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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调查(8)(朱熔基推荐的禁书)(陈桂隶/春桃)2011-05-29 10:4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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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寻找出路–2 进了一回中南海

 

何开荫思来想去,最后下了一个决心:直接进谏中央。

  最后他把这篇新写的文章再次定名为《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些设想》,交给了新华社安徽分社的记者沈祖润。他认为,这种文章交给这样的新闻机构比较合适。

  果然,新华社很快就出了“内参”,《人民日报》还为此编发了专门的“副页”,接
着,国务院研究室一九九年二月十七日以一期《决策参考》的篇幅,将他文章中的观点和论证,作了最详细的综述。并醒目地写道:

  “何开荫同志认为,如果实行这个办法,定能使农业走出多年徘徊的困境,但这是一个较大的动作,当前形势要求稳定,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他要求向国 务院领导同志反映,取得支持。如能选取一个县试点,相信必能与‘大包干’一样得到群众的肯定和欢迎,至少是在粮食产区可以不推自广。”

  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转发“内参”与“副页”,国务院研究室编发《决策参考》的同时,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张学涛也将何开荫的这篇文章刊发 在他们办的《政务内参》上。转发给中央决策层的那些内参,省里不一定就能看到,但刊发在本省《政务内参》上的这个《设想》,还是引起了安徽省委和省政府领 导的重视。省委书记卢荣景作了批示,建议有关部门的同志论证一下;省委副书记孟富林明确指出“何开荫同志写的这篇文章很好”,也提出请省农经委邀请有关部 门和专家研究一次。常务副省长邵明、分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汪涉云,都希望组织有关专家论证并在小范围试点。主管工业的龙念副省长更是旗帜鲜明,在看到《设 想》文章的一周时间,就先后作出两次批示,充分肯定:“这是一项重要的建议”;明确表态:“我赞成在个别地区试试。”

  总之,省委、省政府不少领导都是十分重视的。遗憾的是,当时的形势正如国务院研究室编发的《决策参考》上所说:“这是一个较大的动作,当前的形 势要求稳定,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由安徽省农委牵头的专家论证会虽然召开了,会上,论证更多的并不是何开荫的那些改革设想对深化农村改革是否有实际意义, 而是它与当时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着的“治理整顿”工作是合拍还是相悖。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在治理整顿期间,还谈论什么“深化改革”呢!

  于是,省农委以组织名义,向省委写了一份论证报告,报告认为,何开荫同志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那些设想并不符合现行的政策法规。

  由于论证会的否定,省委主要领导再没出面过问。其他想问的省领导也就不便再问。何开荫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就这样被束之高阁,不了了之。

  何开荫感到一种报国无门的无奈。

  一九九一年元月,何开荫论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文章荣获了国家科委征文二等奖,进京领奖期间,他被意外地邀请前往国务院研究室汇报工作。这消息使得他兴奋不已。

  那一天,是一九九一年二月二日。他平生第一次走进了神圣而又神秘的中南海,来到紧靠紫光阁的工字楼。接待他的是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经济组组长余国耀。

  何开荫汇报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农业“大包干”的设想及具体思路,从建议实行耕地的长期承包责任制,到建议实行农业税费统筹的改革,到建议取消粮 食的国家定购和粮食价格的双轨制、全面彻底地放开农产品的市场和价格,直谈到建立健全以科技为支柱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区域规模的农村商品经济,还谈到 进行农村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坚冰。

  谈到这些近年来他一直在潜心研究的课题,何开荫就有说不完的话。

  余国耀认真地听着。当何开荫谈到他终于把自己多年的思考写成《关于农村改革的一些设想》一文时,余国耀告诉他,李鹏总理也在《决策参考》上看到 了这篇文章,并对文章的观点很赞赏,李鹏总理还在同研究室农村组座谈时提到了何开荫有关“什一”税的建议,说道:“粮食合同定购改为国家定购,是强调农民 对国家做贡献尽义务,数量不变,保证一千亿斤。有人建议下步改为征实,实行什一税,将来产量到了一万亿斤,按百分之十征实就是一千亿斤。中国自古就有什一 税。专家们提出建议采取这种办法,以固定农民与国家的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究竟采取何种办法,要从长计议。”

  何开荫听说自己的建议引起了总理的重视与赞赏,真是备受鼓舞。就很想更多地了解一下上边对他文章的各种反应,这时,余国耀谈出了请他来当面汇报的初衷。

  余国耀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个思路变成一个可操作的方案。对于总理‘要从长计议’的话,我的理解是,因为当前仍处于治理整顿期间,不宜采 取大动作;而且对这个思路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因此,我建议,你可以作进一步的深入调查,详细论证,拿出一个可操作的措施方案来,向省委、省政府领导 汇报,先搞试点。最好在一个县范围内试点,或者先搞一个乡镇也行。如果试点成功,下边的文章就好做了。”

  余国耀的话说得何开荫格外的振奋。只是考虑到自己一个人跑到中南海,接下这么大个任务,似乎名不正言不顺,就问:“能不能请总理签一个文字意见,这样我回去好有个交待。”

  “不合适。”余国耀解释说,“如果领导签字后,那就变成中央的意图了,不仅你们安徽可以搞,别的地方同样可以搞,都搞就会出乱子。用你的思路,定你的方案,搞你的试点,效果会好一些;别人没有这个思路和设想,如果只是靠照葫芦画瓢,就不一定会搞好。”

  何开荫想想,也有一定的道理。他很理解地点了点头,说,“我明白。”

  余国耀又鼓励道:“农业‘大包干’就是你们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先搞起来的,一个小岗村试点成功,很快就风行全国。从这一点看,只要符合国家和广大农民的利益,哪怕只是一个村试出的好办法,也是可以不推自广的。”

  谈到大包干,何开荫自然就有说不完的话。他一直就认为中国农村的第二步改革,只能是对大包干的一种完善和发展。想到社会上正在刮起的这股企图否 认大包干的“左”倾思潮,他坦率地向余国耀谈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改革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而改革是没有退路的,退回去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余国耀很赞同何开荫的看法。在农村改革的话题上,两人有着很多共识。因此,在中南海工字楼的那间办公室里,在首都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一个身居要职,一个不过是地方上的高级农艺师,两人却十分投缘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谈得十分兴奋。

  临了,余国耀握着何开荫的手,又有力地抖了抖说:“希望安徽在深化农村改革方面再带一次好头!”

  何开荫点罢头,就忍不住自嘲地笑了。看得出,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组组长余国耀约他汇报工作,提出那些想法,并不是余国耀的个人行为;而他何开荫,却完完全全只代表自己,至少,当时他是无法代表一个“安徽”的,就连一个乡一个村也代表不了。

  但是,正是余国耀临了提出的希望,使得何开荫暗自下了决心,他准备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这种希望变成现实。

  他相信,安徽在中国农村的第一步改革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二步改革的历史,也一定会从安徽的大地上写起!

  一九九一年四月,经过又一番深入的调查取证,何开荫拿出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实施方案:《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根本措施——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些设想》。

  他在这个《设想》中提出了深化农村改革的十项措施。

  这已经是一个综合性的改革方案。他认为当前农村中存在着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已经是错综复杂的,下一步农村的改革必须是整体推进的。为此,他分别就 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农村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以及农村经营制度、融资制度、劳动力转移制度、科技制度、社会保障制 度、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粮食购销制度的改革,制定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

  当然,整体推进,不是要齐头并进,更不意味着眉毛胡子一把抓。他明确指出,要将土地制度和税费制度的改革作为突破口。

  这些改革措施,他设计得已经十分具体。比如,在稳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长期不变上,他建议给农民承包耕地三十到五十年的使用权,增人不增地,减人 不减地,可以有偿转让,可以作价抵押参与集体经营,部分地恢复土地的商品属性;比如,实行农业税费征收办法的改革,他认为应该是税费统筹,折实征收,交纳 公粮,取消定购,一定三年,不增不减,税入国家,费归乡村,严格收支,账目公开等等。

  他的许多改革设想,大都写得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并且朗朗上口。这多半与他长期的农村工作经验有关,深谙农民之道。

  待书面的汇报材料一打印出来,他就通过省委书记卢荣景的秘书刘学尧和余焰炉,省长傅锡寿的秘书方宁和翟庆党,首先送给了省委、省政府这两位主要领导。当然,他也及时分送给了有关的省委副书记和副省长。

  一晃,三四个月过去了。他送上去的那些报告,竟然一直没有任何动静,这使得何开荫开始惴惴不安。

  他想,这显然与省农委办上次的那份持有否定意见的“论证报告”有关。可是,他已经在报告上把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组负责人约见他时的建议,和传达的李鹏总理的讲话,都作了说明呀!

  何开荫如坠五里雾中。

  这年七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给何开荫打来电话,邀请他去长春市参加一个由《农民日报》社和吉林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国农村问题研讨会”。而且,就在这之前,《农民日报》已经把他有关深化农村改革的那些设想刊登在了《农村情况》上,并特地写了个“编者按”。

  北京打来的这个电话,以及《农村情况》转发他的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那些设想,这都给苦闷不堪的何开荫,犹如打了一支强心针。至少,可以说明: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已经在关注他的研究工作;《农民日报》作为农业部的机关报,也是支持他的《设想》的,他的种种设想由于《农民日报》的广泛散发,已经走向 了全国。他当然希望有更多的农村政策的研究工作者参与进来,更希望能够通过参加在长春召开的这个研讨会,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们一道探讨中国的农村问题。

  他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去找室主任的。因为兴奋,他甚至想不到去留意顶头上司的脸色,就把北京的电话通知作了汇报,希望得到支持。没想到,主任的态度很冷淡:“不同意去。”

  “为什么?”何开荫大惑不解。因为,调研室,干的就是调查研究的工作,国务院发展中心能邀请本室的工作人员去参加这样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作为室头儿,应该感到高兴,感到自豪才对。

  然而主任没再回答,头也不抬地只顾忙自己的事儿。何开荫一下傻了。

  他忍无可忍地跑去找省政府副秘书长刘永年。刘永年听说何开荫应邀将去参加一个全国性的研讨会,态度十分明朗,高兴地说道:“应该去,这是安徽的荣誉嘛!”

  有了刘永年副秘书长这句话,当天上午,何开荫就赶往车站,把去长春的火车票买到了手。谁知,下午一上班,主任劈头就问何开荫:“你买票了?”何 开荫理直气壮地说:“我买了。”主任不容分说地把手伸到了何开荫面前,“把票给我。”何开荫反问道:“为什么要给你?”“这会你不能去!”何开荫说:“刘 副秘书长已经批准我去!”调研室主任的口气很硬,“刘永年副秘书长?他还能有省里大?”何开荫一个愣怔:“难道是省领导不同意我去?”

  主任不再说话。但他依然不容置疑地向何开荫讨要车票。

  但是,何开荫却对这件事将信将疑,他不相信,作为一个省级领导,有那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竟会对这样一件小事感兴趣。如果这真的是省长的意思, 又说明什么呢?是因为省领导早先在马鞍山一直从事冶金工作,对农业上的事情不熟悉,不重视?还是鉴于当前“治理整顿”的敏感形势,怕他这个政府部门的成 员,到全国性的会议上给安徽招惹是非?回到家,何开荫一直百思不解,连饭也吃不下。直到躺在床上,才猛地悟出,上次省政府办公厅编发有他那篇文章的《政务 内参》出来以后,许多主管和不主管农业工作的副省长不是作了批示,就是表明了态度,惟独主要领导至今不置可否。

  现在,有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那就是长春会议不可能再去了。一个政府办公厅的一般调研员,要跟最高的行政长官过不去,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何开荫不得不放弃了这次长春会议。

第六章:寻找出路–3 两个县委扩大会

那段时间何开荫差不多是度日如年。

  一天,何开荫刚走进省政府的办公大楼,就被副省长龙念喊住了:“老何,你来一下。”

  何开荫好生纳闷,龙副省长分管的是工业,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到了龙念的办公室,
何开荫才知道,龙副省长对这件事很感兴趣。龙念在仔细地询问了何开荫的一些改革设想后,果断地说:“老何啊,农业我不懂,但是我有扶贫任务;我的扶贫点在临泉县,你的那些设想可以在我的扶贫点先搞试点。”

  龙副省长是个做起事来雷厉风行之人,他这样说,就算一锤定了音。隔天一大清早,他就把何开荫叫到政府大院,乘一辆面包车,去了临泉。他们在这个 国家级贫困县,一呆就是一周。白天研究扶贫,作为高级农艺师的何开荫,便成了龙念的扶贫高参;晚上,龙念就把临泉县的粮食局长、税务局长、政府办公室的主 任和体改委主任,一一喊来帮助何开荫算账,想搞出一个让各方面都能够满意的税费统筹的方案来。

  在离开临泉县之前,龙副省长还和何开荫约定,等到了秋收时节,他将陪着他再来临泉,以启动税费改革的试点为契机,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同时推动扶贫工作的全面开展。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九九一年夏秋之交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水,使得他们的计划泡了汤。不少农村都被泡在洪水里,农民连饭都吃不上,还搞什么税费统筹呢?再说积极支持这项工作的县委书记陈业夫也被调走,热心这事的周县长在政府换届时又意外地被选掉。结果,空欢喜一场。

  当然,也有让何开荫舒心的事,心里的一个疙瘩终于解开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了省里所以不准他去长春开会的原因。原来那期间有人在上头告发 他“招摇撞骗”,为此省政府还派人跑到国务院去核实李鹏总理说没说过那些话,国务院研究室又是否约他去中南海汇报过工作。外调是背着他干的。当调查被证实 确有此事时,出面调查的同志觉得干了件亏心事,回来就对何开荫掏了实话。

  冬去春来,一九九二年悄然而至,这年三四月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有如摧枯拉朽的春风,给华夏大地带来勃勃生机。

  说得多么好啊!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在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中,不搞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

  “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担心失去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呀。”

  读着小平同志激动人心的讲话,何开荫直感到热血奔涌。

  随着小平南巡讲话,安徽省常务副省长邵明站了出来,他再次把何开荫的报告批给主管农业工作的汪涉云副省长:“涉云同志:何开荫同志这个建议,提 了几年了,我也几次看过,思考过。现在中央提倡大胆地试,你看我们是否选择一个县,或者一个乡进行试点,如果同意,我们再与省里领导通通气,找有关部门一 起研究。如何?”

  邵明批示的第二天,汪涉云就跟着表态:“同意邵省长意见。”

  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机会终于来了。

  这期间,全国国土学研究会在安徽省的淮北召开,著名的农村经济专家杜润生来到会上;何开荫也应邀到会,并在会上发了言。因为开的是有关国土的 会,何开荫会上谈的也只能是国土的问题,但他的心思却依然在农村的改革上,因此,他也把他的那篇《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根本措施——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些 设想》,带到了会上,并送给了杜润生。杜润生看了以后,大加赞赏。他对何开荫说:“老何哇,沿海我不敢说,我要另外去调查,但我可以断言,你这个措施对中 国的中西部广大的农村是实用的!”

  杜老的高度评价,使何开荫深受鼓舞。

  会议临结束时,阜阳地区常务副专员王怀中带着车赶到会上,要接杜老到阜阳去指导工作。王怀中所以专程来请杜润生去阜阳,一是杜在担任中央农村政 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时,曾主持起草过对中国的农村改革起到巨大作用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是党内农业问题的大专家;二是,杜老在淮海 战役的时候,就曾在阜阳当过地委书记,他对那片土地有感情。一九八七年国家决定有选择地开办一批改革试验区时,由于老书记的力荐,阜阳有幸成了中国第一个 由国务院备案的农村改革试验区。既然杜老来到安徽,阜阳人民邀请当年的老书记、老专家去试验区指导工作,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杜润生是百忙之中见缝插针来参加这个国土会议的,来前就把回京的车票买好了,他对王怀中说:“我秋天可以来一趟,现在请我不如叫你们省里何开荫同志去。他是有办法的人,已经拿出了一个很好的措施了。”

  由于杜润生的推荐,何开荫就跟着王怀中同车到了曹操和华佗的家乡亳县。

  当时,阜阳还没撤区建市,亳县也没改作亳州,更没从阜阳地区单独划出去,地区的几大班子领导就全集中在那儿开会。何开荫的到来,无疑为会议增添 了改革的话题。地委书记王昭耀盛情地要何开荫为大家谈一谈他对农村第二步改革的设想,被压抑了许久的何开荫,巴不得有这样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地方,也就不 谦虚,便把自己多年来深思熟虑的东西娓娓道来。

  讲完之后,他提醒大家说:“这个方案涉及到目前不少禁区,能否真的搞起来,我自己也没有把握。”

  几大班子成员随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王昭耀对何开荫说:“我们决定搞,你来帮助我们一起搞吧!”

  何开荫终于听到自己的设想即将被实施,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但他依然不无忧虑:“这是有一定风险的。”

  王昭耀坦言道:“我们是经国家批准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允许搞一些创新和突破。即便有风险,也是由我们地委担,由我王昭耀担,这个与你没有关系。”

  王昭耀的话说得很平静,却说得斩钉截铁。

  何开荫听了一把握住王昭耀的手,心里有一阵阵热浪在奔涌。是呀,有王书记这句话,他已经无须再说什么了。

  会后,王昭耀亲自陪着何开荫到下面去确定试点的地方。

  他们首先到了颍上县。

  由于当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曾在这个地区进行过土地制度方面的改革试验,研究中心的杜鹰等人还专门深入到这儿前后呆了一年多时间。何开荫认 为深化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制度和税费制度的两项改革,既然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经在探索了,那么,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自然就是农业税费制度上的改革。 因此他同王昭耀下来确定的将是税费改革的试点地。

  颍上县为此召开了一次县委扩大会,扩大会扩大到了县里的五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地委书记王昭耀虽然到会,但他特地说明,颍上县同意不同意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地委不搞包办代替,希望大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何开荫首先详细地介绍了有关情况,然后就是自由发言,会开得热火朝天。没有多大一会儿,会场上便出现了阵线分明难以融合的局面:县委、县政府很 想干,政协有点说不清,人大则持反对意见。支持者、反对者与折衷者都说得慷慨激昂,振振有词,思想最终也统一不起来。县人大领导否定进行税费改革的试点, 是有着充足的理由可以摆到桌面上的:“这样的方案明显是与现行政策法规不一致的!”

  何开荫认真地听着,越听,越觉得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高瞻远瞩,切中时弊,太深刻了,也太及时了。他终于从反对者和折衷者的理由中,找出一句最典型的话,这就是:“别的地方没有这样干,要是我们干了,将来恐怕乡镇干部有意见。”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求稳怕乱,心安理得——这种“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像小脚女人一样”的精神 状态,已经成了当前深化农村改革最突出的思想障碍。当然,何开荫也还从反对者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看到了更隐蔽的原因。其实,怕来怕去,说穿了,就是怕实 行了这种税费统筹的办法之后,乡村干部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从农民那里收钱了。而乡村干部,毫无疑问,也包括县里干部,他们的许多政绩都是靠达标 呀、升级呀弄来的,不准乱收费,不准乱摊派,不准乱集资,那些“公益事业”所需要的钱款从哪里来呢?同意税费改革,从某些意义上说,就等于是断了自己的财 路。

  显而易见,实行改革,首先必须要有改革精神,敢于先“革”自己的“命”!

  王昭耀看清了这个形势,他没有勉强。因为任何农业改革是否成功,首先有赖于农民能否了解、认同和支持,县级领导干部尚且如此,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去组织动员广大农民取得这项改革的成功呢!他对何开荫说:“我们再到涡阳县去看看。”

  到了老子的故里涡阳,王昭耀把何开荫介绍给涡阳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因为地委有事需要他回去处理,就提前离开了。走前,他诚恳地对何开荫说:“这事急不得。有一点你放心,我支持你在阜阳地区搞税费改革。”

  涡阳县也为此召开了一次县委扩大会,或许因为没有王昭耀书记的在场,会开得比颍上县还要激烈。听说税费改革的基本原则是:“交足国家集体的,余下都是农民自己的;任何部门和任何人都无权再向农民征收一分钱。”会从一开始就炸了锅。

  会上出现的这种局面,竟然和颍上县的差不多,县委书记王保明是坚决支持的,他也主要是把这项税费制度的改革,看作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县长汪 炳瑜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认为今天的农民确实太苦,负担太重,老何的这个方案能有效地刹住农村中“三乱”的不正之风。政协的意见较暧昧,人大却是坚决反对。

  当争论各方相执不下时,县长汪炳瑜竟站了起来,把笔记本往桌上一摔,说道:“所有风险我们县委县政府担着。这么多意见我们听到了,知道了,但我们还是要干!”说得与会者一时语塞。

  散会时,何开荫找到汪炳瑜,他很感激这位敢于拍板敢担责任的痛快县长,但他还是十分诚恳地劝说道:“你们就要换届了,还是等一等吧。不能因为干这件事,把你的县长也选掉了,以后什么事就都干不成了。”

  汪炳瑜想想,也是这么个理。虽说县里五大班子不能一团和气,干工作总得有个原则,但在大家的认识还不一致时,确实也不能操之过急。他苦笑道:“好吧,就先放一放。”

  离开涡阳时,何开荫不希望再去惊动县里的任何领导,他一个人,拎着包,默默地向长途汽车站走去。两个县的县委扩大会开得如此热闹,他预感到,农村税费改革的道路势必将是漫长、曲折而又充满着艰难险阻的。

  一路上,他想了许多许多。几乎沮丧到了极点。他感到很累,也很狼狈,就这样,懵懵懂懂回到了合肥。

第六章:寻找出路–4 冒出一个新兴镇

世界真的是太大了,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

  其实就在涡阳县的县委扩大会开得热闹非凡,以致不欢而散的时候,在这个县一个名叫“新兴”的边远小镇上,却正在酝酿着注定会被写进共和国改革史的一桩大事。

  我们确实没有理由把今天乡村干部的素质想像得太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还是想把
农村经济搞好的,正是出于这个强烈的愿望,新兴镇党委书记刘兴杰,镇长李培杰,才会对《农民日报》上一篇极易被忽视的文章,发生了那么大的兴趣,并当即热烈地展开了讨论。

  这是一篇署名为杨文良的《为农民松绑把粮食推向市场》的文章。他们对文章中提到的税费改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萌动了要试一试“税费一把抓,用钱再分家”的念头。

  两人一扯到征收税费,无不感到头皮发麻,脑袋发炸。眼看征收的任务年年在加大,这一年,全镇就要完成农业税三十一万元,农业特产税二十四万元, 耕地占用税二点四万元,烤烟产品税八十一点五万元,提留统筹款一百六十二万元,再加上修路、治水的费用,总计就是三百二十万元,人均负担高出一百元,亩均 负担也在五十元以上。为完成以上征收任务,他们必须组织人员上门催缴,这些人员所需费用一般达到征收总额的百分之十,有时甚至达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这笔 额外的花销又要加到农民头上。特别是烟税,上边年年派任务,镇里就只有分摊到农户,每亩摊到八十多元;但是农民花在地膜育苗、施肥、烤烟用煤、灌溉等生产 性的投入上,每亩成本就将近二百元,一年辛苦下来反倒要贴钱。农民怨声载道,镇村干部每年都要用十个月时间,在骂声中强迫种植,在骂声中催促收购,弄得镇 村干部上下不是人。

  刘兴杰刚过而立之年,年轻气盛,眼看这一年又难以完成收费与收购的任务,深有感慨地对李培杰说:

  “国务院几番下令,农民负担不能超过上年纯收入的百分之五,结果呢,这个本用来限制乱收费的‘上线’标准,如今却成了加码收费的‘底线’。虚报 浮夸风又这样盛行,农民人均收入明明只有一千元,也得报到一千五甚至两千元,最后就都按照这些虚夸数字的百分之五来征收,怎么得了!”

  李培杰比刘兴杰的年龄大上许多,经历的事情自然也就比刘兴杰多,听年轻的书记这番议论,他就为当年的粮价算了一笔账:

  “国家粮食定购价与市场价的差别也太大,就说黄豆,国家收购只是三角八到四角钱一斤,而市场上现在已经卖到了九角到一块,农民对此极为不满。这办法总得变一变!”

  “是呀,如何设定一个合理的办法,真正减轻农民的负担,”刘兴杰叹着气说,“收费收得叫农民明明白白,又能让乡村干部从一年忙到头也完不成的征收任务中解放出来。”

  刘兴杰自担任新兴镇的党委书记以来,一直就在寻找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发现为征税收费,镇村两级干部与农民之间的积怨已经太深,党群关系早变得严重恶化,他很想在这方面有些作为。

  李培杰说:“咱不妨试试报上讲的这个办法。”

  刘兴杰说:“我喊你来也就是合计合计这件事。”

  于是后来被人们称作“新兴二杰”的刘兴杰和李培杰,一拍即合,两人坐下来,按照杨文良文章提供出的办法,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核算:新兴镇每月工资 支出为七万元上下,全年就是八十五万多元;办公经费精打细算一年得要二十万元;农业税一般是定在五十万元;加上建设费四十万元,农田水利、植树造林所需的 二十万元,以及“五保四扶”要的二十万元,杂七杂八扣除以后,全年全镇所需资金起码在二百六十万元左右。而全镇耕田面积是八万七千亩,细算下来,每亩一年 一次性地上交三十元便能基本满足全镇的财政需求。

  这样,“一亩耕地一次交清三十元,任何人不得再收费”的大胆设想就产生了!

  这个办法群众能不能接受呢?刘兴杰和李培杰动员乡村干部去走村串户,广泛征求农民的意见。农民一听一次交清税费后,再没有人上门收钱纳粮,全都乐得拍巴掌。

  新兴镇土生土长的镇党委书记刘兴杰,听罢分头下去征求农民意见的汇报之后,在镇党委和镇政府召开的联席会上,他同大家推心置腹地说:

  “我就是农民的儿子,农村的许多事都亲身经历,亲眼目睹;我这是在家乡的土地上工作啊,如果干不出一点实事,只知道收钱,父老乡亲是会骂娘的!”

  主意已定,接下来,他们就想方设法地寻求上级领导的支持。这年十月初,刘兴杰和李培杰专程前往涡阳县城,他们是小心翼翼地向县委和县政府汇报工作的。

  县委书记王保明、县长汪炳瑜,十分认真地听取了二人的汇报,特别是了解到他们已经广泛征求了农民的意见,镇党委和镇政府还开会形成了专门的决议,决心很大,感到十分高兴。他们不但明确表态可以试点,还把何开荫有关农业税费改革的具体方案作了介绍。

  刘兴杰和李培杰听了,大为振奋。更让两人喜出望外的是,书记县长非但鼓励他们搞好这个试点,还当场敲定,县委、县政府决定于明年一月三日就在他们新兴镇召开一次现场会,为他们助威叫阵。

  书记县长作出的这个非常的决定,使得刘兴杰和李培杰兴奋得有点儿“受宠若惊”。有了县领导的撑腰,“新兴二杰”底气更足了。

  不过,这以后不久,二人先后听说了县委扩大会上发生的那场争论,以及汪炳瑜在会上摔笔记本的故事,隐隐感到这事真的干起来肯定不会这么简单,因为税费合并征收明显违背了当时的政策法规。县委扩大会尚且开得如此艰难,何况他们一个小乡镇?二人不能不感到有些后怕。

  但,怕归怕,该干还是要干。

  “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刘兴杰说,“谁追查下来,反正我们还有小平同志的这句话!”

  李培杰说:“我看这项改革对各部门都有利,惟独没有利的就是乡镇干部、村干部,因为他们再揩不到农民身上的‘油’了。既然有利于国家,有利于集体,又可以把农民负担降下来,就是个人受点委屈,甚至‘倒霉’,咱也认了!”

  刘兴杰寻思着说:“为减少风险,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

  后来,这个“更好的办法”,终于想出来了。他们干脆把税费改革的方案提交新兴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这样就可以争取到镇人大的参与和人民代表的支持。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新兴镇人民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全镇一百一十名人大代表,那天除因事因病有两人请假外,其余的一百零八人均如期到会。 会上,李培杰代表镇政府作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建立土地承包税(费)制度》的工作报告。经过代表们充分而认真的讨论,一百零八位到会代表全都投了赞成票。

  新兴镇的人民代表在审议通过大会的提案上,从来还没有如此齐心过。

  可以说,靠一个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如此重大的改革工作,这在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上还从来不曾有过!

  会后,共和国的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由乡镇政府宣布改革的第一张布告产生了。有着镇长李培杰亲自签名的这张布告,一个早上就贴遍了新兴镇所有的村庄和集市,广而告之:“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起,全镇将试行土地承包税(费)制度。”

  布告内容如下:

  一、实行税费提留全额承包,农民只承担按照政策规定的义务工,不在(原文如此,应为不“再”,笔者注)承担任何费用,不准任何单位和个人向农民摊派或增加提留款;

  二、全镇八点九万亩土地,每亩承包费全年上交三十元(午秋各半),实行税费提留一次到位,农民按照国家规定交售的粮食,谁出售,谁得款;

  三、镇财政所直接与农民签订协议书,在收款期间,自然村、行政村干部负责落实,同时要求全镇干部、国家职工、教师、党团员带头交款……

  这是一张绝无仅有的布告,它虽然是以一个基层政府的名义张贴的,却是最朴实地表明了亿万中国农民渴望摆脱历史的重负、勇敢地走向市场的决心。其 中许多内容,对于今天中国的广大农村无疑具有理想化的典型意义。它理所当然要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切重大事件一样被我们所铭记!

  新兴镇闹起了税费改革,这消息,像一道骤然亮起的闪电,划过淮北平原这片空寂的原野,惊动了整个涡阳县的乡村干部和农民。干部们都被征收税费弄 得焦头烂额,农民更是被“三乱”搞怕了,听说新兴镇试验起“一次清”的“费改税”,干部群众全打心里欢迎。一时间,去新兴镇参观取经看热闹瞧新鲜的人,滔 滔似水,络绎不绝。

  大家都生活得很累,都被说得清和说不清的各种束缚绑得太久,太紧,渴望得到解脱,寻找一种变化,现在,新兴镇带了头,闯出了一条新路,其他乡镇 自然也都跃跃欲试。闻风而动的,首先是丹城乡,他们几乎是前脚和后脚似地,仿照新兴镇的办法,召开了全乡人民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审议通过了同样的税费改革 方案。马店乡也不甘落后,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各项筹备。

  每年的元旦,淮北还是天寒地冻的冰雪世界,肆虐的西北风几尽卷走了大平原上的一切生机,然而,一九九三年元旦,涡阳县,以及涡阳周边的蒙城、利辛、太和、濉溪和亳县,却都是在热谈新兴镇税费改革的话题中度过的。

  新的一年的第三天,涡阳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领导,以及全县各乡镇党委政府的负责人,云集新兴镇,如期召开了四大班子的联席会议。按照县委书记王保明、县长汪炳瑜事先的计划,是要通过这样一次现场会,把新兴镇的改革作为典型示范推广到全县去。

  会议安排刘兴杰代表新兴镇首先讲话,他也是作了认真准备的,并满怀豪情地汇报了他们为减轻农民负担进行的“土地承包税(费)制度”改革的做法与 心得。几乎所有与会者都是在全身心地聆听着,整个会议处在一种亢奋的气氛之中。然而就在这时,却出现了连县委书记、县长都感到意外的情况,县人大主任突然 提出了异议,并严肃提出:新兴镇的改革方案虽然合理,却绝不合法!

  人大主任的语气是毋庸置疑的,冷静的措词透出坚定不移的否决态度和毫不动摇的原则立场。深谙政界仕途的人,一听便知大有背景。没谁不清楚,这次 的联席会议是县委书记和县长二人倡导的,为了张扬新兴镇的改革精神和推广他们的改革方案,书记县长可以说是用心良苦、“赤膊上阵”了。同样,没谁不知道, 敢在全县几大班子以及所有乡镇党委政府负责人面前公开这种与书记和县长相悖相左的意见,不是有省人大至少也要有地区人大在背后支持。

  这使得差不多的与会者都感到始料不及。

  这对新兴镇的改革,对县委、县政府决定召开的这次联席会议,无不是一记当头棒喝!

  正因为大家都明白人大主任的意见丝毫不掺杂个人的恩怨,即便是在这样的场合表明相反的看法,不仅合理合法,名正言顺,而且是在行使人大依法享有 的权力,是在维护国家政策法规的严肃性,因此,不再需要人大主任点明,谁都知道:大张旗鼓地宣扬非法的决策,对于一个县委、县政府来说意味着什么?

  会场上,顿时呈现出一片令人窒息的宁静。

  整个会议原先笼罩着的那种亢奋的氛围,就在突然出现的这种寂静之中迅速地消失了,消失得甚至找不出一点儿痕迹。

  会议的宗旨也就在转瞬之间发生了变化。

  无论县委书记王保明还是县长汪炳瑜,在这种情势之下,都不便再说什么。

  既然作为国家法律监督者的县人大主任指出方案的非法,县委书记和县长又变得如此缄默,人们思考的方向便自然而然地很快从改革的思路上跳了出来,接下去的发言就开始变得模棱两可起来。

  现场会最后总结的情景,许多出席了那次会议的人至今印象深刻,尽管县委书记内心是向着新兴镇的改革的,但话已不再是那样旗帜鲜明,甚至说出了如果实在不行再回头也来得及的话。

  总之,现场会过后,所有支持的领导就变得不再那么理直气壮了。

  新兴镇的税费改革陷入了巨大的困惑。

  是呀,这样的改革还能再干吗?

  刘兴杰和李培杰犹豫过,但是,他们不甘就此罢休。镇里的党政班子经过认真磋商,决定不改初衷,硬着头皮也要把税费改革继续下去!

  刘兴杰和李培杰认准了一个理:这种改革对农民有好处;一个农村基层干部不为农民谋福利,就是最大的失职!

  他们当然知道组织原则的重要,也知道“试行土地承包税(费)制度”是有悖于现行政策法规的,这些,他们全知道;不过他们更清楚,江泽民总书记一 再强调要大家“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无疑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待邓小平南巡讲话是口是心非,还是不折不扣地照办, 这显然是高举不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执行不执行江总书记重要指示,有没有党性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证券”、“股市”,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邓小平却语重心长地指出:“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 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并说,“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甚至说,“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 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读着邓小平这些气吞山河的讲话,刘兴杰和李培杰不仅感到亲切,感到心灵的震撼,更感受到一种大彻大悟。

  他们按照既定的计划,把税费改革的《试行细则》和税费合并后的《收缴结算办法》发到了全镇每一户农民的手上,并按规定挨家挨户签订了协议。

  于是新兴镇义无反顾地将中国税费改革的序幕拉开了!

  曾经准备和新兴镇一同进行改革的马店乡,终因党委书记见势头不妙,主动缩手;而同样是由基层人大开会通过了改革方案的丹城乡,却受到新兴镇的鼓舞,依然决定与新兴镇一起坚持干下去。

  然而,好景不长。三月一日,县人大法工委与县财政局突然兴师动众地派员下到新兴镇检查工作;三月三日,镇党委书记刘兴杰被调离。

  有人说,调走刘兴杰,那是对新兴镇税费改革的“釜底抽薪”;也有人说,让刘兴杰出任副县级的城关镇镇长,李培杰接替刘兴杰当了新兴镇书记,那是县委、县政府对他们的重用。但是,不管怎么说,税费改革正处在十分艰难的起步阶段,刘兴杰的调离对新兴镇来说毕竟是种损失。

  因为镇长李培杰出任了党委书记,副镇长龚保杰就当上了镇长。龚保杰也是个税费改革的坚定派,因为他的名字里也有个“杰”字,后来人们便把“新兴二杰”改称为“新兴三杰”。

  新兴镇的改革并没因此而中止,倒是由于改革的得民心,顺民意,很快便迅猛发展,势如破竹。

  可是到了四月二十七日,形势就陡然急转直下。这一天涡阳县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一项决定:撤销新兴镇和丹城乡人大通过的实行税费改革的决议。

  面对县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丹城乡顶不住了,退缩了。李培杰也面临着痛苦的抉择。接到正式下达的决定时,人们发现,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呆呆地望着墙壁寻思了一个上午。

  第二天,李培杰去了趟县城,他专程拜访了县人大主任。

  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主任那儿得到哪怕只是一点儿松动的口风。但是这种企望最后还是破灭了。得到的回答是丝毫没有回旋余地的:“不要再搞了,这是非法的!”

  但他依然不甘心,又跑到县委,提出继续改革的请求。县委书记王保明当然知道,县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那个决定,是受到上面支持的,到了这一步,他显 然也不便再明确表态,于是就说:“再干,就撤了你!”说完这一句,又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撤了你,也还是可以重新启用的嘛!”

  李培杰自然心领神会。

  在回新兴镇的一路上,李培杰的心情十分复杂,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真理有时会在少数人手里”的那样一种悲壮。

  他想:如果有悖现行政策和法规的事都不加分析地一概反对,都要坚决制止,一概扼杀,那么,中国的农村还会有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的经验吗?小岗人不是敢为天下先,没有不怕坐牢杀头的勇气去闯去“冒”,又怎么可能会有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呢?

  他想,这镇党委书记又算个几品官呢?追查下来,大不了掉顶乌纱帽,只要能为老百姓干好一件他们称心如意的事,就是发配回家重新种田也值!

  李培杰于是横下了一条心,要把“这条道儿走到黑”!

  这以后,无论大会小会,只要上边询问,李培杰都声称没再改革,干的还是原先的一套。他抱定是要“瞒天过海”、“我行我素”了。

  由于新兴镇同农民签订的协议规定,每亩耕地交足三十元钱之后,就不再承担除政策规定的义务工以外的其他义务,农民种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不少农 户主动干起了高效农业,仅药材和涡阳的特产苔干,就都一下扩大到一万亩,分别比上年增加了两倍和九倍;池藕也扩大到五千亩,比上年增加到五倍以上。因为大 家舍得投入,用心种地了,老天又帮了忙,午季出现了少有的大丰收。结果,这一年午季税费的征收,一没用民兵,二没动民警,更没有乡村干部上门牵猪扒粮,全 镇仅用了十天时间,就顺顺当当完成了任务。这是多年来不曾见过的。

  因为有着改革《试行细则》的约束,乱伸手的现象,在新兴镇得到了遏制,全镇农民人均负担和亩均负担,都比改革前的一九九二年同期分别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七和百分之二十点六。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

  最出乎李培杰意外的是,试行土地承包的“税费合一”之后,土地的合理流转“浮出水面”,土地开始向种田能人手里转移。李培杰派人去摸底,发现全 镇自发转包土地的就多达一百多户,其中一户转入土地六十多亩,一茬优良大豆的纯收入便是两万多元。还因为不要组织人员上门催款逼粮了,许多编制就不需保留 了,仅此一项,全镇精简分流的村组干部就是三百多人,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

  尽管李培杰和龚保杰,对外守口如瓶,只字不提“改革”二字,但这一切是瞒不过县政府信息科的。科长王伟认为,新兴镇税费改革出现的这些新变化,他有责任向省里反馈。这一天,王伟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写成了一份几百字的材料,简明扼要地报到省政府信息处。

  新华社安徽分社一位记者得到了王伟提供的材料,觉得很有新闻价值,就把它编成了一份内参,在《半月谈》内部版上予以发表。谁知,这只有豆腐干大 小的一则消息,却激怒了涡阳县人大的一些领导同志,了解到是王伟透露出去的信息,便找到王伟问罪:“你怎么能把这样的信息报上去呢?”他们认为这消息为涡 阳县捅了“漏子”,给涡阳人民的脸上抹了黑!

  在县政府召开的征收任务完成情况的汇报会上,李培杰发现不少人竟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就估计改革的风声可能传开了。为不给县委、县政府领导招惹 麻烦,在轮到他汇报时,干脆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说:“新兴镇完全是在遵照县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没有再实行原先税费改革的办法。”他说得煞有介事。他不得 不学会认真地说假话。

  李培杰一旦尝到了改革的甜头,就下定决心要把这场改革坚持下去,同时又不得不把违心的弥天大谎继续编织下去。党性和良知,其实一点不矛盾,本来 应该是一件事情,但为新兴镇的“土地税(费)制度改革”,李培杰,也包括龚保杰,每天差不多就都生活在“组织纪律性”与良知的痛苦抉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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