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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壮大之谜(3)(作者谢幼田)2011-07-16 12:4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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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一、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中共的战略策略,在1936年初有一个根本的转变。

  在1935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的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规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 组织全中国民族一切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 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中共的统一战线的对象,已经从合乎阶级路线的下层,增加了本来一直在推翻的上层,但这其中的蒋介石仍然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并列的,是 统一战线需要战胜的对象。按照这方针,到了1936年4月5日发表的有关宣言中,继续有打倒“汉奸卖国贼”蒋介石的口号。可是到了4月25日,短短半个多 月,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战线宣言》中,其对象首要竟然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没有了打倒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口 号,第一次有了民族的共同利益而没有“阶级利益”,而且要和“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联合抗日:“在中国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全中 国各党各派郑重宣言:不管我们互相间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和信仰,不管我们互相间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 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在亡国危机加深,全国民众抗日救亡的情绪达到 沸腾的时候,这公开宣言显得诚恳动人。不仅仅如此,在中共中央内部文件中,也有与此一致的指令:1936年9月1日《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的第一 条就是:“目前中国主要的敌人,是日敌,所以把日敌与蒋介石等同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以上文件都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 集》第十、十一集,以下凡出此者,不再另外加【注释】)究竟为什么有这样突然的转变呢?民族存亡问题早就存在着,为什么现在才提出来呢?

  1935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策略,有一个划时代的转变。这就是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七次世界大会,确立了统战策略的应 用。这策略间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促成了中共所拥有的武装部队合法化和大量发展,促成了中共许多的“抗日”根据地──“合法”的国中之国在抗日的 名义下建立。

  这一次转变为中共日后夺取政权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九一八”事变虽然发生,因为苏联仅仅认为这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所以受命于莫斯科的中共若无其事,仍然正式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继 续在军事和政治上反对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认为要首先推翻国民政府,建立苏维埃,才能“武装保卫苏联”,抗日只是做宣传之用,并且在实质上和日本侵 略军队夹击国军。从中共这时的作为和文件看,根本没有顾及到民族的危亡。

  但是国际形势进一步发生变化,德国和日本在苏联的东西两头威胁到苏联的安全和存在。在欧洲,德国和俄国在东欧的波兰等地区,从来就有着领土等等的利益冲突;在远东,在中国的东北和朝鲜等地区,从十九世纪以来,日俄一直是宿敌,日本对中国新的侵略使苏联受到很大的威胁。

  因此,在1935年7月25日到8月20日召开了第三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中共代表团长是王明,团员有康生等。中共领袖除王明以外,毛泽东、张 国焘、周恩来都列名主席团,显示了具有武装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大会根据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报告,通过了“法西斯主义底进攻 和共产国际为造成工人阶级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决议。关于殖民地渡决议说道:“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共产党员底最重大的任务,在于建立反 帝人民阵线。”特别提到中共的任务:“在中国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与巩固红军的战斗力,与在全中国开展人民反帝运动连结起来。”在1935年8月7日,王 明在会上代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作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报告(按:单独发行和收入《王明选集》的时候,改名为 《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报告说:“我可以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全中国的民众面前,在全世界的舆论面前,正式宣称:

  (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苏维埃政府愿意做这种国防政府发起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愿意根据抗日救国的共同纲领,来与中国各党派、各团体、 各地方军政机关、各名流、各政治家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的问题,不管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与其他党派、团体和个人之间,在过去和现在,在党内问题上 有任何分歧,在今天大家都应当一致对外。

  (二)中国红军决计首先加入这种抗日联军,以便与一切军队手携手在前线上为抗日救国而战。只要任何部队停止进攻红军,只要任何部队真正进行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底武装斗争,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不同的意见,不管这些军队是否与红军进行过战争行动,红军不仅立刻停止 敌对行为,而且立刻与他们联络一起去实行抗日救国。”这成为“八一”宣言的蓝本。

  紧接在1936年2月,王明提出了具体政策,题为《新形势与新政策》,除了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外,在对内的政策上,已经基本放弃了苏维埃化的阶级 斗争政策:“第一、过去,因为有些苏维埃曾经颁布了法令,主张‘没收一切不用自己劳力耕种而出租土地收租的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于是有一部份小资产阶级、 甚至各别劳动者的土地被没收了。现在我们对于那些由劳动积蓄得到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虽然他们不耕种而将土地出租,但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并非地主阶级 (如自由职业者、教员、医生、学生、小商人、手工业者等等),绝不没收他们的土地……。第二、……现在,我们拟定富农的土地及其所谓多余的生产工具,均不 没收……。第三、……我们拟定:一切真正手执武器参加抗日救国斗争的军人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第四、……我们拟定:如果商人同时是大地主,只限于没收他 的土地,不侵犯他的商业机关。……”

  中共中央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后来在1935年12月6日正式做出《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在1936年7月22日发出《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

  这些转变,集中在王明在会议期间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有名的《八一宣言》,这份文件最早发表于吴玉章在巴黎办的《救国报》,由于 无线电通讯的中断,到同年的十一月,才由专人带至陕北。其中仍然骂蒋介石,但是已经没有推翻国民政府的措词,还明确地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只要国民党 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 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救国。”还提出愿意成立联合的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领导机关”:“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 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各名流学者, 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注1)

  按照第三国际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共在1935年12月在陕北的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 议》洋溢着爱国热情,如果不知道是出于苏联立场转变的背景,还会以为中共已经把民族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决议》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名为“苏维埃 人民共和国”,即将狭隘的“工农”,改变为含义更广的“人民”:“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份子”都可以得到选举和被选举权,富农的财产可以保留,甚至欢迎民 族资本家和华侨到苏区投资。因为当前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 反日同盟者。”(注2)

  但同时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这才是反映中共没有丝毫改变的夺取政权的根本目的。变更的是夺取政权的手段,即利用全国全民的普遍高涨 的抗日热情,以抗日为名扩张力量和影响,但是把夺取国家权力的目的用抗日的语言掩盖起来,这是中共从成立起,也是全世界所有共产党人不可能变更的目标,如 果变更了,就不叫共产党人。这领导权问题,出自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内部文件,而在一切公开的宣言和声明之中则是空前的抗日高潮,其中表现的民族热情,足 以获取中国的民心。而当时代表全体中国人、具体领导抗日战争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做战争的准备,正在千方百计地和日本人妥 协、退让,这正给予中共宣传和建立“统一战线”的机会。

  所谓争取领导权的含义,就是利用特殊时期的共同利益而变相地夺取政权。这出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王明,也出自这一策略的真正执行者、后来从内部去搞垮中国国民党的周恩来,也出自继承王明而为中共中央最高领袖的毛泽东。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的亲信、共产国际的主席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的统战问题指令道:“在中国必须把扩大苏维埃运动与巩固红军的战斗 力与在全中国开展人民反帝运动联结起来。这个运动应当在下列口号之下进行:武装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强盗,首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苏维埃应当成为全中国人民底解放斗争的团结中心。”(注3)这个保加利亚人已经把苏联当成是他的祖国,对待日本侵略者,他当然没有受欺凌侮辱的中国人的民 族感情,所以他给中共规定的任务首先就是“扩大苏维埃”和“巩固红军”,以夺取国家政权任务为核心,再联结反日运动,因此“苏维埃应当成为全中国人民底解 放斗争的团结中心”。

  根据这指令,终生都是苏联共产党的朋友和亲信的王明,在这次大会上代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的报告中,对“领导权”问题有着精辟的解释:“在 革命运动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这绝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也不是一句话,而是具体的事情。它的表现,首先就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运动中对同盟者(农 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加以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领导,由争取日常要求的局部斗争起,直到斗争底国家形式止。无产阶级领导权不会自己来到的,共产党员应 当进行有系统的,不顾牺牲的实际斗争,去争取这种领导权。”王明进一步解释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革命斗争的领导权,并在中国一部份领土上建立了苏 维埃政权,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站在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最前线,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千百万工农的革命斗争。”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最早 将阶级论来解释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他说:“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份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 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既着重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提醒全党警惕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招致革命失败 的教训。”显然,毛泽东后来关于统一战线中的阶级论是继承王明的理论。王明的“领导权”的含义,就是在与其他阶级“合作”的时候,要不断地夺取领导权,从 局部到“斗争的国家形式”,就像中共在中国苏维埃中的绝对领导一样。这表明,中共把“合作”抗日当作手段,以便把全国都变成苏维埃。

  周恩来在《论统一战线》一文中说:“所谓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 可以说是右倾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注4)这是说不搞统一战线,是关门主义的左倾;搞的时候,要争取领导权,不然是右倾机会主 义。只要联合抗日,就不是所谓左倾了,但是要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统一战线。可是在实际生活中,从任何一方面说,都是中国国民党在担任领导,中共当然就要不 断地夺取国民党掌握的国家权力,不然就是所谓右倾。所以后来中国国民党同意共产党的军队参加抗日的时候,立即面临毛泽东领导中共,具体则由周恩来执行的无 休止地夺取政权的局面。

  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以后不久,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反对“关门主义”的同时,也强调所谓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问题。这表 明中共在任何时候,都是把夺取政权放在核心的层次,虽然这时候民族抗战在表面上是第一位,实际上这只是中共对此加以利用,并且准备夺取政权的大好时机。毛 泽东后来解释领导权问题说道:“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经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完成。资 产阶级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成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注5)中共这场农民暴动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暴 动者,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编造的理论,把一切任意的行动都置于这理论体系之中并且做出解释,然后通过每日每时的各种宣传,将中共的政策和 策略披上理论外衣以证明其正确。统一战线本来是按照苏联利益的需求的一时政策,却置入其阶级论之中,把国民党规定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当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 论中,就必须打倒;在统一战线之中,也就必须置于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了。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早就将阶级论来解释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他说:“在抗日 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份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既着重批判 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提醒全党警惕1927年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招致革命失败的教训。”

  这“领导权”问题的具体化,中共中央在1935年底的瓦窑堡会议的长篇决议之中阐述道:“为了顺利执行这些政策,为了很快的同日本帝国主义作 战,为了保证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党与苏维埃自始不变,但须更加努力,更加适合于民族统一战线之要求的政策,那就是扩大抗日红军,扩大抗日游击队,扩大作 为抗日根据地的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粉碎卖国军队的进攻,肃清抗日道路,巩固抗日后方,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争取工农的大多数,争取卖国贼军队和日本帝 国主义的士兵,向少数民族提议建立共同斗争的联盟,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等。”如果把以上的“抗日”字眼去掉,把“卖国贼”换成“蒋介石国民党”,与过去江 西苏维埃运动中的各种夺取政权、打倒蒋介石国民党的宣传一模一样。

  但是以上仍然有点含糊其辞。1991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37年4月4日给刘少奇的秘密指示, 其中关于领导权问题说的相当透彻:“当然在联蒋过程中党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只能在正确的运用策略与艰苦的实际工作中去取 得。”1937年6月6日,由长期管党务的书记张闻天,在自治区党代表会议上,以《自治区目前的中心任务》为题作长篇报告,透露出中共利用抗战机会,而篡 夺国家权力的计划。关于统一战线,他强调阶级斗争:“民族统一战线只是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形式(如武装斗争,没收土地斗争等),但并不取消阶级斗争。而且为 了使统一战线有雄厚的群众力量发动组织与领导工农小资产阶级日常的经济政治斗争,威逼剥削者统治者的让步以满足他们最迫切的需要,是完全必要的。藉口统一 战线而取消阶级斗争,那只是过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复活;”关于与国民党的关系,他主张故伎重演,用分化瓦解,秘密打入国民党和军队内部,去改造和重建: “我们的目的是改组国民党。这必须使左派的革命份子大批的加入进去,造成国民党内部有力的左派。我们在国民党内部的方针是团结左派,推动联合中派,分化右 派,排除右派中的亲日派。……在国民党不愿共产党加入的条件下,共产党员可以秘密加入,完全以左倾国民党员的面目出现。”张闻天特别指示要打入军队内部: “应该动员最可靠的同志及左倾群众到正规军队,地方武装及军事学校中,并争取其中的领导位置。应利用民团保甲壮丁队后备队等各种名义实行武装民众。保障军 队及各种武装力量在革命份子手中,应是目前第一等任务;”总书记一职位虽然因为党内斗争撤消了,这位前总书记的名字仍然常常排在毛泽东的前面,张国焘形容 是“毛张联盟”。张的报告透漏出中共最高层利用抗日,有计划地夺取国家领导权计划。

  所以中共在抗日战争中自始至终坚持的所谓“领导权”问题,就是中共在苏联的安排指挥下,从成立就要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根本方针,在全国上下 一致誓死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特殊形势下,披上爱国抗日外衣的变种。这就把国民政府置于非常难堪的处境:国民政府如果实际上打击的是苏联国家利益的代理者中 共,表面上却好像打击的是抗日的力量;中共实际上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和红军的行为,却表现为扩大抗日根据地和抗日军队;“领导权”问题的实质是中共永远把 “党的利益”置于民族之上,推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置于抵抗日本军队之上,高唱的却是民族利益至上。所谓“统一战线”不过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背景下夺取政权 的高明的手段,从中共最初参加抗战到抗战结束的全部行动中,都坚持的所谓“领导权问题”,就是一刻也不停地夺取政权──在民族处于危亡时期。要认识中共在 抗战时期的真正作为,一定要按照中共在内部关于“领导权”问题的指令,对照其行为,不能光是参考其公开发表的动听的文件。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策略是非常成功的,打下江山的势力基础就在抗日时期奠定。

  第三国际的改变初衷,建立统一战线的决定,给了处境极为艰难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希望。当张国焘在如今的四川西部大山区接到第三国际打算建立《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时,回忆到:“我们当时对于这些消息极为兴奋,一致赞成这个新政策。这在中共的发展史上,似乎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我当时百感交集,我衷心拥护这个新政策,认为和我一向的想法,在原则上不谋而合。现在苏维埃走到穷途末路,非有这个改变不可。我也慨叹中共所经过 的一切遭遇:最初主张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不久就由于国际指示,改采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个不合理的右转政策,使我们碰得头破血流:接着又急剧地向左转, 走苏维埃的道路,又碰得头破血流;如今再回到我们的起步点,是历史得讽刺,也是我们得悲哀。”(注6)张国焘的这段回忆说明两点:第一,穷途末路的苏维埃 政策,由此找到新的生存的发展方向;第二,中共的每一个重要的战略发展决定,都出自第三国际的决定。前面的决定,都造成中共“头破血流”。

  但是,中共的武装力量能够逃避被歼灭的命运,能够有机会实行统一战线策略,要归功于张学良和杨虎成,他们给中共制造了千载难逢的生存发展的良机。

  【注释】:

  1、王明著:《王明选集》第四卷,日本汲古书院,东京,1974年。
2、中共中央党史资料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9年。
3、王明著:《王明选集》第331页。
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20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
5、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41页,人民出版社
6、张国焘著:《我的回忆》,《明报月刊》出版社,香港,1974年

第二卷 二、绝境逢生

  “绝境”是指中共即将全军覆没的前夕;“逢生”是指中共极为成功地利用日本侵略的时机,创造条件踏上生路;能让中共有机可乘,是执政的、但是节节败退的国民政府。

  东北人丧失了故土,流浪关内,他们对于亡国失去家乡更有切肤之痛,他们的内心对日本人更加仇恨,因此对于抗日更为急切;张学良的父亲死于日本人 的炸弹,他和大多数东北人一样,对于失去家园耿耿于怀。这类似的民族抗日情感,是抗击日本侵略的基础。但是这非理性的抗日情感却可能被错误地诱导和利用。

  这时候,蒋介石必须以他的政治家的深谋远虑的眼光,和超乎常人的领袖的毅力,领导国民政府忍受屈辱,在不得不抵抗的同时,以妥协、推让、谈判换 取时间,以便加紧进行战争的准备,如果他也是凭一时激愤,没有准备就和世界一流强国开战,那将立即亡国。可是一般的民众,是不容易理解国民政府的战略和策 略的。

  这民众的高昂的情绪和政府的理想差别很大的形势,在正常的情形下,是不难逐步化解的。但是中国有一个受外国指使,随时准备打倒国民政府的政治力 量,这就成为煽动反对国民政府不满的大好时机。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就是中共煽起学生情绪而加以利用的尝试。学生运动最初具有一定的自发性质,中共 北方局立即加以领导,矛头被引导直指国民政府,前台总指挥就是中共党员、也是东北流亡学生宋黎。这次运动席卷全国,其立即全面抗战的主张,对于全国深有影 响。宋黎晚年指出:“‘一二九运动’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西安事变’是‘一二九运动’的必然结果。”(注1)

  西安事变,是将苏联的国家利益和党的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中共,成功地利用失去家园的东北军和民众的被鼓动起来的偏激情绪,利用张学良、杨虎城的军阀习性、任性横蛮和野心,而造成的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政治事件。

  从以下最近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之中,可以显示中共如何利用民族危机插手东北军,煽动他们不满意领导备战的国民政府,煽动立即抗战,以图一党私利。不幸的是,他们终于通过西安事变获得成功,而成功者则编造和扭曲历史,把他们破坏抗战、图一党私利的作为说成是天经地义。

  在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二十个红军将领署名致函张学良等东北军各位军长和师团级以上将士,文字极为动人,在那特殊的流离失所的气氛 之下,很难不打动将领们的心。该信函先动之以情,再达到挑拨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关系的目的,中共的企图心,在爱国的词藻之下深藏不露。现在详细摘录这信 函,以便进一步了解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兹将头两段抄录如下:“从‘九一八’之后,一直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多了。在这四年之间,不但东三省三千万同胞,变成 了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刀下鬼与俎上肉,而且热河、察哈尔、河北等省亦相继被占,整个的华北,快要变成‘满洲国’第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事实上 证明只是永久的不抵抗;蒋介石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他要把整个中国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东北军在蒋介石南京政府不抵抗的命令下,放弃了你们自己的家乡与你们自己的土地财产,让你们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们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所蹂 躏、压迫、奸淫、残杀。想起这些,好不伤心,好不可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是你们不共戴天之仇,你们应该誓死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 头子蒋介石,收复我们的东三省及整个华北而奋斗!”一个从成立起就为苏联效劳的政党,坚决主张把中国的外蒙古大片土地送给苏联的政党,在日本军队发动侵略 战争以后,仍然在中国大后方袭击国民政府的政党,却在这里表现得比谁都爱国。

  然后该信函控诉蒋介石派东北军打红军而不打日本人,又控诉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最穷苦的陕甘两省,就是这两省较富庶的地方,如甘南、陕南也是不 肯给东北军的……,东北军的生活真是苦的很,瞻家养子更说不上。”这些细小的具体问题,是很能够动摇军心的。然后说道:“总之,蒋介石要消灭东北军,使东 北官兵流离失散,冻死、病死、打死,好叫日本帝国主义少一个敌人,好使蒋介石少一个对头,你们想,东北军的前途危不危险呢?”后面的段落说道:“东北军的 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东北军中间,哪一个爱国军人说起打日本帝国主义、打卖国贼不磨拳擦掌、挺身而 出,愿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呢?哪一个东北人不愿意为了收复东三省,收复华北各省而去赴汤蹈火呢?只要东北军揭起抗日反卖国贼的义旗,那在东北军内就可以团 结军心,上下一致,使东北军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军……。”经过巧妙地煽动以后,在这里终于提出要东北军参与造反的主题,并且用一千多字加以阐述。最后说 道:“关于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办法,请互派代表共同协商。一切抗日的人或代表,都是苏维埃红军的朋友,我们欢迎他们到苏区来,并愿竭诚招待。同时, 苏维埃制度是否适合于中国,亦请亲来考察,加以判断。”(注2)

  这是封煽动军队造反的文件,写于1935年共产国际的建立所谓国际统一战线之后,在中共所谓全国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之后,在11月28日中 共中央发表“抗日救国宣言”的著名的“十大纲领”之后,在1935年12月20日至25日的中共中央所谓团结抗日的瓦窑堡会议以后,也在国民政府与中共的 几条渠道都已经开始谈判的时候。中共的领袖们,如果真正有一点民族责任感,会这样做吗?这份煽动军队叛乱、破坏抗日的文件现在存于北京中央档案錧。以下以 近年公开的中共中央文件,看中共如何全面拉拢东北军,以致于出现西安事变的经过。

  在1935年9月,张学良就被任命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由蒋介石自己担任总司令。张学良之所以担此重任,是因为在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他从 背后袭击阎锡山、冯玉祥军队,蒋介石从那时候就对他委以重任。但是他个人的公子哥儿经历、他个人浮躁轻狂的个性,与他的重任是不能够相符合的,这就是被中 共成功地加以利用的条件之一。

  张学良在1936年2月,就命令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中共特工头子李克农谈判,达成局部的互不侵犯协定;

  3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总司令彭德怀、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发表公告,宣布由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派遣这支军队东渡黄河,自行“抗日”。明眼人一 看就会知道,这是中共别有用心。因为真正想要抗日,就只会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进行,军事容许有多重指挥吗?当然受到国民政府军队的阻止,实际上扰乱了全面 抗日的战争准备,毛泽东和朱德却在4月5日以抗日受到阻挡发表宣言,声言“抗日受阻”,在5月5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表示将抗日先锋队撤回黄 河西岸,并且表示“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获取政治上的利益。这自行开赴山西的军事行动以及一系列宣传,都正 好证明了中共只是考虑夺权而不顾民族存亡,是抗日的心腹大患。

  在3月4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致博古、周恩来的电报中,也提及此事:“彭已电王以哲,许高福源来前方一行,商向晋冀鲁活动情形;”(注3)这个月,张学良亲自与李克农秘密在洛川会晤,张同意加强进一步的联系。

  在4月中共领袖中以文质彬彬风格行事的周恩来,亲自与张在延安会面。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这次会面是在4月8 日,中共提出的五条意见如下:“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 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选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注4)

  这次会见在《蒋总统秘录》中记载如下:

  据张学良所撰“西安事变反省录”,他和周恩来会谈情形大致如左:

  “某夜,在延安天主堂同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周承认蒋公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

  又据“反省录”,张、周两人在会谈中为谋实现“共同抗日”,协议有关共产党的条件为:“(一)共党武装部队,接受政府点编集训,准备抗日。 (二)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三)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四)共产党停止一切斗争。(五)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 活动。(六)抗日胜利后,准共党为一合法政党”等十项。张学良并且表示:“当向蒋公竭力进言,以谋实现。”两人更以互不食言相约。

  于是,张学良便想到:“尔后国内可以太平,一切统可向抗日迈进。”为之甚感得意。(注5)。查现在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共这时候对外虽然高唱 抗日,仍然对内把打倒蒋介石作为抵抗日本军队的前提,并且中共从来没有、至今也不可能放弃对武装红军的绝对领导,张学良那里会想到“诚恳”的周恩来对他的 欺骗呢?如果放弃了夺取政权第一,就不叫共产党了。张学良和周恩来接触,他轻易就相信共产党的诚意,之后就不自觉地按照共产党所编织的计划行事了。

  4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战线宣言”,致电全国几十个团体,提出共同行动的六条纲领,文字十分真切,但是却不提红军在抗战中的统一作战的问题。

  现在的“中共中央文件选”公布了1936年6月20日,“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共十条,将近一万字,详细地制定了各种方针步骤,日 后的“西安事变”正是这一策略的成功。第一条第一段是:“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绝路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影响,东北 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军队。”所谓东北军“转变”的两个条件,第一是国破家亡的时代背景;第二是中共的工作。中共除了由周恩来直接出面影响东北军 的上层以外,已经被中共迷惑的张学良,将在北京煽动学生运动的中共党员,都收罗庇护在自己的军队之中,容许他们对军官士兵加以影响,并且中共放回了东北军 被俘的团长万毅,由他对军队的高中级军官施加影响。中共准备将东北军转变为“抗日的革命军队”的“革命”标准是什么?就是同意在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之外, 中共有自己独立的军队。在失去家园的特殊背景下,东北军中的将士们,包括张学良,当然难以知道中共在抗战中的真正的企图和作为,而只顾抗日。中共则乘此进 一步骗取他们反对国民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战争,以便扩张力量,而把抗战胜利以后夺取政权的真正目的完全隐藏起来。

  第二条的名称是:“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高明的中共规定不要去瓦解东北军:“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依靠我们耐心说 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从政治上争取他们到抗日战线上来。”有时候不得不采用武力解决,但“同样的也是为了政治上的争取,而不是为了消灭东北军。……”

  (三)“目前争取东北军的主要关键”。“目前的主要关键,是在东北军脱离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一切无耻 行为,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命令,蒋介石在东北军的代理人就是那个法西斯蒂政训处。……”详细地提出了将政训处与东北军将士对立和孤立起来的策 略。

  (四)“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分为上层和下层的不同策略:“上层统一战线在东北军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东北军中许多军官都是东北人,所以 他们军中很多具有抗日的情绪与意旨,便于我们同他们成立抗日讨逆的统一战线。”这里的“逆”仍然指蒋介石。“在东北军中的下层统一战线,是为了使东北军的 下层官兵在抗日救国的政治目标下团结起来,给东北军造成一个坚强的下层基础与推动力量。这样,各别上层官长的叛变,不能影响下级的官兵。……”

  以下数条,是中共直接控制东北军,但是又不露痕迹的计划;“(五)在东北军中创立坚强的领导核心。我们各级党部现在对于东北军的工作,主要还是 从外面去影响东北军。我们利用我们的宣传品喊话,联欢,慰劳,演剧等方式,去影响东北军。这种方法开始也是必须的,我们也必须经过这种方式才能在东北军的 内部建立起他们自己的领导核心,在内面去进行工作。……”正是在观剧、联欢、接受慰劳的时候,顺应着失去家园者的感情,不知不觉地被拉过去,中共的手就伸 进了东北军。

  “(六)东北军中应该有共产党的小组与支部。在东北军中间应该吸收最优秀的份子到共产党内来。东北军中凡愿意加入共产党的,我们必须加以必要的 选择与考察,共产党的组织应该完全是秘密的,小组间暂时不宜发生横的关系。……”那时候接受中共影响的张学良,如果知道了中共在他的部队中建立秘密组织, 企图控制他的军队,不知他会作何感想。

  “(七)凡是东北军驻扎的地方都应该有党的工作。凡是东北军注扎的地区,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就是那里的党的中心工作。……共产党是全中国革命的 领导者,他是站在敌人之上,他的目光是远大的,不论东北军的表现怎样,他决不放弃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但他也不是傻子,不管东北军的表现怎样,总是拿一种方 式去对付东北军,而使自己受损失。他总是要拿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对付各种各样表现的东北军。”被抗日的热情燃烧的东北军各级将士,哪里知道中共在如此细致地 计算而准备加以利用他们呢?

  最后的三条是关于对东北军的工作机关、对苏区群众的解释和如何对待共产党内的不同意见。(注6)张的东北王父亲被日本人杀害;自己的固有地盘又 被日本人占据;不抵抗失去东北后,张包庇汤玉麟丢失热河,使平津门户打开,被全国上下所指责;进攻陕北,军队损失,蒋介石不给补充,使张觉得蒋介石别有用 心;抗日浪潮在全国此起彼伏,尤其是失去家园的东北人和张统率的东北军的反日情绪高涨,给予张的很大的影响。张学良所部团长万毅被中共俘虏后倍受优待,再 释放回西安,遂成为了张与中共联络的桥梁。

  中共的真正的企图心,只有再现在才逐步地揭示出来。彭德怀、毛泽东在1936年4月9日致电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表告人民 书与通电。”并且解释道:“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下 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注7) 这核心层次的电报所暴露的是:中共要在“讨日令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于实行国内战争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这中共中央文件暴露,中共是在抗日旗帜下“讨 蒋”,继续进行新的形势下的国内战争,在抗日旗帜下实行扩张力量,准备夺取政权。抗战中的中共自始至终都如此,不然就不理解抗日战争中的中共的作为。

  在西安事变以前,中共已经大量渗透到杨虎城统率的西北军,最近一位历史学家有精辟的揭露:“中共党员魏以畴、南汉宸、蒋听松、刘子华迅速在杨 (按:即杨虎城)部担任要职,杨的办公厅主任韩威西、秘书宋绮霞都是中共党员。杨的宪兵第二营营长也是中共党员。中共党员王柄南曾为杨保送德国留学,受苏 俄命令归国后由中共派做杨的工作。……1936年6月,杨的鄜县王劲哉旅已用军用合作社的名义开设了中共的联络站,将大批的无线电器材、医用药品等运往延 安。杨甚至已在西安设立两两个联络站,一个在杨部一位团长严揆要的防地,一个在杨的宪兵第二营内,营长为中共地下党员。中共往返西安、延安进入内地,回归 陕北,路条均由杨的十七路军提供。……”

  关于中共渗透到东北军方面:“以张学良为首的‘抗日同志会’,实际负责人亦为中共党员刘澜涛、应德田等人。其创立时的十五人,全部是中共党员和 左倾份子。尤为重要的是,这个组织还掌握了张学良一切秘密活动,一切与共产党联系的技术工作,以及东北军全军的人事工作。”(注8)

  不仅仅组织方面,在思想方面的渗透,也是变本加厉。如仿照庐山军官训练团而办的西安南郊的王曲军官训练团,就完全由中共党员刘澜涛、应德田掌 握,反而灌输的是系统的中共的意识形态;张学良手下的所谓学生队,都是逃往内地的东北学生,更成为中共党员的集合与宣传之所;西安的所谓抗日救国的群众组 织,也已经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外围组织。

  按照“继续进行国内战争”的战略意图,中共一方面从东北军入手制造叛乱,另一方面发表大量公开文字,呼吁团结抗战,以“爱国”的姿态去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丑化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为“卖国政府”。

  所以中共在军队问题上丝毫不让步的情形下,在抗日中坚持“领导权”问题时,在“便于实行国内战争”的策略下,抗日的宣传如火如荼,抗日的旗帜举 得比谁都高1936年4月25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得抗日人民战线宣言”;1935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南京国民 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提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在1936年6月20 日,致书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全体执监委员,以极为恳切的语言,再次提出:“立即同我们诚意的携手,抛开已往一切的仇怨,在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中共 同奋斗!”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以一万多字的篇幅呼吁道:“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的大声疾 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 中。”在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贺龙、任弼时、贺龙、徐向前等红军将领四十六人联名公开致书蒋介石和西北 军各将领张学良、阎锡山、傅作义等二十二人,呼吁联合抗日。这些所有抗日的呼号,暗藏的实质都是针对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都悄悄掩盖中共所统率的军队问 题。

  中共一方面在瓦解国民政府领导的东北军,一方面加强抗日宣传,造成国民政府不抗日的形象,再一方面和国民政府进行谈判,以图将中共的军队和国中之国合法化。

  蒋介石对于中共的企图非常清楚,所以一面和中共接触谈判,争取中共顾及民族大义,放弃独立的武装,接受改编;另一面仍然为消灭中共的武装部队开 展积极的部署。蒋介石很明白,如果不除去有国际背景而又拥有军队的心腹之患,必将会有明朝末年的下场,被武力推翻。所以他准备抗战除了物质方面的以外,最 重要的,是解决中共的问题。试设想,任何一个国家在面临大敌的时候,能够不顾内部存在着一个拥有军队、受到外国支持的国中之国吗?当然要先除之。这就是他 所制定的“攘外先安内”的方针。

  中国国民党在1935年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宣言中表明了抗日御侮的最后决心和忍让限度:“在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如 国家已至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对和平为最大之努力……。”这次会议,达到了国民党的新的大团结,在广州的西南非常委员会主 动撤销,长期与南京对立的军人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都出席大会,并担任了政府的高级职务,“攘外必先安内”成为共识。会后,南方的部队纷纷北调,陕北 苏区周围已经聚集了六十多万精锐部队,中共苏维埃政权危在旦夕。根据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朱德等致蒋介石书”的记载,那时包围陕北保安等六个县的 国军已经达到二百六十个团,率领部队的将领是:“胡宗南、观麟徵、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武、孙震、万耀煌、杨虎臣、马鸿达、马鸿宾、马步 芳、高桂滋、高双成、李先洲”,毛泽东已经感到覆灭将至,给斯大林发出电报,打算放弃陕北突围到南方。毛泽东过去指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基本条件, 就是国民党内部不和,如今这基本条件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另一方面既然共产党已经高喊抗战,国共的代表开始接触谈判,以便寻找和平解决之路。

  在1936年1月,谈判最初在莫斯科由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邓文仪与中共代表潘汉年之间进行,国民政府提出了三项条件,要求中共取消苏维埃,派代 表参加国民政府的工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统一指挥参战;国共重新合作。但是在莫斯科的王明认为事关重大,建议在国内谈判。于是,国民政府派出陈立 夫、曾养甫等重要人物与中共代表周小舟、潘汉年等多次谈判,核心问题仍然是军队问题。在只是策略改变,推翻国民政府和夺取政权的根本目标一点也没有改变的 情况下,中共内部坚持“领导权”问题,当然不会同意。陈立夫表达的蒋介石的意见是,中共保留三千人,军队师级以上的干部一律出国。军队不统一,怎样作战 呢?事实上,国内的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有一定地方势力,并且和南京的关系并不好的军人,在民族利益第一的情况下,完全统一在国民政府之下,但是中共 绝对做不到,毛泽东比以上的任何军人,都少有民族主义和爱国心,他夺取天下的意志是绝对的,他只会不顾一切地紧紧抓住军队。

  陈立夫与潘汉年在1936年的谈判失败。而国民政府统率的几十万军队,已经完成对陕北的战略包围。从对江西苏维埃根据地的几次围剿以来,中国国民党及其军队,还没有像这一次一样团结过,也没有这次强大。

  西安事变却在这时候发生了。这次事变,使得即将实现的攘外先安内的政策在成功的前夕忽然终止;中共一直在谈判中坚持的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在事 变以后获得事实上的承认,从而使中共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夺取全国政权目的,终于被抗日的旗号所掩盖起来并且合法化。蒋介石在1937年1月的“西安半月记” 中记述了此次事变造成的重大损失:

  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措。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隳于一旦。(转引自《蒋总统秘录》)

  中国的历史从此出现了根本的转折。

  中共的救命恩人是张学良,真正促成中共策略转变的是斯大林。

  【注释】:

  1、宋黎文,载《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北京1982年。
2、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85-88页,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9年。
3、《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89页。
4、《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92页。
5、古屋奎二着《蒋总统秘录》第十集第147-148页,中央日报出版,台北,中华民国六十六年。
6、中央档案錧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集第30-4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1年。
7、《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93页。
8、辛灏年著:《谁是新中国》第291页,蓝天出版社,美国纽约,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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