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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调查(13)(朱熔基推荐的禁书)(陈桂隶/春桃)2011-06-25 04: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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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破题–6 寄希望于安徽

我们在采访中获悉,在安徽全面推行税费改革一年后的二00一年,朱总理总理就先后三次深入到安徽。二月中旬,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期间,他 在合肥周边的农村调研;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许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趁着“五一”期间的长假,合家老小外出旅游时,他却又是在安徽的农村度过的。两次来 皖,朱总理恪守诺言:不照相,不题词,不让陪餐,不准迎送,一切轻车简从,甚至,不让发消息。对于这两次总理来皖,安徽省委和省政府没有再像以往那样刻意 准备,更没挑选“亮点”甚或造假给总理看,安排考察的地
方,既不是最好,又不算最差,因此具有着普遍的代表性的。

  这一年的七月十八日,朱总理第三次踏上江淮大地,他带领教育部、财政部、农业部等十多个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省长许仲林的陪 同下,驱车前往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发轫之地阜阳地区。这时阜阳地区,已改为阜阳市,他们来到了有着三十多年历史的阜阳市颍上县十八里铺乡宋洋小学,重点考 察税费改革试点之后义务教育的目前情况。望着教室里空落落的几十张破旧的课桌,朱总理显然有些诧异,他问校长王伟:

  “怎么没有凳子?”王伟解释说:“为了节约经费,凳子都是学生自己带。现在放假了,学生就把凳子都带回家了。”

  那些破旧的课桌油漆几尽脱光,而且全没抽屉,为了放书,不少笼屉竟是简简单单用线绳穿织而成的。

  “这些课桌有多少年历史了?”朱总理若有所思地问。

  “二十年了。”

  “二十年都没有换过吗?”

  “没有。”

  朱总理伸出手,下意识地要去摸一摸面前的课桌,就在这一瞬间,记者按动了相机的快门。从后来《安徽日报》发表的这张图片看,简陋的教室里,看不 到讲台,站在单薄而破旧的课桌后面的王伟校长,在回答着总理的提问;双手轻抚桌面的王太华书记,那一刻心情的沉重突显画面;从繁华的大上海走出来的教育部 长陈至立,聚精会神的目光中露出不安;曾表示用中央财政对地方转移支付以支持税费改革的财政部长项怀诚,面部的表情,显然是十分复杂的。

  “这个学校在县里是什么水平?”朱总理问王伟。

  王伟答:“中等。”

  朱总理沉默良久,摸着斑驳的桌面感慨道:“很艰难啊!”

  那天下午,朱总理就在这所宋洋小学里,召开了一个农村基础教育的专题座谈会。当场听取附近的乡镇干部和中小学教师,对义务教育的意见和建议。

  主持会议的省委书记王太华,开门见山。他说:“总理非常关心税费改革对农村义务教育有没有影响。今天请大家畅所欲言,要讲真话,不怕讲错话,但绝不能讲假话。”

  王太华的开场白,使在座的干部和教师多少有点意外。因为过去每逢市领导来检查工作,县里乡里总是早早就打起招呼,只许说成绩,不许说问题,更不 准随便说,如今来了国务院总理,省委书记却要大家畅所欲言,要求讲真心话,不怕讲错话,特别强调不能讲假话,这几句话一讲,讲得不少人心头一热,有的差点 掉下泪来。

   颍上县江口镇党委书记李敬业打了头炮。他说,他是打心里拥护这场税费改革的,希望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改善党群干群关系,推动农村各项事业的 进一步发展,但是改革之后,镇村两级的正常运转却有了很大问题,正想找个机会把意见提上去,想不到总理亲自下来了,太华书记又把话说得这么恳切,他也就打 消顾虑,坦率直言了。

  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地处偏僻,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财政供养人员和教师工资过去就不能按月发放,税费改革后,困难更大,去年七月到今年六月,已经欠发教师津贴七十二万元。”

  朱总理认真听着,这时问身边的宋洋小学校长王伟:“你们学校教师工资欠发吗?”

  王伟说:“九八年和九九年,各欠两个月工资,2000年欠了四个月工资,今年上半年的都发了。”

  “过去八个月的都补发了吗?”

  “没有,挂起来了。”

  朱总理望着王伟又问:“教师每月发到多少工资?”

  “最高的六百元,低的三百元。”

  “还有其他补助吗?”

  王伟实话实说:“没有。”

  一位乡干部接过王伟的话,忙向朱总理解释:“有的教师家里有承包地,还是可以增加一些收入的。”

  朱总理听了,语调严厉地说道:“不能因为有承包地,就可以拖欠教师的工资呀!”

  插嘴的乡干部感到自找没趣,显得灰头土脸。

  接着,十八里铺乡党委书记罗士宣发言。他谈到目前农村中小学存在的四个突出问题:一是危房改造难;二是学校布局调整资金缺口大;三是教师工资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四是“两基”(基本扫除文盲、普及九年基础教育)欠账较多。

  朱总理一边听,一边思索,突然问坐在边上的夏桥镇小学校长张勇计:“学校向学生是怎么收费的?”

  张勇计说:“一、二年级学生每学期交一百四十元;三、四、五年级交一百六十元。”

  “收的都是什么钱?”朱总理追问。

  张勇计说:“以小学五年级为例,每学期,每个学生,杂费五十元,书本费四十九元,作业本十元。”

  “还有别的吗?”

  “还要向镇里交上四十元。”

  “为什么要向镇里交呢?”朱总理转过身问,“镇长来了没有?”

  听说夏桥镇镇长没来,朱总理就问江口镇党委书记李敬业:“学校也向你们交钱吗?”

  李敬业说:“要交三十五元。”

  “为什么要收这个钱?”

  “主要是用来返还教师工资。”

  朱总理转身又问王伟校长:“你们学校也向镇里交钱吗?”

  王伟说:“不交,但收的费中有一部分是要顶教师一个月的工资的。”

  “其他学校怎么样?”朱总理决定来个刨根问底。

  六十铺镇小学校长陈乃平说:“我们是交一部分留一部分。”

  通过和乡镇干部、中小学校长的面对面座谈,朱总理终于发现,农村有不少中小学的收费,大大超过国务院下文规定的农村义务教育收费的标准。他沉吟片刻说道:“感谢大家,让我了解到了真实的情况。”

  十八里铺中学教师吴多顺,这时发言:“我是一九九二年师专毕业的,现在月工资只有四百六十五元,比县直中学的教师低一半,比市里的中小学教师低的就更多。”

  颍上县教委主任陶俊之,接着说道:“农村中小学教师质量不高、年龄偏大问题普遍。一些学科教师紧缺,最近二十年,全县就未分配到一名本科毕业的外语教师。”

  朱总理一直认真地听着大家的发言,在结束这个座谈会时,他不无感慨地说:“看来,农村的基层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农民负担 能不能减轻,义务教育等必要的投入能不能保证,这应该成为我们检验税费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这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得另想办法,只是千万不能在农 民的身上打主意了,也希望安徽在这方面探索出新的经验来。”

  分手时,朱总理已经上了车,只见他突然从车窗里又探出头来,声音低沉但很坚定地说:“谢谢大家对我们说了真话,使我们了解了很多过去所不了解的实际情况。

  很对不起大家,让你们受委屈了。我们回去一定想办法。”

  说得在场的干部群众无不动容,大家用力地鼓掌,含着泪水目送总理远去。

  这以后,朱总理还到了安徽省的庐江县新渡乡,与农民进一步地恳谈;回到合肥之后又听取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

  在汇报会上,他首先对安徽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中敢为人先、知难而进的精神,以及取得的喜人的成绩, 予以充分肯定。同时指出,农村税费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而且又是在当前市场粮价持续下降、农民增收渠道不多、乡镇财政普遍较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 需要我们解决好不少棘手的问题。农村税费改革离不开国家财政的支持,但全面推进这项改革,又必须考虑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从安徽等地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情 况看,不仅在改革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在将来要巩固改革的成果,切实防止农民负担的反弹,这与农村各级党政干部素质的提高和工作作风的转变密切相关。如果安 徽在税费改革中既减轻了农民负担,又保证了义务教育等各项事业健康发展,还培育了广大干部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正气和作风,这就在全国带了一个好头,也就 为我国的改革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朱总理最后说:中央寄希望于安徽。中央决定,农村的这项改革,必须在安徽全省试点取得明显成效,并总结出成熟经验的基 础上,才能在全国进行,否则,贸然推开,就可能出现较大风险,欲速则不达啊!

  这年十月,安徽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省城召开,会上传达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这就是:从今往后,义务教育实行“分级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方针。明确规定: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由乡镇改为县级财政承担。

  为支持安徽省继续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2000年中央财政向安徽提供了十一亿元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2002年增加到十七亿元。

  尽管这种支付,对正将这场改革全面引向深入的安徽省财政所暴露出来的巨大的缺口来说,不过只是杯水车薪,但是,“输血”搞改革,也决非中央政府 推行这场改革的初衷。中央原本打算通过农村税费的合并、暗费变明税的办法,来进行地方支出总量的控制,以期既减轻农民负担,又逼迫县乡尤其是乡级政府精简 机构和人员,然而正如农业专家陶然所指出的那样,当这场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全面引向深入,当被改革者做起了改革的执行者角色的时候,管制型统治模式的弊端 就会暴露无遗:中央、地方和农民,不会携手寻求三方利益的最大化,都只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这其中处于最弱势地位的,自然就只有农民!

  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严重脱节而未作修补,县级财政依然捉襟见肘的今天,巨大的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由乡镇转移到县财政承担,能解决问题吗?

  事实是,安徽的一些地方官员私下透露,现在有的地区已经开始出现村级开支“一事一议”范围的扩大和标准被松动的情况;有些地方,甚至默许乡政府 和村委会拍卖公共财物来填补财政缺口,而对于公共财物的界定农民永远没有发言权的,以致出现农民在自己的田间地头种树还要再向村里“赎买”回来的事情;甚 至,明火执杖地,新一轮的向农民公开集资的现象再次发生……

  原有的矛盾并未化解,新的问题又浮出水面。

  如果将这一切都解释为农村干部的素质和作风问题,这对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来讲,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第九章:敢问路在何方–1 市场不相信眼泪

 何开荫在写给中央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就这样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次税费改革方案的最大缺点,就是没有建立起增收机制。”

  安徽在实施试点时,显然注意到了加大对农业的扶持,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快农业科技的进步,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总之,想方设法让广大农民增产增收,尽快富裕起来。

  他们没有忘记小平同志的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当然,这种发展,应该是可持续性的发展。

  调整农业结构给农民带来的好处,是立竿见影的。我们在开始接触这个话题的时候,正是合肥市属三县的瓜农“谈瓜色变”的时候。一年之前,合肥市场 上的各种西瓜都卖了一个好价钱,于是那些不去研究市场规律、至今没有从传统农业的束缚中走出来的瓜农们,就盲目地蜂拥而上,这一年合肥地区的瓜田,一下扩 大到十八万亩,总产量高达两亿七千万公斤,而合肥市民日消西瓜只在一百五十万公斤,加上这些西瓜的品种基本上属于普通的中熟瓜,品种一般,产量太大,上市 的时间又太集中,辛苦了几个月种出来的西瓜,一角钱一斤也卖不出去,出现一个大西瓜不及半瓶矿泉水值钱的怪事。瓜农落下了伤心的泪水。

  为尽可能减少瓜农的损失,省市新闻媒体呼吁市民多吃西瓜,合肥市政府也作出非常决定,在西瓜大量上市时,允许运瓜的小板车、拖拉机和各种农用车进入市区,交通警察还对瓜农实行了“一卡不设,一分不罚,一路绿灯”的特殊政策。

  一时间,这座创建文明城市的活动走在全国前面的城市,朱镕基也盛赞“那里的环境特别好,空气清新,环境整洁”的合肥市,整个乱了套:一街二巷,到处可以看到拉着西瓜篷满灰尘的各种车辆,“肆无忌惮”地往来穿梭……

  社会呼吁市民多吃西瓜,不讨价还价地怜悯瓜农,甚至不惜牺牲省城正常的秩序为瓜农提供方便,此番义举,以及市民们自发的慈善行为,都是十分感人 的,这种同情心,当然是要提倡的,在困难时刻帮农民兄弟一把,也是理所应当的。问题是,市民相信眼泪,市场不相信眼泪。靠善心扶不起一种产品,靠道德更兴 不了一个行业。市场的问题,终归还得靠市场的手段来解决。

  就在众多瓜农为西瓜滞销而愁眉不展之时,讲究科学种田的市郊三十岗乡,他们种出的“京欣一号”、“早春红玉”和“小兰”等优质西瓜,在市场上一露面就成了抢手货,价钱直线上升,竟卖到了一元钱一斤,而且,登堂入室,打进了省城的各大超市。

  同样是西瓜,一边是惨淡经营,一边却成了大家争相抢购的“香饽饽”。这在2001年七月的合肥,形成十分强烈的对比。

  毛泽东说:穷则思变。其实思变的,只是那些“先觉者”。

  三十岗乡地处江淮分水岭,岗冲交错,原是合肥市郊区一个偏远贫穷的农业乡。他们在科研机构的帮助下,不仅培育出了优质的西瓜,还为这些西瓜注册 了商标。随着生产品种不断地扩大,他们先后培育出的鲜草莓、鲜水果、新鲜蔬菜以及特色南瓜和玉米,都拥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的注册商标。

  一个地方的农产品,上升为一个受法律保护的知名品牌,这在安徽,乃至全国,还都是一件新鲜事。

  肥西县紫篷山下的农兴镇,是安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中,调整农业结构使农村面貌变化比较大的一个乡镇。在那里,我们见到了镇长蔡家德,和下来指导工作的县农办主任刘大山。

  蔡镇长介绍说,“农兴”这个名字,看起来振奋人心,但长期以来,它不过是这里农民的一个梦想。全镇有五分之二的面积是山区,大大小小九十四座山 头,农业生产的条件很落后,基本上还是在吃老天爷的饭。二十四个行政村,就有半数人、地、牲畜缺水,不搞农业结构的调整,可以说,就没有出头的一天。镇领 导班子经过反复调研,最后理清了发展思路,这就是:“压水扩旱,压粮扩经,压常规扩优质,压单一扩混种;调优种植业,调强养殖业,调大林果业,培育加工 业。”

  刘大山饶有兴趣地给我们讲起今天的农兴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怎么“玩”起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花色点子”,举办起各种各样的“野货”:野荠菜、野蕨菜、野马齿菜、野苋菜、野菊苣,还饲养起了野鸭、野兔、野山鸡……

  在农兴镇上塘村,我们访问了苗木专业户余成宴。余成宴属鸡,四五年生,五十七岁了。他家的承包地就在山坡上,因为多半用不上水,过去一直是以种 棉花、点花生和侍弄山芋营生,单产只收到五六百斤,日子过得很紧。前几年,在镇里的倡导下,他小心翼翼地摆弄起花卉苗木,起初只是“黄鼠狼娶亲——小打小 闹”。税费改革之后,县委县政府选中了农兴在内的上派、桃花、山南和柿树几个乡镇,集中发展园艺苗木,市里还特意从农业大学请来了专家教授,免费为大伙培 训,余成宴动了心,干脆把承包地全拿出来,大搞园艺苗木。结果,一年生,两年熟,这位种了大半辈子棉花、花生和山芋的道地农民,现在成了远近闻名的“苗木 能人”。他指着满山遍野油光碧绿的林子,自豪地说,“那是一万五千棵香樟,市场上很抢手,栽上一棵这样的香樟,苍蝇、蚊子都不会有;一棵就是二十多块钱 呀,一万五千棵,卖个三四十万元不成问题。香樟那边,是冬青,也不少于两千棵。”转过身他又指着阳光下色泽鲜艳的场地说,“看到了吧,那是全红紫薇,五千 棵;旁边的,是乌桕,也有三千棵。我现在经营了十多亩,别人出地、出力,我出资、出技术,用城里人话讲,我这‘蛋糕’是越做越大了,其实在全县,我还算不 上最大的。”

  在领着我们四下参观的当儿,他腰间的手机不断响起,不是来向他取经就是联系业务,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

  在粮价日益低迷,种粮食已无法使得农民变得富足的今天,农民渴望调整种植结构的心情是十分迫切的,但他们毕竟受到太多因素的制约,不知道外面的 世界,更无法了解市场的需求,大多数的农民依然是一筹莫展,这就需要一批领头羊,带动起周围一批农民及时地调整了产业结构;也正是由于安徽的农村中,有了 这样一批既有市场经济头脑,又懂得用科学种田的“能人”,许多地区才会出现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生机勃勃的局面。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们都很难相信这样的事实:肥西县清平乡神灵村种植大户吴正仓,从中国农科院植物所引进的人参果,亩产居然创下了十六万元的破天荒纪录。

  不过,暴富的吴正仓头脑还算清醒。他说:“这样的价格肯定是极不正常的,随着各地农民大面积的引种,估计价格会迅速下滑;但即使跌到每公斤四五元,一亩田好歹也可以收入上万元,依然比过去种田划算。”

  正如吴正仓所料,当肥东县解集乡阚集村的农民知道人参果是个宝,开始了大面积地引种,第二年,人参果在合肥市场上的形势就不容乐观,因为数量过 大,又毕竟是鲜果,不宜久放,价格就只好“随行就市”,于是走运的还蒙个高价,每公斤卖到五十元,卖到后来就不值钱了,一公斤能卖到两元也就不错。这以后 全国迅速发展到十三个省市,大家都在抢着种植人参果,市场上的售价就趋于混乱,有的地方甚至是在相互倾轧,低价倾销了。

  人参果后来价格的跌落,大大出乎吴正仓的意外,“一亩田好歹可以收入上万元”的希望却并未成为预言,他和一部分农民虽然因为较早地引种了人参果,奔上了小康,但随着这种技术的迅速地推广,人参果最后变成了许多农民的“伤心果”。

  农业技术推广的过程,竟成了农民减收的过程,科学种田并非就一定会增加农民的收入,听上去,这有些让人难以思议,但是市场经济的规律确实又是这样深奥得很,里面充满了辩证法。

  于是,人们渐渐认识到,搞结构的调整,适当地压缩粮食的面积,决不意味着以往粮食抓错了,调整结构也决不只意味着调整粮(食)经(济作物)比 例,理解是多种一点什么,或少种一点什么,甚至并不意味着仅是调整农产品的品种品质,而是要改变过去结构趋同的状况,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

  合肥市在实施农村税费改革的第二年,就从市财政中切出五千万元作为“支农专项资金”,有计划地引导郊县农民进行农业结构的调整。合肥市清醒地看到,自己处于省级集散中心位置;

  与本省其他地区,与外省市,乃至与国内外的农副产品市场,都有着广泛的、密切的、全方位的商贸、物流和信息上的交流。基于这种区位优势,合肥市在郊县培育出了五大农产品基地:

  发展三万亩草莓、两万亩食用菌、五万亩反季节甜西瓜和十万亩樱桃番茄、彩色辣椒、结球生菜、杂交毛豆的特色作物基地;发展一万亩红菱、一万亩蔺 草、两万亩池藕、两万亩荸荠的水生作物基地;发展五万亩黑花生、五万亩黑山芋、五万亩黑黄豆的黑色作物基地;发展五万亩雪枣、大紫枣、水蜜桃和优质葡萄的 林果基地,以及四万亩花卉苗木基地。

  合肥市的这种宏观农业结构的调整,可以说是大手笔!

  大别山区的金寨县,是个有名的“将军县”,又是个出了名的贫困县,这两年他们大力发展蚕桑和板栗,老区的农民开始走上了脱贫之路;当涂县农民, 利用稻田、水塘养殖螃蟹,规模逐年扩大,渐成气候;涡阳、蒙城和利辛三个县,因为大张旗鼓地发展养牛事业,也已经成了我国著名的“黄牛金三角”;神医华佗 的家乡亳州市,苦心经营中草药,更是闻名海内外……

  也有靠种粮种成了“百万富翁”的。在凤阳县黄湾乡后陈村,我们见到了被省委老书记王光宇唤作“陈百万”的陈兴汉。“陈百万”认为,当农民,就得要种地,不务农,咋叫个农民呢?

  现在他在黄湾的淮河边上,承包了附近农民的一千二百亩耕地,为实现农业机械化,他先后购买了旋耕机、播种机、联合收割机、大马力的拖拉机,以及 “小四轮”和农用汽车。他还筑堤兴圩,建起了排灌站,确保夏秋两季旱涝保收。最好的一年,他竟收了一百二十万斤稻谷、六十八万斤小麦,被滁州市委、市政府 誉为“种粮状元”。

  “谁说种粮不能致富?”陈兴汉自豪地指着他家的二楼说,“种粮不光富了我一个,这一片的父老乡亲也都富了。我的这个楼上,就接待过二十八个国家来华的客人;朱基总理也曾来作过客!”

  毫无疑问,从已是全国劳动模范的“陈百万”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今天党的富民政策的深入人心,又深得人心。

  当然,毋庸讳言,现在安徽广大的农村虽然已经进行了税费改革的试点,却还是同中国广大的农村一样,减收的因素依然太多,而增收的因素太少,立竿见影的增收措施就少而又少。并且有着太多的“陷阱”。

  因此,如果说结构的调整,需要调整的,就远不是农业内部的结构,它还应该包括城镇建设,义务教育,乡镇企业,非农产业,劳动力结构,资金、金融 和经营方式等等,特别是,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对立、分离的不平局面。中国需要进行一次制度革命,解放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让更多的 中国农民看到进城的希望,并最终让他们告别世代繁衍生息的封闭乡野,融入到城市化的洪流之中去。

  前方的路,还很长,很长。

第九章:敢问路在何方–2 在辉煌与富足的背后  

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同样也是劳动力资源的大省。中央部署安徽省开始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2000年,全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超过一千万人,已占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可以肯定,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这一比例,将会进一步扩大。

  如何开发农村劳动力的资源,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已不仅是减轻农民负担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事关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战略性的大问题。因为中国的
现代化进程,不能抛下农民;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种田出现经营性亏损,农民负担又造成务农效益的进一步低下,一家农户就那么点地的种田模式对农民的吸引力正在丧失;城乡之间巨大的落差,就更加 使得许多农民将世世代代视之为生命的土地,看作是一种“负担”,于是一个人数惊人的农民大军,便浩浩荡荡,背井离乡,冲破了各种人为的铁壁铜墙,涌进了中 国各地的城市。

  走进了城市,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只能寄生在城市的屋檐下。城市的“低保”、“医保”、住房补贴以及各种各样社会福利的温情的大网,依然将他们拒之门外。

  不可逾越的户籍制度,注定他们只能成为城市的“候鸟”。

  国家统计局一项统计表明,我国跨省流动人口已经超过一亿两千万人。在这些跨省流动的人口中,川、皖、湘、赣、豫、鄂六省流出的人口,占到了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九点三,超过了总数的一半。安徽流出的人口已位居全国第二。

  安徽现有两千七百多万农村劳动力,其中就有七百多万在外地打工就业。在这七百多万个民工中,仅上海市的就高达一百二十五万多人,占到上海外来民 工的三分之一。而这只不过是官方的统计数字,事实上,有很大一部分安徽的民工已经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又把妻子儿女带往上海,实际在沪的安徽民工已远远超过 二百万人。在中国东方的这座大都市中,只要有能容纳民工的地方,就一准能找到“皖军”的影子。

  七百多万外出务工的安徽农民,为外地创造的GDP,若按每年每人五万元计算,总值便是三千亿元,这几乎相当于安徽省一年的GDP总值,就是说, 外出打工的安徽民工,每年都在安徽的境外创出一个“流动的安徽”;而他们打工所取得的工资性收入,每年汇往家乡的,至少也在三百亿元左右,显然又高出了安 徽地方财政的收入,也就是说,这些在外打工的安徽农民,每年在外边创出一个“流动的安徽”的同时,还又创出一个“回归的安徽”!

  在我们所到的那些偏远的农村里,常常会在一片破败陈旧的农舍中间,发现几处鹤立鸡群让人眼前一亮的楼房。这些楼房,不用去问,它的主人不是享有特权的乡村干部,便是有外出打工者的人家。

  安徽要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的跨越,就不能不重视和用好这支进城的民工大军。事实上,安徽省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上的起步是较早的,随 着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入,省委和省政府相继出台了许多相关的文件,大力表彰“走四方”的“农民创业之星”。省农委,省劳动保障厅,省民政厅,省公安厅,省交 通厅和省建设厅,也都先后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当欧美各国的学者云集日本箱根,系统而又认真地讨论关于现代化的问题时,中国却正困在一场天灾人祸造成的大饥馑中,接着 又爆发了灾难深重旷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所以,在我们开始为实现现代化而进行一场改革时,甚至并不清楚,中国要想现代化,尤其是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农 业人口首先必须大量减少,农村剩余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势必将成为当今中国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农业人口只占到全国总人数的百分之七;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经济发展是历史上最快的,这也正是它的农业人口由占总数的百 分之八十五减到百分之十五的时候;我国的台湾省也不例外,它的高速发展,同样是在农业人口从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减到了百分之十五的这一时期。

  中国目前有十三亿人口,农业人口占了九亿,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就占到五亿多,乡镇企业只解决了几千万,农业生产也只需要一亿多,还有三四亿过剩劳动力有待流出。

  因此可以说,只有大批的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成为市民,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希望。然而,今天中国的城市对于亿万打工的农民来说,还不可能会是爱的 驿站。他们绝大多数人享受到的,还只是漂泊的生活和失落的情感。他们不可能真正做到“跟城里人平起平坐”,一些人利用政府赋予的职权,对他们吃、拿、卡、 要,最让他们寒心的,还是身前身后布满的种种陷阱:没完没了的加班却没有加班费;损害健康乃至危及生命的劳动没有起码的劳动保护设施,许多人则常常上当受 骗,干了活竟拿不到工资;更有因工负伤、患病、致残,就被一脚踢出门外了事,还有令人痛心地沦为了乞丐、妓女、吸毒贩毒者和犯罪分子……

  社会学研究专家李强等调查发现,仅2002年,在北京打工的外来民工,大约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拿不到工资,或是被拖欠工资;由于各种原因,有 百分之三十六点三的农民工出现过身上一文不名的现象;有六成民工每天劳动时间超过十小时,三分之一超过十二小时,百分之十六在十四小时以上;百分之四十六 的人生过病,而百分之九十三的人单位未付分文医药费。

  这些竟然都是发生在中国的国都北京!

  无数外来的民工,用他们的汗水、泪水,心力交瘁地创造着一座座城市的辉煌与富足,但我们城市的一些人,却让各地的农民工懂得了什么叫“为富不 仁”。同在一片蓝天之下,人与人之间那种应有的平等、互助、友爱、尊重和谦让,就这样被无情而又彻底地打碎,甚至没有为他们留下多少怜悯与温情。

  我们已经来到了二十一世纪,沐浴着新的世纪新鲜的太阳,但是我们却依然是被这样一些消息所困扰,所震惊:农民人均纯收入继续在下降,国民收入苦 乐不均的现象变得愈来愈突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痛切地指出,中国已经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国家;公众对收入分配现状已经产生不满,百分之七 十以上的人认为“贫富悬殊”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

  当今之中国,凡有能力的人,几乎就没有愿意待在农村的。头脑灵活的,通过考学进入了城市,有点门路的也都通过招工、投亲或是打工涌向了城市。上 个世纪八十年代为什么乡镇企业蓬勃兴起?主要是当时的农村积攒了一批人才。但是这以后,农村的人才不断外流,乡镇企业的人力资源难以为继,创造精神和创业 资源的贫乏和枯竭,这无疑是近几年乡镇企业后劲匮乏的重要原因。

  城乡差别使一个国家的财富资源在城市高度集中,财富资源不仅包括人力资源,同样包括实物资源。因此,与人才一起流走的,已不仅是农村中的优秀人 才,更有大量的资金。从我们掌握到的数字看,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四年的十年间,净流出农村的资金累计,就高达三千零五十七亿元,年均三百多亿元!

  有消息表明,公安部早在一九八五年就开始起草《户籍法》了,以期彻底填平横隔在城乡人民之间的这条不平等的鸿沟。可是,漫长的十八年的岁月过去 了,中国农民望眼欲穿的《户籍法》,却至今不见出台。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各部门的阻力太大,废除农业户口和非农业人口的二元结构,几乎遭到政府各个部门的一 致反对。

  看上去,不可思议,其实,说到底,是我们有不少的政府部门,死抱着在计划经济时代已经得到的那许多部门利益和传统特权不放,宁可抱残守缺,也不肯有所作为。

  令人不安的是,随着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压力在加大,各地城市普遍采取了“腾笼换鸟”的办法,或辞退农民工,或限期使用外来民工,甚至增加限制 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和职业范围,导致外出找不到工作而返乡的民工逐年增多。这是我们今天的统计数字没有包括在内的一个庞大的农业失业群体,这个群体的人数 是大大超过城市失业和下岗职工的人数的!

  只要农业的社会保障一天得不到解决,没有一种新制度来安排解决依然留在农村的农民们的生老病死,农民就只能依存已经十分有限的土地。尽管这种依 存是十分被动的,更是无奈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今天中国的农业仍是多数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贫富悬殊就必然会被进一步拉 大;如果城市的产出,农村市场无法接受,我们商品的全面过剩和通货紧缩将不请自来;如果农村被长期地排除在现代化的进程之外,就极可能会使年轻的一代农 民,成为活跃的社会的不稳定源,从而加剧城乡断裂的危险,由此引发的冲击和震荡,肯定都将是灾难性的!

第九章:敢问路在何方–3 小岗村的忧虑

2002年金秋,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了。安徽省委和省政府为“减负”下的决心,不可谓之不大,做出的努力,不可谓之不苦口婆心,但是农村中的“三乱”却突然又起,而且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

  农民负担的这种反弹,来势之猛,让许多人始料不及。

  据《新安晚报》透露:从2002年八月二十日到九月一日,短短十三天,学生家长投诉教育乱收费的人民来信,就多达三百六十九件,几乎遍及安徽各 地。其中,临泉县五十三件,阜南县三十六件,固镇县三十件,太和县十四件,泗县二十一件,定远县四十六件,望江县十六件,太湖县十六件,天长县十五件,池 州市贵池区十九件……

  其实,问题的严重,远不是这些从安徽省物价局得到的群众举报,各地投诉的,还不仅仅是一个教育方面,也不光只是这一年的八九月份,自实行了农村 税费改革的试点以来,“减负”的工作一直就呈“高压”态势,可是涉农收费的问题一直依然还是困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

  安徽省价格检查所为此开展过一次涉农收费专项的大检查,检查中发现,有些地方收费的项目少则十几项、几十项,多则又是上百项;收费的部门已经涉 及到了教育、土地、司法、民政、供电、财政、税务、工商、卫生、公安等等;收费的内容也涉及到上学、建房、结婚、生老病死、出售农副产品等等。

  可以说,这是一次全面的“死灰复燃”。

  按照试点之初,省政府《致全省农民朋友的一封信》上的规定,农民建房除由土地管理部门收取五元土地证书的工本费而外,不得再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但有些地方农民在办理建房审批手续的过程中,交纳的费用项目之多、标准之高,再次叫农民无法承受,不但要收土地证工本费,还要收取征地管理费、土地有偿使 用费、权属变更费、造地费、开垦费、受益金、耕地占用税、建筑营业税等一干子税费。农民经批准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建一所房屋,各种费用需一千至三千元,有 的竟高达五千元以上!

  此外,有的农民外出务工办身份证,要被收取户籍证明费或身份证递卡费;农民结婚时,还要被强制收取咨询费等多项有偿服务费;明明是国家投资的农网改造,农民不但要出义务工、小工费甚至要出施工人员的伙食费……

  省委书记王太华又一次拍案而起。

  为巩固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安徽省委、省政府指示各有关部门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中小学乱收费、农村建房乱收费等案件,进行严肃地查处和纠正,坚决制止和有效防止农民负担出现的这种反弹。

  潜山县物价局和县教委联手超越权限,违反规定,制发了行政事业性收费文件,擅自变更中小学收费标准和范围,县物价局局长被免职并给予行政降级处 分,县教委主任和物价局业务副局长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泗县大庄镇建设所所长,寿县杨仙镇党委书记、镇长,以及蒙城县三觉镇、怀远县朱疃乡、阜南县三塔镇 等乡镇一批党政负责人,也都因为乱收费分别受到撤职、记过或党内严重警告的查办。

  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对几起较为典型的加重农民负担的案件进行了通报。通报指出,省委要求各地在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税费改革领导的同时,对 违反规定、擅自加重农民负担的案件,要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迁就。对农民负担问题严重的地方,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还要追究县 (市、区)党政主要领导的责任。通报中指出,省、市两级均已成立了涉农案件查处办公室,要求各县(市、区)也尽快成立这一办公室,并向社会公开举报电话, 以便在全省形成一个涉农问题的监督查处网络。

  这期间,我们也不断接到这两年采访过的农民朋友的来信和电话,反映他们那儿才过了几天舒心的日子,县乡和村里的干部就又把手伸了出来,各种名堂的“三乱”卷土重来。

  许多乱收费的借口甚至是让人哭笑不得,又是触目惊心的。

  在发生过震惊两省数县“大高村事件”的灵璧县冯庙镇,农民至今噤若寒蝉,乱收费不仅依然照旧,竟扬言如有上边人下来检查税改工作,不准说有问题,否则,“将对他绝不客气”。

  最不可思议的,还是临泉县白庙镇王营村后来发生的事情。王营村村民写给有关方面的告状信,长达七八千字的状纸开篇写道:

  “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已进入法制社会的今天,我们王营行政村村民的民主权利、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还在遭受着如此野蛮的侵害,请看白庙镇党委副书记李侠、镇民政办主任周占民、村支部书记王俊彬在王营的暴行吧!”

  看到王俊彬的名字,我们不由一惊。

  ——这不就是当年那位带头上访,一度被通牒追捕,开除党籍,后受到中央的关注解决了问题、恢复了党籍并被选为村支书的王俊彬吗?

  怎么在王营“被迫无奈又一次举行集体上访”时,当年的这位上访的领袖又成了被上访的对象呢?

  从状纸上看,王营村今天又一次出现干部私闯民宅、扒粮打人的事,并隐瞒国家下拨的“灾歉减免款”,村民们提出意见后,镇村干部恼羞成怒,依然故伎重演,动用执法机关上门抓人。

  告状信在陈述了“灾减款事件”后,这样写道:

  “农业税灾歉减免款,是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在大灾之年拨下来减免灾区农民农业税的专项钱款,这是为了让农民休养生息,当然也为了让农民在大灾之年 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知道党和政府时刻在牵挂着农民的生活生产,时刻都在关注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钱上也敢做文章的官们,他们搂走的,就不是一笔 普通的资金,那是党和政府对灾区农民的一片爱心啊!”

  读后,心潮难平。王俊彬前后角色的转换,也让我们陷入了痛苦而良久的沉思。

  难道说我们当今中国农村旧有的体制,真的就是一潭“魔水”,它可以使一切陷入其中的人变得面目全非?

  这使我们想到2001年春天的小岗之行。那是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会议即将在合肥召开的日子,我们极想知道,二十多年前曾经引发了那场震惊世界的伟大变革的发祥之地——“中国改革第一村”,今天的情景。

  提起过去的农民负担,严宏昌同我们见过的那些村长一样,把头直甩。他说,“小岗的出名,就出在领头搞了‘大包干’,‘大包干’的三句话,如今已 经是家喻户晓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想不到后来的麻烦,也就出在这三句话。上面刮下来的所有的‘三乱’风,就没有一项,不是打 着国家和集体的幌子,后来就没法子可以‘交足’‘留够’了。你喂猪吧,生猪税,又多又烂,气得村民最后干脆不喂;谁家买了辆拖拉机,交齐机械管理税还不 算,你上不上公路,养路费,监理费,检测费,少了哪一项也不行;不管你田里有没有‘特产’,也一样全都得交‘特产税’。”

  “当然税改以后,这些乱七八糟的这税那费没有了,可是,村级收入普遍下降,新的问题又出来了。”

  严宏昌说:“现在村里的办公费,一分钱没有。镇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返回给小岗村的经费,一年也就只有三千零八十块钱。”

  他把右手伸在我们面前,扳着指头,算了一笔细账:“村干部七人。支书,主任,文书,每人年薪一千八;另外四个人每人年薪就只有一千。这样的工 资,不能说是多吧,可仅这一项加在一起,也得要九千四百元。村里没有能攒钱的企业,村干部工资首先便没了着落;优抚对象的补贴、贫困户的救济,自然全成了 问题;再说村里还有三个‘五保户’,每户每年要一千八,三人一年就是五千四,这笔供养费也就难兑现。”

  他无可奈何地说了句顺口溜:“现在是,国家财政扶摇直上,县级财政摇摇晃晃,乡镇财政没啥名堂,村级财政一扫而光。”

  他苦涩地笑了。说道:“为搞好这次税改试点工作,中央和省里都拨下来专项资金。村级建设专用款,凤阳县拨来二百万,大村小村一律拨下了五千元, 这显然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了。但是缺口太大了,总归还是无济于事。当然,作为小岗村的干部,我们再困难,也不能再去向村民们要,村里的‘一事一议’也不能 超过规定的十五元钱。税改第一年,一部分村干部想不通,就撂了担子,梨园村的支书和一个副村长,严岗村的副村长,东庄村的村干部,就先后进城打工去了。这 两年,我从村里总共报销了十六块钱,那还是去祝贺我们小溪河镇居委会成立;上县开会,没办法,全靠掏自己腰包;仅是陆陆续续为村里添置办公用品,我就已经 掏过二百多元钱了。”

  我们听了甚感意外。就问:“你就是按时足额拿到那一千八百元‘年薪’,每月只摊到一百五十元,这点钱,就是养家口也成问题,外出开会,添置办公用品,还都要自己破费,日子怎么过?村长还怎么当?”

  严宏昌朗声笑道:“靠孩子,靠老婆。”

  他甚至透出几分自豪:“老二严余山和老三严德兰,兄妹二人早年就闯深圳,现在都干得不错,严余山还在一家企业做上了管理工作;老五严德锦,在省城电视台也当上经济记者;爱人段永霞也一直在搞家庭养殖,养鸡养猪,收入也不赖。我这个村长全靠他们支持。”

  告别小岗村回到合肥,我们一直在想:这可是小岗村啊!严宏昌们为爱护“中国改革第一村”的殊荣与形象,可以这样大公无私,可以表现得高风亮节, 有这种觉悟和境界,有这份光荣和责任,相信他们即便再苦,再难,也决不会再去掏老百姓的腰包。可是,这显然并不能说明,更无法保证其它地方的村官、乡官和 县官们,都会像严宏昌们一样的“克己复礼”,一样的“委曲求全”。在税费改革的“风声”比较紧的“高压”态势之下,有些人可能会变得收敛一些,但如果中国 农业体制和政策上的那许多弊端与缺陷,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农民不合理的负担想要得到彻底制止与有效防止,几乎是不大可能的。农民负担的这种反弹,看来 只是迟早的事!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尚且如此之难,那么,又怎么才能解决农民富裕、农业现代化,解决城乡迅速扩大的问题呢?

  这样看,搞税费改革,给农民减负,乃至科学种田、进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些显然都是非常必要和近切的,但它显然又都还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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