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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内幕记实-彼德琼斯(4)2011-07-07 1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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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边界争端与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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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1969年)

  中苏边界被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个缓冲国隔开而分为两部分:一、中亚部分。它把中国新疆自治区与苏联塔吉克、吉尔吉斯和哈萨克(加盟)共和国隔开。二、远东部分。它把中国东北与西伯利亚东北隔开。
从十八世纪起,中亚的俄国边界从巴尔喀什湖向东逐步推进,原先在中国宗主国下的大量地区在1864年和1861年被沙俄兼并。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以及 中国共产党革命开始后的数年中,中国行政区的地图对苏联领土的大量地区提出了主权要求,并且最近更多的中国地图标明苏联认为是最后的边界地区为“未明确规 定”部分。中国共产党革命之前,苏联政府曾积极鼓励新疆的反华运动。在新疆,绝大多数人并非中国人。在反对当地中国政府的暴乱之后,被当地的中国政府逐 出。之后,在苏联的保护下,于1944年在伊犁地区建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该地区拥有一百万以上的人口,而且只是在1949年之后才被重新统一归 入新疆。虽然,自1949年以来,至少有二百万中国内地人定居新疆,但是,当地绝大多数人口仍然由哈萨克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维吾尔人以及乌兹别克 人组成——这些同样的种族组成了与之毗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绝大多数人口。
在远东,黑龙江北部和乌苏里江东部人口稀少的荒原,由于满族人征服中国,从而使之在十七世纪成为中国帝国的部分。但实际上,中国人从未在那里定居过。 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给予了俄国阿穆尔河①北部二十三万平方英里的主权,并且把乌苏里北部(阿穆尔的主要附庸国)十五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置于中俄联合 控制之下。该条约是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的。当时,即1856年至1858年,中国由于同英、法发生战争而被削弱。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 里东部的领土并入了俄罗斯帝国。
后来,俄罗斯帝国在新得到的领土上建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②港市。
所谓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其他条约承认了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治外法权,这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不满。俄国革命之后,苏联政府于1920年9月27日 发表声明:苏联政府“宣布前俄国政府与中国缔结的一切条约无效,放弃占领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把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掠夺占领的一切 领土都无偿地和永久归还中国。”
1924年苏联与中国签订的协定否定了过去沙俄与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秘密条约,放弃了俄国在中国的一切势力范围、治外法权以及领事裁判权。不过,苏联政府并没有处理边界问题。
自中国共产党革命以来,边界问题一直被搁置起来。当两国关系恶化时,它又一次居于重要地位。苏中资料后来的声明披露出:尽管当时没有向苏联技术专家公 布,但是,在他们被从中国召回之后,1960年7月1日便开始了边境事件。1969年4月1日,林彪元帅在他的讲话中指出。1960年8月22日和9月 21日,中国曾向苏联政府建议应当通过举行谈判来解决边界问题。

中国提出边界问题
(1963年)

  1963年3月,中国首先公开提到了修正边界的可能性,以此作为对1962年12月12日赫鲁晓夫讲话中的一段内容的答复。在这段话中,当他为古巴危机期间他的政策辩护时,谈到了中国对西方列强原来吞并中国领土的态度。
赫鲁晓夫宣称:“一个人必须十分谨慎,不要以不负责的指责匆匆行事,例如:一些人执行正统的政策,而另一些人执行错误的政策;有些人攻击帝国主义,而 另一些人容忍帝国主义。”赫鲁晓夫讽刺性地把印度驱逐果阿地区的葡萄牙人与中国政府不履行法律责任对澳门和香港采取(和印度)类似的行动相对照之后,继续 指出:“来自这些地区的气味决不比果阿地区的殖民主义所释放出来的气味芳香。但是,谁也不会指责中国使殖民主义的这些碎砖烂瓦保持原样。刺激中国采取自己 认为不合时宜的行动,这将是错误的。如果中国政府容忍澳门和香港,很明显,她这样做是有正确的理由。因此,指责中国这些做法是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和葡萄牙殖 民主义的让步和姑息,这将是荒唐可笑的……”为了答复这段话,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提到了前中国政府被迫签订的九个条约,其中包括中俄《瑷珲 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并质问道:“你们指出这一类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这个评论被看作是中国保留要 求在将来某个时期归还这些领土的权利的一个建议。
1963年9月21日,苏联政府发表的声明宣称:中国“故意侵犯”苏联边境,并且中国宣传机构要求修正边界。
声明指出:“1960年以来,中国的军队和平民一直故意地侵犯苏联边境。在1960年一年,中国一方对苏联边境的侵犯记录达五千余次。中国一方未经允 许还试图‘开发’一些地区的苏联领土。”声明继续引用了被称为中国满洲政府所发表的一份文件,并提供了中国渔民不理睬苏联边防战士发出的不要接近阿穆尔河 和乌苏里江的有争议的岛屿的命令的事实情况。
声明继续指出:“苏联政府多次邀请中国政府就确定边界线问题举行协商会谈,以排除任何可能的误会。然而,中国一方在继续侵犯边界的同时,回避了这些协 商会谈。这只能使我们提高警惕,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宣传机构在明确地暗示所谓过去所造成的苏中边界某些地区的‘不公平的定界’。不过,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尤 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人为地造成任何领土问题,都将会走上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

中亚边界的紧张局势
(1963年)

  1963年9月发表的中国声明和苏联声明指出:新疆边境碼e在着一种紧张的局势。9月6日,《人民日报》宣称,苏联一些机构和人员在新疆伊犁地 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并且胁迫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跑入苏联”。1963年9月20日苏联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的一篇访问记说,四名新疆难民说:中 国对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这些人的态度大大恶化了,特别是当他们自称是苏联公民时;他们并且说,大约有四百名同情苏联的干部被送到了劳改营。
根据莫斯科报道,最近几年,在新疆的穆斯林哈萨克人、维吾尔族人和其他民族之间发生过多起暴乱,他们对中国企图禁止他们的宗教和语言表示不满。在1962年6月到1963年9月间,大约有五万名哈萨克人和其他部落的人逃入了苏联。

边界谈判与在边界问题上的进一步争吵
(1964年~1966年)

  边界谈判于1964年2月25日在北京开始举行,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就于其后的5月份中止了。据苏联方面的资料报道,苏联代表团提出了“澄 清”边界某些地区的建议,但是中国代表团对150多万平方公里(58万平方英里)的苏联领土提出了主权要求。中国同时声明目前将不坚持自己的要求。根据中 国方面的说法,中国代表团把《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看作是“不平等条约”的同时,提出以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为基础,来确定两国边界的全部走向,并在此条 件下“对双方边界的个别地段作必要的调整。”但是,苏联代表团拒绝接受这些建议。虽然原则上双方已经商定在晚些时候继续于莫斯科会谈,但后来没有举行进一 步的谈判。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一批日本社会党人时恢复了争吵。据报道,在会见中,毛泽东说道:“有太多的地方都被苏联占领着。……有人曾经说,新疆省和阿穆尔河北面的领土都必须包括在苏联的领土内。苏联正陈兵于边境。
……中国还没有向苏联提出清算关于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堪察加半岛以及其他城镇和贝加尔湖东部地区的帐,这些地区大约在一百年以前就已经成为俄国的领土了。”
1964年9月2日,《真理报》发表了毛泽东的谈话,同时配发了一个长篇社论。社论警告说,坚持中国领土要求的任何企图都会发生“最危险的后果”。
《真理报》社论指出:“我们面临着一个具有深远意图的公开的扩张主义计划。这个计划不是出现在今天,也不是出现在昨天。1954年,中国出版的一本现 代史教科书上的一幅地图标明了(就作者的看法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这幅地图把缅甸、越南、朝鲜、泰国、马来亚、尼伯尔、不丹和锡金都包括在中 国地盘之内。中国北面的边界穿过斯塔诺夫克山脉,切断了苏联的沿海领土。在西面,吉尔吉斯、塔吉尔、哈萨克一直到巴尔喀什湖的一部分领土被包括在中国地盘 之内。库页岛也标明为中国的领土。如果人们相信这本教科书,那么所有的这些土地和国家就是‘中国政府的版土’,并且它们已经被从这本教科书中给划走 了……”“中国领导人根据什么权利要求从来就不属于中国的领土主权呢?他们指的是几百年前,中国军队路过这些领土,而且中国皇帝有时从这些人中收集贡金。 如果问题不是那么严重的话,毛泽东所运用的所谓典型的历史争端只能说是孩子气的。……那些质问苏联150万平方公里领土所有权的人们,难道他们想到世世代 代生息和劳动在这片领土上的苏联人民会怎样接受这些要求,并把这片领土看作是自己的祖国的吗?”……最后,《真理报》宣称,“任何试图重新划分世界地图的 作法”都将会导致“最危险的后果”。
1964年9月15日,赫鲁晓夫在会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时通过提倡新疆和内蒙古的非中国人的民族自决而答复了毛的声明。
赫鲁晓夫指出:“毛泽东宣称,苏联面积太大,沙俄占领了太多的中国领土。我不愿维护沙皇主义;沙皇和中国皇帝是一丘之貉。可是中国皇帝征服了内蒙古、 满洲、西藏和新疆。新疆不是中国的;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居住在那里。大多数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居住在苏联的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但是新疆也有哈萨克人和吉 尔吉斯人,甚至还有乌兹别克人。因此,同样,独立的蒙古国只有一半蒙古人。另一半蒙古人定居在中国。毛泽东希望不在政治基础上而在人种论的基础上解决政治 问题。如果在人种论的基础上讨论问题,我们不缺乏论据。哈萨克必须决定自己的命运。我们支持民族自决。中国人也必须同样如此……”1966年初,苏联共产 党在发给其他共产党的信件中(见第五章)指责中国“引起边界争端”。5月20日,陈毅元帅(当时的中国外长)答复这种断言时指责苏联在1960年7月和 1965年底之间挑起了五千多起事件,指责苏联陈兵中国边境,并进行以中国为假设敌的军事演习。

文化革命期间发生的事件
(1966年~1968年)

  在文化革命初期阶段,边界紧张局势大大增加。1966年10月2日,据莫斯科报道,估计有二百万中国人在苏联边境,特别是在中国东北和苏联远东之间的边界上,参加了群众示威游行,以支持中国的领土要求。而且中国军队向往返于阿穆尔河上的苏联轮船几次开火。
鉴于紧张的局势,苏联于12月7日报道,苏联为哈萨克共和国、塔吉克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的公民建立了军事培训学校。
1967年2月,在苏联大使馆被围困期间,局势特别紧张。
2月2日,北京广播电台宣称:
“苏修和美日帝国主义者”通过黑龙江省进攻中国的阴谋被粉碎了。2月11日,所有的中国边境军队处于戒备状态。第二天,北京的墙报宣称:最近,中国军队的一个连击退了海参崴附近苏联的一个营的进攻;这一报道未得到其他任何资料的证实。
西方资料估计,当时中苏边界上的军队数目,苏军为近40个师(其中,许多个师是刚从西欧调来的),中国军队为50—60个师,即60万以上的兵力。然 而,据1967年2月21日莫斯科报道,除边防战士外,所有的中国军队从苏联和蒙古边界撤退了大约100英里,创造了一块所有居民被疏散的“无人之地”。
1967年1月,苏联报刊报道说:最近几个月,几万名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越过新疆边境在苏联避难,他们的离去被归咎于文化革命的恐吓和与此相伴随的对 苏联同情者的搜捕。大量的中国人定居新疆,并且被称之为对少数民族的迫害。2月21日的报道说,新疆边境地区公民的疏散工作进行得特别彻底,从而几乎结束 了难民向苏联的逃入。
根据莫斯科的外交资料,1968年发生了许多小事件,但是双方都未公布这些事件;不过,1968年9月16日的一个中国抗议照会宣称:8月9日到29日之间,苏联军用飞机在黑龙江省上空飞行了29次。

达曼斯基岛(即珍宝岛)
战斗
(1969年3月)

  1969年3月2日到3月15日,在乌苏里江附近发生了苏中边防战士之间的武装冲突,造成了大量的生命伤亡。战斗发生在一个荒无人烟的1.5英 里长、半英里宽的小岛上,苏联人称这个岛为达曼斯基岛,中国人称这个岛为珍宝岛。它位于哈巴罗夫斯克市南大约110英里,海参崴北205英里。根据中俄 《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这个岛的地位是有争议的。
1969年3月10日,中国外交部的一份声明坚持认为:按照国际法,乌苏里江主要河床的中心线就是边界线,珍宝岛位于这条中心线的中国一方,它一直处 于中国的管辖之下,而且在1964年边界谈判时被苏联代表团承认为它属于中国。另一方面,3月29日苏联的一个照会(见下述)坚持认为:1861年双方政 府通过的一幅地图表明,乌苏里江中国一边的江岸为这个地区的边界线。这个问题因春天冰雪融化后乌苏里江经常淹没江岸和改变河床这一事实而复杂化了。
1969年3月10日的中国声明宣称,1967年1月23日至1969年3月2日期间,苏联边防军曾16次入侵“中国珍宝岛地区”,有几次打伤了中国 边防战士。而苏联海军陆战队少将瓦西里·洛巴诺夫(苏联驻太平洋边区的指挥官)在3月16日声称,中国军队在最近一年半期间,经常企图占领这个岛。
1969年3月2日,双方对冲突都进行了完全相反的报道。按照苏联的说法,3月1日至2日夜间,大约300名中国士兵用白斗篷伪装起来,穿越冰冻的江 河,登上达曼斯基岛,在那里埋伏着。次日清晨,另外30名中国人登上这个岛,当苏联边防军向他们走来,准备提出抗议时,中国人没有警告就开了火。与此同 时,在这个岛上的军队和在中国岸上的其他军队朝另一批苏联边防军开枪开炮。据说,苏联军队在一个邻近边防哨所援军的帮助下,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打退了入 侵者。在这次战斗中,苏军死亡31人,包括一名军官,受伤14人,另一方面,中国官方声明说,一大批苏军伴随着四辆装甲车朝着正常巡逻执勤的中国边防战士 开火,打死打伤许多边防战士。
1969年3月2日,两国政府都向对方送去了措词激烈的抗议照会。苏联照会要求立即进行调查,严惩这一事件的肇事者,并采取紧急措施阻止任何继续侵犯 边界的行为。照会还宣称,“中国当局不顾后果的挑衅行动”,将“遭到我们的断然拒绝”。同样,中国照会要求严惩罪犯,保留要求赔偿的权力;而且宣称,如果 苏联政府继续“挑起武装冲突”,它将遭到“坚决的反击”。
1969年3月3日,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开始了群众抗议示威游行,实际上,苏联大使馆被数以万计高呼“吊死柯西金”“油炸勃列日涅夫”口号的中国军人和公民包围了四天。
在以后的几天里,整个中国都举行了类似的示威游行。据新华通讯社报道,中国有二亿六千万人参加了示威游行。在苏联方面,虽然3月3日至4日,在哈巴罗 夫斯克市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举行了示威游行,但是直到3月7日,莫斯科才举行了示威游行,当5万多人列队走过中国大使馆时,人群中一些人朝中国使馆大楼扔 石头、冰块、墨水屏和颜料炸弹,砸烂了许多窗户,这是多年来这个城市所见到的最大的一次有组织的抗议活动。
1969年3月7日,列昂尼德·扎米亚京(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在记者招待会上第一次讲述这个事件的详情之后,宣称中国人开枪和刺杀伤员,有些死亡 者的面部“如此残缺不全,以致于无法辩认”。3月8日,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外发生了比前一天规模更大的有10万余人参加的示威活动。
虽然这一次没有发生骚乱,但是3月8日至9日,俄罗斯其他许多城市都举行了抗议集会。
在北京,3月11日,在苏联大使馆外开始了对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扔石头的抗议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活动持续了三天。《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 物)于3月14日宣布,如果苏联领导想打仗,“就把他们彻底消灭”。文章补充说:“苏修泡制的‘有限主权论’有助于苏军进驻其他国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 ——作者注)。这使我们认识到,苏修最近这次的武装挑衅决不是偶然的。”
苏联大使馆拒绝接受中国1969年3月13日的照会,该照会宣称:3月4日至3月12日之间,苏联装甲车辆已经有六次“入侵中国领土珍宝岛”,而且在这段时间里,苏联直升飞机有两次在珍宝岛上空飞行。
苏联官方声明声称,3月14日,一群中国士兵企图“入侵”这个岛,但被驱散。
1969年3月15日发生了进一步的战斗,显然,这次战斗比3月2日的规模更大。3月16日洛巴诺夫将军告诉新闻界:中国一个团的步兵——或者说一共 二千人——在中国岸上的大炮和迫击炮的火力掩护下,向这个岛不断发动进攻,在邻近边防哨所和后备队边防军的援助下,经过七个小时的战斗,赶走了中国步兵。 据北京广播电台提供的说法是,大批苏军在坦克车的支援下,不断地向在该岛上值勤的中国边防战士进攻,并且经过11个小时的战斗,苏军被赶了回去。在战斗 中,苏联的重型大炮和坦克炮轰了这个岛和中国江岸。虽然双方都没有详细说明伤亡情况,但显然伤亡严重。苏联新闻界报道提到了死亡的12名军官和军士的名 字,其中包括一个上校,——根据《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的说法——苏联方面有整整一个团的边防军和后备队,或者说近三千人参加了这次战斗。
随后,关于这个地区报道的只是一些小事件。1969年3月18日至4月8日,苏联报刊有好几次报道说,中国人把迫击炮和机枪对准这个岛,并且在自己的 江岸一边挖了防御工事;4月13日,北京广播电台宣称,俄国人在乌苏里边界犯下了“新的侵略罪行”,但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1969年3月15日,中国的一个照会指责苏联政府“不断地”派兵入侵中国领士,并且要求苏联政府立即停止“武装挑衅”。同一天的苏联照会坚持认为, “达曼斯基岛是苏联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声称:“如果有人再次企图破坏苏联领土的不可侵犯性,那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其各族人民将坚决捍 卫自己的领土,并对这类侵犯边界的行径给以毁灭性的还击”。
在1969年3月15日战斗之后的一些日子里,中国报刊和苏联报刊发起了对对方国家领导人的恶毒和好斗性的攻击。3月20日,北京《人民日报》把“赫 鲁晓夫、柯西金、勃列日涅夫之流”说成是“一小撮坏蛋”,宣称苏联人民憎恨“这些新沙皇”;而在3月23日,苏联军报《红星报》谴责毛泽东是“神圣的共产 主义事业的叛徒……沾满了人类的鲜血”,并且把他比作希特勒。然而,尽管最近的战斗依然严重,但是双方都不再继续进行抗议示威游行这一事实表明,双方政府 都不急于把问题推向极端。

苏联提出边界谈判的建议
(1969年3月~4月)

  1969年3月12日,柯西金要求与中国领导人通电话。次日,中国政府以便函的形式答复说:“鉴于中苏目前的关系,以电话会谈是不适宜的。如果苏联政府有话要说,请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来。
”1969年3月29日,苏联政府在一个措词温和、篇幅冗长的照会中详细重申了自己对达曼斯基岛的主权要求,并且建议尽快继续1964年中断的边界谈判。
这个照会谈了苏联对1969年3月2日和15日事件的看法之后坚持认为,根据1951年缔结的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船运的协定,中国政府已经表示接受现 时的边界;根据要求,苏联主管当局允许为了砍伐干草和木材而使用那些江上的一些岛屿——这是一种暗示:他们不再争论苏联对那些岛屿(包括达曼斯基岛)的主 权要求。
照会继续回顾了五十年代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且评论说:“如果不是由于中国方面所采取的立场,那么我们两国间的贸易、经济和科技合作将会毫无疑问地成 功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对今天来说也是适用的。……每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出现危险时,苏联忠实于其友好、联盟和互助条约许下的诺言,总是站出来支持 人民的中国。”(西方观察家们把这些声明看作是在中国政策的变化事件中,苏联准备对中国继续进行经济援助和外交支持的一个建议。——作者注)
在对边界谈判中断表示惋惜和回顾了1960年中国周恩来总理所说的苏中边界未确定部分“在地图上是无足轻重的差异,是很容易和平解决的”之后,苏联照 会敦促中国政府“遏制可能会引起复杂化的任何边界行动,并且在和平的气氛中通过谈判来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分歧”。照会建议尽快恢复1964年于北京开始的 边界协商会,最后还说:“苏联政府坚信,苏中两国人民的重要利益最终将有可能消除和克服苏中关系中的困难。苏联政府已经声明过,并且认为有必要重申:
苏联政府坚决拒绝任何人在苏联领土问题上的任何侵犯,以及用语言工具来讲苏联和苏联人民的坏话的任何企图都将会遭到严厉的反击。
1969年4月1日,林彪元帅指出,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对苏联照会的答复。4月11日,苏联的第二个照会建议:于1969年4月15日或于中国方面认为适当的其他任何时期在莫斯科继续开始边界谈判。

第九章 争论与双边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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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976年)

  中苏边界问题的会谈于1969年10月20日开始,但在以后的数月(参见第七章)里进展甚微。与此相应,中国报刊上的反苏论战暂时不见了;但 是,到1969年11月下半月又重新开始了争论;反过来,苏联报刊也重新开始了其反华运动。1970年1月6日,《真理报》谴责说:“中国在进行备战的同 时,伴随着中国报刊对苏联的日益恶毒的攻击。”最近几周,出现在苏联报刊上的文章反复谴责挑起战争歇斯底里的中国领导人。
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的这个时期里,许多事情受到了周恩来领导的中国政府内部日益占优势的温和派的影响。
苏联依然被看作是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且,两国关系的特点与其说是合作,不如说是对抗和论争。然而,中国激进派对莫斯科的军事敌视政策在文化革命期 间就放松了,这一政策被周恩来的力求避免不必要激怒苏联的比较实际的对外政策所代替。此外,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中国与美国发展了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参 见第十章),作为对看得到的苏联威胁的一种战略抗衡。

勃列日涅夫在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庆祝会上的讲话与中国的反应
(1970年4月~7月)

  除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外,来自各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都出席了1970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庆祝会,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都未被邀请。 4月21日至22日,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一次联席会议的讲话中,再次说到,苏联对捷克 斯洛伐克的干预是保卫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所必需的,而且使苏联的行动与中国在亚洲支持“社会主义的敌人”的自我扩张政策形成了对比。
在涉及苏联干预捷克斯洛伐克的段落中,勃列日涅夫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反社会主义阴谋……是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精心策划并用恶意宣传作掩护的企图。这 种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同右倾机会主义相勾结,并在世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使捷克斯洛伐克同兄弟国家隔绝起来,从而 给欧洲社会主义阵地以严重的打击,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性,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以及信守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 则的盟国的坚决行动,粉碎了敌人旨在破坏社会主义共同利益并最终破坏欧洲大陆和平的危险计划……”勃列日涅夫继续指出:“遗憾的是,也有这样的情况,社会 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中国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现状就说明了这一点。十分清楚,这种状况是中国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政策的产 物,是他们同列宁遗训的原则相决裂的结果。……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好几年的反苏运动,只是为社会主义的敌人效劳。最后,这一运动是在凭空捏造的来自苏联的威 胁的幌子下进行的。这一运动的那些发起人以自己的反对列宁的国家,反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暴露了他们是列宁革命事业的背叛者。”
“至于苏联,我们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主张在凡是社会主义之间的良好关系遭到破坏的地方恢复这种关系。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今后仍将按照列宁的教导积极地一贯地朝着这个方面努力……”1970年4月22日,中国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 《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个关于列宁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的长篇社论,它被看作是开始双边谈判以来对苏联领导的最猛烈的攻击。社论重申了中国的断言:苏联不再 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声称赫鲁晓夫1956年的“秘密报告”(他在报告中宣布否定斯大林化政策——见上述第二章,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推翻 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次反革命政变。”社论引用了毛泽东1964年5月说过的话:“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 政,希特勒式的专政”。社论还猛烈抨击了用来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辩护的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并把它称为“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理论”。社论把其内容解释如 下:
“其一,‘有限主权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称,苏修可以决定别国的命运,包括它们主权和命运在内。……也就是说,你们有权摆布别国,别国无权反对 你们。……”“其二,‘国际专政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称,他们有权‘以军事援助兄弟国家来消除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威胁’,……
你们所说的‘国际专政’,就是要把别的国家置于新沙皇的统治和奴役之下……”“其三,‘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勃列日涅夫鼓吹:‘社会主义大家庭是一个 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须加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统一行动’。你们所说的‘统一’,就是把别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统一’到你们那里。你们所说的‘不 可分割’,就是不许别国摆脱你们的控制和奴役……”“其四,‘国际分工论’,勃列日涅夫之流……不仅在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推行所谓‘国际分工’,而且把它 扩展到亚、非、拉国家。……苏修集团正是继承了帝国主义的这种殖民政策。他们的‘国际分工论’,也就是‘苏联工业、亚非拉农业’或者‘苏联工业,亚非拉附 属加工厂。’……”“其五,‘利益有关论’。勃列日涅夫之流宣扬:‘苏联具有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广泛发展的国际联系,对于即使在地理上遥远,但是却涉及到 我们的安全和我们朋友的安全的那种事件,也不能消极对待。’……这种所谓‘利益有关论’,是帝国主义的世界侵略政策的典型论调。……苏修的腔调同老沙皇和 美帝国主义何其相似!”
伴随这些争论之后,是一国指责另一国具有扩张主义意图的一系列历史交换文件。1970年5月18日,《真理报》发表一篇题为《摘下假面具的假革命者》的强有力的五千字社论。社论指出:
“若干年来,中国领导一直在亚洲宣传破坏进步政权,引起国与国的冲突,以及孤立人民的真正同盟者——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 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路线。北京这样行事向帝国主义者证明,它不打算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采取一致的行动。这种立场使帝国主义集团 能够实行他们反人民的计划和方案,印度支那的最近事件。例如,美国对柬蒲寨的干预可以补充说明这一点。根据北京领导人的行为,毫无疑问,他们力求在自己的 全球阴谋中利用各国人民的英雄自由斗争,这种全球阴谋起源于大汉梦想。
成为若不能统治全世界,至少能统治亚洲的‘大中国’的新皇帝……”1970年7月3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在呼吁中国人民“随时准备击退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和侵略”的一篇联合社论中,指责苏联准备进攻中国。

两国互换大使
(1970年9月~10月)

  1970年秋,当以互换大使的方式采取了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重要措施时,中苏关系显示出明显的改善。9月16日,在莫斯科宣布任命瓦西里· 托尔斯季科夫(列宁格勒地区的共产党书记)为驻中国的大使。托尔斯季科夫于10月10日抵达北京,中国的新大使刘新权(前副外长)于11月22日抵达莫斯 科。在1967年,由文化革命所引起的极度紧张时期两国都召回了自己的大使,从此,两国关系一直处于代办级。
比较调和的情绪进一步反映在1970年10月1日中国国庆节之际苏联政府的祝词,和同年11月7日俄国革命纪念日之际中国政府的祝词里。两国的祝词语 调都非常热情。苏联的祝词表达了“国家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睦邻友好关系”的愿望。中国的祝词则指出:“中国始终认为,中苏之间的原则分 歧不应当妨碍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上的报告
(1971年3月)

  1971年3月31日,苏共二十四大在莫斯科开幕,勃列日涅夫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他在回顾了与中国的关系之后,特别提到,两国关系最近有所改善,并力劝中国在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正常化方面进行合作。
勃列日涅夫指出:“中国领导人在国际生活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特殊的、与列宁主义不相容的思想政治纲领,却要求我们放弃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谴责了斯大林的镇压和“个人迷信”——
作者注)的路线和苏共纲领。他们展开了反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激烈的敌对宣传,提出了对苏联的领土要求,甚至把事态弄到1969年春夏在边境上发生武装事 件的地步……”“近一年半以来,由于我们方面表现的主动性,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中出现了某些正常化的迹象。1969年9月,两国政府首脑进行 了会晤,在此以后,在北京开始了两国政府代表团关于调解边界问题的谈判。这一谈判进展缓慢,为了使谈判取得圆满的结果,当然需要不单是一方的建设性立 场。”
“去年年底,苏联和中国互派了大使。在长期中断后,签署了贸易协定,贸易额略有增长。这是一些有益的步骤。我们今后也准备按这一方面行事。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中国的宣传和政策中,反苏路线仍在继续,而且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其决议中已把这一敌视苏联的方针固定下来。…… 我们党和苏联政府深信,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将符合我们两国根本的长远利益。符合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巩固和平的利益。因此,我们不 仅愿意全力促进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而且愿意全力促进两国睦邻关系和友谊的恢复……”然而,勃列日涅夫在后面的一段话里,又批评了中国 破坏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他指出:“反帝斗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帝力量,首先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在我们提到的时期里,想从各方面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理论基础进攻的企图,最为尖锐地表现出来了,中国领导着手在一系列国家中建立 以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幌子的分裂主义集团。……托洛茨基分子往往同这些集团结成同盟。在某些地方,民族主义自我孤立的倾向加强了。……资产阶级 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现在恰恰是最乐意把希望寄托在民族主义倾向上,特别是以反苏主义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倾向上……”

恢复争论
(1970年12月~1971年7月)

  1970年12月,继波兰普遍的粮食暴乱对苏联的支持的波兰政权引起严重的挑战之后,中国报刊上又出现了反苏攻击。不过,自1970年以来,第 一次对苏联的主要攻击出现在一篇题为《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的文章里,这篇文章于1971年3月18日发表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 上,以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尽管如此,苏联副外长列昂尼德·伊里奇夫,仍于3月21日会见了周恩来,就边界问题举行了会谈(参见第十二章)。
文章说:“被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领导权的苏维埃国家,已经不是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的工具,而是复辟了的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苏修叛徒们把苏联变成了一小撮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乐园,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监狱。”
文章还谴责“苏修叛徒们”利用“最野蛮、最残暴的手段……
镇压国内各族人民”,对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严加控制”,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到处进行军事扩张,对别的国家进行种种阴险的颠覆活动。”
1971年4月,这篇《红旗》杂志上重新开始了中国对所谓的苏联扩张主义的攻击,说苏联:“加剧蜕变为法西斯专政,实行与其在世界霸权斗争中的对手美 帝国主义一起侵略和合作的政策。”在稍后的197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的《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指责苏联领导人是“叛徒”, “全世界反华、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锋。”
至于苏联的报刊,在中美关系改善这一时期,对此表现了特别的不满。1971年4月发表的一些文章指责中国政府与美国“勾结”。在1971年7月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以后,苏联对中国的指责逐步加强了。

林彪方面的情况
(1971年9月~1973年8月)

  1971年9月13日,中国的前国防部部长、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被指定为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林彪元帅乘飞机飞往苏联,在蒙古境内爆炸身亡。当 这一消息报道之后,同年9月苏联的反华宣传有所缓和。据中国方面说,林彪企图发动军事政变,试图暗杀毛泽东。1971年9月30日,《泰晤士报》评论道。 “反华宣传的沉默表明:
俄国人希望北京发生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变化,而且他们在坐等静观情况的变化,他们不打算使自己显得似乎比平常更加反华……”西方评论家认为:林彪危机主 要是由中共领导内部在对外和对内政治、经济政策上的分歧所引起的,它反映了林彪所主要依赖支持的党的左翼和周恩来总理所领导的稳健派之间的分裂。继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后,这种分裂明朗化了。会议之后,两名突出的左翼分子陈伯达和李雪峰从政治生活中消失了。大家认 为,分歧的主要问题如下:
(1)有人认为,林彪元帅反对稳健派在1971年最初几个月内所积极推行的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缓和的政策,这一斗争以7月15日宣布尼克松总统访华而达 到顶峰。据一些资料报道,他提倡如果采取这项政策,应同时努力改善与苏联的关系。他在此之前就提出了世界革命的策略;在1965年发表的题为《人民战争胜 利万岁》的一篇文章中,他曾预言,不发达国家的革命战争将结束“美国和西欧的包围”。
(2)林彪以及军界反对削弱军队政治优势的措施;文化大革命在破坏共产党的各个机构的同时,却大大加强了军队的政治作用,军队基本控制了各省的革委会 以及许多政府部门和经济企业。1970年12月,在重新建立各省党委会的同时,加强了同1969年以来正在发展着的极左派的斗争。从而,巩固了稳健派的地 位。对过激的“5.16”组织(该组织曾对北京的外国外交使馆组织了多次进次)的打击构成了政府实行缓和政策的组成部分。
(3)1970年9月提出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设想了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的纲领。据说,林彪元帅和其他军事领导人反对通过缩减军费开支来为这个纲领筹措资金,他们争论说,与美国的缓和政策将会恶化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这样,就有必要加强武装力量。
林彪的所谓阴谋(显然,是在1971年9月11日或12日发现了这个阴谋)的详细情况,没有正式公布。但是,许多据说来源于中国资料的非正式报道,于将近一年以后,在1972年7月和8月出现了,其中包括苏联卷入了这个事件的说法。
1972年7月23日,中国民族主义政府的情报机构(在台湾),发表了他们声称的(中共)寄给各省党的领导的正式报告。据这份文件报道,林彪元帅在 1970年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后与毛泽东发生了口角,并且与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黄永胜将军、吴法宪将军、海军将军李作鹏和邱会作将军(军队后勤部部长 和政治委员)组织了“571”计划。据说这些阴谋家们计划起义,他们期望苏联支持这次起义。他们计划要么赢得毛泽东主席,迫使他接受他们的要求,要么暗害 他。据说,“571”这个代号用汉字来说类似“武装起义”这几个字(的读音)。
在后来中国对苏联的攻击中,重复谴责了苏联(与林彪)的勾结。周恩来在1973年8月24日举行的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主要是指责已故的林彪元帅和攻击苏联,周恩来认为,苏联支持了林彪元帅已经尝试的军事政变。
在讲到林彪阴谋集团的详情时,周恩来指出:“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过,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已经知道。”周继续指出: “继刘少奇(前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文化革命高潮时期被视为‘走资派’而被撤职。——作者注)及其支持者垮台后,林彪反党集团跳了出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 量,正是国内国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当时,苏联谴责了这种清洗(参见第七章)。
周恩来把苏联与所谓的新右派分子的威胁联系在一起。
“早在1967年1月13日,……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勃列日涅夫,……公开宣布他们站在刘少奇叛徒集团一边,说什么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垮台,‘对中国一 切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大悲剧。因此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勃列日涅夫并且公开宣布继续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方针,说什么要‘争取使它回到国际主义的 道路上来。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迫不及待地说出了反动派的共同愿望,也说出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重新回到林彪元帅及其支持者的话题上之后,周恩来 继续指出:“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 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把……地 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上,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林彪……在我们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几十年。
……林彪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参加共产党的。那时他就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失望。……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随着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林彪这一类……
就要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较量了。当他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跟着苏修的指挥棒,妄图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的时候,也就展现了他的总暴露和总失 败……”“在半个世纪中,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 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在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结束时,追补通过了一个决议:把“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内奸”林彪元帅开除出中 国共产党。

争论的加剧
(1971年后期~1974年初期)

  由林彪危机引起一段间歇后,苏联的反华宣传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1971年12月的战争而重新开始。在这场战争中,苏联支持印度,中国和美国支持巴基斯坦(参见第八章)。
《真理报》(12月22日)指责中国企图,“与美国做交易”,并把苏联报刊上原来没有攻击过的周恩来描述成“反印和反苏的领导人之一。”1972年3月,当边界谈判中断三个月后又重新开始时,苏联对中国的攻击消声匿迹了,但是,当年秋天,双方的争论又加剧了。
1973年3月7日,《泰晤士报》评论到:“最近,中国指责俄国人在日本的领空侦察,抢劫巴基斯坦的鱼源;通过在世界粮食市场上的大量购买,破坏委内 瑞拉(言外之意是中国)的经济;把自己武装起来威胁西欧;通过承认大量犹太人移居以色列而伤害阿拉伯国家。反过来,俄国指责中国卷入了世界毒品生意之 中……”1973年8月15日,当勃列日涅夫声称,苏联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尝试由于中国“公开的反苏”政策而失败时,几个月的间歇又一次结束了。1973 年8月和9月,在不结盟国家的阿尔及尔会议召开之前和召开之中,苏联的宣传断言,中国不再是社会主义了,它已被旨在变成核大国和主宰亚洲的军事官僚政治专 政家们所统治。
周恩来在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意图进行了相似的攻击,要求警惕苏联可能进行的突然袭击。显而易见,在答 复党内对政府与美国的缓和政策的批评中,周的整个讲话都强调相信:苏联对中国的安全造成的威胁要比美帝国主义大得多;他认为,美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而且已经“公开承认自己正在日益衰落”,因而“它(不得不)从越南撤退……”周恩来指出:“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争霸……西方总想推动苏修向 东,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现在,苏修是声东击西,加强在欧洲的争夺,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方扩张……
“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这二十年来,已经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 政,奴役各民族人民。……它对外,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陈兵中国边境,出兵蒙古,支持朗诺卖国集团,镇压波兰工人造反,干涉埃及,撤走专家,肢解巴基斯坦, 在许多亚洲国家进行颠覆活动。
……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说什么中国反对缓和世界局势,中国不想改善中苏关系。……你那么想缓和世界局势,为什么不做一两件事情,比如从捷克斯洛代 克或者蒙古撤退军队,归还日本北方四岛,来证明你的诚意呢?……”(这句话最后提到的各岛是指捉泽岛、国后岛,色丹岛和齿舞群岛——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苏联占领着日本北方几个岛屿,日本声称是自己国内领土的一部分。——作者注)
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指出:“需要把苏修、美帝的勾结、妥协,同革命的国家对帝国主义的必要妥协区别开来,”他继续指出:“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 争,特别是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的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1973年后 期和1974年初期,双方都严厉攻击对方国内政策的所谓镇压本性,一国声称另一国是民怨沸腾,怨声载道;另一国称对方的政权是众叛亲离,大失人心。
1973年11月7日,苏联作家协会的《文学报》杂志指责中国政府实行反对少数民族的“接近种族灭绝”的政策。据说,一些少数民族已被完全灭绝。该杂 志断言,在1967年到1972年间,新疆、内蒙、西藏、四川、海南和云南的少数民族起义遭到了残暴的镇压,当1972年西藏新的起义被镇压时,有一万二 千多人被杀。(关于1972年西藏大叛乱的说法,并没有得到西藏被流放者的进一步证实。——作者注)。
1974年1月8日,北京《人民日报》回击了这种攻击,宣称苏联正处于普遍反抗“苏修叛徒集团”所引起的混乱之中,“新沙皇处境危险”。文章特别指 出,除了在精神病院给持有不同意见者服用失去理智的药物外,一百多万人被禁闭在一千多个劳改营里,他们用坦克、装甲车、伞兵部队来镇压普遍的动乱。自 1960年以来,这种动乱采取了罢工、暗中破坏,示威游行、成立地下革命组织的形式;波罗的海共和国和乌克兰几千名大学生示威游行反对政府的统治。

互相驱逐外交官
(1974年1月)

  1974年1月,当五名苏联公民(包括三名外交官)因进行所谓间谍活动被驱逐出中国,一名中国外交官以相似的指控方式也被驱逐出苏联时,中苏关 系降到了自1969年边界战争以来的最低点。1月19日中国的一个照会宣称,V·I·马尔琴科(苏联大使馆的第一书记),U·A·谢苗诺夫(苏联大使馆的 第三书记),和他们的妻子们以及A·A·科洛索夫(翻译),在与两名苏联特工秘密会晤时被捕,并宣布他们为不受欢迎的人。
1974年1月22日,新华社发表了一个长篇声明说:1月15日傍晚,苏联五名外交官驱车到北京郊区的一座桥上,在那里,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会见了一 位名叫李洪枢的中国人,一位不知姓名的李的同犯把用秘密文字写成的情报交给了谢苗诺夫,谢苗诺夫给了他一个包,包里面装有一台有快速收发报机组成的小型电 台和用隐显墨水写成的说明书,“一份在中国秘密建立反革命组织的纲领”,一张伪造的出境证,一大笔钱以及其他谍报材料。这时,信号灯亮了,警察逮捕了这四 个人,拍摄了现场,当其他三名苏联公民驱车来接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时,他们也被捕了。
李洪枢的所谓招供也发表了。声明宣称,他于1967年飞往苏联,在莫斯科接受训练后,于1972年6月返回中国,从那时起,他在莫斯科和苏联驻北京大 使馆的军事情报机构的命令下,在中国东北从事间谍活动。1973年12月27日,他接到莫斯科的一份无线电报,命令他与其“朋友”一起到北京,于1月15 日到北京那座桥上与大使馆人员接头。他抵达北京后,于1月15日晨给大使馆拍发了密码无线电信号,并接到了批准这次约会的答复信号。
1974年1月21日,苏联的一个抗议照会宣称:马尔琴科、他的妻子以及谢苗诺夫夫人在街上车子被堵塞,他们的车子被拖下来落在了后面,他们驱车来到 另一条街上,那里聚集着一群人,安置了电影摄相机。摄相之后,他们被带到一幢大楼,试图让他们供认他们从事了间谍活动,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在街上行走时被 捕,并且受到与上述相似的对待。
尽管苏联大使馆提出了抗议,但是,中国官方否认了他们行踪的一切情况。直到1月19日,才释放了他们。
1974年1月19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人员关恒广被指控企图从一位苏联妇女那里获得军事情报在伊尔库次克(西伯利亚)被拘捕。并被驱逐出境。1月25日中国的一个照会在答复苏联的抗议时,把关恒广的被捕说成是“一个反华丑剧”和“一个卑鄙的报复行动”。
中国照会声称,关完成值勤任务返回北京时,乘座的国际列车在伊尔库次克车站被阻挡,其借口是发现了一名乘客正患天花。他被从车上带下来,被迫留在隔离 站,在那里,一位妇女设法把一个“画片夹”塞进他的手里。接着警察走进房间,拘捕了他,带他乘飞机飞回莫斯科,他一直受审,直到第二天才被释放。
周恩来在向1975年1月13日至17日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到这一事件。他指出:
“苏联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同他们的原则争论是要长期进行下去的。但是,我们历来认为这种争论不应妨碍中苏两国正常的国家关系。
苏联领导采取了恶化两国关系的一系列的步骤,对我国进行颠覆,直至挑起边界武装冲突”。
在同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个新宪法,修改了原来1954年起草的宪法的序言。1954年宪法涉及到了中国与“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和人民牢固不破的友谊”。并且用“我们应该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句话替换了它。

中国内部情况的发展
(1973年~1976年)

  林彪垮台之后,中苏关系的上述这些发展以及随后发生的事情的发展,都出现在中国政府内部稳健派和激进派之间继续竞争的背景下,人们认为,周恩来 的威望仅次于毛泽东,他领导的稳健派在党、政、军中博得了广泛的支持。许多在文化革命中被撤职的高级官员(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邓小平,他于1973年4月恢 复了地位)
重返政治生涯,使稳健派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政府内的激进派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毛泽东之妻)为代表,他们后来被称为“四人帮”。虽然林彪 的垮台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但是他们继续控制着报刊电台,从工会、民兵和共青团中得到支持;人们还认为,他们通过江青来接近深居简出的毛主席。在国内政策方 面,两派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接见方面的优先权问题。
周恩来在1975年1月1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阐述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 体系”,以及“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即通常所指的“四个现代化”。——作者注),“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 列”。当双方都完全支持这个计划时,激进派认为,经济方面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诸如市场关系,在“按劳分配”原则下付酬而造成分配上的差别等,有可能 在“修正主义”的领导下——例如,大家认为的苏联已经出现的“修正主义”的领导——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基础。因此,他们强调了毛主席的口号:“以阶级斗争 为纲”和“政治挂帅”,并要求消灭“资产阶级的权利”,迅速朝建立“按需分配”原则基础上的平均主义社会前进。
另一方面,稳健派认为,政治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因此,他们为了经济利益提倡政治的稳定性,他们准备恢复文化革命中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的具有实用 的技术资格的官员们的地位,并且反对可能降低科技研究水平的大学教育的试验。这种实用主义的观点,从广义上可以引用邓小平的话来概括:“不管白猫黑猫,捉 住老鼠就是好猫”。
在对外政策问题上,两派都对苏联持怀疑态度的同时,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实用主义态度赞成缓和激进派所推行的对抗政策以及他们对“苏修集团”无限制的反感。
1973年至1976年期间,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在国内局势发展中明朗化了。大家认为,激进派应对旨在继续进行文化革命的一系列运动负责。这首先是 1973年至1974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这个运动导致了1974年夏开始而且至少持续到1975年7月的工业不安定浪潮。为了对这次运动所引起的 混乱作出反应,1974年秋毛泽东提出了安定团结。这被看作是激进派的失败,正如周恩来1975年1月在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所说的。
在报告中,他大大强调了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但是,1975年2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运动下,激进派继续进攻。这场运动强调:
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中,资本主义的残渣余孽仍然存在,如果“资产阶级的权利”不受到限制;那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将仍然存在。1975年秋天,激进派发动了一场反对“投降主义”的新运动,其矛头多半是指向对苏联持调和态度的共产党人。
然而,稳健派的势力仍然很强大。文化革命中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者”的一大批政治军事领导人,都在1975年夏秋恢复了地位,而且,9月份发动的农业机械化运动有助于转移对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问题的注意力。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了,在选择总理接班人问题上,导致了两派间的直接冲突。最后,选举华国锋继周恩来接任总理,而没有选举邓小平(邓小平 作为第一副总理,在周恩来生病期间日益履行了周的许多职责),这被外国评论家看作是一种妥协的举动,因为,华国锋在党内与任何一派都没有联系,1976年 4月7日进一步证实了对他的总理任命。
然而,1976年2月,当激进派开始了一场反对“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激烈运动时,两派之间的斗争激化了。特别是邓小平蒙受了耻辱,1976年1月以后,他没有再公开露面。
1976年4月,报道他被撤了职务。

勃列日涅夫的苏共二十五大报告
(1976年2月)

  1976年2月24日至3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作了中央委员会报告。虽然他提到了实现与中国 关系的正常化,同时,他指责毛主义“直接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调和的方法似乎基于苏联的希望:即中国政治领导人最近的变化将对苏联产生更有利的政 策。
关于中国,勃列日涅夫指出:“中国现领导人的政策明目张胆地反对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只说毛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不相容,现在 已经不够了。它们甚至是直接敌对的。……我们仍将同毛主义作斗争,作原则性的和不可调和的斗争。同时我想再次重申:对待中国也象对待其它国家一样,我们坚 定地奉行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不使用武力的原则,总之,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同中国关系正常化。不但如此,还可以肯定地说:如果 北京回到真正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政策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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