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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19)2011-03-31 12:5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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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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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五月,毛觉得翻天覆地后,又开始隐居起来。

<五、一六通知>通过后,毛跟我说:“让他们去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是毛一贯采用的以退为进法,好整以暇地隔山观虎斗,静待他的敌人一个个现出原形。

我们便避开政治的纷纷扰扰,在杭州待了下来。

毛的以静制变使党领导群龙无首。文化大革命需要毛的领导。我想此时毛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仍让领导之间摸不着头绪。

六月初,刘少奇和邓小平到杭州来过一次,向毛汇报文化革命的情况。刘、邓走了以后,毛曾经说:“让他们去处理运动中的问题,我还在休息。”

我当时听了毛的这两句话,立刻感觉到,毛似乎置身事外,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那么北京乱起来,不正是必然出现的结果么。

在杭州住下来,仍旧是每星期两次舞会,有时候去爬爬丁家山。我看他沉思的时候多,说话少了,但是精神上却显得很好。

六月十五日由杭州动身,乘火车西行。十八日到湖南省湘潭县,改乘小车驶向韶山。

一九五九年六月,毛回到韶山时,到山下的水库游泳,曾说过:“等我老了退休,可以回到这里搭个茅棚子住。”当时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决定,自一九六0年开始,在滴水洞修建了别墅。这就是毛的“茅棚”。

这里四面环山,长满了青翠的乔木和灌木。附近没有居民,是个远绝人世的山谷。毛说:“这里我小的时候来放过牛也砍过柴。大石鼓上有一块大石,叫石头干娘,小的时候,每次路过都要拜一拜。另一座山上有个虎歇亭,我小时候常到这亭子里来躺着。”

住到滴水洞宾馆以后,消息更加闭塞。每隔两三天北京派来机要通讯员送文件一次。他们带来北京的报纸,我也从他们口中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他们说北京现在各学校都乱了,学生们闹得很厉害,没有人管得了。我想再问时,他们也不愿意多说。

但我听说了傅连璋的事。他在文革初就被斗。一九五八年傅已被强迫退休。由于前所施行的保健制度,他树敌不少,领导同志没有一个喜欢他。但主要对傅怀 恨在心的是林彪。解放初期,傅劝林戒毒瘾不听,傅向中央写了报告。又一次,林患肾结石,傅组织会诊,叶群要求查小便,傅不同意,是一位医生私自去化验后才 确诊的。因此林、叶对傅恨之入骨,想方设法要置傅于死地。自一九五八年后我就很少听说他的事。他挨斗后,给毛写了一封信来。

毛说:“傅连璋告诉我,有人斗他,自杀一次,救回来了。他让我救救他。其实傅连璋这个人是好人,已经退休不管事了,还有什么斗头,这个人要保一保。”

又说:“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

事实上毛的这个保一保,是白说了。到一九六六年底,总后勤部革命造反派的一些人,将傅抓到西山,此后音信皆无(1)。

我们到韶山十天后,六月下旬,湖南天气很热。滴水洞因在山谷中间,每天闷热潮湿,没有冷气设备,只靠几台电风扇,解决不了问题。毛于是决定迁移到武汉。

到武汉后,和外界的连络频繁多了。机要通讯员每天由北京来一次,带到大量文件、报纸、杂志和信件,我收到的娴的一封信,我们已经有一年没有见面了。 毛在武汉隔岸旁观文化大革命在北京的发展,十分高兴。他的敌人正逐渐落入他的圈套,他趁此养精蓄锐,准备击溃他们。从我与他的谈话和他给江青的信中,我都 暗暗感觉到这点。

起初毛对文革并没有计划。但由这封给江青的信可以看出毛对当时局势的看法,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对今后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都做了分析,特别充 分肯定了他自己在这些方面所起的作用。而毛向江青,而不是别人,讲出了心里话,更加抬高了江青的政治地位,表明毛对江青的信赖。我认为这封信,极为重要, 可以看成是毛在政治斗争中的宣言,也是他在政治斗争中发出的遗嘱之一。

毛在武汉的遁隐生活中写道--

江青: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了。你还是照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即上海)住一会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 六月十五离开武林(即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即在滴水洞)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即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 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讲政变的问题。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 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不行 了。在重大问题是,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信中的几句话: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 上,读过这几句。人贵的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对于朋友(指林彪)的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 刊上更讲的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

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的本意,为了打鬼(指毛在党内的敌人),借助锺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锺馗了。

事物总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减,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知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 过。以上写的,颇有点接近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 是我跟黑帮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 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而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

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楣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军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

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为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 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果发生反共的右派改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 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 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 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 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这信先交给周恩来及康生。江青获信后,欣喜若狂。虽然信中也有涉及对她的批评,她仍将信在少数核心领导人中印发流传,以求进一步巩固她目前的政治地位。

毛知道后,命江青收回,禁止流布。我在将信还给办公厅前就抄了一份下来,保存至今日。

以后二十五年中,我常常回想这封信的内容。今天,亲身经历过那些政治动荡,仍觉得此信足以证明毛在政治上有他自己的真知灼见。毛从未完全信任林彪。毛只是暂时利用林来借刀杀人。林没多久后,背叛了毛。毛死后,所谓的右派终于夺回权力。

每次政治运动时,我都尽量躲避,免得惹祸上身。这次我本来想,同毛在外地,可以不搅到运动里去了。现在看来,要躲是躲不过的。

七月初,毛已经离开北京有数月之久。北京一片混乱,他正准备要回去。他对我说:“北京现在热闹起来。我在这里再住下几天,你先回北京去看看,只要文 件和材料不行,要亲眼看看,才能分清好人和坏人。你准备一下,明天回去。”毛要我对北京的文革活动进行调查,然后向他报告。他一月不让人回石溪时,口中所 说的 “事”

,就是这件任务。

我说:“从送来的材料上看,政治局和书记处已经控制不住局面了。现在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也弄不清楚。我回北京去以后,找什么人才好呢?”这时中共的领导们都在手忙脚乱。在这个政治的大漩涡中,到北京后找谁呢?

毛沉吟了一下,说:“陶铸调到北京。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你去找他,就说是我叫你去的。让他给你安排去看看群众的革命造反活动,和张贴的大字报。等我回来以后,你讲讲你的看法。”

我仍然不怎么放心。在毛的保护下,我可高枕无忧,一旦单独行动,去调查一个根本不了解的运动,心情真是如履薄冰。毛几周前和我说过:“我看,这次要死个千把的人。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

我不愿见到天下大乱,文革使我提心吊胆。第二天,我在离开北京一年多后,坐飞机回到了北京。

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我正在北京。那天,毛在长江游水,轰动全球。我跟毛游过好几次水,因此几乎没有注意到这条新闻。我当时并不知道许多抱着怀疑态 度的外国人,对一个七十三岁的老人能创下超越奥林匹克冠军记录的惊天动地之举,觉得不可思议。我并不以为然。长江武汉那段水流湍急,毛仰游在水面上,浮起 的大肚子可一路顺流而下,一下就漂过好几十里。

对我来说,毛的长江游水意味着他自我放逐的结束。这也表示毛不满中央领导,正发出战斗的讯号。两天以后,也就是七月十八日,毛回到北京,整装亲临政治斗争的前线,又一次重大的灾难正式揭幕了。他开始亲自指挥文化大革命。

注释

(1)傅连璋死于一九六八年三月。

天一阁·传奇传记·李志绥

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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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里,娴十分高兴,两个孩子放了暑假都在家里。当晚全家吃了一顿团圆饭,但娴很担心。江青现在已经握了实权,我明白她为我和全家的安危发愁。但她似乎心里还有别的烦恼。

夜里娴轻轻说:“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田家英已经自杀死了。”

我吃了一惊。田家英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在很多事情上看法一致。自从公布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名单以后,我为我自己担心,有时也想到田今后的日子会不好受。

长期以来,田与陈伯达及江青积怨甚深,互相攻击,相持不下。田家英对大跃进很反感,自毛一九五九年批斗彭德怀后,田几乎已被排挤出中央政治核心。我知道他会被斗,但没有到他这么快就死了。十年文革中,田家英是我的熟人里,第一个走上死亡这条道路的。

我说:“我在外面怎么没有一点消息呢?谁都没有告诉我。”

娴告诉我五月十六日中央通过文化革命通知以后,汪东兴按照周恩来的布置找田家英谈过,并派戚本禹等人去田家英家清点接收田的文件--这是要批斗田的确定讯号。当晚田家英就上吊了(1)。

娴说:“这次叫你先回来,可能看看你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我劝你心肠放宽,遇到再在的困难,也不要采取田家英的办法。我们全家只有四个人,你要是自杀,我们就全完了。”

共产党员是不准自杀的。自杀是叛党行为,自杀者的家人往后也会被戴上叛党分子家属的帽子,抬不起头来。如果我自杀,娴会被开除,送去劳改,儿子们也会被下放。娴又说:“你一倒,可就完了。”

我说:“我不会自杀,真到斗我的那一天,你立刻同我离婚,这样可以保住你和两个孩子。”

事实证明,我的这一想法,还是将共产党估计得太好了。随着文化革命的开展,被斗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家破人亡。用离婚的办法躲不过去。

娴说得对,毛叫我先回北京就是要看看我的态度。

第二天我立刻去找汪东兴。我将毛的话告诉了汪。汪说,陶铸要第二天才由广州到北京(2)。汪约我次日与他一起去接陶铸,又要我同他一起到中南海的西楼去看看给陶布置的住室。

到飞机场接陶后,在去中南海的车上,我将毛的话告诉陶。陶说话痛快:“明天我叫中央文革小组派个人,同你一起去大学里看看。”

我心里直发虚,谁知道中央文革是什么一种状态。我不能搅进去。

这时汪东兴说:“主席是叫他找你,没有让他找中央文革小组。还是不找的好。

陶点点头说:“现在我主管中央宣传部,卫生部属中宣部管,你可以去找钱信忠,去看看医学院。我叫中宣部派一个人同你一起去好了。”

当时中国医科大学(前北京协和医学院)已经闹得无法控制。整个学校喧腾混乱。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我,和中宣部一位徐同志一到学校便引起骚动。学生已罢课,教学大楼内贴满大字报。其中的一张大字报指出钱信忠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其中提出,钱信忠原是国民党军队中一名军医,一九三四年在安徽大别山地区被共军俘虏,加入共产党。共党在过去很欢迎国民党的“投诚者”。

我看了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不禁吓了一跳,这种“揭露”,完全是人身攻击。

而这种攻击使对方无法解释,只能被打倒。由此我想到我自己。如果我陷入到里面,被“揭露”,被攻击,就不堪设想了。

走进礼堂,学生们已经坐满了。大家喊口号,情绪沸腾。我默默坐在后面座位,钱走上讲台。我看到中宣部那位姓徐的,已隐在学生之中,后来看不见了。学 生们开始向台上的人叫骂,提出尖锐的问题。我听到学生们指控和卫生部只为“老爷”服务,忽视广大群众的保健。他们特别提到毛的<六二六指示>。那时我才惊 悟到我写的那份报告,现今被拿来作攻击钱的利器。

在会场上我坐立不宁,感到很内疚。没有所谓<六二六指示>,钱信忠可能不会被斗得这么惨。那天全会场的人,只有身为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知道那所谓的 <六二六指示>是我写的。只有他知道是陶铸,也就是毛派我陪他到学校。也只有钱知道我是毛的私人医生。我全身颤抖地离开会场,决定不再参加这类会了。万一 我被斗,被揭发所有的过去(我及我父亲的国民党史,娴是地主的女儿),我就完了。

我向汪东兴说明我的想法。汪说,先休息一下也好,等过几天再看看。

到十二月底,陶铸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攻击,已经摇摇欲坠。起因是一方面陶做事不原受江青的压制,另一方面陶支持许多被批斗的党委(包括钱信忠和王任重)。

陈伯达写了一封信给毛,附有中宣部那位徐同志的一封揭发信。毛给我看了。信中大意说,我与陶铸有密切关系,陶派我去医科大学保卫生部党委。我立即向毛说:

“回京找陶铸是你让我干的。”

毛笑笑说:“论关系吗,你同我的关系倒有些密切。”毛叫我写个大字报揭发钱信忠,我没有照办,也没有告诉毛。反陶铸事件中,毛保了我。但许多跟我一样无辜的人,都遭到迫害。

七月十八日毛由武汉回到北京,七月二十二日毛叫我到亿他的菊香书屋。他对我说:“明天你同李讷一同到北京大学去看看大字报,和同学们谈谈,看看他们是不是反革命。”

毛在杭州和武汉养精蓄锐时,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刘少奇在北京的各大学里派了工作组。但毛怀疑工作组不但不支持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将他们打成反革命。

我说:“李讷原来是历史系的。好多人认识她,我们去了,岂不让大家联想到你。”

毛说:“那有什么关系,联想一下也好。你们可要支持学生。”

第二天我们到了北京大学。李讷找到了她认识的同学和老师。大家围坐在学生宿舍里议论。议论中,我很少说话,都是李讷同他们交谈。校长陆平是他们的主要议论对象。

他们说,打倒校党委以后,由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取代了校党委的位置,继续镇压学生,将学生打成反革命。

听完学生的议论后,我们在北大里绕了一圈,大字报太多,也来不及看。有几处演讲台,围着许多人,有的在台上辩论。

我对这些毫无兴趣。我认为根本的问题,发生在高层领导内部。有任何分歧,应由他们自行解决,凭什么要将问题推到学生间呢?

但毛并不作此想。毛与领导内部意见分歧其来有自,早在一九五六年,毛就发现党内整风也起不了多大用处。他动员知识分子帮共产党整风,反而倒戈相向。 他号召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知识分子竟敢质疑起社会主义,还将批评的矛头纷纷指向毛。这次文化大革命,他决定越过党官僚的重重关卡,直接鼓动这些崇拜他的 年轻人起来造反。

我不禁想到,我离开武汉前,毛同我说的一些话。他说:“看来只有年轻人才有冲破旧势力的勇气。要靠这些娃娃们造反、来革命,否则打不倒这些牛鬼蛇神。”

回到中南海,将所见所闻告诉了毛。毛的神态似乎洞察一切,成竹在胸。他并没有仔细听情况。我总感觉,毛叫我去北京大学,并不是为了了解情况,向他汇报,而是通过此行,让我接受“群众教育”,测量我对文化革命抱什么态度。他最后问我一句话,说:“将学生打成反革命对不对?”

我说:“自然不对。哪里有那么多的学生反革命?”

毛说:“是啊,问题就在这里。”

我于是通过毛给我的第一个考验。

毛回北京后,越来越常在公开场合露面。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万人礼堂里坐着来自各学 校的学生 “积极分子”,包括前一段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会上首先公布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接着刘少奇和邓小平因在毛离京期间在各学校分派了工作 组,而做了自我批评和检讨。

毛并未出席,他不愿学生认为他和刘、邓是站在同一条阵线上。领导和学生们都不知道毛去了大会堂。就在大会开始前,他隐身坐在幕后,我也随侍在一旁,毛不露声色地听着刘少奇的自我批评。

刘的自我批评和一九六二年毛在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承担困难时期的责任的那个自我批评,十分类似。刘并没有承认犯了错误,更没有说是严重错误,只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对于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毛听了嗤之以鼻地说:“什么老革命,是老反革命。”

我听到以后,心中一沉。现在完全明白了。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是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俩是党里的“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这时周恩来在台上宣读毛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任务(3)。毛本来打算走回一一八厅,但是突然停住,说:“要支持革命群众嘛。”

待到周一讲完,几个随从人员把幕拉开,毛闪的现身,像变魔术一样,从幕后走到台前。全场学生欢声雷动中,毛以胜利者的姿态走回一一八厅,周恩来像忠 犬般尾随毛后。毛从头到尾没有正眼看刘或邓一眼。刘、邓呆立台上。毛的这一行动,最明确不过地在群众眼前,表现他与刘、邓的分歧。

三天后,八月一日,毛给清华大学附中一位学生写了一封信。附中几位学生在五月组成了一个造反组织,自称为“红卫兵”。毛对反动派表示热烈的支持,并倡导“造反有理”。毛的话在学生刊物上争相转载,立刻激励了中国各地的年轻子弟。

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中学大学成立起来。

为了支持校区的大字报运动,毛也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央立即发布。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主要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 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毛号召全中国年轻人扩大文化大革命。由此可 见,学生的革命和造反,是由毛支持着。

毛八月十日在中南海西门的中央接待站会见群众。而后毛于一九六六年秋季,在天安门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每次都有我陪同。有两次毛是乘吉普 车巡行检阅。林彪也在,看来神经衰弱全好了。北京的秋天太阳最烈,天安门城楼上风很大。但林彪变得不怕光,也不怕风,次次和毛一起向城下的红卫兵挥手致 意。

我这时才完全明白,毛在一九五六年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就对刘少奇及邓小平深为不满,现在毛的敌意越来越明显,刘、邓两人即将垮台。但对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毛发动文革的动机仍是混沌不明。

毛私底下和我及其他少数人说刘是“反革命”。但是在语言上却另有一套。例如八月一日至十二日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 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又说:“要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这些话,好像不同派别的存在,是自然的,而且宽恕了刘少奇。有些人误信了他的这番语 言,成了文化革命运动中的绊脚石,成了保刘少奇的“保后皇派”,因之也就被打倒,被斗。

“冰封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多年后,毛才一一击溃他所有的敌人--有些还是解放前结下的梁子。为了最终的胜利,毛不惜将全中国卷入一片混乱中。

注释

(1)中国资料来源显示,汪东兴在五月二十二日下午派王力和戚本禹去清点接收田的文件,搜查直到夜间才结束。据报田在五月二十三日清晨自杀。

(2)陶铸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其他资料来源则指出,陶于六月四日抵达北京,六月九日往杭州。本书此处所描述,陶返回北京的时间,大约是在他被中央任命后六个星期。

(3)其他资料来源提供另外的发言人顺序。一种说法是李雪峰、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另一种说法是李雪峰、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李医生记忆所及,认为第二种说法才确实。

天一阁·传奇传记·李志绥

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61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红卫兵兴起了抄家风。我在弓弦胡同原保健局宿舍的家因此不得安宁。我住的宿舍院内有二三位卫生部副部长住在里面,医学院的学生和 许多外地到北京的医疗卫生人员,三天两头到我们住的宿舍来抄家。有时敲错门,找到我们家。中央文革小组常派出人,化装成学生,参加抄家和捉人。我不是目标 之一,但现在天下大乱,红卫兵起了串连狂飙,满天栽赃诬陷。娴劝我少回家,多待在中南海。

只要我跟毛在一起,就很安全。不过我平时写的日记这时已经有了四十几本,都有关于我的工作和毛的情况。娴认为留在家里太危险,一旦被红卫兵抄去,就立刻可据为反革命的证据。我带到中南海内,全部烧了。

毛知道了我的处境,特别给我一个工作。毛让我和吴旭君筛读每天由全国各地如雪片般涌来的各种小报,挑选一些送给他看。此时全国文革运动如火如荼的展 开,文件数量太多,毛的几位秘书也看不完。我很愿意做这件工作。这些文件刊载各式各样的消息,甚至有的连中共中央的机密文件及会议都登在上面。这些小报都 是由各种革命造反红卫兵组织所编发。我可以从这许多小报得知各地方文化革命动态以及许多领导被批斗的大会记录。栖身中南海内,也正好暂时躲开这乱糟糟的外 面世界。弓弦胡同那份宁静之美,已被打得粉碎,我觉得很难过。但同时我很庆幸有中南海的保护。

没多久,中南海也变得不安全了。每个人都遭到怀疑。

这时,周恩来也受到以江青为主的造反派的围剿。他们给他戴上反党的帽子。

事情原委是一九三0年代上海《申报》,曾刊载一篇伍豪(周当时的化名)宣布正式脱离共产党的启事。

周有次来室内游泳池见毛,当时我也在场。周腋下夹了一份图书馆借来的《申报》,跟毛谈这件事。周说这篇文章是国民党造假诬陷,刊载时他人不在上海, 已经到了江西苏维埃革命根据地。这是国民党捏造的,康生可以证明。毛从来未对我谈过对此事有看法,但我知道周直到死前,心头都有这个阴影。

田家英的事还没有完全结束。田在中南海的人缘很好,许多人都为他的自杀感到悲伤和震撼。田是反党分子,因此,所有和他有关的人都被怀疑有反党嫌疑。 周恩来更是深恐中南海内藏了想谋害毛主席的反党分子。为了毛住在中南海内行动安全,周恩来让汪东兴将原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办公厅除警卫局以外各局的一些 受怀疑的工作人员,集中起来,称为学习班,由宇光主管。在这个班上要坦白交代反毛、反共产党和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及行动,同时还要揭发别人的这类言行。

九月中旬,田的遗孀董边写信“揭发”我。田自杀身亡后,她必须和其划清界线,以示对共党的忠心。董为了自保而“揭发”我。董说我同田家英过往极密,平时无话不谈。但其中没有指出具体的事实。因田家英已自杀,是个“反党分子”,我同他“密切”,自然可疑了。

另外,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揭发我早在一九六三年,由武汉回北京的专列上,我、毛的秘书林克及汪东兴闲谈。那时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刚刚有些好转,毛又开 始推动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时又人心惶惶。我说:“主席这个人就怕大家过好日子。现在刚有口饱饭吃了,又在折腾起来。”随后我又讲:“他这个人为 人不好。”

后面这句实际指的是毛在男女关系上的不正当作风。

回到北京以后,林克将我说的这些话,告诉田家英及逄先知。这时逢写成了揭发材料,证明我的反毛言论。这份材料如果落到中央文革小组手里,他们会将我作为反革命分子捉起来。

汪东兴告诉我这两件揭发信,他收藏起来。汪的“保”我,有他的道理。我到毛处工作,是他首先推荐的,我成了反革命,他的责任不轻。其次,我讲这些话,是当着他的面说的,汪自己也有不少反毛、反江青的话,我知道得十分清楚。我如被捕,坦白出去,正好让江青抓住。

汪多次同我谈过,叫我不要怕江青和中央文革对我下毒手,他说:“怕什么?顶多你同我一起坐牢。坐牢有吃有住,又可以不工作。怕什么?”

何况,有这两份揭发材料握在他的手内,抓住我的辨子,永远不敢“背叛”他。

汪不能把那两封信烧了,因为他也怕别人说他烧一些不利于他的文件,对抗文化革命。汪把这两封揭发信锁在宿舍的保险柜里,并叫办公室的人与已调到新华 社的林克谈话,叫林克不许乱讲。然后让宇光在学习班,将逄先知训了一顿,以后不许这样胡说八道,再胡说的话,加重他的罪行。一九六七年五七干校成立,汪将 逄先知跟第一批人一起下放到江西。逄直到十多年后,一九七八年才被调回北京。

但是到十一月,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警卫局内有相当一批人组成了革命造反队,目标是打倒汪东兴。中南海内贴满了声讨汪东兴的大字报。闹得最凶的是警卫局下属警卫处及行政处的一些人。汪怕被抄家,他将这两份材料送到周恩来处保存。

周说:“你这不是交给我两把火吗?”但还是锁起来了。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周去世后,汪在清理周的文件中,又将这两份收回来,他告诉我,烧掉了。

毛关亲自出头保护了汪东兴。毛同我说:“警卫不能乱。警卫乱了套,哪里还有安全呢?”又由周恩来反覆向我们讲:“凡是在首长身边的人,不允许参加革 命造反组织。”一次外出到人民大会堂,乘车回到游泳池,毛下车后,对司机说:“大字报说‘火烧汪东兴’、‘油炸汪东兴’,火烧、油炸都可以,可是不要烧糊 了,炸焦了,糊了、焦了就不好了。吃烤鸭,谁也不会吃糊焦鸭子。你回去同你们交通料和别的地方的人都讲一讲。”

毛的这些话,是发出“保”汪的信号。警卫局不能乱,否则可能危及毛的安全。

在文革一片混乱中,毛自然是从他自己的安全观点来衡量大局。于是,支持汪、支持警卫局党委的人,组织起来,由中央警卫团协助,将警卫局内革命造反派镇压下去。就我所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原党委没有被打倒,原党委负责人没有被打倒,仅此一家而已。

待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其他中央领导人也被批斗后,中共政治局完全解体。

由中央文革小组召集碰头会,参加的人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外,还有周恩来、谢富治(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汪东兴、叶群,实际上起着政治局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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