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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28)2011-05-07 04: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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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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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五日在人民大会堂,医疗组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毛的病情,和这次检查身体的结果。

在汇报的前一晚,我到三0五医院去看望周恩来。我将这次给毛检查身体的结果,和为了输液问题发生的曲折告诉了周。因为医生正在准备给他做结肠镜检查,我劝他不要参加汇报会了。

周沉思了一下说:“还是参加的好。这是医疗组第一次向政治局汇报,应该尽可能参加。江青同志他们可能要提出一些问题,你们应该有充分的准备。输液的事就不要讲了,否则事情更加复杂了。”

医疗组到达大会堂的时候,已经是十五日下午两点多钟。政治局正在开会。过了一会,汪东兴走出来,他问我准备得如何,我说由我先将病情讲清楚,由吴洁 讲心脏和肺脏疾病的论断与治疗,黄克维讲运动神经元病,张晓楼讲两眼的白内障治疗,李宣德讲爱克斯光肺片和心脏片的不正常发现。我们都预备了模型和挂图来 辅助说明。

最后我再综合讲讲各科的治疗步骤。

汪最后叮嘱说:“周总理是带病来的,邓(小平)副主席是第一次听到主席的病情。他的耳朵不好,一般说话的声音,他听不清楚。你告诉大家,说话声音要大。”

我们陆续进了会场。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坐在面正中央的位置上,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围在两旁。我们坐在面对他们的椅子上。我们好像面对法官,在受审。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所以这你的汇报并不困难,但是麻烦的仍旧是运动神经元病。有模型和挂图也不能使绝大部分的政治局委员听得懂。

江青说:“你们说,这个病很少见。那么主席怎么会得上这个怪病?你们有什么根据证明,主席得的是这种病?”

黄克维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解释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当然,怎么样会得上这个病,谁也没有办法回答出来。黄只能说,这个病的病因还没有研究出来,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会生这种病。

黄讲到了可能发生的危险,是呼吸肌麻痹。好多人又不懂呼吸肌。黄解释呼吸肌时,无意之中,用排骨肉来说明肋间肌。这引起了姚文元的申斥说:“这对主席太不尊重了。”

姚文元的话讲出来以后,黄克维慌了,下面的话结结巴巴说不下去。大家都很紧张,会场上立时沉静下来。

这时周恩来说:“这次你们给主席做的身体检查,很仔细,很全面。诊断也确定了下来,我们感谢你们。下一步的治疗打算怎么样进行呢?”

我说明治疗的方法和步骤:在做白内障摘除手术之前,预备先进行一些试验研究手术。最后又有一波折,当我说到下胃管用鼻饲的重要性时,江青说:“下胃管用鼻饲,我知道这个办法痛苦得很。你们这不是折磨主席吗?”

邓小平说:“刘伯承同志(中共十大元师之一)就一直用鼻饲。主席同意了吗?

”我说,还没有同意。

邓小平说:“主席的事勉强不得,慢慢地劝,同意了,就做。这样看来,运动神经元病是没有好的办法了。你们再多研究能不能有些治标的方法,能够使这个 病进展得慢一些也好,白内障的摘除手术要准备好,各方面的病情都要思考进去,不能只看眼睛,要注意心脏和运动神经元病的问题。你们尽一切力量想办法治疗, 需要什么药品和器材,告诉汪东兴同志去办。党感谢你们。”

周恩来附和着说:“党感谢你们。”邓小平又说了一次:“党感谢你们。”我们便退了出来。其他政治局委员毫无反应,他们保持沉默,以免往后得为毛的事负责。

当时听上去,大家很高兴,尤其与江青他们的申斥和指责相对照,大家似乎舒了一口气。

但是做“首长保健工作”时间久的人,心里都明白,这种感谢的话,尽管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出来,却是没有丝毫法律上的约束力的,到头来只是一句没有意义的空话。

从三月起,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发起针对邓小平和其他长征老干部的“批经验主义”运动。此时,姚文元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主义基础》,认为 在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姚此篇文章是在抨击中共党内的长征老干部。他们绝大部分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但政 治经历丰富的老党员。他们的政治实力雄厚,德高望重。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姚等人是所谓的党内知识分子,知识水平较高,但政治历练不足。一月第四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后,江青等人没有争到任何实权职位。因此这个“批经验主义”运动,其实是在文革期间窜红的年轻干部和平反复职的老干部两个派系的权力斗争。所以 江等批经验主义的目标,仍然是要打倒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

当毛知道江青的夺权企图后,立即出面加以制止。毛在四月作了以下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主义)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说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主义) 的一种表现。”

毛所谓自以为是的教条主义,骂的就是江青一移人。

毛泽东在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讲(毛让张玉凤把他的话记下来,然后交给联络员唐闻生和王海蓉转交政治局):“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 义,二十八个半统治,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 搞阴谋诡计。

不要搞‘四人帮’。叫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邓小平按照毛的意见,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几次批评。江青等四个人都作了书面检讨,算是告一段落。这次邓小平似乎占了上风。

汪东兴这时同我说:“邓这个人很奇怪,这什么不乘此机会,穷追猛打,将这四个人扳倒呢?”

我说:“这事没那么简单。王海蓉,唐闻生告诉我,康生叫她们去问清情况,知道了主席对江青四个人的批评,让王、唐两个人告诉主席,江青和张春桥在三 十年代都是叛徒,并且有证明人。王、唐觉得这个问题太大,她们到三0五医院告诉了周总理。总理说:‘这事不能卤莽。主席至今没有松口要批倒江青四个人。如 果将叛徒这事报告他,他不同意,康生同志到时可以不承认说过这些话,空口无凭嘛。’所以真想要把江青扳倒,没有那么容易。“此后邓小平在各方面进行整顿, 并且说毛有三条”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修正主义)防修(修正主义),第三、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江青四人帮仍不死心。江利用 毛远新频频向毛传话。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汇报,提出”我很注意水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汪东兴觉得毛容易听信谗言,在毛远新不断灌输下,渐渐会对邓小平起疑心。果然不出所料,由九月底开始,毛用他的侄子毛远新作为他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 员,而中止了王海蓉和唐闻生的联络员工作。从那时起,邓小平又成了攻击目标,政治局势旋又紧张。二月向政治局作了医疗汇报后,眼科又请来中医研究院广安门 医院的两位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眼科医生唐由之和高培质。他们提出应用传统中医的针拔白内障的方法。他们认为毛的身体已经很衰弱,承受不了较长时间的手术。针 拔的方法只要几分针就可以结束,对毛比较有利。但是西医眼科的三位医生认为,针拔的办法仍然将混浊的水晶体留在眼科内,时间一久,会发生别的毛病。讨论好 多次,双方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我再说明,毛有运动神经元病,心和肺都有明显的病症。但西医眼科医生认为,这些都不影响白内障摘出术的进行。讨论多次以后, 决定先进行一些试验研究手术,将中直招待所的两个会议室改成两个病房,找了与毛情况相近的四十名病人。这些病人是由北京市政府找的,都是些无依无靠,住在 乡下,需要劝白内障手术而又没钱的老农民。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为毛主席做的试验研究手术。我们将这些老人都接到中直招待所,住进病房。然后分成两组,一 组做白内障摘除手术,一组做白内障针拔手术。

我们把两组手术时间、手术后的恢复和效果,分别写成报告,送给毛,由他自己选择使用哪种方法。毛此时仍在杭州,负责的医生是胡旭东。在张玉凤的指挥 下,胡旭东开始给毛输液。胡生恐发生输液反应,每次输液都加入相当大量的激素。这样就连续天天静脉输入百分之五的葡萄糖液八百至一千毫升。胡恐输液以后发 生事故,几次打电话给我,征求我和吴洁的意见。我们只能回答,我们不在现场,不了解情况,特别在没有血液化验和尿化验的指标下,很难做出具体建议。到四月 底,毛从杭州回到北京。这时输液已经是欲罢不能。我建议胡向毛提出做一次血液化验,根据化验结果,可以说明输液应该暂停。吴洁也说,这样输法是个大问题, 不要老毛病没有治,又增加了新病。但张玉凤不同意全停,只好改成隔一天输液一次。五月中旬,张玉凤在《国际参考》上看到中国派到罗马尼亚,给他们一位领导 人看心脏病的两位医生,治疗效果非常好。毛同意让二位医生参加医疗组工作。当时他们还在罗马尼亚的布加斯特。到五月底才加国。我将他们接到中直招待所。原 来是天津医学院院长朱X彝和北京医院内科主任陶桓乐。他们说,罗马尼亚的这位领导人,得的是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 (Subacutebacferialendocarditis,是一种心脏内的细菌感染),只要用对了抗生素,治疗自然有效,并不是什么难治的病。我将 毛的病情告诉了他们。他们同样感到很难办,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六月十日我同朱、陶二位到游泳池毛的书房内见毛。我们一进去,毛就叽叽咕咕说了一大套。张玉 凤不肯翻译。毛发了脾气,举拳哚脚,张玉凤才说明真相。原来六月八日张玉凤出去了。毛要读文件,等了很久,张才回来。

毛生气了,写字条说”张玉凤,滚。“张回骂毛:“我要不滚,你就是狗。”毛说“我的脾气不好。张玉凤的脾气更不好,她还骂我。”

这段话朱、陶二位听完以后,不禁愕然。张玉凤在旁边说:“这些话也要同医生们去讲,有什么意思?”

毛详细询问了他们在罗马尼亚治病的经过。他们尽可能说明病和病不相同,表示毛的病与罗马尼亚那位领导人的病完全不一样,他们尽力治。毛要他们加入医疗组,叫我去安排。

于是医疗组又增加了两位医生。他们说:“你的这个医疗组人才济济,已经可以开个医院了。我们来了,也起不了作用。”

吴洁对我说,来这么多人,有什么用处?我说,出各的老专家越多,越好办,这样就越不容易将我们打成反革命。再有就是,讨论研究病情时,有不同的意 见,一定要在医疗组内说明,取得一致,再向“首长们”和亲属们提出,千万不可将医生间的不同意见,直接告诉他们,否则他们,尤其江青、张玉凤这样的人,就 可以拉一部分医生,打另一部分医生,后患无穷,开不好,真会成了反革命。过去这样的经验太多了。吴洁同意我的见解。他又说,做保健工作时间长的人,都懂得 这件事的利害关系。他要我应该同几位接触“首长”工作少的专家们打招呼。

这时从上海华山医院调来了神经内科主任徐德隆,参加医疗组工作,主要负责在上海进行运动神经元病的试验治疗。

天一阁·传奇传记·李志绥

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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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九七五年七月底,最后一名治疗白内障的病人出去了。这时传来毛的决定:

用针拔的方法。毛说:“这个方法痛苦少,也安全”。

在游泳池大厅内,用布幔隔成一间手术室。针拔白内障手术就在这里完成,由唐由之和高培质医生治疗。在整个手术过程,周恩来和邓小平都在旁守着。

手术前,唐闻之向毛说明整个手术的细节。开始时,毛有些紧张,后来也就放松了。毛说:“元朝人萨都写过‘天低吴楚,眼空无物’。那么做完手术,我的眼里就会有物的了。”

手术很快,从注射麻醉药到针拔完成,一共不过十二分钟。这次做的是右眼,打算两个月以后再做左眼。

手术切口恢复很快,十天以后去掉了盖眼的敷料。刚揭开敷料的时候,毛十分高兴,说:“又见天日了。可是看不清楚。”

唐闻之医生向毛解释,将水晶体拔开了,等于瞳孔里缺少了一个凸镜,所以要眼镜才能看得清。毛同意配眼镜,但是不肯验光。这样只好配了好多副眼镜试验。

此后,毛又自己看文件了。政局随之突变。

原本打算十月中旬要做左眼的针拔白内障手术。但此时江青的“批经验主义”运动转为占了上风,又透过毛远新、张玉凤不断向毛说邓的坏话。汪东兴眼见局 势如此,非常担心。汪同我说:“现在紧张得很。江青他们四个人要扳倒邓副主席。主席怎么样下决心,还不清楚。你们这些医生可千万要慎重,不要再在治疗上提 出什么新的建议。主席正在一肚子气,你们可不要撞到刀口上。”

这些话我又不能如实告诉医疗组的医生们,因为这是“中央内部的核心机密”。

我只能同大家说,现在毛很忙,我们先按目前的治疗做下去,不急于提出新的建议。

可是医生们非常认真,特别是眼科医生,大家纷纷提出进一步的治疗方法。

汪东兴深恐在医疗问题上,引起毛借题发作。他决定医疗组的医生们,暂时各回原来所在的医院,需要时再行集中。只留下内科医生胡旭东和两位耳鼻喉科医 生、一名麻醉科医生和一名外科医生,住在游泳池附近的工字楼,做日常性的照顾。我仍住在中直招待所,继续主持如何进行下一步的治疗。

到十月底,毛的病情大变,咳嗽、痰、气喘加重,每昼夜二十四小时排出的尿量不足五百毫升。毛不让我见他,我只能从护士那打听他的病情。尿量不足可能是由于心、肺功能差,或是肾脏有了问题。这时输液成了必须,但需要做身体检查才能确定。

汪东兴又迅速召集所有的医生,决定让内科陶桓乐医生住进游泳池旁的工字楼。

情势十分紧张,胡旭东的压力特别大。他不想待在医疗组,可是又不能走。夜里胡旭东吃了安眠药,烟头丢在棉被上。棉被、褥子、床单、枕头慢慢引燃,产生极浓的烟。胡在屋里,被烟熏,昏厥过去。胡被送去北京医院,诊断是气管灼伤。

胡在院中待到毛去世。

于是我又搬回中南海工字楼。我向张耀词提出要让神经内科的医生住进来,好密切观察。但是张耀词不同意。他说:“张玉凤说了,这些医生不顶用。进来也是吃闲饭。她不同意,怎么好让他们进来?”

我说:“怎么能由张玉凤决定用哪些医生呢?在这样重病下,没有专科医生参加,一旦发生了问题,怎么样向别人解释呢?我想口说无凭,我写一个报告给你,你批了不同意他们进来,我自然照办。”

张耀词叫我不要写报告了,他再去同汪东兴商量。第二天他告诉我,汪同意让这三位神经内科医生全住进工字楼。

毛和张玉凤开始每天在游泳池的书房里看台湾和香港影片。游泳池大厅的北端,也改装成了一个电影放映室。每次放映,一定叫医疗组的医生们都去看,不去也不成。因张耀词说了:“反正大家都看了,不要到时候又揭发,主席重病,我们值班看电影。”有时弄到半夜两三点钟才结束。

反邓小平运动情势升高。一九七五年八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了一封信给毛。信中批评党委书记迟群和谢静宜两人生活堕落,专断独行。刘冰将信拿给邓小平转,邓小平则交给了秘书局,秘书局再转给毛。

毛远新自然担护迟群和谢静宜,说他们两人切实实践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后来将这封信当成攻击邓小平的箭靶。毛觉得刘那封信的动机不纯,信中的矛头是对着他的,而且邓小平偏袒刘冰。毛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独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的反映。”

十月,毛与毛远新多次秘密会谈,将毛对邓小平的批评做成书面指示。这些指示只在高干之间流传,其中包含不少对邓严厉的批评。毛认为邓的领导方式有重大问题。但毛觉得邓还可以改造,并不想斗垮邓。

此时毛的身体更加衰弱,站立起来都很困难。连续吸氧气时,只要稍有停顿,立刻出现缺氧症状。吞咽十分困难,但毛仍然不同意下胃管鼻饲。只能在左侧位,使糊状食物流入食管。

为了补充营养,医生们研究给毛静脉输入人体必要的氨基酸(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于是我们通过外贸部门,从美国和日本买来静脉输液用多种氨基酸。

张耀词又传来张玉凤的意见说,医生只会给病人用药,自己却不试试。

吴洁、陶桓乐都说,即使在北京医院,天天治疗高级干部,也从来没有过这样苛刻的要求。这是输入氨基酸,如果做外科手术,难道也要求医生自己先体验一下不成。

最后我挺身而出,接受了静脉输入氨基酸试验。因为进口的数量并不很多,所以只给我输了一次,其他的留给毛用。

天一阁·传奇传记·李志绥

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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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十一月底,周恩来已经病入未期了。毛让我去探望周,向周问好。

我到了三0五医院,周的医生们告诉我,周除了膀胱癌外,还有结肠癌和肺癌。

周的癌症也是很特殊的。这三处都是原发的,并不是一处癌,继之散播到别处。

我到周的病房,他已经是形神凋疲。我告诉周,是毛叫我来探望,并向周问安。

周让我代他向毛问候,并感谢毛的关心。周又问了我毛的近况,我简单说明了一下。

我没有将当时毛的情况完全讲明。周又问运动神经元病有没有新的疗法,我没有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周最后说:“我是不行了,你们要好好照顾主席。”

临别时,周甚至举手握手的力量都没有了。这是我见到周的最后一面,是十一月二十九日傍晚七时。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在三0五医院去世。消息传来,游泳池内毫无动静。

医疗组很多医生,在周生前,都给周看过病,希望到三0五医院向周的遗体造别。我将大家的要求告诉了张耀词。张的回答是,一不允许到医院去,二不允许戴黑纱。

大家对这个回答十分奇怪,都问我是什么原因。我回答不出,只能说,张耀词代表中共中央办公厅,他这样布置,恐怕有他的道理。我再去问张,张并不正面回答,只是说,领导上怎么布置,就怎么做,不要多问。上面的事,我们并不清楚,问多了还有麻烦。

一组的日子依旧歌舞升平。游泳池内,每天照旧放映电影。这年的春节,张玉凤向张耀词提出,要放些鞭炮热闹热闹。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南海内任何人 不允许燃放花炮。张玉凤一句话,就打破了这一禁今。张耀词去买了不少的花炮,当夜在游泳池的后院及沿中南海的马路上燃放起来。放鞭炮的事,事前没有通知警 卫局值班室和警卫团。他们以为游泳池出了事,纷纷来探询情况。游泳池临近北海大桥,鞭炮引来不少民众在北海大桥张望。由此又引出了传言,毛因周恩来死亡, 燃放鞭炮以示庆祝。

周恩来去世,邓小平被批,江青四人帮正在积极展开夺权。现在看来,主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就要轮上王洪文。

但出乎意料之外,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毛先后亲自提议,并且经过中央政治局通过(实际上,毛的意见,政治局是不敢不同意的),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政治局于二月三日正式出中央文件。

我和许多人一样,对结果非常惊讶。但毛这是一棋高招,表示他思路仍很清醒。

汪东兴觉得毛是在搞调和,既不能用老的,也不能用新的,于是搞出来一个不老不新的三八式干部华国锋。汪说,华国锋这个人,毛选得不错。这个人比较老练;稳当,也谦虚,不跋扈,容易与人相处。看来,江青这四个人又要攻华了。

“批邓运动”未有稍减。三月初,毛透过毛远新在中央发出批判邓小平的“毛主席重要指示”。我很同情邓。邓能力强而聪颖,也许周、毛死后,唯一能领导中国的人。

三月中旬开始到四月四日,许多人自发地集合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花蓝,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咒骂江青四人帮。这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群众自发活动。

我很想去广场一趟,亲自参加这历史性盛会。但汪东兴和张耀词一再告诉我,要转告医疗组全体千万不可去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有成千上万的便衣警察,跟踪 并暗地拍摄去广场上的人。去了的人被照下像,就有口难辨了。他们并且关照我,因为我有时外出接洽办事,路经天安门时,要将车上的窗帷放下来,免得让人看 到。

三月底的一天傍晚,我趁去北京医院办毛的事时,坐上车子在广场周围的马路上绕了一圈。广场内万头动,歌声、演讲声此起彼落。大大小小的花圈和横幅标 语,从纪念碑直排以了长安街。可真是盛况空前。司机对我说,他们交通科已经一再传达上级命令,不许到广场,这次能同我不开开眼,是件难得的事。他一再想将 车开进广场里面去看看,我没有同意。我告诉他,如果真让人钉上了梢,我们两个人可就倒楣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坐的车子的车牌号码被便衣警察记下来。因为查出来是警卫局的车子,才没有往下追究。

四月四日晚上,政治局会议认为天安门前的群众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毛远新将会议讨论的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毛泽东,毛圈阅了这份报告。于是从四月四日晚开始,清理花圈、标语,抓反革命。

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前群众和民兵、警察、解放军发生了严重冲突。到晚上九点半钟,出动了一万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警卫部队,封锁了天安门广场,殴打和逮捕集会的群众。

四月五日这一天,江青都躲在人民大会堂内,用望远镜观看天安门广场镇压群众的情况。夜里十一点多钟,江青从人民大会堂拿了茅台酒。花生米和猪头肉,兴匆匆地来到游泳池,先去看了毛泽东,然后跑出来同大家说:“我们胜利了。大家干杯。

”还说:“我也要做一个棍子,以后好打人。”

我不晓得她跟毛说了什么。但这是场自发性的群众运动。毛也一再说过不以武力对付群众。我非常厌恶江青的言行和镇压事件。

四月六日凌晨,政治局会议认为这次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决定继续组织三万名民兵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周围,另派九个营的部队在市区内侍命。毛远新将会议情况报告了毛泽东,毛表示同意。

四月七日毛远新将《人民日报》记者有关天安门事件的“现场报导”,送毛泽东审阅,毛同意发表。毛泽东说:“这次事件发生在,一·首都,二·天安门, 三·烧(房子、汽车)打。这三件使事件的性质变成了反革命。”毛提出,据此撤销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并且提出,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 主席、国务院总理。政治局根据毛的意见,做出了相应的决议,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

四月七日晚,汪东兴在游泳池大厅召集一组工作人员和医疗组全体开会。汪宣读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其实大家已经在广播中听到了。汪又传达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开完会,大家散去。汪叫张耀词、我和负责警卫的人留下。

他说:“你们可是要把住关,不要随风倒,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乱揭发。特别是医疗组的医生们,由不同的医院来的,对他们可是不了解。要他们不能乱讲。”

汪的意思很明白,要大家在这次运动中,不要讲出一些对他不利的事。他不知道,当时医疗组的医生们,为了毛的病正在想方设法,延缓毛的病的进展,那里有什么心思揭发批判,搞“批邓小平”的运动呢?

一九七五年十月开始以后,毛的身体又有了明显的恶化,如前所述,每昼夜二十四小时尿量不足五百毫升,经过了多方治疗,尿量也不过八百毫升左右。毛不 肯做身体检查,查血更是困难。医生们无法了解他的病情,最后只能用查尿液的各种成分来判断他身体内部的变化。测定尿液中的各种化学成分,是一件很复杂而细 致的工作。

所幸,三0五医院已通过外贸渠道,购置了多种生物化学分析鉴定仪器。

这样才算是多少摸索到一些情况。但是却不能凭这些检验结果,作出病情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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