“解释”。不管怎样,国共之间的关系因为日本的最重要盟国德国进攻苏联而缓和了,当时的情报显示, 日本已经准备配合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因此难以安眠达一个星期,因为苏联将难以抵挡东西两面的夹攻,中共也开始准备对日全面作战。这样,中共大规模向国民 政府夺权,并且和日本军队配合的行动基本终止。引人注意的是,无论日军如何在中国烧杀抢掠,中共始终不顾,而一直向抗日的国军进攻;到了苏联受到威胁,中 共才第一次真正准备抗日。

  在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中指出:“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法西斯而斗争,为着 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法西斯奴役。”在国内政策方面,毛泽东变得慎重一些。他在六月二十八日 覆电新四军的师长彭雪枫时说道:“蒋介石还在抗战,蒋在全国军队中,在中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中,还有很大信仰,目前抗战还少不了他,他也还没有破坏统一战 线。……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我党对国民党态度上尤须慎重,不可大意。”

  但是经过日本军队在中条山的打击以后,国共之间力量已经明显消长,国民政府已经没有力量再对付中共的胡作非为,因为在山西和皖南两次对中共的扩 张做出反应,都是日本军队从后面袭击国军,给中共解了围,本身在正面战场抵挡日军的国军,难以再做出什么举动;中共基于苏德战争的形势,警惕日本袭击苏 联,暂时停止了扩张,军队也基本停止了对国军的进攻;紧接着,毛泽东为了他个人在中共党内地位的稳固,展开了整风运动,整垮了王明。直到抗战胜利将要到来 之时,才展开了和国民党的正面战争。

  【注释】:

  1、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0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4年。
2、何应钦著《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何应钦著,国防部史政编印局印,中华民国74年,台北。
3、《中共半世纪和叛徒毛泽东》,香港万海语言出版社,1980年。
4、毛泽东著:《毛泽东集补卷》第七卷第31页,日本株式会社苍苍社发行,东京,1985年。
5、何应钦著《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何应钦著,国防部史政编印局印,中华民国年,台北。
6、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250-251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98年。
7、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丛书:《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508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9年。

第五卷 二、潘汉年的悲剧

  由于在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给含冤去世已经五年的潘汉年平反,之后出版了一系列的回忆纪念文字,表彰潘汉年的功劳,中国共产党勾结日本侵略者的线索才逐渐呈现出来。

  在抗战中勾结日本的汉奸大罪,大概是中国人最忌讳的。与日本有秘密勾结行为的主持人或执行者,总是竭尽所能地隐瞒或销毁罪证。所以要将这方面的事情揭露出来,是颇为困难的,有的事情可能已经永远消失了。

  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王明,被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挫败,并且在中共夺得政权以后,因为不堪忍受毛的压迫而移居苏联,他因此逃过文化大革命一 劫,得以有机会透露出一些中共高层的秘密。他在苏联写的回忆录中,愤慲之气较多,但仍然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探索的路径。王明写道:“在国内政策方面,毛泽东 秘密地、不经党中央政治局同意,用中央军委电台发报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要他(饶)派人代表他(毛)同日汪进行反蒋合作谈判,同时停止反对日汪的军事行 动。但是无论日本人,还是汪精卫,那时都不敢相信毛泽东是‘汪精卫第二’。他们怀疑是共产党耍的什么阴谋,想骗他们上当。所以谈判始终没有达成什么具体的 结果。”

  “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当时利用毛泽东同日汪勾结的事实作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武器。幸而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中享有极大的威信,中共又是发起抗日民 族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党,所以蒋帮很难使人相信中共领导人中也会出现秦桧、汪精卫式的民族败类。因而他们借此作反共宣传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一九五五年毛泽东在反对‘高饶联盟’的藉口下,逮捕和杀害了饶漱石,并且乘机逮捕和杀害了饶漱石奉毛泽东命令去和日汪谈判的代表潘汉年同志 (当时新四军的情报部长),以及日汪方面的谈判代表胡钧鹤(他原是我党叛徒;在上述谈判中潘汉年同志说服了他重新替我党服务),就是为了消灭他(毛泽东) 实行汉奸路线的人证。

  “由于胡钧鹤是一个一身而三任的谍报人员(他是蒋介石和日汪双方的间谍,又被潘汉年同志争取过来作为新四军在日汪和蒋介石双方进行反间谍活动的 人员),所以他同潘汉年同志谈判内容很快就交给蒋介石特务机关转报给英美在华的谍报机关代表。这样,英美帝国主义认识到:毛泽东既然在日本入侵和全民抗战 的条件下实行亲日路线,愿作亲日汉奸,那么另一种情况,他(毛泽东)无疑可以和他们(日汪)联盟。”(注1)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九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最底下有如下有关潘汉年的消息:标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上海各界人民,拥护逮捕反革命份子 潘汉年胡风》。关于胡风的“罪行”已经是旧闻。如今突然加上一个在四月份才给上海苏联展览馆剪彩的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的名字,实在让人吃惊。但是该新闻并未 公布潘汉年的罪状,只是登载了上海市金仲华、农业劳模耿长锁、武汉民盟主任马哲民等的拥护的消息,有点令人莫名其妙,虽然上海报纸早有披露。如今的许多纪 念文章都证实,逮捕潘汉年是由毛泽东亲自下达的命令:一九六三年六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内奸罪名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力终生;一九 七二年,潘汉年被永远开除出党,改判无期徒刑;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去,仍然未给潘汉年平反;潘在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在湖南去世;去世五年多以后,给 予正式平反,并且得到高度的评价;“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 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注2)(以下凡出自《潘汉年在上海》不再另外加【注释】,该书的大多数撰写者都是潘汉年从 事情报活动的故旧或中共的有关人员)

  潘汉年的主要罪名是什么呢?《潘汉年传略》记载稍稍详细:“那是一九四三年,他奉命去上海寻找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搜集日伪情报。到上海后,潘 汉年了解到,此时李士群正在南京,于是,又马上赶到南京与李士群会面。见到李士群后,没想到李士群突然提出,汪精卫想要见潘汉年,对于李士群的要求,反复 衡量了当时的具体情况,当机立断,决定答应李士群的要求。潘汉年与汪精卫的这次会见,是在李士群的挟持下进行的,会见中潘汉年坚持了党的原则。事后潘汉年 回到淮南根据地时,正值整风运动进入干部审查阶段,潘汉年怕一时讲不清楚情况,便没有向华中局汇报南京之行的情况。一九四五年参加党的‘七大’时,他在见 到毛泽东时,曾想向毛泽东当面汇报此事,又因毛泽东对他的高度信任与赞扬,咽下了已到嘴边的话语。他不曾想到,这会成为他个人革命生涯的一个重大挫折,造 成终身遗憾和痛苦。四月二日(按:一九五五年),潘汉年向参加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详细汇报了一九四三年会见汪精卫的来龙去脉,并说明了自己长时间未 向组织说清楚的原因,同时将他写的一份有关这件事的经过情况和检讨交给陈毅,请他转报中央。陈毅听了潘汉年的汇报,觉得事关重大,当天便向毛泽东做了汇 报。毛泽东迅速做出了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决定。四月三日,潘汉年在他下榻的北京饭店被捕。”

  问题在于,中共中央的另一位情报部门负责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的李克农上将亲自主持的调查组,在经过一年多的调查以后,发现潘汉年并 没有其它的任何问题,可是毛泽东执意不释放。长期在情报部门工作的重要人物罗青长回忆道:“当时我兼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我报告潘汉年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 四八年的来往电报都在,许多事实中央都知道。周总理要我告诉李克农组织一个小组,查一下解放前潘汉年和中央来往文电的有关档案,搞一个审查报告。这个小组 的成员有总理办公室秘书许明,公安部十二局局长狄飞,我任组长。我们三个人检查了一九三九年三月到一九四八年潘汉年与中央来往电报和有关记录文件,按年月 日排列,潘汉年怎么报告的,中央如何指示的,搞了三个月。根据档案材料,当时潘汉年所做的工作,如何打入日寇内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档案中 都有记载。而且当时采取的革命两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许的。中央对他的工作也都是肯定的。经过审查,由李克农出面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向中 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列了七个疑点,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这几个疑点问题,后来都完全弄清楚了。当时提这几个问题,实际是陪衬,因为既然是 审查,当然不能不提疑点。接着,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一)是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二)潘利用袁 殊、胡钧鹤、李士群,利用日本驻港副领事户根本和小泉都有正式报告。(三)潘汉年提供了决策情报……。(四)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五)潘所属的重要 关系,当时还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是毛主席、周总理所知道的。”这对潘汉年的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交给中央以后,却没有下文。但是在一九五五年四月,毛泽 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却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毛泽东以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肯定潘汉年有可杀之罪。在一九六二年的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毛又点名潘汉年有可杀之罪不杀,并且还无中生有地加上了新的罪名: “秘密投降国民党,是CC特务”的罪名。现在的史料都肯定,潘汉年的被捕和不顾调查报告再加以重罪,都是毛泽东一手钦定的。毛泽东为什么要给潘汉年加上如 此重罪,迫害致死呢?

  中共中央通过潘汉年与日本联系主要有两条路线。

  第一条是与日本战略情报特务直接挂钩。一九三九年,日本人在上海虹口地区建立了其在华的最高特务机关“梅花堂”,直接接受日本内阁和陆军部领 导,首任机关长是影佐禛昭中将;在上海的日本领事馆内也有一个专门的情报机关,由岩井英一领导。潘汉年通过一个曾经是三十年代左翼文人袁殊和岩井英一建立 了联系。潘汉年把这位左翼文人拉入了情报机关,袁殊先后为中共和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因为袁曾经留学日本,所以和日本特务岩井建立了联系。袁在一九三 五年夏天被国民政府情报部门逮捕以后,变成了戴笠的手下,但是出狱后他又找到了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建立了联系,他成了公开的汉奸机关“兴亚建国运动” 本部的负责人。通过袁殊,潘汉年与岩井英一在虹口的一家日本餐馆见面。这是日本和中共高级情报人员正式合作的开始。

  那时潘汉年在香港和廖承志一起负责情报工作,每半月向日本特务机关提供一次情报,由潘直接交给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特务小泉清一;日本特务机关每月 提供给潘汉年两千元的情报费用,而且第一次付给一万元。一九四○年以后,袁殊担任了汪精卫的伪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汪伪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等高 级职务,但是他在一九四六年到达中共根据地以后,担任特务机关华中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中共建国后,担任国务院(按:建国初期叫政务院)情报总署副署长, 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等要职。

  第二条路线是通过汪伪政府的特务头目、汪政权的警政署长、调查统计部长、江苏省省长李士群。李士群早期留学苏联,他是中共地下党员。利用李士群 为自己当汉奸留后路的心理,潘汉年将李士群处作为一条重要情报管道。此路线分为先后两种。先是通过女作家关露(按:真实姓名胡涛楣),派遣关露的命令经过 叶剑英、廖承志下达。关露除了和李士群公开往来外,还担任日本驻华大使馆与日本海军合办的杂志《女声》的编辑,并曾到日本去参加过“大东亚文学代表大 会”。关露在一九四一年撤退到新四军,于是由潘汉年直接出面,在一九四二年初,由岩井安排,潘汉年和日本在华最高特务头目影佐见面,经过影佐批准,潘直接 和李士群联系,然后潘到上海愚园路李的公馆拜见李士群。

  本来,在战争中双方搜取敌方的情报为战争服务,是很正常的事情,情报战是战争的一部分,中共为了推翻国民政府统治,其地下党员就长期在国民政府统治地区搜集各种他们需要的情报,国民政府为了保卫自己政权也如是。

  抗战中,日本侵略中国,中日双方展开了政治、军事、经济的激烈搏斗,情报战也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中共在一切场合公开参加了抗战,所以中共的情 报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神圣抗战的一部分,为中国抗日军队服务,应当在国民政府情报部门的领导下,与日本情报部门进行战斗。但是,就像八路军、新四军在实际战 争中主要是打击国民政府军队一样,中共的所谓秘密战线,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联合在一起,彼此交换有关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情报,联合对付国民政 府。潘汉年所领导的所谓情报活动,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打击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其实质也是出卖中国抗战,而有利于中共延安政权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 的汉奸行为。

  以下共分两点说明之,其一是和日本、汪伪特务机关的关系;其二是彼此交换的情报内容。

  其一,与日本和汪伪特务机关的关系:

  潘汉年为首的中共情报活动对国民政府的抗战一方是绝对秘密的;对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权是公开的,是协作勾结关系。延安的毛泽东根据地政权仅仅与日本侵略军有某些默契,不可能进一步公开勾结,暗中的勾结是通过潘汉年,潘在日本特务机关的保护下活动。

  首先,日本特务机关的头目都知道潘汉年的中共情报首脑的真实身份,彼此是公开的交换情报关系,而不是地下的秘密情报关系。(按:以下的引文出自 《潘汉年的情报生涯》(注3)一书),该书作者在《后记》中说:“一九八九年,在公安部领导的支持和公安大学出版社的帮助下,我用业余时间写成了《潘汉年 传》一书。……为了尽可能真实地反映这位杰出人物的历史全貌,我在写作过程中运用了许多从未公开过的历史档案资料,书稿虽经过有关领导同志亲自审阅和指 正,但为慎重起见,在一九九一年出版时,仍只限在政法系统内发行,印数也很少,只在很小范围内能够见到。……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安全部情报史研究 处谢建华同志的热心帮助。……”(按:本节凡是出自该书者,一律不另外【注释】)

  在岩井英一知道胡越明就是潘汉年以后:“岩井英一就约请潘汉年在虹口一家日本餐馆见面。陪同见面的袁殊首先按照潘汉年几天前约定的内容向岩井介 绍了这位‘胡越明’胡先生的简单情况。岩井很客气地表示,欢迎胡先生和袁先生合作,欢迎胡先生做我们的朋友。……又隔了一段时间,岩井就派袁殊到香港和潘 汉年取得联系,正式请求潘汉年和袁殊合作。为‘岩井公馆’搜集情报,并请潘汉年拟订一个工作报告给岩井。看来岩井很重视潘汉年这个情报关系。”经过了一段 时间的接触、试探和商讨,潘汉年通过袁殊和日本情报机关“岩井公馆”及其主持者岩井英一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

  例如:岩井给潘汉年一个由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签发的特别通行:“上面写着:凡日本军、宪、警如对证件持有人有所查询,请先与日本总领事馆联系。 这就等于是一张‘护身符’了。岩井还以自己名义在汇中饭店提供了一个既安全又方便的活动场所。”这哪里是情报战中的对手,是日本与中共高级情报领导人物之 间的合作。

  再例如:岩井曾经介绍潘汉年和日本在华最高特务影佐禛昭见面。关于影佐禛昭,该书介绍如下:“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日本侵略者在占领的上海 的虹口区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因其办公楼叫‘梅花堂’,日本便称它的这个特务机关为‘梅机关’,‘梅机关’实际是日本侵华的最高特务机关,其成员包 括了日本陆军、海军和外务省的代表共三十余人。直接受日本内阁和陆军总部指挥。首任机关长影佐禛昭,是一个臭名昭着的日本特务头子,号称中国通。远在一九 三一年他在日本驻华使馆任职时,就和中国的亲日派人物有过秘密的接触。一九三八年冬天到一九三九年春天,影佐在策划汪精卫叛逃投敌充当汉奸的过程中起了重 要作用,是他直接到越南河内把汪精卫迎接到南京组织伪政权的。汪伪政权正式成立后,他以中将军衔出任汪伪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团,实际上监视和控制着汪伪政 权的一切重大活动。”影佐在上海“六三花园”请潘吃饭,这是日本和中共最高情报官员的会面和联系。

  另外,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以廖承志为首的中共驻香港的情报人员需要撤退和重新部署,竟然也是由潘汉年找岩井,由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派出专人,与 潘派出的人一同到香港,安排了中共情报班子的撤退。潘在提出要求以后几天,岩井约见潘,岩井说:“我们已经接到驻香港领事馆的报告,说小泉先生和陈曼云女 士的联系因战事而中断(按:在香港也是日本和中共的特务机关合作办事,中共方面专门的联系人就是陈曼云女士),希望上海方面派人去帮助恢复和陈曼云的联 系,我想,你可以派人去香港按拟定计划撤退和转移了。”潘派叶文津去,带着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介绍信,并且在上海派出日本特务德田一起去。“由于得到了日 本驻香港领事馆的帮助,潘汉年在香港的一班情报人员撤退和转移的计划很快就顺利落实了:张唯一带领几位干部和叶文津一起转移到了上海,陈曼云等另外几位干 部在一位情报骨干带领下撤退到了内地。不久,撤退到上海的情报班子便开始了新的运作。转移到内地的一拨人也和上海联系上了,通过无线电波,潘汉年系统的情 报网络又运转起了。”这显示中共的情报班底对日本人已经不是秘密,而且是联合办事,日方和中共方的保密和搜集情报的对象,只可能是国民政府的情报部门。可 见日本和中共秘密合作关系的深度。

  在《潘汉年》一书中,按照中共文化部门负责人之一楼适夷的回忆,反映出潘汉年和日本特务的非同寻常的关系:在袁殊被日本特务机关逮捕以后,记载 了被营救的情况;“没一会儿,潘汉年果真来了,听后,便安慰她,‘不要紧的,他马上就会出来,我给你一个电话,你按这个电话去说明一下情况就行了。’他迅 速在纸条上写下了电话号码。袁殊的妻子照他说的办了。果然点到飞灵,电话一挂通,立即就有人──而且是日本人,出面直接上七十六号,把袁殊给接了出来,平 安无恙。潘汉年可谓神通广大,连楼适夷也为之吃惊──他该有怎样广泛复杂的社会关系呀,乍一看不可思议,怎么能指挥起日本人了呢?……电话的去处,正是前 面提到的岩井公馆。而潘汉年的身份,竟是岩井公馆的主人──岩井英一所信任的一名合作者与情报人员,化名胡越明,他身上,还有日伪高级职员的身份证明。” (注4)潘汉年与日本特务机关的合作关系是非常清楚的了。

  日本和汪伪特务系统既是统一的,又各有职责,所以潘汉年除了和日本战略情报负责人岩井直接联系以外,还和汪伪的特务头子联系,略举如下:

  根据《潘汉年生平大事年表》(按:在《潘汉年在上海》一书中),一九三八年九月,潘汉年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一九三九年四月去 上海,在去上海以前,“就争取、分化汉奸李士群等取得一致意见”。潘汉年和李士群之间的情报交换从抗战爆发的第二年就开始,长达六年。而且和日汪特务的接 触不止李士群,相当广泛。另一位老资格的情报负责人刘仁寿回忆道:“抗战期间,潘曾用不同身份、不同方式接近高层次的对象,如陈公博、周佛海、罗君强、李 士群、伪警察局、伪保安司令部、伪宣传部、日使领馆、日方特务机关梅机关、满铁、日方民间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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