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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22)2011-04-07 1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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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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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此时越来越接近权力的巅峰,全中国进行全面军事化。军队担任恢复秩序的重任,军管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府机构。原来主管省政府的党委书记,换成 省军区司令员或政委担任。中共庞大的官僚体制中,从上到下,清一色都是军人。即使在毛常去的招待所也是如此。全中国在林彪的领导下背诵毛语录,学习解放 军,形成热潮。警卫局纳入军队编制,全部穿上军装,我自然也不例外。只有毛还穿着他的睡袍,在公开露面时,有一两次换上军装,以表示支持军队,以后又换回 中山装。

那时中国仍有两大敌人——苏联和美国。一九六九年三月份发生了中苏黑龙江边境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数月内,全中国处于备战状态。一些有问题的干部, 还有那些遭批斗的知识分子和教师,全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干校的目的在于使下放的人体验农村真实生活,并向贫下中农学习,日出夜息,担负着力所难 及的重度体力劳动。谁都知道五七干校名为学习,实为处分。中学生和大学生这些年轻知青则被送去“上山下乡”,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一九六九年八月发起城市中“深挖洞”,以做为空中轰炸甚至原子弹的庇护所。

北京市下挖筑了网络密布的地下通道,可以容纳下所有北京市民,而工程兵部队则修建了“五一九工程”。(见前文)就在这时,毛有天向我提出了一个问 题,要我思考以后回答。毛说:“你想,我们的北面和西面是苏联,南面是印度,东面是日本。如果敌人都联合起来,从东南西北,四面八方进攻中国,那么中国怎 么办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而且也不知道毛的本意指的是什么。

第二天我同他说,我回答不出。

毛说:“日本后面实际上是美国。可是东面的美国,离我们远得很哪。我看,还是照我们老祖宗的办法才好,叫做‘远交近攻’”。

我说:“我们的报纸几乎天天对美国中诛笔伐。越南又在同美国打仗。这怎么能交往得起来呢?”

毛说:“美国同苏联不同。美国没有占过中国一块土地。美国新总统尼克森上台了。此人是个老右派,老反共分子。我是喜欢同右派打交道的,右派讲实话。不像左派心口不一,说的和做的完全不一样。”

我同汪东兴闲谈时,也谈到毛的这番话。汪以为这是随便说说,并没将这些话当成大事。朝鲜战争于一九五0年六月爆发后,中美关系持续互存敌意,中国认为美国帝国主义想在亚洲以武力建立霸权,对美帝从未稍缓词色。我根本想不到毛的对外政策,会有大幅度的改变。

尼克森也正在改变美国的中国政策。尼克森总统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给毛带话,美国反对苏联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反对苏联给中国做“根治手术”,即破坏中国在新疆的原子弹基地。毛与尼克森的看法不谋而合。

毛说过:“什么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这是亚洲战争体系,无非是向中国进攻。”

毛还放过狠话,对苏联还以颜色:“中国的原子弹、导弹打不到美国,打苏联可容易得很。”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上旬,周恩来送来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一份报告:波兰华沙举办一个时装展览会,在开幕的酒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向中国驻波兰使馆出席酒会的人表示,希望同中国驻波兰代办会谈。毛批了同意。这个文件给我看了。

毛说:“中美在华沙会谈,自一九五八年停止,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现在可以重打鼓另开张,认真谈一谈。看来尼克森有诚意,几次他带话来,愿意同中国对话。

我趁毛想改善中美关系的机会,提出重新订阅美方医学杂志的要求。我告诉毛,文化大革命以后,美国的医学杂志都不许进口,所以我们对医学的新进展一无所知。

毛年纪日大,我的保健工作会越来越棘手。我必须尽量吸取国外新知。

毛说:“美国千方百计打听我们的消息。我们就这么蠢,自己将自己捆住手脚。

你写一个订外国杂志的报告交给我。”

毛将我写的报告批交周恩来和康生。毛对我说:“我要让他们认真想一想我们的对外,特别是对美国关系。”

中国官方仍不断攻击美国,并举兵帮助北越。中美关系却在台面下暗地展开。

毛正在贯彻他的远交(头号敌人美国)近攻(苏联老大哥)战略。

天一阁·传奇传记·李志绥

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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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中国此时处于备战状态。毛计划和美国缓和紧张关系。毛对他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林彪越形不满。九大结束后不久,我在一趟南巡中,第一次察觉毛对林的敌意。

中南海仍由汪东兴率领的八三四一部队负责守卫。即使人数确有增加,也不容易觉察出来。对我来说,从针织总厂回一组后,最令人注意的是毛的女友更多了。

外面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毛仍然过着他的一如既往的逸豫生活。

一九六九年五月毛又出巡,一路到武汉、杭州和南昌。招待所的服务员全部换上穿军装的女孩子。这次南下,浙江省文工团的两位女孩成了毛的“密友”。这 两人甚至把自己的妹妹分别从温州、绍兴调来,充任毛的服务员。文化大革命时期奉行“简仆”的生活纲领。但党的教条越道德化,毛主席私生活越是“资本主义 化”。

就在招待所卧室咫尺之外,身着军服的军人来回巡哨。这次南下时我就发现,军队军管后,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军人。从武汉、杭州到南昌,上自省领导,下至服务员,清一色全是军人。

毛对招待所里换成了清一色的军人,很怀疑这种作法的动机。他同我说过:“搞这么多当兵的来作什么?”毛知道军人会向上级如实报告他的活动。毛自然痛恨被“监视”。他要这些军人撤走。

我认为毛对军人的敌意,来自于他对林彪日益坐大的不满。我将这话告诉了汪东兴。汪说:“这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军队搞军管支左,夺了各级的领导权,自然要换上军队的人。警卫局没有军管,可上穿上军装。”汪一向政治敏感度颇高,但他不相信毛、林两人关系已渐渐出了裂痕。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发生的一椿小事,使我肯定毛对林持有严重敌意。九月底回到北京,往了不到两个星期,十月上旬出发到武汉。十月下旬起,不断有寒潮南 下,气温骤然下降。到十一月中旬,已经很冷了。我从多年经验知道,不开暖气,毛一定会感冒。但他不同意,认为室温低,正是锻炼身体耐寒的好机会。这时汪东 兴因病,回北京住院去了。张耀词怕负责任,打电话给叶群,让叶将这件事告诉林彪。

林也建议要开暖气。

张将林彪的话向毛讲完后,毛一言未发,似乎不置可否。等到张出去以后,毛对我说:“什么事都向人家报告。人家(指林彪和叶群)放个屁,拿来当成圣旨。”

从这句话,明显看出毛对林已经有了明显裂痕。

十一月底,仍旧没有开暖气,毛感冒了,不肯让我治疗,于是又引起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不得不接受治疗。毛很快恢复了,这才同意开暖气。

毛叫我给他写一个书面报告,写明这次生病的源起和治疗经过。他说:“这个报告是说明,我这次生病,起源的责任不在你们,是我不让开暖气。”

在此同时,我也替汪东兴与林彪的关系日形密切而疑虑重重。我警告过汪几次,但他不以为然。汪对毛绝无二心,但汪野心勃勃,力求与任何可使他达到政治目的的人建立关系,以扩大势力。在文革的风声鹤吠中,汪意图与林巩固关系是招稳棋。

林彪是毛的亲密战友,林曾说过“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跟林合作也等于为毛做事。这是合理的推论。

但政局又在风云暗起。这次汪东兴竟没有马上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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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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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0年初,一组内流言蜚语,盛传毛的一位女机要员和毛的某位随员过于接近。汪觉得这影响不好。汪的私生活毫无可议之处,他对他妻子非常忠心。因 此他无法了解毛“哪来那么大的劲”。毛既然是个特异人物,汪便也不以一般常理来看待毛。但他对一组的人则是一丝不苟。四月在杭州时,汪要我开个会,批评两 人。

我认为这件事办不得。我喜欢那位女机要员,她是个天真纯朴的女孩子。我并不相信那些指控,她和那位随员只是说笑闲聊罢了。而且,开会批评尽管是好 意,但受批评的人,心里一定不满意。传到毛那里,毛会认为这是指桑骂槐,因为毛本身就有这个毛病。汪不以为然,说我胆子太小,顶多惹得毛不高兴了,不在这 里干工作,还可以到别处去干。他是我的领导,我只好奉命了开了会。

事情果如所料,尽管语言和缓,但是批评总使人不舒服。女机要员非常不高兴,于是联合了张玉凤,到毛那里去告状,我不知道她们告些什么。但不久,我就知道我犯了大错。

几天后在从杭州回北京的专列上,毛找我谈了一次。毛说:“你太蠢了,不该你管的事,你要管。我看你还是缺少锻炼。回北京后,你组织一个医疗队,到农村搞搞巡回医疗。多接触社会,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会好一些。”

我决定去黑龙江。现在那里的人正忙着挖深洞的备战工作。我可以观察一下当地备战的实际情况。

能去黑龙江让我松了一大口气。虽然有毛的保护,我在北京的情况仍岌岌可危。

这段期间,我往的卫生部宿舍内,给部长和副部长开车的司机在一九六九年也造反了。他们切断了水源和暖气。这样,日常生活也难以维持。卫生部内另一派抢得了会计室的钥匙,凡是取工资的人,就得加入这一派。我拒绝加入任何一派,保持中立。

我同毛讲了我的困境。毛让我转告汪东兴,将我和吴旭君的人事关系全部转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宿舍也搬到位于西单附近的中央办公厅宿舍内。

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五七干校成立后不久,娴的机关全部搬到黑龙江省离中苏边界不远的肇远县农村中,我只好请一位老保姆照顾两个儿子。

娴不但体力劳累,还得不断承受精神上的打击。她每天从早到晚,要在农田里和年轻的壮年男子一样地耕田劳动,晚上还要参加思想批判会。会上有些人的发 言总是旁敲侧击,提出她的政治历史有大问题。我们都知道,只因为我仍在毛处工作,所以才没有将她的名字点出来。可上这种精神上的折磨,真让人受不了。

所以如果我去黑龙江,我可以去看看娴,顺便安慰她。就算我的医疗队驻在不同的地方,总比我在北京要近得多。只要远离北京的政治紧张,我们总能找到法子见面。

我这次去黑龙江是带着被流发的心情的。牡丹江市向南大约一百多公里是宁安县,满清时代叫作宁古塔,是流放政府官吏的所在。因此我选择了宁安作为我巡回医疗的地点。

汪原本不想让我去。汪说:“这把我们的计划全打乱了。现在北京医院没有恢复秩序,主席有了病,没有地方可以住院。我们已经将养蜂夹道的高级俱乐部 (位于中南海外北海附近)接收了,正在这里组建一个医院,名字叫解放军三0五医院,这是专这主席和其他领导人准备的。已经同意任命你(指我)为院长。”

但我仍为下放黑龙江一事怪汪。汪一定要我开会,导致我的下放。毛已对我日渐失去信任。江青和康生也一直在攻击我。和觉得自己其实是个替罪羔羊。汪东 兴跟林彪走得太近,没有注意到毛对他两人都有了戒心。我多次告诉汪,毛对林的敌意时,汪总是嗤之以鼻。这次我确定毛是拿我来代替整汪。

我从北京医院抽了一位内科医生侯,一位妇产科杜,从三0五医院抽了一位外科医生牛,一位手术室护士小邵,警卫团派了一位大队政委张,加上我和卫生员小李,一共七个人,带上器材药品,六月二十九日乘北京到哈尔滨的直达快车出发。

天一阁·传奇传记·李志绥

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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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的办公室事先已打电话跟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打过招呼。我们到哈尔滨后,一切都安排得很周到,光参观哈尔滨市就足足有一个礼拜。我们参观了工业区, 工厂组成了民兵,发了枪和弹药,随时准备迎战苏联。地下的地道连成一片,开始覆盖上水泥,成为永久性建筑。我们也去看了近郊的几个野战医院,房屋和设备都 很简单,但用作急救站是绰绰有余的。我想去看珍宝岛的提议被拒绝。省革委会主任说,中苏边界仍然有时有小型冲突,战争的气氛很浓,还是不要去的好。

从哈尔滨又乘火车到牡丹江市。这是一个小城市,但是很整洁安静。我们在镜泊湖住了一夜。这是一串湖泊连在一起,景色宜人。当地人告诉我,文化大革命 前,这里还有些白俄居住,靠狗熊和东北虎为生,文革以后都离开中国了。由市革委会钟司令招持参观和款宴十天后,我们乘车到了宁安。我们人员增加了,黑龙江 省卫生厅派了一位医生,牡丹江市又派了一位外科医生和护士。我们一起在农村走家串户,进行义务医疗。我这下真成了“赤脚医生”。

我住在人民公社的办公室里,和卫生员小李同一个房间。李对我像对父亲一样照顾我。黑龙江的黑土丰沃,适合种植玉米和大豆。

农民的土屋也和南方不同。屋子用泥土砌成,稻草覆顶。屋内有个大坑,一家男女老少都一起在上面吃饭和睡觉。黑龙江省不像国内其他地区,森林未遭到滥砍,因此家家有足够的木材做柴火。炕下有个煮饭的火炉,烟囱冒的热气可以暖炕。

宁安县有汉人,也有朝鲜族人。朝鲜族人有不同的习俗。他们用一种彩纸贴在炕上,让炕台看起来干净,屋内也显得整洁。中国人习惯铺一层稻草在炕上,所 以看起来葬乱。公社的农民没有江西穷,但手头也很拮据。没有医生,如果生了病,得走去宁安城里看病。但没有人想到要去看病——医药费太贵,城也太远。现代 医疗观念在此并不存在。

秋收时,有天有个老农妇被麦芒扎穿眼睛的角膜,我没有适当的医药或设备,我要她去城里的医院看看。但她没有钱,不可能去。

我是大部分农民平生仅见的医生。我从一村到一村,走家串户,用最基本的器材药品进行义务医疗。他们看到我们时总是笑逐颜开,十分亲近。公社内有两种肆虐—

—肺结核和条虫病。农民养猎,在田里野放,不设猪圈,常食生的粪便而染上条虫。

农民吃猪肉,总不煮烂,因此很容易染上条虫病。

我虽然喜欢这里的义务医疗生活,却没能见着娴一面。娴所在的五七干校由于战备,已经从黑龙江迁到河南省沈丘。我非常思念我的家人。冥冥中,似乎命运 的魔掌一直在把我们分隔开来。从娴的数封信中我得知她日子很不好过。我下放到黑龙江后有不少传闻。一个说法是说我因政治问题被调,另一个说法是说我向苏联 “投诚”,或遭俄国人绑架。我的家人和我都为这些恶意中伤而感到沮丧。但宁安的封闭生活非常平静。宁安似乎是文化大革命纷拢世界中的桃花源。

我已经到宁安四个月了。一九七0年十一月六日我们正在村子里给农民看病,一辆吉普车开来。钟司令从车上跳下来说:“找你足有两个小时了。我们从一个村子到一个村子,真难找啊。”

我问他什么事。他说,北京中央办公厅来了长途电话,有紧急状况,要我立刻回去。我将医疗队交给张政委和牛医生,同钟司令上了吉普车。到牡丹江市已经 是晚上九点多钟了(这一地区只有牡丹江机场)。钟司令一定要给我饯行,我推托不掉。但我一点也吃不下去,我不知道叫我赶回北京是什么事情,会不会有了新的 周折。

到飞机场已经快十一点了。一架苏联制伊而六十二飞机停在机场跑道上。我登上飞机,机舱中只有我一个人。抵达北京西郊机场已经深夜二时多。毛的司机老张正有等我。

座车在空荡而黝黑的街道上疾驶向中南海。我仍穿着一身厚棉军衣。车子停在室内游泳池前时,我已满身大汗,对我说:“他老人家坐在大厅里等你。你见过他,我再告诉你详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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